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名人物 蒋方震生平故事简介,蒋方震历史评价,蒋方震怎么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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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方震,字百里,别号澹宁,1882年10月13日(清光绪八年九月初二)生于浙江海宁硖石镇。父蒋恩精医术;母杨氏为海盐名医杨笛舟之女。蒋方震年幼时,由母授以唐诗及四子书。九岁入张氏私塾。后就读于同族人设立的私塾,攻读诗书。蒋方震年十三丧父,与母相依为命;十七岁中秀才,在本乡设塾授业。1899年得桐乡县令方雨亭(方声涛父)之助,至杭州求是书院就读。1901年春赴日本留学,初入成城学校习日语,结识蔡锷与梁启超,参加编辑《浙江潮》。以受甲午战争失败的刺激,抱定建军救国思想,决心弃文习武,于1903年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三期,与李烈钧、张澜、许崇智、蒋尊簋等同学。1905年,在士官学校步兵科以第一名毕业,即以少尉资格在联队实习。
1906年,蒋方震自日本回国,入盛京将军赵尔巽幕府,任督练公所总参议;同年9月,为免受旧军排挤,得准经日本赴德深造,在德国第七军任见习连长。在此期间,蒋遍游德国及意大利各地,并购置军事书籍及英、德等国文学书籍。1910年,随清廷使德大臣荫昌返国,在良弼禁卫军第一协任管带,良弼倚之如股肱。1911年,赵尔巽由四川总督调任东三省总督,奏调蒋为东三省督练公所总参议。武昌起义爆发后,蒋与奉天谘议局长吴景濂及蓝天蔚等谋策动奉天独立,响应革命。赵尔巽以奉天形势不稳,急调张作霖的巡防营,蒋知形势有变,急经北京南下至杭州。
1912年初,蒋方震受浙江都督蒋尊簋之聘为都督府总参议。浙督寻为朱瑞所夺,蒋至北京陆军部任职。时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为要求撤换校长事迭起风潮,袁世凯下令任命蒋方震为保定军官学校校长。蒋于1913年元月到校后,对军校大加整顿,誓言:“如不称职,当自杀以明责任。”奈因整顿军校所需经费受陆军部多方阻梗,蒋于6月18日晨集合全校员生,略作数语自责后,即举枪自杀,全校师生惊骇不已。袁世凯闻讯,即请日本驻华公使伊集院派使馆军医平户及护士佐藤前往抢救。经查子弹已经穿出体外,无生命危险,由护士佐藤在保定照料。蒋与佐藤日久生情,于1914年结为连理,改佐藤为左梅。
蒋方震伤愈后,调任总统府军事处一等参议,与蔡锷时相过从,同感北洋军阀与已建立现代化国防理想完全背道而驰。一日蔡锷至蒋家中深夜密谈后,即微服离京至天津。袁世凯知蒋方震与蔡锷关系密切,即命其至天津劝蔡锷返京。蒋至天津复与蔡锷、梁启超三人密议,由梁氏在津发表《异哉所谓国体论》一文,蔡、梁两人即离津南下。蒋返京回报袁世凯“在天津没找到蔡锷”,迅即换装南下上海。旋应梁启超之召,至广州任两广都司令部出师计划股主任。
1916年6月袁世凯病死,黎元洪继任总统,任蔡锷为四川省督军兼省长。蒋方震应蔡锷电邀入川任督军公署总参议。时蔡锷患结核病已侵入喉腔,语不成声,蒋遂陪蔡锷赴日本就医。11月8日,蔡锷自知病势垂危,执蒋手叹息说:“我早晚就要和你分手了,我们建设国防尚未着手……我不死于对外作战,死有余憾!”[1]事后蒋护送蔡锷灵柩抵长沙安葬。1917年2月,蒋偕夫人左梅由长沙至北京,任总统府顾问。时在梁启超主办的《庸言》与《大中华杂志》上发表有关军事论文,被誉为军事学家而名噪一时。蒋另撰有《军事常识》两册,译有斯迈尔的《职分论》。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梁启超奉命组织欧洲考察团,为中国出席巴黎和会代表团参考咨询,蒋方震任考察团军事咨询随员。梁启超约请法国名流讲演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政治、经济、哲学、文学、艺术、历史诸专题,蒋任记录,学术眼界亦因之大开。不久,五四运动发生,蒋将所记的名流讲演记录稿整理出版,书名《欧洲文艺复兴史》。蒋并主编《改造》杂志,且常在《直报》及《时事新报》上发表文章,所撰《裁兵计划》及《精兵主义》两文甚有影响。
