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名人物梁思成人物简介

Posted 2022-04-16 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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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人物梁思成人物简介

编撰者话

梁思成是我国著名的建筑学家与建筑教育家，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委员。他从20年代开始，以毕生精力从事中国建筑历史理论与文物建筑保护的研究，取得了突出成就。他的《中国建筑史》、《中国雕塑史》和用英文撰写的《图像中国建筑史》弘扬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珍宝，博得国际学术界的赞扬，他被誉为“研究中国建筑的宗师”。他曾担任联合国大厦设计顾问团的中国顾问。他是新中国国徽的主要设计者。他先后创办了东北大学、清华大学建筑系，为祖国培养出众多人才，桃李满天下。

一

梁思成，广东省新会县人，1901年4月20日出生于日本东京。父亲梁启超（1873—1929）是清末民国初年著名的政治活动家与学者，1898年维新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母亲李蕙仙，出身官吏之家，书香门第，有文化修养，与梁启超生育两男两女。梁启超除李夫人外另有一小夫人名王桂荃，与梁生育了四子两女，梁思成在成年的九位子女中排行第二，上有一姐，下有四位弟弟与三位妹妹。

梁思成的童年是在日本东京度过的，当时梁启超在日本没有固定的经济来源，只依靠办报纸的收益来维持生活，有时只以咸萝卜和清煮白菜来就饭，生活相当困难。梁思成幼时在父亲为华侨开办的同文学校上学，除学校上课外，梁思成和他的姐弟妹也受到父亲的教育，父亲经常给他讲古代民族英雄如何抗击侵略者的事迹，梁思成印象很深的是一位宋代忠臣陆秀夫的故事，他为了保护幼主奋力抗击元军，最后被追逼到广东，在梁启超的家乡新会县海边的悬崖上，背着幼主投海就义，后来为了纪念这位民族英雄，新会百姓在陆秀夫投海的崖上书刻“崖门”二字，如今成了新会的一处名胜地。

1912年，梁思成11岁随全家从日本返回中国，在北京先后进汇文学校和崇文高小读书，1915年进入清华学堂。清华学堂是美国用清朝廷庚子赔款的钱于1911年创办的一所留美预备学校，学生在校从初中一年级经过八年教育，打好文化、科学方面的基础，然后送往美国进入大学继续学习。学校教学中西文化并重，除了有国内著名的学者任教外，还聘请了不少外籍教师来讲授英语与各种课程，从科学技术到穿西服、吃西餐等一整套西方生活方式都要学习。梁思成进清华学堂后学习十分用功，除了完成正规的学业课程之外，还表现出广泛的兴趣爱好。他喜欢音乐，学弹钢琴，拉小提琴，又参加了合唱队，还曾担任管乐队队长。他喜欢体育运动，当时清华的体育教育在马约翰教授的领导下，要求十分严格，每一个学生要达到一定的体力测验及标准，才能毕业。梁思成自认是马约翰的好学生，后来常说：“我非常感谢马约翰，想当年如果没有一个好身体，怎么搞野外调查，在学校中单双杠和爬绳的训练，使我后来在测绘古建筑时爬梁上柱攀登自如[1]。”梁思成尤其酷爱美术。他善于钢笔画，对清华校景作过不少速写，还任校刊美术编辑，为校刊绘制刊头。在清华学习八年，梁思成学业出色，还表现出具有冷静而敏捷的政治头脑。清华有一阶段没有称职的校长任职，校刊上出现了“校长应具备何种条件”的讨论，其中有一种说法认为“校长应无党派臭味”，梁思成在校刊上发表题为《对于新校长条件的疑问》的文章，文中说：“人类是有群性的动物，他们群性的产品就是社会。在社会上的团体活动就是政治，所以政治同社会不能分离的。”“一个人既与政治有关系，他就必然有所属的党”，“只在我们意见同某党的政策相合，我便属于那个党。无论如何我们绝找不出一个绝无党派关系的人”。[1] 在1919年五四运动中，他是清华学生中的中坚分子。 1923年正当梁思成要参加毕业考试，为留学美国作准备时，5月7日，他与弟弟梁思永同乘摩托车去天安门广场参加北京学生举行“国耻日”纪念活动，在南长街路口被军阀金永炎的汽车撞倒，梁思成左腿骨折和脊椎受伤，梁思永面部受伤，他们被送入协和医院治疗，梁思成留学美国被推迟了一年，由于受伤的腿骨没有接好，致使左腿比右腿略短一公分。

梁启超非常关心儿子的学业，他担心孩子们在清华这个环境里接受过多的西方文化，而丢弃国学，他利用假期为子女讲学，让他们学习《国学源流》、《孟子》、《墨子》、《前清一代学术》。在梁思成住医院养伤期间，他也不放松对儿子的要求，写信给梁思成：“父示思成：吾欲汝在院两月中取《论语》、《孟子》、温习闇诵，务能略举其辞，尤于其中有益修身之句，细加玩味。次则将《左传》、《战国策》全部浏览一遍，可益神智，且助文采也。更有余日读《荀子》则益善。《荀子》颇有训诂难通者，宜读王先谦《荀子集解》。”[2] 梁思成按他父亲的话做了，他非常感谢父亲对他在国学方面学习的教导和督促，为他日后研究建筑史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在清华学习期间他与同学吴文藻、徐宗濑等人将威尔斯的《世界史纲》译为中文，经梁启超校阅后在商务印书馆出版。

1924年梁思成赴美留学，进入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学习。这个学校建筑专业的教育是沿袭法国古典主义学派的体系，很注重古典建筑的基础训练，很重视建筑历史与建筑艺术方面的课程，这方面很合乎梁思成的爱好，他倾注了大量的精力，他认真听课，查阅资料，作了许多笔记，将每一座古代重要的建筑都描绘下来。这座大学的博物馆还收藏着世界各地的古代文物，其中也包括有我国古代的铜器、陶器、瓷器等，被盗走的我国著名雕刻唐太宗昭陵“六骏”之一也在这里，梁思成经常去仔细欣赏这些稀世珍宝，对祖国的文化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同时也增添了对自己民族的深厚感情。建筑系主要课程还有建筑设计，当时这里的设计教学受折衷主义影响，讲究建筑的外形，模仿古典建筑的式样，不注重建筑的实际功能，梁思成对这种只注重形式，不讲求内容，限制学生个人创造性的教学不满意，他在自己的设计中多追求新意，取得良好成绩。1927年他以优异成绩毕业，取得硕士学位，同年9月入哈佛大学研究生院深造，他选定了《中国宫室史》为博士论文题目。他查阅各国学者的有关论文，发现要对中国宫室作全面研究必须进行实地调查，所以与学院商定，先回国调研，二年后再交论文，于1928年离开了哈佛大学。

1928年梁思成与林徽因结婚。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是梁启超的挚友，也是著名学者，两人有意成为儿女亲家。林徽因自幼跟随父亲远赴英国，受到良好的中、西方教育，喜好文学艺术，才华横溢。梁思成在清华念书时，他们即有来往。1924年二人一起赴美留学，同入宾夕法尼亚大学准备上建筑系学习。因当时建筑系不收女学生，只好改入美术系，但选修的是建筑系课程，由此林徽因也就成为我国第一位受过正规训练的女建筑师。1928年他们从美国去加拿大，由当时在加拿大任中国领事的梁思成的姐夫与姐姐主持举行了婚礼，结婚后夫妻结伴先到欧洲参观，然后回国。

