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名人物张竹平生平故事简介,张竹平历史评价,张竹平怎么死的？

Posted 2022-04-18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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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人物张竹平生平故事简介,张竹平历史评价,张竹平怎么死的？

张竹平，字竹坪，1886年(清光绪十二年)生于江苏太仓。早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1]。张竹平是“圣公会”系统的基督教徒，笃信基督教，又与上海“青帮”杜月笙有密切联系，为不收弟子的上海“青帮”人物[2]。

1914年前后，张竹平进入《申报》馆，很快展示出他的报业经营管理才能，被任为《申报》经理兼营业部主任。当时《申报》尚处史量才接办初期，经济上处于困难境地，不仅要偿还债务，还要力求经营取得盈余，同时面临着与上海另一大报——《新闻报》的竞争。为打开局面，张竹平运用现代化的报业理念，主要从广告和发行两方面对《申报》进行了改革。

在广告经营方面，首先，张竹平改变以往坐等客户上门的广告征集方式，“在经理部之下，设立了以招揽广告为业务的广告推销科，科内设有外勤和广告设计，外勤人员专事外出活动，向中外工商业宣传广告对于促进商品销售的作用，并说明《申报》读者面广、发行量大、刊登广告的特殊能力”[3]。同时，对于《新闻报》所忽视的小客户，张竹平表示“《申报》愿意每天将他们的广告拼在一处”，以改变他们的广告总是被压在报纸下层的状况，但“条件是只登《申报》一家”，这批数目不小的客户就成了《申报》的固定客户，这“对《新闻报》是一个打击”[4]。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1924年张竹平最先在《申报》设立分类广告栏。

在广告设计方面，张竹平在广告推销科下聘用广告专业设计人员，“按照(商品)分类、性质，为刊户设计图案、文字说明，然后共同征求刊户意见，直到满意为止”[5]。这是在中国为客户专门设计广告的开始，日后专业广告公司的成立，也深受《申报》影响。

除改革广告业务外，张竹平还重视报纸的发行。《申报》在上海本埠成立报纸递送公司，以力求每日清晨准时送报;在临近上海地区，继续设立《申报》分馆，并通过邮局尽量使报纸当天送达;在更远地区，则通过邮局或代办处发展机关、团体、商店和个人订户，并且派人专门到全国各处征订[6]。

经过改革后的《申报》，1914年发行量即比1912年增加一倍，1916年达到两万多份，同时广告收入增加，《申报》开始步入赢利阶段。《申报》不仅偿清了债务，而且把原来张謇、赵凤昌和应季中所投的资金也如数还清，《申报》完全成为史量才独资经营。经济上得到独立，为《申报》“无党无偏，不带色彩”的政治立场打下经济基础。张竹平为《申报》成为全国首屈一指的大报作出卓越贡献，因此深得史量才信任和器重，“被目为经营的能手”[7]。

张竹平在《申报》一展身手时，也开始筹建自己的报业事业。张竹平曾谓：“(吾)有三志愿：曰刊英字新闻，以补华字新闻之缺憾;曰设晚报，以续日报消息之未完;曰创电讯社，以助各地新闻事业之发展。”[8]他的人生轨迹正是努力朝着此“志愿”发展。

张竹平经营最早的是电讯社。在近代中国报业发展之初，中国电讯业为外国通讯社所垄断。外国电讯社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着中国国内政治、经济、军事方面重大消息的传输，并根据需要对消息任意歪曲、颠倒是非。这使中国进行国际交涉时，缺乏宣传优势，难以取得世界公正舆论的支持，而且，中国国内各地报社急需电讯，而又无财力拍发。张竹平为改变“此种通讯电讯之无系统无组织与不合理之状态”[9]，于1924年聚集一部分同人，开始筹组电讯社并作非正式发稿。他利用《申报》经理的身份，联合《申报》和他参股的《时事新报》两家编辑部的力量，将两家报社收到的各方面专电集中起来，利用业余时间撮要编辑，然后拍发给外地有关系的少数报社，使外地报社也能及时获得正确而重要的新闻。试行数载，委托发电者日有增加，两家编辑部难以兼顾。1928年，张竹平将该电讯社改组，使之独立出来，正式定名为“申时电讯社”，扩充资本，另聘专任职员，拓展业务范围，分别编发中、英文电讯。1930年申时电讯社从《申报》馆迁址到大陆报馆三楼。1932年日军发动上海“一二八”事变，申时电讯社派军事记者深入敌内，冒险刺探敌我双方情报，电讯社内部编辑则不分昼夜办公，每当前线情报送达，立即编发各地报社。当时，“申时”所得消息，比国外电讯社翔实、准确、迅捷，“传得各方极大之好评，换回吾国电讯事业难得之荣誉”[10]。1934年2月，申时电讯社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杜月笙为董事长，张竹平任经理，米星如任社长。“申时电讯社”在张竹平筹划下，恪守“重质不重量”的原则，积极拓展上海本埠和外埠业务，事业蒸蒸日上。据1934年的统计，申时电讯社“与国内外正式订约供给电讯之报社，已达百十余家”，“每日收发专电，平均约六万余言”[11]。并且除每日刊发《申时电讯稿》外，还每日出版《申时经济情报》，每年度出版《报学季刊》，同时还为各地报纸代办广告业务，申时电讯社成为当时全国规模最大的民营电讯社[12]。

