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名人物周光召

Posted 2022-04-16 科学

篇首语：欠伸展肢体，吟咏心自愉。本文由小常识网(cha138.com)小编为大家整理，主要介绍了知名人物周光召相关的知识，希望对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知名人物周光召

周光召··学生时代

1929年5月12日，周光召出生在湖南长沙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周凤九是公路工程专家，1920年赴法国勤工俭学，入巴黎土木建筑学校，1923年毕业后旋赴德国柏林大学及比利时岗城大学进修。1925年回国。周凤九曾任湖南大学教授、湖南公路局总工程师、公路局长、川滇西路管理局局长、中国土木工程学会副理事长。新中国成立后，周凤九作为有影响的专家和中国农工民主党的成员，被邀请担任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先后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交通部技术委员会副主任、交通部公路总局副局长。周凤九在法国时与徐特立交情甚笃，任湖南公路局长时曾邀徐来局作抗日救亡演说。他毕生致力于中国公路事业，作出了许多贡献。如1932年冬，参加豫、鄂、皖、苏、湘、赣等七省公路会议，为制订全国联合公路网计划和技术标准提出方案。主持湖南公路局期间，很多公路、桥梁都是他查勘选线或设计的。他为川湘公路的能滩河设计一座跨径80米、高20米的悬链式吊桥，是当时国内首创。对于所负责的工程都亲自策划，并亲临工地，坐镇指挥，检查监督。母亲陶振昭是一位善良温和的家庭主妇，终日为全家辛勤操劳。

周光召兄弟姐妹六个，他排行第五。由于父亲的工作性质，也由于战争，他的童年生活在迁徙动荡中度过。小学学业是辗转于湖南、贵州、四川等几个地方才得以完成。童年的周光召非常淘气，下塘捉鱼，上树掏鸟巢，常因此而遭父母的斥责。他自己也说：“在小的时候差不多是个顽童。”至于父亲对他的影响，周光召说：“在我的记忆中，那时的父亲忙着修公路，我能跟他在一起的时间很少。至于说到他对我有什么影响，也说不出太多。但他修路一向认真，这种工作态度给我以深刻印象。”^[1]

父亲前往西昌修从重庆到云南的川滇公路时，周光召和哥哥留在重庆，于1941年进入重庆南开中学住读。因有姐姐在中央大学读书，后来在那里当助教，所以有时能给兄弟俩一些照顾。但是他们基本上住校，包括寒暑假在内，都差不多住在学校里。就是在这里，周光召际遇第一位良师——数学老师唐秀颖。唐老师讲课生动，长于启发学生思考，常常使同学们着迷。这引起周光召对数学的极大兴趣。他不仅特别喜爱数学课，而且喜欢钻研，对老师布置的作业不循常规按老师的方法解题，而是独立思考，独辟蹊径地解开一个又一个数学难题，这锻炼了他的逻辑思维能力。唐老师发现了这个与众不同的学生，更是悉心引导，因材施教。老师的培育之恩，周光召终生难忘。半个世纪后，已是中国科学院院长的他在一次访谈中还深情地说：“我在南开中学待了五年，从一年级到五年级。在中学所有的课程中，我的成绩都不是非常好。当时那个学校的数学老师非常好，是一位叫唐秀颖的老师，她刚从当时的中央大学毕业出来，她给我的帮助最大，影响也最深。因为她的关系，我对数学的爱好也就比较强一点。”^[1]

父亲的熏陶和老师的教育，不断开拓着他的视野，养成了他独立思考而又踏实进取的精神。

1946年初，周光召一家回到湖南。同年秋，中学刚念到五年级的他以同等学力报考大学，因为国文成绩不够好，只考进了清华大学的先修班。清华大学是优秀学生的聚集地，自尊的周光召以不能马上当清华大学的正规学生为耻，觉得自己很笨，所以花更多的时间努力学习，有只要比别人学得更苦，就一定能赶上去的信念。那时候晚上系图书馆没人管理，他自告奋勇去管理，因为那样就可以每天头一个走进系图书馆，最后一个离开。功夫不负苦心人。经过努力，一年后，他便以优异的成绩转入清华大学物理系。

