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名人物张嘉璈生平故事简介,张嘉璈历史评价,张嘉璈怎么死的？

Posted 2022-04-17 中国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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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人物张嘉璈生平故事简介,张嘉璈历史评价,张嘉璈怎么死的？

张嘉璈，字公权，江苏宝山人。1889年11月13日(清光绪十五年十月二十一日)生。父亲张祖泽当过医生，经过商。二哥张君劢后来是民社党党魁。张嘉璈幼时住在嘉定县，受塾师教育。十三岁随同张君劢到上海广方言馆读书，习法文。后入宝山学堂，受名师袁观澜、沈信卿的教导，“对中国性理之学的研究，得益匪浅”[1]。1904年考取秀才。翌年进京入北京高等工业学堂。不久得友人帮助到日本，入东京庆应大学习财经学。他悉心研究明治维新后日本财政、币制改革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希望回国后在财政金融上有所建树。

1909年张嘉璈回国，起初在北京帮助《国民公报》翻译路透社电讯，后任邮传部《交通官报》总编辑。1910年供职邮传部。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张嘉璈离京到沪，与一部分共和研究会成员发起筹建国民协会，任总务部长。1912年5月，张代表国民协会往北京，与共和党、共和建设讨论会协商合并。因与共和党意见分歧，11月底单独与张君劢等人主持的共和建设讨论会合并，改称民主党，拥梁启超为领袖。是年，张还担任浙江都督朱瑞的秘书。

1913年5月，民主党与共和党、统一党合组进步党，张嘉璈任党部组主任，并经梁启超推荐任参议院秘书长。他因不满袁世凯强制参议院选举、解散国会等丑行，决心放弃政治活动，改而致力于财政金融事业。适逢北京政府清理大清银行成立中国银行，又经梁启超(时任币制局总裁)推荐，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中国银行虽有商股，但具有国家银行性质，享有经理国库、发行兑换券等特权。张嘉璈任职后，运用自己所学得的资本主义国家银行知识，为建立新式银行制度做了一些努力。

1916年4月，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后，继续筹措军饷，以做垂死挣扎。其时梁士诒献策将中国、交通两银行合并，集中现金。金融界某些人则主张发行不兑换券。因内情外泄，引起京、津地区中、交两行的挤兑，很快波及全国。5月11日，国务院下令中、交两行即日起一律停止兑付所有发行之纸币及应付存款，并封存两行所有现金准备。张嘉璈认为这样做将断送银行的生命，遂与经理宋汉章一起毅然抗命。他们取得金融、工商界人士以及租界当局英、美势力的支持，继续兑现，仅四天时间，风潮平息。这一行动维护了中国银行的信誉，影响及于苏、浙、皖、赣、鄂各省;同时也提高了他在金融工商界的声望。翌年，张被提升为总行副总裁，到京供职。

通过抗拒停兑令，张嘉璈感到银行必须从官府的桎梏下解脱，才能正常发展业务。他到总行上任后，即与总裁王克敏计议，修改中国银行则例，扩充商股，成立股东会;总裁、副总裁不随财长进退，由股东会直接选举董监事，经财部加委。新则例经梁启超采纳后，呈准总统公布。年底，财政部补足官股500万元，续招商股达7，279，800元，商股超过了官股。1918年2月，召开第一届股东会，张当选为董事，蝉联副总裁。此后，中国银行经过1921年和1922年两次增加私人投资，资金达1976万元。然而，北洋政府却陆续将股票出卖，官股股额只剩下5万元，仅占该行资本总额的1/400。至此，中国银行基本上成为商办。

