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名人物宋庆龄生平故事简介,宋庆龄历史评价,宋庆龄怎么死的？

Posted 2022-04-20 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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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庆龄，广东海南文昌县人。1893年1月27日(清光绪十八年十二月初十)出生于上海。她的父亲宋嘉树，十三岁时随舅父到美国，在丝茶行当学徒，后入基督教，经人资助入大学研习神学。1886年回国，在上海一所教会中学任教，兼做地区传教士。1892年他辞去教会职务，经营印刷业，逐渐发展成富有的资本家。他跟孙中山是朋友，同情并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曾帮助孙中山印刷革命宣传品，并一度追随孙中山一起工作。

宋庆龄七岁入上海中西女塾读书。那时，孙中山常常到她家跟她父亲议论国家大事，讨论推翻清朝封建专制政府，建立民主共和政府的问题。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和意志，曾给予少女时代的宋庆龄以深刻影响。

1908年，宋庆龄到美国佐治亚州梅肯的威斯理安女子大学(Wesleyan College)学习。她好学深思，得到老师和同学的赞扬。她关心祖国的命运，经常翻阅报纸，从中了解国内的情况。她还大胆地在校刊上发表对中国前途问题的看法，主张推翻清朝专制政体，建立民主政府。辛亥革命胜利后，她把宿舍里悬挂的清朝龙旗取下扔在地上，换上父亲寄来的新国旗。不久她在校刊上发表《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一文，盛赞辛亥革命的胜利，并说：“革命已经使得中国建立了自由和平等”，“但是，还要争取博爱”[1]。这时，她的理想是建立一个自由、平等、博爱的民主共和国。

1913年8月，宋庆龄从威斯理安大学毕业后回国，途经日本，到那里看望双亲。她的父母是在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后，随孙中山一起流亡日本的，父亲正在为孙中山处理英文信件。满怀革命理想的宋庆龄到日本后，也决定献身于中国革命运动。不久，她担任了孙中山的秘书，帮助他处理机密信件和起草文件。经过孙的帮助，她对中国革命的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认识上有了很大提高。1914年，孙中山聚集革命力量，组成中华革命党，准备再举革命，宋庆龄是其中成员之一。

宋庆龄在日本随孙中山工作了将近一年后，向她的父母提出要和孙中山结婚，被拒绝。为了不与家庭决裂，她等了差不多一年。1915年10月25日，宋庆龄与孙中山在东京结婚。

护国战争爆发后，1916年5月宋庆龄随孙中山回到上海。6月袁世凯死去，掌权的北洋军阀继续破坏《临时约法》，拒绝恢复国会。1917年孙中山南下护法，在广州组织护法军政府，宋庆龄随往。1918年8月，孙被桂系军阀和政学系政客排挤，辞去军政府元帅职。宋随同他回到上海。孙在上海从事革命理论的创作，继续撰写《建国方略》，创办《建设杂志》，以启发民众，“唤醒社会”。宋除照料孙的生活外，并和他一起研讨三民主义诸问题，帮助查阅资料，誊写文稿。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到中国时，宋庆龄和孙中山一样非常兴奋，十分向往，希望从中找到中国革命的出路。此后，孙中山和列宁之间开始有函电来往。孙致列宁的函电，有些是宋起草的。五四运动时，许多爱国学生被反动政府逮捕。孙为营救被捕学生而发出的“爱国无罪”的电报，也是宋起草的。

1920年8月桂系势力被逐出广东。11月，宋庆龄随孙中山重返广州。次年6月，孙决定进军广西。宋庆龄同何香凝一起，在广州发动妇女组织“出征军人慰劳会”和红十字会，到前线慰问。不久广西平定，孙中山赴桂林组织大本营，准备北伐。宋随同前往，常常陪同孙视察军务。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反对北伐，于1922年6月16日在广州发动兵变，指挥叛军包围并炮轰总统府，形势十分危急。孙中山催促宋庆龄一起撤离，宋担心自己同行会影响孙的脱险，对孙说：“中国可以没有我，不可以没有你。”[2]她坚持让孙首先撤离了险境，然后才在卫士掩护下，历尽艰险，突破火线，辗转到达永丰舰，与孙相见。她因这次历险，健康受到摧残，遂先行离粤到沪。