周光召读中学时最初的兴趣并不是物理专业。当时学生们有一种普通的想法，就是念好一门功课，然后能为社会做点事情。也许是耳濡目染，他想跟父亲一样学工程，觉得工程对社会有用，将来也更容易找到职业。但是在高二那年，正值抗日战争尾声，美国人在日本广岛、长崎投下了原子弹。原子弹爆炸的冲击波不仅震撼了世界，也震撼了中国许多年轻人的心。报纸上登出这一消息后，周光召与同窗好友陈远（陈布雷之子，后改名陈励，解放后曾任《中国日报》总编辑）一起进行热烈的讨论。陈远是一个思想非常活跃的学生，从原子弹爆炸这件事中认识到物理学科的重要性，认为学物理最有前途。他对周光召说，“去学物理吧，我们国家需要这样的人才。”^[2] 当时的中学高三才开物理课，刚读高二根本没有学过物理、不懂物理的周光召，因受好朋友的影响，改变初衷学物理，物理学就成为了他一生翱翔的海洋。

周光召是幸运的。清华园是造就杰出科学人才的摇篮。这里名家云集，拥有许多出类拔萃的教师，清华物理系更是有一批造就物理学家的物理学家，因此，他一进人清华物理系后即得到名师的教导，对他影响最大的是王竹溪和叶企荪两位先生。王竹溪先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理论物理学家，曾留学英国剑桥大学，是享誉海内外的“清华四杰”之一。其他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的三杰分别是彭桓武、林家翘、杨振宁。这“四杰”中的每一位都是一面旗帜，吸引着爱国奋发学习的青年。王竹溪作风严谨，对学生要求也非常严格。他教的是热力学，旁征博引，知识丰富，思维敏捷，上他的课要聚精会神才能学好。所以周光召特别喜欢他的课，除了从老师那里获得学问之外，聪慧的学生还从他身上领悟到了从事科学事业的基本态度——认真、严谨的科学态度。

叶企孙先生是王竹溪的老师，当时是清华大学物理系主任、理学院院长，是中国物理学界一位杰出的前辈，为中国物理学的发展献出了全部的身心。不仅如此，他还非常爱国，在抗日战争中，他为八路军做炸药，做了很多爱国的事。大师的一个很大的特点是非常爱护年轻人。周光召由衷地爱戴这位老师：“我那时候是二三年级的学生，一方面我觉得他讲课有他自身的特色，非常联系实际；另外一方面，我觉得他对学生非常关怀，给人一种很亲切的感觉。”^[1] 年轻的周光召如海绵吸水般地汲取有益的养分：“我的可塑性相当强。我有一个长处，就是我始终都在观察周围的人有什么好的地方，只要能学的，我都尽量去学。在我不同的时期里，遇到不同的人都对我产生了不同的影响。”^[2] 努力学习，善于学习是周光召走上成功的秘诀。在清华园，他的表现非常优秀，同学们都管他叫周公，做题的时候，题太难了，就用“周公都做不出来”来形容它的难度。

周光召在清华求学的时间正是新中国成立前夕，因此，他面临的不仅仅是学习的问题，也关心时事政治。北平是爱国民主运动的发源地，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反内战”、“争民主”的口号响彻北平。为反抗国民党的腐败统治，学生运动此起彼伏。周光召到清华没有多久，就被当时的学生运动所感染。1946年12月24日，发生了美军士兵皮尔逊强奸北大女学生沈崇的事件。听到这个消息，周光召非常气愤，第一次参加了学生游行。尽管当时他比较看重业务，希望多学习，没有热衷于参加学生运动，但是积极地去参加游行示威。沈崇事件后，他的一些好朋友有的参加了地下党的一些外围组织，有的成为地下党员，他们给了周光召很多关于解放区、介绍辩证唯物主义的书。这其中就有中学同学陈远。陈远考上了北京大学哲学系，周光召在清华大学，所以好朋友经常见面。陈远的姐姐陈琏是地下党员，常给他们讲形势。在他们的影响下，周光召对国民党的腐败统治开始有了一些认识，认为中国一定要解放，向往将来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新中国，并决心为新中国努力工作，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新中国在广大人民的期盼中诞生，为了学好为新中国服务的本领，周光召于1951年7月在清华大学毕业以后，继续在本系做研究生。院系调整后去北京大学研究院，师从于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彭桓武教授，进行基本粒子物理的研究。北大自由的学术风气让周光召受益匪浅，导师彭桓武更是楷模。彭桓武193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是物理系的佼佼者，毕业后去英国留学，没有追随师兄王竹溪去著名的剑桥大学，而是听从老师周培源教授安排，到爱丁堡大学投师于量子力学理论奠基人之一的马克思· 玻恩教授。后经玻恩推荐，彭桓武去爱尔兰都柏林高等研究院，在著名科学家埃尔温· 薛定谔领导的理论物理所工作。彭桓武是爱丁堡大学的哲学博士和科学博士，1948年被选为皇家爱尔兰科学院院士。彭桓武师承两位大师，在名师的指点下，与高素质的同行合作，涉足了许多世界瞩目的科学领域——晶格动力学、分子运动论、场论、固体物理、凝聚态物理中的超导问题，其中有些就是后来诺贝尔物理学获奖得主的课题。然而这个已在欧洲科学界崭露头角并有一席之位的青年科学家，心系祖国，为了建设国家，告别欧洲，告别恩师，毅然回国。在新中国，彭桓武的名字是与中国的核反应堆、原子弹、氢弹、核潜艇和基础物理上的辉煌成就联在一起的。彭桓武看问题深刻，解决问题机智灵活，对学生循循善诱，关怀备至。周光召与为人随和的导师无话不谈，亦师亦友。他不仅从这位杰出的师长身上学到了知识，而且彭桓武强烈的爱国心、在事业上锲而不舍的奋斗精神，学术上的民主精神及淡泊名利的处世态度，深深地影响了周光召。日后周光召的治学方针、工作原则、为人之道及奖掖后人的高尚品德，都与清华的王、叶两位恩师及这位“亦师亦友”的导师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有关。

