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韦拔群人物传,韦拔群生平事迹,韦拔群评价

Posted 2022-05-04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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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人物传韦拔群人物传,韦拔群生平事迹,韦拔群评价

壮族人民卓越的革命战士韦拔群，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广西农民运动的先驱、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和广西右江革命根据地的领导者之一。他在短暂的一生中，为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一生的光辉业绩，象盛开在壮乡的木棉花一样鲜红灿烂，映红了祖国的南疆!

“愤不平”

一八九四年二月六日 (清光绪二十年甲午正月初一) ，韦拔群出生于广西东兰县武篆区中和乡勉峨村东里屯(现东兰县武篆公社那烈大队东里生产队) 的一个壮族家庭里。他初名秉吉，后名秉乾，进贵州讲武堂学习时，改名韦萃，字拔群。他祖父名叫韦天宝，原先靠打草鞋和打柴为生，后经营烟叶、甜酒等，逐渐发家置业，富裕起来。父亲的名字叫韦尔章，是前清的例监武生，没有什么政治地位，在家贩运布匹和烟叶。拔群共有异母兄弟三人，他排行第一。

当时，民族危机和社会问题日益严重，地处偏僻山区的东兰县，更是“军阀、贪官、劣绅、土豪、土霸互相勾结，任意摧残，天灾人祸，纷至沓来，流离转徙，民不聊生。”①这些严酷的社会现实，给少年时代的韦拔群留下深刻的印象。

韦拔群年少时，经常与贫苦农民的孩子一起下地劳动，一起拣野菜，一起游泳、捞鱼、打鸟、捣蜂窝，耳闻目睹贫苦农民的悲惨生活，从小就养成了同情贫苦农民，好打抱不平，敢想敢做，正直刚毅的品德。一次，他把祖父装钱的箱子撬开，取钱周济贫苦的小朋友，他祖父知道后，揪住他的耳朵，骂他是“败家子”。韦拔群平时特别喜爱听老人讲太平天国、义和团、水浒等故事及古代东兰农民在银海洲山上打土官韦虎臣的传说，对那些打富济贫、扫荡妖气的英雄更是敬仰不已，经常思考着这样的问题：为什么社会贫富如此悬殊?如何打破这世事之不平?

韦拔群八、九岁时，进入村里的小学读书。十四岁进东兰县立高等小学学习。在校时，他极爱好体育活动，经常和同学比赛跳高、跳远、长跑、打秋千，不仅锻练了身体，也锻练了意志。

一九一一年，他在宜山县庆远中学读书时，对学校的腐败教学内容和教育制度非常反感。后因反对给举人校长送礼祝寿，被学校当局以“不尊重和侮辱师长”的罪名开除出校。同年秋，他由一位亲戚介绍转入桂林广西法政学堂就读。家里很希望拔群能从此打入政界，而他却不以为然，对学校宣扬的那套为官生财之道和那些一心钻营利禄的纨袴子弟非常厌恶。学校规定学生一律戴四方顶的法官帽和穿长袍马褂，而他却经常拆去头上的四方顶，脱掉身上的长袍，以示反抗。一年后，他认为这样的学校与自己求学愿望相违背，便摔掉头上的半截法官帽，怀着愤世嫉俗的心情，毅然离开法政学堂。

韦拔群从桂林回到家里，因父亲已去世，公公要留他在家管理家务。但他认为男儿志在四方，不应在家闲居。为了寻求一条救国救民的道路，他说服家人，筹集路费，于一九一四年，前往广州、上海和长江流域一带游历。经过一年多的社会考察，使他扩大了眼界，进一步了解到人民的疾苦，社会的黑暗，国家的危亡，激发了他争国权、图自由、求平等的志向。

一九一六年，窃国大盗袁世凯改元称帝复辟。韦拔群愤慨万千，立即回到家乡，招募一百多名有志青年，树起义旗，举戈讨袁。他英姿勃勃地带着这支讨袁义军，投到贵州熊克诚护国军旅部，被编成一个连，韦拔群任连副。但旧军队的腐败黑暗，又使韦拔群的满腔热忱在现实面前碰了壁。他曾因反对兵痞出身的连长虐待士兵而遭到诬陷、降职、撤职以至被捕入狱。出狱后，被送到贵州讲武堂学习。

这时，传来了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建立了劳农政府的消息。韦拔群受到很大的教育和鼓舞。他经常阅读《新青年》等进步书刊，较早地接受了革命的新思潮。

“五四”爱国运动爆发时，韦拔群正在四川张毅军部当参谋。他积极投身到反帝反封建的时代急流中去，热情宣传十月革命思想。在深夜里，他挥笔疾书“拥护社会革命”、“提倡改革军制”和揭露旧军队黑暗的传单标语，在军中秘密散发。为了表达自己“铲除人间不平事”的志向，他取了 “愤不平”这一化名，署在传单、标语上，以“愤不平”的响亮名字，向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阶级发出勇猛挑战。同时，他还把自己学过的进步书刊，盖上“愤不平赠阅”的印记，寄回东兰给旧友阅读。

不久，韦拔群在军中的革命活动受到军部军法处的查究，他便弃职离开旧军队，前往上海、广州寻访多年仰慕的孙中山先生，但没有遇到。一九二○年十月，他在广州参加了受孙中山和廖仲恺支持的以驱逐陆荣廷为宗旨的“改造广西同志会”，并担任该会政治组副组长，积极投入讨伐旧桂系军阀陆荣廷的革命活动。

一九二一年六月，孙中山下令讨伐陆荣廷，陆被驱赶下台，孙中山委任马君武为广西省长，韦拔群便随同马君武从广州回到南宁。马君武见韦拔群是一个刚直不阿、热血有为的青年，先后要委任他当南丹、东兰县知事，但韦拔群另有抱负，都推辞了。

三打东兰县城

一九二一年农历八月十五日，韦拔群风尘仆仆从南宁回到了东兰武篆。他“鉴于贪官污吏、劣绅士豪之横暴，乃组织改造东兰同志会，及国民自卫军，与贪污土劣相奋斗。”①这是韦拔群开始革命活动的第一个实践。他当时共联络了对社会悲愤不平、思想进步的陈伯民(陈新图，后牺牲) 、黄大权(黄子衡，后牺牲) 、黄孟儒 (后叛变) 、牙苏民 (牙玉玑，后牺牲) 、黄树林 (黄孟衡，后牺牲) 、韦命周 (韦介新，后叛变) 等十多人参加改造东兰同志会，并成立演讲团，发布各种有关社会革命的宣传品。韦拔群同大家一起，拿着白纸旗，经常到武篆圩场宣传演讲，号召各族群众起来“打破不平，救家乡，救广西，救中国”，“实行社会革命”。

一九二二年初，“陆酋散军骚扰，东兰同志会在武篆区开国民大会，团结一致抵抗捐税。”①会后，韦拔群与陈伯民二人日夜兼程赶到百色，跟桂系旅长刘日福进行面对面的谈判斗争，迫使刘日福撤销了征收苛捐杂税的命令。

武篆区有一个大士豪杜琨选 (又名杜八) ，是五十多岁的贡生，曾在贵州做过两任县知事，靠放高利贷起家，一贯与军阀、贪官污吏勾结，横行霸道，敲榨勒索，鱼肉人民。他曾以兴建武篆育才小学为名，向群众征捐八百多元的建校款，从中贪污了三百多元，群众对他恨之入骨。一九二二年二月，韦拔群带领“改造东兰同志会”会员及农民群众数百人，来到杜八家院，对他进行清算斗争。杜八在事实面前，不得不承认其侵吞公款的罪行，并把赃款全部退了出来，土豪劣绅威风扫地。

