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孔祥桢生平简介_孔祥桢评价_孔祥桢传

Posted 2022-05-03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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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人物传孔祥桢生平简介_孔祥桢评价_孔祥桢传

孔祥桢，又名孔叔东、孔叔鲁，曾用名吴维德。1904年10月26日生于山西晋城县巴公北镇堆村的一个中农家庭。

孔祥桢的父亲孔繁章，是一个店员，在孔祥桢出生后一年多便病故了。

他随勤劳持家的母亲长大。他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家有土地40亩，典当了23亩，自种17亩，家庭经济收入主要来源于务农。他自幼跟兄长种地，懂得一些农业知识，会干田间农活[1]。

孔祥桢8岁进本村小学读书，课余下地干活。14岁初小毕业，16岁考入县立高小，18岁考入晋城护泽中学读书，22岁毕业。在小学读书时，他受到秀才表叔的鼓励，非常刻苦用功，尤爱读古汉语。高小的国文老师又是一位秀才，竭力推崇司马迁纪传体文学，对孔祥桢影响很大。他非常爱读《史记》。当他看到司马迁对历史人物爱憎分明的勾画，秉笔直书的褒贬，以及坦率真诚的评述，经常赞叹不已。后来，他对《史记》中一部分精湛的文章，能背诵如流。《史记》对他耿直正义、刚正不阿个性的形成，起了熏陶作用[2]。

20世纪初叶的中国，备受帝国主义欺凌蹂躏，满目疮痍。1919年“五四”运动，北平学生声势浩大的爱国示威行动波及晋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高小读书的孔祥桢，随年长的同学参加了本校反对帝国主义、抵制洋货、揭发校长的贪污劣迹以及驱逐品质恶劣教员的活动。1922年他考入晋城护泽中学（1919年“五四”运动中该校首先罢课），这里反帝反军阀活动更加频繁，孔祥桢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游行示威，罢课，发传单，组织演讲团，在城关和邻近农村开展反帝大宣传，查封商店的日货等活动，被爱国学生推选为本校“学联会”的负责人。

这时，孔祥桢小学的同学、太原一中学生、共产党员陈立志和周麒书（周玉麟）寒假从外地归来，给他带来《向导》、《新青年》及《共产主义ABC》等进步书籍，并向他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他如获至宝，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列主义和党的知识，受到很大的启迪。他从“好旧学旧小说”“转向了新学”，这是他思想转变的开始[3]。

1925年11月，他经陈立志、周麒书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是晋城县第一个被发展的中共党员。[1]

孔祥桢入党后，在中学生和小学教员中，积极发展党员，几个月内，建立了两个党支部。1926年初，孔祥桢到太原第一高中工作。

1926年2月，孔祥桢、陈立志参加了中共太原地执委（中共山西省委前身）召开的学生代表会议。会后，孔祥桢被留在太原地执委工作，任秘书，负责文件起草和学运工作。执委原打算派他到黄埔军校学习，后因莫斯科中山大学招生，又改派他到苏联学习。

孔祥桢在陈立志的亲切关怀和慷慨资助下，8月到了上海，乘苏联轮船到了海参崴，再从海参崴坐火车到了莫斯科[2]。

这座坐落在莫斯科市中心沃尔洪卡大街、环境静谧幽雅的大学，简称中山大学，是1925年创立的。孔祥桢是第二届正规班学生。同班同学有刘亚雄、廖梦君等。在中山大学，孔祥桢认识了徐冰。中山大学的教学目的是为中国革命培养各级领导干部和党群政治干部。课程偏重于学习马列主义基础和培养实际工作能力。学制两年。攻读俄语是学习中的难点。孔祥桢起早贪黑，废寝忘食地刻苦攻读。一年后，他就能听懂老师用俄语讲课的内容。他学习了哲学、政治经济学、历史、经济、地理、军事学、游击战术等课程。班上的苏共支部书记数次动员他退出中国共产党，参加苏联共产党。他想起屈原的《九章·哀郢》中说，“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一个热血的中国青年，应当时刻不忘报效祖国，更何况参加苏共的条件又很苛刻。他说，我是中国人，中国共产党党员，学成后我要回国工作，我不能这样做。他婉言谢辞了支部书记的意见。有人指责他是“无政府主义者”，孔也不接受。

1928年夏，即将毕业的孔祥桢荷枪实弹参加了莫斯科模范步兵师两个月的野营训练[3][4]。

孔祥桢在中山大学毕业后，被送到列宁格勒军政学院继续深造。这个学院是以培养军队政治工作领导干部为主要目标的学校，大部分是苏联学生。课程有马列主义基础、游击战术和军队政治工作。薛子正、傅钟、李卓然、蒋经国等都是他的同学。毕业前夕，校方曾打算派他到苏联红军中去工作，他没有同意，于1930年7月毕业后回国。

注释

[1] 《孔祥桢自传》（1943年12月24日），原件存中共中央组织部。

[2] 《孔祥桢登记表》（1944年），原件存中共中央组织部。

[3] 中共晋城市委组织部：《中国共产党山西省晋城市组织史资料》，1993年7月版，第1页。

[1] 《孔祥桢登记表》（1944年），原件存中共中央组织部。

[2] 中共晋城市委组织部：《中国共产党山西省晋城市组织史资料》，1993年7月版，第1页。

[3] 沈泽民：《回忆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期》，《革命史资料》第17期，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第176—188页。

[4] 姚汝安：《忆叔东》（1996年9月）。

草岚子监狱的斗争

孔祥桢回到上海向中共中央报到。中央军委参谋长刘伯承找他谈话，分配他到陕北工作，任陕北特委军委书记。他和他的同学陕南军委书记高维廉一同到天津中共北方局转关系。北方局书记贺昌接待了他们，派他们去陕西建立革命武装，发动游击战争。孔祥桢到了绥德，先后见了陕北特委秘书长刘澜涛和特委书记赵伯平[1]。

1930年8月，陕北特委扩大会议在绥德召开，研究讨论开展武装斗争问题。谢子长、刘志丹因领导渭华暴动被敌人通缉，名声很大，虽到了绥德，但怕走漏消息，未能出席会议。孔祥桢和高维廉（后叛变）出席了会议。高作了国际国内斗争形势的发言，孔作了扩大革命武装力量，开展游击战争的发言。会后，孔祥桢找谢子长、刘志丹来汇报。孔祥桢向他们传达了扩大会议精神，以军委书记名义，委任谢子长为陕北游击队总指挥，刘志丹为副总指挥。并决定谢子长、刘志丹、马明芳的家为游击队活动的三个联络点。谈话后，孔祥桢专程到瓦窑堡谢子长家与谢子长谈了一次，商议开展游击战争[2]。谢子长根据特委指示，继续去甘肃平凉一带从事兵运工作。刘志丹回到保安后，向党组织传达了特委扩大会议精神，并和曹力如在永宁山一带建立革命武装。

孔祥桢随特委机关从绥德迁到榆林。这时，陕北特委控制的神木镇的高志清手枪连发生哗变，大部为敌人收编，留下的一些连排干部到了榆林找到特委。孔祥桢接待了他们，给他们作了如何打游击战争的报告，并将他们分配于谢子长处工作。

1931年五一节前夕，榆林中学几名中党团员在特委住处印发传单，被叛徒告密。反动当局立即逮捕了榆林中学的全部党团员。代理陕北特委书记的孔祥桢，为了避免损失，决定特委机关立即转移分散。孔祥桢到太原找到书记赵伯平，汇报了榆林发生的事件。赵认为孔不是本地人，不便在陕北立足，让孔去找河北省委和北方局另行分配工作。