1922年8月，孙中山回到上海。两次护法失败，使他认识到革命不能依靠军阀，必须另找新的力量。宋庆龄完全同意孙的看法。早在1921年底，孙中山就和张太雷及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马林(G.Maring)密谈过多次。这次到上海后，他又几次和陈独秀、李大钊讨论中国革命的种种问题。进行这些活动时，宋都在场，从而她对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有了更多的了解。不久，列宁派出的代表越飞(Adolf Abramovich Joffe)在李大钊陪同下，与孙中山就当时远东局势和中国革命问题进行了商讨。宋一直在座，这为她以后坚持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奠定了思想基础。接着，孙着手进行国民党改组工作，宋亦参与其事。1924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宣言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即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宋庆龄是积极支持者。

1924年10月23日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直系军阀的统治垮台。11月，孙中山应邀北上商讨国是，宋庆龄偕往。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宋庆龄极为哀痛。但是她没有消沉，决心继承孙中山的遗志，投身于中国人民大革命之中。她向国内外介绍了孙中山遗嘱，解释他的新三民主义。4月，她从北京回到上海。不久，“五卅”惨案发生，宋向记者发表谈话，谴责帝国主义的暴行，赞誉人民的反帝斗争。

1926年1月，宋庆龄到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被举为主席团七成员之一。她执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同共产党紧密合作，义正词严地谴责国民党右派集团背弃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这次会上，她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后，她投身于北伐战争的准备工作。同年7月，北伐军在广州誓师，10月攻克武昌。国民党中央决定将国民政府由广州迁到武汉，宋庆龄与先遣人员于11月到达。12月13日，成立“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暨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作为国民政府迁到武汉之前的临时党政最高权力机构。宋庆龄每天都到联席会议办公室去办公，还时常参加民众大会，发表演说，宣传孙中山的三大政策。1927年2月，她在汉口办了一所妇女政治训练班，培养妇女干部，动员她们参加国民革命。她在开学典礼上说：“国是一个大家庭。我们应当先努力于这个大家庭的革命工作，然后才有小家庭存在的希望。只知道做贤母良妻，不去尽国民革命天职的妇女，结果必定做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奴才的奴才’。”[3]

正当大革命顺利向前发展的时候，担任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为了篡夺领导权，坚持要迁都到北伐军总司令部所在地南昌。宋庆龄等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一致反对，与之进行坚决的斗争。3月10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武汉召开，会议的决议坚持了国共合作的革命原则，并改选了党政军领导机关，抑制了蒋介石的独裁。宋庆龄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委员。

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清党反共政变，18日，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宋庆龄对蒋介石的倒行逆施极为愤慨，她和国民党左派人士以及共产党人联名发表《讨蒋通电》，声讨蒋介石的反革命罪行，7月14日，隐藏在武汉政府中的假左派汪精卫秘密召开“分共”会议，提出要同共产党决裂。宋没有参加会议，请陈友仁代表她发言，坚决反对“分共”，说“抛弃三大政策就必然要向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屈服”[4]。同日，她又发表《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宣布和孙中山事业的叛徒决裂。《声明》明确指出：“本党若干执行委员对孙中山的原则和政策所作的解释”，“违背了孙中山的意思和理想”，“使革命政党丧失了革命性，变为虽然扯起革命旗帜而实际上却是拥护旧社会制度的机关”，“变为一部机器，一种压迫人民的工具”[5]。宋庆龄表示绝不同流合污，决定“暂时引退”，和蒋、汪之流控制的国民党断绝关系。她表示“对于革命并没有灰心”，坚信“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终究是要胜利的，革命在中国是不可避免的”[6]。8月1日，由宋庆龄领衔的二十二名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发表宣言，严正地揭露和谴责蒋介石、汪精卫的叛变行为。同日爆发南昌起义，宋当时虽然不在南昌，仍被推选为由二十五人组成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七位主席团成员。她随后高度评价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等革命暴动，说：“在目前，这些暴动似乎是分散的，这里一起、那里一起。但是酿成这种暴动的酵母却遍布国内各地，从遥远的华南到长城内外都将沸腾起来。这表示了一个不可征服的民族的高度决心”，“保证了表面混乱的目前阶段将要过去，中国将要得到自由”[7]。为了寻求中国革命的胜利道路，8月下旬，她赴莫斯科。行前发表声明，说：“国民党冒牌领袖们所领导的反动势力危害了三大政策”，“他们必然失败，走上以前企图以同样方式来统治人民的那些人的道路”[8]。