一九二三年四月十八日 (农历三月初三) ，韦拔群召集“改造东兰同志会”会员，在武篆巴学村北帝岩 (一个可容一千多人的大山洞) 召开会议。为了广泛动员群众参加活动，以适应斗争发展形势需要，会议决定把“改造东兰同志会”改组为“东兰公民会”。继续与贪官污吏劣绅土豪作斗争。经过一个多月的筹备，同年五月，韦拔群等在武篆区那烈乡的银海洲山上举行“东兰公民会”成立大会。到会有东兰各区革命青年共一百多人。大会确定以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为“公民会”宗旨，“继续与贪官污吏劣绅土豪斗争。”②韦拔群在会上用古代农民在这个山上烧毁土官韦虎臣筑的城堡而变成遍地银海的故事传说教育大家。与会者群情激昂，高呼“打倒军阀” 、“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不交租、不还债”等口号。最后，大家端起团结酒，在刀架下对天盟誓，表示革命到底，永不变心。

在此同时，韦拔群还变卖了部分家产，带头购买枪械，组织国民自卫军。为了发动受苦最深的瑶族群众，他穿着草鞋，戴着斗笠，深入到瑶胞居住的西山区上段的弄台、中段的弄京、下段的弄里、弄凡等地，以打老庚 (结拜兄弟) 的方式进行串联，向他们宣传革命道理，提出“不给山主叫相公老爷”“不给山主抬轿、服役、送礼”等口号，深受瑶胞的欢迎和拥戴。他们听了韦拔群的宣传后，纷纷宣誓加入农民自治会，并拿出粉枪、大刀、长矛等武器，成立了西山国民自卫军。大家亲昵地称韦拔群为“拔哥”，表示跟拔哥闹革命。

各地农民群众发动、组织起来后，韦拔群根据各族贫苦农民的要求，决定清算东兰县大土豪韦龙甫。韦龙甫是土官的后代、县里六个区的团总，他仗势霸占田地二、三百亩，家里豢养有大批走狗，包揽诉讼，无事生非，无罪加罪，不少贫苦农民被害得家破人亡，群众称他为“阎王鬼”、“第二衙门”，一提到韦龙甫的名字，无不咬牙切齿，恨之入骨。“公民会”成立后，各地来信控告韦龙甫的案件就有数百起之多。

一九二三年六月十六日 (农历五月十三) ，韦拔群挑选了四十多名强壮勇敢、武艺精练的青年组成先锋队，身藏短刀和手枪，包围了韦龙甫的住宅。为了警告县知事蒙元良和驻军营长罗颂康，要他们不干涉群众的清算斗争，韦拔群亲自到县署找他们联系。但先锋队员报仇心切，不等韦拔群回来，就冲进屋里把韦龙甫绑了起来。韦龙甫的小老婆寻隙跑到县衙门报信，反动营长罗颂康当即派兵去解围，放了大土豪韦龙甫，抓走了六名先锋队员。后经韦拔群的抗议、交涉，罗颂康才将抓走的队员放了回来。

此后，韦拔群率领先锋队员回到武篆休整。大家对土豪劣绅、反动军队、贪官污吏的相互勾结很气愤，认识到要打倒土豪劣绅，必须同时把贪官污吏和反动军队打倒。因此，韦拔群立即召集“公民会”和国民自卫军的领导骨干举行紧急会议，决定分头到各地发动各族群众，筹款购置枪枝，扩大国民自卫军力量，准备武装攻打东兰县城。

经过一个月左右时间的准备，同年七月一日 (农历五月十八) ，韦拔群带领三百多名自卫军战士，分四路进攻县城。韦拔群担任攻城总指挥。当时，守城的敌人有一百多人，凭三座炮台顽守。战斗在拂晓打响。四路农民武装把县城紧紧包围了两天两夜，快要破城的时候，天空突然下了大雨，粉枪火药被雨水淋湿，失去效力，加上城南的九曲河水暴涨，南路农军过不了河，故没有攻克县城。黄榜辉等几位农军骨干在冒雨强攻中英勇牺牲。此时。韦拔群命令攻城农军撤回各区，然后召集各区负责人到武篆开会，总结经验教训，决定发动群众添置枪枝，增强武器装备，并对第二次攻城作了部署。会上，韦拔群自报买枪六支，在他的带动下，当场共报买枪二十多支。

同年七月三十一日 (农历六月十八) ，韦拔群又带领几百名农民武装，第二次进攻东兰县城。农军以手巾围在左手为号，分三路向县城攻击。但这时县城敌人已事先作好防御准备，附近的豪绅地主武装也集中到县城来，结果，县城又攻打不下。

韦拔群并不气馁，他从两次攻城失利中进一步认识到，对敌斗争不能光凭热情，还要有冷静的头脑和武装力量。他一方面教育大家要有信心和耐心，另方面抓紧训练农军，暗中进行准备，并指示各区监视好土豪劣绅，断绝他们与县城来往，封锁一切消息，孤立县城敌人。至同年九月，恰罗颂康营奉命调回百色，韦拔群便趁守城敌人力量薄弱之机，于十月十八日(农历九月初九) ，率领近千名农民武装，第三次攻打东兰县城。四路农军神不知鬼不觉地赶到县城下，因天亮前县城的炮台没有敌人防守，韦拔群便指挥农军首先攻占县城的三个炮台。拂晓时，韦拔群发出攻城信号，农军战士从四面八方冲进县城。敌人惊慌失措，躲在衙门里负隅顽抗，一直激战至下午时分，敌兵纷纷缴械投降。县知事蒙元良光着脚板，翻墙狼狈逃往凤山。东兰县城第一次获得解放。

农军进城后，释放被关押在监狱里的无辜群众，并宣布没收韦龙甫的财产分给贫苦农民。广大各族贫苦农民，欢天喜地，载歌载舞，一连唱了几个晚上的山歌，尽情欢庆农军攻城的胜利。

这次攻打县城的胜利，显示了壮、汉、瑶各族农民团结战斗的力量，揭开了右江地区农民武装斗争的序幕。但是，这次斗争仍属于自发性质，农军缺乏明确的政治纲领，当驻百色的匪旅长刘日福伪装调解，撤换东兰知事蒙元良并吸收公民会会员参加在县城新成立的参事会和议事会时，韦拔群便把攻城农军解散回乡。不久，敌人进行反扑，新任知事黄瑶琼杀害在县城负责宣传工作的公民会成员，并电请刘日福派兵镇压农民运动，革命进入低潮，不少同志遭杀害，韦拔群等被诬为“劳农党”而受通缉。他对此感到苦闷、不解：天下偌多道路，究竟真正的革命出路在哪里?