由于各方面表现优秀，1952年6月，周光召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4年7月，他以优良的成绩通过了研究生的论文答辩。8月，周光召走上了工作岗位，留在北京大学物理系任讲师。

周光召··震动杜布纳

周光召硕士毕业后即开始挑大梁，要教两个大班，同时尽量抽时间来继续自己的研究工作。其间，这位高才生曾经有三次机会被派往苏联留学，但一次都没有去成。中苏友好蜜月时期，去苏联学习是年轻人的向往和荣耀，周光召却对此比较淡然。他坦然地接受一次次的推荐一次次落选，丝毫不影响情绪，尽最大的努力工作。他后来说：“我当然首先是希望把自己的工作尽量做好，而且因为我在王竹溪先生、彭桓武先生的教导下边，我也不太有那种非要到什么地方去才能够使得自己得到进步的想法。”^[1] 他的态度是，如果派他去，他当然很高兴；不派他去他也没什么遗憾。他认为一个人才干的发挥确实需要某种机遇，但关键还在于个人的努力。

1957年春，机会还是眷顾了周光召。

在莫斯科北面，静静流淌的伏尔加河环绕着一座风景迷人的小城，它是国际科学城杜布纳。20世纪50年代，苏联在杜布纳成立联合原子能研究所，聚集当时12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许多科研人员进行高能物理研究。中国也派出了几十位学者参加联合研究工作。能够代表中国参加研究工作的，都是有成就的科学家和有才华的优秀青年。首先来这里任高级研究员的是实验物理学家王淦昌教授和理论物理学家胡宁教授。1956年9月来联合所的胡宁教授在推荐人选时，选择了周光召。胡教授虽然不是周光召的导师，但在国内工作期间，对周光召的勤奋、学问和为人有深刻了解。北京大学领导和周光召的导师彭桓武都表示支持。28岁的周光召带着祖国的重托，带着对妻子和未满周岁女儿的眷恋之情，踏进了杜布纳联合原子能研究所，在理论物理研究室从事高能物理、粒子物理的研究工作。

杜布纳联合原子能研究所位于一片茂密的森林中。人行甬道、交通干道，哥特式的尖顶房、灰色的建筑群楼，如艺术品镶嵌在葱绿的树木中。这里环境优雅、静谧，是一个从事科研的理想场所。它的设备和科研力量在当时虽然算不上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但它远强于国内。另外，也有一些比较有名的学者去那里作报告，可以了解学科前沿动态。学理论最主要的是信息，这些是国内遭到帝国主义封锁的条件下不具备的。因此，肩负国家使命的周光召很珍惜这次机会，决心在异乡采薪，去烧旺祖国那幼弱的科学火苗。