1928年冬，张竹平联合他人购进《时事新报》，成为他以后报业事业的骨干力量。《时事新报》初名《时事报》，创刊于1907年，1909年与上海《舆论日报》合并为《舆论时事报》，1911年更名为《时事新报》，1912年后该报成为进步党—研究系的机关报。1926年其经理林炎夫改变办报方针，宣布脱离研究系，将《时事新报》改组为股份公司，张竹平此时已参有股份。1928年冬，《时事新报》出现经营困难，张竹平联合《申报》的协理汪英宾及孙结人、王尧钦、许燥庭、赵叔雍等人，合资五万元，购进《时事新报》。张竹平“对于《时事新报》抱着很大的希望”[13]，自己担任董事长，聘请陈布雷为主笔，潘公弼为总经理，邹韬奋担任秘书主任。

为发展业务，此时仍担任《申报》经理的张竹平，利用《申报》的信誉和方便为《时事新报》发展广告业务和报纸发行。这种做法引起史量才的不满。1930年冬，史量才为此分别召见张竹平、汪英宾谈话，经过一番劝解无效后，张竹平决计离开《申报》自立门户，汪英宾也辞职随张而去。

张竹平主持《时事新报》后，该报营业日见好转，但收支难抵。张竹平通过陈立夫、邵力子和陈布雷三人关系，使《时事新报》得到蒋介石的支持，获得一笔资金发展报业，但是张竹平不愿《时事新报》变为蒋介石的私家报纸，两人之间发生不快[14]。

除依靠外部关系外，在报纸内部经营上，张竹平对报纸销售进行了创新，改变以往委托上海捷音公所的报贩零卖的方式，改将报纸放于上海各埠香烟店寄售，并让报贩以自行车代替步行，增加灵活机动性。后来将此种方法推广到长三角大部分城市，“报销骤增数倍或数十倍”[15]。经过张竹平的努力经营，《时事新报》销售量迅猛发展。

1930年10月，张竹平联合董显光等人集资购下英文报《大陆报》产权。《大陆报》创刊于1911年，在美国注册，孙中山、伍廷芳等提供资金参与办报。初创时与《字林西报》对立，深受美国侨民欢迎。1918年因亏损过甚出售给英籍犹太商人爱兹拉(Ezra Edward)，他去世后其遗孀无意经营，为张竹平集资购下。董显光任总编辑，张竹平任经理，嗣后组成股份有限公司，张竹平占股份的三分之一，实际经营由董显光负责。该报在张竹平经营时期，特别强调“国家多事之秋，人人必读国人自办之英文大陆报”，并多报道日本的侵略行径。《大陆报》经营状况有了较大转变，报纸销量和广告都增加一倍以上。读者中约有三分之一为中国人，三分之二为在华外侨[16]。

从1931年起，张竹平积极筹办晚报《大晚报》事业。张竹平希望办一张不同于旧式晚报，不走消闲小报路线的新型晚报，他认为当时报界积习太深，思想陈旧，因此想选择一位没有办过报的人来主持该报笔政。经董显光推荐，他选定了著名作家曾朴的长子曾虚白。张竹平答应采用社长制，从组织、人事到经营管理、办报格式等都由曾全权负责。在筹办晚报期间，上海“一二八”事变发生，市民对于时局的迅速变动尤为关注，日报消息已嫌不足。1932年2月12日，《大晚报》提前非正式出刊，出版《国难特刊》。《大晚报》记者每天赴前线采访，报道战争的进展情况，同时，为配合战讯，还辟有专栏文章介绍军事常识。《大晚报》一号至八号的日销量一度上升到近八万份，创下上海晚报的发行量之最。1932年5月2日，《大晚报》正式出版。此时淞沪战争已基本结束，停战后《大晚报》锐意革新，在编辑方面，做到白话化、简明化、趣味化，同时为避免与晨报冲突，注重地方通讯，取材关注于社会和经济各方面;在发行方面，增加自行车百余辆，保证递送迅速;并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如救济烟花女子运动、青年文艺运动等，提高社会声誉和知名度[17]。经过努力，在张竹平主持时期，《大晚报》成为上海晚报之冠。