北方局军委常委薄一波通知孔到唐山作兵运工作，任市委军委书记。他到唐山后找到了市委负责人刘锡五。刘让孔去开滦煤矿，住在赵各庄一个煤矿工人家里，刘还介绍了几个工作关系。在白色恐怖下，这些联系人都不出来接头，孔祥桢工作无法开展，无职业可找，卖了两个月的花生谋生[1]。

1931年7月，孔祥桢根据刘锡五的意见，到北平找河北省委汇报工作，住到了刘澜涛同学李复华的家中。李是北京大学的旁听生，爱国青年。入夜，国民党宪兵闯进李宅，逮捕了孔和李复华，押进东北宪兵司令部看守所（今帽儿胡同），同不久前被捕的刘澜涛关在同一牢房。孔同刘约定，不承认有认识关系。孔同李也约定，承认互相认识，有经商关系。

实际上，这一事件是“左”倾错误路线造成的严重恶果。年初，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在共产国际东方部米夫的支持下，王明等人完全掌握了中央大权。从此开始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长达四年之久的第三次“左”倾路线统治。王明等人在名义上反对“立三路线”，而实际上实行比“立三路线”更“左”的机会主义路线，在全国范围推行“进攻路线，继续在反革命统治力量极为强大的城市，采取进攻”的错误方针。2月，在天津的顺直省委遭破坏，省委书记陈原道等被捕。在4至5月间，省委迁北平，改称为河北省委，省委书记殷鉴即黄建春。6月，工作尚未展开，省委秘书长郭亚先和省军委书记廖划平被捕叛变，使孔祥桢、刘澜涛、薄一波等大批党员和进步青年400人被捕入狱。

第一次审讯孔祥桢时，国民党法官李天明（叛徒）背后站着廖划平，孔按着与刘、李约定的话回答了对方。这时，叛徒郭亚先走了出来，对孔说：“你有组织关系。”孔拒不承认同党有组织关系。李天明说：“证据确凿，你还是‘转变’为好”。孔坚持说：“我不是共产党”。

8月初，孔祥桢与刘澜涛等被转押到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行营军法处（原顺承王府，今改建为电报大楼），军法处第二次审讯时，他仍坚持说不认识刘澜涛，只承认与李复华是同学和经商关系。法官问孔在学校里参加过什么活动？孔说，参加过反帝活动。法官说，那你就是个反帝分子。孔被当作“反帝分子”收了监[2]。

9月，孔祥桢被押送到北平军人反省分院（所以叫“分院”，是与南京政府的苏州“中央军人反省院”是同一性质而言）。反省分院坐落在草岚子胡同，所以又称“草岚子监狱”。为了反对敌人的“反省政策”，狱中的中共党员需要成立一个党支部。秘密酝酿书记时出现了分歧。薄一波提议原顺直省委书记陈原道任支部书记。陈因即将大赦出狱推辞不干。后又考虑孔祥桢曾留学苏联，是党中央派来的，留过苏的那些人可以通得过；加之孔曾长期在北方做工作，是地方干部，也可以通得过。因此，他是一个争论双方都可以接受的人物，经过酝酿一致同意，由孔祥桢、胡锡奎、刘子久组成支部干事会，孔祥桢任书记[1]。党支部内部，虽然经常有争论，但在反对敌人的“反省政策”方面，一般还能取得一致意见。

支部干事会成立后，严格审查，逐个接受狱中党员的组织关系。孔祥桢和支部干事会的成员逐个找党员谈话接关系。同时，为了加强对党员的政治思想教育和生活上互助，组织了教育委员会和生活互济会。另外，还建立了两个团小组（1932年后改为团支部）。

北平军人反省分院当局，不管犯人刑期长短，必须经过“反省、履行手续、登反共启事”才能释放出狱。这种“审查”每半年一次。经过三次“审查”，仍不“悔改”者就枪毙。孔祥桢和支部干事会明确指出要坚决反对敌人的“反省政策”，借写“反省材料”，用自己的家史村史，揭露控诉反动当局残害人民的罪行。反省分院当局看这些“反省”材料，就不让犯人再写。

反省分院当局又玩弄新的花招。他们请来北平天主教三个神父，轮番来监牢给犯人布道，企图用宗教信仰来取代犯人的政治信仰，从而诱导犯人“反省”。孔祥桢和干事会决定大家都去听，并派周仲英作主要发言人，对神父进行说理斗争，用马列主义的唯物主义反对宗教的唯灵论和唯心主义。经过几次较量，神父也无获而归。

长期生活在暗无天日、非人待遇的牢房里，在敌人的残酷折磨下，犯人每天只是吃玉米糊窝窝头，许多人生了病。敌人妄图以生活上的折磨手段，来迫使政治犯屈膝投降。支部发动全体政治犯展开了争取改善生活待遇的斗争，要求吃大米、白面。在大家的抗议斗争下，监狱当局无可奈何地同意了政治犯的要求。

后来，同狱的刘尊祺（当时化名刘质文），从报上看到上海成立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主席是宋庆龄，出版了《中国民权论坛》的英文刊物，便向支部建议，以他个人名义写信给宋庆龄转《中国民权论坛》，揭露监狱的黑暗生活和非人待遇，得到了孔祥桢和刘澜涛的支持。宋庆龄接到刘尊祺信后非常重视，不仅在《中国民权论坛》上发表，还派出秘书长杨杏佛找了张学良，视察了草岚子监狱。在杨杏佛的努力下，刘尊祺得到张学良的“讨保释放”的批示，遂恢复了自由[1]。

斗争初胜之后，狱中政治犯的斗争信心更加坚定了，迫切要求学习马列主义，迎接更严酷的斗争。干事会决定成立以杨献珍为首的学习委员会，把监狱变成学习马列主义的“党校”。孔祥桢自己也讲了一课。

由于监狱生活条件和医疗条件十分恶劣，10月间，孔祥桢的右肘关节长了个大脓包，化脓、发烧。11月又摔了一跤，病情更加恶化。于是他向当局写了保外就医的申请书。刘澜涛找了陕西榆林会馆作保，狱医给他开了病情证明，反省分院当局被迫同意他保外就医。1933年初，孔祥桢出了监狱，到北平德国医院治疗[2]。

半年后，孔祥桢病愈出院，经过活动，由医院开出“死亡”证明交监狱销号，自己回山西晋城老家住了一段时间。1934年初，他回北平寻找党组织，继续从事革命活动。他同北方局接上关系，在徐冰单线领导下工作。不久，他随张友渔到了太原，在张友渔创办的《中外论坛》刊物上，以“孔桢”、“学经”和“叔东”为笔名发表了十多篇翻译文章，内容大多是苏联《真理报》的社论和消息。在这期间孔认识了侯外庐、温建公。1935年，孔祥桢随徐冰、张友渔撤离太原，回到北平。因经济来源困难，生活无着，他经谭巽平介绍，在伪满一个大汉奸家作家庭教师，并在北平53中代授历史课[3]。

1935年底，中共中央瓦窑堡政治局扩大会议后，刘少奇（化名胡服）到天津担任北方局书记，向党中央提出营救监禁在北平军人反省分院的五十多名干部出狱的报告。主持中央日常党务工作的张闻天，在征得党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同意后，批准了这个报告[4]。

中共北方局接到中央指示后，由组织部长柯庆施通知徐冰，确定由孔祥桢通知狱中党员。徐冰找孔祥桢说，目前抗日救亡形势很好，急需大批干部开展工作，你担任过监狱里的支书，他们认识你，你写信给他们可履行自首手续出狱，可以写启事登报。孔祥桢听了非常惊讶，说：“这不是叫他们自首嘛，这是几十个人的政治生命呀!”表示难以执行。徐冰说：“这是中央的指示。不是中央的指示，我怎么敢和你说呢？这是大鼻子（指柯庆施）通知我的。有了中央的指示，自首就是假自首了。”孔祥桢说：“我出狱三年多了，没有和他们通过音信，他们怎么会相信我，同时，我也没有送信人。”徐冰说：“你自己想办法吧!”[1]