在那个年代，中国比苏联落后很多。在苏联老大哥的眼里，中国人是来学习他们的先进技术的，他们是理所当然的大师，明显带有几分瞧不起人的神气。年轻的周光召理解这个很自然的做法，“就跟我们有些人看其他国家的一样，这是一种人性的弱点，科学家也会这样。”但是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天生不服输的性格让他陡增了一种豪情，他的想法是不能让苏联人看不起，而要改变苏联人对中国人的看法，必须要努力做出成绩给他们看，为国争光。他深知“得之在俄顷，积之在平日”。杜布纳有丰富的资料，他就夜以继日地阅读，研究最新的理论信息，绞尽脑汁地思索，严格地论证；实验室里有一台大型高能加速器，他就伴随着高能加速器低沉的轰鸣声做实验，如痴如醉地沉浸在知识的海洋，徜徉在奇妙的物理世界，探寻其规律，生活紧张又充实。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慢慢地，这个勤奋而又聪颖的青年渐入佳境。周光召在这里工作四年，虽然还只是一个中级研究员，但已展现了他在物理学方面的杰出才华。他两次获得联合研究所的科研奖金，发表了33篇论文，其中有不少文章得到国际上的好评。例如《极化粒子反应的相对论理论》和《静质量为零的极化粒子的反应》，在散射理论中，这两篇文章最先提出螺旋态的协变描述；《关于赝矢量流和重介子与介子的轻子衰变》是最早讨论赝矢量流部分守恒（PCAC）的文章之一。他提出的弱相互作用中的部分赝矢量流守恒律，直接促进了流代数理论的建立，是对弱相互作用理论的一个重要推进，得到国际上的承认和很高的评价，其成果达到了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引起国际物理学界的普遍重视。

在此期间，周光召较重要的学术成就可以归结为以下五个方面：^[1]

（1）严格证明了电荷共轭宇称（CP）破坏的一个重要定理，即在电荷共轭宇称时间（CPT）联合反演不变的情况下，尽管粒子和反粒子的衰变总宽度相同，但时间（T）反演不守恒，它们到不同过程的衰变分宽度仍可以不相同。

（2）在1960年简明地推导出赝矢量流部分守恒定理，这是他在强子物理的研究中做出的出色成果，对弱相互作用理论起了重大推进作用，因此世界公认他是PCAC 的奠基人之一。

（3）为了适应分析高能散射振幅和当时的雷吉（Regge）理论的需要，他第一次引入了相对论螺旋散射振幅的概念和相对的数学描述。

（4）最先提出用漏失质量方法寻找共振态和用核吸收方法探测弱相互作用中弱磁效应等实验的建议。

（5）用色散关系理论对非常重要的光合反应做了大量理论研究工作。

在科学研究中，周光召不迷信权威，敢于质疑，坚持真理。有一次为了相对性粒子自旋的问题，他和苏联专家发生了非常激烈的争论，事后花了100天的时间来推导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

当时在世界上高能物理是一门正在发展的学科，相对性粒子的性质是一个比较前沿的课题。苏联有一位教授在做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并得出了研究的结论。周光召组里的负责人马尔科夫对这个问题有兴趣，让喜欢独立思考的周光召去了解情况。初生牛犊不怕虎。周光召去研究了一会儿以后，就感觉到专家的结论恐怕不一定对，所以就在一次学术会议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因为对方是一位较有名的专家，而且他是莫斯科大学的教授，在苏联莫斯科大学教授是非常了不起的，推崇教授的朋友也很多，一个权威忽然受到一个年轻人的挑战，所以会上一片哗然，周光召的不同看法被斥之为无稽之谈。

然而，周光召没有向权威妥协，为了证明自己不是凭空乱说，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一步一步地严格证明、推演，然后把研究成果写成了题为《相对性粒子在反应过程中自旋的表示》的论文，发表在《理论与实验物理》杂志。过了一段时间，美国科学家在研究中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这就是著名的“相对性粒子螺旋态”理论提出的过程。“不打不相识”，苏联教授也因此与周光召成了很好的朋友。

周光召还在粒子物理各种现象性的理论分析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他的一系列卓越成就，不仅为中国人争得了荣誉，也使他迅速成为蜚声国际的青年学者，以至于当时国外报道称：“周光召的工作震动了杜布纳。”

由于中国科学家的勤奋执著，追求科学精神的优良品质，两三年后苏联专家的态度也有了180度的改变，他们非常尊重在杜布纳的中国人。一些苏联科学家还想动员少数工作成绩突出的中国青年学者继续工作一段时间以取得副博士学位。周光召和王淦昌的学生丁大钊都是被动员的对象。

对这段经历，周光召深有感触。他说：“我始终教导我们的人，对年轻人，对一些落后国家的人要非常尊重，不要去随意地看不起人家。”^[1]

周光召··参与“两弹”研制

正当意气风发的周光召在杜布纳声名鹊起时，中苏关系却阴云密布。1959年，一向标榜“无私援助”的“老大哥”给中共中央发来通知，要撤走所有在华的专家。中国刚刚开始的原子弹事业面临着巨大的困难。

