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名人物革命烈士邓演达的生平事迹

Posted 2022-04-17 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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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人物革命烈士邓演达的生平事迹

邓演达，字择生。1894年3月1日生，广东惠阳人。先世务农，父邓镜仁为乡塾师。

邓演达早年学习生活均在军事学校度过。他先上广东陆军小学，在那里加入同盟会，继入广东陆军速成学校、武昌陆军第二预备学校，后又进保定军官学校。劳习期间，努力钻研，刻苦锻炼，希冀以军事报效国家。1919年，自保定军校毕业。

1920年，邓演达参加孙中山在南方建立的国民党武装粤军第一师。从此，成为孙中山的积极追随者，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孙中山脱险避居上海后，邓演达受革命军第一师委派，潜赴上海向孙中山请示工作。12月，奉孙中山之命联络各部，配合滇、桂军驱逐陈炯明，重新占领广州。1923年春第一师整编，邓升任第三团团长，并率部拱卫大本营。

1924年1月，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邓演达竭诚拥护“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国共合作后，孙中山筹办黄埔军校，邓受命为七人筹委之一，为建校悉心筹划，不遗余力。5月间黄埔军校成立，邓任教练部副主任兼学生总队长，他同共产党人真诚合作，为黄埔革命力量的团结和发展做出了贡献。后因蒋介石及其心腹王柏龄把持校政，刁难限制，难以开展工作，于1924年冬毅然辞职。1925年春，他前往欧洲游历，集中研究军事、政治、经济各门学科的著述。未久，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廖仲凯被暗杀，国民党右派势力抬头，邓鉴于党内形势日非，革命前途堪虞，就弃学，并于1925年冬由德国取道苏联回国。随即出席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被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并担任黄埔军校教育长。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策动“中山舰事件”，以此作为反共借口，邓挺身斥蒋丧失革命立场，力劝其立即停止军事行动，遂遭蒋排斥，再次离开黄埔军校。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邓演达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他尽量延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为骨干，使总政治部成为具有鲜明目标并充满革命朝气的机构，在开展政治宣传鼓动和动员农工群众支援北伐战争等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邓除领导政治工作外，还兼军事指挥，参与指挥了北伐前锋第四军的几个著名战役。武汉战役时，他任攻城总司令，亲临城下督战。攻克武昌后，兼任湖北省政务委员会主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移驻南昌后，他又兼任总司令部武汉行营主任。

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展，农民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邓演达认为： “中国国民革命成功的重要条件，在农民的解放”，因而他高度赞扬和大力扶植农民运动。在他的建议下，国民党中央成立了土地问题委员会，创办了农民运动讲习所、农民问题研究会等，开展对农民问题和土地问题的研究。

1926年底，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依决议由广州迁往武汉，蒋介石横加阻挠，擅自决定迁都南昌，欲置革命政府于他个人独裁控制之下。邓演达坚决反对，与吴玉章、徐谦等5人在武汉组成行动委员会，发表宣言，同蒋介石斗争。1927年3月，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武汉召开，会议通过了限制蒋介石权力的决定，邓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团成员、中央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和中央农民部长。在当时的武汉政府中，邓演达忠实执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成为著名的国民党左派领导人。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政变，诬蔑邓演达“煽动暴乱”，下令通缉他。邓演达坚决主张东征讨蒋。但武汉政府为对付北方奉军的攻击，于4月下旬开始第二次北伐。邓随军出发，在河南临颍大战中，亲临前线指挥，击溃奉军主力，占领郑州、开封等地。 6月中旬，汪精卫也公开打出反对革命的旗号，邓从河南回到武汉，坚决反对“分共”。鉴于形势逆转已无法挽回，遂于6月30日给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写了《告别中国国民党的同志们》一信，谴责蒋、汪的反革命行径。随即辞职离开武汉，化装成工人，经过西北到达苏联。1927年11月1日，邓演达与宋庆龄、陈友仁在莫斯科发表《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指责蒋、汪之流虽窃取中国国民党和三民主义的旗号， “其实已为旧势力之化身，军阀之工具，民主之仇敌”。并提出组织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继续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12月，邓由莫斯科转赴柏林，专攻政治经济学理论，之后又到欧亚各国游历考察，以求找出中国革命的出路。此间，还与在德、法等国和在国内的同志往来联系，商讨酝酿成立革命组织问题。

