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徐海东人物传,徐海东生平事迹,徐海东评价

Posted 2022-05-04 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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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人物传徐海东人物传,徐海东生平事迹,徐海东评价

徐海东是中国共产党八届、九届中央委员，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委员。他出身窑工，由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参加了革命军队，在党领导的长期的革命战争中，逐步成长为我军卓越的无产阶级军事家。他“具有丰富的实战经验和很高的指挥艺术”①。从土地革命到抗日战争，他驰骋疆场，组织指挥了同国民党反动派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无数次战役和战斗，打败了数倍于我之敌，威震敌胆，被誉为虎将。红四方面军撤出鄂豫皖根据地后，他为重建红二十五军，创造鄂豫陕根据地，领导红二十五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并把革命大本营奠基在大西北，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绩。他勇敢作战，不怕牺牲，在战斗危急时刻，经常身先士卒，先后九次负伤。毛泽东高度赞扬他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工人阶级的一面旗帜”。

徐海东在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中，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有坚强的党性原则，对坚持肃反扩大化和军事冒险主义的倾向和行为，进行了无情的斗争。他坚决服从党的领导，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对党对人民忠心耿耿，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他为人正派，光明磊落，顾全大局，善于团结同志，是“最好的共产党员”。

“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残酷迫害，徐海东在政治上受到诬陷，精神和肉体上受到严重的摧残，于一九七○年三月含冤去世。

(一)

徐海东原名徐元清，湖北省黄陂县夏店区 (现属大悟县)徐家桥村人，一九○○年六月十七日生。他家祖上六辈以烧陶器 (瓦缸、盆、罐) 为业①，生活颇为艰难。徐海东后来回忆说，在他记事的时候，“全家二十多口人，只有棉花地一块(约半亩) ，房屋六间。父辈、兄长，全靠做窑工为生。”②父亲徐重本，母亲吴氏，生有子女十人，徐海东在男孩子中排行第六。他出生时，母亲年已四十六岁。乡里人认为，这样大的年纪还生孩子是件“丑事”，经常在背后议论讥笑。徐重本也感到脸上不“光彩”，不时对妻子发脾气，要她将幼儿丢到水塘里淹死。吴氏含着眼泪将海东抱到水塘边，却不忍心松开自己的手，最后还是抱回家里，硬着头皮抚养下来。

徐海东六岁时，就背起小箩筐到山上拾柴火、挖野菜，还帮助母亲喂鸡赶鸭。他人虽小，手脚勤，见活就干，一年到头没有闲的功夫。夏天，他头顶烈日，赤脚光膀，终日一身泥土;冬天，他迎着寒风，衣履单薄，冻得耳脸通红。

一九○九年，徐海东九岁时，被母亲送进喻家祠堂他舅舅任教的私塾就读①。在这所私塾念书的多半是富家子弟，他们嫌徐海东穿的烂，不愿意同他共桌。本来教书先生给他起了个叫徐元清的名字，但同学们总是习惯称他的诨号“臭豆腐”。为此事，他多次同那些富家子弟发生争吵甚至厮打起来②。在富家子弟中，有个名叫吝积堂的，和徐海东要好，不欺负他，也不嫌他穿得寒伧，同他同坐一张桌，放学一路回家。后来，吝积堂成为他参加革命的引荐人。

徐海东在私塾里，听课用心，记性也好。先生要他背的书，他背得很熟; 教他识的字，他都能认出来; 字写得也很工整。但在读到第四年的时候，有一天，一个财主的儿子名叫黄守本的，无端的骂他是“狗也不吃的臭豆腐”。他被激怒了，举起砚台抡过去，把黄守本的头砸破了。先生不敢惹财主，同黄家一起强逼他退学。徐海东收拾书本，决然离开了学校。三年半的私塾生活，就这样结束了。

徐海东离开学校，回到窑厂做工。当时正值荒年，灾情严重，衣食无着，家里人还闹分家。徐海东由于年幼体弱，干不了什么活，兄嫂们都不愿意收养他，要他自找生活出路。徐海东父亲年老多病，已经丧失劳动能力，母亲双目失明，连家务活也无法承担。老人子女虽多，但无人愿意承担赡养义务，到了晚年，还是没有依靠，成天为生计发愁，更无力照顾海东。

徐海东从小个性倔强，看到兄嫂们那种不近情理的态度，便一气离开了家，跑到百里之外的沔阳沙湖，替人放鸭，挣钱糊口。在那里，他跟着一位老农，赶着鸭群在湖边、河沟和稻田里游牧，风餐露宿，熬过了一个冬天。在那里，他惦记着家里的父母，对双目失明的母亲尤其放不下心。于是，第二年开春，他便返回家乡，重新进窑厂做工。

当时在农村以烧瓦缸、瓦盆、瓦罐为生的手工业工人，多半是结伴做工，自烧自卖。徐海东同兄长一起干活，他不服小，单独操作木轮盘、木模，制造各种坯件，还学着看火烧窑。由于他勤学苦练，加上兄长的帮助，很快便成为一名熟练的窑工。他和其他窑工一样，在制坯、烧窑的同时，还经常肩挑烧好的器具串村叫卖。遇上好年景，瓦盆、瓦罐卖得快，尚可勉强养家糊口; 年景不好，陶器卖不出去，连自己也混不饱肚子。有年冬天，徐海东穿着一条破单裤挑担串乡，一连跑了好几个村庄，没有遇到一个买主。身无分文，冻饿交加，他实在支持不住，晕倒在一户农家门前。幸得这家好心的农妇给了他一碗热粥吃，他才又从死亡线上挣扎过来①。这种贫困潦倒的窑工生活，徐海东整整过了九年，饱尝了人世间的痛苦和折磨。他恨这个社会，也恨富人，希望改变那种穷富不均的社会制度，产生了一种朦胧的自发的革命要求。

一九二五年初，在武昌一所小学教书并已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吝积堂，由武昌返回了家乡。当时，革命斗争形势发展很快，一场席卷全国的革命风暴即将到来。中国共产党为了迎接新的革命高潮，号召党团员和青年学生利用寒假返回家乡，宣传马列主义，发动和组织群众参加革命斗争。吝积堂就是遵照党的指示利用寒假返回徐家桥的。吝积堂找到好友徐海东，开始给他讲马克思的著作，宣传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和意义。徐海东听不懂，摇着头说： “武昌我都没到过，你别讲外国人的事了。”①吝积堂转而对他讲解打倒军阀、地主的道理，他说： “这些好懂，地主土豪就是坏，要打倒，要连他们的儿子都打死。”②吝积堂还谈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穷人闹革命的主张。他听了心里热呼呼的，但又不敢完全相信。他如痴似醉地回味着吝积堂的话，心想：真的象吝积堂说的那样，穷人就可有盼头了啊!