广西农民运动的先驱

正当韦拔群迫切盼望寻找一条正确的革命道路的时候，我党帮助孙中山改组了国民党，并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广东成为大革命的根据地。韦拔群决定与陈伯民出走广州。

韦拔群、陈伯民此行，本想从东兰到南宁，再乘船下梧州到广州。但他们走到奉议县 (今田阳县) ，遇到三个东兰籍的匪兵，只好连夜潜回东兰，改道黔滇，抵昆明，乘滇越铁路到西贡，转香港，后由香港到广州。时已一九二四年秋。在广州，他看到国共合作后工人、农民、学生革命运动蓬勃发展的形势，深受教育和鼓舞。

一九二五年一月，韦拔群和陈伯民进入第三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认识了彭湃、陈延年、阮啸仙等共产党员。韦拔群对农讲所的一切都感到新鲜，如饥似渴地学习了政治经济学、帝国主义论、中国革命史、中国农民问题等理论课程。教员讲课时，他十分用心听课和记笔记，共记了厚厚的一本。他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积极思考，经常用东兰农民革命斗争的实际和自己的切身体会来论证革命理论的正确性，认真总结自己过去的经验教训。同时，他还认真学习外地农民运动的先进经验，并到附近农村进行社会调查，了解当地的阶级关系和农民运动情况。通过短短三个月的学习，他的思想起了一个新飞跃，找到了自己过去之所以到处碰壁、屡遭失败的原因所在，认识到“非实行农民革命不足以拯兰民于水深火热”①，而要取得农民革命斗争的胜利，只有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才能把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悲惨命运中解放出来。从这个时候起，韦拔群逐渐实现了世界观的转变，由一个激进民主主义者变成为共产主义者。

韦拔群和陈伯民在广州农讲所结业后，被中央农民部委派为广西农运特派员，带着《农会组织法》等文件，从广州先回到南宁。时值滇桂军阀混战，南宁局势紊乱，韦拔群认为在南宁无所作为，他们便步行返回东兰县武篆区。

一九二五年四月，韦拔群和陈伯民回到家乡后，便开始用马克思主义思想和党的方针政策宣传、发动群众，积极开展农民运动，广泛组织农会、农军，大力开展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打倒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的斗争。韦拔群经常同村里的知识青年，秘密到附近的东里潭里的小山洞翻印从广州带回来的文件和革命传单。他还采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山歌形式，亲自编写山歌，配上曲谱，向群众教唱、宣传。其中有这样一首《革命歌》： “思想这社会，太不平等，为什么分成贵贱?终日劳苦的人无衣穿。凡我农友，都要联合起来，打倒土豪劣绅和资产阶级，才得幸福。”①在他们的宣传发动下，东兰县各区、乡相继成立了农民协会。一九二五年九月三十日，东兰县农民协会正式成立，陈伯民任主席，韦拔群任军事部长。

为了培训农民运动骨干，适应东兰和右江地区各县农民运动迅猛发展的需要，韦拔群与陈伯民等商量，决定按照广州农讲所的做法，在东兰县武篆区的北帝岩 (一九三○年改为列宁岩) 举办广西最早的农民运动讲习所。

北帝岩，屹立在翠绿的拉甲山腰上。岩前有一条晶莹的小河，其流水声如轻敲的铜鼓。岩洞平坦宽敞，雄伟壮观，可容纳一千多人，是一个天然的大课堂。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一日 (农历九月十五日) ，农讲所正式开学。韦拔群任主任，陈伯民任副主任兼管理员。学员来自右江地区的东兰、凤山、百色、凌云、奉议、恩隆 (今田东) 、思林(今属田东县)、果德 (今属平果县)、都安、河池、南丹等十一个县，共二百七十六名，都是由当地农会介绍入学的各族农运骨干或青年学生。

农讲所内贴着韦拔群亲笔写的标语： “快乐事业，莫如革命”和“劳动、互助、奋斗、牺牲”等。这些闪耀着革命战斗火花的标语，成为当时农讲所的校训。农讲所设置的课程，基本与广州农讲所一样。韦拔群亲自给学员讲课，他用当地阶级斗争实例和通俗、生动的语言，讲解革命道理。同时，带领学员走出课堂，到圩场作街头宣传; 深入农村，进行社会调查;帮助组织农民协会和成立农民自卫军; 参加清算地主豪绅、打击贪官污吏的斗争，使学员提高政治思想觉悟和从事农民运动的实际工作能力。

农讲所的创办经历了艰苦的斗争过程。因它不是官办的，因此，不仅受到敌人的非难和破坏，而且在经费和设备方面也遇到很大困难。为了解决经费困难，韦拔群除了变卖家里财产外，还带领教员和学员，自制课桌、床铺、用具，上山砍柴，开荒种莱，编草鞋，织草席，用稻草编织“革命被”。他同学员一样，穿草鞋，铺草席，盖“革命被”。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三十日 (农历十月十五日) ，韦拔群、陈伯民等在县城发起召开国民党东兰县党员大会，成立县党部，并选黄榜臣为代表到南宁参加省党部成立大会。县党部成立那天，韦拔群组织“育才高小校及农所学生赴会，县署司法科黄德馨、县知事黄守先之弟黄智渊，率警登山拦阻，学生不惧，直到县署门演讲，高呼打倒帝国主义、军阀、贪官、劣绅、土霸等口号。”①黄守先认为“贪官”是有意指他，对农讲所更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便于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农历十二月六日) ，伙同江平乡大土豪龙显仁武装进攻农讲所。

韦拔群早已料到敌人要对农讲所下毒手。他率领学员英勇还击一阵后，便悄悄沿着洞内的“通天坠道”，神速向山后撤退。敌人不见洞内还击，便破门而入，大肆焚灭各种书籍、文具和学员行李，然后得意洋洋地拔队到那禄村驻防，当晚在该村大吃大喝，以庆祝自己的“胜利”。正当他们喝得半醉不醒的时候，韦拔群率领农讲所学员和附近三百多名农民自卫军，突然包围、袭击那禄村，把敌人打得蒙头转向，乱成一团，狼狈逃命。黄守先被农军打伤，连夜逃回县城，连续几天惊魂不定。他立即向省军事署诬告韦拔群“埋伏党徒阻击知事” ，图谋叛乱，要求省党部筹备处取消黄榜臣为东兰县党部出席省党部成立大会的代表资格。后因省党部里共产党员的极力斗争，黄守先的诬告被否决，黄榜臣的代表资格不仅有效，而且参加了大会政治决议案起草委员会的工作②。

第一届农讲所原定时间为半年，由于敌人武装进犯，只开办三个月，便提前结业，学员被分配回各地组织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有力推动了右江地区农民运动的发展。

一九二六年二月，桂系军阀派龚寿仪一个团的兵力到东兰扫荡蒙志仁残部，对农民运动怀有刻骨仇恨的黄守先和杜瑶甫，便趁机与龚匪互相勾结，为虎作伥，对东兰农民运动进行血腥镇压。敌人在一天内就把韦拔群的家乡东里屯及那烈、板免、那峨、弄内、廷怀、板乐等十个屯全部烧光，疯狂叫嚷“村村要过火，人人要过刀”，“血洗东兰”。据后来省农民部部长陈协五到东兰调查统计材料，全县被烧、被抢、被抓、被勒索的农民有七千四百十八家，损失牛马二千四百六十七头，勒索款项达八万三千六百八十三元，被杀害群众七百多人。韦拔群家里的房屋不仅全部被烧毁，妻子陈兰芬和刚出生十二天的婴儿也被龚匪抓到东兰监禁。这就是震动省内外的广西东兰农民惨案。

