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名人物华罗庚

Posted 2022-04-16 华罗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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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人物华罗庚

编撰者话

华罗庚，我国杰出的数学家和教育家，曾任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所长、科学院数理化学部委员、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他是我国解析数论、典型群、矩阵几何学、自守函数论以及复变函数等方面研究的创始人和开拓者。他把数学方法运用在生产实践上，创造了“优选法”和“统筹法”并做出了重大贡献。由于他在科学研究上的卓越成就，先后被选聘为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联邦德国巴伐利亚州科学院院士。他的名字载入了世界著名科学家的史册。他还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是自觉地从爱国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的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1979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他追求多年的夙愿。

一

华罗庚于1910年11月12日出生在江苏省金坛县。父亲华瑞栋，号祥发，人称华老祥。母亲巢性清。父母均笃信佛教。华瑞栋早年曾参加过辛亥革命及反对帝制的活动，以开小杂货店为生，因40岁得子，依乡俗取“进箩筐避邪，同庚百岁”之意，为儿子命名罗庚。

华罗庚1916年进入金坛县仁劬小学读书，因成绩差只获得修业证书。 1922年金坛县创办县立初中，华罗庚有幸进入该校念书，到二年级始知用功，对数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常常在数学运算上使用简便及求异的方法，先后得到了老师李月波、王维克的赏识。

王维克是一位具有进步思想的知识分子，曾和张闻天在南京河海工程学校同学。他先在金坛中学执教，后留学法国师从著名科学家居里夫人。王维克在金坛中学任教期间，就独具慧眼，认为华罗庚不仅是一个善于思考及创新的学生，而且是一个潜在的数学天才。他常常单独辅导测试华罗庚，这种悉心指教使华罗庚的数学水平迅速提高。华罗庚喜欢独立思考，不盲从权威。有一次，他在国文课上大胆讥评胡适的《尝试集》，因此触怒了国文老师。初中毕业后，华罗庚因家境贫困无力读高中，便进入黄炎培在上海创办的中华职业学校读书。受进步思想影响，华罗庚参加了抗议帝国主义枪杀中国工人的运动[1]。中华职业学校虽免交学费，但食宿、杂费自理，华罗庚无力支付，一年半后，被迫辍学。

返乡后，华罗庚帮助父亲经营小店，他对接待顾客毫无兴趣，工余常埋头看书、演算习题，由于对书本和算术的迷恋而误了做生意。为此，父亲曾大为震怒，要烧毁他的书本。但华罗庚醉心数学的精神并无稍懈。这期间，由父母做主，他与当地吴筱元女士结婚。

1929年，王维克从法国返乡出任金坛初中校长。这时，华罗庚已自学了高等数学方程式论，数学知识已大非昔比。王维克十分欣慰，便聘请他任学校会计兼庶务，月薪18元大洋。华罗庚勤奋工作，翌年，受聘任初一补习班数学教员。不久，华罗庚身染伤寒病，经多方医救，才转危为安。但左腿胯关节骨膜粘连，变成僵硬的直角，落下终身残疾。行走时右腿每向前移动一步，左腿随之在空中画一个圆圈。华罗庚自嘲为“圆和切线”的运动[1]。

华罗庚病愈后，继续留任。王维克为此横遭非议，愤而去职。对科学的执著及对恩师的感戴使华罗庚更加刚毅坚忍。他决意效法身残志坚的古代司马迁、孙膑等人，在数学王国里奋力前行。他说：“我别无选择，学别的东西要到处跑，还要设备条件。而数学只需一支笔、一张纸，道具简单。”[2]

二

华罗庚发表的第一篇论文是《STURM 氏定理的研究》，刊于1929年12月上海出版的《科学》第14卷14期上。而他在数学界崭露头角并永远令人称颂的论文是《苏家峻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不能成立的理由》。

那还是在生病以前，华罗庚曾注意到《学艺》杂志第7卷第10号刊登的苏家峻教授的一篇论文，题目是《代数的五次方程式之解法》，文中涉及1816年即为数学家阿贝尔证明不可解的用四则及根号运算方式解代数五次方程式。华罗庚读后感觉苏家峻的解法不妥，在王维克鼓励下，他撰写论文加以纠正，并寄给了上海《科学》杂志社。1930年春，该文刊登于第15卷第12期上。华罗庚在序言中写道：

五次方程式经Abel·Galois 证明后，一般算学者均认为不可以代数解矣，而《学艺》七卷十号载有苏君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之解法》一文，罗欣读之而研究之，于去年冬亦仿得“代数的六次方程式之解法”矣。罗对此欣喜异常，意为果能成立，则于算学史亦可占一席之地矣，惟自思若不将Abel 言论驳倒，终不能完全此种理论，故罗沉思于Abel 之论中，凡一阅月，见其条例精严，无懈可击。后经本社编辑员之暗示，遂从事于苏君解法确否之工作，于六月中遂得其不能成立之理由，罗安敢自秘，特公之于世，尚祈示正焉。

苏文发表后，颇引起一些人震惊。但也有少数高水平的人很快发现其中破绽，其中之一就是熊庆来教授。由于工作繁忙及其他考虑，他并没有撰文驳斥。华罗庚论文一出，老一辈数学家熊庆来、杨武之等人大加赞赏。