一天，在东安市场，孔祥桢意外地碰到了保外就医的万去非（魏文伯），询问了狱中情况，并问有无办法给狱中送信。万说：有，可通过他的族侄魏茂林（一说魏梦龄，化名王伯平）送。7月，孔祥桢经魏茂林给狱中的殷鉴，接孔祥桢任的支部书记写了一封信。信的大意是：孔的病已好，接上了组织关系。孔还用俄文写了，中央有指示，目前抗日运动普遍高涨，许多地方、许多抗日救国群众组织要求党派人去领导，许多工作都要人去做。党指示你们可以履行敌人规定的“出狱”手续出狱。如果平津失守，再办就困难了。希商量后告孔。

信送去后，半个月没有回音。孔祥桢向徐冰汇报了这一情况。徐冰要孔祥桢再写第二封信，将中央指示全部写上。孔又用俄文写了第二封信。信的内容大略为：华北人民的抗日情绪日益高涨，全国人民已将抗日救国的希望转而寄托在中国共产党身上，各方面、各地区要求党派人去指导工作，但目前白区工作的干部尤为缺乏，所以你们必须争取早日出狱。信中肯定，过去狱中的许多同志坚决反对敌人的“反省政策”，坚决拒绝敌人的出狱条件，是对的，中央在政治上是完全信任你们的。但是，今天的形势已经变化了。中央尚无法使敌人无条件地释放你们，你们只有履行敌人的出狱手续，才能出狱为党工作，这是特殊条件下的特殊措施。否则，你们会犯政治错误。信中保证对这次经党组织营救出狱的党员，一律不得视为自首变节分子。中央对这件事在政治上、组织上完全负责。

这封信在党员中引发了非同一般的反响：赞成，怀疑，反对，激动着各个监号，激动着每个党员的心。狱中支部决定由杨献珍写信给魏文伯，让魏了解孔祥桢在狱外的表现。魏回信说，孔出狱后，在北平和太原的活动，表现是好的。请他们相信孔的信。铁板钉钉，确凿无疑。于是，支部执行了孔祥桢传达的中央指示，凡是能够出狱的，分批出狱。

从1936年8月31日，他们分九批出狱。当时在狱中有组织关系按照中央指示出狱的有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徐子荣、董天知、刘子久、殷鉴等53人（“文革”中所谓“六十一人案”，其余八人情况不同，不属于这一范围），薄一波、董天知等九人是第一批出狱的[1]。

注释

[1] 《孔祥桢自传》（1968年10月）。

[2] 《孔祥桢自传》（1968年10月）。

[1] 《孔祥桢自传》（1986年10月）。

[2] 《孔祥桢自传》（1968年10月）。

[1] 孔祥桢说第一任支部书记是陈原道（见《孔祥桢自传》）（1968年10月），薄一波说第一任支部书记是孔祥桢，见薄一波：《七十年的奋斗与思考》上卷《战争岁月》，本传从薄说。

[1] 《孔祥桢自传》（1968年10月）。

[2] 《孔祥桢自传》（1968年10月）。

[3] 中共中央交通工作部《对孔祥桢同志历史问题审查结论》（1957年3月27日），原件存中共中央组织部。

[4] 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1978年12月16日），原件存中共中央组织部。

[1] 《孔祥桢自传》（1968年10月）。

[1] 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1978年12月16日）。原件存中央组织部。

战斗在东北军西北军中

瓦窑堡会议确定的抗日统一战线策略中，明确把工作重点放在有可能与中共联合抗日的东北军和十七路军方面。1936年10月，中共北方局应东北军地下党工委的请求，派孔祥桢到东北军学兵队任政治教官。

成立东北军学兵队，是张学良和周恩来会谈后，为了改造东北军，加强政治工作作出的一项重要决策。张学良接受刘鼎、宋黎的建议，在北平招收了300多名大、中学生，其中不少是“民先”队员，一部分是中共党员，经过专门训练，为抗日战争准备大批干部。学兵队编在孙铭久领导的卫兵队二营，地点在西安城东门楼上。从一开始，学兵队实际上就成为中共地下党领导的革命组织。

学兵队非常重视政治思想教育，政治课始终是学兵队的一门主课。政治教育的内容，包括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时事政治、帝国主义列强侵华史、抗日理论，革命军队中的政治工作。

孔祥桢紧密结合学兵队实际，有的放矢地讲解国际国内形势，紧紧围绕抗日救亡这个主题，晓以大义。当时有的学员受国民党散布的“抗日长期准备论”和“唯武器论”的影响，认识模糊。孔祥桢一一加以剖析，摆事实，讲道理，指出只有坚决抗日，长期抗日，边抗日、边准备，才是避免亡国的有效途径。他还向学兵队介绍了苏联革命和建设以及苏联红军的政治工作经验。当学员们知道他是从苏联留学归来的，对他更加敬佩。他的授课知识面广，态度和蔼，平易近人，深受学员们的欢迎[2]

西安事变前夕，张学良、杨虎城商定了对蒋的兵谏行动以后，全副武装的三个连的学兵队接受张的指令，投入了东北军卫队二营捉拿蒋介石的军事行动。学兵队学员、卫队二营七连副连长张化东率领七连，在营长孙铭久的指挥下，到临潼华清池捉到蒋介石。并且根据孙铭九的命令，击毙了蒋介石的侍从副官长蒋孝先和宪兵团团长杨国珍。[1]

从1936年10月到1937年7月，学兵队为东北军培养了数百名骨干。一部分学员被分配到东北军务部担任政训干部，其中的共产党员以普通军官和士兵身份进行艰苦的秘密工作，不少人参加了以后的淞沪战役、台儿庄战役，为国立了功，有的牺牲在抗日战场上；一部分学员分配到华北根据地工作；一部分学员被介绍到了延安。安志文等十多名学员就是由孔祥桢介绍并资助到延安红军大学学习的[2]。

蒋介石被释放回到南京后，对东北军恨之入骨，于1937年7月勒令解散学兵队，改编为军官差遣队，调到安徽。孔祥桢被解职，从怀远县的荥河镇回到了北平，重返中共北方局。

1936年12月23日，毛泽东致电南汉宸，指明对西北军的工作方向：“极需大力进行政治工作”，“应坚定其军政干部抗日救国，联红，联共，不怕牺牲，直干到底之决心，并发展党的组织，争取十七路军变为真正的人民抗日军”。

根据毛泽东指示精神，中共北方局派孔祥桢到陕西杨虎城旧部原十七路军的三十八军作上层统战工作。中共陕西省委负责人吴德峰对孔说，三十八军十七师师长赵寿山思想进步，有投靠共产党的意向，希孔作赵的工作，继续提高其觉悟，促其联共抗日。孔经十七师军需处长地下党员杨晓初的介绍，见到了赵寿山。赵寿山接纳孔祥桢为十七师参议，专作训练和地方联络工作。

1937年7月18日，三十八军十七师奉命从陕西省三原开赴华北前线抗日。赵寿山命孔祥桢率副官处李扶汉等到石家庄，前方设营。赵嘱咐孔到保安后，如见到周恩来，一定向周表达十七师愿归十八集团军领导的意愿。孔到保定后见到周恩来，向周汇报了赵的想法。周说，不可。赵留在那里比到八路军，对我们的帮助大得多，重要得多。你要说服他，以大局为重。赵接受了这个意见[1]。后来部队进入石家庄，与日寇发生了激战。

