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历史苏美尔城市为什么是是现代世界文明的发源地？苏美尔人的城市是在什么时候出现的？

Posted 2022-04-30 城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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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历史苏美尔城市为什么是是现代世界文明的发源地？苏美尔人的城市是在什么时候出现的？

苏美尔城市国家的起源

苏美尔位于古代两河流域(今伊拉克)南部。其地处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流域冲积平原，土地肥沃松软，气候炎热干燥，虽然当地降雨量少而集中于冬季农闲之时，但两条大河定期泛滥为农业生产提供了有利条件。自公元前五千纪起，随着肥沃新月形地带人口压力的增加，就不断有农业居民自两河流域北部丘陵地区及埃兰迁入当地谋生。①这是一群具有长期农业传统、掌握了一定的水利灌溉技术的农民。他们最初在幼发拉底河及其支流的沿河台地与沼泽地带建立许多小型村社，利用定期泛滥的河水和沼泽地带丰盛的水草、芦苇及粘土，从事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以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逐渐开发了整个南部地区，建成了世界上最初的城市，在农业、手工业、建筑业、文化艺术等方面都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创造了灿烂的苏美尔文化。据现今所知，苏美尔是人类社会最早进入文明、世界上最早产生城市国家的地区之一。

氏族制度的解体和城市国家的产生

根据古代传说，苏美尔城市国家的起源可以追溯到非常遥远的年代。例如，据著名古代文献《苏美尔王表》(以下简称《王表》)所载，早在二十七万多年前，王权自天下降至埃利都(今阿布沙赫连)城之后，苏美尔国家就形成了。《王表》所述王权起源和国家形成的时间虽然充满了神话色彩，但也包含了某些真实的历史成分在内。考古发掘证明埃利都确实是两河流域南部最古老的居民点之一，早在公元前五千纪，当地就已经出现了神庙建筑和居民住宅，其文化遗存属欧贝德文化，①甚至更早。其后，由于幼发拉底河及波斯湾的影响，土地盐碱化，当地人口减少，逐渐衰落，仅为淡水和地下水之神恩基祭祀中心。《王表》称埃利都后来为洪水所灭。

有关洪水的传说和对恩基的崇拜，说明洪水前，即欧贝德文化早期，生产水平是很低下的。当时人们不但无力兴修水利工程抵御洪泛灾害，常常还须提防灭顶之灾。克莱默根据乌尔等地洪水沉积层前后陶器形制的变化，推测当地原始居民欧贝德人在这场洪水之后极少幸存。从考古发掘所见石器、手制陶器、苇制民棚和砖坯建成的简陋神庙看来，这时尚无财产分化、阶级分化的痕迹，当然更不可能有国家存在。

大概就是在《王表》所说大洪水之后，即欧贝德文化中期，苏美尔文化的创造者苏美尔人才由中亚地区经伊朗迁入两河流域南部。闪族部落大概也在同时移居苏美尔以北地区。关于苏美尔人的种族和语系，一直未能确定。至欧贝德文化晚期，各地出现规模较大的神庙建筑，如埃利都神庙Ⅵ的面积达26.5×16平米，它可能已经成为经济合作与管理的中心，承担了兴建与维护正在形成的灌溉系统的任务。神庙又是畜牧业、手工业与商业的中心。当时的手工业已经具有较高的技术水平，出现了轮制陶器、铜器，说明生产水平较前已有所提高，分工有所扩大。有人推测苏美尔这时约有5%的劳力从事与食物生产无关的经济活动，而到原始文字末期，从事此类活动的人口则占20%。根据埃利都时期墓葬出土的象征部落首长的男俑判断，社会大概已经由母权制过渡到父权制。