面对匪军惨无人道的屠杀和镇压，韦拔群一方面率领农民自卫军退入西山，在西山成立东兰县革命委员会，继续领导全县各族人民英勇抗击敌人; 另一方面，利用当时国共合作的时机，向广州国民政府发出《快邮代电》，控诉军阀和官僚豪绅互相勾结镇压东兰农运的罪行，要求“惩办其惨杀农民烧掳农村之罪犯官僚黄守先”，“惩办劣绅杜琨选……土豪龙显仁、陈儒珍、勒令其赔偿地方所受损失”，“勒令龚寿仪退还农民所被缴去枪枝，以备自卫” ，“明令新任知事克日恢复农民运动讲习所”。同时，韦拔群还派陈伯民、陈守和 (后叛变) 两人到南宁先后向省党部的农民部、青年部和省党部执委、监委联席会上报告东兰农民被焚杀事件。在广州国民政府的责成和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人士的支持帮助下，省党部不得不派其农民部长陈协五 (国民党左派) 到东兰进行调查，并被迫将龚寿仪调回百色，黄守先也跟着龚寿仪逃跑。

当陈协五到东兰调查时，韦拔群在武篆召集五千多人的欢迎会。“是日大雨滂沱，……秩序井然，毫无喧哗纷扰状态，并能提议决议关于农会的善后事宜。”①会后，韦拔群派陈伯民、陈守和陪同陈协五赴各区进行调查。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陈协五写了一份比较真实反映东兰惨案的调查报告，题为《广西东兰农民之惨案》，登在广州我党主办的《农民运动》月刊上，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映。南宁市在我党领导下，召开了“南宁各界声援兰农大会”，东兰派来的代表在会上作了东兰农民惨案情况报告，大会发出支援东兰农运的通电，逼使广西当局成立东兰调查善后委员会，由陈勉恕、黄若珊、关学参 (以上三人均为共产党员) 、陈锡均 (法官) 、陈秉元(第七军副官) 、左铸民 (省财政厅秘书) 等七人组成，于一九二六年十月到东兰进行调查慰问。十二月四日，陈勉恕写了《广西东兰农民运动之实际情况》的调查报告，肯定了东兰农民运动“是黑暗政治之反映” ，以无可辩驳的事实，揭露军阀、豪绅官僚镇压农运的罪行。与此同时，调查组中个别反动分子在桂系军阀黄绍竑授意下，也写了一份歪曲事实的调查报告。这两份调查报告一起送省党部执委会，引起了争执，最后决定都送南宁《民国日报》发表。但印刷工人在排印时，抽掉了那份反动的调查报告，并在报上发表了声援东兰农民运动的通电。在党的领导和广大群众的支持下，广西省政府被迫承认东兰农民运动的合法地位，东兰知事黄守先“交法庭讯办”，镇压农运刽子手龚寿仪“由第七军司令部查核办理”，而大土豪杜瑶甫则被通缉和没收其财产。这次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

在解决东兰惨案的过程中，东兰各地的农民运动继续发展。一九二六年九月，韦拔群指挥四路农军第二次攻下东兰县城。东兰县革命委员会从西山迁到县城办公。

为了加强党对右江地区农民运动的领导，同年十月，共产党员陈勉恕被派到东兰县担任县长。接着，党又派共产党员严敏、陈洪涛到东兰和右江地区领导农运和开展建党工作。在党的领导下，东兰农运更加迅猛发展起来。十一月五日，韦拔群等在县城召开农民代表大会。决定改县革命委员会为县农民协会，陈勉恕被推选为主任，韦拔群被选为军事部长。

一九二六年十月，韦拔群又与陈伯民、陈洪涛在武篆育才小学开办了第二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为了发动各族妇女参加革命，这一届招收了四十二名女学员。韦拔群、陈洪涛、陈伯民、黄书祥等，带头动员自己的妻子或妹妹到农讲所学习。学习内容和学习方法与第一届基本相同，只是军事课中增加了武术训练，妇女班中增加了有关妇女解放和识字课程。他们结业后，回到农运第一线，领导群众开展打击土豪劣绅的斗争。奉议县和恩隆县的学员，回县后也按照东兰农讲所的做法，在本县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从此，右江各地反贪官、抗捐税、打土豪、毁契约的农民运动搞得热火朝天，尤其是东兰、凤山等县的农民运动更为兴盛，成为当时全国农运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据一九二六年底东兰县农民协会统计，全县各区、乡都建立了农民协会，“共有区农会十一个，乡农会一百三十四个，男会员七万五千六百六十人，女会员二千六百八十五人，农民自卫军有五百余人”①，得到了党的高度重视与评价。当时我党在广州主办的《农民运动》刊登了《值得注意的东兰农民运动》一文指出： “位于西江上游而偏僻的东兰底农民运动，如果止凭脑海中的理想，任何人都要与事实相违背。……因此，我们可以说，东兰的农民运动，实是广西农民运动的开始，东兰农民运动，是广西农民求解放的急先锋。”

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者之一

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 韦拔群面对大革命的失败和蒋介石的屠刀，毫不畏惧，毫不气馁，仍然率领右江农民坚持斗争。

这年八月，韦拔群正抓紧在武篆举办第三届农讲所时，桂系军阀指派朱为珍部一个师和龚寿仪部一个团、刘日福部黄明远一个营，伙同地方反动武装大举进攻东兰，妄图血腥镇压东兰农民运动。为了武装反击敌人进犯，韦拔群于八月中旬在东兰县兰木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决定将东兰、凤山、凌云的农军编为三个自卫团：东兰为第一团，由牙苏民指挥; 凌云为第二团，由黄大权等指挥; 凤山为第三团，由黄明春 (黄松坚) 等指挥; 韦拔群担任总指挥。

这时，黄明远营首先进犯凤山。韦拔群亲自率领提前结业的第三届农讲所一百多名学员到凤山社更乡迎击敌人，同时命令黄大权率领第二团在平乐担任阻击，特务连、驳壳队在二、三都扰敌后方。据一九四三年编的《凤山县志》记载： “民国十八年八月，共首韦拔群率党三千余人，至巴里村分路进攻，迫进城郊”;“同年八月十四日，共首廖源芳，率党数百，在长里区属岩腊村山寨，窥伺县城”。黄明远营被围困在县城达一个月之久，第一团农军曾在长洲与敌激战数日，沉重地打击了敌人的有生力量。后因敌人从百色调来援兵，敌师长朱为珍又率部攻打东兰，韦拔群只好指挥农军撤出战斗。为了保持革命力量，韦拔群决定将部队转移到峰峦重迭、地势险要的西山，坚持与敌人作长期的武装斗争。他自己也抱病退入西山，设指挥部于平峒。

韦拔群率领的农民自卫军一到西山，便与当地瑶族群众打成一片，严格执行群众纪律和民族政策，禁止壮汉农军战士对瑶胞的不尊重称呼，取消一切不合理的徭役，得到广大瑶族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在西山，韦拔群利用其有利地形，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时而据险伏击，时而主动出击，与敌人开展游击战争。

同年十月，敌人集中兵力进攻农军驻地的弄美。韦拔群决定诱敌深入，分段歼敌。他先派一支小分队把敌人引诱到我军主力设伏的山地，然后集中优势兵力，分段猛追猛打，充分发挥土枪、土炮、土地雷和石架的威力，杀伤了大量装备精良的敌人。经过十一昼夜的战斗，歼敌四百多，缴获大量武器。这一胜利，使农军威震四方。