十七师炮兵营缺少火炮。赵寿山命孔祥桢到第二战区阎锡山处，交涉增加一些新炮。孔祥桢带领炮兵营长到太原，面见阎锡山，提出十七师的请求。阎让孔待命，增加新炮之事交参谋处办理。这时国民党派到十七师的政训主任赵和民与阎锡山的参议张慕陶（托派，化名马云程）勾结，秘密找到炮兵营营长，要他率部投靠阎锡山。炮兵营营长向孔祥桢请示，孔祥桢斩钉截铁地说，不行，没有赵寿山的命令，任何人也不能跟。孔祥桢立即面见阎锡山，揭穿了张慕陶的阴谋活动。阎锡山要参谋处当面斥责了张慕陶，并正式声明二战区没有改编十七师炮兵营的意思。一场阴谋活动终于被戳穿了。

十七师撤退到娘子关，与日军血战了九天九夜，部队伤亡很大。11月9日，日军攻陷太原。十七师退到离石县碛口镇休整。这时，孔祥桢、杨晓初、崔仲远等考虑，为了提高部队的抗日斗争信心，改善班排长与士兵的关系，减少开小差的现象，向赵寿山提出办班排长轮训班的建议，并且提出治军的“三大禁令”（禁嫖、禁赌、禁鸦片），“四大口号”（人事公开、经济公开、自我教育、自觉纪律），为赵寿山采纳。赵寿山自己兼任训练班主任，任命孔祥桢、崔仲远为教官[2]。

1938年6月，三十八军收复了晋城、垣曲、陵川等八个县城，打通了与黄河以南的后方联系。赵寿山命令正在绥德养病的孔祥桢回到十七师师部，参加晋城召开的祝捷大会。

8月，赵寿山升任三十八军军长。孔祥桢到三十八军军部任高级参议。

1939年1、2月，日寇牛岛师团向晋南中条山的三十八军发动进攻。三十八军奋起迎战，日军伤亡惨重，溃不成军。牛岛师团撤回日本本土休整。 6月，日军第二十师团、三十七旅团等，分九路向第四集团军（包括三十八军）大举进攻，激战十多天，被三十八军等部击退，三十八军伤亡很大。这时，孔祥桢再次向赵寿山建议举办团、营、连干部训练班，同时举办学兵队。孔祥桢说，现在军官对日本长期作战的思想准备不足，缺乏信心，官兵之间又是老一套的打骂办法，必须加以改造。同时，部队也需要增加一些知识分子，以提高素质，才能长期对日作战，又不至于被蒋介石吃掉。赵寿山接受了孔祥桢的建议，决定办干训班和教导队。前者主要是训练团、营、连干部；后者是以吸收青年知识分子为主。赵寿山兼任干训班的主任，调副旅长申及智为队长，孔祥桢为教育长。教导队由郝克勇（范明）任队长，地点在茅津渡。

干训班重申了碛口整训的“三大禁令”、“四大口号”，并且学习八路军的新式整军经验。干训班在孔祥桢的具体指导下，根据周恩来担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时颁布的《学习小组讨论会实施细则》和《生活检讨会实施细则》，在干训班中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同时，以苏联红军的政治工作和罗瑞卿写的《抗日政治工作》为蓝本，写出了《战斗中政治工作实施细则配合办法》，利用旧形式，加入新内容，在进攻、防御和行军中，配合运用[1]。

从1938年10月到1941年3月孔祥桢因病离开茅津渡为止，共办了五期干训队（班）、两期教导队，培训军官数百人，毕业学生数百人。对这些旧军官的训练和新军官的培养，提高了部队的政治素质，又充实了部队的新鲜血液，为三十八军以后的战场起义奠定了思想基础[2]。

三十八军是国民党政府军中的一支抗日劲旅。在中条山作战中，日寇认为三十八军“骁勇善战”，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曾称三十八军是“中条山的铁柱子”。

对孔祥桢等中共党员在三十八军的统战工作，党中央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1959年8月29日，毛泽东对孔从洲说，共产党给国民党办干部学校还是不多的。抗日战争时期，三十八军是我们党统一战线工作的典范。1984年11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和解放军总政治部在一个通知中说：“原杨虎城三十八军是我党统一战线工作的典范，虽然形式上是国民党的编制，但实际上三十八军地下党组织是按照我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改造建设部队的，广大指战员同日寇进行了艰苦的斗争。”[3]

1942年3月，孔祥桢右肘关节脓肿复发，赵寿山批准他到北平治疗。孔祥桢病愈后，重返河南省荥阳县苏寨村三十八军军部。赵寿山通知他：“前两天蒋介石通缉了你，叫我们立即逮捕你。我向孙蔚如（第四集团军总司令）谈了。孙说你不是陕西人，又不是西北军的干部，我们保护不了你。孙让你离开三十八军。我决定让你到八路军总部作联络工作，你是否同意？”[4] 孔祥桢表示赞成。孔立即回到西安赵寿山家中收拾行李后，又重返三十八军军部。赵将孔祥桢藏在一个老百姓家中，立即派特务连杨斌廉护送孔去八路军总部。这就是轰动一时的三十八军的“孔叔东事件”（孔叔东是孔在三十八军的用名）。

5月初，孔祥桢在赵寿山冒着身家性命危险的保护下，从汜水县白坡渡过了黄河，经过地下党的帮助，冲破敌人的搜索和层层封锁，终于脱离了蒋介石的魔掌，在阳城县上河村找到了晋豫军联防区司令部和晋豫区党委。孔见到了司令员刘忠和政委聂真。恰巧，一二九师政委邓小平和政治部主任王新亭早到了几天，在这里检查工作。孔祥桢和邓小平见了面。他们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邓、王和孔、聂同住一室，孔祥桢向邓小平汇报了三十八军的情况。

5月中旬，日寇向晋豫联防区进行了大规模的扫荡。5月19日，聂真率晋豫区党政军领导机关和警卫连，掩护邓小平、王新亭和孔祥桢突围，在中条山的深山野岭中，昼伏夜行，到达了梅坪。天还未亮，敌人合击到梅坪，部分敌军已进了村东头。邓小平问聂真，如何突围，向哪里走？聂真熟悉地形，提出钻进40里长的山沟大森林，向东西西头进发。邓当机立断说好，立即出村西头走进山沟森林。再经过一处原始森林，到了舜王坪的五里坡尖山子甩掉了敌人，终于跳出了合击圈。十多天反扫荡的生活，粮食不够吃，挖野菜吃，三天两餐饭，过着野人般的生活，孔祥桢的身上都长了虱子[1]。聂真将邓、王、孔送到太岳军区，见到了陈赓、薄一波。随后，陈赓将他们一行送到了辽县麻田村十八集团军总部[2]。

在八路军总部，孔祥桢向彭德怀和滕代远汇报了三十八军的情况。过了几天，滕代远通知孔祥桢，成立邢台八路军总部情报站，主要任务是搜集北平方面日寇的情况。由申伯纯任部长，孔祥桢任副部长。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孔改任一二九师和太行军区情报处处长。情报处的主要任务是搜集日军情报和掌握各军分区的情报工作。1942年11月，孔参加了总部召开的情报工作会议。1943年初，孔又参加了太行军区高干会议。情报处在孔祥桢的领导下，向敌占区派遣了一批干部。派到国民党嫡系的三十二军商震部的工作人员，通过地下党员该军参谋长王启明，长期隐伏，待机而动，争取起义。这支部队直到1947年春于河南省威辉县城，在陈锡联率部包围了县城后，王启明发动起义。由于一个团长未能按原计划行动，没有打开城门，时机紧急，地下工作也有所暴露，王启明只好带领参谋处（含谍报队）80余人，出城起义。 “打入”工作没有达到预期目的[1]。