在世界上，美国最早利用“链式反应”于1945年7月16日研制成第一颗原子弹，在新墨西哥州的阿尔马戈爆炸成功。接着，1949年8月29日，苏联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1952年10月3日，英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52年10月31日，美国进行了第一次氢弹试验。次年8月12日，苏联第一次氢弹试验成功。

为反对核讹诈，必须自己掌握原子弹。1950年5月，中国正式成立近代物理研究所，其中之一以原子物理学和放射化学研究为主，发展原子核科学技术的基础，为原子能应用作准备。所长是著名物理学家吴有训，副所长是约里奥·居里夫妇的学生钱三强。1954年秋，地质部在广西发现了铀矿。1955年1月15日，在中南海丰泽园，中共中央书记处举行扩大会议，毛泽东拍板把研究发展中国原子弹事业提上日程。同年4月初，刘杰、钱三强等代表中国政府与苏联谈判并签订《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原子能核物理事业及为国民经济需要利用原子能协定》。之后苏联指导我国建造原子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1956年12月，关于原子能发展的规划，正式列入中国《科学技术发展远景十二年规划》中。但是由于中苏关系恶化，1959年6月20日，苏联拒绝提供协议规定的原子弹教学模型和有关技术资料，并丢下了一句话：“离开我们的帮助，你们15年也休想搞出原子弹!”

面对苏联甚至连一张纸片都不留下的卡脖子的局面，毛泽东于1960年7月号召“自己动手，从头做起，准备用8年时间，拿出自己的原子弹!”中央决定自力更生，派自己的优秀科学家进行原子弹研制。

中苏关系破裂，去留问题很现实地摆在了周光召的面前。恰在此时，正在苏联访问的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所长钱三强来到杜布纳，和杜布纳的中国科学家进行了一次长谈。他介绍了1959年6月苏联撤退专家后中国各方面工作所遇到的一些困难，同时谈到了中苏当时的情况，并就我国如何发展核武器谈了自己的观点：中国为什么要搞原子弹？毛泽东同志说，没有那个东西人家说你不算数，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欺侮，就不能没有那个东西。因为当时中国处于全面被包围的情况，跟苏联关系也破裂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只能靠自己的努力建设自己的国家。

当时周光召等已知道苏联内部传达了关于中苏关系的情况，感觉到了不正常，很明显地感觉到一些苏联人对中国人的态度不像以前那么友善了。但是在杜布纳，周光召等学者个人还是很受尊重，特别是科学家之间没有发生什么冲突。钱三强的一席长谈给周光召带来极大的震动，使他认识到党中央发展核武器以加强国防建设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在杜布纳，周光召是中共党支部书记，需要参加相关的一些社会活动。如李先念副总理出国访问，回国途经莫斯科时在中国驻苏大使馆作了一小时的报告，周光召在党支部会上传达精神达40分钟，足见其惊人的记忆力。1960年，中印边境发生冲突事件，塔斯社发表暧昧声明。遵照大使馆指示，联合所的党支部决定出墙报介绍相关情况与事实真相，表明我国立场。为此，周光召特意去杜市党的系统的宣传员会议上作关于中印边境问题的报告。

这次，周光召召集支部会议就当前的形势进行讨论，讨论主题是作为一个中国的科技工作者此刻应该怎么办？大家热烈讨论形成的共识是，我们是中国的科学家，一定要为中国的富强尽我们自己的力量。我们回去做的工作肯定与现在从事的基础研究是没有直接关系的，对个人在科学上的发展会产生影响，因为将要走的是一条不同的路。但是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国家需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应立刻放下我们现在从事的工作回去做什么。会上，周光召、吕敏、何祚庥三名支部委员联名写信请缨，表示：“作为新中国成长起来的科学家，我们时刻准备放弃我们的基础研究，改行承担国家急需的任务。我们随时听从祖国的召唤。我们深信，中国一定能够造出自己的原子弹。”^[1]

在等候回国的最后几个月，周光召放弃已有所建树的熟悉领域，在杜布纳集中精力阅读核爆方面的著作，为回国后的原子弹研制工作做准备。

1961年1月，周光召在莫斯科登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回国效力。他未来得及与妻儿叙离别之情，就搬进了土城的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院。5月，任理论部第一副主任，进行有关核应用的理论研究，开始“秘密历程”，即“两弹一星”研制工作。这一干就是19年。他的老师彭桓武已先一个月报到，担任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长。早在1957年6月彭桓武就结束了教授生涯，先后受命全面负责原子能反应堆工程工作和研制核潜动力堆任务。