其时,联省自治之说甚盛,蒋方震应湖南当局之邀,至岳阳出席联省自治讲演会;会后,留湖南参加该省制宪工作。1921年蒋当选为浙江省议会议员,回浙主持制宪工作。1922年1月,他在北京与周作人等发起组织文学研究会;次年又与胡适、徐志摩等组织新月社。
1923年3月,蒋方震返浙奔母丧后,乘火车北上,路过徐州,忽然若有所感地对同行者说:“将来有这么一天我们对日作战,津浦、京汉两路必被日军占领,半壁河山都会沦于敌手。我们的国防应以三阳为据点,即洛阳、襄阳、衡阳。”[2]这是蒋第一次表明我国对未来的中日战争应采取的防御形势与战略态势观点。
1924年9月,孙传芳任浙江督理,聘蒋方震为督理公署总参议。次年9月,吴佩孚自任十四省讨贼军总司令,联合孙传芳共同讨伐张作霖,特邀蒋为参谋长。蒋建言吴佩孚与广州国民革命军联合,但不为吴佩孚所容,乃辞职,至长沙晤唐生智后,即由湘返沪。1926年春,唐生智推蒋与刘文岛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正、副党代表;蒋介石则希望蒋方震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长,蒋方震在上海闻悉后,觉得自己刚辞了吴佩孚的参谋长,现在又跑到广州去当北伐军的参谋长,是没有气节的行为,拒往广州任职。
其时,孙传芳在南京自任五省联军总司令,请蒋方震任参谋长,蒋拒绝出任,但常至孙传芳幕府中参与机要,希望孙能与北伐军合作,共同对付奉军,来完成中国的统一。后发现孙传芳也是一个“不足与谋”的人,即与孙断绝关系。
1927年4月,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请刘文岛接蒋方震至南京晤谈。蒋方震指出,国民革命军以后遇到的外交第一线在日本,北伐进军华北,日本会出来阻挠;宜对日采取缓兵之计,尽量避免发生纠纷。蒋介石即请其前往日本会晤朝野人士,说明国民革命的政策,希望得到日本方面的理解。
1929年初,蒋方震受蒋介石之托,劝说唐生智出任第五路军总指挥,接收桂系在冀东的地盘,为蒋削减桂系实力立了功。蒋介石深为赞佩蒋方震的才干,于8月请他至南京,沿途高悬巨幅“欢迎军界泰斗蒋百里先生”,并设盛宴为之洗尘。宴后,蒋介石与其至密室私语,请其出任第五路军总指挥率部讨伐冯玉祥,蒋以“为师者不可夺门人之席”而拒之。
12月,唐生智在汪精卫等反蒋势力驱动下,以护党救国军第四路军总司令领衔发出通电,要求蒋介石下野。蒋介石请蒋方震劝阻唐生智,而以军政部长一职相许。蒋方震拒受职,但密电唐生智“东不如西”,意谓东下攻蒋介石不利,不如西攻冯玉祥进兵西安。但唐不听其劝。此时原与唐联袂反蒋的阎锡山突发通电讨唐,一些将领也都纷纷离唐而去,陷于孤立的唐生智指挥所部冒大雪发起攻势,终难支撑而败。唐化装逃逸,蒋方震遂陷入窘境。1930年元旦,上海市长张群突至其寓所,劝其出国;接着刘文岛也来,说当局允拨五万元旅费资助出国。蒋闻言大怒:“我没刮地皮,没钱出国;别人的钱,我不要。”此时,蒋已受监视,移住杭州后又被软禁于西湖蒋庄。特务在上海寓所搜出他与唐生智通信的电报密码。数日后,蒋被解到南京三元巷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军法处待审。李根源与张一麐两人具保请求释放,蒋介石虽批“照准”二字,但久无下文。直到1931年12月15日蒋介石下野,被拘禁几近两年的蒋方震才获得自由,返回上海居住。