经过吝积堂的引导和启发，徐海东产生了一种新的希望③，促使他下决心离开家乡，投奔革命。他主动去找吝积堂问：能不能带我去找共产党?吝积堂回答得很肯定，又反问他：你舍得家吗?他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我这个穷家没有什么可恋的。吝积堂听了很高兴，又叮嘱一句：我们青年人说话要算数，不能变卦啊! 徐海东决心已定，坚定地说： “君子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我不会后悔! ”开春后，按照预先商定的时间，徐海东与吝积堂一起，离开徐家桥，步行二百四十里，来到了武昌城，在古楼大街一个小铺里住了下来。

武昌当时仍属军阀统治的地盘，到处死气沉沉，乞丐、游民比比皆是。徐海东有些厌恶这座城市。加上人地生疏，找不到工作，无法生活，过了一些日子，他想回家乡去; 但又觉得找不到事做跑回家，有些丢人，心事重重。为了解决吃饭问题，他通过客栈老板娘，找了个卖水的事做。在挑水的岗位上，徐海东于一九二五年四月八日，经吝积堂、李树珍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挑水卖这是一个又苦又累，收入微薄，很少有人愿意干的活儿。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挑上一百斤重的水桶，在六七十级的码头台阶上爬上爬下，一直干到天黑。肩膀压得又红又肿，晚上躺到床上腰酸腿痛，不到半个月，他就病倒了。

一天，吝积堂、李树珍、田道生来看望徐海东，问他愿意不愿意当兵? 如果愿意，田道生的叔叔在刘佐龙的二师有位朋友，可以介绍他去。徐海东想，当兵总比挑水强些，革命不能从早到晚都挑水卖，表示愿意去。这样，他便去湖北二师二营六连顶替下士副班长柳金彪的名字，当了一名新兵。按这支军队的规定，新兵三个月不发饷，三个月后，每月发八元。但徐海东却分文没有落下。上士班长陈德金是个兵痞，装着跟徐海东要好，同他结为把兄弟，其实是欺侮他这个忠厚老实的乡下人，想从他身上刮钱。徐海东每月的薪饷，不但被陈德金扣下，连卖水时积攒的二元钱，也被这家伙骗去抽大烟。徐海东找到吝积堂诉苦说：我口袋什么钱也没有，连党费也没有钱交，实在不想再当这个穷兵了。吝积堂耐心地劝他说： “革命是要动刀枪的，你就借此机会，靠上姓陈的学习军事，没钱交党费，我替你交。”并说这是党交给的任务。徐海东听说当兵习武是党交给的任务，当即表示坚持干下去，并下决心积极参加操练，钻研军事技术。为此，还买了笔记本，从《步兵操典》学起，边学边记。陈德金是个老兵，军事技术上确实有一套，由于用了徐海东的钱，自然也就卖力地教徐海东操练。结果，在全连测验操练成绩时，徐海东名列第一。半年后，被提升为下士班长; 又过去了三个月，晋升为中士班长。

湖北二师这支军阀部队，官长欺压士兵，尅扣军饷、抽大烟、嫖女人成风，士兵中也有不少是吃喝嫖赌无所不为的。徐海东对这种腐败现象越来越感到愤慨，实在不想再呆下去。一九二六年四月的一天，吝积堂和李树珍来找他，商量一起去广东的事。吝、李提出：到广州后，如国民革命军举行北伐，我们就参加北伐; 如暂时还不北伐，就报考黄埔军官学校或到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徐海东认为这正是脱离军阀部队的好机会，欣然同意了。他们说动便动，吝、李二人向组织立即汇报并办理组织关系。徐海东向部队请假，说母亲病重，要回家探望母亲，得到了连长的同情和批准。于是，他换上便衣，扮作挑夫，同吝积堂、李树珍一道，离开了武昌。

徐海东一行跋山涉水向南步行了一个多月，六月间进入广东韶关的时候，被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二师第三十四团的一支队伍拦住了去路。他们要求见连长，从连长那里了解到，国民革命军已于七月九日正式誓师北伐，黄埔军校招生已经停止。这位连长也将他们的情况向团里作了汇报。团党代表正想找个去湖北的向导，听说他们是从湖北来的，便亲自出来接待，向他们询问了湖北方面的情况。他看到徐海东等年轻，懂得许多革命道理，就动员他们参加北伐军。徐海东愿意留下，吝积堂、李树珍却坚持去广东，三人只好分手①。临别前，吝、李向团党代表介绍了徐海东的情况，并留下他的党员组织关系。党代表也是共产党员，很器重徐海东，当即派他到三营九连当代理排长。

这个连有四名共产党员。共产党在这个部队里活动公开，享有很高威信。对此，徐海东心里很高兴。多少年来，他做梦都盼望革命，如今不仅是参加了革命，而且还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一员。他情绪激昂，行军打仗都主动积极。汀泗桥战斗中，他奉命带领全排冲向敌军炮兵阵地，杀伤了大批敌人，缴获了十二门大炮。战斗结束后，被正式任命为少尉排长。九月，部队进军武汉，徐海东参加了攻占武昌城的激烈战斗。武汉三镇攻克后，他随三十四团经修水、武宁、德安会攻南昌。南昌解放，又奉命回师武汉。一九二七年四月下旬; 武汉国民政府出师河南，举行第二次北伐，徐海东参加了三十四团攻克洛阳城的战斗; 六月初又随部队撤回武汉。当时，武汉汪精卫集团反动势力活动猖獗，北伐军中的共产党员开始疏散。徐海东在党小组长胡增欲的帮助下离开了部队，返回黄陂老家。

(二)

黄陂的农民运动，在大革命洪流推动下迅猛开展。徐家桥附近的村庄，多数都组织了农民协会，“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响遍四方。徐海东由武汉回来之前，已经有一批共产党员如田道生等，分别由各地返回家乡，担任了党和农会的负责人。徐海东回来后，首先去找田道生。老朋友见面，分外亲热。田道生介绍了全县农民运动情况，徐海东倾谈了武汉方面的见闻，二人推心置腹，谈得十分投机。经田道生建议，第二天，徐海东去中共黄陂县委请示工作。县委书记陈金台热情地欢迎他说：现在我们组织农民自卫军，缺少军事指挥人材，你回来得正是时候。当即派他担任河口区农民自卫军队长。徐海东从陈金台的介绍中，知道这支刚刚组织起来的农民武装使用的武器只有梭镖和大刀，便认真地对他说：军人最宝贵的是钢枪，没有那玩艺儿是不行的。陈金台送给他一支手枪、十四发子弹，并告诉他：把队伍拉起来后，去打民团、打盐局，从那儿搞枪。武装自卫军。

河口区农民自卫军满共十三个人，他们年纪很轻，勇敢热情，但纪律性较差，又没有学过军事，更没有打过仗。徐海东到任后，带领他们出操，教他们射击，进行严格训练。起初，这些年轻人学得都很卖力，进步也很快。日子一久，有些熬不下来，先后有六七个人退出不干了。徐海东感到很懊丧!怎么办?他想，发动别的人参加农军有困难，徐姓本家人多又穷，组织起一支“徐家军”也许比较容易，古人不是说过“呼家的兵，杨家的将，老婆孩子一齐上”吗?他抱着这种天真的想法，满腔热情地回到徐家桥，同大哥、二哥商量，找四哥、五哥劝说，还做了嫂子、侄儿的动员工作。得到的反映是，有的当面反对，有的敷衍应付，真正愿意抛妻舍子和他一起干的，竟连一个也没有。“徐家军”虽然没有组成，但徐海东这一番宣传动员工作却没有白做，它给徐家桥徐姓的穷苦窑工进行了一次革命的启蒙教育，撒下了革命火种。后来，随着大别山区革命斗争形势的发展，他们中有一大批人参加了革命，不少人奔赴战场，英勇杀敌，为国捐躯①。

徐海东分析了河口地区农民武装斗争的形势，认为必须组织力量打一、二次小胜仗，缴获几支钢枪，才能吸引群众，打开局面。在县委领导下，他率领农民自卫军偷袭了夏店雨坛盐卡民团一个班，缴获了七支长枪。这个胜利对自卫军队员和附近农民的鼓舞很大。此后一个月，自卫军人数就扩大到三百多人。县委对这支农民武装很重视，选派了几名曾经当过兵的党员来担任班排长。徐海东还给这支农军规定了四条纪律：集合不准说话; 不许穿长袍;不许吃乡亲的东西; 不许打骂乡亲。这些规定是很有必要的，但要建立一支完全服务于人民又有一定作战能力的革命武装，这几条要求还远远不够。这时的徐海东，只会指挥自卫军配合农民协会打击土豪劣绅，捉拿流氓地痞，但对队伍的思想教育和组织整顿的重要意义认识得很不够，没有认真地抓。因此，这支队伍，在思想和组织上都很不巩固。不久，国民党地方武装向自卫军发起进攻，徐海东正指挥部队进行迎击，阵势还没有摆开，敌人一阵排子枪打来，就把自卫军大半队员吓得跑散了，留在徐海东身边的只有少数党员和他的亲属。徐海东非常气恼，但他并未灰心。为了革命，他又开始东奔西跑，重新招集队员，准备继续斗争。