这时期，张嘉璈联合银行业，在戒备外国新银团垄断中国经济权益，以及支援铁路建设方面做了一些努力;还协助政府整理公债。1922年，他出席北洋政府召开的全国财政讨论会，担任全国财政协商委员会委员。翌年，任财政整理委员会委员。1926年7月北伐开始后，张嘉璈与中国银行总裁冯耿光接到广州分行经理贝祖诒关于北伐形势的报告，又经冯往广东实地考察，认定北伐成功的可能性很大。为与北伐军方面取得联系，保护中国银行在南方的产业，决定由张回沪成立副总裁驻沪办公处。他回沪后，立即与政学系的黄郛、张群等人密切交往，多次秘密对广东国民政府予以经济上的接济。“四一二”政变前夕，又为蒋介石提供政变经费。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蒋介石亲临张宅致谢。张大为感动，认为蒋“能礼贤下士”，“具有领袖的风范”[2]。同时，他也意识到必须继续给蒋政权以经济支持。为了既能给蒋政权提供大量军费，又避免因滥发钞票造成币制混乱和通货膨胀，他与钱新之等人极力怂恿蒋介石大量发行公债。由于政府发行的公债普通年息为六厘，收受价格大大低于票面，银行业从代发公债中可大获其利。

中国银行有较雄厚的经济基础，国民政府成立之初，便企图予以兼并。财政部长宋子文向张嘉璈提出，将中国银行改为中央银行，增加官股，使之多于商股。这与张多年来努力建立独立的商业银行的愿望截然相反。他力主由政府另立中央银行，表示愿由中国银行分担其股本，并要求改中国银行为国际汇兑银行。由于当时国民党政府根基未固，还需要利用张嘉璈统驭江浙资产阶级供给军费，宋只好另立中央银行。1928年10月，国民政府重订中国银行条例，特许为国际汇兑银行，由财政部加入官股500万元，董事长由政府委派，改总裁制为总经理制。这个条例，为日后国民党政府兼并打下了一个楔子。

中国银行条例重订后，张嘉璈出任总经理，以为从此可以放手发展商业银行业务了。1929年5月，张赴欧美及日本考察近代银行制度，选聘外国银行专家，在伦敦、大阪、纽约等地设立中国银行分支机构，有的地方则委托当地银行代理中国银行国际汇兑。1930年底，中国银行国外直接通汇城市62处，特约代理96家。张回国后，即着手对中国银行进行改革，每年考选国内外大学经济、银行专业毕业生入行，并给予一定的职位和较好的待遇。授命留英经济学家刘攻芸负责建立一套完整的会计制度;发行准备金接受公开检查;大力调整机构，先后成立国外部和信托部;又建立经济研究室，聘任英国专家主持，由其弟张嘉铸、弟媳张肖梅协助掌管经济情报，发行《中行月刊》、《金融统计月报》等。这些措施，对发展中国银行业务起了重要作用，营业额在同业中一直领先。1928至1931年，中国银行存放款额均占中央、中国、交通三行存放款总额的百分之六七十以上。但由于连年内战，财政支绌，公债发行激增，中国银行持有的有价证券逐年增多，资金运用无法往专业化方向转移，只能从承销政府公债中得到畸形的发展。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张嘉璈正在大连视察行务，日本关东军司令部以清查张学良有无银行股本及存款为由，将中国银行沈阳分行封闭。张立即赶往沈阳，向日本宪兵司令部疏通，始得启封营业。翌年“一二八”沪战时，上海市商会为抗议日军侵略，宣告罢市。张嘉璈与李铭策划银行业首先开市。3月，日本导演的伪满洲国出笼，国民党政府失掉东北关、盐两税的大宗收入，财政更加支绌。张与李铭等人顺从国民党政府的旨意，制定公债展期还本、减低利息的办法，帮助国民党政府解决财经困难。年底，张赶往曼谷、新加坡等地调查侨汇。