《大晚报》正式创刊后不久，张竹平便将他支持的或他参股的三报一社糅合在一起，成立了“时事新报、大陆报、大晚报、申时电讯社四社联合办事处”，简称“四社”，办事处设在《大陆报》馆的三楼。张竹平任“四社”总经理。上述四个新闻机构，除申时电讯社张独资经营外，其余三个都是集资经营，虽然张竹平在其中的股份都不超过三分之一，但其资本主要是通过社会关系，由银行家、政客、军阀投资，份额分散又多属帮助性质，所以各单位的实际经营权都掌握在张竹平手中。

“四社”以张竹平为经营纽带联合经营，优势明显。首先，在新闻信息方面，三报将每天来自各大城市的专电、通讯和本市记者采写的重要新闻提供给申时社，申时社也把收到的国内外专电、通讯优先供应三家报社，因此，四个单位都有丰富的资源;其次，办公场所、印刷设备、生产物资均可相互调剂、充分利用，张竹平还以“四社”名义成立一个较大规模的资料室，供四家单位共同使用;第三，张竹平以“四社”名义成立“四社”出版部，出版过《报学季刊》、《时事年鉴》、《十年》等出版物[18]。

“四社”由日报、晚报、英文报、电讯社联合在一起，成为一个初具规模的报业联合体，产生了合成效应，在新闻界影响很大。张竹平因此一跃成为上海新闻界仅次于史量才、汪伯奇的著名报业家。但是三报一社的联合，仅是业务上的联合，不是资本的联合。张竹平经济实力有限，虽然有将“四社联合办事处”发展为“四社总管经理处”的打算，但未能实现。

1933年下半年，张竹平出于扩充“四社”报业资本的需要，与尚在筹建反蒋“福建人民政府”的蔡廷锴、李济深等人发生联系。双方商定：福建方面资助“四社”资金，“四社”将作为福建方面的宣传阵地。“福建事变”后，申时电讯社即派记者采访，《时事新报》也曾发过报道。而后“福建人民政府”很快遭到蒋介石的镇压而失败。但种种迹象表明，“四社”这一时期的设备更新和业务拓展是接受了福建方面的资助[19]。

很快，张竹平与反蒋的“福建人民政府”的关系被国民党当局所察觉。而在此之前，张竹平与蒋介石关系已经恶化。早在《时事新报》接受蒋介石资助但不愿成为其私家报纸起，两人之间就开始发生不快;1929年，国民党在南京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决定讨伐桂系，当时桂系李宗仁、白崇禧为缓和矛盾，派人在沪收买舆论，张竹平为扩大《时事新报》销量，派赵叔雅出面接洽，蒋介石闻讯后更多一层芥蒂;1930年春，中原大战一触即发，以汪精卫为首的改组派和“西山会议派”结成反蒋联盟，此时张竹平与汪也有联系;胡汉民因反对蒋介石制定训政时期约法被软禁于汤山，而张竹平又与胡汉民有联系，并在《时事新报》上发表同情胡汉民的文章[20]。接二连三的事件已经让蒋介石忍无可忍，而且“四社”作为一个在国民党党营新闻事业之外的私营报业联合体，给国民党的新闻统制增加困难。因此，“四社”成为除史量才的《申报》外，国民党打击的又一对象。

1934年9月，国民党当局利用政府权力禁止张竹平主持的《时事新报》向租借外邮寄。同年11月13日，国民党特务将史量才击毙在沪杭公路旁。在1934年底或者1935年初，国民党特务机构向张竹平发出了恐吓信，以暗杀相威胁。1935年1月，张竹平得力助手、《大陆报》总主笔董显光忽然提出因病辞职，对处于关键时期的“四社”是个打击。与此同时，孔祥熙根据蒋介石的指示，向张竹平提出收购“四社”股权的要求，并派国民党财政部主任秘书李毓万向张施加压力，强行收买“四社”股权。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张竹平被迫以法币20万元的价格让出了“四社”的全部股权。然而，孔祥熙所委托的上海国货银行，借口“四社”未偿清债务拒绝付款，最后张竹平只拿到了孔祥熙“赠送”的5万元法币[21]。