宋庆龄在莫斯科发表了一系列声明和论文。同年11月1日，她和邓演达、陈友仁以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名义，发表《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斥责蒋介石、汪精卫窃取中国国民党和三民主义的旗号，表示要与新旧军阀作坚决的斗争，实现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12月18日，她通电斥责蒋介石与苏联绝交的“自杀行为”。不久，她出席在比利时召开的国际反帝同盟大会，并被选为会议名誉主席。以后，她成为世界反法西斯委员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1929年5月，宋庆龄回国参加在南京举行的孙中山国葬仪式。行前发表声明说：“在国民党的政策完全符合已故孙逸仙博士的基本原则之前，我不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该党的任何工作。”[9]她拒绝了戴季陶请她住到南京去的游说，坚持住在上海。1930年又动身去欧洲。

1931年6月宋庆龄回国。她拒绝了国民党集团给她安排在国民党中央和国民党政府中的要职，指出：“国民党今天已名誉扫地，受到全国的厌弃和痛恨”，“国民党已不再是一个政治力量”。并表示“坚决地相信：只有以群众为基础并为群众服务的革命，才能粉碎军阀、政客的权力，才能摆脱帝国主义的枷锁，才能真正实行社会主义”[10]。“九·一八”事变后，她积极支持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坚决反对国民党对日本帝国主义妥协投降的政策。同时她又指责国民党内当时正在争吵的宁粤两派“都以军阀为靠山，都在力争他们的帝国主义主子的欢心，而且都背叛并屠杀中国人民大众”[11]。1932年“一二八”淞沪战争时，她热烈支持十九路军英勇抗日，与何香凝等设立国民伤兵医院，救护治疗受伤的士兵，并予以精神上的安慰与鼓励。这年12月，她联合鲁迅、蔡元培、杨杏佛等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亲自担任同盟的全国执行委员会主席。“同盟”以营救一切爱国的、革命的政治犯，争取结社、言论、出版、集会自由等民主权利为主要任务，同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进行斗争，保护和营救了大批共产党员和爱国人士。1933年3月下旬，上海公安局勾结租界巡捕房逮捕了罗登贤、陈赓、廖承志等五人。宋庆龄积极组织营救，并于4月1日发表《告中国人民》一文，反对国民党政府与帝国主义分子狼狈为奸，迫害反帝抗日战士，号召“大家一致起来保护被捕的革命者”。她与杨杏佛、沈钧儒等人亲赴南京，要求立即释放一切政治犯，废止滥刑，改良狱中待遇。她并亲自往卫戍司令部监狱探望罗登贤等人，给他们以极大鼓舞。她还以国际主义精神，亲自出面援救被国民党政府扣押的泛太平洋产业同盟秘书牛兰及其夫人，帮助照顾他们的孩子。宋庆龄的这些活动，使国民党统治集团极为恼火。特务们一直严密监视她的行动，多次向她投寄恫吓信。6月18日又暗杀了“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妄图以此来吓倒她。但她却发表声明说：“我们非但没有被压倒，杨铨(即杨杏佛)为同情自由所付出的代价反而使我们更坚定地斗争下去，再接再厉，直到我们达到我们应达到的目的。”[12]