虽然张嘉璈致力于发展中国银行业务，对国民党政府给予很大的支援，但是国民党政府对中国银行觊觎之心从来没有放弃。1935年，政府面临财政危机，巨额内战经费无法筹措。财政部长孔祥熙组织财政顾问委员会，聘张嘉璈任副主席，想继续借助他率领金融资产阶级给政府垫款。此时，张对蒋介石无止境的内战耗费，不愿再冒险给钱了。他一再向孔祥熙要求，减少银行对政府的垫款，反对拿银行当国库。孔祥熙见张难以驾驭，遂决定夺取中国银行。3月中旬，孔与宋子文往武汉同蒋介石密谋，决定以“救济金融”为名，发行1亿元金融公债，以其中2000万元增加中国银行官股(后改为1500万元，连原有官股共2000万元，与商股相等);改中国银行总经理制为董事长制，派宋子文任董事长，宋汉章任总经理，调张嘉璈任没有实权的中央银行副总裁。3月28日，财政部训令下达后，张悲愤交集，立即召开董事会。各董事对国民党政府的卑劣做法强烈不满，要求张向政府提出质问。张以不愿与政府相抗而拒绝，并宣告辞职，要求各董事谅解。由于南京政府的压力，30日董事会被迫通过执行财政部训令，这样国民党政府以一纸金融公债，就把中国银行攫夺而去。张愤不就中央银行副总裁职，要求出国考察，但在国民党政府软硬兼施下未能成行，并于年底俯首就任了铁道部长。

张嘉璈任职中国银行时，曾对铁道建设表现过很大的兴趣。上任后，立即作出三年内修筑三千七百多英里新路的计划。1936年1月，修筑浙赣路南昌至萍乡段，发行2700万元铁路建设公债。一月后，续发1.2亿元修筑湘黔路株洲至贵阳线。他又极力引进外资，与中法工商银行签订成渝路借款，与中英银公司签订沪杭甬铁路借款。他得悉英国有大量投资的可能，旋即拟定1937年至1941年五年筑路五千英里的计划。迄抗战时止，先后借外债(材料借款在外)约三千多万英镑[3]，均以我国重要财政收入作担保，大部分借款规定只能向债权国购买材料。

抗日战争爆发后，张嘉璈首先拟定修筑湘桂路衡阳至桂林段，越一年完成二百多英里，对抗战运输起了一定的作用。复拟将此路向越南边境展筑，后因日军袭击中止。1938年初，铁道部并属交通部，张任交通部长。他打算修筑西北铁路经新疆达苏联，由于物力财力不足和苏方不予支持，未能实现。修筑滇缅路的计划，也由于英国对远东政策举棋不定而屡遭顿挫;后虽得美国“租借法案”物资兴工，又因缅甸陷落，半途而止。自“七七”事变至1942年底止，总共完成新路仅一千英里[4]。由于蒋介石任命中统局副局长徐恩曾担任交通部政务次长，张不愿与其共事，遂于1943年1月以健康不佳辞交通部长职。9月，赴美国考察，研究战后中国经济复兴计划，著《中国铁道建设》在美出版。翌年10月，出席在美召开的国际通商会议。会后与陈光甫、李铭等人同美国资本家进行战后合办企业的商谈，筹建了中国投资公司，张任董事。该公司1945年8月20日在纽约开业，从事发行公司证券，吸引外资流入中国，并代美国资本家办理在华放款等业务。

日本投降后，蒋介石为抢夺东北胜利果实，成立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东北行营(后改称东北行辕)，下设政治委员会与经济委员会，任命张嘉璈为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兼中长路理事长，电令张立即回国。9月中，他回国抵重庆，经与蒋介石等人进行了一系列策划后，10月偕同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等到长春。立即与苏军马林诺夫斯基元帅谈判接收事宜，经四次谈判未得结果。11月，熊返重庆，张负责与苏方继续谈判，取得苏方同意，派员接收了中长路沿线各重要城市，将大批伪军收编为警察大队，用以阻挡中共的部队。经委会还设立庞大的机构，留用大批日本侵略者充作顾问。又发行半独立的东北流通券，收回伪币及苏军发行的红军票。他故意不宣布兑换截止期，然后突然停兑，使红军票回流解放区抢购物资。这件事被国民党当局吹嘘为张嘉璈对共产党经济战的胜利。后来蒋介石扩大内战军费浩繁，流通券发行激增，东北人民深受其贬值之苦，而张则协助与支持张嘉铸所控制的中国植物油公司，乘东北大豆即将实行统购之机，大量抢购大豆外销，获取巨额外汇。