在美国留学期间，梁启超仍然关心着儿子的学业与成长，时常写信指导梁思成的学习。1925年，国内重新出版了宋代《营造法式》，这是800多年前宋朝廷颁布的一部论述建筑设计与施工的书籍，在历次流传下来的版本基础上，经过校勘，重新出版，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极大注意，梁启超得书一套，托人带至美国送给梁思成与林徽因，在书的扉页上附文道：“……一千年前有此杰作可为吾族文化之光宠也已，朱桂莘校印甫竣赠我此本，遂以寄思成、徽音俾永宝之。”[1] 当时梁思成看不懂此书中的宋代建筑术语和内容，但却产生了想要“破识”这些术语，从而掌握这部集中了古代建筑经验与智慧的著作的强烈愿望。在梁思成大学临近毕业时，他的父亲又去信：“关于思成学业，我有点意见。思成所学太专门了，我愿你趁毕业后一两年，分出点光阴多学些常识，尤其是文学或人文科学中之某部门，稍微多用点功夫。我怕你因所学太专门之故，把生活也弄成近乎单调。”“我希望你回来见我时，还我一个三四年前活泼有春气的孩子，我就心满意足了。”“因为我们做学问的人，学业便占却全部生活之主要部分，学业内容之充实扩大，与生命内容之充实扩大成正比例。”“这些话许久要和你讲，因为你没有毕业以前，要注重你的专门，不愿你分心，现在机会到了，不能不慎重和你说”。[1]

在梁思成、林徽因准备回国之前游历欧洲时，梁启超为他们出主意：“我替你们打算，到英国后折往瑞典、挪威一行，因北欧极有特色，市政亦极严整有新意，（新造城市，建筑上了最有新意者为南美诸国，可惜力量不能供此一游，次则北欧更可观），必须一往，由是入德国，除几个古都市外，莱茵河畔著名堡垒最好能参观一二，回头折入瑞士看些天然之美，再入意大利，多耽搁些日子，把文艺复兴时代的美彻底研究了解。最后回到法国，在马赛上船，中间最好能腾出点时间和金钱到土耳其一行，看看回教的建筑和艺术，附带着看看土耳其革命后的政治。”[2] 他们基本上即按此计划顺序参观，通过摄影、速写、绘画，把他们从书本上学到的古代建筑文化对照实物一一加以验证，从感性到理性上深刻地认识了这些辉煌的西方古代文明。美国研究中国文化的著名学者费正清曾经这样概括梁思成、林徽因所受的教育：“在我们历来结识的人士中，他们是最具有深厚的双重文化修养的。因为他们不仅受过正统的中国古典文化的教育，而且在欧洲和美国进行过深入的学习和广泛的旅行。这使他们得以在学贯中西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审美兴趣和标准。”[3] 正当他们在欧洲参观过程中，接到父亲梁启超病重的电报，匆忙经过当时的苏联，取道西伯利亚于1928年8月回到中国。

二

梁思成回国后，应东北大学之聘，去该校建立建筑系。他与林徽因从北京抵达沈阳，见到清华学堂的同学，时任东北大学工学院院长的高惜冰到车站来接他，说建筑系已招收了一个班的学生，梁思成被任命为系主任，但现在连一位专业教师都没有，也没有教学计划。梁思成立即担负起创系的任务，他按照美国建筑学专业的教学内容拟定了计划，与妻子林徽因担任了所有专业课的教学，经常上课辅导学生到深夜。第二学期，经他努力，才陆续邀请了陈植、童寯、蔡方荫等人来任教，他们都是留学美国回来的建筑、结构方面的学者，组成了一个强有力的教师班子。东北大学建筑系是中国最早的两个建筑系之一（南方东南大学有一建筑系），虽然只存在了三年，但却培养了像张鎛、刘致平、刘鸿典、赵正之等一批优秀学生。他们是中国自己培养的第一代建筑师，后来多成了设计大师和著名学者。

1929年1月，梁思成到东北大学后不到半年，梁启超因病去世，梁思成对工作和生活重新做出安排。他放弃了哈佛大学作博士论文的计划，但并未放弃研究中国古代建筑和从事一些现代建筑设计的志愿。他和林徽因经常利用课余之暇考察沈阳故宫、皇陵等古代建筑，还建立了一个建筑师事务所，设计过少量的现代建筑。1931年6月，梁思成离开东北大学，应聘担任北京“中国营造学社”的研究员，他开始全身心地研究古代建筑。

“中国营造学社”是一所民办的专事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的学术机构，社长朱启黔（1872—1964）早年在袁世凯政府中任交通部总长、内务总长。1917年脱离政界后，从事实业，曾主持煤矿公司。朱对古代建筑与文物十分有兴趣，热心于文化事业，在担任内务总长时主持改建北京正阳门，打通东西长安街，修筑环城铁路，将社稷坛改为公园。1930年2月，朱创办了“中国营造学社”，申请到中美庚款中华文化基金委员会的经费，专门从事中国古代建筑的研究。开始学社人员很少，多为国学研究者，缺乏学建筑的专门人才。庚款基委会的主要董事周诒春是当年梁思成在清华学堂念书时的校长，经他推荐，学社邀请了梁思成和刘敦桢两位年轻专家入社。刘敦桢长梁思成4岁，早年留学日本，专学建筑，回国后曾在湖南大学、东南大学建筑系任教。刘、梁到营造学社后，分别担任了文献部主任与法式部主任，开始了他们的研究古建筑的工作。

早在美国留学时，梁思成就对建筑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系统地学习了西方古代建筑史，他仔细参观了美国博物馆中自己祖国的珍贵文物，他在哈佛念博士时又查阅了有关中国建筑方面的书刊，他发现这些资料竟多为外国学者所撰写，自己国家的学者反而对自己民族的珍贵建筑文化没有研究，父亲带来的《营造法式》和激励的话促使他产生了研究中国建筑历史的愿望。在游历欧洲的过程中，他见到西方的古代建筑很久以来就受到妥善的保护，有众多的学者对他们进行过系统的研究。而对自己的国家，几千年的文明历史，祖宗给我们留下的珍贵遗产，长城、故宫、寺庙、园林是那么辉煌，但如今却是满目疮痍；龙门石窟、敦煌壁画被任意盗卖、抢劫，千年文物，流落异邦；中国人学习自己的文化遗产都要依靠外国的学者；这种现象深深刺痛了梁思成的爱国之心，他感到这是一种民族的耻辱，他暗下决心，中国人一定要研究自己的建筑，中国人一定要写出自己的建筑历史。

面对着历史留下的丰富遗产，梁思成怎样开始对它们进行研究呢？巍峨的长城，辉煌的宫殿，精巧秀丽的园林，曾有多少文人墨客为这些遗迹吟诗作画，但是梁思成认为，我们今天的研究不能只停留在这些表面上的赞扬和发思古之幽情上，而必须采取科学的方法去剖析这份遗产，去探索其中的奥秘。因此，一开始他就把近代的科学方法应用到研究中国古建筑上。他明确指出：“近代学者治学之道，首重证据，以实物为理论之后盾，俗谚所谓‘百闻不如一见’，适合科学方法。艺术之鉴赏，就造型美术言。读跋千篇不如得原画一瞥，义固至显。秉斯旨以研究建筑，始庶几得其门径。”[1] 他说：我国古代建筑在文献上记载很多，但不经过实地调查，即使读破万卷书，仍只能得隐约之印象及美丽之词藻而终不得建筑物真正印象。他生动地比喻，犹如古人熟诵《史记》对刘邦的记载，“隆准而龙颜，美须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但如果在路上遇到刘邦仍不认识。所以他坚持研究古建筑，首先必须进行实地的调查测绘。他选择北京的故宫作目标，因为这是目前留存最大量的明清两代古建筑的代表。他手执清代朝廷公布的《工部工程作法则例》为课本，对照实物，从整体到局部，从构造到装饰，逐个去认识、测量、记录。对那些常见的柱子、门、窗、地板还较易理解，但对于一些从未接触过的怪名词，例如采步金、雀替、排山勾滴……简直如读天书一般，一点弄不明白。面对这些疑难，梁思成老老实实地求教于一些老工匠，在他们帮助下逐渐地弄清了清代建筑的结构与形制。这就如同跨入了门槛，为扩大调研范围创造了条件。