至乌鲁克文化时期，①社会变化更为明显。以乌鲁克为例，该时期在埃安那周围约有100个以上的村庄。这些村庄沿着小河散落，每村约有居民几十人，这大概就是一个父系氏族公社的规模。当时居民已经掌握了犁耕、陶轮制陶、冶铜等技术。农业技术的进步使农业劳动所能提供的剩余产品数量大为增加，不但扩大了分工的基础，也为对外贸易提供了不少物资。早期铜器虽然多为纯铜做成，质地柔软，用途不广，但它为下阶段青铜制造奠定了基础。由于铜的冶炼、制造技术远比其它手工业复杂，苏美尔本地又不产铜矿石，因而冶铜业的发展不但扩大了手工业与农业的分工，也促进了苏美尔与周围地区早已存在的商品交换，加速了社会内部财产分化与阶级分化的过程。该时期居民开始由分散的小村迁往较大的居民中心，几个较大的居民中心又合并为一个城市。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父权制家庭公社开始让位于以地域关系为基础的农村公社。至乌鲁克文化晚期，由于居民迁并的结果，埃安那周围村庄数目明显地减少，这些村庄且沿着新开辟的人工运河散落。但这时尚无真正的人工灌溉系统。大型灌溉网的形成，显然是在国家形成之后的事情。埃安那(Ⅵ)时期修起了围墙。伊南娜神庙(Ⅴ和Ⅳb)面积达75×29平米。苏美尔进入了建筑史上的黄金时代，各地普遍出现了城市和宏伟的神庙建筑，同时出现了作为财产标志的圆柱形印章以及象形文字。这既是社会生产与分工长期发展的结果，又是财产分化与阶级分化剧烈的象征。整个苏美尔地区，已经处于文明的前夜了。

在氏族制度解体到国家形成的过程中，苏美尔历史上也出现过军事民主制，或所谓“原始民主制”，这已经为许多神话所证实，其中“所说的人物虽然是神话中的人物，但这一点并不重要，因为传说确实反映了氏族的制度。”①根据这些神话传说，苏美尔军事民主制同样也有“三个协调权力的机关”②，这就是“人民大会、氏族首长议事会和企图获得真正王权的军事首长”。③

古巴比伦创世史诗《恩努玛·艾里施》为我们形象地再现了苏美尔军事民主制的情况。史诗情节大概是这样：当混沌未开之际，原水之神提阿马特为报杀夫之仇，带领一群恶魔前来与众神相斗。众神无法抵御，因此决定召开一次神界的人民大会——众神大会，以挑选一名勇敢善战者领导大家作战。他们选中了苏美尔主神之一恩基之子、年轻的马都克。但是，后者在作战之前，就要求在胜利后必须承认他为众神之长。经过“众神之父”、天神安和“全体决定命运的大神”，以及其他一些只有表决权而无发言权的小神(因为史诗中没有明确提及他们)组成的众神大会决定，为了击败敌人，同意马都克的要求，授予他言出令行的最高权力。他们宣布马都克为“王”，授予他王权的标志：节杖、宝座和PAL(王的任期)④，令其出战。最后，马都克率领众神血战沙场，灭尽群魔，并以提阿马特之躯造成了天地，以其情夫金古之血和泥土造成了人类。马都克遂永为众神之王。

这个神话反映出苏美尔军事民主制时期，氏族管理机构还是建立在民主原则的基础上，氏族首长与人民大会在解决有关本部落的一切重大问题，特别是象决定战争与和平以及挑选部落军事首领这样一些重大问题时，还起很大的作用。但是我们从史诗中也可以看到，部落军事首领的人选，已经习惯地由特定的家族中选出，其权力也越来越大。随着部落间战争的日益频繁，到军事民主制后期，军事首领开始排斥人民大会和酋长会议的作用，僭取公共权力。他们使自己的职位由选举产生逐渐变为世袭，奠定为“世袭王权和世袭贵族的基础”①。至原始文字时期，②由于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氏族内部财产分化、阶级分化进一步加剧，氏族部落中出现了奴隶主和奴隶、富人和穷人、贵族与平民的斗争，各部落间的战争也越来越激烈。作为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国家也就取代氏族制度而产生了。