一九二八年五、六月间，被农军拖得精疲力尽的朱为珍、龚寿仪等部调回百色，敌人对东兰历时一年多的“围剿”，遭到了破产。

一九二七年六月，共产党员余少杰等在恩隆县七里山区百定乡成立了 “三南 (田南道、镇南道、南宁道) 总部” (亦称广西临时军政委员会)。韦拔群得到这一消息，立即派人到“三南总部”联系，接受总部领导。同年冬至一九二九年初，总部两次派组织委员李正儒前往东兰，向韦拔群介绍总部的组织和任务，并与韦拔群谈入党问题。在此前后，中共广西临时省委负责人雷经天也曾派严敏到东兰西山向韦拔群传达党的指示。

一九二八年八月二十四日 (农历七月初十) ，韦拔群在东兰县太平区板纳村召开东兰、凤山两县农民武装动员大会。当时洪水尚未退完，各地到会农民武装共有一千多人。会后，东兰、凤山两县的农民武装斗争又迅猛发展起来。

一九二九年六月，蒋桂军阀混战结束，广西政局发生变化。掌握广西新政权的俞作柏和李明瑞，在我党影响下，比较靠近革命，要求我党派干部协助其工作。党中央抓紧这有利的时机，先后派邓小平、张云逸等一批党员来到广西，利用合法和半合法地位，发展党的组织和工农革命武装力量。从此，广西革命运动出现了蓬勃发展的新形势。

经过党组织的积极活动和筹备，同年八月中旬，广西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在南宁召开。韦拔群化名“农友三”，与陈洪涛等秘密到南宁参加会议并向省委汇报工作。会上成立广西省农民协会，雷经天被选为主任委员，韦拔群被选为副主任委员。

一九二九年八月，韦拔群被中共广西特委正式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①。从此，他象加了油的马达，更加起劲地为党、为革命工作。

在南宁期间，党组织为了加强东兰农军武装力量，介绍韦拔群与广西省主席俞作柏见面。经协商，俞作柏同意以成立“右江护商大队”的名义，拨给东兰、凤山地区农军一个营的武器装备。韦拔群连夜写信回东兰，抽调三百多名优秀的农军分三路到南宁领枪。这批农军到南宁后，每人领到一支汉阳造的步枪和二百多发子弹，并被编成三个连，在南宁进行短期军事训练。韦拔群激动地对大家说： “我们有了这些真家伙，回东兰，就可以把敌人象抓小鸡仔一样了! ”

同年九月一日，中共广西省代表大会在南宁津头村秘密召开。党中央代表贺昌在会上传达了党的“六大”决议精神，邓小平在会上讲了话。大会作出了关于准备武装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工农民主政权、实行土地革命的决议。党代会结束后，为了加强对右江农民运动的领导，为建立革命根据地打好基础，党决定派雷经天到恩隆县平马镇成立右江农协办事处和筹建中共右江特委，同时，派严敏到东兰筹建中共东兰县委。

九月十三日，韦拔群与上级党委委派的军事教官钟鼎同志从南宁带领这支经过训练的农民武装队伍，雄赴赴、气昂昂地回到了东兰武篆那论村。第二天，中共东兰县委第一次代表大会在那论村召开，韦拔群参加了这次大会，并被选为县委委员。会议作出解放东兰、建立工农民主政权的决议。

为了贯彻省和县党代会的决议，韦拔群于九月十六日 (农历八月十四) 下午八时，以军事部主任名义，命令从南宁领枪回来的三个连农军和甲里民兵自卫队，于“十五日上午拂晓，分作三路” ，进攻“盘距中和的反动土劣民团。”①在韦拔群的直接指挥下，经过半天的激烈战斗，敌人向北败退，武篆大土豪陈舜裔被击毙，中和获得解放。解放中和那天，韦拔群以东兰县革命委员会军事部主任名义发出如下布告：

我们这个部队，原是人民武装。

目的实行革命，打倒贪污豪强。

拥护人民利益，是为本党主张。

顽距中和土劣，残暴胜过豺狼。

烧杀掳掠剥削，谁不恨结心肠。

为此开起义旗，要把反动灭光。

希望劳苦大众，大家参加戎行。

消灭共同敌人，我们才见日光。

如有觉悟民团，投诚就认为良。

若能擒来首恶，定予立功授奖。

现在贴出布告，群众切莫惊慌①。

在此同一天，韦拔群又命令新成立的农军第四连连长黄㕫日，带领该连战士攻入三石区，使两地敌人不能互相援助，表现了韦拔群高超的军事指挥才能。

十月中旬，邓小平、张云逸等率领我党掌握的广西警备第四大队和部分教导总队来到农民运动基础较好的右江地区，与韦拔群率领的农民武装汇合，准备举行武装起义。他们决定把从南宁运来的枪枝立即发给右江各县农军，韦拔群派农民自卫军战士前往百色领回了一大批枪枝。麇集在东兰县城的数百反动武装闻讯后，伙同地方民团扑向武篆，妄图抢夺枪枝。韦拔群率领农军，英勇击退敌人，保住了武器。战斗中，韦拔群的左手负伤，仍然继续指挥战斗。

同年十月下旬，韦拔群决定攻打反动巢穴东兰县城。他在巴拉设军事行营，以军事部主任名义向全县农军发出了“实行解放东兰”的命令。命令指出： “麇集在东兰县的反动土劣民团及伪县长邬尘曼所有的警兵，共计千余敌人，我们决定在明日拂晓向该敌进攻”①。按韦拔群部署，我军分三路从县城背后、那亨和即团进攻，韦拔群亲自指挥迫击炮连占领即团背后五老三，袭击城内敌人据点，守城敌人见农军声势浩大，火力猛烈，乘夜弃城向安篓隘洞方向逃跑。农军猛追侧击，敌军死伤无数。反动县长邬尘曼揣着官印，随着残匪赤脚奔逃，在红河边丢下了行李。

东兰县城解放的第二天，召开了有数千人参加的群众庆祝大会，公审了武篆、长江和兰木等区的反动豪绅地主。接着，全县一百六十八个乡相继解放。东兰县革命委员会迁到县城办公，颁布了《广西东兰县革命委员会最低政纲草案》②，提出了“废除钱粮田赋” ，“实行焚烧契约债券” ，“实行不交租、不还债” ，“没收地主、豪绅的土地，分给贫农”，“严禁虐待瑶民”、“瑶民经济、政治、教育、工资上与其他人民一律平等”。这个政纲，体现了党的“六大”精神。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一日，在广州起义两周年这个富有纪念意义的日子里，邓小平、张云逸和韦拔群等在百色胜利举行武装起义，宣告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张云逸任军长，邓小平任政委。红七军共辖三个纵队，韦拔群率领的东兰、凤山一带的农民自卫军，编为红七军第三纵队，韦拔群任纵队司令，李朴任政治部主任，钟鼎任参谋长。同一天，在恩隆县平马镇召开了右江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右江工农民主政府，雷经天当选为政府主席，韦拔群、陈洪涛等当选为政府委员。

在红七军前委的领导下，韦拔群率领第三纵队红军战士越出东兰地界，肃清各地反动武装，先后消灭了恩隆县大土豪、伪司令谭典章、那地的匪营长韦锦城、百色属大新的大地主罗肇修、罗肇高等反动武装。他亲自率领红军战士及盘阳弄凡等地的赤卫军共同攻打，解放了大所，并帮助大所建立工农民主政府。这时，东兰至恩隆的广大地区，连成一片，革命根据地日益扩大。韦拔群还积极动员各族人民踊跃参军支前，扩大红军力量。当时，他亲自写了这样一首《青年革命歌》：

劳动群众快快醒，

参加革命当红军。

青年的同志，

应将重任负于肩。

个个练成铁石坚，

才算得真正革命，

一切障碍及反动都肃清!

