中共人物传王稼祥人物传,王稼祥生平事迹,王稼祥评价

Posted 2022-05-05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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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人物传王稼祥人物传,王稼祥生平事迹,王稼祥评价

王稼祥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位杰出领导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为争取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卓越贡献。他把毕生精力，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

学生运动的闯将

王稼祥，原名嘉祥，曾用名稼蔷，一九○六年八月十五日出生于安徽省泾县厚岸村。父亲王承祖在南陵县弋江镇入股经营过当铺和油坊，母亲是旧式家庭妇女，略有文化，心地善良，肯救济穷人。稼祥有两个姐姐，他是最小的独子。他自幼聪慧过人，父母对他十分喜爱，希望他长大后成为一个有学问的人。由于父亲在外地经商，母亲便经常督促他学习，使他自幼养成了爱读书的习惯。

一九一三年，王稼祥七岁时，进入本村柳溪小学 (现泾县厚岸小学) 读书。这所规模不大的山区小学，师资却相当整齐，对传授知识和培养学生也颇为重视，从高小一年级起还开设有英语课。王稼祥在这里受到了良好的学校教育。他学习十分勤奋，每学期考试几乎都是第一名，英语成绩尤为突出。一九一九年，王稼祥小学毕业后，又在本村读了一段时间私塾，攻读了《论语》、《孟子》等经书，打下了良好的语文基础。

一九二二年，王稼祥十六岁时，进入南陵县乐育学校读书。这是一所圣公会办的教会学校，教师有时用英语讲授和提问，促使王稼祥提高了英语的口语能力。

一九二四年，王稼祥以各科成绩优秀、未经考试直接升入芜湖的圣雅各中学高中部读书。

芜湖是长江沿岸的水陆交通要道，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战斗洗礼，各种新思潮比较活跃。中国共产党的一批早期党员恽代英、张秋人、高语罕、沈泽民、薛卓汉等，曾在这里进行过革命活动，传播革命思想。一九二三年一月，芜湖建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地方组织，不久又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地方组织。当时设在长街的科学图书社是发行进步书刊的一个阵地; 书店虽小，却吸引了不少革命青年，《新青年》一到书店，就被抢购一空。王稼祥在圣雅各中学读书时，常利用课余时间，到长街科学图书社，用省下来的钱，购买进步书刊。后来他自己回忆说： “一九二四年我开始接触到一些进步书刊。”到了一九二五年，“阅读了图书馆中所有的有关社会科学的书籍以及当时可以在书店买到的《新青年》、《向导》和《中国青年》。”①在进步书刊的影响下，王稼祥对社会问题开始有所认识。一九二五年四月一日，他在给本村同学王柳华的信中说： “你看社会阶级多么悬殊; 经济制度多么恶劣，他们毕竟把全人类的自由幸福剥夺尽了。富者骄侈，贫者凄楚，你若没有势力和金钱，你站在社会里，是危险极了。你我都是平民，又是中产阶级里的分子，将来的生计，真是茫茫无路，毫没有把握呵。”①立志要为谋求人民的幸福，去改造社会，做一个二十世纪的新青年。

那时，外国帝国主义利用教会在中国开办学校，对中国人民进行奴化教育。芜湖圣雅各中学就是其中比较突出的一所。学校不仅强迫非教徒去参加宗教仪式，而且用森严的校规，禁止学生参加社会活动，更不准学生参加反对帝国主义的活动。王稼祥对这种种戒规深恶痛绝。在他进入圣雅各中学的这年年底，便参加发动了一次罢考的风潮。他后来回忆说： “虽然圣雅各是教会学校，但革命之风也吹到这个学校中来了。一九二四年我开始接触到一些进步书刊，于是利用了学生们怕考试的心理，于一九二四年年终考试前掀起了学校中罢考的风潮。这次风潮是一哄而起的，罢考后学生自动回家，学校只好妥协。”②这次风潮，是王稼祥进行反帝爱国斗争的初次尝试。

教会学校里也闹起风潮来了，这是出乎王稼祥父亲意料之外的事。对此，父母很不放心，就在家乡给稼祥订了一门亲事，想把他束缚在小家庭里。王稼祥对这种包办婚姻是反对的。一九二五年春节放寒假回家时，在父母的一再催逼下，他还是不得不结了婚。对此，王稼祥内心感到极其痛苦。但他并没有因此悲观，相反，更坚定了他献身社会革命的意志。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表示： “只把我的全力，置之社会革命。唉! 革命是我终身的寄托了。”③

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在北京病逝。举国上下，为之哀悼。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联合发动各界举行追悼会，形成了广泛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宣传。芜湖各中等学校，于三月下旬先后举行了追悼中山先生大会，并停课一日以示哀悼。圣雅各中学的学生冲破校方的阻拦，也开了追悼会。王稼祥在会上登台演讲，慷慨陈词，对中山先生哀悼之情和强烈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热忱，溢于言表，使很多人深为感动。

四月二十四日，芜湖各界举行追悼中山先生大会。恽代英以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代表的名义专程赶来参加大会，在会上作了激动人心的演讲。他从军阀政府的腐败无能，列强侵略，国势凌夷谈起，进一步揭露外国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罪恶。他还指出教会学校是奴化教育的基地，号召青年们奋起救国，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统治。他强调，要拯救中国，非彻底革命不可。王稼祥和圣雅各中学的同学们聆听了恽代英的演讲，很受鼓舞。五月，芜湖教会学校掀起了收回教育权、反对奴化教育的学潮。这次学潮，是在五月十八日首先从圣雅各中学初中部开始的。为了支援初中部的学潮，圣雅各中学高中部全校学生集会，于当日晚上推出代表向校方提出两项要求：一，圣经改为选科; 二，礼拜祈祷听学生自由。遭到校长蓝斐然的拒绝，群情愤慨。第二天上午，学生拒绝祈祷，撕碎圣经，从钟楼上掷下，全体学生罢课，组织了学生自治会，并推出王稼祥等四人为代表，至县教育会请求援助; 同时决定以圣雅各高中全体学生的名义，致函芜湖《工商日报》，把学潮真相公之于众，把斗争锋芒指向教会对学校的统治，反对校方强迫非教徒读经祷告，争取信教自由。

为了破坏这次学生运动，校方宣布放假，但圣雅各中学的学生都没有离校，仍在校内坚持斗争。王稼祥和其他学生代表一起，在校内外奔走呼号，揭露校方的阴谋，申述学生的正义行动，废寝忘食地工作着，战斗着。

这次学潮，取得了芜湖各界的支持。安徽省学联、安庆圣保罗中学、上海非基督教同盟，对芜湖教会学校学生的正义斗争表示声援和支持。薛卓汉①也以安庆非基督教同盟代表的名义，前来芜湖，指导这次斗争。

