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名人物 王光祈生平故事简介,王光祈历史评价,王光祈怎么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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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人物 王光祈生平故事简介,王光祈历史评价,王光祈怎么死的？
“五四”时期我国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少年中国学会的主要创始人王光祈，字润琯，笔名若愚。四川温江人。生于1892年(清光绪十八年)。祖父王泽山是清季四川著名诗人，有诗集刊行于世；父亲早卒。王光祈出生时，他家在温江城外开设一个锅厂。后来家境衰落，生计日艰。
王光祈童年依靠寡母劳动生活。九岁开始入私塾读书。后由于得到四川总督赵尔巽(赵曾是王泽山的受业弟子)的资助，十三岁时入成都第一小学，毕业后考入四川高等学堂分设中学堂丙班，与李劼人、周太玄、曾琦等同学。他在这里学习了五年，1912年毕业。1913年，他离别家乡，先到泸州，1914年由泸州出川到达北京，入中国大学攻读法律，对“国际公法”和“中西外交史”尤感兴趣。课余时间在清史馆任书记工作，以此所得作为学费和生活费。1918年6月毕业后，先后任成都《群报》和《川报》的驻京记者。
“五四”前后，王光祈生活在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北京，又从事新闻工作，因此广泛接触了“五四”时期的社会思潮，并受到较深的影响。这个时期他的思想十分庞杂，既有传统思想的影响，又接受了一些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1918年6月30日，他同李大钊、周太玄、曾琦等在北京发起筹备“五四”时期的著名社团——少年中国学会，被推举为筹备处主任。学会的宗旨，经他提议，开始定为振作少年精神，研究真实学术，发展社会事业，转移末世风气。学会正式成立时，宗旨又改为“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学会”[1]。1919年7月1日正式成立时，他被选举执行部主任，一直到1920年3月他赴欧留学，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务主要由他主持。他仿效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的经验，在学会里实行“兼容并包”的方针。他说，他之所以采取这个方针，是因为“战后世界潮流的变迁最烈的，因之青年思想亦是一种变迁锐进的。故本会会员有偏重国家主义的，有偏重世界主义的，亦有偏重安那其主义的，是不能一致的，亦不能强同的”[2]。因之，学会会员的成分复杂，信仰不一致。
“五四”前，王光祈对列强的野蛮侵略和军阀的黑暗统治深恶痛绝，积极探索改造社会的途径。他欢迎俄国的十月革命，1918年12月22日在《每周评论》创刊号上发表的《国际社会之改造》中说“俄德革命，社会党的骤然兴起”，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出现的“差强人意的事情”。他在这篇文章中还主张用“打破国界人种”的办法，“扫除那资本家、军阀、贵族的威权”，建立一个“由各地方自治团体联合起来的理想社会”。1919年初，他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怀疑英美的资本主义制度“究竟与大多数人的幸福有无关系”，他说：这些国家“造成一种世界无敌的财阀，一般平民生活于这种财阀之下，与我们生活于军阀之下同是一样痛苦”。他认为新生的苏俄的社会主义制度“关于经济组织有所改造，比较的差强人意”，但其“国家权力甚大”，“拿国家权力来干涉个人生活，实是一件不合民情的主张”。他理想的社会“是宜在个人自由主义之下，为一种互助的、自由的、快乐的结合”[3]。王光祈在“五四”时期通过《新青年》、《每周评论》和《少年中国》等报刊，进行了反对列强反对军阀的宣传。作为《川报》驻京记者，他在这家报纸上及时报道了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外交失败的消息和北京“五四”爱国运动的情况，对四川“五四”爱国运动的兴起起了推动作用。