十一月十三日，黄安和麻城工农民众三万余人，包围黄安县城，举行了武装暴动。黄陂县委紧急命令河口区农民自卫军赶赴黄安参加暴动。徐海东动员了几名当过兵的窑工，连同原来的自卫队员一起，组成了一支二十七人的农民武装，向黄安奔去。当他们赶到黄安时，县城已打开两天了。徐海东应邀参加了十一月十八日举行的黄安县工农民主政府成立大会，受到鄂东革命军副总指挥吴光浩的接见。徐海东深为黄麻民众的革命精神所感动，认为黄陂也应象黄安那个样子才算是革命。他根据吴光浩的要求，只身返回黄陂河口区，收集失散的自卫队员。不久，黄麻起义遭到反动派镇压而失败，起义领导者王志仁、潘忠汝壮烈牺牲。随后，反动军队向黄陂“追剿”过来，县委通知农民自卫军暂时解散。这时，反动军队在民团和豪绅地主操纵的红枪会配合下，四处搜捕和屠杀共产党人，并且指名要抓徐海东。徐海东先回徐家桥躲避，敌人在徐家桥严密搜查，呆不下去，就又跑到河口。他回忆这段艰难岁月时写道：“家不能回，职业也没有，处境困难极了。今天这里躲，明天那里藏，多次遇险”①。最后，在徐家叔伯的齐心保护下，又回到徐家桥当上了窑工。在如此险恶的环境中，徐海东仍然想着革命。他凭着懂得些军事，胆子又大，白天在窑厂干活，晚上出去秘密组织农民武装。在“进剿”的敌人撤走后，黄陂县重新建立党的工委，组织黄陂县游击大队，徐海东被任命为游击大队的分队长，又公开干起农民武装斗争来了。

一九二八年秋，徐海东担任黄陂县委委员、军事部长，他领导的游击队已扩大到六十余人。县委决定恢复党的工作，指派他担任夏区区委书记。他到夏区后，经过几个月的努力，组织了秘密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把反霸斗争搞得轰轰烈烈。一九二九年初，县委根据省委指示，发动年关暴动，委任徐海东为年关暴动委员会总指挥。亲自经受过黄麻起义挫折的徐海东，认为发动暴动应该谨慎从事。因而，受命第二天，他就跑到县里找县委新的领导人，询问有关暴动时机成熟与否的问题。县委新领导人武断地说，上级指示，“革命，就是要暴动”，“暴动就是一切” ，对暴动不容怀疑，要他回去赶紧作好准备工作。徐海东虽提出了暴动时机问题，但他当时还不明白，具备了什么样的条件，暴动时机才算成熟。他相信县委，回去后坚决贯彻县委指示，很快整编了农民自卫军，做好了起义时用的旗帜。腊月三十晚上，暴动开始了! 他指挥暴动队冲进地主豪绅庄园，点起火把，打开粮仓，把粮食分给四乡正愁过年没米的农民，捉捕恶霸地主分子游街。豪绅地主垂头丧气，穷苦农民扬眉吐气，几个村庄顿时被搞得天翻地覆。但没过几天，敌军一团人开过来，驱散了暴动队，杀了很多人，年关暴动失败了。徐海东是夏区区委书记，又是这次暴动的总指挥，名声很大，敌人到处搜捕没有抓到他，就抄了他的家，烧了他做工的窑厂。他的母亲、妻子和兄嫂都被迫逃亡他乡。

年关暴动失败后，徐海东带领几名暴动队员离开徐家桥。经过许多曲折，转移到黄陂塔耳岗一带，组织游击队，开展武装斗争。一九二九年底，鄂豫边区特委将游击队组成五个教导队，徐海东被任命为第五教导队队长兼党代表。一九三○年四、五月，他又任黄陂县赤卫队大队长、鄂东暴动委员会西南总指挥。根据鄂豫边区特委的指示，他利用蒋桂阎冯军阀混战的大好时机，配合各路红军游击队，转战在大别山区，打了许多胜仗，扩大了赤卫队。十月，黄陂县赤卫队升编为补充六师，徐海东任师长，不久，复任第五教导队队长兼党代表; 一九三一年初，又调任鄂东警卫二团团长。这时，徐海东的主要任务是深入农村，发动群众，组织和发动地方武装，领导小型的游击战争。一九三一年三月，徐海东率领的鄂东警卫二团整编为红军第四军第十二师第三十八团。他继续担任团长，成了正规红军中一名中级指挥员。

徐海东走过的道路是不平坦的。他自幼当窑工，苦大仇深，养成了勤奋、勇敢、不怕困难、不怕挫折等许多好的品德和作风。但他和许多窑工一样，有嗜酒的习惯。他喝酒不用菜，半斤白酒两三口即喝光。有一次，他酒醉之后，民团打进村来，几乎被敌人俘虏，幸亏房东大嫂机警地把他藏在草堆里，才未被敌人发现。事后，县委领导严厉地批评了他，这才决心戒酒。徐海东在旧军队里呆过，学到了一些军事知识，但也染上了旧军人打人骂人的不良习气。一次，四班一个战士从家里拿来一只鸡炖着吃，他误认为是偷了老乡的，立时火冒三丈，抡起皮带要打那个战士和班长。战士们不服，全班和他顶撞起来，班长还甩手要走。他这才醒悟到是自己错了，马上向大家承认错误。战士们气消了，谅解了他。革命的暴风雨教育着徐海东，使他提高了认识，增长了才干，同时也荡涤了他身上的污泥浊水。

(三)

一九三一年三月中旬，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了对鄂豫皖苏区的第二次“围剿”。四月上旬，敌军四十六师及安徽警备一旅共九个团进攻皖西。随后，敌三十、三十三两师从光山、黄安出发合击新集、七里坪我根据地中心区。徐海东在率领三十八团配合主力反击敌军的一次战斗中负重伤，左腿连中两发机枪子弹，一颗穿过皮肉，一颗卡在大腿骨和小腿骨之间。由于流血过多，在包扎所昏迷了一天一夜，送到红军家属陈大娘家，才慢慢苏醒过来。陈大娘是陈锡联的母亲，她像对待亲儿子一样照料着徐海东。徐海东在这里住了一个月，归队心切，未等伤痊愈就柱着拐棍找部队去了。回到部队时，团长、政委都已配齐，他不愿意离开自己熟悉的部队，主动向师里提出并得到师部的批准，当了一名副团长。同年十一月，红四方面军成立，他被调到红十二师三十六团任团长。

年底，蒋介石发动对鄂豫皖苏区的第三次“围剿”。一九三二年一月底，敌军主力沿商、潢公路和高店向商城疾进。红四方面军总部根据新的敌情和我军有利条件，部署了杜付店战役：以红十二师在杜付店正面阻击，十师、十一师从左面包抄，十三师从右面迂回，围歼敌军。二月初，大雪弥漫，道路泥泞。徐海东指挥三十六团在正面战场上与敌军一部对峙。这时，敌第二师、十二师、七十五师、七十六师共二十多个团，突然从河南方向压了过来，徐海东所率的三十六团成为敌军的主攻目标。一营苦战一昼夜，损失很大，营连排干部大部伤亡，前沿阵地被攻破，情况危急。徐海东跑到前沿阵地，脱去棉衣，奔走在白雪皑皑的阵地上指挥战斗。警卫员负重伤下去了，司号员牺牲了，命令无法传达。他接过军号，亲自吹号指挥。战士们见团长上了前沿，退下来的又纷纷冲了上去，负伤的爬在雪地上端起枪继续射击。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徐海东高喊： “共产党员，牺牲也要向前倒! ”鼓舞指战员奋勇抢夺阵地。这次阻击战斗，关系着全战役的成败。因此，红四方面军总部首长密切注视着三十六团的阵地。陈赓师长也三次派人向徐海东传达了 “坚决守住”的命令，并说：如果守不住，敌人从这里打开缺口溃逃，围歼任务就可能落空。徐海东深知自己肩上担子的重量，向首长坚决表示; “一定守住! 请首长放心，人在阵地在! ”他带领全团指战员坚守了三天三夜，打退了敌人二十多次进攻。到了第四天，我军包抄迂回敌人的部队赶上来，前后夹击，数万敌军顿时人慌马乱，全线崩溃。这次战斗，历时半月，毙伤俘敌四千余人，缴枪两千余支。战斗结束后，陈赓来到三十六团，对徐海东说： “这一仗，你们团打得多好啊! ” “三十六团算打出来了! ”①