1932年4月，梁思成对河北省蓟县（现属天津市）独乐寺进行了调研，对这座古寺的山门和观音阁作了详细测绘，查阅了史料，抄录了碑记，访问了老者，按总论、寺史、现状、山门、观音阁、今后保护等几部分进行整理，[1] 梁思成：《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梁思成文集》（一），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2年版，第39页。发表了第一篇调查报告。在这篇报告里，梁思成对寺史作了考证，得出山门和观音阁建于公元984年的结论。对这两座古建筑从外观、平面、台基、柱子、斗棋、梁架、椽、瓦、墙、门窗、彩画等结构和装饰的各部分都作了详细论述和分析，绘制了外形和结构、细部的全套图纸，摄制了大量照片。这是中国人第一次用科学方法对中国古建筑进行研究的成果。

在以后的几年里，梁思成和中国营造学社的其他同事一起查阅史料，翻看县志，找出何省、何县曾有古代寺庙及塔刹；深入地方，访问老者寻找古建的线索。梁思成在蓟县时遇见一位中学教员，言谈中得知这位教员的家乡河北省宝坻县（现属天津市）有一座类似独乐寺的大庙，梁思成闻之大喜，回北京后又立即带人去宝坻县调查，找到了已有900余年历史的广济寺三大士殿。民间谚语中说：“沧州狮子应州塔，正定菩萨赵州桥”，梁思成就据此调查了民间传说的四件宝贝中的三件。在不长的时间里，他写出了《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正定古建筑调查纪略》、《大同古建筑调查报告》、《赵县大石桥》、《晋汾古建筑预查纪略》、《曲阜孔庙之建筑及修葺计划》等十余篇论文和报告，将一座座从汉唐、宋辽到明清各代的古建筑珍宝展现在人们面前。经过他们测绘调查的主要建筑大多成了现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对古建筑的调查研究，梁思成坚持测量力求细致，分析要有根据，绘图严格，所出成果要与世界水平比高低。30年代的华北地区，人民生活极端困苦，梁思成每次外出调查都要经受不少工作和生活上的困难。1932年他去河北宝坻县，如今只需三小时的汽车行程，那时却要经历八九小时。途中过箭杆河土桥，乘客都要下车涉水过河，让汽车空车过桥；一路在泥泞中颠簸，左右摇晃，倾斜几达30度；下车还要换乘骡车到县城，然后身带几十斤重的仪器、用品，步行几十里才能到达山中寺庙。当时的不少县城，也十分破旧与贫困，找不到一家干净的旅店可以住宿，在贫穷的雁北地区，甚至于买不到白面做的主食。有时住在庙中，白天随着和尚吃素斋，晚间与蚊虱为伍，有一次住在正定隆兴寺附近的小学校内，晚上冻得只好把报纸压在薄被上以御寒冷。就是在这样的生活条件下，梁思成对测绘工作的要求都坚持一丝不苟。对建筑从整体到细部，都要详细绘图测量；对各种构造、装饰，从里到外，从正面到侧面都要摄影记录；对所有碑文、史料都抄录无误。他和助手们经常爬上梁架，手按几十、几百年的积尘，佝偻身体，俯仰细量，唯恐探索不周。那时室内摄影还靠在现场点燃镁粉闪光，每当镁粉一亮，躲藏在梁架间的成群蝙蝠见光振翼惊飞，扬出难耐的秽气。他们有时心中还惦记着时局的变幻，担心着日寇会随时侵占华北，为了抢时间，往往一天坚持连续工作十几小时。1934年，在调查应县古塔时，为了摄取塔顶照片，梁思成登上60米高的塔顶，手抱铁链，两脚悬空地攀登塔刹，去丈量尺寸；又退到塔顶边缘去拍摄塔刹的全景，助手们都为他捏一把汗，终于摄取了宝贵的资料。梁思成后来回忆说：当时也忘了害怕，要是再后退几步，真要“一失足成千古恨”了。他对自己对助手都严格要求，力求研究成果达到高水平。有一次，他把当时还只十几岁的莫宗江叫到房中，拿出几本当时认为是最高水平的国外建筑书刊，指着上面的图对莫宗江说：“这就是现在的世界水平，我们的图就是要达到这个水平，你画的图也要达到这个水平。”莫宗江教授回忆说：当时梁思成就培养我们要有一股志气，中国人研究中国自己的东西当然应该达到世界水平。正是凭着民族自尊心，民族志气，使当时营造学社的许多研究成果，测绘的许多图纸都达到了很高水平。

由于有强烈的事业心，梁思成和他的助手虽然工作艰苦，但却乐在其中。当他们借着老工匠的指点弄清楚了古建筑的某一处构造时，心中有说不出的高兴；当他们不顾污秽，爬梁攀架，在昏暗中发现一组宏大的斗栱时，会顿时忘却疲劳而欣喜若狂；当他们在古建筑上见到一个宋代《营造法式》上刊之有名的构件时，真像突然遇见久别的故人一样，引起长久的兴奋。他们不仅调查名刹古寺，同时还有意识地到山沟荒野里去发掘那些不见经传的民间遗迹。梁思成说：“建筑审美可不能势利的。大名喧赫，尤其是有乾隆御笔碑石来赞扬的，并不一定便是宝贝；不见经传，湮没在人迹罕到的乱草中间的，更不一定不是一位无名英雄。以貌取人或者不可，‘以貌取建’却是个好态度。”[1] 为此，他和妻子林徽因曾专程到晋汾一带调查，途经八县，还两次到北京四郊访古寻迹。1932年，他们夫妇二人在京郊八大处到香山的途中，发现在马路旁边，微偻的山坡上有三座小小的石佛龛，佛龛由几块青石板合成，貌不惊人，但都已经历了700余年的风霜，龛上的石雕呈现出南宋的遗风。梁思成赞赏这三座石龛：“分峙两崖，虽然很小，却顶着一种超然的庄严，镶在碧澄澄的天空里，给辛苦的行人一种神异的快感和美感。”[2] 巍峨的长城，嶙峋的古城楼，晨曦中的塔影，这些记录着我们民族不朽历史的胜迹都会给予人们以无尽的诗情画意，但是在建筑师眼里，除了诗情画意之外，还会有一种特殊的感触，梁思成把这称之为：“建筑意”。他们在调查中，就经常因为领悟到这种“建筑意”而兴奋。梁思成深深感到正是通过这些实地的调查和研究，培养了他对自己民族文化的由衷深情和对劳动者创造的无比尊敬。