1943年10月，孔祥桢到中共北方局党校参加整风学习。

整风结束转入审干阶段以后，孔祥桢接替谢富治担任了学习组长。组员有郑国栋、陈希愈、刘鼎、石治本、杜润生、武光汤、刘建章等人。这时，康生在延安中央机关干部大会上的“抢救失足者”的报告传到了中共北方局党校，审干工作发生了严重偏差。一批共产党员、干部被错误地当作国民党特务而遭到严重伤害。面对这一形势，孔祥桢身为组长自己感到困惑不解，他从在苏联学习时苏共二三十年代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中，也从自身在白区工作的经历中，认识到这是一种“左”的错误，是错误地估计了敌人的力量。他说，不能把从国民党统治区来的学生、知识分子、军人和文化人、技术人员都看成国民党的特务分子、坏人；不能把一切敌后或大后方的党组织或左倾革命组织看成是“红旗政策”下的特务组织[2]。中共北方局党校领导以孔祥桢“领导不力的错误”为由，撤销了他的组长，让他回一二九师。

孔祥桢对给他的处分思想不通。临行前，他还向当时的党校校长、在草岚子监狱共过生死的杨献珍，提出自己的保留意见。据同组的刘建章后来回忆说，当时全组对刘作过火斗争时，孔祥桢是唯一没有向他拍桌子打板凳的人。孔祥桢为人耿直厚道，实事求是，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注释

[2] 《孔祥桢自传》，（1968年10月）。赵东阜：《孔祥桢》，《中共东北军党史已故人物传》，中共中央党史出版社1988年版，第104～ 106页。

[1] 访问张化东记录，1995年9月12日。

[2] 访问安志文记录，1995年7月4日。

[1] 姚汝安：《忆叔东》（1996年9月）。

[2] 《孔祥桢自传》（1968年10月）。

[1] 《孔祥桢自传》（1968年10月）。

[2] 蒙定军：《抗战时期党在三十八军的工作》，《丹心素裹》，中国文史出版社1989年版，第126—136页。

[3] 孔从洲：《孔从洲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484页—560页。

[4] 《孔祥桢自传》（1986年10月）。

[1] 《孔祥桢自传》（1986年10月）。

[2] 访问聂真记录，1995年10月20日。聂真说，邓、王、孔是他们护送的，孔祥桢则说，是陈赓派部队来接的。本传从孔祥桢说。

派往豫西抗日先遣支队

1944年夏，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河南战役，国民党军汤恩伯部40万大军，一触即溃，37天丢了38个县城。深受水、旱、蝗（虫）、汤（恩伯）之苦的豫西人民，又惨遭日寇蹂躏。中共中央决定由太行军区迅速派出部队，挺进豫西。当时主持中共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的邓小平，决定调豫北七分区司令员皮定均和中共太行五地委书记徐子荣，组建两个团，成立豫西抗日游击支队（后改抗日先遣支队），开往豫西。

皮定均在向邓小平接受任务时提出，豫西地主武装和土匪较多，占据着很多土围子，开辟工作政策性又很强，要求调一位熟悉统战政策的干部去豫西。由于孔祥桢担任过国民党三十八军的高参，驻河南的时间较久，颇有影响，邓小平遂决定加派孔祥桢去豫西。八路军总部任命皮定均为司令员，徐子荣为政委，方升普为副司令员，郭林祥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孔祥桢为政治部副主任。中共北方局决定成立中共豫西地委，以徐子荣为书记，皮定均、方升普、郭林祥、孔祥桢、史向生为委员。孔祥桢兼宣传部长，以后又兼统战部长。

邓小平对向他请示渡河的地点的郭林祥说，你们到河南开辟工作靠什么？靠军事力量吗？你们才两个小团，蒋介石40万大军都全线崩溃了。你们主要是靠政策去争取民心，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搞好统一战线，这是关键。仗也是要打的，但要打有把握之仗，每打必胜。否则，老百姓会看不起你们[1]。

1944年9月5日，支队在林县郭家园誓师出发，由济源县蓼坞、河清强渡黄河，直插宜阳县境的赵堡。赵堡是一个近千户的大镇，依山傍水，“民团”荷枪实弹守备在城堡上。部队经过几天急行军，十分疲劳，而寨上虽紧闭寨门，却没有开火。皮定均决定部队原地休息，派孔祥桢上寨联络。经孔祥桢的宣传解释，寨主了解了支队是路过此地，答应给派饭吃，但不放心，不让部队进寨。皮、徐命令战士依墙抱枪而睡，寨上几百户居民深受感动，用麻绳篮子放下饭菜给部队吃。

豫西地区有日伪、国民党、反动地主武装和土匪几十股力量，犬牙交错，斗争形势极为复杂。群众受到国民党长期的反动宣传，见了八路军就跑。为了搞好与群众的关系，孔祥桢参与起草了支队与群众的约法五章，内容是：（1）扫除敌伪，收复国土；（2）取缔一切汉奸组织；（3）组织人民武装；（4）实行民主政治；（5）废除一切苛捐杂税。支队党委为了扩大影响，进行武装大宣传，兵分四路，孔祥桢参加了嵩箕一路的宣传行列。他与组织部长史向生一道，手提浆糊桶，身背布告袋，沿途自编自写标语，张贴支队布告。并且召开群众大会，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宣传八路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部队进入村庄后，不骂人，不打人，吃饭给现钱，晚间露宿村头，下雨蹲在屋檐下，对群众不惊不扰。这样一支对人民和气、训练有素、纪律严明的抗日队伍，群众看在眼里，记在心头，很快对部队改变了态度。

9月29日，皮定均率三团攻打了登封县城南的飞机场，消灭了六十余名日伪军，解救了两万民工，立时军威大震，轰动了豫西，群情沸腾。

孔祥桢对建立豫西抗日民主政权充满信心。他根据支队和地委的安排，召集军队和地方干部布置寻找中共地下党的工作。第一个目标把目光注意到偃师县。这个县抗日战争初期中共地下党很活跃，有红偃师之称。后遭国民党的破坏，公开了身份的中共党员撤往延安去了，有条件留下的也隐蔽起来了。支队抵达后，纷纷出来接头。他们建议请德高望重的老中医李煦为抗日民主政权的县长。孔祥桢转报地委予以批准。成立抗日民主政权，必须有根据地。但这里是山区，政权和地主武装都操纵在地主裴子明手中。孔祥桢在皮定均、徐子荣的领导下，按党对待地方实力派的方针争取其共同抗日。工作无疑是艰苦的。孔祥桢第一次到裴子明家拜访，裴拒不见面。皮定均、徐子荣和孔祥桢再次到裴家拜访，裴仍不见。之后，孔祥桢等转向裴的亲属做工作，三顾茅庐，终于将裴说服。裴子明接受了偃师县独立团团长的任命，后来又担任了支队的供给部副部长，转战华中、华北战场，在抗日战争中，表现不凡。偃师县统战工作的成功，对支队在嵩山站稳脚跟起了一定的作用。

临汝县大部为平原地带，只有大峪店乡是一个山区，是建立该县抗日民主政权的最佳选择点。这个乡为拥有四百多人枪的地主武装的李足五所盘踞。孔祥桢率张清杰多次和这位号称“南霸天”的大地主谈判，要求他共同抗日，让出大峪店地盘。李足五不同意，谈判失败。孔祥桢和张清杰转向李部的下属四个中队长做争取说服工作。四个中队长接受了条件，交出了武装和地盘，大峪店得到了和平解决。李足五只身跑到了临汝县城。随后，成立了临汝县抗日政权。