方不负红军的威名，

唱凯旋①。

一九三○年二月，红七军第一、二纵队经过隆安县和恩隆县马鞍山战斗后，主动撤出右江沿岸县城，向东兰、凤山转移。在隆安激战中，韦拔群率领这支未经过正规训练、刚由农民自卫军改编成的红七军第三纵队，担负了左侧翼进攻任务，与敌人正规部队作战。他沉着、果断，指挥战士们勇猛地向敌阵奔驰杀去，使敌人惨遭痛击①。当我军主力部队转移到现巴马县亭泗时，遇到四千多匪军的截击，形势很严重。韦拔群立即带领第三纵队战士，组成一个敢死队，配合主力部队，给敌人以重创。第三天，我军顺利进入凤山县盘阳区休整。红七军前委在盘阳举行会议，决定第一、二纵队开赴黔桂边开展游击战争，第三纵队留守东兰、凤山根据地。

三月初，第一、二纵队出发不久，邓小平恰从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后回到武篆。这时，韦拔群便同邓小平一起，在东兰武篆进行土地革命的试点工作。他们经常深入到东里屯、板勉屯、旧州屯等地进行阶级关系、土地占有情况等方面的调查。为了摸索、总结经验，韦拔群亲自到自己家乡东里屯试办共耕社，并动员家人带头入社。该屯群众思想觉悟较高。在韦拔群的宣传发动下，全屯一百二十户都入了社。共耕社举行成立庆祝大会时，韦拔群与邓小平、雷经天等一起，佩着红领带出席。韦拔群在会上号召说：“今天的大会是从来没有的大会，我们就是要做过去祖宗没有做过的事情。现在成立共耕社，大家要努力搞好生产，拔掉穷根，过幸福生活。”②邓小平也代表红七军前委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希望共耕社“成为一个发展生产的火车头”①。邓小平、雷经天和韦拔群对共耕社很关心，经常深入了解群众对共耕社的思想反映，及时解决生产和办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当他们了解到共耕社缺乏耕牛时，立即以右江工农民主政府名义，给共耕社送去了十二头大水牛。

东里共耕社在乡工农民主政府领导下，按全乡人口和劳动力等条件，分成七个生产队，划分耕作区，耕牛和农具统一使用，土地和种子统一调配，劳动力统一安排，以生产队为单位进行集体生产。由于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群众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精耕细作，连望天田也犁二次、耙二次、耘三次，还打树木叶子做基肥。六月天，遇到大旱，整整一个月没有下雨。韦拔群与共耕社干部开会商量，决定发动群众挑水抗旱，不准旱死一株苗。军民一齐动手，抗旱保苗，还修了一条几里长的水渠，韦拔群亲自进行测量。结果，寒露还没有到，谷桶就打响了。获得了当年粮食大丰收。据统计，产量比一九二九年增产三成多。粮食按社员年龄分等级分配：十三岁以上的每人分得线谷八百斤，十三岁以下的分得二百至五百斤，全社留下一万二千斤作为公粮，支援红军。分谷那天，歌声和笑声汇成一片，比“三月三”传统节日还要热闹和高兴。秋收后，贫苦农民的生活得到很大改善。

但是，共耕社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口号。邓小平和韦拔群既有敢于试验和探索的革命精神，也持慎重的科学态度。他们没有因为东里共耕社获得当年增产而全面铺开，除了在其他县个别乡继续试点外，其余都采取“分配农民个别耕种”的分耕制方式进行。在党的领导下，右江地区条件成熟的乡村，都开展了打土豪、分田地的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广大各族贫苦农民分到土地后，革命和生产的积极性空前高涨。他们更加热爱新生红色政权，热爱工农红军。大家异口同声说： “共产党真好!土地革命真好! ”当时流传着这样的山歌： “跟着共产党，翻身各有份，不论老和少，人人有田耕。” “人人分得地，户户有田耕，土地回老家，枯树发新芽。”

艰苦卓绝的反“围剿”斗争

一九三○年十月上旬，红七军主力奉命北上，离开了右江革命根据地。

北上前，红七军集中在河池六甲一带进行整编，军前委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和全国红军统一番号，宣布把红七、八军改编为十九、二十、二十一共三个师。十九、二十师北上，二十一师留下坚持右江革命根据地斗争。韦拔群任二十一师师长，陈洪涛任师政委。韦拔群坚决服从军前委的决定，立即把自己从东兰、凤山带来的第三纵队一千多名武装，除留下七、八十个体弱有病的战士外，其余全部拨给主力部队北上，毫无半句怨言，这充分体现了共产党员以全局革命利益为重的崇高品质。

韦拔群返回东兰那天晚上，张云逸军长代表军前委，特地给他送行。在银色的月光下，他们肩挨着肩，边走边谈，不知不觉送了二十多里路。韦拔群考虑到这一带是新开辟的游击区，张云逸身边只带有两个警卫员，怕他回去路上发生意外，又把张云逸往回送了一程。路上，韦拔群虚心征求张云逸的批评意见，张云逸深情地说： “拔群同志，我们虽然相处不长，但我知道你是一个各方面都很好的同志，有很多优点值得我们学习。今后，你的任务更加艰巨，要紧密依靠党和阶级同志，坚持斗争到底! ”分别时，韦拔群紧握军长的手，激动地说：“我们一定坚持到红七军主力打回来!”①

韦拔群回到东兰后，立即与政委陈洪涛、副师长黄明春等着手研究扩大部队和巩固根据地工作。他们决定将东兰、凤山、都安、恩隆、奉议等县的赤卫军常备营补充到二十一师来，各县则新成立赤卫军常备营。经过很短时间的紧张筹备工作，于一九三○年十二月在现巴马县乙圩召开了二十一师成立大会。部队由原来留下的一个连扩大到三个团 (即六十一团、六十二团、六十三团) 和一个独立营，分布在东兰、凤山、恩隆、奉议、百色、南丹、都安一带，准备长期坚持游击战争。

红七军主力从河池出发不久，桂系军阀头子白崇禧立即调派十九师师长廖磊(后为第七军军长)指挥近一万匪兵大举向东兰、凤山两县进攻。敌人气势汹汹地分三路进犯：一路由廖磊率队从田州向东兰进犯; 一路由韩彩凤率队由河池向东兰进攻; 一路由岑建英和贵州军阀黄海平两个团从天峨向凤山进攻，地方上的土豪劣绅也如蛇蝎出动，猖獗配合，大有一口吞噬右江革命根据地之势。

反“围剿”的战斗开始了! 韦拔群和陈洪涛、黄明春等率领这支刚刚组建起来的红军部队，采取积极防御的方针，避开敌人的锋芒，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主动打击敌人。同时，动员群众，实行坚壁清野，配合部队，以战斗保卫根据地。韦拔群写了一首《革命到底》的诗歌，鼓舞群众斗志。诗中说：

穷人闹革命，众乡亲，

雄心要坚定。

那时灭土豪，吃穿好，

饭饱衣又新。

今日处恶境，但相信，

雾散天会晴①。

一九三一年二月初三，廖磊所部抵达东兰县城。韦拔群命令红军主力主动撤出县城。撤退前，部署在所有的交通要道、学校、隘口埋下了土地雷，敌人一踩到它，脚下红光一闪，“轰”的一声爆炸，炸得敌人抱头鼠窜，寸步难行。敌人为了保命，常拉群众的耕牛在前头踩雷开路。但是，我军也随之改埋为“活地雷” ，等牛群过后才拉引线，牛群听到地雷响声，被吓得掉头狂奔。敌人不仅挨“活地雷”炸，而且还挨牛群撞，死伤无数。