公元前3000年左右，苏美尔开始出现了一系列以城市为中心，结合其周围若干村镇而成的奴隶制小国，数目约有十七个。国内外史学界一般称之为城市国家。我国史学界有人把它们简称为“城邦”。由于这样的国家一般都占据了一个灌溉系统，包括若干城市，好象是埃及前王朝的州一样，因而也有人认为把它们称为“诺姆国家”可能更为恰当些。但有些学者认为古代苏美尔的拉格什、乌尔等并不是真正的城市，因而主张把这些国家称作“村社国家”。这显然是对城市的定义理解有所不同。众所周知，不同的时代，衡量城市的标准也不同。按照苏联学者的意见，城市就是“剩余产品集中、再分配及销售之地”。它的其它一切职能(工商、文化和政治)都是由上述职能所派生的。而按照美国学者的意见，衡量一个居民点能否称为城市有五条标准：一、城市与农村相比，是一个有大量人口的居民点;二、城市居民密度大于农村;三，城市的基本功能是分配;四、城市是交通中心;五、城市是需求等等中心。我们觉得，按照上述标准，苏美尔各城市无疑可以称为真正的城市，因而把苏美尔各国称为“村社国家”未必恰当。

尼普尔城的土墩

城市国家是奴隶社会早期发展阶段的产物，是原始的国家形态，但是它已经具备了国家的基本特征：一、地域关系战胜了血缘关系。这个过程是通过居民的迁并途径完成的。这一迁一并，就使旧的氏族组织遭到破坏，建立了以地域为原则的城市国家。这些国家最初规模都不大，一般都只有一个中心城市和若干小村镇，人口也不多。象著名的乌尔城邦在早王朝初期有三个城市和若干村庄，面积不过90平方公里，人口才六千人。其它国家大概也与此不相上下。二、公共权力的设立。这有乌鲁克的红宫和捷姆迭特·那色神庙档案为证。红宫是一个封闭式大庭院，面积约600平方米，中有一砖坯小平台。有人根据苏美尔文献推测，这个大院子就是人民大会的会场，而小平台则是祭司和长老会议开会的地方。祭司、长老高居于人民之上，由此可见一斑。而从捷姆迭特·那色神庙文书中，我们见到恩(EN)及其他高级官吏，如最高女祭司(EN.SAL)、商人首领(GAL、SAB)、首席法官(TUG、DI)、指挥官(PA. SUL)和预言家(ISIB)。脱离人民的军队也已经出现了，大概由神庙人员组成，由指挥官直接领导。它已经不同于自备武器的公民兵组织。三、赋税的设立。这点早期没有文字可资证明，大概主要表现为各种各样的劳役。但我们由乌鲁卡基那(又有人译为“乌鲁依尼木基那”)改革铭文推测，真正的赋税大概早已存在。从乌鲁克雪花石膏瓶献祭场面与圆柱形印章鞭打战俘场面中我们可以看到，苏美尔城市国家自其诞生之日起，内部就充满了阶级对抗，暴露出奴隶主专政的阶级实质。也有人认为，原始文字时期与早王朝之间乌鲁克城被彻底摧毁的原因，大概就是因为剧烈的社会分化所引起的冲突所致。如果情况真是如此，那就可以认为这是世界上第一次奴隶和平民反抗奴隶主的伟大斗争了。