登封县位于豫西的中心，是日、伪、蒋势力与支队争夺的一个焦点。县城由一个日军中队驻守，乡镇为大小地主武装控制，村村有枪，处处设防。国民党从伏牛山以加官委任的手法，遥控地主武装。白栗坪和马峪是登封县南部的山区，箕山主峰所在地，中共地下党在这里有一定的基础，是一块理想的抗日根据地。白栗坪为地主梁敏之所控制，他当过国民党的县参议长，有400多人枪。马峪为地主孙秋芳所控制，有100余人枪，与中共地下党有往来。孔祥桢根据支队和地委的指示，对梁、孙按地方实力派对待，争取他们共同抗日。孔祥桢多次邀梁敏之谈判，梁拒而不见。部队移防后，孔将宁治国留下继续做工作。宁治国通过各种关系，登门拜访了梁敏之。梁表示自己要抗日，不反对八路军，耍了两面派。不久，梁的部下制造了“箕山事件”，打死了支队三十五团的四名战士。支队和孔祥桢分析了事件性质，确定以反共磨擦事件的性质对待。提出“团结孙秋芳，消灭梁敏之”。徐子荣指出，方针确定以后，要耐心等待时机，师出有名。果不出支队所料。梁敏之很快就和日方勾结，参加了日伪蒋合谋的“反共联防会议”。1944年11月17日，皮定均命令二十五团，一举将梁敏之部消灭[1]。

孔祥桢对统战工作中的一些细节问题，也是悉心考虑，细致周到。他对几位县级干部的名字，为了有利于工作的开展，也加以推敲斟酌。偃师县县委书记流沙河，像个艺术工作者的名字，孔祥桢等建议恢复其原名刘世安。临汝县县长党峰，孔祥桢等觉得有碍联合之嫌，建议改为党俊峰。登封县县长叫宁苦，在宣布宁当县长时，徐子荣、孔祥桢等觉得，一县之长不能领导人民受苦，孟子有句“修身治国平天下”的名言，建议改为宁治国吧。一字之改，用意良苦[2]。

1945年2月，王树声、戴季英从延安率两个支队到了豫西，与皮、徐支队会合。王树声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成立中共河南区党委和河南军区的决定，由王树声任司令，戴季英任政委，皮、徐的部队为第一支队（后改第一旅）。王树声调孔祥桢到河南军区工作。随后刘昌毅支队开辟了禹郏地区，成立了第六专署，孔祥桢被任命为专员。日本投降后，国共在重庆谈判，中国共产党同意河南军区部队从豫西撤出，孔祥桢随军转移到中原军区[3]。

注释

[1] 访问柴成文电话记录，1995年9月。

[2] 《孔祥桢自传》，1968年10月。

[1] 访问郭林祥记录，1995年11月16日。

[1] 访问史向生记录，1995年8月14日。

[2] 访问宁治国记录，1995年11月5日。

[3] 《孔祥桢自传》（1968年10月）。

晋冀鲁豫中央局城工部长

1945年11月，孔祥桢随王树声到了宣化店。此前不久，周恩来到宣化店，曾向新四军五师师长李先念打过招呼，调孔祥桢到五师工作[4]。李先念命令孔祥桢为五师临时交际处副处长，负责接待军调小组。当时五师在数十万国民党军的包围之中，国民党狂嚣：饿死新四军，困死新四军。五师几乎到了弹尽粮绝的地步。李先念命令孔祥桢向国民党交涉运粮通道。孔祥桢干练地、应付自如地完成了一次从国民党六十六军防地运粮的疏通工作[1]。

1946年6月23日，中共中央电令中共中央中原局和五师撤出中原。经组织决定，孔祥桢换了便衣，经地下交通的帮助，乘火车转移到邯郸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中央局副书记薄一波通知孔祥桢，决定孔祥桢任城工部部长。

城工部是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出的“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领导敌占区的地下党工作和向国民党军队的派遣工作，重点活动范围是河南省的开封、郑州，平汉线上的许昌、武汉，陇海线上的商丘等城市。

城工部领导的地下工委有：以郭有义为书记的中共开封工委；以刘鸿文为书记的中共汴梁工委；以姜宗仁为书记的中共豫西工委；以许天民为书记的中共河南特别党支部。孔祥桢到城工部后，抽调得力干部，增加派遣力量，督促冀鲁豫、豫皖苏、太行、太岳四个中共区党委成立城工部，加强对敌军派遣和情报工作。还派曹志真到各区党委检查工作[2]。

经过地下工委和城工部派遣人员的缜密细致的艰苦工作，开封等城市的学生和文化界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斗争，和平、津、沪等城市一样，如火如荼，交相呼应，势不可挡。

在美军强奸北平女大学生事件以后，中共开封工委提出了“要饭吃，不要炮弹；要民主，不要独裁；要自由，不要迫害”的口号。1947年5月22日，中共开封工委发动了两万余名大中学校师生示威游行，震惊了当局。郑州解放前夕，孔祥桢指示中共汴郑工委负责人张以成，一定要发动群众，保护好城市的公共设施，特别是要重点保护好电信局。张以成接到任务以后，发动群众，同破坏机器的特务作了殊死斗争，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武汉解放前夕，孔派遣在武汉工作的余杰、方敬之、金漪竹和徐仁等，对武汉市的政治、军事、经济情况，作了系统的调查研究，编印了洋洋数十万言的《武汉调查》，为后来的解放和接管，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情报和资料，受到了入城部队和地方干部的赞扬。

1946年5月15日，国民党三十八军五十五师在师长孔从洲率领下，于河南省巩县举行起义。在起义作战中，副师长孙子坤被捕（后在南京就义），部队被击溃。孔从洲只身跑到南阳。孔祥桢闻讯后，立即派人将孔从洲接到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所在地冶陶。

为了进一步瓦解敌军，孔祥桢与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组织部长宋任穷商议，根据毛主席批示开展对高树勋的工作运动，他们向中央局领导人建议，以五十五师为基础，加上前一年在河南省洛宁县起义的三十八军十七师，组建西北民主联军三十八军，由孔从洲任军长，汪锋任政委。孔祥桢起草了报告，得到了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的肯定。中共晋冀鲁豫中共局转报中央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立即批准了这个报告。1946年9月13日，在河北邯郸举行三十八军成立大会，军长孔从洲和政委汪锋率部向全国发了通电[1]。年底，经孔祥桢和三十八军副军长刘威诚介绍，中共中央正式批准，孔从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2]。

在此期间，孔祥桢经陶希晋介绍，与在城工部工作的姚汝安结婚。[3]

国民党河南省保安五团，原是保安三旅，兵力两千余人，是一股地方武装，在开封、兰考、民权一带驻防。1946年，城工部派遣张以成到这个团工作。据张以成回忆：“从城工部出发的那一天，孔祥桢部长为我们饯行。他亲切地说：‘同志们要吃好，娘家饭饱三天，希一路珍重。到工作目的地对敌进行斗争要慎重，要勇敢，要机智，要时时提高警惕，要紧密联系群众，要就地扎根，要不怕艰难困苦。’”曾法光、张以成介绍这个团团长张绍儒、副团长朱广仁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张绍儒要求战场起义。孔祥桢认为，这支部队大部分是本地人，起义后家属拉不出来，马上起义后遗症太大。决定要五团留在敌人内部，长期埋伏，伺机而动。并要求他们负责保护冀鲁豫解放区与晋冀鲁豫中央局联系的交通线。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时，孔样桢领导的城工部也随军行动。保五团到杞县布防，张绍儒向刘邓大军提供了从开封到南丘国民党军队部署和兵力的情报。刘邓大军过境时，五团又主动放弃杞县县城，并在城内留下大量武器弹药，在解放开封和豫东战役中，这个团直接配合解放军歼灭了刘茂恩的保一团、保二团和陈留县保安团。