由于各村实行坚壁清野，敌人每到一处，要柴无柴，要米无米，而迎接敌人的，除了地雷外，还有一张张《骂国民党反动派四字经》、《告国民党军阀士兵转变为工农红军四字经》等传单。敌人对红军毫无办法，就更加残害百姓。他们沿途纵火，烧毁房屋，搜查山洞，奸淫掳掠，见人就杀，见农作物就踏毁。生机勃勃的根据地，在敌人践踏蹂躏下，变成一片废圩。

三月二十五日 (农历二月初七) ，廖磊率其指挥部进据武篆，分区“搜剿” ，以为韦拔群处于重重包围之中，就是有插翼能力，亦难飞脱。但是，韦拔群却经常率领红军部队，散伏各峒，神出鬼没，寻机袭击敌人。敌人不仅到处扑空，而且时常受到红军小分队的袭击。

有一次，驻武篆的敌人，由于在当地找不到粮食，只好远道从盘阳运粮。韦拔群闻讯后，便派红军战士到中途截击，夺得敌人几十担粮食和蔬菜，使敌人的供给更加困难，士气低落，廖磊一筹莫展。

一天晚上，韦拔群带领马枪排和秘书李正儒从那烈乡来到善学乡附近的弄砦洞，慰问躲在岩里避难的群众，并在洞里等待县委书记和县工农民主政府负责人黄举平、覃联魁等汇报工作。他对洞里的群众、干部说： “眼下，疯狂的敌人可能很快打进来，大家要做好牺牲准备。但是，乌云总要被太阳驱散，白匪军最后一定完蛋，我们要坚持到红七军主力打回来!”敌人确实向弄砦洞打来了，群众很担心韦拔群的安全，但他把自己的安危置之度外，一直等到黄举平、覃联魁赶来汇报完工作后，才回西山。临走时，他考虑到洞里群众的安全，留下一班战士，掩护群众坚守山洞。韦拔群离开弄砦洞后第二天，一心想抓到韦拔群的廖磊，便派四个连攻打此洞。洞里的军民，英勇顽强地击退敌人一次又一次的猖狂进攻，一直坚持了十多天。后因洞里缺粮、缺水、缺子弹，洞口被敌人攻破，守洞的红军战士绝大部分壮烈牺牲，敌人终于在付出了很大代价之后，冲进了洞中，但却连韦拔群的影子也未见着。

廖磊抓不到韦拔群，气急败坏，到处张贴布告： “谁能捉到韦拔群，赏花红七千元。”韦拔群看到布告后笑着说： “我也给他写一张! ”说完，便拿起笔这样写着： “谁砍得廖磊的狗头，赏花红一个铜板! ”写好后，叫红军战士拿到善学乡的路口张贴。廖磊知道后，气得狂叫： “立即给我把布告撕毁!”去撕布告的敌兵，脚下又踩响了地雷，被炸得血肉横飞。

战斗在凤山等地的军民，也在党的领导和韦拔群的指挥下，英勇地抗击着敌人。本来，廖磊扬言在三个月摧平东兰、凤山革命根据地，但结果，正如国民党编的《东兰痛史》哀叹的：“军团分山搜剿，计已期月，所捕获者，不过是顽瑶赢汉，毫无伤红匪。”

一九三一年八月，中共广东省委派陈道生冲破敌人重重封锁，从香港来到东兰西山，指导右江革命根据地工作，并传达党中央关于停止执行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指示。为了贯彻上级指示精神，总结半年多来反“围剿”斗争经验，二十一师党委(陈洪涛、韦拔群、黄明春为常委)在东兰泗孟区的西山丘板屯召开扩大会议。会上，陈道生作传达报告，韦拔群作工作总结报告。会议根据党中央指示，宣布二十一师番号改为中国工农红军右江独立师。韦拔群仍然担任师长，陈洪涛担任政委和右江特委书记，黄明春任副师长。师下设三个团的番号不变。会后，各团分别进行整顿、训练。

同年九月，韦拔群与陈洪涛率领部队东渡红水河，转向都安、河池边区游击，以跳出敌人的包围圈。九月下旬，红军攻下板合后进入都安与河池交界的弄福、弄跃一带瑶胞居住地区，在那里进行休整和宣传发动群众工作。十月二十日，攻打都安县九顿圩蒙元彩团局，缴获了一大批枪枝弹药和物资。廖磊部罗活团闻讯，即由河池赶来围攻，妄图纠合地方民团对我军构成方园数百里的大包围，然后把我军赶到红河东岸，逼我背水作战，前后夹攻，一举消灭。韦拔群得到情报后，认识到情况的严重和远离根据地作战的困难，立即率领部队紧急撤退，乘夜绕过崇山峻岭，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然后以高速行军，强渡过红水河到达东山苏托。在东山，他们趁东兰县城守敌空虚，突然袭击县城，守城敌人惊慌失措。当红水河的守敌拔营来援时，我军已撤离城郊，又神速地渡过了红水河，回到了西山根据地。

回到西山后，韦拔群和陈洪涛、陈道生对这次向外游击的军事行动进行总结，认识到远离根据地到外线冒险作战，是受“左”倾错误的影响。从此，他们抓紧进行巩固根据地工作，以迎接敌人新的进犯。

不久，传来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我党在连续粉碎了蒋介石对中央苏区三次“围剿”后，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在江西瑞金召开了中华苏维埃工农兵共和国第一次代表大会，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韦拔群因敌人严密封锁和山川阻隔，未能出席这次会议，但仍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中央执行委员。

一九三二年，蒋桂军阀矛盾暂处缓和。桂系军阀为了消除其心腹之患，对东凤革命根据地发动了新的、空前残酷的反革命大“围剿”，白崇禧曾亲自到东兰指挥。敌人采取层层进逼的所谓“剥笋战”术，实行杀光、烧光、抢光、掳光、铲光的“血洗政策”、“以军事、经济、政治同时并进”，妄图彻底摧毁右江革命根据地。

东兰军民反“围剿”斗争进入最艰苦的年代!

在大敌当前的严重时刻，右江独立师党委于一九三二年一月在西山弄索峒召开特别常委会议，决定整顿和缩小队伍，把部队的骨干组成杀奸团，分散到各地进行锄奸肃特活动，以适应新的斗争形势需要。这些精干的杀奸组织，每组十人左右，佩带短兵器，神出鬼没，四出活动，象一把匕首插进敌人的心脏。同年四月，师党委又在西山弄索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抽调黄明春、黄举平等分两路到右江上游下游开展游击战争，打击和限制敌人，以减轻西山的压力。出发前，韦拔群鼓舞他们说： “革命斗争是长期艰苦的，前进的道路是曲折的，但革命前途光芒万丈! ……你们到新区去工作的同志们，面临着一场艰苦复杂的斗争考验，必须坚定意志，依靠当地群众，为建立千千万万个 ‘西山’ 而奋斗! ”