熊庆来，时任清华大学算学系主任，是中国近代高等数学研究事业的开创者之一。以“生平最大的乐趣是培养年轻人”自任的熊庆来求贤若渴，他多方周致，后经其高足唐培经将华罗庚邀请至清华大学。熊庆来是慧眼识拔“千里驹”之“伯乐”，此事华罗庚终生难忘。后来他曾多次提及，1983年12月，美国加州理工学校清华校友聚会时，华罗庚动情地说：“熊庆来对我来讲，当然是知遇之恩，是说不尽的。他对我的影响，至少是这一点，就是他工作到老，工作到死，工作到最后一息。我今年73岁，还能在理论、应用方面坚持工作，这都是他的榜样作用。”[1]

三

1931年8月，华罗庚来到清华，受到熊庆来的热情接待。由于华罗庚仅有初中毕业文化程度，在论资排辈十分森严的清华大学是难以破格起用的。熊庆来考虑再三，决定先安排他在系图书室当助理员，负责收发、领放、绘制图表、通知开会等杂务。虽月薪仅40元，生活清苦，但华罗庚在工作之余，更加勤奋地旁听功课，自修钻研。其间他与熊庆来朝夕相处，结下深厚友谊，华罗庚后来回忆说：“每当我寒暑假回家乡探亲时，熊庆来先生总是依依不舍，他生怕我嫌钱少不肯再回来了。他哪里知道，清华给我的钱比金坛初中给我的钱优厚多了，清华对我来说是求之不得的。”[2]

在人才济济的清华园，熊庆来预言“华罗庚他日将为异军突起之科学明星”。华罗庚珍视机遇，不负师恩，他立下誓愿，“以过人的努力，追求自己的成就。”[3] 果然，仅一年半时间，他就攻读了系里规定的全部课程，还自学了英、德、法语。入清华4年，他在国外数学杂志上发表十几篇学术论文。在熊庆来、杨武之、郑桐荪等教授一再举荐下，1933年，经教授会决议，清华大学理学院打破职员不得进入教员系统的惯例，正式提拔华罗庚为助教，并讲授微积分课。

1931年至1935年间，是华罗庚在学业上突飞猛进的时期。他由初等数学研究得以登入近代数学研究殿堂，由一个才华超常的数学爱好者逐步成为一个数学家。

华罗庚在清华的年头国运日蹙，他入清华不久，九一八事变发生。华罗庚同情学生爱国运动，并参加了1935年的学生运动[1]。

华罗庚一年内在国外杂志发表多篇论文，这在当时国内数学家中还为数不多。来清华讲学的世界数学会副会长、法兰西学院教授哈达玛以及控制论创始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维纳对他很是器重。经哈达玛介绍，华罗庚与苏联数学家维诺格拉朵夫取得了联系，互相通信，这对他的研究工作具有重要的帮助。1936年，华罗庚得到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的帮助，以访问学者身份去英国进修。经维纳介绍，他得以师从剑桥大学著名数学家哈代教授。赴英前，华罗庚回到家乡，与好友积极筹备补习学校。他还关注家乡的抗日救亡运动，在金坛县组织歌咏团、宣传队，演出了活报剧《放下你的鞭子》[2]。

哈代教授是剑桥大学数学系主任，早已读过华罗庚的论文，他曾托人转告尚在国内的华罗庚说：别人需要三年才能获得博士学位，华罗庚只要交足学费，两年即可获得博士学位。华罗庚交不起巨额的学费，也不看重学位，仅希望能到剑桥大学听课、参加研讨会，到图书馆看书。后来，华罗庚回忆说：“有人去英国，先补习英文，再听一门课，写一篇文章，然后得一个学位。我听七八门课，记了一厚叠笔记，回国后又重新整理了一遍，仔细加以消化。在剑桥时，我写了10多篇文章。”[3] 华罗庚利用剑桥良好的学术环境，在数论与分析方面刻苦钻研。他的论文发表在英、苏、印、法、德等多国的刊物上。这期间，华罗庚参加了一个由有名的数论学家组成的研究小组，他本人主攻堆垒素数论中的问题。堆垒素数论涉及把整数分解为某些别的整数的和。这个学科中的华林问题是华罗庚经过透彻研究的一个问题。而哥德巴赫猜想是和华林问题密切联系的一个著名问题。华罗庚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成果，将他欧洲同事们的工作包罗殆尽。19世纪著名数学家高斯提出的三角和估计问题，被许多数学家视为畏途，华罗庚在剑桥仅用一年时间就把它们解决了。他写的论文《论高斯的完整三角和估计问题》在伦敦数学学报上发表后，引起了震动。以致当他离开剑桥前夕向哈代教授汇报两年来的工作时，哈代称华罗庚的一些研究成果应该写进他与赖特合写的名著《数论入门》中去。王元认为“这也许是近代中国数学家最早被外国名家引用的结果”。