五月二十六日，王稼祥作为圣雅各中学的学生代表和萃文中学的学生代表一起，同去省府一安庆，向省教育厅送交了芜湖五百多名要求从教会学校退学的学生一览表，要求解决转学等问题。经过王稼祥等人多次陈述、交涉，取得了各方面的援助，教育厅终于同意解决。在安庆，王稼祥与圣保罗中学同学组织了安徽反对教会教育联合会。

六月三日，王稼祥等人胜利返回芜湖，受到大家的热烈欢迎。王稼祥在学潮中得到锻炼，迅速成长为学生运动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可是，他被学校开除了，但他坚信自己所走的路，是一个二十世纪新青年应该走的路。他决心“努力直往，决不中馁。”

走上革命道路

一九二五年九月，王稼祥不顾家庭的阻拦，毅然选择了革命的道路，前往上海大学中学部学习。

上海大学是一所培养革命干部的摇篮，设有社会科学院、文艺院和附属中学，著名的共产党人邓中夏、张太雷、蔡和森、恽代英、瞿秋白都在这里授课。此时正值五卅运动之后不久，上大学生与帝国主义英勇搏斗，不怕流血牺牲的爱国主义精神和革命气概，使王稼祥受到极大的教育。他入学之初，在给王柳华的信中说： “上大为革命之大本营，对于革命事业，颇为努力，余既入斯校，自当随诸先觉之后，而为革命奋斗也。”①他说： “社会之腐败，至今日可谓登峰造极，我辈青年，置身斯中，不受其同化，不受其压制，盖亦难矣。欲解放青年，必自改革社会始，事理昭然，不可否认。”②他已认识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压迫，是中国社会腐败的根源。他在信中指出： “现在这两重压迫已日益加紧了。可是压迫愈紧，反抗力也愈大，我们一息尚存，总应拚死命去向他们猛攻，何患他们没有推倒之一日。”他告诉王柳华，“我们应该以国民革命的手段，联合国内的革命分子和世界上的被压迫者，去打倒帝国主义，去铲灭军阀，那我们的自由才可能恢复，我们的生活才可安宁。”③

王稼祥进入上大附中高三班，被推选为该班学生代表，参加上大附中学生会的领导机构，不久，就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开始了他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一生。十月间，上大附中学部、主任侯绍裘④找王稼祥个别谈话，问他是否愿意到俄国去读书，并说那里的生活很艰苦。王稼祥立即表示愿意去。他在给王柳华的信中说： “我们既要革命，必须先研究革命理论，实习革命方法。于是我毅然决意到莫斯科进中山纪念大学，去预备革命。”①

一九二五年十月二十八日，王稼祥搭乘苏联货船，从上海出发到达海参崴，又换乘火车抵莫斯科。他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后，由于英语基础好，即同张闻天、沈泽民、吴亮平等十一人编入英文班，直接听外语讲课。王稼祥学习十分勤奋。当时莫斯科中山大学宿舍条件并不很好，在走廊里放了许多小桌子，供学员自习之用。王稼祥每晚自修回宿舍后，至少还要伏在小桌上加班两个小时，认真阅读英文或俄文的理论书籍。经过一年多刻苦努力，他已经熟练地掌握了英、俄两门外语。一九二六年，学校分配他当英文和俄文翻译。一九二八年二月，王稼祥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他同张闻天、沈泽民等人经过严格的考试，进入红色教授学院深造; 同时又在中山大学教一门课——中国问题。

王稼祥在莫斯科经过几年系统的马列主义理论学习和实地考察，认为苏联是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榜样。他在给王柳华等的信中说，俄国是“第一个无产阶级打倒资产阶级而握得政权的国家，吃人膏血的资本主义至此遂宣告死刑，其他的国家的工人，必然的不久也要推倒资产阶级获得政权，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那时就实现了。”②他认为，中国要从帝国主义的侵略下解放出来，“只有用革命去推倒帝国主义不可，要革命必须有组织的政党来组织民众不可。”③而中国共产党是真正完全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头一步是与其他的革命阶级联合，以图打倒帝国主义，使中国从帝国主义的铁蹄下解放出来，建立独立的国家，而后再打倒本国的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共产主义。”①他还经常向国内的同学友好转达苏联人民对中国革命的关心和支持：“苏联人民对于中国革命运动，极其注意，而尤其对于中国革命青年，表示出十二分的热烈欢迎。我曾参加过几次俄国工人庆祝一九○五年的纪念会，在谈话中，在讲演中，都可表白他们十分希望中国革命早日成功，来同苏俄携着手，共同打倒国际资本帝国主义，来建设社会主义的世界。”②他用自己的实际体会，规劝王柳华抛弃“实业救国”的幻想，最好来莫斯科学习。他要王柳华拿出勇气来，冲破家庭束缚，投身到社会政治革命中去。为了帮助王柳华学习革命理论，王稼祥向他推荐了下列书刊：1.《社会主义讨论集》; 2. 《中国青年社丛书》; 3. 《阶级斗争》;4. 《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A·B·C》; 5. 《列宁主义》 ; 6. 《向导》及《中国青年》周刊。充分体现了王稼祥对同时代青年成长的关怀。

稼祥在苏联时刻惦记着灾难深重的祖国，每次写信回国，都要求友人详细告诉他国内的政治情况和家乡的变化。随着国内革命形势的发展，他要求回国参加实际斗争的心情越来越迫切。

一九三○年二月，王稼祥回国的要求得到了组织批准，实现了他回国参加国内革命斗争的愿望。回国后，他被分配在上海中共中央宣传部任干事，担负编辑党报的工作。

一九三○年六月，在李立三主持下，中央政治局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对中国革命形势、性质和任务提出一整套错误的主张，形成了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错误，主要表现在，错误估计了中国革命形势，认为中国革命已进入新的高潮，可发展到全国直接革命形势，制定了全国武装暴动的冒险计划，要求立即夺取上海、南京、武汉等中心城市，然后取得全国革命胜利，引起世界革命总爆发。由于王稼祥在党中央机关工作人员的会议上对李立三的错误发表了批评意见，这本是正常的，但却受到了当时担任党中央总书记的向忠发的当面指责，并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被撤掉了中央宣传部干事的职务，调往香港，担任党报驻香港的记者。他遵守党的纪律，服从党的调动，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同年十二月，中央政治局撤销了对他的处分，又重新调他回上海。

一九三一年一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王稼祥任中央党报委员会秘书长和《红旗》、《实话报》总编辑。由于王稼祥回国不久，对国内革命斗争的实际情况了解不够，支持和拥护了当时共产国际的某些错误观点，也认为李立三犯的错误是在“左”的词句掩盖下的右倾机会主义，因而卷入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但是，他不同意当时某些人的主张：把所谓执行“立三路线”的同志一齐从领导机关中甚至从党内开除出去。他认为，反对“立三路线”是一个各方面的斗争，决不是一个简单的组织制裁，对于一般的同志应当采取教育的方法①，区别对待，通过教育给予纠正错误的机会。