经过对古建筑的长期调查研究，梁思成获得了丰硕的成果。1934年，他编著了《清式营造则例》一书。这部著作第一次将繁杂的中国古建筑的形制作了科学的整理和分析，对清代建筑的各部分做法、制度作了较详细的介绍和论述；第一次用近代的建筑投影图绘制出清式建筑的构架、门窗、装饰和彩画的详图，使人们在多彩的古建筑遗迹面前不再停留在一般的感叹上而获得了科学的认识和了解。什么叫“斗栱”？这是在所有宫殿、寺庙殿堂上都能见到的在屋檐下、柱子上的一种建筑构件，“在梁檩与立柱之间，为减少剪应力故，遂有一种过渡部分之施用，以许多斗形木块与肋形曲木，层层垫托，向外伸张，在梁下可以增加梁身在同一净跨度下的荷载力，在檐下可以使出檐加远，这便是中国建筑数千年来所特有的斗栱部分。”[1] 梁思成就这样简单明了地说明了斗栱，并分别对柱头、转角等部位斗栱的制度和复杂的组合作了详细的介绍。几十年来，这部《清式营造则例》成了初学中国古建筑的入门必读教材，讲授中国古建筑不可少的参考资料，也是如今古建筑修整工作人员常用的工具书。以后，梁思成在研究清代建筑构件“斗栱”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分析了汉、唐、宋、辽、金、元等各个时期建筑的斗栱部分，比较了它们的形制变化，从而总结出根据斗栱不同的制度和风格来鉴别古建筑年代的方法，这个方法至今仍为我国文物工作者所用。在不长的时间里，在大量调查的基础上，梁思成本人和营造学社其他研究员刘敦桢教授、鲍鼎教授等共同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如《汉代的建筑式样与装饰》、《云冈石窟中所表现的北魏建筑》、《我们所知道的唐代佛寺与宫殿》、《大同古建筑调查报告》……此外，梁思成还负责编辑了《古建筑调查报告专刊》佛塔和元代建筑专辑，分别集中了这一时期调查过的数十座佛塔和元代建筑的珍贵资料。

该专辑1935年完成，因抗日战争而未及出版。一部中国古代建筑发展历史开始显出了雏形。

梁思成在这一时期还注视和关心着自己国家新建筑的创作。早在30年代，他总结了近代国外建筑的发展和近百年中国建筑的状况，发现中国建筑古老的传统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被外来的“洋式建筑”所打破。“于是，‘洋式楼房’、‘洋式门面’如雨后春笋，酝酿出光宣以来建筑界的大混乱，有许多住近通商口岸的匠人们，便盲目地被卷到‘洋式’的波涛中去”[1]。“有少数真正或略受过建筑训练的外国建筑家，在香港、上海、天津……乃至许多内地都邑里，将他们的希腊、罗马、高卢等式样，似是而非的移植过来”[2]，尽管他对这种趋势感到愤慨，但又感到这几乎是不可抗拒的历史现象。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新技术与新材料得到迅速发展，在建筑创作中起了重大作用，那种盲目抄袭古代形式的创作已经过时，欧美各国又出现了一种所谓“国际式”的新建筑，承认新材料、新技术在建筑外形上起的决定性作用。在这种形势下，中国的建筑走向何处？当时，在中国土地上出现了一批由外国人设计的像协和医院、燕京大学（现在的北京大学）、金陵大学（现在的南京大学）的“宫殿式”新建筑，用的是钢筋混凝土新材料、新技术，外表却是中国古建筑的式样。梁思成对这样的创作不满意，他认为这些建筑的通病“则全在对于中国建筑权衡结构缺乏基本的认识的一点上。他们均注意外形的模仿，而不顾中外结构之异同处，所采用之四角翘起的中国式屋顶，勉强生硬地加在一座洋楼上，其上下结构判然不同旨趣，除却琉璃瓦本身显然代表中国艺术的特征外，其他可以说是仍为西洋建筑”[3]。他认为这决不是中国新建筑的方向。他回顾中国建筑发展的历史，早在公元四五世纪，随着佛教从印度传入，就带进了强大的印度艺术，建筑中的佛塔和佛像下面的须弥座，以及建筑雕饰中的卷草等花纹都是从印度、波斯等国传进来的。但是中国自身的文化却具有强大的传统力量，它能够吸收、溶化这些外来的艺术。今天矗立在中国国土上无数美丽的宝塔，用在中国建筑乃至工艺品上的许多精美雕饰花纹不都已经成为我们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了吗？他相信，今天外来的新建筑形式也必会被中国建筑原有的传统所吸收和溶化。他发现20世纪用钢筋混凝土筑成的新建筑框架结构与中国古代建筑的木构架体系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们都用梁柱承受建筑重量，门窗可以在框架中任意设置，他认为这是创造民族形式新建筑的极有利因素。他惊呼：“这样两种不同时代，不同文化的艺术，竟融洽相类似，在文化史中确是有趣的现象，这正该是中国建筑因新科学、材料、结构而又强旺更生的时期。”[1] 他为了促进这种创造，和刘致平先生一起将营造学社几年来调查收集得到的有关中国古建筑资料分类编集成册，从1935年11月起分台基、石栏杆、店面、斗栱、外檐装修、柱础、琉璃瓦、雀替、藻井等9个部分连续出版。这本图集对中国古建筑的各部分作了详细介绍和综合分析。梁思成希望通过这些资料的出版，使建筑设计人员了解并熟悉中国古建筑的传统特征和规律，从而努力为中国创造新建筑。

从1932年到1937年初，营造学社前后到120多个县市，调查过1000余座古建筑的房舍，但它们的建造年代还没有早于辽代的。根据文献资料和敦煌石窟唐代壁画所描绘的五台山胜景，梁思成相信这个地区有可能存在着唐代建筑。1937年6月，他与林徽因、莫宗江等人出发去五台山寻找胜迹。他们经太原进入五台山，骑着毛驴迂回在崎岖的山区，经过两天的搜寻，终于在第二天的黄昏走到豆村的佛光寺，发现在山腰上屹立着一座大殿，宏大的屋顶，深远的出檐，檐下疏朗而硕大的斗栱一下吸引住了梁思成，使他相信肯定这是一座辽代以前的建筑。他们立即开始作详细的调查。经过对大殿结构、装修的仔细考查，更重要的是发现了大殿梁下的字迹，确定了大殿建于唐大中十一年（公元867年）。

1937年7月7日，北平卢沟桥畔燃起了抗日的烽火，梁思成携带着佛光寺宝贵的资料，匆忙辗转返回北平，见到城里已是一片备战景象。政府机关开始疏散，住宅胡同口挖了战壕，他在北平教授致政府要求抗日的呼吁书上签了名。不久，北平沦陷，梁思成收到“东亚共荣协会”的请柬，邀请他参加会议。他意识到日本人已经注意到自己，意想让他当汉奸为侵略者服务，他十分愤怒，第二天就带着家眷匆忙离开北平，走上了逃难的行程。