华罗庚在剑桥的研究工作，一改在清华时研究课题较为零散、也不属于以数论为主流的风格；他开始真正做出了世界第一流的工作，形成了他一生中的第一个创作高峰，引起了国际上的重视。半个世纪过去了，他的有些研究成果已成为经典文献，有的被作为数学定理，整章地写在国外近年出版的数学专著里面[1]。例如，华罗庚当时发表的《论高斯的完整三角和估计问题》和关于“塔内问题”的研究成果，被国际数学界命名为“华氏定理”。他与著名数学家哈代、维诺格拉朵夫一样，以其指数和估计的重大成就，成为在解析数论方面实现重大突破的重要科学家。30年代，看懂华罗庚论文的人寥寥无几，据说苏联科学院院长算一个，另外德国有二人，英国有一人，印度有一人[2]。

四

1937年7月，发生卢沟桥事变，全民族的抗日战争爆发。国难当头，华罗庚谢绝好友的挽留及苏联科学院的邀请，毅然回到国内。华罗庚本“不必冒此战火炽烈的危险，留在英国各大学讲授数理，必受欢迎。但他爱国心切，决心回国与全国同胞共赴国难，其高昂的爱国热忱与高尚情操，于此可见。”[3] 当时，清华大学已南迁至昆明，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一起组成西南联合大学。华罗庚到昆明后，西南联大及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吴有训亲自主持召开教授会议讨论对华罗庚的聘用事宜。杨武之力主将华罗庚由讲师破格提升为教授。与会教授一致通过。这不仅是他第三次突破清华大学破格录用人才的记录，也是全国所有各公立、私立大学空前未有的特例。

在西南联大生活的几年，华罗庚以顽强的毅力，克服物资匮乏、物价飞涨、敌机经常轰炸等困难，白天拖着病腿、乘牛车到校讲课，夜晚则在郊外农舍里的油灯下潜心研究。当时，许多教授都难以维持生计，闻一多挂牌为人雕刻印章，朱自清变卖旧物，吴大猷靠养猪补贴生活。熊庆来也劝华罗庚出去兼课挣点钱，华罗庚却答道：“对我来说最珍贵的是时间，我要把时间留给自己，用来搞研究和写作。”他依然一件破衫、两袖清风，忘我地工作[4]。期间，他与陈省身、许宝騄一起，号称数学系“三杰”。华罗庚对数论的不少问题进行研究。据称，“华罗庚的数论论文，实际上是本世纪30到40年代数论舞台上重要活动的航图。从这个背景看，华罗庚的兴趣是如何特殊的广泛，他对当时数论技巧掌握是何等精深，他的活跃思想又是何等重要。到1945年，华罗庚已明显是那时的数论学家领袖之一。”[1] 华罗庚还将自守函数论、矩阵几何学、典型群论与多个复变函数论放在一起研究，从而形成具有自己特色的开拓性的研究风格。

1941年，为了躲避日机的轰炸，华罗庚搬至远郊闻一多家。两家14口人合居，室中间挂一布帘遮挡，华罗庚写了四句诗：“挂布分屋共容膝，岂止两家共坎坷，布东考古布西算，专业不同心同仇。”[2] 两位爱国学者在抗日烽火中成为莫逆之交。

华罗庚在当时文献资料极为缺乏的情况下，完成了举世震惊的名著：《堆垒素数论》。这部专著是华罗庚在剑桥攻读以来学术思想的发展，全书共分12章，全面论述三角和的估计及其在华林—哥德巴赫问题上的应用。完成时间大约在1940年，仅用了8个月的时间。华罗庚将这本心血凝就的专著交给了中央研究院，要求出版。结果泥牛入海，甚至连书稿也无影无踪。次年，他又将手稿寄给苏联维诺格拉朵夫院士。该书于1946年3月由苏联科学院以英文出版，1947年以俄文出版，1952年译成中文在国内出版。1957年华罗庚又对《堆垒素数论》中文本作了修订，1959年修订本分别被译成德文与匈牙利文在原民主德国与匈牙利出版。1965年后，又被译成英文、日文在美国、日本出版。半个世纪以来，该书已成为几代数论学家经常征引的经典文献。在世界范围内，有这样影响的数学专著也寥若晨星。维诺格拉朵夫院士称它为“优秀的专著”，爱因斯坦也从普林斯顿给华罗庚发来专函，称“你此一发现，为今后数学界开了一个重要源泉。”[3] 这部著作荣获当时的教育部第一届学术会议自然科学一等奖，至今饮誉世界。

抗战时期，华罗庚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己任，深切关注民族危亡。他说：“从你个人来说，读书是大事；但就全国来说，民众奋起救亡，才是大事哪! 今天我们大家要多多体味顾亭林的名言，首先要在救亡图存方面多做些工作，要做到读书不忘救国才好。”[1] 他积极参加抗日爱国民主运动。华罗庚和闻一多、吴晗、楚图南等交往密切，并和进步的同学经常接触[2]。1944年7月7日前夕，中共地下党组织决定在云南大学汇泽堂举行抗日战争7周年时事报告晚会。这是皖南事变以来首次在昆明举行的大规模讨论政治问题的集会。迫于政府当局的高压，时任云南大学校长的熊庆来发表有悖于民主的讲话，闻一多愤而反驳，认为“学生要管事”而不单是“学生要念书”，华罗庚当仁不让于师，也直言不讳地指出熊庆来的错误，帮助他站在群众方面来[3]。1945年在西南联大五四科学晚会上，华罗庚言词激切地指出：“科学的基础应建立在民主上。”他反对蒋介石的专制统治。抗战胜利后，他亲临“一二· 一”四烈士灵前俯首默哀，对国民党摧残民主的倒行逆施表示极大的愤慨。