一九三二年三月十八日，红四方面军总部率领红十、十一师由固始地区出发，兼程东进，赶赴皖西迎击敌人。三月二十二日，红十师包围苏家埠敌军六千余人。二十三日，红十一师包围敌一三七旅一个团于韩摆渡。鉴于苏家埠、青山店等地寨高壕深，强行攻击不易奏效，总部决定只围不打，诱敌打援，在运动中消灭敌人。三月二十一日，敌四十六师师长岳盛瑄指挥六安、霍山两地敌军增援苏家埠之敌，被我十一师、十三师分别在途中消灭一个团，击溃一个旅。四月底，皖西 “剿共”总指挥厉式鼎率领两万余敌军从合肥增援，被我红十三师、十师、十一师围困于婆山岭老牛口高地，经终日激战，援敌全部被歼。这两路援军被歼后不久，苏家埠、韩摆渡敌军全部受降。是役俘敌总指挥厉式鼎、五十七师师长梁鸿思等以下官兵二万余人，解放了淠河以东广大地区，是鄂豫皖红军获得的空前大胜利。徐海东没有直接参加苏家埠战役，他奉命在商城、潢川一带深入发动农民群众，组织游击队，打击地方反动武装，配合主力红军歼敌。当他了解了苏家埠战役的胜利经过时，对徐向前总指挥的围城打援战术非常钦佩，并且从中得到了一个启示：一个好的指挥员不仅要有“勇” ，敢于和敌人拚杀; 更主要的是要有“谋” ，善于和敌人斗智，调动诱骗敌人而歼灭之。他深感提高战略战术思想的重要。

一九三二年六月，蒋介石指挥二十六个师又五个旅共三十万人，分三路向鄂豫皖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由于张国焘采取了错误的作战方针，战术指导上又着着失误，白白浪费了反“围剿”充裕的准备时间，使红四方面军在反“围剿”开始时就陷于被动局面。此时，徐海东被任命为红四方面军独立第四师师长，后改任红九军第二十七师师长。十月，他率领七十九团去英山地区打掩护，与主力部队失掉联系，在前后畈作战两昼夜，不见师政委带走的另两个团靠拢来，也不知主力红军的去向，心情很沉重。为了摆脱敌人的围攻，他带领七十九团翻过一座大山，来到了土门潭。

土门潭街头街尾都是伤兵和逃难的群众，一片混乱。徐海东到处打听红二十五军军长蔡申熙的去向。伤兵们说，他们在金寨见过蔡军长。徐海东立即跨马去金寨，途中遇见皖西北道委书记郭述申。郭述申说：十月初，张国焘在河口之黄柴畈召开了鄂豫皖中央分局少数人会议，决定红军主力向外转移。张国焘给你我和刘士奇 (东路游击队司令员) 留下一封信，要我们组织鄂豫皖工委，留在皖西坚持斗争。郭述申还告诉徐海东：蔡申熙军长牺牲了。徐海东听后极为悲痛，他改变了去金寨的打算，与郭述申一起在附近一个村庄找到了刘士奇。他们根据鄂豫皖分局的指示，组织鄂豫皖工作委员会，郭述申任书记，刘士奇、徐海东任委员，并决定由徐海东负责把七十九团和英山、霍山、六安的地方部队合编成六个团。此后不久，成立红二十七军，刘士奇任军长，郭述申任政委，徐海东任七十九师师长。

红二十七军成立后，召开军事会议，讨论红二十七军行动方向问题。军部认为苏区大量的逃难群众和伤病员跟随部队行动，使部队不便机动，不易摆脱被动局面，遂提出离开苏区、抛开伤病员和随军群众渡江游击的计划。徐海东坚决不同意部队过江，更反对抛弃逃难群众和伤病员，主张坚持根据地斗争①。会后，他指挥七十九师从湖北的英山打到安徽的霍山、宿松、潜山、太湖一带。又从六安返回黄安，艰苦转战一个多月。他把全部心血都倾注在带好部队、保护群众上，不论行军还是打仗，前面有事他赶到前面，后尾有事他又折回后尾，一连二十三天没有上床睡过觉。当部队摆脱敌人稍事休息时，他一躺下竟睡了三十多个小时，醒来后就大口吐血。这次行动牵制了敌人很多部队，掩护了部队的安全转移和保护了大批的群众，抵制了军内领导人的错误，最后终于胜利地回到了苏区。郑位三在回忆这段历史时指出： “这种掩护战关系于这个部队的存亡，又是困难万分时的掩护战，如果没打好这些掩护战，也没有二十七军回来。”②红二十七军回到苏区后，省委专门召开了总结会议，狠狠地批评了军部一些领导人的错误，同时表彰了徐海东坚持的正确意见，“肯定了他在指挥作战中所起的决定作用”③。

(四)

红四方面军主力西进后，鄂豫皖苏区留下的几支部队指挥不统一，不利于对敌作战。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鄂豫皖省委决定重建红二十五军，将原红二十五军特务营、七十五师的五个营、红九军二十七师等部队共一万一千余人，编成红二十五军，吴焕先任军长，王平章任政委。徐海东被任命为七十四师 (由原红二十七军改编成的)师长; 一九三三年二月末，升任二十五军副军长，仍兼七十四师师长。二十五军重建后，分散活动两个多月，始终未找到有利战机。一九三三年三月四日，敌三十五师一○四旅(两个团)进占郭家河。鄂豫皖省委侦知这路敌人装备较差，战斗力较弱，又是新接防地，人地生疏，决定集中兵力，乘敌立足未稳将其歼灭，并把主攻任务交给七十四师。五日晚，徐海东率领七十四师和军部特务营开向郭家河，六日拂晓到达郭家河东南戴家岗一带。徐海东察看了地形，命令二二○团和特务营迂回到郭家河东北方向主攻敌阵地，二二二团从郭家河以南和西南配合夹击; 地方武装和游击队在周围山头上呼喊鸣枪助威。战斗打响后，敌军一部被歼，其余仓皇逃窜。逃敌窜至二道河东南角，又被我预伏部队包围于一块洼地之中，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激战，将其全歼。这次战斗共歼敌二千余人。缴获山炮一门，迫击炮八门，机枪十二挺，长短枪两千余支，战马百余匹; 我军伤三十人，牺牲七人，创造了敌我双方伤亡一百比一的战例。战后，吴焕先在省委书记沈泽民面前称赞徐海东会打仗，说他是一员真正的虎将。