三

1937年9月开始，梁思成和妻子林徽因带着八岁的女儿、五岁的儿子和年老的岳母，经天津、济南、徐州、武汉到达长沙，在长沙遇到日本飞机的大轰炸，几乎丧命。后从长沙出发，穿行贵州，经历四十多天的昼行夜宿，于1938年1月到达昆明。在这次长达四个月的逃难行程中，林徽因得了急性肺炎，肺结核病复发，身体更加虚弱。梁思成战前已患脊椎间软组织硬化症，到昆明后病情恶化，时常背痛难忍，昼夜不能入睡，几乎有一年的时间不能在床上平卧。不久，营造学社的刘敦桢、刘致平、陈明达、莫宗江先后来到昆明，学社在昆明恢复活动。1940年学社又从昆明迁往四川南溪县的李庄镇，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在地邻近。这时，营造学社原来经费的来源几乎断绝，梁思成不得不几次向重庆国民党政府教育财政部门请求给予一些资助。抗日的后方，物价飞涨，不用说研究工作开展困难，就连工作人员的薪金也常常难于保证，梁思成有时甚至还得变卖衣物以维持家人生活。林徽因卧病在床，梁思成也常被病痛缠身，八九岁的儿子常年光脚穿着草鞋。抗战时期，美国曾有多所大学与博物馆邀请梁思成去美国讲学和工作，并能带家人同往，但他回信说：“我的祖国正在灾难中，我不能离开她；假使我必须死在刺刀或炸弹下，我要死在祖国的土地上。”[1] 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梁思成与刘敦桢带领着他们的助手在抗日的后方又开始了古建筑的调研工作。他们从昆明到大理，直至剑川、丽江等高原地区；从重庆转成都，登峨眉，东起宜宾，北到广元，在近两年的时间里，先后到过五十余座城市，调查了建筑、崖墓、汉阙、石刻等古迹八百余处。乡间的民房是他们的工作室，晚上靠小油灯照明，只能借用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图书资料作参考。出版的刊物不能用照片，也无钱用铅印，完全靠用毛笔手抄文字，用钢笔画线条图，用石板一张张印刷，依靠连家属在内的全体人员用手工装订成册。

从1932年到1941年的十年期间，梁思成和营造学社的同仁们一共调查了2700多处古建筑，足迹遍及190县市，自宫殿、寺庙、石窟到园林、民居，从唐代古建到清代建筑，它们给研究中国建筑发展史提供了充足的资料，梁思成正是根据这些丰富的资料，于1942年开始撰写《中国建筑史》。这时病魔折磨着他，脊椎软骨硬化病使他不得不经常穿戴着铁马甲工作，背部日益佝偻，后来牙全部拔掉；林徽因患肺结核病长年卧床。梁思成除工作之外还担负起了给病人打针，蒸馒头和其他家务劳动。林徽因拖着病体，躺在床上还为他收集资料，分析研究问题。经过两年的努力，在莫宗江、卢绳等人的协助下，一部由中国人自己编写的中国古代建筑史终于在抗日时期西南后方的小山庄里完成了。在这部著作中，梁思成根据大量的调查和文献资料，第一次按中国历史的发展，将各时期的建筑，从文献到实物，从城市规划、宫殿、陵墓到寺庙、园林、民居都作了详细的叙述，并对各时期的建筑特征作了分析和比较。在这部著作中，梁思成提出了对中国古代建筑特征的详细分析，他按中国建筑结构方法及其发展列举了中国古建筑的7大特征，这就是：（1）以木料为主要构件的材料；（2）采用构架制度的结构原则；（3）以斗栱作为结构的关键部分并以斗栱的尺寸为整座建筑的度量单位；（4）具有与其他体系建筑不同的，具有特殊风格的外部轮廓；（5）善于施用丰富的色彩；（6）采用绝对均匀对称和完全自由的两种平面布局；（7）不善于用砖石作建筑的主要原料。他又从我国古代政治制度、思想道德观念、建筑的传统体制等几方面论述了这些特征的形成原因。这些论述和分析都远远超过了过去外国人对中国建筑的研究水平，达到了前人所没有达到的高度。接着他为了向外国人介绍中国建筑文化又用英文写了一部《图象中国建筑史》。美国著名学者费正清对梁思成的这一时期工作作了如下的评价：“二次大战中，我们又在中国的西部重逢，他们都已成了半残的病人，却仍在不顾一切地，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致力于学术。在我们的心目中，他们是不畏困难，献身科学的崇高典范。”[1]

梁思成在调查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的同时，始终注意着对这些建筑的保护工作。在他发表的第一篇调查报告《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里就提出了对这座古建筑保护的意见。他说：“保护之法，首须引起社会注意，使知建筑在文化上之价值，使知阁门在中国文化史上及中国建筑史上之价值，是为保护之治本办法。……故目前最重要问题，乃在保护阁门现状，不使再加毁坏，……”[2] 对于保护古代建筑是否要恢复原状的问题，当时世界上多有争论，梁思成认为：“而愚见则以保存现状为保存古建筑之最良方法，复原部分，非有绝对把握，不宜轻易施行。”[3] 他在山东曲阜孔庙建筑修葺计划的前言中明确提出：“我们今日所处的地位，与二千年以来每次重修时匠师所处地位，有一个根本不同之点。以往的重修，其唯一的目标，在将已破敝的庙庭，恢复为富丽堂皇、工坚料实的殿宇，若能拆去旧屋，另建新殿，在当时更是颂为无上的功业或美德。但是今天我们的工作却不同了……须尽我们的理智，应用到这座建筑物本身上去，以求现存构物寿命最大限度的延长，不能像古人拆旧建新……”[1] 在这里，梁思成提出了提高全社会文物建筑保护意识乃为治本的问题和保护修缮中尽可能保存古建筑现状而不要拆旧建新的重要原则。 1944年他担任了国民党政府“战区文物保护委员会”的副主任。1945年抗日战争开始了战略反攻，他特地编写了一份“敌占区文物建筑表”，并附以地图，作了不能轰炸的文物标记送交政府，并同时送了一份给当时在重庆的周恩来。此时，抗日战争进入后期，美国开始对日本本土进行轰炸。梁思成特别向美国方面建议在轰炸日本时不要毁坏日本古都奈良招提寺等一些著名的古代建筑，因为他认为这些古迹不仅属于日本，也应该是全人类的珍宝。

四

194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近尾声，欧美各国建筑界已经将注意力转向战后的城市与建筑的规划设计上，提出一些新的观点与看法。梁思成也敏锐地注意到这些形势。他想到抗战胜利后国家的建设，有针对性地写了“市镇的体系秩序”一文。在文中他回顾了中国与西方古代各个国家、各时期的城市状况，提出了市镇计划的任务是要使民众能“安居乐业”，他设想战后我国将进入一个“工业化进程顺利发育”时期，“今后数十年间，许多的市镇农村恐怕要经历到前所未有的突然发育，这种发育，若能预先计划，善于辅导，使市镇发展为有秩序的组织体，则市镇健全，居民安乐，否则一旦错误，百年难改，居民将受其害无穷”。[2] 对于“安居乐业”，他说：“我们要提出‘一人一床’的口号，现在中国有四万万五千万人，试问其有多少张床，……若是连床都没有，我们根本谈不到提高生活程度，更无论市镇计划。”[3] 与此同时，他又感到国家的建设离不开人才，于是致书他的母校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建议创立建筑系，“为适应此急需计，我国各大学实宜早日添授建筑课程，为国家造就建设人才，今后数十年间，全国人民居室及都市之改进，生活水准之提高，实有待于此辈人才之养成也”。[4] 梅贻琦接受了梁思成的建议，于1946年在清华创立建筑系，任命他为系主任，并经教育部批准赴美国专门考察现代的建筑教育。

1946年10月，美国耶鲁大学聘请梁思成去美国讲学。他携带着《中国建筑史》和同时完成的《中国雕塑史》的书稿和图片，以一个中国人的自豪心情将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珍宝展示在国际学术界面前。他以丰富的内容和精湛的分析博得了国外学术界的敬佩和赞扬。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为此赠授梁思成以名誉文学博士的学位。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教授称梁思成是“研究中国古建筑的宗师”。[1]