1946年春，华罗庚应邀访苏。他仰慕斯大林领导的苏联社会主义政府，途中滞留巴格达时，他奋笔直抒胸怀：“我欲高飞云满天，我欲远走水溢川，茫然四顾拔剑起，霜华直指霄汉间。”[4] 访苏期间，华罗庚与他神交已久的苏联数学界著名人士维诺格拉朵夫、柯尔慕哥洛夫、彼德罗夫斯基等朋友会晤，并作了关于1942年至1946年他本人研究成果的学术报告及中国数学史专题报告，推动了中苏学术交流。其间，他还与苏联人民共度五一国际劳动节，亲眼目睹了红场阅兵典礼及群众狂欢的情景。他在日记中写道：“他们这样热烈庆祝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和自己的节日! 苦难的中国人民简直无法想象。再过四个月，‘双十节’就来到了，那时，中国人民怎样庆祝呢？遥听祖国内战的炮声，像千百根针刺向心头，啊，祖国!”[5]

华罗庚回国后，受到热烈欢迎。他在闻一多等人筹组的欢迎会上发表演讲，对苏联情况作了详细介绍。闻一多称赞说，“这对当前民主运动的发展也很有好处。”华罗庚在1947年《时与文》杂志第14期至第17期上连续刊登他的长达3万字的《访苏三月记》。这部日记详细地记载了他在旅途中和在苏联的活动与感想。《访苏三月记》发表后，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反响。“文章无疑充满了对苏联的友好与向往，大量超越政治的纯学术的记载使各方面人士均易于接受。”[1]

1946年5月，西南联大宣布结束，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北上平津复校。6月底，华罗庚离开昆明准备从上海启程赴美。途中他惊悉患难至交闻一多惨遭特务枪杀，义愤填膺，随即写诗悼念：“乌云低垂泊清波，红烛光芒射斗牛。宁沪道上闻噩耗，魔掌竟敢杀一多。”

在国家多难的艰苦斗争年代，华罗庚“没有把自己封闭在数学王国里，而是时刻关心祖国的命运，积极参加民主运动，在党的领导下的革命统一战线中，为争取人民民主和民族解放而斗争”[2]。

五

1946年9月，应普林斯顿大学邀请，华罗庚、曾昭抡、唐敖庆、孙本旺、朱光亚、李政道、王瑞駪等人从黄浦江畔赴美访问。华罗庚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做研究工作，并在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系讲授数论课。在美期间，华罗庚收获最大的是关于体论的研究。大约在1950年左右，华罗庚以极其简单而直接的方法，接连证明了体论方面的几个惊人定理。1949年，他证明了“每一个半自同构必为自同构或反自同构”，并由此推出特征不等于2的体上的一维射影几何的基本定理：

任何将特征不等于2的体上的一维射影直线映射

到自身的一变换，如果保持调和关系不变，则必为一个

自同构或反自同构诱导的半线性变换。[3]

1949年，华罗庚证明了“体的每一个真正规子体均包含在它的中心之中”[4]。

上述成果分别被称为美丽的“华氏定理”及其精致应用，“昂· 嘉当—布劳韦尔—华氏定理”，受到国际数学界高度赞誉。

1948年春，华罗庚应伊利诺大学之聘，任正教授，3月当选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当时，华罗庚已名列华盛顿密司尔尼博物馆并成为芝加哥科技博物馆88位当代数学伟人之一。在美旅居期间，华罗庚住院治疗腿疾。经过手术，18年腿部痼疾大有好转，走路不像以前那样吃力了。

华罗庚在美国伊利诺大学期间，经常与左派学生聚会，关注人民革命战争进程。他与钱学森并称为对国家的新生与成长怀有强烈感情的散布在世界各地而又决心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杰出知识分子的代表。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诞生。华罗庚毅然放弃普林斯顿高等研究员及伊利诺大学终身教授的优厚待遇，决心回国。为了动员更多的海外爱国学者投身祖国建设，他积极参加留美学生和学者们争取回国运动，做了不少工作。如1949年圣诞节，在一个中国籍教授参加的联欢会上，华罗庚慷慨陈词。他说：“我们大家来到美国，并不准备久居。当初，是因为在国内，科学家无用武之地我们才出来的。现在，国内要民主、要科学的呼声越来越高，我情愿和同胞们站在一起克服困难，而不希望站在世外。我认为，这是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应尽的义务，争取逐步转变环境。因此，如果谈希望的话，我希望回国和苦兄弟们在一起，把祖国建设好。”[1]

1950年初，华罗庚决定乘船至香港，万一美国方面阻拦，他们就取道欧洲，再从苏联回国。后来一切顺利，他从香港直接乘火车抵达北京。在香港，他写了一封致中国留美全体学生的公开信，号召人们为抉择真理，为国家民族，为人民服务应该早日归国。公开信说：

朋友们：

道别，我先诸位而回去了。我有千言万语，但愧无生花之笔来一一表达出来。……坦白地说，这信中所说的是我这一年来思想战斗的结果……让我先从大处说起。现在的世界明显地分为两个营垒；一个是为大众谋福利的，另一个是专为少数的统治阶级打算利益的。……所以凡是世界上的公民都应当有所抉择：为人类的幸福，应当抉择在真理光明的一面，应当选择在为多数人利益的一面。……我们应当负担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空前巨大的人民的任务。

公开信最后号召：“梁园虽好，非久居之乡，归去来兮!”“今年我们首都北京见面吧!”