进入中央苏区

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由于王稼祥向往江西中央苏区的斗争，主动请求赴苏区工作。一九三一年三月，王稼祥同任弼时、顾作霖作为中央代表团，被派赴中央苏区。此时，正值蒋介石纠集二十万兵力，以何应钦为总司令坐镇南昌，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法，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二次“围剿”。因上海通往江西的道路被阻，王稼祥等只好绕道香港，经广州、福建去江西。

中央代表团到达中央苏区后，在江西龙岗地区第一次与毛泽东见面。他们向毛泽东介绍了四中全会的情况，毛泽东也向他们详细地介绍了苏区中央局内部争论的问题，还给他们看了苏区的许多文件。毛泽东常和王稼祥谈论有关政治、军事和路线斗争等问题，使王稼祥感到毛泽东所谈的问题，简单明了又很有说服力。对毛泽东丰富的武装斗争经验，他更是由衷地敬佩。

王稼祥来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即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的重要职务。

十一月初，中央苏区党组织在江西瑞金叶坪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即赣南会议) 。这时，王明“左”倾错误已在中央苏区贯彻。赣南会议根据临时中央的指示，在中央代表团主持下，把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说成是“狭隘的经验论” 、“富农路线”、“右倾机会主义”，开始排挤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对党和红军的正确领导。会议改选了中共苏区中央局，撤销了毛泽东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务，改由项英、任弼时负责，临时主持苏区中央局的工作。在这个问题上，王稼祥作为中央代表团成员之一，支持并执行了临时中央的指示，是有过错的。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至二十日，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瑞金举行，毛泽东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王稼祥被任命为外交人民委员。二十五日成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以朱德为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同年十二月，王稼祥和刘伯坚、左权受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委派，指导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在宁都的起义工作。

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原是冯玉祥指挥下的西北军的一部，早在大革命时期就有共产党组织的秘密活动，刘伯坚曾在冯部当过政治部副部长。一九三一年春，二十六路军被调到江西进攻红军，数次交战受挫，困守宁都。鉴于这支部队的历史和现状，中央军委从上海派王超、李肃、袁汉澄 (血卒) 三人到该部去做兵运工作。他们在二十六路军中很快发展了一批党员，建立起党的组织，不久又发展了二十六路军参谋长赵博生入党，通过赵做高、中级军官的工作。在筹划起义的过程中，党的特别支部派袁汉澄赶赴瑞金，向中革军委的领导同志作汇报。

王稼祥在叶坪会见了袁汉澄，并向他详细了解了军队内部的情况，认为二十六路军存在着直接的革命形势。中革军委立即召开专门会议，讨论和研究二十六路军起义问题，参加的有朱德、王稼祥、叶剑英、刘伯坚、左权等。王稼祥在会上详尽分析了二十六路军的现状，经过讨论，制定了起义的方案，决定十二月十三日夜十二时举行起义，并派王稼祥、刘伯坚、左权携带电台到彭湃县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固厚村，就近指导。

中共二十六路军特支根据中革军委的指示，立即进行起义的具体部署。鉴于国民党从南昌给二十六路军运来二万多套棉衣和薪饷已到达广昌，为了在起义前能得到这批服装和薪饷，特支又派袁汉澄到彭湃县向王稼祥、刘伯坚请示。经研究，批准将起义时间推迟一天。

十二月十四日，宁都起义按预定方案胜利举行，全军二万多名官兵从国民党军阀的控制下解放出来，走上了革命道路。起义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十五日下午，当起义部队到达宁都城东南六十里的固厚村时，受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代表王稼祥、刘伯坚、左权等的热烈欢迎。这天，在王稼祥的主持下，由刘伯坚执笔起草了《原国民党二十六路军于宁都起义后加入红军宣言》 (又称《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宣言》) ，晚上，通过电台向全国播发。

一九三二年一月，反国民党军第四次“围剿”前，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要苏区中央局开会讨论攻打赣州的问题。在会上，毛泽东认为赣州是敌人固守的坚城，红军技术装备差，很可能久攻不克，于我不利，因此他反对打这一仗。王稼祥开始赞同毛泽东的意见。后来，临时中央来电，坚决主张打赣州，认为打下赣州后，可以把江西苏区联成一片。在这种情况下，王稼祥也就同意打赣州。二月四日，红三军团强攻赣州未克，红五军团又开上去接应。但由于敌军工事完备，防御力量较强，红军缺乏攻坚的战术经验和武器装备，围城一个月零三天，伤亡很大，被迫撤退到赣县江口一带。在总结围攻赣州教训时，王稼祥认识到对敌军力量估计不足是造成战略上、战术上错误的根源。三月中旬，毛泽东应邀抱病赶赴江口，与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彭德怀一起参加中央局会议，研究下一步行动计划。会上，大家同意毛泽东主张，决定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赣东北发展，以打通赣南与赣东北两区，使中央苏区得到扩大和巩固。

四月，红军攻克漳州，缴获大批物资给养，鼓舞了红军士气，恢复和扩大了闽西、闽南根据地。七月二十五日，周 (恩来) 、毛 (泽东) 、朱 (德) 、王(稼祥) 联名致电临时中央，明确提出北上作战计划，并要求部队改设政治委员制，以毛泽东任总政委。八月八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王稼祥、彭德怀发布《红一方面军总政委毛泽东已到军工作的命令》。在毛、周、朱、王领导下，指挥红军北上作战，一周内连克乐安、宜黄、南丰、宁化四城，取得了很大胜利。可是，这个作战计划，却遭到临时中央、苏区中央局的反对。一九三二年十月，苏区中央局在宁都举行扩大会议，错误地批评毛泽东反对攻打赣州等中心城市，是反对临时中央“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总方针; 指责毛泽东在历次反“围剿”中行之有效的“诱敌深入”战略方针，是所谓“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 ，并提出讨论毛泽东是否留在前线指挥军队作战的问题。在会议的激烈争论中，王稼祥是支持毛泽东仍留在前线指挥军队的。他根据前三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认为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和战略战术是正确的。他在会上阐述了自己的看法，力争毛泽东留在前方指挥军队。但他的意见在会上处于少数。宁都会议错误地决定撤销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调他回后方主持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工作。毛泽东被解除军权后，王稼祥不仅没有疏远且增强了同他的革命友谊。

一九三三年二、三月间，红一方面军取得了黄陂、东陂战役的重大胜利。总政治部直属队迁到乐安县谷岗村。四月二十八日，周恩来、王稼祥、肖向荣等在村子的一个古庙开会，研究扩军问题。大约九点多钟，忽然有两架敌机飞来。正在开会的领导同志，在飞机快要投弹时，才急急忙忙地疏散。王稼祥刚跨出庙门，一颗炸弹就在不远处爆炸了。他被弹片击中，不幸身负重伤，倒在血泊中，顿时失去了知觉。周恩来、肖向荣等立即请军委卫生部部长贺诚前来救护，并派警卫班随贺诚带领的医务组护送王稼祥去瑞金治疗。