1947年2月，中国政府派梁思成担任联合国大厦设计顾问团的中国顾问，他与许多国际著名建筑师一起参加了联合国大厦设计方案的讨论。并有机会与一些当代建筑大师如法国人勒· 柯布西埃（Le·Corbusier），美国人莱特（F·L·Wright）、格罗皮乌斯（Gropius）、沙里能（E·Saarinen）和巴西人尼迈亚（O·Niemeyer）等人研讨建筑理论与建筑教育问题，出席有关学术会议，了解了当代建筑理论与实践的多方面状况。回国后，他仔细地研究了建筑系的教学方针与计划。他认为建筑的范围已经从单一的房屋扩展到群体、城市和人类的整个“体形环境”，建筑师的任务就是要为整个人类社会营造出工作和生活上舒服的、视觉上美观的体形环境。为此，他将建筑工程系改为营建系，下设建筑和市镇规划两个组，将知识范围扩大到人文社会、工程技术、表现技巧、设计和综合研究5个方面，增设了社会、经济、土地、人口、庭园、市政、地理诸方面的课程与讲座，使培养的人才适应当代社会的发展需要。

1947年梁思成从美国归国时，一些美国朋友对他说：共产党要来了，你回去干什么，劝他把全家接去不要回国。梁思成说：“共产党也是中国人，他们也要盖房子。”他坚决地回来了，在清华园里，他与多病的妻子与儿女等待着北平的解放。

1948年9月，梁思成被南京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选为院士。

同年12月，清华园得到解放，人民解放军从四面包围了北平，一面与国民党将领傅作义谈判争取和平解放北平，一面准备攻城。有一天通过清华教授张奚若介绍两位解放军干部来到梁思成家，请他在北平的地图上标明重要的需要保护的古建筑，以免在攻城时遭到破坏。这使梁思成大为震惊与兴奋，因为他正在为此而担忧。他愉快地完成了这一任务，同时还与营建系的老师一起编列了一本《全国文物建筑简目》，以供全国解放战争的需要。

五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尽管梁思成和林徽因的身体都不好，但他们仍高兴地送正在大学念书的女儿梁再冰参加解放军工作团随军南下，迎接全国的解放。党和人民政府发动群众对旧北平城进行清理，清除垃圾堆，填平污水塘与粪坑，疏通了下水道，修整大小路面的这些事实，使梁思成看到共产党是为劳苦大众服务的。他积极投入了新北京和新中国的建设。为了迎接新政协的召开，他领导建筑系的教师完成了怀仁堂的改建设计。他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了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他以极大的热情参加了国歌、国旗的选定，并和代表们一起围着毛主席兴奋无比地同唱第一次国歌。新中国的国旗方案通过后，梁思成担负了将方案绘制成图纸公布于全国的任务。1950年他又领导建筑系老师设计了共和国的国徽，他与林徽因亲自绘图，应用他们全部的智慧，决心要设计出既能表现中国人民革命精神又具有我国民族气质的国徽。经多种方案的反复比较，又吸取了其他方案的优点，终于设计出了上面用五星，表示工人阶级领导下几个阶级联合的人民政权，中央是五四运动的发源地与宣告共和国成立的天安门，四周是麦穗与齿轮用绶带相连，象征着工农联盟，整个国徽避免五颜六色而只用了中国传统的红色与金色，端庄而辉煌，这一具有革命内容和民族气派的国徽终于在政协一届二次大会上通过，梁思成与林徽因作为特邀代表列席了这次会议，当代表们全体起立鼓掌时，他们夫妻激动得热泪盈眶。

共和国建国之初的许多重要建设，都倾注了梁思成的心血。他受政府之托四处写信，邀请国内外的建筑师来北京筹建国家设计机构，参加新中国的建设工作；他上书朱德、周恩来、聂荣臻、彭真等领导同志，不断为新中国的首都建设提建议、出主意。他说：“差不多每天都在兴奋激动的心情中度过。”

共和国的首都北京，大规模的建设开始了，作为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的梁思成全身心地投入到首都建设工作之中。1950年初，他与都市规划专家陈占祥一起，向政府提出了新北京城的规划方案。他们根据北京作为全国政治中心的性质，预见到北京的长远发展，提出了《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主张将新的政府行政中心区放在旧北京城的西郊。他们从新行政区占地面积、交通联系、长远发展等几个方面加以分析比较，论证如将这个新区放在旧城之内则将带来一系列不可克服的困难。他们认为北京旧城是一座规划严整，保留有众多文化古迹而且至今仍保存得十分完整的古城。他们主张尽可能把这座世界上少有的历史名城保留下来，在改建中保持它的传统风格。梁思成还专门写了《北京——都市计划的无比杰作》一文，建议把北京城的城墙、城楼、护城河都尽可能地保存下来。一方面它们代表着古北京的传统特征，构成了北京特有的体形环境与城市空间轮廓；另一方面又可以加以改造，古为今用，为新社会服务。护城河加以疏浚可以调节城市气候；城楼可以改为文化馆、展览厅供群众活动；城墙上加以绿化布置可以成为群众休息娱乐的大环城公园。梁思成还为此专门画了设想图。可惜这些建议当时都没有被采纳。北京的城墙、城楼被拆毁，城内的牌楼被拆除，梁思成为此痛心疾首，四处奔走呼号。有一次遇到拆除北海团城的争议，梁思成在会上详细地陈述了团城是国内仅有的几座古代高台建筑之一，它不仅在建筑史上有重要价值而且也是北海整体景观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对方坚持说因妨碍交通而必须拆除，梁思成生气地说：“照这样说，干脆推倒团城填平三海，修一条笔直的马路通过去。”他心急如焚，特地去找周总理。总理亲自到现场勘察，最后采纳了现行的改建方案，既畅通了交通又保住了团城。

1952年梁思成担任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副主任和建筑设计组组长，当他在病中得知设计组向领导送交了一种设计方案时，他抱病上书给彭真市长，详细陈述了这个方案的不可行并提出了自己的纪念碑方案，后经修改完善，这就是现在的纪念碑形式。雕刻家刘开渠负责纪念碑的雕刻设计，林徽因也设计了纪念碑上的部分装饰花纹图案。

50年代初，政府各部门都想在北京长安街新建办公大楼，梁思成为了保证这条市中心主要干道的质量，保护北京城的民族传统风格，特写信给周总理，要求这条干道的建设必须在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的集中领导下进行；要求各部大楼设计应具有民族形式，注意相互协调，而且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有权修改这些设计。中南海要兴建楼房；梁思成设计出方案，特别采用具有中国民族特点的比例和门窗形式，以取得新建筑与周围古建筑的和谐，探索民族形式新建筑的创作道路。他学习了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论》，尤其是其中关于新中国文化的论述，受到很大的教益。他认为新中国建筑也和新中国的文化一样，应该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他欣喜地感到自己几十年来对中国新建筑创作道路的探索，现在找到了答案。他看到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为创造民族形式的新建筑开辟了无限广阔的天地。他写文章，作报告，连续发表了《中国建筑的特征》、《中国建筑发展的历史阶段》、《中国建筑与中国建筑师》诸文，热情地介绍中国建筑，论述建筑创作的主张，他的目的是想推动新中国建筑创作的发展。但是由于过分地强调了中国古建筑形式在今天的应用，又由于梁思成在建筑界的影响使得在当时兴建的一些建筑中过多地采用了古老的形式，大台阶、大屋顶、过分的装饰，脱离了当时国家的经济条件，而且这种倾向在全国各地有蔓延之势。在这种形势下，于1955年初，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一场批判在建筑设计中的“复古主义思想”的运动，批判的目标自然集中在梁思成身上。中共北京市委为此专门成立了小组负责研究梁思成的建筑思想和组织专人撰写和处理各地投来的批判文章。