四月十四日，鄂豫皖省委发布《通告一○六号》，宣布以夺回新集、七里坪作为反攻时期的主要任务。这是省委执行中央的“左”倾盲动主义作出的一个错误决定。徐海东当时看不到中央命令，也没有参加省委的讨论。吴焕先回来传达省委的决定，讨论围攻七里坪部署时，徐海东表示了两点不同意见：第一，兵力不足，围城就没有打援的，如果敌八十九师从黄安来增援，我军无力消灭敌人; 第二，供养困难，苏区无粮供应部队，要抽部队到白区去筹粮，这种形势，不能打象七里坪这样的攻坚战①。七里坪位于黄安县城北四十里处，地形险要，易守难攻。西北两面有倒水河作为天然屏障，东南两面均为平地，大小悟仙山为突出制高点。敌十三师六千余人驻扎那里，建筑有几道坚固的工事;周围还驻有敌军两个师，随时可以增援; 而我红二十五军三个师加上军直属队共计一万余人，既无围歼守敌和阻击援兵的足够兵力，又无攻击坚固设防据点的经验和条件，冒然进攻，只能招致损失。但是，省委没有考虑他的意见，强调这是中央的指示，坚持要打。吴焕先还说，现在是二十五军内部反革命猖狂，需要肃反。五月四日，我军开抵七里坪。接连几日，与敌数次交手，既未攻占敌军阵地，亦未予敌以重大杀伤。八日晚，我军二一七团袭击小悟仙山，被敌反击回来。十日，我军攻击大悟仙山，亦未得手。战斗开始十天后，我军粮断，军部决定抽出一部分人去筹集粮草，留在前线的指战员只能以野菜树叶充饥。面对这种事况，徐海东再次建议省委撤围②。他说：我们围困的目的是消灭敌人，现在相反，敌人一点困难没有，我们自己饿垮了。钢军铁军吃了饭才能打仗，自古道：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未等他把话说完，军长把桌子一拍：“谁动摇围攻七里坪，谁就是政治上的罪人。”不但不采纳徐海东的建议，反而批评“怀疑能拿下七里坪和各中心城镇的就是‘右倾思想’。”部队饿着肚皮继续围攻，肃反错误继续扩大，七十三师党组织被解散，全军被当做“反革命”逮捕的干部和战士达三千人以上 (杀了二千五百余人)①。至六月中旬，我军由于多日断粮，长期露宿，各种传染疾病迅速蔓延，病、饿至死者达三千余人，加上战斗伤亡，全军只剩下五千余人，而且体质虚弱。七里坪久攻不克，主力部队损失惨重，根据地中心区域又遭到敌军破坏。至此，省委才不得不作出全军于六月十三日撤出阵地的决定。

七里坪战斗失利后，徐海东被通知参加省委召开的骨干分子会议。主持会议的省委书记沈泽民，要大家对这次部队行动发表意见。徐海东站起来痛心地说：红二十五军这样好的队伍搞垮了，领导上要负完全的责任，小资产阶级领导，只顾自己吃饭就行了。……这几句话刺痛了沈泽民，他未等徐海东把话说完，就用烟头指着徐海东说： “海东，哪个是小资产阶级?你这个观点成了问题。你没有资格参加会议! ”②戴季英 (红二十五军政委) 落井下石，说：徐海东“变”了。

徐海东被赶出会场后，思想上负担很重。他想到在肃反中讲了几句怪话的人，就给带上反革命的帽子杀害了，这一次他直接批评省委领导，一定要定成反革命，三天之内就会被抓起来。就在这个时候，敌三十师、三十一师攻上来，形势很危急! 徐海东想：与其叫人扣个“反革命”帽子杀死，弄得不明不白，不如在战场上战死，也落得个光荣。他抱定牺牲的决心，先把二二○团、二二二团团长找来，研究了敌情，分配了任务。然后，他脱下上衣、上裤，穿一条短裤衩，从警卫员手里要过枪和子弹，并命令警卫员原地不动，注意保管他衣服口袋里的文件。随着冲锋号声，他带领交通队首先向敌群冲去。战士们见副军长带头冲锋，一个个奋勇向前，像猛虎出了笼一样，一齐扑向敌人。徐海东那负过四次伤的腿，怎能跑过这些年轻的战士们! 一刹那间，两个团和特务营、交通队的战士都从他的身边冲到前面去了。这样一冲，把敌人一个旅冲垮了，俘虏敌人四百七十名，其他各路敌人纷纷后撤，敌两个师的进攻停止下来了。

徐海东走下战场回到村上，喝了碗水，感到很累，负伤的腿十分酸痛。他躺在床上，担心当“反革命”的思想又开始在脑子里翻腾起来：本来准备牺牲，了此一生，想不到打了胜仗又活下来了，今后怎么办? 想来想去，得不出结论。第二天上午，省委书记沈泽民来了。他对徐海东说：你打仗很勇敢，不怕牺牲，是好样的。为什么政治上不进步?徐海东反问道：表现在哪里?沈泽民说：几次省委通知你开会，你不参加，这不是政治上不进步! 徐海东答道：不是我不愿意参加，每次开会，戴季英说他是省委委员，又是政委，他开完会回来给我传达，我不必去。省委书记沈泽民这才联想起戴季英在省委会上曾说，徐海东不会打仗，连哨都不会放，胜仗都是他指挥的等情况，对徐海东才有了正确的了解。事后，他对鄂东北道委书记徐宝珊说：宝珊，我不死，不准再有人说徐海东有问题，哪个说他有问题，哪个就是反革命①。

徐海东回忆这段历史时，心情沉重地写道： “我做副军长兼师长期间，一直受打击、排挤。打仗有我的份，跑路有我的份，别的权利没有。有一天，部队两顿饭没吃，我决定给每个单位发一块钱买南瓜吃，还差十三块钱，我让人到军部经理处去支，他们说要有军长、政委的信才给……我深感我这个副军长是有其名无其实，工作实在难做。”①在这种情况下，他小事尽量忍让，但在原则问题上，却从不让步。例如：一九三三年六月中旬，红二十五军在向皖西北转移途中，给养困难，部队有一半人员非伤即病，连队大部分人都在抬担架。徐海东随七十四师行动，拐着一只因伤残废的腿，艰难地步行着。当部队进到福田河一带时，突然接到军部命令：过福田河以东筹粮不用调查，牛羊猪鸡都可以杀，以改善部队生活。这一命令是错误的，是旧军队军阀主义的表现。徐海东见到命令后十分生气，马上将七十四师三个团长找来，嘱咐他们不得执行这一命令。他特别强调群众的牛不能杀，说它是贫苦农民一家的命根子，杀一条牛就等于杀人全家，工农武装应该为工农着想。由于徐海东抓得紧，七十四师的指战员一路上宁愿忍饥挨饿，也不骚拢百姓，很好地维护了群众纪律。途中，他还派人把军部丢下的牛皮、牛骨头埋起来，并赔偿了损失。以后沈泽民见到徐海东时，曾流着泪对他说： “海东同志，要像你这样的党性，二十五军不会这样。”②

八月中旬，敌军四个师向皖西进攻。我军艰苦转战，未能扭转局面。九月初，省委指示红二十五军向鄂东转移。部队连夜从南溪、葛藤山出发时，徐海东患重病，发高烧，只好躺在担架上，随同勤杂人员由特务连掩护，走在全军的后尾。天刚亮，部队来到黄土岗公路附近，遭敌三十一师的拦截，队伍被切断了。吴焕先率领大部队通过了公路，徐海东带着特务连掉了队。战斗很激烈，徐海东从担架上下来改乘骡子，指挥特务连登上东边的大山，敌军一个旅向他们围攻过来。徐海东在命令特务连守住山头的同时，估计到这次偶然与敌遭遇，会有一些人员掉队，便命令司号员吹联络号。过了一会，山下果然答号了，原来二二○团的一营和另外两个连也掉了队①。敌人听到山上山下我军号声一片，弄不清红军到底有多少人，不敢进攻。徐海东指挥这联络起的六个连队边打边撤，但公路冲不过去，只得折回皖西。在部队摆脱尾追敌人之后，他又将一些零星掉队人员编成一连，丢掉一些挑子，又将挑伕组成一连，总共八个连，分别编成三个营。