国民党八十五军一一〇师，原是冯玉祥西北军的第二师，抗战初期曾参加过台儿庄战役。师长廖运周是1927年的党员，一度失掉关系。1946年4月，中共中央晋冀鲁豫中央局国军工作部派徐仁持靖仁秋的介绍信（靖是廖黄埔军校同学、入党介绍人），与廖运周接上了关系。6月，徐仁回到国军工作部，请示解决了确认廖运周的党籍。国军工作部又加派李俊成、刘扬、刘浩等到该部工作。不久，国军工作部全并到城工部，部长为孔祥桢。城工部和派遣人员对一一〇师的工作，开始是搜集国民党的情报。据廖运周回忆：“地下党工委成立后，我们还加强了情报工作，向党组织（城工部）积极提供国民党的政治军事情报，我分别安排中共党员张士瑞参加谍报队，负责收集情报，金克同志搞机要密码，并在郑州、开封、汉口以私人名义购置了专用房屋，秘密在联络站设立了电台。我们曾把国民党在豫北战场的作战计划，兵力部署的情况上报我们的党组织。并把蒋介石在国民党统帅部确定的1947年重点进攻解放区的计划抄下来，派徐仁同志星夜送往邯郸。国民党反动派的部队企图‘围剿’我山东泰安附近新四军某纵队的计划送到我师后，我们即派张士瑞同志送交某纵队，使我军得以安全转移。这些是比较重大的军事情报。至于通过电台输送的一般军事情报就更多了。因此，我们曾数次收到了我军指挥员的谢意。”[1]

据徐仁回忆：在一一〇师的情报工作，“一方面主要是为前线传递情报，这多是一个方面军或一个兵团的情报，时间主要从转战以后一直到山东省重点进攻，方法是廖开会或接到空投指令，我就去密抄，然后由张士瑞送出去。国民党重点进攻山东时，张每次拿到情报后都早于部队行动。他带着枪出去。由于解放军指挥部离得较远，他每次都要往返几十里甚至一百多里，到最近解放军的部队报告情况。有一次华东野战军首长陈毅、粟裕在沂蒙山区解放军司令部接见了他，他带了首长的口头表扬回来。另外一次就是十纵队宋时轮部在泰安，国民党企图将其合围吃掉，廖察觉后，派张士瑞连夜送出情报，十纵迅速撤出，免遭了损失。宋司令员写了回条表示感谢。更多的情况是敌人的兵力部署等，我们都及时让解放军知道。这样，就和我们军区的作战密切配合起来了”。[2]

1947年2月，徐仁从一一〇师带回了廖运周的请示，一一〇师如何与总部联系，如何在战场上配合等问题，在冶陶县赵峪向城工部汇报。孔祥桢主持了城工部会议，仔细听取了徐仁的汇报，又听取了与会者的讨论，他作了结论性的发言：（一）廖运周部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属汤恩伯），多年由吴绍周控制，是一支反共反人民训练有素的部队。廖运周在该部有一定的依托和打算，但我们在该部却没有基础，时机又很紧迫，必须根据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要不同于对其他军队一般兵运工作的做法。廖运周是中共地下党员，对一一〇师不做基层工作，不发展党的组织。工作要以廖运周为中心，依靠他的忠诚、决心和作为行事，一切成败取决于廖。决定成立中共地下工委，任命廖运周为书记，暂不设副职。派遣人员在地下工委下工作，是联络员。任何工作都得向廖交底，由廖决策。（二）争取廖运周是军区的重大决策，最终的目的是起义，使这支部队回到人民中来。从廖部的环境看来，只有在我军策应的前提下，起义才有可能。要长期打算，准备工作要充分。同时，尽一切可能做好随军的情报工作，使解放军及时准确地掌握廖部周围的军情动态。（三）解放战争是激烈的残酷的，廖部工作是特殊战线。所有派遣人员要磨练自己的党性，要埋得下，看得过（指国民党对群众的各种法西斯暴行），账记在心头。应该防止和反对急躁情绪，坚持起义工作最后见分晓。[1]

1948年7月，廖运周根据中共中央中原局的指示，在汉口璇宫饭店召开了地下工委扩大会议，具体研究了起义的准备工作。

同年8月，孔祥桢担任了中共中央中原局常委兼组织部副部长，重点仍然是做国民党军的策反工作。

11月，一一○师配属在国民党军所谓五大主力的十二兵团，由黄维指挥，集结在安徽省宿县双堆集附近。当黄百韬兵团被歼后，黄维兵团四个军被解放军团团包围，黄维决定组织四个主力师，包括一一○师，向蚌埠方向突围。

一一○师起义的时机水到渠成。经过与解放军联络准备，11月27日，廖运周率师部和两个团5500人，从双堆集向罗集“突围”，宣布战场起义。尾随的十八师也跟在一一○师后“突围”，旋即被解放军堵截歼灭。廖师起义后，整个十二兵团惊恐万状，士无斗志。二十三师在一一○师的影响下，师长黄子华率八十五军军部和二十三师所属一万余人向解放军缴械投诚。兵团司令黄维当了俘虏，十二兵团全军覆没。廖运周和中共一一○师地下工委为淮海战役的胜利立下了大功。

国民党六十八军，原属冯玉祥的西北军。军长刘汝珍（国民党第四绥靖区司令刘汝明之弟），曾在苏联学习过。在苏联时由刘伯承介绍他参加中国共产党，后来脱党。孔祥桢根据刘伯承、邓小平的指示，派刘鸿文、叶超和朱晦生等到六十八军作争取二刘起义和瓦解工作。针对六十八军的复杂情况，孔祥桢要求派遣人员既要做好下层官兵的工作，又要做好上层人物的工作。要有长期隐蔽、工作反复的思想准备。经过刘伯承、邓小平、陈毅亲自过问，写信联络，孔祥桢的多次工作，要求刘汝明、刘汝珍及早起义。二刘犹豫不决，直到淮海战役已经打响，他们仍按兵不动。1948年11月，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军委名义两次发电给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催促抓紧对二刘的策反工作，作为淮海战役第二阶段争取全胜的一个重要因素。而此时派遣人员刘鸿文等着急了，向中共中央中原局城工部提出撤出六十八军的派遣人员。孔祥桢不同意这一请求，而将叶超等转交给军区司令部情报处领导，要求他们按党中央和刘、邓、陈的指示，继续做争取工作，重点做副军长王志远和八十一师的工作，并为解放军渡江收集江防情报。派遣组为二野四兵团渡江作战提供了江防情报。1949年5月4日，六十八军军部和八十一师，在副军长王志远和八十一师师长葛开祥的率领下，共7000人正式宣布起义，并带动一个团投诚。刘汝珍逃到了台湾。

国民党华中“剿总”副总司令兼十九兵团司令张轸，曾在黄埔军校任战术教官，与周恩来共事过。1947年冬，孔祥桢与中共开封工委的郭有义等，多次分析了中原战场形势和争取张轸起义的可能性。孔祥桢认为，张轸早年参加过反对袁世凯的斗争，追随孙中山，那时属于国民党左派。后来虽然依附和受命于蒋介石，但非蒋的嫡系。蒋介石对张轸又拉又打，曾一度通缉捉拿，张轸隐姓埋名在沪、杭避风多年，所以矛盾很深。同时，张轸与中共在不同时期有过交往，与林伯渠、刘少奇、周恩来均有过接触。因此乘张轸在中原战场上屡战屡败之际，争取起义是可能的。中共开封工委根据这一要求，派出方敬之等人，做张轸的争取工作。1948年冬，中共中央中原局组织部在河南密县成立了城工科。组织部副部长孔祥桢命城工科抓紧促使张轸起义的工作。这时，蒋介石任命张轸为十九兵团司令，其部队编为一二七军和一二八军。周恩来直接派人做张轸工作，中原军区又先后派丁一、万文竹到该部工作，在各方面工作的配合下，1949年5月15日，张轸率十九兵团一二七军和一二八军三个师，共25000人于武昌以南的贺胜桥、金口一带起义。6月16日，毛泽东同朱德致电张轸及十九兵团全体官兵，对他们的起义表示欢迎。