同年9月，宋庆龄在上海领导召开了“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远东会议，发表演说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拥护民族革命战争。她谴责国民党政府投降帝国主义，出卖民族利益;赞扬工农红军愿与任何军队订立抗日作战协定的宣言。她带头签名于中国共产党1934年提出的《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上，率先响应中国共产党1935年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宋庆龄和中国共产党合作多年，她不但有许多共产党朋友，并与中共中央有直接联系。“一二九”前后，她曾帮助北平的共产党地下组织同上海共产党地下组织取得联系[13]。1936年1月，她应中共中央的要求，设法安排护送美籍记者斯诺(Edgar Snow)和医生马海德(George Hatem)到陕北[14]。

“一二九”运动后，抗日潮流在全国高涨。1936年5月，沈钧儒、邹韬奋等在上海发起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释放政治犯，与红军议和，建立统一的抗日政权。宋庆龄当选为该会的执行委员。国民党当局威胁要解散救国联合会，11月22日又逮捕了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七位救国联合会领导人。宋立即抗议说：“救国会的七位领袖已被逮捕，可是我们中国还有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民，他们的爱国义愤是压制不了的。”[15]第二年6月，她与何香凝等为了营救沈钧儒等七人，发起救国入狱运动。7月法院审讯“七君子”时，宋亲自带人到苏州江苏高等法院，自请入狱，大大激发了全国人民抗日救国的热情。

西安事变时，宋庆龄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愿望出发，主张释放蒋介石。1937年2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三中全会，宋为了团结抗日，出席了这次会议。她与何香凝、冯玉祥等十三人联名提出《恢复孙中山先生手订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提案，并在会上发表演说，要求国民党政府“实行孙中山的遗嘱”，停止内战，团结抗日，改变其错误的政策。

卢沟桥事变后，全国军民奋起抗战。面对亡国论者散布的“中国必败”的悲观论调，宋庆龄于8月发表《中国是不可征服的》一文。她分析了日本的社会经济结构，指出它“不够坚实，经不起长期的战争”，“而中国土地广大，资源富有，人口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中国最大的力量在于中国人民大众已经觉醒起来了”，“在这种情形下，日本的武力已不过成为一只纸老虎”[16]。11月，她又发表《国共合作的声明》，赞同国民党与共产党合作，团结御敌。

同年底，宋庆龄去香港。1938年6月，她在香港发起组织保卫中国同盟，致力于抗日战争的宣传和医药供应等工作。同盟用中、英两种文字出版《保卫中国同盟》双周刊，向全世界宣传抗日，介绍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抗日根据地，争取国际舆论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同情和支援。同盟为抗日前线募集急需的医疗器械、药品和其他物资。宋庆龄以她崇高的声望和杰出的才智，几次在香港发起大规模的募集基金运动，争取到很多同情者。她冲破国民党集团的封锁和阻挠，通过各种渠道把物资输送到八路军和新四军抗日前线去，还组织和安排医疗队到抗日根据地参加救护工作。在她的不断援助下，马海德、白求恩(Norman Bethune)、柯棣华(Dwarkanath Kotnis)等许多外国医生，先后在抗日根据地建立了十一所国际和平医院、四十二个前方流动医疗队、八所医科学校。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占香港。宋庆龄转移到重庆，在那里继续开展保卫中国同盟的工作，举行大规模募捐活动。她在重庆仍然受到国民党特务的监视，但她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照样公开活动。她联络史沬特莱(Agnes Smedley)、斯诺、艾黎(Rewi Alley)等国际友人，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并肩战斗。她争取到中印缅战区美军司令史迪威(Joseph Warren Stilwell)将军的支持和帮助，由他派美国军用飞机运送急救物资到延安和其他根据地，从美军军用仓库里拨送医药用品给八路军、新四军，并派去美国军医。在她的影响下，美国援华会、英国联合援华会等外国友好团体，也都通过保卫中国同盟给抗日根据地一些援助。

抗日战争结束后，宋庆龄回到上海。1946年7月23日，她发表声明，揭露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阴谋，主张成立联合政府，并呼吁美国人民阻止他们的政府在军事上援助国民党。她在上海组织了中国福利基金会(它的前身即保卫中国同盟，1950年8月改名中国福利会)，开展妇幼卫生、文化教育和社会救济事业，重点是儿童福利工作。她亲手创办儿童福利站，给穷苦孩子治病、发放衣物和食品，并创办儿童剧团，给孩子们以精神食粮，使他们看到未来。为了救济解放区的儿童，中国福利基金会还设立了一个中国儿童义养会，专门为解放区的儿童筹募物资。