到了瑞金，由主治大夫彭真 (龙伯) 和王斌替王稼祥会诊。经检查发现弹片从他的右下腹打进去，打穿了升结肠，弹片嵌在右肠骨窝上，升结肠已经穿孔污染，有发生弥漫性腹膜炎的危险。按常规必须在负伤后的六小时内手术，缝合升结肠上的穿孔，防止腹腔污染。可是没有爱克司光机，弄不清残留弹片的位置，主治医师不同意动手术。后来从上海搞来一台爱克司光机，运到苏区，虽查清了弹片的部位，但因医疗条件太差，主治医生只同意切开引流，采用保守疗法。由于病灶未除，王稼祥的伤部一直流脓，留下了终身痛苦的后遗症。

同年九月，蒋介石集中了一百万兵力向苏区发起第五次“围剿”，其中以五十万兵力，重点进攻中央苏区，临时中央书记博古不懂军事，完全听信共产国际派来的李德的瞎指挥。他们推行“左”倾冒险主义，在作战方针上，反对游击战、运动战，主张正规战、堡垒战。为研究粉碎第五次“围剿”的作战计划，王稼祥不顾身负重伤，躺在担架上参加了军委会议。李德、博古反对毛泽东提出的积极防御、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继续坚持其“御敌于国门之外”、“全线出击”、“与敌人拚消耗”等错误主张。王稼祥在会上没有坚决抵制李德、博古的错误方针。多年来他常为此自我谴责。一九七二年他在给毛泽东的信中又一次检讨了自己的错误。他说：如果没有第五次反“围剿”的“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错误，就不会有我军空前的惨败，就不会有撤出中央苏区根据地，也不会有千辛万苦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我虽然在遵义会议有功劳，但却不能补我的过失于万一，我为此而终生不安。

一九三三年十月，王稼祥伤势突然恶化，体温升高到四十度，急性腹肠炎发作，病情垂危。经医生会诊后，急救的唯一办法是打开腹腔放脓。但是当时要做这样大的手术，困难很多，既没有麻醉剂、羊肠线，又没有消炎药。在征得王稼祥本人同意后，医生们在条件十分简陋的手术台上，给他做了一次大手术。没有麻醉剂，给他吃镇静药，打强心针，大腿皮下输液。他在手术台上，一声不吭地咬着牙，忍受着剧烈的疼痛，几次昏迷过去。每当他昏迷时，医生便暂停手术，全力抢救;情况好转一点，又继续进行。就这样经过八小时紧张的手术后，到第三天清晨，王稼祥才慢慢地苏醒过来。他又一次战胜了死神，露出胜利者的微笑。

一九三四年一月，临时中央在江西瑞金召开六届五中全会。会上，王稼祥被增补为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二月七日，王稼祥在瑞金主持召开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次全国政治工作会议。出席大会代表共二百五十四人，都是各部队的政治工作领导干部。王稼祥在开幕词中反复强调：只有红军在思想上政治上一致，才能保证每个战斗的胜利。他说： “政治工作是提高红军战斗力的原动力” ，“是我们红军的生命线，一切战争如果没有政治工作的保障是不能达到胜利的。”①

遵义会议

由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中央根据地的第五次反“围剿”遭到严重失败。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红军被迫开始长征。在长征途中，虽然突破了敌人四道封锁线，但由于博古、李德在军事上又犯了逃跑主义的错误，部队受到重大损失，十一月红军渡过湘江，到达湖南的通道地区时仅剩下三万余人。当时敌人已调集四十万军队，准备围歼预定向湘西转移的中央红军，形势对我极为不利。在这党和红军的命运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中央政治局部分同志在湖南通道县开会，讨论红军的战略行动方针问题。毛泽东提出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以避免全军覆没的危险。这个主张得到周 (恩来) 、张 (闻天)、王(稼祥) 等的赞成。于是，中央红军立即由湖南进入贵州东部，先克黎平，甩开了敌人的合围，开始扭转长征以来的被动局面。十二月十八日在黎平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充分讨论了军事行动计划，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确定了创建川黔边苏区的新的战略行动方针，放弃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并确定在适当时候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审查黎平会议的决定和总结长征以来及五次反“围剿” 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

王稼祥在长征途中，因病伤坐担架随军行动，毛泽东也因病坐担架，两人同行，在宿营地休息时，常在一起商谈党和军队前途等重大问题。王稼祥忧虑地对毛泽东说，如这样下去红军就不行了! 要改变目前危急的局面，必须纠正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改变中央错误的领导。毛泽东十分同意王稼祥的想法。于是，王稼祥又把自己的想法和毛泽东的观点同张闻天交谈，取得了一致意见。

这时，红军第一军团政委聂荣臻因脚伤坐担架，随中央军委纵队行动。王稼祥有机会同聂荣臻在一起交换意见。他们一路走，一路扯，共同认为博古、李德等人不行，坚决主张请毛泽东出来领导。王稼祥说： “我参加第二次、第三次反 ‘围剿’ ，两次都取得了那样大的胜利，完全是毛泽东同志采取诱敌深入、隐蔽部队、突然袭击、先打弱敌、后打强敌、各个击破等一系列战略战术原则指挥的结果。”王稼祥从亲身经历，深切地感到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正确，因而坚决主张毛泽东出来统帅部队，用他自己当时的话来说： “到时候要开会，把他们‘轰’ 下来! ”①聂荣臻对于王稼祥的意见，完全赞成，他自己也有这个想法。王稼祥在酝酿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中主动做了许多工作，使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逐步为中央多数同志所拥护。

一九三五年一月七日部队攻占遵义城后，由于蒋介石的嫡系薛岳、周浑元纵队被阻隔在乌江以南，难以很快采取行动，红军获得短期休整的机会。在这种条件下，一月十五日至十七日，召开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遵义会议集中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会上博古作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总结的报告，周恩来作了副报告。毛泽东首先起来对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的失败教训作了系统的发言，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路线上先是冒险主义，继而是保守主义，然后是逃跑主义的错误; 正确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指明了今后正确的方向。王稼祥紧接着发言，旗帜鲜明地支持和赞同毛泽东的意见，批评了博古、李德的错误，拥护由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张闻天也积极支持毛泽东的意见。毛、张、王的主张得到会议绝大多数同志的完全赞成。据陈云在长征途中写的手稿记载：在“扩大会中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博古没有完全彻底的承认自己的错误，凯丰同志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A(即李德—— 引者) 同志完全坚决的不同意对于他的批评。”①会议经过三天讨论，作出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 (这一决议，会后由张闻天整理成文)，在组织上也作了调整，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王稼祥也被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随后在行军途中，根据会议精神，常委进行分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又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参加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作为当时红军作战的最高统帅部; 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邓小平后来指出： “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同志对全党起了领导作用。……尽管名义上他没有当总书记或军委主席，实际上他对军队的指挥以及重大问题的决策，都为别的领导人所承认。朱德同志、周恩来同志、张闻天同志、王稼祥同志，他们这些同志确实照顾大局，确有党性原则，只要毛泽东同志是对的都一致支持，坚决执行。”②从此，结束了王明 “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在这个历史关键时刻，王稼祥作出了重大贡献。