城市国家的经济制度

城市国家的经济制度，本质上是奴隶制的城邦所有制，或称为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

其土地自原始文字时期起就分成二部分：一部分是神庙土地(它后来逐渐变成了国王的土地);另一部分则是地域公社的土地。这已经为当时的文献资料所证明。

关于神庙土地的多少，过去曾有种种不同说法。虽然在传统上苏美尔人认为全部土地都是属于神的，但实际上神庙土地不过是整个城邦土地总额中的一部分。以东、西方学者都比较注意的拉格什而言，过去苏联学者И.М.贾可诺夫据巴乌等神庙档案推测拉格什各神庙土地约占全国土地总数39%—50%，而现在他认为这个比例要少些，只有25%—33%。弗兰克福特通过对拉格什土地的测算，也认为大多数土地不在神庙手中。神庙地产收入充作祭祀、公共庆典、神庙各级工作人员报酬、储备与交换之用。其土地也相应地分成三部分：祭田、口粮田和小块出租地。捷姆迭特·那色出土的一份文书记载了当时上层奴隶主贵族分配土地的情况：这些土地位于水渠边，总数为233布尔(约合1，500公顷)，共分给了六个人，其中，城邦统治者恩一人分得1，000公顷土地，女祭司122公顷，商人首脑103公顷，指挥官100公顷，首席法官95公顷，预言家64公顷。这说明当时正在形成的国家与神庙上层奴隶主贵族就已经开始利用特权攫取大片神庙土地。神庙地产初期是否完全由公社中分出去了，它是依靠本身的劳力还是靠公社全体居民，目前还不清楚。大概它既使用城邦公民也使用各种依附者以及奴隶劳动。据乌鲁克IV铭文记载，伊南娜神庙有女奴211人，这在当时是个不小的数字。到早王朝时期，神庙经济由公社中独立出来，并开始采用大地产制，使用丧失公民身分的自由民与奴隶劳动。这种自由民本身又分为两部分：少数人充当神庙下层管理人员和由神庙人员组成的王室军队的指挥官，从神庙获得大量的服役份地(2-18公顷)和优厚的报酬;多数人为勤于田畴的农夫、渔夫、船夫和牧人等。他们平时为神庙劳动，战时服兵役，依靠领取实物供应或小块口粮田(5-10亩)为生，有时尚须租种神庙土地以弥补口粮不足。所有这些人，由于他们丧失了土地与公民身分，而由城邦统治者国王手中获得土地与实物供应，因而和国王有一定的利害关系，特别是他们之中的上层分子，更是王权的可靠支柱。

神庙经济强大，是苏美尔各国的重要特点。以拉格什为例，据国外学者估计，仅巴乌一个神庙便拥有1平方英里的土地和1，200名各类劳动者(包括250-300名奴隶)。它战时要向国王提供500-600名由神庙依附人员组成的军队。在乌鲁卡基那改革前，该国十四、五个神庙的土地约占全国土地总数的25%-33%，劳力约占全国总数的24%。同时，神庙还垄断了国家最重要的手工业(如青铜制造)与商业，成为全国经济生活的中心。

由于神庙经济的重要性，因而从国家产生之后，它就成了以国王为首的世俗奴隶主贵族和以神庙祭司为代表的氏族贵族争夺的对象。最初，氏族贵族在神庙中大概有相当的势力。但是国王利用其作为城邦主神代理人代神理财的身份，逐渐取得对各神庙经济的管理大权，并依靠神庙依附人员组成的军队以及城邦的普通公民，最后击败代表氏族贵族势力的神庙祭司，变神庙经济为王室经济。

农村公社的土地，早在原始文字时期第二阶段就已经划归大家庭(或家族公社)所有了。大家庭的土地是可以转让买卖的，这有当时的土地转让文契为凭。因而，大家庭的土地实际上已经是私有土地。而大家庭析产后形成的个体小家庭，其土地无疑是私有的。这种土地起初可能有某些传统的限制，比如说，“它大部分仍旧保存着共同体的形式”。①这一点从拉格什王恩赫伽尔买地文书、苏路帕克土地买卖文书等等都可以看得很清楚。土地一旦投入流通后，公民失地现象随之出现。失地者大多成为神庙或王室或官吏的依附民，也有少数人沦为债奴。经过几百年城邦纷争，公民处境每况愈下，以至于到拉格什王恩美铁那时不得不采取轻徭薄赋、释放债奴等措施缓和社会矛盾。如果我们相信某些史家所言，乌鲁卡基那把公民人数增加了近十倍，那么，它从反面证明了这种兼并曾经使得拉格什公民十室九空，达到十分骇人的地步。

城市国家的政治制度

古代所有制是城邦民主制的基础，随着这种制度的破坏，神庙经济和小农经济逐渐为王室经济所吞噬，城邦的民主成分逐渐消失，君主制也就摆脱氏族制度残余的羁绊，逐渐巩固起来。