十月二日，徐海东率部到皖西红旗山丁家埠与皖西郭述申率领的红八十二师会合。十二日，皖西北道委在南溪吕家大院召开会议，将红二十五军未能过路的部队编为八十四师，与八十二师合编成红二十八军，共二千三百余人，徐海东任军长，郭述申任政治委员。部队还根据徐海东的建议，制定了“不打消耗战，不硬拚，积极开展外线游击，寻机歼灭敌人，使部队弹药物资充足，吃饱穿暖”的行动方针。十一月初，徐海东率领八十四师在石门口与敌独立四十旅遭遇。我军乘敌无备，猛烈进攻，歼敌一个团，俘千余人，缴获长短枪八百余支，大衣七百余件。这一仗改变了部队的武器装备，提高了部队的战斗情绪，是红二十八军坚持皖西斗争的良好开端。

不久，郭述申患重病，皖西地区党政军全部工作，主要由徐海东主持②。徐海东指挥部队以商城为中心，广泛地开展游击活动，发动群众打土豪分浮财，建立农会和基层政权，成立农民自卫武装。时值初冬，寒风凛冽，全军大部分人员还穿着单衣。为了筹措过冬的棉衣，徐海东经过调查，派人到段集、吴桥两地土豪开的布行里搞了六百多匹布和几百斤棉花，又从霍丘、叶集搞来一千多斤棉花。有了布匹和棉花，徐海东召开干部会，动员大家自己动手缝做棉衣。全军上下，你帮我，我帮你，不几天，每人做起了一套棉衣和一副绑腿。

一九三四年一月中旬，徐海东指挥部队在固始经过几次战斗，消灭敌四十五师一个团另两个连，后转移到金寨。在那里，开展群众工作，发动分粮斗争。三月上旬，驻守金寨的敌独立第五旅一个团和该县县长率领的民团围攻过来了。徐海东以两个营正面阻击，主力转移到侧后，一个冲锋，把敌人一个团打垮，俘虏敌人八百多名，缴了三门迫击炮、四挺机枪、四百多支步枪。战斗结束后，部队转移到葛藤山。因连续行军作战，部队十分疲劳，徐海东让部队停止前进，就地做饭休息。但饭还没有做好，敌五十四师一六一旅 (两个团) 从南溪攻来，火力很猛。徐海东观察了地形和敌军的部署，命令八十四师第一营坚守阵地阻击敌人，八十二师两个营顺着一个突出的山梁向小石家沟佯动，造成敌人错觉，吸引敌人。尔后，只留下一个排固守阵地，其余的部队又顺原路撤回来。敌人误以为小石家沟是我军主要阵地，便将主要兵力和火力转向那里。此时，徐海东率领四个营从东西两侧迂回至敌人侧后，突然发起进攻，激战一个多小时，将敌两个团大部歼灭，俘敌代师长柳树春以下官兵一千六百多人。柳树春被押到徐海东面前，望了一阵，问： “军长，你是黄埔几期?”徐海东摇头。柳树春又问： “那你一定是保定的了?”徐海东说： “你别问了，我既没听过保定的课，也未入过黄埔的门，我是青山大学毕业的! ”柳树春听后捉摸半天又问： “这青山大学在哪?”徐海东用手指指门外的山说： “就在那儿!”柳树春这才低下头不语了。

徐海东在皖西战斗将近半年，皖西苏区扩大到东西二百七十余里、南北一百余里的范围，红军由二千人增加到三千二百余人。

一九三四年四月十六日，红二十五军与红二十八军在商城的豹子岩会师。次日，两军合编组成红二十五军，吴焕先任政委，徐海东任军长。当晚，他们二人进行了亲切的交谈。吴焕先首先表示：此次改编后，我们一定要把部队带好，才能对得起革命，军事上，由你负责，政治工作我多做些，你看怎样?徐海东听了，很受感动，诚恳地说：焕先同志，过去如象你今天说的这样，有一点民主就好了，二十五军肯定不会如此惨败。吴焕先说：不碰钉子，没有血的教训，我没有这个认识，今后一定改正。徐海东说：能改正就好，你很聪明，工作积极，只要我们加强团结，真诚合作，一定能把工作做好。从这时起，红二十五军的领导作风开始转变，“部队的行动，不再是个别人的独断专行”①，而是集体商量、决定。徐海东感到心情舒畅，他在军事上的聪明才智得到了更好的发挥，与战友们一起，领导部队打了许多胜仗，也抵制了军内少数领导人的错误。

部队在豹子岩休整数日，又转向鄂东北找省委。四月十九日，部队经过潢麻公路，敌一○九师两个营从沙窝追来。徐海东命令二二三团埋伏于高山寨，其余部队继续前进。当敌进入我伏击阵地后，我七十四师突然回击，敌军两个营全部被歼。四月二十日。部队在高山寨西南一个村庄找到了省委书记徐宝珊。省委召开了会议，研究红二十五军的行动方向，并宣布补选徐海东为省委委员①。七月中旬，红二十五军转移到白鸭山一带，发现敌军分四路包抄白鸭山。徐海东命令部队按兵不动，积极准备干粮、草鞋，等敌人包围圈合拢后，他指挥部队冲垮其一路，再牵着敌人鼻子向殷家冲方向走。当我军进到长岭岗附近时，徐海东从望远镜里发现敌一一五师三个团摆在一个山坡上戒备松懈，几门炮架在山头上盲目乱打。敌人未发现我军，我军所处地形极为有利，长岭是个孤岭，敌人难以展开抵抗。徐海东马上命令部队停止前进，让通讯员赶快去请政委上来。吴焕先到后，他说：你看看长岭岗上的敌军样子，似乎是个好机会，打一仗怎么样?政委观察后连声说：对，打吧!他俩研究好了打法之后，随即命令二二四团团长熊升宽带第一营打掉敌排哨，二、三营攻击岳家沟以南敌之连哨，徐海东和吴焕先各带两个营从正面攻击。长岭岗上顿时枪声大作，红军战士挥舞刺刀，猛扑敌群，混战三小时，便把一一五师打垮了，除敌师长带几百人逃命外，俘敌团长以下官兵三千七百余人，缴获机枪六十 (一说二百) 余挺。这是红二十五军在豹子岩会师整编后打的第二个大胜仗。

八月初，红二十五军再次转战皖西北地区。月底，省委为了扩大红军的政治影响，决定攻打英山县城。徐海东奉命带领部队到达英山县城附近后，对敌情地形作了详细调查，得知城里驻有敌四十七师一个团和十几队民团，工事坚固，碉堡林立，防守严密。他派出一个小分队进行火力侦察，一下伤亡了二十余人。根据这种情况，他建议省委不打英山，改攻太湖。他说：太湖没有工事，没有正规军防守，只有民团，我军远距离奇袭，突然发起进攻，定会使敌人措手不及，容易取胜。太湖是安庆的大门，工商业都较发达，若论影响，不比英山小①。省委经过讨论，采纳了他的意见。九月三日，徐海东率领红二十五军从英山县城东北的杨柳湾出发，一夜行军九十里，到达太湖县西北的回龙湾。四日下午，部队继续前进，连续急行军一百三十里，于午夜神速地攻下太湖县城，消灭守敌伪安徽省警备旅一部，缴获布匹、药品等大批物资。战后，徐海东带领几名战士清查敌营房货物时，发现敌军用仓库里存放着大宗雨伞。他高兴地对战士说：这是好东西，快派人收点好，每人发一把。他还强调说：要知道，一把雨伞就是一间房啊! 攻打太湖的胜利，震惊了敌人，影响了群众，太湖县附近的几个县，大批群众自动起来进行抗捐抗税抗租和分粮的斗争。