此后，毛泽东曾多次讲到王稼祥对遵义会议的贡献。一九四五年党的七大期间，毛泽东曾说： “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个同志从第三次 ‘左’ 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账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 “他们两个人是从第三次 ‘左’ 倾路线分化出来的，作用很大。从长征一开始，王稼祥同志就开始反对第三次 ‘左’倾路线了。” “没有他们的赞助，遵义会议的成功是不可能的。”①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又说： “遵义会议王稼祥投了关键的一票” 。

胡耀邦在《深切地纪念王稼祥》一文中写道： “长征开始后，毛泽东同志孜孜不倦地说服当时中央的很多同志改变错误的军事路线，稼祥一直坚定地站在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一边，并且帮助毛泽东同志作了许多说服工作。因此，在实现中国革命伟大转折的遵义会议上，他发挥了重大作用。遵义会议后，稼祥同志和周恩来同志被指定为中央三人军事小组的成员，协助毛泽东同志指挥全军，胜利地实现了红军的战略转移。”②

在悠久的岁月中，王稼祥从来不讲这些事情，从不夸耀自己的功劳。即使在十年动乱时，在他的历史自述材料中也只简单地提了一下： “在这个会上，我支持了毛主席，拥护了毛主席。”直到这时，和他共同战斗生活了三十多年的夫人朱仲丽，才约略知道他在遵义会议上所起的作用。

带伤在长征路上

王稼祥是参加长征的中央领导同志中受伤最严重的一位。正如他本人所说： “一直到长征开始时，才把我从医院用担架抬上长征之路的。”①长征途中，他的伤口经常向外流脓血，医生不得不用橡皮管塞进伤口，在橡皮管外面穿上丝线，缠上纱布、棉花，使脓液排出体外，以减少发炎的机会。每当医生帮他换药时，总是小心翼翼地替他取出四、五寸长的橡皮管子，只见他脸上冒出豆大的汗珠，牙齿咬得咯咯响，但从不呻吟一声。他用最大的毅力，忍受着巨痛，与伤病作顽强的斗争。遵义会议期间，不管伤痛如何剧烈，他总是捂着肚子参加会议，从不缺席。警卫员见他那副疲备不堪的样子，劝他请假休息一天。他带着责备的口气说： “你们懂得什么?那么重要的会议，还顾得上请假! ”

一月十九日，红军离开遵义，移师北上，四渡赤水，五月间胜利地渡过金沙江。接着，飞夺泸定桥，胜利通过大渡河。六月中旬，部队到达夹金山下。夹金山海拔四千多公尺，山峰直插云霄，气候变化无常，到处都是白茫茫一片的冰雪。过雪山是长征途中最困难的一段路程。王稼祥冒着刺骨的寒风，骑着牲口上山，到了半山腰，伤口痛得支持不住，便下来步行，一直踉踉跄跄地爬到山顶。山顶上空气稀薄，呼吸越来越困难，他脸色苍白，嘴唇发紫。担架员见此情景实在过意不去，一定要他坐担架下山。他说： “你们也太累了，还是让我慢慢走吧! ”①他终于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胜利地翻过了人迹罕至的大雪山。六月十四日，红军第一、四方面军于懋功胜利会师。中共中央根据会师后的形势，确定了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而张国焘与中央方针背道而驰，主张向川康边境退却。中央于二十六日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否定了张国焘的错误主张。王稼祥为维护一、四方面军的团结，与李富春、林伯渠、刘伯承、李维汉等组成中央慰问团，到四方面军慰问和贯彻中央决定。对于张国焘的错误主张，王稼祥作了耐心的说服工作。

七月，部队到达藏族区毛儿盖西边一百多里的沙窝时，王稼祥突然发高烧。经医生检查，原来是伤口发炎，肠子腐烂，决定采取紧急措施进行抢救。此时，大部队已到毛儿盖，周恩来等领导同志专程从毛儿盖来到沙窝，看望王稼祥。

八月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沙窝召开会议，继续对张国焘进行耐心的说服工作。会议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决定北上抗日。王稼祥因病未能参加会议。据当时王稼祥的警卫员邱仁华回忆： “为了纠正张国焘分裂红军的错误路线，朱总司令请王稼祥同志做做张国焘的工作，为了照顾王主任的身体，谈话地点定在他的房子里。王稼祥同志和张国焘从太阳落山一直谈到午夜三点多钟，……听到王主任耐心说服张国焘，使他提不出任何反对的理由，最后只好同意北上抗日。”①根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红一、四方面军混合编为左右两路军共同北上。

八月二十日在毛儿盖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王稼祥伤势略有好转，拄着拐杖参加了会议，作了重要发言，反对张国焘向西发展的错误主张。他说：“我们不应以一些困难，而轻易放弃向东发展的方针。向东发展，背后无敌，背后的少数民族我们要争取，成为苏区的一个主力。但如果向西发展，则要缩小苏维埃运动，而且性质上会因为失去汉人广大工农群众，失去社会基础，而变成为少数民族的民族革命运动。”②会议决定由毛泽东起草一个决议 (即《关于目前战略方针的补充决定》) 。八月二十六日部队离开毛儿盖，王稼祥因行动不便，坐担架与党中央一起，随右路军行动。往北不远，便进入了纵横数百里、人烟稀少的水草地。这里瞬息万变，时风时雨，草丛上浓雾迷漫，草丛下积水泛滥，根本没有道路，人只能在草上走，用力过猛就会陷下去，不少红军战士牺牲了。更为困难的是背的干粮有限，粮食断绝了，只能靠挖野菜、草根充饥。经过这样艰苦的跋涉，王稼祥身体已非常虚弱，但他心里始终想着战士。邱仁华回忆说： “出草地的头一天晚上，我们露营在前不靠村，后不靠店的旷野里，到了半夜，天下起大雨来了。当时我们都没有雨具，稼祥同志见此光景，赶快叫担架员把担架上的唯一的一块雨布撑开，把我们叫到他身边说：都围过来吧，大家挤在一起暖和，下这么大的雨，衣服淋湿了，会冻坏的。第二天就要出草地了，他看见战士们带的口粮都已吃完，就叫我们把节省下的一点粮食统统拿出来煮给大家吃。他说：部队很快就要出草地了，你们长期吃不饱，吃点充充饥吧。当出了草地到了哈达铺，他又很风趣地同大家说：“第一顿饭无论如何不能吃得太饱，很长时间没有吃顿饱饭啦，猛然吃得太多会胀死的。”①