城市国家的国体是奴隶主阶级专政。其政体则各有不同。古代希腊著名学者亚里士多德就曾经把希腊各邦政体划分为三个正宗类型，以及相应的三个变态类型，每一个类型中还有不同的种属。由原始文字时期的文物可见，当时的国家权力主要掌握在恩、人民大会和长老会议手中。一般认为城邦制度中的这三个主要的职位或机构，都是从军事民主制时期氏族制度中脱胎而来。至于其政体，则各家看法有所不同。弗兰克福特认为“可能是地方自治……其最后的权力属于长老领导下的全体男性自由民大会”。《世界上古史纲》的作者则认为是“贵族共和国”，并且由此推而广之认为“奴隶制城邦……至少在其初期或较长阶段……基本上是贵族共和国”。不过我们觉得，既然在军事民主制后期世袭王权和和世袭贵族的基础已经奠定，因而当最初的城市国家出现后，掌握政权的就有两股力量：一股是世袭王权;一股是世袭贵族。每个城市国家到底取什么政体，必须由这两股力量的对比而定。在世袭王权占优势时，建立的就是君主政体。而在世袭贵族占优势时，建立的就是贵族寡头政体。就苏美尔各国而言，根据古代苏美尔神话传说和早王朝时期的史料判断，我们认为原始文字时期各邦政体更多的是象君主政体，同时也不排除个别城邦取其它政体的可能性。例如，直到早王朝中期，苏路帕克城邦还可能实行贵族寡头统治。那里的恩西职权就比较小，算不上一个重要人物，他被称为“派任恩西”，只有23公顷土地。他大概也不是世袭的。又如在苏路帕克土地买卖契约RTC. 13中，就有一位“过去的派任恩西”充作证人，说明他的任期是有一定期限的。相形之下，那里长老会议和人民大会职权可能就大点。很可能，在其它一些比较落后的小邦中，还有贵族共和国存在也说不定。

早王朝时期，苏美尔进入到列国争霸时期。这是城邦君主政体形成的时期。

当时苏美尔各邦之王，或称为恩(EN)，或称为恩西(ENSI，史学界过去曾据其表意符号PATESI误读为“拍达西”)，或称为卢伽尔(LUGAL)。三者的称号虽不一样，但其职权本质没有重大的区别。恩和恩西都是城邦主神代理人的称号，负有代神理财及保护本邦公民福利之责任，如领导城邦祭祀;管理神庙经济、公共建筑，特别是修建城池宫室和水利设施;统率军队;领导城邦会议;还有司法、行政等职能。恩西本身可能是霸主，也可能是其他卢伽尔的附庸。卢伽尔本意为大人，一般译作国王。卢伽尔有二种：一种是普通的卢伽尔，它最初是在城邦遇有非常事件时由人民大会和长老会议临时授予该邦统治者以全权时使用的称号。但后来由于战争连绵不断，该称号遂成为某些城邦统治者习惯上固定使用的称号。同时仍有某些城邦恪守旧制，只是在城邦处于非常时期才临时授予统治者这一称号;另一种则是霸主的称号。当时苏美尔地区有二个霸主的称号：“基什卢伽尔”和“乌鲁克(或乌尔)卢伽尔”，分别代表着南北两大军事联盟。这是某城邦统治者击败其它称霸的城邦，并获得尼普尔城恩利尔神庙承认之后才可以取得的霸主称号。一般说来，卢伽尔权力大于恩西，恩西所拥有的职能他都有。此外，如果作为霸主，他还有权调解各邦边界争端(如公元前2600年，基什卢伽尔麦西里姆就曾经以霸主身分调解了拉格什与温马两邦的边界纠纷，并为之树碑立界为记)，征发盟邦公民为其修建水利设施等权力。由《王表》和《吐马尔铭文》可见，当时苏美尔各主要城邦的统治者，一般都是一人统治，终身和世袭的。同时，如当时许多资料所示，这种世袭也常常为军事失败与篡位所打断。公民大会和长老会议继续存在，有些学者据史诗《吉尔伽美什与阿加》认为公民大会这时仍然是最高权力机构，但也有人认为它这时已经变成了王权所操纵的工具。他们认为苏美尔城邦统治者虽然不是东方式暴君，但也不应过分夸大自由民大会的重要性，它只是一个没有命令权，大概只起谘询作用的行政机构。