十一月四日，红二十五军来到葛藤山，收到鄂东北道委书记郑位三给徐宝珊、徐海东、吴焕先的来信。信中说：党中央派程子华来鄂豫皖工作，现已到达道委，建议省委率红二十五军来鄂东北研究今后行动计划。六日，徐海东和吴焕先率部从葛藤山出发。七日，在商城以南的汤池，歼敌一○九师工兵营四个连，通过了从麻城到商城的封锁线。当天，在商城西南大柳树又击溃敌一○七师两个团，并打垮了前来增援的敌一○八师先头部队，通过了从商城到新集的封锁线。部队到达余家集附近，徐海东命令全军休息五小时。深夜，全军迅速通过了从双柳树至新集的封锁线。后又遵照徐海东的命令，跑步前进，一个小时跑出了二十五里，甩掉了潢麻公路上的敌人，到达了光山县城南的斛山寨。

部队在斛山寨休息不到两小时，敌一○七师、一一七师四个团尾追而至，从东西两面向我发起攻击。我二二三团遭敌包围，二二四团被敌第四、五支队压到朱家坳的一片洼地里，难以进行有力的还击。此时，敌机又对我阵地狂轰乱炸，我军处境危急。徐海东和吴焕先一同登上斛山寨附近的制高点，仔细观察和分析了敌我占据的地形和双方力量对比之后，徐海东对吴焕先说：要以“走”来摆脱敌人是困难的，只有打垮敌人的进攻，才能继续前进①。吴焕先同意徐海东的意见，两人商定：由吴焕先指挥七十四师从正面攻击敌第四、五支队，徐海东率二二四团迂回到敌后，攻击一○七师，并协同二二三团攻打一一七师。该敌在我军三面夹击下，纷纷溃乱，战斗从下午打到黄昏，共毙伤俘敌四千余人，我军伤亡数百人，我七十四师政委姚志修负伤后牺牲。战后第二天，徐海东率领先头团继续西进，于十日晚到达宣化店以北的鄂东北道委所在地——殷家湾，会见了中央代表程子华。

(五)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一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在花山寨召开会议，传达了中央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六日《关于组织抗日先遣队的通知》和七月二十九日《致鄂豫皖省委训令》等文件，决定红二十五军向京汉铁路以西实行战略转移。省委还决定红二十五军撤销师一级建制，军直辖二二三团、二二四团、二二五团和手枪团近三千人。根据徐海东的建议，省委任命程子华为军长，吴焕先为政委，徐海东为副军长。十六日，红二十五军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由何家冲出发长征。①

长征一开始，徐海东亲自带领手枪排走在全军前头，以便掌握敌情，及时处理行军战斗中的各种问题。部队经青石桥、黄龙寺进入桐柏山地区后，蒋介石急令鄂豫皖敌军五个支队共四十多个团跟踪追击，还命令驻河南南阳的敌四十六军、驻湖北老河口一带的四十四师迎头堵截。军部研究敌情时，徐海东提出，桐柏山地区靠近京汉铁路和汉水，地方狭小，难以发展，建议向伏牛山和陕南方向挺进。吴焕先、程子华同意了他的意见。三人分手后，徐海东仍到前卫团。为了甩掉尾追的敌人，他派出一支小部队佯攻枣阳县城，主力隐蔽待命。待敌人扑向枣阳“围歼我军”时，我主力突然从枣阳城北回头东进，在保安塞冲破敌“追剿队”第五支队的阻拦，转向东北，又在桐柏县歇马岭一带击退敌“追剿队”第二支队的进攻，然后绕道泌阳县城，经马谷田乘虚北进，由方城越过许(昌) 南 (阳)公路，进入伏牛山区。

吴焕先、程子华见徐海东在前卫团过度劳累，两眼熬得又红又肿，坚持要他到后卫团，他俩到前卫团去了。这天晚上下雨，半夜以后雨更大，很多战士都摔倒在地，变成泥人。这时，前面传来命令： “部队停止前进，原地休息。”疲劳不堪的战士们，跑到路旁老乡房屋前面和牛棚避雨，一倒下就呼呼睡着了。一会儿，前面又传来“继续前进”的命令，但多数人都醒不过来。徐海东找了根棍子，先把团长、团政委捅醒，再挨个去捅醒战士，一个村子里唤出了二百余人①。因为部队连续转移，战士中思想混乱，有的伤员丢下没有人抬，徐海东亲自抬着伤员走了五里多路。雨还在下，他和战士们一样，一天未吃东西，又冻又饿。但他一直在鼓励干部、战士：咬紧牙关，克服困难。由于他以身作则，言传身教，又勤于检查、督促，才使部队减少了逃亡。

十一月二十六日下午，我军前梯队进到方城县独树镇附近，准备由七里岗通过公路。但敌四十军一一五旅和骑兵团已先我到达，占领了七里岗、砍山铺一线阵地。当敌发现我军后，趁我立足未稳之际，向我发起猛烈进攻，并从两翼包抄过来。吴焕先举起大刀，高呼“共产党员跟我来”，率领部队冲了上去，和敌人展开白刃战。徐海东率领二二三团跑步赶到，立即投入战斗。经过全军奋战，打退了敌人的进攻。当晚，我军趁风雨交加、天色黑暗，穿过敌人空隙地带，绕道急行，经叶县保安镇附近通过许南公路，进抵伏牛山东麓。在独树镇战斗的当天，省委委员、红二十五军参谋长戴季英对徐海东说：郭述申是皖西第三党的首领，应该干掉他。徐海东一听就火了，拍着桌子说：郭述申要是反革命，我们都是反革命，那就散伙吧②! 由于徐海东的坚决反对，郭述申才未被杀害。

二十八日拂晓，敌四十军骑兵五师一一五旅追来，先头部队已超过我军，并部分控制了沣河西岸我军前进道路两侧阵地，妄图南北夹击我军。徐海东率领二二三团抢过沣河，占领河西岸的山口高地，击溃敌骑五师的进攻，控制了入山要道。于此同时，二二五团抢占上马以北高地，击退敌骑兵团和一一五旅的进攻，掩护二二四团过河。十二月九日，我军西抵雒南县庾家河。十日中午，省委正在庾家河开会，敌六十师从鸡头关方向发动突然袭击，所属三五六团已抢占了东山坳口有利地形，向我军猛烈攻击。省委立即停止开会，由徐海东率领二二三团冲过去夺回了东山口。接着，二二四团、二二五团跑步抢占坳口南北两侧高地，协同二二三团打退了敌人进攻。敌军两个团又增援上来，组织反扑，全线展开激烈的争夺战。红军从军长到伙夫都投入了战斗，从中午一直打到黄昏，反复冲杀二十余次，终于将敌人打败。我军指战员非常英勇，二二三团团长在指挥部队同敌人拚刺刀时，腿被打断，仍坚持指挥; 一挺重机枪在同敌人对射中接连牺牲了三名射手，仍继续射击; 军部司号长下颚负伤不能吹号，就以土地庙作掩护，向敌人投掷了几十颗手榴弹，给敌以重大杀伤，最后壮烈牺牲。

这次战斗，共杀伤敌人百余人，我军伤亡二百余人，程子华负重伤; 徐海东被一颗子弹从左眼底下打进去，从后颈穿出，伤势比以往哪次的都重，抬下阵地后，四天四夜昏迷不醒，吴焕先、徐宝珊、郭述申、郑位三等轮流守在床头。到第五天，徐海东醒了过来，问：现在几点了?部队该出发了吧?守护在旁的女护士周东屏高兴地答道：还出发呀!四天四夜不省人事，真把人急死了! 徐海东含笑地说：我可不急，倒是睡了个好觉。