该信于1950年3月11日经新华社向全世界播发。3月27日，中国许多报纸在醒目位置刊登一则新闻：

闻名全世界的我国数学家华罗庚教授，已于本月16日自美国返抵首都北京，并已回清华大学任教。华氏系于1946年应美国伊利诺大学之聘，前往讲学。华氏回清华大学以后，受到该校学生的热烈欢迎。华氏在回国途中曾发表一封给中国留美学生的《公开信》，号召留美学生回国为伟大的祖国建设和发展而努力。[1]

华罗庚的言行对海外游子响应祖国号召，回国参加建设起了积极作用。后来，在华罗庚的鼓励下，因怕自己与旧中国有千丝万缕联系而疑虑的熊庆来教授终于下定决心，回到新中国怀抱，为中国科学及教育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六

1950年4月12日，华罗庚致信维诺格拉朵夫，信中称：“我非常高兴地告诉您，我已辞去我在美国伊利诺大学的教授职务，现在已在为我的祖国服务了。我又重新担当起了位于中国北京的清华大学教授职务。”[2]

初到清华大学，中共北京市委副书记刘仁、市委办公厅主任崔月犁和项怀明等领导多次前往看望，对他的工作表示支持和关心。1950年，在一个文艺晚会上，华罗庚见到了毛泽东。不久，毛泽东宴请了回国工作的一些著名科学家，华罗庚出席了宴会。毛泽东对他说：“听说你是金坛人，数学搞得很好，听说你还是一个穷苦出身的人，希望你为我们培养出一些好的学生来。”华罗庚表示：“我一定努力，一定努力。”华罗庚把毛泽东的嘱托告诉科学院领导并表示愿意尽力而为[3]。

华罗庚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新中国的成立，党和毛泽东的亲切关怀，使华罗庚迸发出极大的科研和教学热情。在清华大学，他除了讲授基础数学外，还为学生开设了一些比较高深的课题，如抽象代数学、解析数论、连续数论、矩阵等。他注重培养学生的独立钻研能力，向他们提出严格的要求，赢得大家的尊敬和爱戴。他十分注意发现和培植脱颖而出的年轻人才。在清华任教期间，他和万哲先一起解决了狄厄多内的几个未解决的典型群问题。

其后，又与陆启铿一起研究多个复变函数论，指导王元研究哥德巴赫猜想问题。他还邀请陈景润参加全国数学论文报告会，并根据陈景润关于塔内问题的报告修订了自己的《堆垒素数论》。经他培养的陈景润、王元、万哲先、陆启铿、潘承洞等年轻有为的学者如群星般在数学王国里闪烁夺目的光华。华罗庚主张教学相长，通过办讨论班和写作论文、出版著作等方式培养人才。据王元回忆，“他的手稿，常常先给我看看再发表。遇有不同意见及他的笔误，我总是向他提出来，有时两人争得面红耳赤。愈是这样，我们的关系愈亲密。”[1]

华罗庚是新中国举行数学竞赛活动的创始人。1956年5月，华罗庚倡导在北京、天津、上海、武汉4大城市首次举办数学竞赛。后来各地开展数学竞赛活动蔚成风气。通过竞赛，促进教学，提高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

1950年冬，华罗庚受命筹备组建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并担任筹备处副主任委员。1951年，政务院任命他为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所长。他领导的研究所通过多渠道引进人才，先后成立了数论组、微分方程组、代数组、拓扑组、泛函分析组、数理逻辑组、概率统计组、理论物理组、力学、计算机设计组。华罗庚亲自领导“数论导引”和“哥德巴赫猜想”两个讨论班。1954年他成为中国科学院教学界的9位学部委员之一。他撰写的《数论导引》一书引起国际上的重视，被认为可以与哈代与赖特的《数论入门》相提并论的科学论著。1954年，他着手为《德国数学百科全书》丛书撰写《指数和的估计及其在数论中的应用》，先后以德、中、俄文出版，成为一本经常受到同行们征引的重要文献。华罗庚于1957年出版了专著《多复变数函数论中的典型域的调和分析》。他发现了一组其性质与调和算子相类似的微分算子，被国际数学界称为“华氏算子”。1956年，华罗庚以“典型域上的多元复变函数论”获中国科学院颁发的科学奖金（自然科学部分）一等奖。

华罗庚还是新中国电子计算机研制事业的开创者。早在1946年访美期间，他就得悉世界上第一台名叫ENIAC 的计算机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研究过程。计算机的诞生在世人面前展示了一个全新的科技领域，这对华罗庚震动很大，他决心让先进的科学仪器出现在古老的中华大地上。华罗庚牵头组织闵乃大、王传英、夏培肃3人成立了新中国第一个计算机科研小组。经过半年的调查研究和准备工作后，他们终于搞出了研制电子计算机的技术路线。 1956年4月至6月，周恩来在北京组织大批专家制定我国12年科学发展规划，华罗庚担任计算机技术和数学规划组组长，电子计算机的研制被列入了规划。他主持召开一系列报告会。著名科学家钱学森、陈建功等都在会上作了发言。华罗庚针对国家人、财、物资源有限的情况提出了“先集中、后分散”的6字方针，成为新中国拟定发展计算机事业的原则。不久，华罗庚出任中国科学院计算机技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成为第一个发起在中国创建电子计算机科学研究的科学家。1956年6月14日，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陈云、聂荣臻等中央领导同志在中南海亲切接见华罗庚等参加制定全国科学发展规划的科学家。周恩来批准，计算技术、半导体、电子学、自动化、喷气技术被列入国家急需的紧张项目，成为科学界著名的“五朵金花”。