八月下旬，左右两路军先后到达阿坝和巴西，张国焘自恃人多枪多，拒绝执行中央北上方针，并要挟右路军和党中央南下。因此，党中央率一、三军团从巴西北上，并于九月十二日在俄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并致电张国焘，命他率领部队北上。王稼祥在这个会上明确指出： “现在向南的方针走不通，只有死路。”为了使部队迅速脱离险区，俄界会议又决定，将红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改组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继续北上。王稼祥担任陕甘支队政治部主任，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委。

在此期间，王稼祥除了要与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作斗争，还用很大精力关心干部战士的成长。由于长期的艰苦行军，战士牺牲很多，有些同志感到革命前途渺茫。王稼祥耐心细致的向干部战士作思想工作，帮助他们树立革命必胜的信心。他说： “革命斗争是艰苦的，长期的，有时甚至要经过流血牺牲才能取得胜利。眼前，我们是苦，是累，有的同志还会牺牲自己的生命，但前途是光明的。我们一定要坚持革命立场，宁死不屈，为我们的后代造福。”②他还常常教育下属干部和战士，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可丝毫违犯。当红军进入少数民族地区时，常发生有钱买不到粮食和见到存粮又找不到主人的情况，他也决不允许违反群众纪律，让部队给群众留下购粮银币，并耐心教育、批评那些不执行纪律的干部和战士。在当时的情况下他还经常关心和鼓励干部、战士学文化。他说：学文化对工作、对革命都有利。部队到达陕北后，根据新形势的要求，他曾把一批干部、战士推荐到红军大学、中央党校、军委通讯学校去学习，使这些同志能为革命作出更多的贡献。

赴苏治伤

一九三六年十月，红军三大主力——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地区胜利会师。十一月，经过山城堡一仗，稳定了陕北的局势。

这时，王稼祥住在党中央临时所在地保安县城一座小山脚下的窑洞里，与毛泽东、朱德、张闻天、博古、林伯渠等的住处接邻。王稼祥由于长期病痛折磨和营养差，脸色发黄，身体非常虚弱。一天，王斌邀请刚刚从上海到达陕北根据地的美国医生马海德来替他会诊。马海德见他腹部的伤口很大，腹膜发炎，体温偏高，如要彻底治疗，非打开腹腔不可，但当时的设备条件，远远达不到这个要求，只好仍旧采取保守疗法，打针吃药，尽可能加强一些营养，力求控制病情，不至于进一步恶化。当马海德知道王稼祥是拖着重伤的身体经过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时，惊叹不已地说：这么重的伤，居然能长征过来，要有多么顽强的意志啊! 简直令人难以想象!

鉴于王稼祥伤情严重，党中央决定送他赴苏联治疗。毛泽东亲自指派红军总卫生部部长贺诚陪同护送。十二月初，王稼祥在贺诚、邹大鹏等伴送下，从保安出发，准备经西安转上海去苏联。在去西安途中，传来“西安事变”的消息。到西安后，由于陇海铁路交通被国民党何应钦的军队阻断，他们只好又返回陕北，到党中央新的所在地延安待机。不久，通过党的地下工作关系，搞到去太原的护照，王稼祥乃于翌年二月，仍由贺诚等陪同，秘密由延安出发，以乘火车去太原为名，由宜川过黄河，经临汾到榆次，乘上东去石家庄的火车，然后经北平到天津。在天津住了一些日子，王稼祥又在贺诚陪护下到达上海，准备等候轮船去苏联治疗。

上海地下党负责人潘汉年、冯雪峰为他们在僻静地区汾阳路六十四弄五号安排了住处，并指定进步作家周文、郑育之夫妇担任政治交通，负责掩护。这是一幢三层楼的洋房，王稼祥就住在三层楼上，足不出户，每天躺在床上阅读各种书报。贺诚每次出去都要从外面买回一大堆书报、杂志供王稼祥研究。他根据所掌握的抗日救亡运动的情况以及国内外的形势，曾对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向党中央提出过建设性的意见。

抗日战争前夕，上海白色恐怖仍旧严重。为防止敌人破坏，王稼祥来此不久，即要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同志检查一下有无粗心大意的地方，不要给敌人抓住把柄。郑育之拿出方志敏的《清贫》和《可爱的中国》两份手稿，请示处理意见。恰巧那天潘汉年和冯雪峰也在，王稼祥与潘、冯共同研究，认为既是方志敏烈士遗著，就应该很好地珍藏起来，以免遗失。过了两天，潘、冯二人来到郑育之住所，带来了照相机，把文稿一页一页地拍下来，并把底片拿走，原稿则由冯雪峰拿去转移到别处，使这两份手稿得以完整无缺地保存下来。

王稼祥和贺诚在上海期间，由潘汉年通过宋庆龄的关系，托人以植物学教授去比利时考察为名，去国民党外交部办理出国护照，直到一九三七年六月中旬才将出国手续办好。

六月下旬的一天，王稼祥和贺诚乘苏联轮船离开上海，到海参崴后又转乘火车，抵达莫斯科，受到共产国际的亲切接待。苏联政府很快安排王稼祥住进医院。当苏联大夫打开他的腹腔作手术治疗时，发现里边已化脓，且有掉进去的纱布、橡皮管等污物。苏联大夫大吃一惊，这是多么危险啊! 王稼祥在医生的精心治疗下，转危为安后，又去南俄罗斯疗养院住了一个时期。

同年十一月，王稼祥在莫斯科见到王明。此时王明同康生即将回国，由正在莫斯科养病的王稼祥，接替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职务。王稼祥只同意在养病期间代替短期工作，病愈即回国，要王明回国后请中央派人接替。王稼祥在莫斯科担任共产国际的代表时，主要工作是向共产国际反映中国党内和国内的革命形势。他常把党报党刊上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独立自主原则等材料，用俄文编写成短文，送季米特洛夫参阅，这对取得共产国际对中国党的了解和支持，起了积极的作用。

王稼祥开始到共产国际工作时即表态说： “我是习惯军事生活的，养成了军事工作作风。所以同我在一起工作，就要严谨而雷厉风行，不可吊儿郎当! ”他要求工作人员办事要准确无误，不许模棱两可，拖拖拉拉。在他的严格要求下，一改王明时期的那种自由散漫的不良习气，受到共产国际机关工作人员的高度赞扬。

王稼祥在共产国际工作期间，曾对于王明在苏联不顾事实地整人而造成的冤案，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予以纠正。共产国际于一九三五年八月开过“七大”后，在列宁学校设立了一个特别班，参加特别班学习的中国代表有陈云、陈潭秋、滕代远、周和森、曾山、孔原等人，由曾涌泉任翻译。在学习期间，孔原因反对王明而受到打击，被开除学籍，既不给工作，又不准回国，一拖就是两年。王稼祥对此案作了调查，澄清了事实，纠正了这起冤案，决定让孔原回国。接着又解决了曾涌泉的冤案。由于曾涌泉在党小组会上揭发了列宁学校校长包庇两个中国托派的事实，引起这位校长怀恨在心，利用苏联肃反扩大化之机，对曾涌泉打击报复，开除了工作。曾涌泉向中共代表团申诉，而王明、康生却置之不理。在这种情况下，曾只好向共产国际监委申诉，要求对他进行全面审查，彻底搞清问题。王明、康生回国后，王稼祥主动审理这件冤案，认真研究了监委所提供的调查材料和证明，并亲自找曾涌泉谈话，在事实真相全部了解清楚后，为曾涌泉明辨是非，后来组织上撤销了对他的错误处分，并同意他回国的请求。一九三八年，曾涌泉、孔原一起离开苏联，取道新疆回国。