1955年4月，林徽因经不住长期病魔的侵袭终于离开了人世，梁思成对妻子的死感到十分悲痛。他清楚地知道妻子是在抗日战争逃难中得的病，后来他们决定拒绝美国的邀请而留在四川乡下，由于长期得不到医疗而使林徽因的身体永远失去了健康。他后来说：“我当然知道这个决定所付出的代价，我不能不感谢徽因，她以伟大的自我牺牲来支持我，不! 她并不是支持我，我认为这也是她的选择。如果说我从李白、杜甫、岳飞、文天祥这些伟大的民族英雄那里继承了爱国主义思想，而徽因则除了文天祥、杜甫、李白外比我更多的从拜伦、卢梭等伟大的诗人、哲学家那里吸取反侵略、反压迫的精神。……后来有朋友责备我，说我的选择导致了徽因的早逝，我无言以答。但我们都没有后悔，那个时候我们急急忙忙的往前走，很少回顾，今天我仍然没有后悔，只是有时想起徽因所受的折磨，心痛的难受。”[1] 这时梁思成也生病住院。他亲自设计了林徽因的墓碑，根据人民英雄纪念碑建委会的决定，将林徽因为纪念碑设计的花纹装饰的雕刻镶嵌在墓碑上。

对“复古主义”思想的批判继续进行着，在一次由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彭真主持的会议上，工作小组汇报了批判梁思成的准备情况和几篇主要文章的内容，文化部副部长周扬听了以后说：学术问题不要乱上纲，批判梁思成不要自己陷入民族虚无主义。准备好的文章一时没有发表。彭真把梁思成从医院接到家中，诚恳地谈了一个下午，列举出因大屋顶建筑而造成惊人的经济浪费数字，并说：现在有90多篇批判文章，不准备发表了[1]。梁思成听了很感动，公开作了检讨，承认由于自己错误地把古代的“法式”和中国建筑的许多特征认为是“世代遵守”的“永恒”的东西，把它们看作是静止不动、停顿不变的东西硬加到今天的新建筑上，认为这才是“民族形式”，因而造成了经济上的大浪费和创作思想上的桎梏。但是，新中国的新建筑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中国古建筑遗产中哪些是精华，哪些是糟粕？我们又应该怎样去继承发扬这些传统？这些学术性的问题绝不是靠政治性的批判所能解决的，批判给梁思成造成很大压力，但这些现实的建筑创作中不可回避的问题仍在梁思成的脑海里继续思考着，探索着。

当时，他相信党是正确的，批判是对他的爱护，他对党怀有真挚的感情。 1956年1月，梁思成写了参加中国共产党的申请书，利用参加党中央一次宴会的机会亲手交给了周总理转呈党的主席毛泽东。他在申请书中写道：经过这一段的思考“我觉得我一步步地更接近了党，一步步地感到不断增加的温暖和增强着的力量”。“一个多月以来，我内心不可抑制的要求就是不仅仅从外面靠拢党，而要求自己成为党的一个儿子。我深深地知道自己距离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还远得很，但我一定要以一个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2]

共和国成立以后，梁思成一直担任着清华大学建筑系系主任，他除了讲授中、外建筑史外，还给刚进大学的学生讲“建筑概论”，担任低年级的“建筑设计”课程。他说：常常有人把建筑和土木工程混淆起来，以为凡是土木工程都是建筑，也有很多人以为建筑仅仅是一种艺术，这些理解都是不全面的、不正确的。建筑首先要满足人们适用的要求，从一栋住宅到一个住宅区，扩而大之，到一个包括有工厂、机关、商店、服务业、医疗、文娱、学校、幼托机构……的城市，人们对它们的适用要求是多方面而复杂的。一个建筑设计人员就不得不做一番社会调查研究的工作，然后才能合理布置这些功能各不相同的建筑，解决好它们之间的交通运输、街道系统和市政工程等问题。而一个建筑师解决这些问题的手段就是他掌握的科学技术，包括建筑和结构的设计，采暖、通风、给水、排水、电灯的安装，材料的选择和应用，因此建筑又是一门技术科学。但是这时建筑师的工作还没有完，一座房屋建造起来还有个美观问题，人们除要求建筑适用、坚固以外还要求它是美丽的。梁思成分析这些因素后得出一个公式，即建筑∪（包括）[ 社会科学∪（结合）技术科学∪（结合）美术]。他强调建筑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建筑不是靠嘴巴说出来的，也不是画在纸上美丽的图画，而是一砖一瓦实实在在盖起来的，所以建筑师绝不能脱离实际。他始终坚持教师要参加实际的建筑工程设计。1958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10周年，国家决定在北京兴建十大建筑，梁思成和建筑系的教师、学生几乎全部投入了国家剧院、革命历史博物馆、科学技术馆等重要工程的设计竞赛，并且取得了良好的成绩。

他一再说明一个建筑师必须热爱生活，必须要有广博的知识，敏锐的观察力和随时随地学习的习惯。梁思成家里的书架上放着一只古代的陶制小猪，不少到过他家里的学生都听过他对这只古代“明器”的分析。他从猪的造型讲到中国雕塑艺术的传统和古代匠师们的高超技艺。他家的沙发背上铺的一块土织印花布也是他喜爱的民间艺术品，他可以向学生大讲布上花纹图案的构图和这些花纹所表现的民族风格在建筑装饰上的表现和应用。有时他又拆下家里房门上的铁插销，分析这些小五金材料的缺点，然后津津有味地介绍他自己设计并制作的插销的优点，说明一个建筑师要从大处着眼，还要从小处着手，要重视这些看来不大、却关系到人民生活的细小零件的设计。他就是这样善于从课内到课外，经常教育和引导学生时刻注意周围的环境，观察所见到的建筑，研究与建筑师有关系的一切事物，启发学生对建筑事业的责任感，培养学生对自己专业的兴趣和感情。

梁思成十分注意学生德、智、体的全面发展，他经常用自己对新中国的认识和思想进步的过程来教育学生走又红又专的道路。50年代和60年代的建筑系毕业生遍布全国，梁思成每到一个地方，总要会见这些学生，勉励他们努力工作，为人民服务。1961年他到广西还特另召集了当地的20多位毕业生，请他们根据几年来的实际工作经验，对母校的教育、教学工作提出意见。他主张青年学生应该有多方面的爱好，认为一个青年有多方面的修养既陶冶美好的情操，也有助于专业的学习。在这种影响下，建筑系的学生大多兴趣比较广泛，思想比较活跃，学习也较生动活泼。

梁思成在古建筑研究中坚持的严谨学风也贯穿在他的教育工作中。他审阅青年教师和研究生的论文都是逐句修改，从内容到错别字，连一个标点符号也不放过。他为了培养学生有高水平的绘图本领，甚至从怎样用刀削铅笔讲起。他教学生怎样用手握笔，怎样画线，画线时铅笔怎样在手中转动以保持线条粗细均匀。他不仅自己做到而且也要求教师和学生熟悉古今中外的著名建筑，能随手勾画出这些建筑的形状，记住它们建造的时期。有一次周恩来总理在怀仁堂开会时问到明清故宫建造于何时，梁思成当即回答：开始兴建于明永乐五年，即公元1407年，完成于1420年。他强调一个建筑师要对一个工程负责，必须要有严格和科学的工作作风，他要求每一张设计图纸都要制图清楚，尺寸准确，连字体大小都要按不同等级的规定，文字与图分布均匀，干净利索，一目了然。对每天制图完毕后，仪器需擦洗干净，文具归放在何处也都有要求。