1930年5月，邓演达从柏林回国，隐居上海。他目睹在蒋介石的反动统治下，中国已成为“昏暗无光的地狱”，决定与国民党中要求反蒋和奉行孙中山三民主义的人士联合行动，筹建新党。经过紧张的秘密活动，于8月9日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正式成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会议通过了由邓起草的政治纲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主张》 (又称《我们的政治主张》)，选举了中央干部会为中央领导机关，邓被推选为总干事。它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的政治团体。

组党之后，邓演达积极开展了政治宣传鼓动工作。他创办和主编了《革命行动》半月刊和《革命行动日报》，并亲自撰写了大量政论文章。在邓起草的文件和所发表的文章中，明确提出并具体阐发了“农工平民革命”理论，全面表达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政治主张。

第一，他认为中国现时社会既不是“封建社会”，也不是“近代资本主义的社会”，而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两重支配”的复杂社会， “这两重支配，都是使中国社会不能向前发展的大障碍”，这就基本上认识到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从中国复杂的社会性质出发，认为中国革命是“民族的平民革命”，这种革命“具有民族、民权、民生三种革命性而以社会主义为归宿”。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者，封建军阀地主以及依附前两者为主的高利盘剥的、反动的资本阶级”;革命的动力是“劳动平民阶级”，它包括产业工人、农民、手工业工人、小商小贩、青年学生、自由职业者和士兵等极为广泛的范围;革命的基本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建立以农工为中心的“平民政权”，使中华民族完全解放，并越过资本主义阶段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也基本上认识到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比较符合中国革命实际。

第二，提出了平民政权的内外政策，在经济上主张运用平民政权力量发展生产，将一切大企业收归“国家经营”，允许小规模的私人企业存在，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并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在农村则实行“耕者有其田”，为过渡到“土地国有”准备条件;在外交上主张彻底肃清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发展同各弱小民族的关系，在不干涉中国内政的原则下与苏联恢复邦交，另外，还提出了社会政策和文化教育政策，这些主张都在一定程度上抓住了中国社会的症结，很有见地。

第三，错误地认为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共产党“不是中国客观的社会要求所产生”，而是共产国际培植的结果，是“决不能解决中国的革命问题”，否定无产阶级领导权，指责和批评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和红军游击战争，认为只有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才能领导平民革命胜利。

邓演达及其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政治主张，反映了大革命失败后小资产阶级既要革命又没有认识到无产阶级领导权，而企图在国共两党之外寻找到“第三条道路”的政治倾向(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因之被时论评为“第三党”)。这些主张尽管对中国共产党做了一些错误的批评和指责，但其主要方面是反对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张有一致之处。邓演达的“农工平民革命”理论，对于后来在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相继出现的各爱国民主党派，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然而，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离开无产阶级而由小资产阶级领导革命到胜利，只能是一种主观幻想。

邓演达在致力理论宣传工作，揭露和抨止蒋介石集团的同时，还积极进行了军事组织策动。1930年夏秋，联络在上海的部分黄埔军校毕业生，发起组织“黄埔革命同学会”，与蒋介石领导的嫡系组织——黄埔同学会相对抗，以后又逐步扩展组织到全国，并且多方联络反蒋势力，策划军事倒蒋。

由于邓演达等人的积极工作，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声势日渐扩大，严重地威胁着蒋介石集团的反动统治，蒋便出重金悬赏追捕邓演达。

1931年8月17日，邓演达在上海愚园路愚园坊20号为干部训练班讲课，由于叛徒告密，遭上海租界巡捕逮捕，旋即押解南京。蒋介石施尽伎俩，威胁利诱，邓终始正气凛然，坚贞不屈，于11月29日在南京麒麟门外被秘密杀害，时年36岁。

邓演达牺牲后，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组织遭受重大损失，一度涣散，几经曲折，于1947年改组为中国农工民主党，走上了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道路。邓演达一生忠勇奋发，艰苦卓绝，为国为民，奋战终身，是一位杰出的小资产阶级革命家，对中国民主革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表彰其英勇忠烈，追认他为烈士，并于1957年11月将其遗骸从遇害处迁葬于中山陵左侧，重建陵墓，以为纪念。

知名人物 革命烈士邓演达的生平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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