重大的使命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王明与康生一起从莫斯科回到延安。王明以共产国际代表身份提议召开政治局会议。他在十二月九日至十四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系统地提出了右倾投降主义的主张，强调“一切经过统一战线” 、“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幻想依靠国民党军队求得速胜，批评中央洛川会议“过分”强调独立自主，反对党的正确路线。接着，在翌年二月二十七日至三月一日的政治局会议上，王明又做了《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继续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的报告，更加强调一切 “统一” ，绝对服从于“统一”，完全放弃无产阶级在全民族的抗日战争中的领导权。由于王明打着“共产国际”旗号，说是奉“共产国际”之命回国的，因此他的右倾投降主义主张，迷惑了一部分同志。虽然，由于毛泽东等人进行了抵制，在许多原则性问题上坚持了正确观点，使王明的错误意见没有在全党占统治地位，但当时共产国际有的领导人并不太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比较相信王明，把王明看作中国革命的领袖。

为了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国共产党的工作情况，争取共产国际了解我国具体情况和我党的具体政策，一九三八年四月，中共中央派任弼时赴莫斯科。任弼时到莫斯科后，共产国际召开了听取和讨论任弼时报告的会议。王稼祥参加了这个会议，并在会上作了补充发言。王稼祥分析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第一次统一战线的区别，主要是中国共产党拥有巩固的陕甘宁抗日根据地和工农武装力量，它有力量团结全国各阶层人民，同国民党联合一致抗日。他还强调指出： “现在中国共产党不会重复第一次国共合作时陈独秀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因为毛泽东同志坚持共产党的独立性”①。在这次会议上，通过了一个支持中国抗战的公开文件和一个内部文件。会后，王稼祥预备回国，他的工作由任弼时接替。临行前，季米特洛夫对王稼祥和任弼时语重心长地说：应该告诉全党，支持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其他的人如王明，不要再争领导人了。季米特洛夫还托王稼祥把共产国际通过的两个重要文件带回国内，交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

一九三八年夏，王稼祥取道新疆回国。他由苏联乘飞机到新疆，然后由新疆改乘汽车东行。当汽车行驶到离兰州城外几十公里的荒山野地时，突然遭到了土匪的抢劫。护送的机枪手和警卫排战士一个个倒下去了，情况十分紧急。为了保存共产国际交给的重要文件，王稼祥急中生智向敌人喊话，问他们要钱还是要人? 当对方答话说要钱要东西时，王稼祥紧张的心情才松弛下来。他打开箱子给了他们一些现款，同时又把手表摘下来给了他们，机智地脱离了危险，赶到兰州，又由兰州到西安，在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住了一夜，第二天清晨，再乘汽车直奔延安。

八月初，王稼祥回到延安，立即把共产国际讨论中国革命形势的详细情况，向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其他同志作了汇报。在九月十四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的会议上，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中心思想是认为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尤其是毛泽东、朱德等领导的八路军执行了党的新政策，在复杂的环境和困难的条件下中共真正运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认为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要以毛泽东为首解决统一领导问题，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九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再次举行会议，决定召开六届六中全会，并确定了全会的主要议程是：一，张闻天主持开幕式; 二，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指示; 三，毛泽东作政治报告。

当时王明在武汉，中央打电报叫王明回延安，参加六届六中全会，听取共产国际文件的传达。王明不肯到延安参加会议，竟无理要求党中央到武汉或西安去开会，遭到毛泽东的严词拒绝后，王明又要王稼祥速赴武汉，与他单独见面。王稼祥抵制了王明的上述企图，一面报告党中央和毛泽东，一面以筹备六届六中全会秘书长的身份打电报通知王明，要他迅速回延安参加六届六中全会，听取共产国际的重要指示，否则，一切后果将由他自己负责。在这种情况下，王明不得不来到延安。

在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维护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统一领导和正确路线。毛泽东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和会议总结，要求全党同志认真地负起领导抗日战争的重大历史责任。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批准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政治路线，基本上克服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并重申全党要独立自主地放手组织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后来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期间说过，“中国党历史上有两个重要关键的会议，一次是三五年一月的遵义会议，一次是三八年的六中全会。” “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如果没有共产国际指示，六中全会还是很难解决问题的。共产国际指示就是王稼祥同志从苏联养病回国带回来的，由王稼祥同志传达的。”①

在革命圣地——延安

六届六中全会后，王稼祥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军委总政治部主任，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并兼任中央华北华中工作委员会主任，协助毛泽东处理了大量有关党、军队和抗日根据地的重大事务，成为毛泽东在延安的主要助手和战友之一。从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三年，以毛泽东同王稼祥或者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联名发给八路军、新四军和各抗日根据地的指示文电数以百计。在这期间，王稼祥在为中央起草或者主持起草的重要文件和撰写的重要论著中，提出了不少重要创见，丰富了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宝库，为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和成熟作出了贡献。

中共中央一九四一年七月一日作出的《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是王稼祥主持起草的重要文件之一。《决定》要求“每个党员，特别是每个领导干部都应该深刻反省自己的弱点，把党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任何人都不应该有自满自足，自私自利的观念。要提倡大公无私，忠实朴素，埋头苦干，眼睛向下，实事求是，力戒骄傲，力戒肤浅的作风。要用自我批评的武器和加强学习的方法来改造自己，使适合于党和革命的需要。要改造那些把理论与实践，学习与工作完全脱节的现象。这样来更加坚定自己的阶级立场、党的立场和党性。”规定“中央委员以至每个党支部的负责干部都必须参加组织生活，听取党员群众对自己的批评，以增强党性的锻炼。”这是一份加强我党建设的十分重要的文件，以后被列为延安整风运动中的必读文件之一。

一九四三年七月八日，王稼祥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这篇文章在中共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 “毛泽东思想”这个科学概念，对毛泽东思想的产生、发展和成熟的过程，以及它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作了阐述。文章指出，毛泽东思想“对于党内存在过和存在着的教条主义与机械搬运的公式主义进行过不调和的斗争。同时，又反对了那些脱离马克思主义基础的错误观点”; “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运动实际经验相结合的结果。”文章还特别指出，随着中国革命运动不断向前发展，毛泽东思想“这个理论也正在继续发展中”，“这是引导中国民族解放和中国共产主义到达胜利前途的保证。”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经王稼祥第一次提出后，逐步为党内许多同志所接受。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把毛泽东思想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七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中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 。