这次战斗的胜利，最后打垮了敌人对我军的连续进攻，粉碎了二十余倍于我之敌的围追堵截，顺利地完成了第一次战略转移，为红二十五军的发展和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创造了条件。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日，鄂豫皖省委在庾家河召开了省常委会议，研究在鄂豫陕边区创建新的根据地问题，提出了《关于创造新苏区、新的革命根据地的决议草案》，不失时机地解决了新苏区选择和当前方针任务等重大问题。会后，征得徐海东的同意，我军在蔡川进行了整编，把二二四团编入二二三团和二二五团。随后，部队以大回旋的行动，南下郧西，北返雒南，东入卢氏，西转蓝田，一路上，消灭了许多民团，扩大了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

一九三五年一月底，陕军一二六旅、警二旅、警卫团进至镇安县以南地区，发动对我军“围剿”。二月一日，我军同进剿军打了第一仗，歼灭敌军一个营。战后，我军主力北移蓝田葛牌镇。五日，敌一二六旅两个团向葛牌镇我军发起猛烈进攻，战斗进行得很不顺利。吴焕先两次派人请伤还未痊愈的徐海东上战场指挥。他接到通知后，马上让四个警卫员前拉后推地将他送到军指挥所山头上，了解了敌情，与吴焕先一起商量决定，派出一个营向侧后出击，成功后，再由正面反击。结果我军两面夹击敌军，歼灭其一个团又两个营，其余敌人慌忙溃逃，使我军摆脱了困境。战斗结束后，徐海东等乘胜指挥我军在鄂豫陕边区北部的蓝田、商县、山阳、镇安、柞水五县边区发动群众，建立基层政权; 并以缴获的部分枪枝帮助地方建立了第三、第四两个游击师。

二月十八日，省委在郧西召开常委会议。这次会上，就红二十五军能否在鄂豫陕区单独创建根据地的问题，展开了一场重要的斗争。还在庾家河战斗之后，省委个别委员就提出，以红二十五军的力量不能单独建立根据地，加以陕南尽是高山峻岭，土地贫脊，人烟稀少，红军发展困难，更不同意在此建立根据地，主张西入四川会合红四方面军。不少人不同意这种意见，认为陕南地理条件不错，战略地位重要，建立根据地，可以牵制东北军、西北军，对东南西北各方的斗争，都可以起配合作用。红二十五军力量目前虽不大，只要政策正确，发展会是很快的。徐海东坚决支持后一种主张。他的坚决态度，对决定创建鄂豫陕根据地作用很大。但由于当时敌人大规模进攻即将开始，特别是春荒的到来，前一种意见妨碍了省委意见的统一，对反“围剿”斗争和根据地建设极为不利。郧西会议严厉地批评了这种错误观点，坚持了在鄂豫陕建立根据地的方针。会议作出了《为完全打破敌人进攻，争取春荒斗争的彻底胜利，创建新苏区的决议案》，要求扩大红军，组织地方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并要求主力红军“打到富足地方去”。

在这次会上，军部某一领导人提出手枪团长杜本润、政委傅天娇等八人是反革命，要杀掉。徐海东回答说：这些人都是农民出身，不像是反革命，可以放出来让他们做苦工，继续考验他们。在徐海东的斗争下，他们中的大部分同志才获得释放①。

为了贯彻省委决议，配合红四方面军发动的陕西战役，二月下旬，徐海东指挥部队由郧西西进，接连攻战宁陕、佛坪两县城，消灭了新城的保安队。三月十日，他指挥部队在华阳镇南石塔寺附近消灭敌警备二旅五个营，毙伤敌人二百余名，俘敌团长以下四百余名。战后，我军乘胜开辟华阳地区，建立了华阳、石塔寺等七个乡政权，组织了华阳、茅坪两支游击队和几百人的抗捐军。

三月下旬，由于红四方面军已从陕南回师，红二十五军决定东返。当部队进占柞水县城后，原准备休息半天，但杨虎城的警备三旅赶到柞水，与我军接触。我军急转蔡玉窑，敌人即进占柞水县城。我军进止曹家坪，敌人又进驻蔡玉窑，步步紧追。据敌旅长张汉民派来联络的人供认：张汉民原是共产党员，以后叛党，加入法西斯蒂。鄂豫皖省委根据联络人员口供，决定消灭该旅。四月七日，我军由蓝田县葛牌镇南返数十里，徐海东指挥部队在九间房设伏。该旅毫无戒备地进入伏击圈，顿时枪声四起，敌旅溃不成军，战斗不到一小时即告结束，该旅几乎全被俘虏，粉碎了敌人的“围剿”。参谋长戴季英在处理战俘时，张汉民说他是共产党员，并有一些共产党员出来作证。戴季英不信，坚持把张汉民等人一起处决了①。

四月中旬，省委趁反“围剿”胜利的机会，在葛牌镇召开了扩大会议，正式改组鄂豫皖省委为鄂豫陕省委，由徐宝珊(书记) 、吴焕先(副书记)、徐海东、赵凌波、田守尧、李隆贵、张明先组成。会议决定红二十五军今后的任务是“创造鄂豫陕根据地”。会后，我军继续东进。四月十八日傍晚，徐海东指挥部队攻占雒南县城。部队进城后，遵照他的命令，不惊扰百姓，露宿在街道两旁。第二天，召开群众大会，开仓分粮。接着，我军进至雒南、商县以东，开展创建根据地工作。徐海东还从军队中抽出干部和派二二五团第八连指战员下地方专做发动群众工作。

在我军战斗胜利的鼓舞下，青壮年纷纷要求参军。商南县平房村一家兄弟四人，一起要求当红军。徐海东接见他们，并作了劝说：一家四个劳动力都走了，会给家庭生活带来困难，你们回家再商量一下。过了几天，不只他们兄弟四人都来了，还带来几个青年，坚决要当红军。攻克雒南后不到半个月，红军就扩大了六百多名新战士。

红二十五军入陕五个月，部队发展到三千七百人，并在鄂陕区、豫陕区、华阳地区等建立了五个县工委、数十个乡政权，发展游击队、抗捐队达两千人以上，初步建立了鄂豫陕游击根据地。

五月初，我军转入龙驹寨。四日，徐海东根据省委庾家河、郧西会议上提出的“提高军事技术”、“用大力训练军事干部”的要求，从实际出发，领导部队进行战备整训。他规定整训的具体内容是：形势任务教育和反“围剿”的政治动员;射击、投弹、刺杀、机枪使用等技术，从单兵进攻到排进攻的战术教练，以及连进攻的示范演习等。十一日，整训结束。

五月上旬，蒋介石命令杨虎城指挥四十一个团的敌军向我进行反革命“围剿”。敌六十七军九个团和九十五师三个团布置在雒南县以东和以北，向南进攻;四十四师四个团由郧西县向北进攻; 四十军五个团，陕军十个团，配置于安康、镇安、柞水、蓝田一线，从西面截击我军。五月十四日，我军进攻山阳县城，未克，遂改变打法，跳出敌合围圈外，率部南下郧西地区。五月下旬，省委在郧西开会研究反“围剿”的作战方针和计划，吴焕先请徐海东先提个方案。徐海东首先分析了敌我力量对比，认为正面阻击对我不利，敌人可以用十个拚我们一个，结果我们的人拚光，敌人还光不了，因而建议采取“先疲后打”的方针。他还具体地提出：敌动我不动，部队进行动员，准备草鞋、于粮，待敌人两路或三路接近时，我们向敌人空虚的地方突围出去，把敌人甩在后头，拖着转圈子。拖到一定程度，敌哪一路先到，就打哪一路，求得将东北军歼灭一、二个师，或者将杨虎城的部队消灭一、二个旅，以粉碎敌人的“围剿”计划。省委与会同志一致赞成徐海东的建议①。

六月初，徐海东带领一个手枪排走在全军的前头，按照预定路线，跳出敌人包围圈，先向北，又向南，再转东南，拖着敌人走。六月十五日晚，手枪排在徐海东带领下冒充敌四十四师部队，通过敌人封锁线，一夜急行军一百三十余里，十六日午前到达荆紫关，一举打垮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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