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党的工作发生某些偏差。华罗庚因会同曾昭抡、费孝通、千家驹、童第周、钱伟长联名向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提出一份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书面意见，即《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而受到错误批判。由于曾昭抡、费孝通、钱伟长主动承担了“错误”的责任，而将千家驹、华罗庚、童第周解脱出来。华罗庚虽幸而未被划为“右派”，但科学界认为他“是一个漏划右派分子”。1958年，“大跃进”中，华罗庚又被列为“保守派”。他因主张在数学所加强学术研究而被说成是资产阶级的“反攻倒算”，受到不公正待遇。

1957年10月至1958年1月，中国科学院主要领导人参加了中国科学技术代表团访问苏联，回国后提议依照苏联的办法筹办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得到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的批准。1958年9月20日，中国科技大学正式开学，华罗庚出任应用数学系主任，并招收研究生。1964年，华罗庚出任科技大学副校长，离开了数学研究所。他把主要精力放在教书和做研究工作上。为了培养学术新秀，他指导学生狠抓“基本功”与“灵活运用”两个方面。倡导读书要“从薄到厚”，再“从厚到薄”。他对于学术研究态度严谨，对于学术评价主张“早发表，缓评价”，“努力在我，评价由人”。他指出：“我们以往有许多评价太急，在国外造成不好的影响。在国内我就不知道有华不等式、华方程、华算子、华定理等等，出来之后才知道那是指的什么，好的工作，国外人家是不会抹煞的，与其这样说，倒不如迟10年、20年由人家说去。”[1] 一个大科学家谦逊的学术风范溢于言表。

七

从60年代起，华罗庚致力于把数学方法应用于国民经济领域，以便更直接地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1960年，他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一篇题为《运筹学》的论文。他以尝试的态度介绍了“运筹学”在农业上的运用。例如，关于农村中打麦场的设计问题，他认为最佳位置是使沿每一条道路运送麦子的数量小于总量的一半，文章还涉及水库管理等问题。华罗庚动手编写了易懂好记的顺口溜，把高深的数学知识交给工人、农民[1]。他曾赋诗：“我对生产本无知，幸得工农百万师，吾爱吾师师爱我，协力同心报明时。”他还用通俗生动的语言编写了两本科普书，即《统筹方法平话及补充》、《优选法平话及补充》。华罗庚倡导的优选法及统筹法简称“双法”，原是一种科学的管理方法。举凡任何一项经济目标、方向的决策，均可用“双法”及经济数学去分析论证，以选出最佳的经济合理的方案。优选法是一种从横向方面经过比较、鉴别、扬长避短加以择优的方法；统筹法是一种从纵向方面经过系统的剖析，统筹兼顾、权衡利弊加以论证的方法。前者着重生产技术，后者着重组织管理。有横有纵，上下左右，交融结合，分析透视，对各项经济工作进行可行性研究。不仅有定性分析，而且也有定量分析。使主观符合客观，避免可能发生的错误，为领导决策提供科学的依据[2]。1965年，华罗庚给毛泽东寄去一本刚出版的《统筹方法平话及补充》，毛泽东很快复函称赞：“你现在奋发有为，不为个人而为人民服务，十分欢迎。听说你到西南考察，并讲学，大有收获，极为庆幸。”[3] 华罗庚读了此信，备受鼓舞。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华罗庚的工作受到冲击，他在50年代的一些珍贵手稿也被洗劫一空。1966年国庆节，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称华罗庚为“同志”，并向他问候，这一消息传遍数学界，使他免遭更大迫害。但华罗庚仍多次受批判，甚至于被罚打扫厕所。有人甚至诽谤：“华在书房里看资本主义国家没落时代白俄里昂捷夫的投入产出法，你看他的思想多么腐朽呀!”[4]1970年3月4日，周恩来就华罗庚要求追查被盗手稿的来信，专门给当时国务院直属口党的核心小组负责人、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负责人和周恩来派到中国科学院的联络员刘西尧[1]（中国科学院实际上的负责人）作了批示，指出：

首先，应给华罗庚以保护，防止坏人害他。

次之，应追查他的手稿被盗线索，力求破案。

再之，科学院数学所封存他的文物，请西尧查清，有无被盗痕迹，并考虑在有保证的情况下，发还他。

第四，华的生活已不适合再随科大去五七干校或迁外地，最好以人大常委的身份留他住京，试验他所主张的数学统筹方法。此事请你们三位办好后告诉我。

周恩来

由于刘西尧在科学院执行了周恩来的指示，华罗庚在组织关系、人事关系上与科大、科学院脱钩，如果群众要再批斗他，必须征得人大常委会的同意。他又一次受到保护。

华罗庚具有中国正直知识分子的传统品格和气节。“四人帮”慑于他的声望，既想迫害他又要拉拢他，“白卷英雄”张铁生曾到华罗庚的住所拜访，但华罗庚拒而不见[2]。而对于老一辈革命家华罗庚则与其心通神往，引为同道。他与邓小平、叶剑英、聂荣臻、习仲勋、王震等交谊甚笃，终生为友。