到早王朝晚期，随着列国争霸不断，王权日增而以神庙祭司为代表的贵族势力日衰，君主政体大体形成。由拉格什第一王朝诸王铭文可见，世袭君主制已经确立，并且被抹上了一层淡淡的“王权神授”的油彩。从《安那吐姆鹫碑》及乌鲁卡基那改革铭文可见，由国王领导的国家机构，已经基本取代了氏族制度机关的残余。最后，被部分国外学者视为城邦民主制度基石的神庙经济，也被拉格什王埃冷塔西所吞并。神庙经济变成了王室经济。以神庙祭司为代表的氏族贵族势力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在这场斗争中，支持王权的不仅有各种类型的依附民，也有反对贵族残暴的城邦公民。正是由于他们的支持，君主政体才得以确立。但是，刚刚形成的君主政体还很不稳固。在拉格什，就发生不甘失败的贵族利用人民的不满，趁机推翻拉格什王卢伽尔安达，拥立其代理人乌鲁卡基那并以恢复城邦旧制为名进行“改革”的事情。过去国内学者对此评价甚高，但国外学者却认为这场改革旨在阻止历史前进的步伐，除了祭司和神庙士兵从中捞到一些好处外，什么问题也没解决。乌鲁卡基那改革大概在城邦内部引起了某种内讧。因而，雄据苏美尔南方近二百载之久的拉格什王国，在乌鲁卡基那改革六载之后却被其宿敌温马王卢伽尔扎萨西所败。

苏美尔地区的统一

君主制的建立，为整个苏美尔地区的统一奠定了政治基础。与此同时，统一的物质条件和舆论也逐渐成熟了。当时整个苏美尔地区以幼发拉底河为主干，形成了一个完善的水利系统，它不仅对农业，而且对商业也有很大促进。手工业也有长足的进步。而商人则早已将苏美尔的物资远销印度、小亚等地。当时各邦的争霸，表面上是各邦统治者为了争夺土地、劳力和水利工程控制权而进行的残酷战争，实际上却反映了各邦人民要求统一以从事正常生产、生活的愿望。而苏美尔自古以来也就存着许多有利于统一的因素;如各国人民都有共同的称呼——“黔首”;共同的宗教信仰，以尼普尔城恩利尔神为最高主神;共同的文化，经过上千年的民族融合，形成了以楔形文字为代表的苏美尔文化，居民自视一体，没有畛域之分。因此，到早王朝晚期，各邦开始由割据混战走向兼并统一。

苏美尔统一的过程，大概可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整个地区经过几百年的混战，形成南北两个军事联盟：一个是以乌尔一乌鲁克为霸主的南方同盟;一个是以基什为霸主的北方同盟。它们分别联合了南北各邦(拉格什除外)。第二个阶段是由温马统治者卢伽尔扎萨西所进行的初步统一。他首先获得南方的霸权，随后兴兵北上，征服基什，初步统一了苏美尔地区。卢伽尔扎萨西的胜利，反映了人民困于战争、渴望统一的要求。但是，他在胜利之后所建立的是一种邦联性质的政治结构，和军事同盟相去不远，并没有建立起统一的国家，因而其统治并不稳定。就在他倾尽全力与其宿敌拉格什苦战、无暇他顾时，基什王萨尔贡乘机崛起，逐步统一南北各邦，并将其击败，作为献祭送往尼普尔城恩利尔神庙。萨尔贡后来在苏美尔北部地区兴建阿卡德城作为他所建立的新国家的首都。这个国家，这个地区和建立这个国家的闪族人，后来都以该城之名而名。整个苏美尔地区在萨尔贡的统治下，第一次统一起来了。苏美尔城邦时期过去了。古代西亚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奴隶制大国——阿卡德王国出现了。