1935年5月1日，张竹平在上海各大报刊刊登启事：“鄙人一病经月，遵医生嘱，急须迁地休养，所有时事新报、大陆报、大晚报、申时电讯社四公司董事及经理兼职，已分向四公司董事会声明辞职，所有四公司总经理职务”，“暂请杜月笙先生代理”。杜月笙也同时刊出启事，接受张竹平的委托，负责办理[22]。交出职务后，1935年5月24日，国民党政府就取消了对《时事新报》邮寄的限制。为拓展“四社”业务，早年加入青帮的张竹平还于1935年5月与韦作民、庄铸成等人在上海复熙路(今延安路)筹备成立“仁社俱乐部”，张竹平利用张仁奎的关系，广泛拓展“四社”业务。

离开“四社”后，张竹平仍在上海经营商业，曾担任过联合广告公司董事长、联合赠品公司和惠民奶粉公司董事长及协丰矿行经理等职务。1937年张竹平在湖南采用新式机器，筹办大规模新式炼锑股份公司[23]。1939年上海陷落，张竹平到香港避难，在皇后大道开设大华饭店，专售江浙名菜和苏浙名点[24]。1941年12月18日香港陷落，张竹平趁乱离开香港去了重庆。张竹平的人生最后二十年就在嘉陵江畔的山城中度过。由于晚年多病，很少参与社会活动，遂渐渐在人们视线中淡出。

1961年5月4日张竹平在重庆病逝[25]。

注释

[1]张竹平进入圣约翰大学时间不详,据熊月之主编的《圣约翰大学史》录载的《圣约翰大学历届毕业生、肄业生名录》中,没有录入张竹平,本处据邹韬奋的《经历》记载:“当时张竹平先生正在做《申报》的经理,我以为他是约翰的同学,便借着这个关系去找他。”见邹韬奋《经历》,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42页。

[2]姜豪:《青帮的源流及其演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旧上海的帮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2页。

[3]宋军:《申报的兴衰》,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第90页。

[4]汪仲韦(徐耻痕整理):《又竞争又联合的“新”、“申”两报》,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新闻研究资料》总第15辑,中国展望出版社1982年版,第80页。

[5]唐忠朴、贾斌:《实用广告学》,工商出版社1981年版,第31页。

[6]王英:《张竹平广告理念初探》,载于《新闻大学》2000年第1期。

[7]徐铸成:《报海旧闻》,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2页。

[8]张竹平:《申时电讯社之回顾与前瞻》,申时电讯社主编《十年》,申时电讯社1934年版,第11页。

[9]张竹平:《申时电讯社之回顾与前瞻》,申时电讯社主编《十年》,申时电讯社1934年版,第11页。

[10]《十年之申时电讯社》,申时电讯社主编《十年》,申时电讯社1934年版,第43页。

[11]《十年之申时电讯社》,申时电讯社主编《十年》,申时电讯社1934年版,第44页。

[12]姚福申:《“四社”——旧中国报业集团化经营的一次尝试》,《新闻大学》1997年第4期。

[13]邹韬奋:《经历》,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67页。

[14]张青逸:《上海滩报界闻人张竹平》,《民国春秋》1997年第4期。

[15]姚福申:《“四社”——旧中国报业集团化经营的一次尝试》,《新闻大学》1997年第4期。

[16]姚福申:《“四社”——旧中国报业集团化经营的一次尝试》,《新闻大学》1997年第4期。

[17]袁义勤:《晚报的成功——〈大晚报〉杂谈》,《新闻与传播研究》1991年第1期。

[18]姚福申:《“四社”——旧中国报业集团化经营的一次尝试》,《新闻大学》1997年第4期。

[19]黄卓明、余振基:《关于时事新报的所见所闻》,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新闻研究资料》总第19辑,中国展望出版社1982年版,第188页。

[20]张青逸:《上海滩报界闻人张竹平》,《民国春秋》1997年第4期;刘小清、刘晓滇编著:《报界闻人张竹平》,《中国百年报业掌故》,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77页。

[21]姚福申:《张报安教授话先父张竹平遗事》,《新闻大学》2008年第1期。

[22]《申报》1935年5月1日。

[23]《国际贸易情报》第2卷第18期,民国实业国际贸易局编辑,第45页。

[24]徐铸成:《报海旧闻》,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3页。

[25]姚福申:《张报安教授话先父张竹平遗事》,《新闻大学》200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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