1971年7月28日，国务院召集17个部委开会，由华罗庚作报告，介绍他的“双法”。北京市化工部门与电子部门的干部在会上介绍了他们普及“双法”的经验与取得的成果。这样，“双法”名声大振，不少地方与部门都纷纷要求华罗庚到他们那里去普及“双法”。

从1971年至1975年，华罗庚先后赴北京、天津、上海、黑龙江、浙江、河南、湖南、辽宁、河北、湖北、广西、广东、山西、陕西、四川、福建、贵州、云南等地推广“双法”。他同各地同志一道解决了大量生产中的实际问题。在化工、电子、冶金、煤炭、石油、轻工、机械、建材、粮油食品、交通运输、农林、环保、国防军事等部门，也因运用和推广“双法”取得了成千上万项成果，“不仅为节约能源、增加产量、降低消耗、缩短工期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而且培养了一支为国民经济服务的科技队伍”。[3]

1975年，华罗庚率小分队赴黑龙江推广“双法”，在哈尔滨突发心肌梗塞，幸而及时治疗，方得脱险。病稍愈，他即写信给毛泽东，汇报了有关“双法”普及工作的情况，并表示他愿意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愿意“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决心。10月5日，毛泽东批示：“意思很好。大病新愈，宜多休养一段时间，待全好后再去较为适宜。”[1] 但华罗庚不顾病体，仍坚持奔波各地。1977年，他到甘肃、山西等地做统筹运煤试验。他的“铁塔统筹和汽车节油”实验获中国科学院一等奖。在山东推广“双法”，他的心脏病再次发作，而他仍然坚持不辍地工作。他说：“我的哲学思想不是生命的尽量延长，而是工作的尽量多做。”他曾赋诗明志：“自然规律在，达者识死生，生时勤奋发，不负为人民。”[2]

八

1978年3月，华罗庚出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他领导的推广“双法”小分队被评为先进集体。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科学的春天到来，使年近古稀的华罗庚焕发了青春。他兴奋地赋诗咏怀：“春风吹绿了大地，原野上万马奔驰，与其伏枥而空怀千里，何如奋勉而近骐骥。”[3]1979年7月29日，科学院办公会议通过新建应用数学研究所与系统科学研究所，次年1月，华罗庚受命为应用所所长。华罗庚总结多年来普及数学方法的实践和体会，把它概括为36个字：“大统筹，广优选，联运输，精统计，抓质量，理数据，建系统，策发展，利工具，巧计算，重实践，明真理。”

他还以惊人的毅力通过几年努力，终于把十年浩劫中被盗走的手稿重新追忆记录下来，写成了《计划经济大范围最优化的数学理论》，并应美国布克豪公司出版社之约，撰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普及数学方法的个人体会》等。

1979年3月至12月，华罗庚应邀访问英国、荷兰、联邦德国和法国。这次出访是华罗庚从美国返回祖国后第一次到西方国家讲学，令西方学术界震惊。他们敏感地认为，这一行动本身说明新中国的政策有了变化。7月22日至8月1日，他参加了在英国达勒姆召开的解析数论会议。对欧洲的访问，使华罗庚深刻领悟到“观棋不语非君子，互相帮助；落子有悔大丈夫，改正缺点”以及“弄斧必须到班门”对推动中国学术事业的重要意义。他的这些一反中国传统格言的辩证法思想在中国科学界传为美谈。1980年6月，华罗庚率中国数学代表团到香港参加了第五届东南亚数学年会及研讨讲座。会后他访问了澳门。这年9月至次年2月，他应邀赴美讲学。1983年秋，他再次赴美讲学与研究，被称为“科学大使”。

华罗庚作为举世公认的数学巨匠，广泛参加国际学术交流。由于他在科学研究上的卓越成就，先后被选为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法国南锡大学、美国伊利诺大学、香港中文大学荣誉博士，联邦德国巴伐利亚科学院院士。他的研究成果被国际数学界命名为“华氏定理”、“布劳威尔—加当—华定理”、“华—王（元）方法”。他在半个世纪中，发表学术论文200多篇，出版学术专著10部，其中有8部被国外翻译出版，有些被列为本世纪数学经典。华罗庚是新中国积极的社会活动家。1952年，他就应邀出席在北京召开的“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和平会议”。1954年春，他参加了在斯德哥尔摩和柏林举行的世界和平理事会。

华罗庚为新中国统一战线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1951年，他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曾任民盟常委、副主席，并担任民盟文教科技方面的领导工作。他以自己在知识界的崇高声望和巨大影响，号召民盟盟员紧密地团结在中共中央周围，充分发挥民盟智力集团的特点，为经济振兴和技术革命作出贡献[1]。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进步科学家的光荣归宿。华罗庚回到祖国怀抱之初，就坚定不移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决心把政治生命和中国共产党结合在一起，并以追求科学与真理的态度对待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问题。他先后于1963年、1964年、1967年、1976年多次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尤其是1964年初，华罗庚读了毛泽东的《七律· 和郭沫若同志》后，即写信并附有《西江月》词一首给毛泽东，“勤学毛著脱凡胎，才能入得门来”，明确表示了他的入党要求。毛泽东随即回函予以鼓励：“壮志凌云，可喜可贺。”[2]