四月以后，韦拔群随师部转移到西山弄岩弄统办公。敌人多次对西山进行反复“围剿”，妄想捕杀革命领导人，但“屡搜空回，不能一次奏功” 。五月十七日，国民党广西省政府施展金钱收买叛徒的阴险手段，“悬赏一万元购缉” 韦拔群，“五千元购缉”陈洪涛①。韦拔群看到布告后笑着说： “这是敌人黔驴技穷了才采取的卑劣手段! ”他与陈洪涛商议将计就计，派一名警卫队战士向武篆区民团局诈报：卫士队谋反，捉住了韦拔群。民团局长派人去探望，回报说是事实，便连夜飞报反动县长李瑞熊。李信以为真，筹款二千余元送到事先约定的交换地点。交换那天，韦拔群事先埋伏武装，当场击毙前来联系交换工作的叛徒陈守先，夺得了两千银元。这一次行动，既惩办了叛徒，又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敌人对此哀叹说：“赔了夫人又折兵，羞愤不可名状。”反动县长李瑞熊发誓说： “不得韦拔群，我终不出兰地也! ”②

同年八月，自命为“小诸葛”的白崇禧，又增派廖磊率第七军“围剿”东凤革命根据地。廖磊采取“缩网收鱼”的狠毒手段，逐步缩小对西山根据地的包围圈。为了隔离群众与红军的联系，敌人还强迫驱逐西山周围的群众到一个峒场里集中管制，不许群众带一粒粮食和一根火柴上山，妄想饿死、冻死、困死红军。敌人逐山逐村“搜剿”，见草用火烧，见松土就挖开，见岩洞就攻击，见水就放毒，见与红军联系的人就枪杀。但是，反革命的屠刀砍不断汹涌澎湃的右江水，劈不倒雄伟耸立的西山。在艰苦卓绝的斗争岁月里，韦拔群和陈洪涛始终坚守在西山革命根据地里，领导军民转战在万峰错杂、深菁密布的西山丛林中。他同战士群众同甘共苦，以野菜充饥，以辣椒当盐，以岩洞棲身，以围火过冬，采食的野菜共有一百二十多种。尽管斗争环境如此艰苦险恶，韦拔群始终保持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他经常鼓励干部、群众说： “目前的斗争好比攀登高山，越是感到艰苦吃力的时候，也是越接近山顶的胜利时候!我们要象山崖的马樱花一样，顶风傲雪，永不凋谢! ”

在党的领导和韦拔群的鼓励下，东凤根据地里的军民涌现了许多坚持革命、宁死不屈的可歌可泣的斗争事迹。同年九月下旬，坚守在甘孟山的一个独立营八十多个战士，与敌缴战三天后只剩下十五个战士，在营长兰志仁带领下，顽强坚守阵地，子弹打光了，就用石头打，石头打光了，就抡起枪托跟敌人肉搏。最后，他们每人抱住一个或抓住两个敌人，一起滚下百丈多深的悬崖，其中有一位是红军女宣传员兰彩娥。他们用生命的最强音，谱写了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忠诚革命的英雄赞歌!

与红军和韦拔群血肉相联的西山瑶族群众，经常冒着生命危险，千方百计地给红军送粮、送盐、送情报。他们宁肯自己吃野菜，也把家里仅有的一点粮食节省下来，装在粪筐下面借上山种地的机会，带到山上交给红军和拔哥。碰到敌人来搜山时，瑶胞便用瑶话喊： “诺鸡糯啦”(意思是敌人来啦)! 有的为掩护红军和韦拔群的安全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当时，西山流传着这样一首山歌： “看见敌人来搜山，掩护红军心不慌，瑶族跟党一条命，照顾师长要周全。”正是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韦拔群等领导的艰苦卓绝的反“围剿”斗争，才能一天天坚持下去。

英范永存

一九三二年九月六日，“驻兰坐镇策划”的廖磊，断定韦拔群仍坚守在西山里，便命令所部分七路向西山大小弄京围攻。红军在“沿途峒场，均设有竹钉、石床种种障碍物，阻断要路”①，敌人在西山折腾了一个月，“几乎靡穴不穿，无孔不索”②，但仍无所获。

同年十月十七日，韦拔群为了与陈洪涛取得联系，研究转移工作，带了警卫员罗日块，秘密来到东里屯对面山上双茶洞过去曾给他当过警卫员的韦昂家里。第二天，韦拔群在洞里与陈洪涛会见。他们分析当前严重的斗争形势，决定暂时分头向贵州方向转移。晚饭后，韦拔群感到头部滚烫发烧，浑身象棉花条似的无力。长期的劳累和饥饿把韦拔群折磨病了! 当晚，他与警卫员罗日块留洞住宿。动摇变节已被敌人收买了的韦昂，竟趁韦拔群与罗日块熟睡之机，偷偷抽出韦拔群枕头底下的驳壳枪，向韦拔群头部射出了罪恶的子弹。壮乡人民的卓越英雄韦拔群，终于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而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韦拔群同志牺牲后，东里屯的群众，冒着生命危险，偷偷把拔群的遗体抢运回来，隐埋在特牙山上。不久，他们还在墓地上盖起一座小庙，称为“红神庙”，以此表示对拔哥的敬爱和深切怀念。

解放后，党和人民无比怀念韦拔群烈士。毛泽东曾多次对广西的同志说：韦拔群是一位好同志。一九六二年十二月，邓小平写下了这样的题词：

韦拔群同志以他的一生献给了党和人民解放的事业，最后献出了他的生命。

他在对敌斗争中，始终是英勇顽强，百折不挠的。他不愧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英雄。

他最善于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的疾苦，对人民解放事业，具有无限忠心的崇高感情。他不愧是名符其实的人民群众的领袖。

他一贯谨守党所分配给他的工作岗位，准确地执行党的方针和政策，严格地遵守党的纪律。他不愧是一个模范的共产党员。

韦拔群同志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他永远是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后代学习的榜样，我们永远纪念他!

作者附记：本文根据访问黄松坚、黄举平、陆秀轩、黄美伦、覃联魁、陈仕读等老同志和有关资料整理而成。

注释

①见广西东兰县农民协会: 《快邮代电》,现存广西博物馆。

①见《广西省农民部工作报告》,现存广西博物馆。

①②见《广西省农民部工作报告》。

①据广西省东兰县农民协会: 《快邮代电》,现存广西博物馆。

①陆秀轩、黄举平: 《韦拔群烈士遗作》。

①陈协五: 《广西东兰农民之惨案》,载1926年9月7日、14日《农民运动》第6—7期。

②据《“一九二六年国民党广西省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 会议材料》。

①陈协五: 《广西东兰农民之惨案》,原载民国15年9月7日、14日《农民运动》第6、7期。

①陈勉恕: 《广西东兰农民运动之实际情况》,原载民国16年4月《农民运动》第22、23期。

①关于韦拔群的入党时间,说法不一,有的说是1926年,有的说是1928年。这里是根据中共广西特委1929年10月给中共广东省委的报告和1945年中共中央在延安组织编写的《烈士英名录》第4、5册说法。

①此命令现存东兰县革命纪念馆。

①此布告现存东兰县革命纪念馆。

①命令原件存东兰县革命纪念馆。

②现存东兰县革命纪念馆。

①转引自《巴马文艺》1979年第2期。

①莫文骅:《回忆韦拔群同志》,《回忆韦拔群》,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②东兰县《中和公社志》。

①东兰县《中和公社志》。

①张云逸1962年的回忆。

①转引自《奔腾的左右江》,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①见民国21年5月21日《广西公报》第32期。

②《东兰痛史》 (下篇)。

①民国21年9月13日《南宁民国日报》。

②《东兰痛史》 (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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