1946年底，国共和谈破裂，东北成为主要内战战场，张嘉璈在东北已无可作为。蒋介石想借助张的理财能力挽救经济危机，11月3日电召他到南京。此时蒋介石集团正在筹备召开非法的“国民大会”，拉拢民社、青年两党参加，破坏民主统一战线。张立即到沪，力促其兄张君劢背叛“民盟”，参加伪国大。翌年4月，政学系张群出任行政院长。而张嘉璈则先于3月1日被任命为中央银行总裁兼中央信托局理事长。上任时正值“黄金潮”[5]后，通货膨胀加剧，军事垫款激增，他仍然想用发行公债的办法遏止法币发行量的增加。3月28日，国民政府颁布民国三十六年短期库券及美金公债条例，库券定额3亿美元，公债定额1亿美元，并为此成立募销委员会。由于此时国民党政府的债信已失，虽以扩大贴放作招徕，除少数较大的行庄被迫认购少量外，中小资产阶级则强烈抵制。至8月，仅售出总额的1/6，不得不停止发售，国民党政府举内债的目的宣告破产。7月，美国特使魏德迈(Albert Coady Wedemeyer)来华，国民党政府又寄最大希望于美援，由张嘉璈、王云五等组织专门委员会接待，并由他拟定一个币制改革方案，要求美国贷给美元作发行基金。由于美国当时不敢公开给予这笔巨额贷款，打算落空。此时法币贬值加速，带来黄金、美钞和物价的狂涨。国民党政府欲获取外汇与减少外汇支出，缓和物价，于8月17日公布中央银行管理外汇办法修正案和进出口贸易办法修正案，设外汇平衡基金委员会和输出入管理委员会。前者由陈光甫主持，后者由张任主任委员。随后又开征建国特捐，要国人限期申报在外资产，并实行花纱布统购统销等措施。这些措施并不能挽回恶性通货膨胀的继续发展，物价继续狂涨，货币不断贬值濒临崩溃。这时，CC派起而攻之。1948年5月，张嘉璈随同张群一同辞职。政学系的“两张财权”宣告结束。张辞职前，曾谋求中国银行董事长一职，没有成功，而且连中央信托局也被CC派夺走了。

1949年元旦，蒋介石发表欺骗性的和平文告后“引退”，代总统李宗仁邀张嘉璈到南京，以财政部长相委。他预感到国民党政权大势已去，没有接受。是年5月移居澳大利亚悉尼，研究总结中国通货膨胀的教训，着手撰写英文《通货膨胀的曲折线——1939至1950年中国的经验》一书[6]。1953年9月，张应美国洛杉矶洛亚拉大学之聘赴美，主讲中国、日本、朝鲜及东南亚各国经济发展史。1961年辞洛亚拉大学教职，参加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工作。1974年为美国陆军部撰《中共经济潜力之研究》。另外还撰写了许多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发展、工业产品价格方面的论文。美国圣约翰大学、斯坦福大学、日本庆应大学先后授予他名誉博士称号。

1979年10月15日张病故于加利福尼亚州帕罗。

注释

[1]《张公权自述往事答客问》,台北《传记文学》第30卷第2、4期。

[2]《张公权自述往事答客问》,台北《传记文学》第30卷第2、4期。

[3]张嘉璈:《中国铁道建设》绪言,杨湘年译,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

[4]张嘉璈:《中国铁道建设》绪言,杨湘年译。

[5]“黄金潮”发生在1947年2月上旬。由于国民党政府在军事、政治上的失败,纸币发行猛增,大量来自东北、平津的游资集中上海,抢购黄金、外币,引起黄金、外币狂涨。1月底沪市金价尚在四百万(十两)之内,2月1日起突破四百万,随之急剧上升。2月10日,中央银行宣布停止对金号配售黄金,沪市金价最高达七百二十万。11日,猛涨到九百六十万。其他物价亦随之狂涨。

[6]是书于1955年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国际研究中心代为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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