1979年3月，华罗庚再一次向党组织郑重递交了入党申请书，表示“决心下定，活一天就为党工作一天，活一小时就为党工作一小时。对党、对人民、对祖国起些微薄的作用”。1979年6月，华罗庚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他多年的夙愿。

1980年元旦，华罗庚遇到了邓颖超，邓颖超亲切地称他是“老同志，新党员”。不久华罗庚作词《破阵子》奉答邓颖超。他在词前的“小序”中写道：“申年元旦，邓颖超同志以‘老同志，新党员’相勖勉，顿觉总理音容宛在，典范犹存。行学先总理，从严从实，戒夸戒浮，为党为人民而鞠躬尽瘁。”

1982年，胡耀邦致信华罗庚，称赞他“几十年来，你给予人们认识自然界的东西，毕竟超过了自然界赋予你的东西。”

华罗庚入党后，更加忘我地为人民服务。1982年，华罗庚应煤炭部邀请，率领专家查勘两淮煤炭基地，后经专家论证，为两淮煤炭基地制定了规划方案和10项措施。以后，他又应邀担任了中国最大的露天煤矿——准噶尔矿开发可行性研究顾问，为中美合作开发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

1985年6月3日，华罗庚带领一批中年学术骨干赴日开展学术交流。6月12日，在东京大学举办学术报告会，他讲演的题目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普及数学方法的个人体会》。当讲完最后一句话时，他心脏病突发，不幸逝世。华罗庚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世界人民的科学事业。

注释

[1] 据华罗庚女儿华顺的回忆资料（未刊稿）。

[1] 张胜友：《他从高山走向大地》，《光明日报》1985年8月28日。

[2] 转引自《清华人物志（华罗庚）》第2卷，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2页。

[1] 华罗庚：《说旧话》，《清华校友通讯》第12期，第39页。

[2] 王元：《华罗庚》，开明出版社1994年版，第43页。

[3] 徐贤修：《悼念华罗庚先生》，《传记文学》（台湾）版1986年。

[1] 据华罗庚女儿华顺的回忆资料（未刊稿）。

[2] 据华罗庚同乡同学王时风的回忆。

[3] 转引自王元：《华罗庚》，第67页。

[1] 参看王元：《华罗庚》，第69页。

[2] 周简文：《记华罗庚先生》，载《清华校友通讯》，第86期。

[3] 萧传文：《记天才数学家华罗庚》，《世界日报》（美）1998年3月8日至15日。

[4] 潘承烈：《华罗庚三次受困》，《瞭望》1985年，第52期。

[1] 转引自王元：《华罗庚》，第112页。

[2] 顾迈南：《华罗庚传》，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7页。

[3] 《清华人物志（华罗庚）》，第2卷，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7页。

[1] 李寿慈：《深切的悼念》，载《清华校友通讯》第13期，第50页。

[2] 钱闻：《我可以延长几分钟吗？》，《金坛文史资料》，第8辑，1991年。

[3] 顾迈南：《华罗庚传》，第48页。

[4] 王元：《华罗庚》，第123页。

[5] 据华罗庚女儿华顺的回忆（未刊稿）。

[1] 参看王元：《华罗庚》，第128页。

[2] 胡愈之：《悼念华罗庚同志》，《光明日报》1985年6月21日。

[3] 参看王元：《华罗庚》，第148—150页。

[4] 参看王元：《华罗庚》，第148—150页。

[1] 据华罗庚女儿华顺的回忆资料（未刊稿）。

[1] 转引自王元：《华罗庚》，第160页。

[2] 王元：《华罗庚》，第161页。

[3] 袁向东：《功崇惟志，业广惟勤》，《数学的实践与认识》，1993年。

[1] 王元：《怀念华罗庚老师》，《光明日报》1985年6月22日。

[1] 冯克勤：《怀念导师华罗庚》，《中国科学报》1995年6月21日。

[1] 顾迈南：《华罗庚传》，第124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2] 关舟：《双法是经济与科技结合的好形式》，《经济日报》1985年6月22日。

[3] 顾迈南：《华罗庚传》，第135页。

[4] 黄景钧等：《慷慨掷此身——沉痛悼念敬爱的华老》，《经济日报》1985年6月22日。

[1] 转引自顾迈南：《华罗庚传》，第148页。

[2] 李文谊：《沉痛悼念华罗庚同志》，《光明日报》1985年6月22日。

[3] 《华罗庚生平介绍》，《人民日报》1985年6月22日。

[1] 王元：《华罗庚》，第319页。

[2] 习仲勋：《沉痛悼念华罗庚同志》，《人民日报》1985年6月23日。

[3] 王元：《华罗庚》，第341页。

[1] 史良：《沉痛悼念华罗庚同志》，《人民日报》1985年6月24日。

[2] 顾迈南：《华罗庚传》，第127页。

知名人物 华罗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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