1919年初，王光祈曾说：他“因留意世界大势，不知不觉的就中了社会主义的魔术了”[4]。但是，他接受的并不是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而是克鲁泡特金提倡的互助的无政府主义。他在《每周评论》第十八号上写道：“互助的无政府主义常常攻击国家社会主义(指科学社会主义)道：有了国家，便有了强权。又采行集产制度，便免不了交易。有了交易，就免不了嫉妒竞争的心。有了嫉妒竞争的心，那社会上又要闹得不安宁了。并且人的能力，虽然是有差等，但是所需要的，同是一样。今若以所得报酬，以工作的多寡为比例，是强者智者所得常常有余，弱者愚者所得常常不足，与今日的地狱社会，有何区别?故不如各取所需的方法完善了。”[5]实际上这也是王光祈当时的思想和主张。
王光祈不只是鼓吹无政府主义，而且积极地去实践。开始，他曾设想在农村建立一个“新生活的组织”，并异想天开地描绘了一幅蓝图：在城市近郊，建立一个菜园。这个菜园不大不小，适宜十来人种植便可。菜园中间建筑十来间房子，楼上作为书房、阅报室、藏书室等，楼下则作为卧室和饭厅。会员每日在这里种菜两小时，读书三小时，翻译书籍三小时，其余时间可游戏、阅报。会员的生活除靠种菜收入外，还靠译书的稿酬。稿酬的一半作为译者的津贴，另一半则作为共同生活的费用。王光祈十分向往这种世外桃源式的生活，他说“在乡间半工半读，身体是强壮的，脑筋是清楚的，是不受衣、食、住三位先生牵制的”，“是一个最美、最乐的自由世界”[6]。可惜，这个“自由世界”只是座海市蜃楼、空中楼阁，根本不能实现。它反映了当时的读书人急欲摆脱帝国主义和专制主义的压迫，追求自由和平等新生活的强烈愿望。王光祈设想的这个“新村”虽未实现，1919年末，他却在城市里搞起“新生活”实验来了。在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人的支持下，他参与发起并直接组织了北京工读互助团。这个工读互助团分为三组：第一组十三人，设在北京大学附近；第二组十一人，设在北京工业专门学校、法文专修馆附近；第三组十余人(全是妇女)，设在女子高等师范附近。几十名青年为了改造社会，脱离家庭、婚姻和学校关系，集体生活，一面从事炊事、洗衣、印刷、装订等项体力劳动，一面在北京大学等校旁听。他们劳动所得归公共所有，“强者帮助弱者，智者帮助愚者”，幻想实现“人人作工，人人读书，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以这种“不流血的经济革命”来“创造新社会”[7]。在当时中国社会的经济基础上，企图实行共产主义的分配原则，这是注定要失败的。事实也如此。北京工读互助团虽名噪一时、影响颇广，但其生命极其短暂，只存在了几个月就烟消云散了。
五四运动后，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和革命形势的发展，反封建的新文化统一战线开始分裂，少年中国学会内部发生了分化。李大钊、邓中夏、高君宇、黄日葵等成为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左翼会员；曾琦、李璜、左舜生、陈启天、余家菊等成了信仰国家主义的右翼分子；王光祈等一大批人是学会中的中间派会员。“五四”后，他逐渐摒弃了对无政府主义的信仰和进行社会革命的主张，走上了教育和实业救国的道路。左翼会员极力要改变学会那种宗旨笼统和组织涣散的状况，想使它成为一个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的革命团体。王光祈不赞成这种主张，认为改造社会可以不触动现行的社会制度，从“教育实业下手”即可。他解释说：“教育可以革新我们的思想，灌输各种知识；实业可以增益我们物质上的幸福，减少我们生计上的痛苦。”还说，从事教育和实业，就是少年中国学会“会员活动的方向”[8]。他反对李大钊等关于学会要确定主义信仰的主张。在他看来，当时中国人根本没有信仰和实施主义的能力，充其量只能做些确定主义的“预备工夫”。再则，他反对“抄袭”现成的主义，主张重新“创造一个少年中国主义”[9]。
1920年上半年，王光祈到德国留学，先在法兰克福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同时兼任上海《申报》和《新闻报》的驻德记者，以稿费维持生活。起初他不懂德文，由魏时珍阅德报口译，他笔记整理成文。两年后，他迁居柏林，改习音乐，走上了“音乐救国”道路。此时的王光祈远离了国内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踏上了复古的道路。他把“少年中国运动”倒退为“中华民族复兴运动”。他认为中国社会一切弊病的根源是因为中国人在性格上“充满了因循、苟且、庸懦、麻木、冷酷、贪吝、无聊”。他说，中国的当务之急，复兴民族之路，是从事“自反自修的国民改造运动”。这个改造运动的根本途径，就是利用西洋的科学方法，整理中国古代的礼乐，“用以唤起中华民族的根本思想，完成我们的民族文化复兴运动”[10]。他在1924年写的一首诗反映了他当时的这种思想，“处世治心惟礼乐，中华立族旧文明；而今举世方酣睡，独上昆仑发巨声”[11]。