在解放战争期间，宋庆龄“千方百计地力争为中国共产党提供活动资金，支援民主运动，为解放区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募集药品和物资，支援解放战争”[17]。她亲自出面，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和其他半官方团体所提供的国际救济资金和物资中，为解放区争取他们应得的一份。在运输条件十分困难，国民党特务肆意捣乱的情况下，她想尽一切办法，把救济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解放区。

为了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坚持孙中山的三大政策，1948年1月，国民党内一部分爱国民主人士，以李济深、何香凝、冯玉祥为首，在香港组成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宋庆龄被邀请担任名誉主席。

1949年5月，宋庆龄十分兴奋地迎接了上海的解放。7月1日，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八周年，她发表《向中国共产党致敬》一文，欢呼“这是我们祖国的新光明”[18]。9月，她接受中共中央邀请，到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她说：“我们达到今天的历史地位，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孙中山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的胜利实现，因此得到了最可靠的保证”，“让我们现在就着手工作，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平与富强的新中国，和全世界的人民联合起来，实现世界的持久和平”[19]。

新中国成立后，宋庆龄先后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并且担任中苏友好协会副会长、会长，中国福利会会长，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会长，全国妇联名誉主席。作为国家的重要领导人，她进行了大量的国务活动，多次出国访问，参加国际活动。1950年宋庆龄获“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金，她把十万卢布的奖金全部献出，作为发展我国儿童和妇女福利事业之用。中国福利会1952年1月在北京创办了《中国建设》杂志，向世界介绍今日中国情况。她定期把《中国建设》寄给海外的朋友，三十年来，她为这个杂志撰写了三十多篇文章，其中六篇是介绍新中国的全面成就。

1953年，她的论文、演讲集《为新中国奋斗》出版。1957年11月，她随毛泽东等一道去莫斯科，出席各国共产党代表会议，参与党代表会议，参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系列重大问题的讨论，1981年5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接收她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1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授予她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的荣誉称号。

1981年5月29日，宋庆龄因病在北京逝世。

注释

[1]路易·艾黎:《回忆宋庆龄》,《中国建设》纪念宋庆龄特刊(1981年8月)。

[2]邓小平同志在宋庆龄同志追悼大会上的悼词,《人民日报》1981年6月4日。

[3]宋庆龄:《妇女应当参加国民革命》,《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4页。

[4]《吴玉章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版,第150页。

[5]宋庆龄:《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宋庆龄选集》,第11—21页。

[6]《宋庆龄选集》,第22页。

[7]宋庆龄:《中国目前的形势》,《宋庆龄选集》,第36—37页。

[8]宋庆龄:《赴莫斯科前的声明》,《宋庆龄选集》,第27页。

[9]宋庆龄:《关于不参与国民党任何工作的声明》,《宋庆龄选集》,第42页。

[10]宋庆龄:《国民党已不再是一个政治力量》,《宋庆龄选集》,第51—53页。

[11]《宋庆龄选集》,第52页。

[12]宋庆龄:《为杨铨被害而发表的声明》,《宋庆龄选集》,第79页。

[13]曹靖华:《点滴忆宋庆龄同志》,《人民日报》1981年5月29日。

[14]石肖岩:《一份宝贵的资料》,《中国青年报》1981年6月4日。

[15]宋庆龄:《为沈钧儒等人被捕而发表的声明》,《宋庆龄选集》,第98页。

[16]宋庆龄:《中国是不可征服的》,《宋庆龄选集》,第120页。

[17]张执一:《争取他们应得的一份》,《人民日报》1981年6月5日。

[18]宋庆龄:《向中国共产党致敬》,《宋庆龄选集》,第185页。

[19]宋庆龄:《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的讲话》,《宋庆龄选集》,第190—1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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