结束语

总之，我们认为苏美尔城市国家与世界各地其它国家一样，也是经由氏族制度解体而形成国家的。“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国家是剥削被压迫阶级的工具”，①国家产生的根本原因，国家的本质就在于此。这是世界各国概莫能外的。当然，最早的国家为什么偏偏产生在苏美尔、埃及、印度和中国的大河流域而不产生在其它地方，这个事实本身就说明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而且，越往古代，生产力越不发达，这种影响也就越大。但是地理环境包含自然环境、自然资料等等多种因素。就学术界比较重视的水利灌溉系统而言，它对世界各文明古国的发展，无疑起过巨大的作用。苏联学者И.М.贾可诺夫依据水利灌溉的情况，将早期奴隶社会发展的道路分为三种不同的道路。从探讨问题而言，这也不失为一个新创举。但是，依据西方学者的看法，“大型水利灌溉网的建立，显然是在完全形成的城市出现之后”，也就是说，是在国家形成之后才出现的。而在这以前，“社会是由许多小的，沿着天然河流分布的群落所组成的公社”。И.М.贾可诺夫也认为，在乌鲁克文化晚期是不存在人工灌溉系统的。最早的灌溉系统是在原始文字时期(乌鲁克Ⅴ—1Ⅴb)才出现的。也就是说，他认为灌溉系统的出现大致和国家形成的时间相同。因此，苏美尔国家显然不是起源于水利灌溉系统。况且大型水利灌溉系统本身还是由生产力发展的情况所决定的。

其次，从苏美尔城邦形成的过程看来，我们觉得确实可以认为原始社会的普遍性决定了城邦的普遍性。只要是直接由原始社会解体产生，而又没有受到周围更先进地区影响的国家，就有可能是城邦。城邦既然是直接由氏族社会中产生的，也就不可避免地带有氏族制度的残余。这种残余在人类历史上最早出现的苏美尔各国更为突出，表现在经济上就是有大量公有土地未被分割，继续以神庙地产的形式保存下来;在政治上则保留了一定程度的民主色彩。城邦的经济基础是“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或称城邦所有制，其本质是奴隶主所有制，只有身为城邦公民，即奴隶主分子，才有生产资料所有权，首先是土地所有权，这是城邦民主因素的基础。由于奴隶制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神庙经济和公民私人经济逐渐为王室(国家)经济所吞噬，也就开始了城邦民主因素消失，君主政体巩固的过程。

城市国家的国体是奴隶主阶级专政，其政体，即国家政权构成的形式，则因历史条件和阶级力量对比而互异。国家形式极其繁杂。国体相同的国家，可能采取不同的政体。同一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国体不变的情况下也可能采取不同的政体。每个国家采取什么政体，完全取决于该国的具体情况，它们不一定是相同的，更不可能是完全相同的。就苏美尔各邦而言，由于其统治者(恩、恩西和卢伽尔)既掌握了神庙经济，又得到了由神庙依附人员所组成的职业军队上层分子以及反对氏族贵族势力的城邦公民坚决支持，因而他们就拥有比希腊、罗马城邦初期的国王大得无比的力量，在王权与氏族贵族势力的斗争中有力量击败后者。这就决定了苏美尔各邦在和早期希腊罗马社会一样有过一段共同的经历之后，并没有发展为奴隶制贵族共和国或民主共和国，而是继续朝着巩固君主政体的方向发展。但是，“奴隶占有制时代的国家，不论是君主制，还是贵族的或民主的共和制，都是奴隶占有制国家”。①这才是问题的本质。

古代苏美尔灿烂文化，在世界文化宝库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苏美尔城邦制度对古典社会也起过极为重要的影响。研究苏美尔城市国家的起源不但有助于我们了解奴隶社会早期发展阶段政治、经济特点，也有助于我们认清世界各国历史发展的共性与特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研究苏美尔城市国家的起源，对于我们掌握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认清世界历史发展的共同规律，具有重要的意义。

注释

① 这些居民以其文化遗址欧贝德而命名为欧贝德人。

① 欧贝德文化时间确定在公元前4300—3500年。

① 乌鲁克文化,以其发现地乌鲁克古城(今瓦尔卡)而名。该遗址共有18个文化层次,其中第12—5层称为乌鲁克文化,时间在公元前3500—3100年。

① 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人民出版社1978版,第231页。

② 同上书,第176页。

③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版,第142页。

④ 也有人认为这不是王的任期,而是王冠。

①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1页。

② 原始文字时期(公元前3100—2900年)得名于该时期所发明的文字,最早见于乌鲁克Ⅳb。

①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3页。

① 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74、180页。

① 列宁:《论国家》,《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9页。

世界历史 苏美尔城市为什么是是现代世界文明的发源地？苏美尔人的城市是在什么时候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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