以1925年的五卅运动为起点，全国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出现了高潮。这时少年中国学会内部的分化和斗争更为深刻和激烈，左右两派势同水火，互不相容，学会分裂已成定局。长期远离祖国的王光祈无视这一客观现实，仍想维持这个名存实亡的学会。同年10月15日，他在填写少年中国学会改组调查表中表示，“倘会中国家与共产两派不能合作，则主张将学会分为：(甲)少年中国学会国家主义派；(乙)少年中国学会共产主义派；(丙)少年中国学会民族主义派”[12]。当然，这也只是一种幻想。事实上从1925年下半年起，这个学会就停止了活动，无形中宣告解散了。
1926年，王光祈从柏林大学转到波恩大学继续研习音乐，先后出版了《西洋音乐进化论》、《西洋音乐与诗歌》、《西洋音乐与戏剧》和《东西乐制之研究》等著作。从1932年11月1日起，他开始在波恩大学东方学院担任讲师，讲授中国文艺。1934年，以“中国古代歌剧研究”论文，获得音乐博士学位。其后，经左舜生推荐，蒋介石曾通过驻德使馆参赞谭伯羽劝其归国，未果。
“九一八”事变后，王光祈痛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的罪行，虽在国外也积极投身于爱国活动。“他做了不少攻击日本替中国辩护的文章，发布于柏林及法兰克福各大报。”[13]1934年2月19日，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记述了他在波恩与留学生们一道抵制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御用文人讲演的爱国行动。他写道：“本月15日，有一日本教授在此讲《满洲国与日本》，并附以有声电影。此间同学，交涉阻止无效，乃与东方语言学院院长接洽，于讲演之前，由该院院长说明吾辈反对经过之情形，并朗诵吾辈拟就之抗议书一遍，读毕，吾辈全体同学退席，以表示抗拒之意。”[14]
1936年1月12日，王光祈病死于德国波恩。其骨灰由友人运回国内，安葬于成都东门之牛市口。
注释
[1]《少年中国学会规约》,少年中国学会编《少年中国学会周年纪念册》,1920年印。
[2]北京少年中国学会总会编辑:《少年中国学会会务报告》第1期,中华书局1919年3月印。
[3]《王光祈致君左》,《少年中国学会会务报告》第4期,中华书局1919年6月印。
[4]《王光祈致君左》,《少年中国学会会务报告》第4期,中华书局1919年6月印。
[5]若愚:《无政府共产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每周评论》第18号(1919年4月20日)。
[6]若愚:《与左舜生书》,《少年中国》第1卷第2期(1919年8月15日)。
[7]王光祈:《北京工读互助团》,《少年中国》第1卷第7期(1920年1月15日)。
[8]王光祈:《少年中国学会之精神及其进行计划》,《少年中国》第1卷第6期(1919年12月15日)。
[9]《会员通讯:王光祈致恽代英》,《少年中国》第2卷第11期(1921年5月15日)。
[10]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研究室编:《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1集,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61页。
[11]《醒狮》周报第4号(1924年11月1日)。
[12]张允候等编:《五四时期的社团》(一),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515页。
[13]陈剑修:《与王若愚先生同舟赴欧的追忆》,王光祈先生纪念委员会编《王光祈先生纪念册》,1936年版。
[14]魏嗣銮:《我所能记忆之光祈生平》,《王光祈先生纪念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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