王稼祥在延安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工作期间，十分重视加强人民军队的政治和军事理论建设。一九三九年二月，在他的主持下，在延安出版了《八路军军政杂志》，以交流抗战经验，提高部队战斗力。他对办好这个刊物很重视，除约请其他中央领导同志撰写文章外，自己也撰写了不少文章。他的文章概括了中国共产党在军事理论和实践方面的伟大成就，指出这些成就是党“能够把马列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环境联系起来的结果”①; 同时对建设革命军队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并着重指出： “我们军队是共产党领导的先进军队，不是所谓 ‘老粗’的军队，也不是单纯的农民军队，不识字和无知识应当不是光荣，而是痛苦，而是我们进步的最大障碍。我们共产党不仅应当有前线指挥作战的将领，还需要有自己的军事家和军事理论家。”②他为《八路军军政杂志》写的题词就是：“没有战争的理论，就不会有战争的胜利，为提高八路军的政治、军事理论水平而斗争。”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他又提议并经中央军委决定，成立了八路军军政学院，由他担任院长。他为军政学院确定的教育方针就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培养具有理论修养，有高度觉悟和指挥才能的八路军各级军政干部，为抗日前线输送领导骨干。

王稼祥在延安时就重视知识分子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当时有一批著名医学专家如何穆、魏一斋、史书翰等，还有国际友人白求恩、马海德、柯棣华等，先后来到延安，充实八路军医务工作者的队伍。王稼祥十分欣喜地对军委总卫生部政委刘惠农说： “今天与当年红军时代不同了，参加革命的有工人、农民，还有许多知识分子，不仅有科学家、艺术家、还有医生，对这批知识分子，党首先要信任他们，充分发挥他们的专长。为革命事业服务。我们做领导工作的同志一定要认识到，没有革命知识分子，没有文化知识和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当然也就不能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 ”①

为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王稼祥认为必须执行党对知识分子的正确政策。他对知识分子问题概括了三个字：容、化、用。容就是大量吸收;化就是教育改造; 用就是大胆使用，给以提拔。他对总卫生部领导同志具体交待说：我们要帮助医学专家们解决生活上、工作上的困难。现在我们的条件还不好，但也要尽最大努力，给他们较好的待遇，创造较好的环境，使他们安心工作。我们要发挥他们的专长，依靠他们办学校、办训练班，培养出更多的医生和护士。在王稼祥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支持下，一九四○年九月，在延安创办了第一所八路军医科大学，也叫中国医科大学，由王斌任校长，史书翰任副校长，饶正锡任政委，何穆、魏一斋等担任教员。第一批招收学员五百多人，都是从沦陷区、国统区来到延安的爱国青年。他们经过五年的刻苦学习，毕业后，输送到陕甘宁边区、华北各解放区工作，后来有不少同志成为我国医务战线的各级领导骨干和专家。

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发出了精兵简政和大生产运动的伟大号召。王稼祥亲自为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起草文件，还主持召开军委直属机关精兵简政的会议。他要求直属政治部：一，将原有六十余名干部和勤杂人员减去一半; 二，取消科一级编制;三，取消单独的伙食单位，同总政治部机关合并为一个伙食单位。军委和总政各单位精简工作进展很快，用了很短时间就达到中央提出的要求，压缩了机关后勤人员，减轻了人民负担，提高了部队战斗力和机关工作效率，被精减的同志也都得到妥善的安排和使用，大家都感到满意。

大生产运动开展以后，王稼祥召集军委各直属单位负责同志开会，要求按照党中央的精神，制定本单位如何实现自给的计划。他还在王家坪礼堂召开的军委直属单位经济工作人员大会上作政治动员，使大家认识到大生产运动非开展不可，这是关系到能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关系到革命事业成败的大问题，从而使大家确立了一定要把生产搞好的信心和决心。

动员大会之后，军委直属各机关立即行动起来，开荒种地，纺纱织布，饲养猪羊。大家除了搞好本职工作外，起早摸黑搞生产，干得很起劲。大生产运动使机关、部队分别达到部分自给或基本自给，改善了大家生活，减轻了人民负担，进一步密切了党政军民的关系。

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决定在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之下，设立宣传委员会和组织委员会，作为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助理机关。中央宣传委员会由毛泽东任书记，王稼祥任副书记; 中央组织委员会由刘少奇任书记，王稼祥为委员。

这一年的夏秋之际，王稼祥患了严重的肠胃病，住进医院，未能参加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和党的七大。在七大选举中央委员时，由于相当多的代表来自各地，对王稼祥缺乏了解，因而落选了。在选举候补中央委员前，毛泽东在大会上向代表们作了耐心细致的工作，给予王稼祥很高的评价，历述他为中央起草各种文件，在遵义会议和六届六中全会两次关键性的会议中作出的贡献，并建议把他列为候补中央委员候选名单的第一名，希望大家选他。以后，候补中央委员选举结果，王稼祥名列前茅。

工作在东北局

抗日战争胜利后，王稼祥病情仍时好时坏，但他要求继续工作。对于他的健康，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都很关心，安排他担任以叶剑英为组长的北平执行小组顾问，顺便在北平作健康检查。在北平检查，发现在延安时因照爱克司光不慎而得了二度爱克司光烧伤，已经开始溃烂。党中央闻讯后，又让他住进张家口的白求恩附属医院，并特地从延安派去著名外科医生为他医病。一九四六年五月，经中共中央同苏联方面联系，确定由苏联派飞机接王稼祥去治病。同年五月十九日，毛泽东在致聂荣臻 (时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并转王稼祥的电报中说： “现在只有一个稼祥身体能否坐飞机的问题，请稼祥自己决定告我”。毛泽东关切地说： “我意只要身体勉强可以乘机，以去苏医治为上策。”①

在党中央的关怀下，王稼祥由张家口乘飞机到苏联医治，病情有所好转。这为他以后继续坚持革命工作创造了条件。

稼祥在苏联治病期间，国内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蒋介石先派重兵在东北大打，接着，又于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六日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在关内也打起来，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解放区军民为了保卫胜利果实，奋起进行自卫战争，形势发展很快，到一九四七年二月，就粉碎了国民党的全面进攻。王稼祥密切注视国内形势的发展。当他的病情经过治疗开始好转后，就急于回国参加人民解放战争。他对他的爱人朱仲丽说：现在我身体好了，可以工作了，不能再在苏联待下去了。苏联有关方面为他在海滨安排了一个舒适的疗养场所，被他谢辞了。

一九四七年五月，王稼祥由莫斯科回国，来到哈尔滨。中央决定他留在东北，担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城市工作部部长。当时，中国共产党对城市工作尚无经验，特别是管理象哈尔滨这样的大城市，在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王稼祥对这里的一切也很生疏。但是他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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