梁思成在学术上平等待人。当他听到教师和助手在学术上的不同意见，包括反对他看法的意见时，总是很高兴地与大家一起讨论。他领导一些教师编写中国古代建筑史教材，每星期都要在他家里讨论一两次。讨论中经常有许多争论：为什么中国建筑长期都是木结构而没有发展石结构？为什么中国建筑的屋顶是曲线的？明、清时期的建筑结构比唐、宋时期进步还是退步？对于这些问题，他每次都以极大的兴趣和同志们一起争论，他从古到今，纵横类比，以渊博的知识论证他的观点，从不把自己的看法强加于人。梁思成为培养人才在学术上大公无私，无论是过去积累或新近获得的资料，他从不保密，尽其所有地为大家所用，他的助手几乎都知道他资料的存放地点，随时可取用。在他出差时，干脆把助手和研究生叫到他家书房里去工作，更便利地使用他的图书资料。

1959年梁思成加入中国共产党。1962年党中央在广州召开科学、教育和文艺方面的会议，总结和纠正1958年大跃进以来工作中的失误和对待知识分子的过“左”政策。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亲切慰问和鼓励参加会议的知识分子，陈毅在发言中还把梁思成这样对中国建筑有深湛研究的专家称之为我们国家的“国宝”，希望知识分子——这些国家的宝贵财富振奋精神，继续献身于祖国的科学和文化事业。这些话使梁思成受到极大的鼓舞，他在行政工作仍很繁重的情况下坚持担任教学工作，并重新进行科学研究。他将自己几十年来对建筑的认识和见解整理成文，连续发表于报刊。

1962年，梁思成带领助手又开始了宋代《营造法式》的研究工作。《营造法式》是我国宋朝朝廷颁行的一部关于建筑制度和法规的书，是我国历史上留存下来最完整的建筑经验总结。但是，由于宋代建筑能留存到今天的为数甚少，加以当时的建筑构件名称与后代多不相同，绘制的图样又缺乏完整的科学性，所以令人很难读懂这部著作。梁思成在青年时代有志于研究此书，从30年代开始，他就决心要在调查测绘宋代建筑的基础上弄清这部书的内容，将难于理解的论述和建筑构件名称加以注释，用现代科学制图方法画出宋代建筑的图样。这样做对于深入研究中国建筑的传统技艺有重要的意义，但是此项工作断断续续始终没有完成。这时，他又重新上马，带领助手正式进行注释工作，于1965年完成了上卷全部的文字和制图定稿。

自从1955年林徽因病逝后梁思成一直一个人生活，自己身体不好，还要照顾年逾八旬的岳母，他需要一个生活的伴侣，1962年他与长期在清华大学建筑系工作的林洙结婚。

1963年，他为促进中日两国友好，特地设计了扬州“鉴真和尚纪念堂”。在这项设计中，梁思成根据1200年前鉴真和尚东渡日本传播中国文化，在日本兴造了奈良招提寺的史实，特地采用了我国唐代建筑的式样和风格以象征中日两国之间的传统情谊。在扬州市建设局的具体领导和组织下，这一组精美的纪念性建筑于1973年建造完成。

梁思成作为建筑研究院历史理论研究室主任，担任了《中国古代建筑史》编委会领导工作，并在1965年主持了书稿的最后审定。他准备按照自己的新认识和新的材料重新撰写40年代完成的《中国建筑史》和《中国雕塑史》，他还想写一本建筑理论的专著。1965年他登上桂林叠采山时咏诗一首：“登山一马当先，岂敢冒充少年，只因恐怕落后，所以拼命向前。”这时，梁思成已经六十多岁了，身体又多病，但他仍然满怀信心地表示：“要为社会主义干他一二十年”。

六

1966年6月，全国开始“文化大革命”，清华大学顷刻之间掀起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当时的高教部长、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成了“执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几乎所有的清华干部都成了“黑帮”，作为系主任和学术权威的梁思成自然在劫难逃。他被学生们挂上黑牌在清华园里游斗，经常被“红卫兵”抄家，许多传世的铜器、佛像、陶器，被毁坏或抢走，珍贵的图书、资料被撕毁，连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图纸也不能幸免，梁思成研究了几十年的《营造法式》文稿因为他的妻子林洙将它藏在保姆的房间里才得以保存下来。他被停发了工资，冻结了在银行的存款，他被关在建筑系隔离审查。他的家被赶出原来的住房，一家五口被挤塞在一间平房中，冬季的寒冷使梁思成多病的身体更加难熬。

无数次的批斗会和数不清的大字报揭发批判梁思成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北京市委彭真反党集团的死党；批判梁思成保护北京城，推行民族形式是封建主义的孝子贤孙；留学欧美，学习苏联是全面推行封、资、修教育路线毒害青年；红卫兵在抄家时从梁思成的岳母藏物中搜出她儿子林恒[1] 在抗战时期当空军时的一把佩剑，上面有“蒋中正赠”的字样，这一下梁思成又成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渣余孽，联系到他父亲是梁启超，他与美国总统顾问费正清等人的关系，又成了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的“文化买办”……面对着这暴风骤雨般的批判和群众运动，他毫无思想准备，自然也不理解，但他仍然以一个学者的诚挚和一名共产党员应有的光明磊落回顾了自己一生的所作所为，向组织、向群众说明了事实的真相。

1968年7月27日，工人和解放军宣传队开入清华大学，平息了两派的武斗，开始了在工宣队领导下的斗、批、改。在周总理亲自关怀下，已经被折磨得不能起床的梁思成被送进北京医院住院治疗，并恢复了部分工资。但是对他的批判并没有停止，在病床上继续书写交代检查材料，有时由于头脑缺氧写一份不长的检查也要连续几天的时间。1969年1月26日在清华大学全体师生员工大会上，工宣队宣读了中共中央、毛主席批发的《坚决贯彻执行对知识分子“再教育”“给出路”的政策》的中央文件。在这个文件中，梁思成与刘仙洲、钱伟长被定为“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典型。梁思成继续受到批判，因病住院也要参加学习，检查思想，有时还要抱病参加全国各地来清华“学习斗、批、改经验”的报告会，让他现身说法，起到“反面教员”的作用。

在“文革”期间，梁思成遭到反复批斗，受尽迫害，身心受到极大摧残，但他始终忠诚于自己的民族，忠诚于党的组织。他在日记中记下了这段时期祖国的伟大成就：1966年10月27日我国成功地进行了导弹核武器的试验。 1966年12月28日，我国西部地区又成功地进行了一次核爆炸。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1968年12月27日，我国西部上空爆炸了一颗氢弹。[2] 他为这些成就兴奋不已。1968年底，由于战备，曾经要疏散北京的机关、学校人员，梁思成想到自己可能将被抛弃而留在北京，他在日记中写道：即使苏修来，我在他们面前依然是一名中国共产党的党员。

1968年，当他的妻子林洙带给他一个消息，说国内一位音乐家因受不了“文化大革命”的摧残而“叛逃”出国，并问他怎么想的，他对林洙说：“离开中国？不!”“如果真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我情愿被批判，被揪斗，被‘踏上千万只脚’，只要因此我们的国家前进了，我就心甘情愿。到外

知名人物 梁思成人物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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