“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蒋方震勇于为第十九路军参谋长张襄与淞沪警备司令部参谋长林建铭策划抗战事宜。此后他深居简出,大量阅读中国古代典籍,研究中国历代兴衰治乱的更迭与对外战争的国防形势及战略态势。经过数年的研究和对世界局势的观察,蒋方震开始由“建军救国”的思想框架中走了出来,认识到经济实力为一国战力的决定因素,近代的战争乃是国力与国力的对比,建设国防必须要求“生活条件与战斗条件的一致”,先后撰著《孙子新识》、《孙子浅说》、《国防论》、《法西斯与民主》、《中国五十年军事变迁史》等论著。他从我国国防形势与战略态势的研究中得出一个重要结论:我国古代外患主要来自北方,而现代的外敌入侵则起于东部沿海地区,因此认为建设国防,必须分析清楚世界大势,认定中国当前假想的敌国就是日本。他主张实行民兵制,认为“国防空虚及武器落后的中国,只有鼓励农村抵抗,进行广大而散漫的游击战,乃为补救之不二法门”[3]。蒋说,国民知识水准普遍提高的国家才得以立国;主张所有师范以上中等学校学生,须经六个月的军事训练,方可毕业;无中等学校毕业证书者,不得任常备役军官。这些观点,构成了蒋方震军事理论与战略思想的精华。
1935年春,蒋方震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形势下,向蒋介石建言:“中日必有一战,要警觉日寇模仿八百年前蒙古铁骑灭南宋的路线,即由山西打过潼关,翻秦岭,占领汉中,再攻四川与湖北。彼计若成,(我)亡国无疑。必须采取抗战军‘深藏腹地’,建立以陕西、四川、贵州三省为核心,甘肃、云南、新疆为根据地,拖住日寇,打持久战,等候英、美参战,共同对敌的策略,方能最后胜利。”并指出:“修筑西(安)汉(中)公路实为建设后方抗战核心的根本之举。”[4]蒋介石深以为然,即于5月25日电令宋子文限期筑成这条公路。
在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后,蒋介石筹谋对日作战之准备工作,特任蒋方震为军事委员会高等顾问,派赴欧洲考察总动员法的制定与实施。行前,蒋介石邀其至南京参观军事演习,并进行密谈,征求其对中日战争应采取战略方针的意见。蒋方震指出,在对日作战中,我军在沿海进行抵抗后,即应转入内地,尽量拖住日军,以候国际形势对我有利的变化。他说,这场战争只要一打,我们一定要打到底,绝不可中途妥协;只要我们拼下去,国际形势的变化会对我们有利的。他向蒋介石郑重指出,战争打起来,我国沿海地方大部分都要沦陷,在九江以下都不是安全区;为了持久抗战,大本营要设在湖南芷江以西[5]。他与蒋介石的这次密谈,把多年以来深思熟虑的国际形势及对日作战的战略态势作了阐述,深得蒋介石的赞许。
1936年初,蒋方震偕夫人、女儿由上海启程赴意大利。在与我国驻法大使顾维钧同船畅谈国际局势时,断定英、法与德、意是两个对立的阵线,日本定然会加入德、意阵线,我国进行抗日战争必然要与英、法站在一边。蒋方震在意、捷、德、法、英、美等国考察将近一年,深感我国实行战时总动员,必须改募兵制为义务兵制,深感公路交通对于国防的重要。他12月1日返抵上海,11日应召至西安。西安事变发生后,张学良访蒋说:“先君很敬重百里先生。”多次求教,蒋方震为张学良策划:请蒋介石派员携其亲笔函至南京,以促和平解决事变。回南京后,蒋方震向蒋介石面述出国观感,并提出加快修筑西南公路干线、设置最高国防会议以统筹一切等重要建议,蒋深以为是。
1937年初,蒋方震奉蒋介石之命秘密视察南北各地防务,在福州与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会晤,认为中日战争绝不能免,且战争亦非短时期所能结束,一旦开战,战局必将由海滨西移;在杭州遇老友钱均甫,谈及中日两国局势称:“除了打以外,别的没有出路。”并预言:“一旦打起来,我们就用拖的哲学,拖到东方亚洲的战争和西方欧洲的战争合成一条战线。”7月,蒋受聘为庐山暑期训练团教官,作“义务兵役制”讲演,称其有五大优点:“一曰征之能来,二曰来之能教,三曰教之能归,四曰归之能安,五曰临战焉,一令之下,应声而即至。五者若贯珠然,一不备,不足以成今日之征兵制也。”[6]