注释

[4] 《孔祥桢自传》（1968年10月）。

[1] 吴若岩访谈录，1995年11月9日。

[2] 《孔祥桢自传》（1968年10月）。

[1] 《孔祥桢自传》（1968年10月）。

[2] 中共中央致晋冀鲁豫中央局电报，1946年12月9日，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3] 姚汝安：《忆叔东》（1996年9月）。

[1] 廖运周：《淮海战役战场起义》，《蒋军倒戈内幕》（上），华艺出版社1990年1月版，第259、260页。

[2] 徐仁：《关于一一〇师的起义》，《蒋军倒戈内幕》（上），华艺出版社1990年1月版，第288页。

[1] 访问徐仁记录（1995年8月22日）。

随刘邓千里跃进大别山

1947年8月6日，刘伯承、邓小平下达了挺进大别山的预备命令。中共中央中原局，随中原野战军直属队和二、三、六纵队行动。刘伯承、邓小平决定中共中央中原局城工部长孔祥桢和秘书长杜润生随野司行动。8月13日孔祥桢随三纵到虞城古心王集附近越过陇海线。8月16日向黄泛区开动。孔祥桢跨着枣红色骏马，急行军90公里，到了一片汪洋的郸城黄泛区（部队都称之为“第二个草地”）。18日过了黄泛区，急行军40公里，直奔沙河。19日渡过了洪河，24日渡过了汝河，26日渡过了淮河。孔祥桢经过20多天的鞍马劳顿，急行军，涉水强渡和国民党空军轰炸的艰险之后，于8月27日随部队进入了目的地——大别山的中心金寨县。

这时，正值金桂飘香季节，满山遍野林茂竹修，但是，不少村庄却是残垣断壁，没有炊烟，也听不到鸡犬之声，一片凄凉景象。一路上，孔祥桢偶尔在斑驳的墙上，看到当年红军、赤卫队书写的标语：“苏维埃政府是人民的政府”，“巩固苏区”，“打土豪、分田地”。字里行间反映了土地革命时期的峥嵘岁月。

部队需要机动作战。刘邓决定孔祥桢和杜润生带20多名干部和一个仅十几条枪的警卫连，在金寨的吴家店蹲下来，不再随军行动，开展地方工作，“扎根大别山”。据杜润生回忆，当时斗争形势非常尖锐复杂。金寨周围是国民党白崇禧部重重包围；国民党利用当地的反动统治组织，如保甲组织、特务组织，还有以地主武装为骨干的“棒棒队”，制造谣言，打黑枪、暗杀积极分子，基本群众不敢接近干部。杜润生骑的白马，被敌人的黑枪打死了。孔祥桢骑的枣红马因打不了马掌，跑不起来，也忍痛扔掉了。这时，给中共中央中原局带路、送消息、送粮的只有土地革命时期留下的党员、乡村干部，但他们在白色恐怖下均被迫“自首”过。中共中央中原局机关进入后，上述这部分人怨气很大，情绪不满。中共中央中原局的一部分干部认为，这部分人“叛变”了党，是有“罪”的，主张在收缴地主武装，打击“棒棒队”的同时，也要烧一烧这一批人。杜润生和孔祥桢认为，那样做是错误的，其后果只能彻底孤立自己，让敌人把自己消灭。只有团结这些人，才能站住脚跟。杜润生回忆说，这位吃过洋面包，在苏联受过四年高等教育、一身朴素（思想朴素、生活朴素，连语言也是朴素的）、毫无洋教条束缚的老共产党员，头脑清醒，实事求是地决定工作方针，至今令人赞叹不已。后来，根据野战军司令部的决定，中共中央中原局机关也正是靠这一些“自首”干部送来的情报和粮食，从吴家店向河南省汝南县突围到达了新的集中地点[1]。

1948年初，孔祥桢兼任中共汝南县县委书记，以后又兼任中共汝南地委书记。主要任务是建立政权、清匪反霸、消灭地主武装。在此期间，传来了陈伯达在晋西北地区“创造”的“贫雇农路线”的土改“经验”。其主要内容是，“群众要怎么干就怎么干”、“干部站队”、“搬石头”，严重侵犯了中农利益，对干部实行过火斗争、无情打击。没有农村工作经验的孔祥桢也接受了这一影响，搞了近四个月的“急性土改”。后来，邓小平给中共中央发出了纠正“急性土改”错误的电报；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发出“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的指示，孔祥桢迅速纠正了土改中的“左”的错误[2]。

注释

[1] 访问杜润生记录，1995年11月4日。

[2] 访问杜润生记录，1995年11月4日。

从中共中央中南局到国家建委

1949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将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和广州、武汉的五省二市划为一个行政区，成立中共中央华中局（后改为中南局）。孔祥桢担任中共中央华中局组织部副部长。1952年后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常委、城工部长、全国总工会中南工委主任和中南军政委员会劳动部部长，一直到1954年中共中央中南局撤销。

1951年4月，武汉市第二医院发生了一起医院人员盗窃公款的案件，被文书、团员纪凯夫发现，他向医院支部书记作了报告，并向公安局报了案。市卫生局副局长宋瑛对纪早有成见，反诬是纪凯夫作的案，请公安局四分局拘留了纪。中共武汉市四区区委发现根据不足，指示公安局放了人。宋瑛不同意，向副市长周季方作了报告，周偏听偏信，再次关押了纪[3]，这时，有人将此案告到中共中央中南局组织部和纪律检查委员会。组织部请示了中共中央中南局负责人。中共中央中南局成立了联合检查组，调查案件真相。调查结果证明，偷窃公款系医院支书所为。当检查组向中共中央中南局汇报检查结果时，讨论中发生了严重分歧。检查组认定这是一桩严重的打击报复事件，而有些同志则持异议。孔祥桢主持正义，旗帜鲜明地支持了检查组的意见。

中共中央中南局将讨论意见报告了中共中央。经毛泽东、党中央批示，将此案作为打击报复事件，严厉处分了盗款人和武汉市市长、市委书记。这是轰动全国的“纪凯夫事件”。

1951年镇反期间，孔祥桢得知自己的入党介绍人陈立志于1942年被国民党军统特务、晋城县县长张鸿惠勒死于晋城县黄围村的消息后，义愤填膺，怒不可遏，写信向当地县政府控诉张鸿惠的罪恶，并与晋城县副县长孙思孝交涉，依法将张逮捕，召开公审大会，当场将张枪决[1]。

在中共中央中南局工作期间，作为城市工作部部长的孔祥桢，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城市的民主改革运动上。全国解放之初，摆在全党面前的一个紧迫任务，就是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迅速把城市的生产恢复发展起来。为此，中共中央中南局在深入开展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运动的同时，开展了城市的民主改革运动。民主改革分三步进行：第一步，进行民主斗争，目的在于发动群众，打倒敌人；第二步，民主团结，目的在于团结自己，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并在团结的基础上，进一步查清敌人；第三步，民主建设，目的在于改进各项生产制度，巩固工会及各级组织。孔祥桢为此进行了大量的艰苦细致的组织发动工作。民主改革的胜利完成，进一步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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