“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蒋方震由上海驱车至南京,建议设置国防研究所,为蒋介石所接受。对于对日作战部署,蒋方震与唐生智作较多讨论,勉唐努力作战,以赎前衍。9月9日,国防参议会成立,蒋受聘为委员。国防参议会开会讨论教育问题时,多数委员主张各级学校一律实行军事教育,蒋方震痛切陈词,力言培养抗战国力,教育为根本之途,不可因战而废缓。蒋介石深以为是,后来任陈立夫为教育部长,实施大学内迁及设立国立中学的政策,并实行公费制度。
抗战全面爆发后,为争取国际援助,蒋方震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特使身份,于9月出使欧洲,访问德、意两国,希望他们对日关系不要涉及中日问题。经多方奔走活动,意大利同意一亿元的物物交换贸易,为我国购得飞机、弹药、战车、高射炮及机械设备等;德国同意售给军械和化工成套设备。在与德国戈林会晤时,戈林表示愿“劝告”中日双方息战,蒋表明中国立场说:“中日之战,乃是日本发动进攻,中国既已奋起抗战,除非侵略军退出中国,决不中途妥协。”[7]
嗣后,蒋方震在柏林郊外暂住,撰写《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一书,把日本“民权与王权”、“暗杀与守法”、“文治与武功”、“国粹与洋化”、“双重外交”的双重国格统统揭露出来,指出“日本的政治家天天在火山上跳舞”;并借用一老者的赠语道:“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同他讲和。”[8]蒋方震于1938年5月由欧洲回国后,在香港撰文《抗战一年之前因后果》,认为抗战对于中华民族,除了考试作用外,还能排泄体内的“毒细胞(汉奸),使民族的血液变得清洁和健康”。接着,又发表了《抗战基本观念》一文,指出中国为一农业国,“国力中心不在都市,南京、上海之失,与中国的抵抗力完全没有影响”;并称:“战争的目的,在于屈服敌人的意志。屈服一个将军的意志,使之放弃抵抗,这是可能的。屈服一个政府,使之改变政策,也是可能的。但要屈服一个民族求生存、求自由意志,这在古今中外都是不可能的。”蒋方震就中日两军的战略态势作出比较说:“彼(日军)利速战,我持以久,使其疲敝;彼之武力中心在第一线,我则置之第二线,使其有力无用处。”并指出,我国应以平汉铁路以西“为抗战的总根据地”。
武汉会战结束后,抗战转入战略相持阶段,蒋方震应蒋介石之请出任陆军大学代校长,全权主持校务。他往贵州遵义就职途经桂林时,应邀对国事发表意见五点:(1)抗战兵力应集中使用,(2)尽量利用人力、畜力等交通工具,(3)学习使用新武器,(4)部队需配有辎重兵,(5)宜求战志(士气)坚定,坚持抗战到底。11月4日晚,蒋方震行至宜山时,猝发心脏麻痹症逝世。1947年3月,国民政府明令追赠他为陆军上将。
注释
[1]陶菊隐:《蒋百里传》,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4页。
[2]陶菊隐:《蒋百里传》,第55页。
[3]蒋方震:《国防论》,蒋百里著,蒋复璁、薛光前主编《蒋百里先生全集》第2辑,(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1年版。
[4]王蓬:《护卫国宝,功在千秋——记著名公路专家张佐周》,《人物》杂志1997年第2期,第87页。
[5]陶菊隐:《蒋百里传》,第96页。
[6]蒋方震:《义务兵役制》,见《国防论》第4篇第2章,《蒋百里先生全集》第2辑,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1年版,第237页。
[7]陶菊隐:《蒋百里传》,第148页。
[8]蒋方震:《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蒋百里先生全集》第3辑,第2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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