回国不久，周光召聆听了周总理在核工业部的一次大会上所作的报告。听着周总理语重心长地讲述中国自己制造原子弹的重大意义，周光召深切地感受到一名科研工作者的责任。中国有100多年遭受屈辱的历史，他们这一代人亲身经历过列强统治中国的痛苦，有新旧社会的强烈对比。因此，下定决心，一定要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造出“两弹一星”。许多年后，周光召还在感慨：“对于所有参与研制原子弹的工作人员来讲，这项使命与其说是压力，不如说是长中国人的志气，因为我们坚信中国一定能靠自己的力量，造出争气弹。”^[1]

为了造出“争气弹”，中国众多优秀的科学家聚集在一起，除了彭桓武、周光召，这支队伍里还有王淦昌、郭永怀、朱光亚、邓稼先、程开甲、陈能宽、黄祖洽、于敏、龙文光、杨承宗、王承书、周毓麟……为了挑起这副沉重的担子，挑起中国的强盛和未来，一颗颗璀璨的明星从他们各自的灿烂天空消失，组合成一个更加辉煌、夺目的星团。他们隐姓埋名，隐身在茫茫的戈壁滩、简陋的实验室10多年，默默地为民族的事业奋斗、奉献，把智慧之光、理想之光和一腔热血都奉献给了那个崇高而神圣的事业。周光召后来谈起这段“与世隔绝”时说，“在国外的很多好朋友发现我们回来以后就不见了。到1970年代听说，当时国际上就传了，说是我们逝世了，说是制造了一个什么事件，在我们回国的时候飞机爆炸，就不在了，这种传言都有的。确实国外很多朋友那个时候都非常关心我们是怎么回事。”^[2]

从1961年开始，周光召积极参加并领导了我国核武器的理论研究工作，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第一颗氢弹的研制成功，我国战略核武器的设计和定型，以及此后核武器的预研和其他一系列科学试验都作出了重大贡献，并因此于1964年和彭桓武、邓稼先等8位同志共同荣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在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设计攻坚战役中，困难是巨大的。中国一无权威资料，二无实践经验，三无专家指导。我国没有一位科学家见过原子弹，而当时世界各国都视原子弹为尖端机密，严格封锁消息，所以一切有关核武器的重要物理现象、规律及计算方法，都要依靠自己来摸索。周光召他们想尽一切办法从公开、半公开及和平利用原子能方面的材料中收集、筛选信息，再用科学方法推算；可利用的设备则是两架300次乌拉尔手摇式计算机和一些仪器。当时他们拥有的视若珍宝的唯一可供参考的内部资料，是苏联总顾问向我国部长介绍情况时的一份口授的且极其简要的记录。由于这份资料上的数据有个别错误，即引起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一些坚决相信苏联专家的科技人员认为资料上的记载是正确的，我们之所以在理论上算出另一数值是由于我们“不懂”。而负责原子弹理论设计的邓稼先带领年轻人夜以继日计算了8次，可结果仍与苏联专家的数据不一样。当邓稼先的攻坚队进行第9次演算时，中间的一段数据仍旧“塌方”，这就使原子弹理论设计方案陷入迷雾中。不攻克这个“壁垒”，工作难以进行下去。

彭桓武请回国不久的周光召复查邓稼先小组的计算数据。周光召没有站在计算机旁去重复攻关小组的演算，而以他特有的敏锐和智慧，另辟蹊径，从炸药能量利用率着手，求出炸药所做的最大功，从理论上证明了邓稼先小组计算结果的正确性，使对压紧过程的流体力学现象有了透彻的理解。数学家周毓麟等研究了有效的数学方法和计算程序，经过计算其结果也与邓稼先小组计算结果完全相符。这样才结束了争论，让大家确信数据不符的原因是资料上的误记。由于周光召、周毓麟等廓清了迷雾，设计工作就走出了困境。

为了扭转在“大跃进”后普遍存在热情高而科学性不够的情况，周光召从建立严格科学程序，培训科研人员，提高研究工作的系统性、严密性入手，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他多次举办专题讲座，亲自撰写讲义，深受听课者的欢迎。多年来，他指导、培养了不少科研人才，为核武器理论设计工作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周光召这些专家也关怀备至，照顾周全。此时正值国家经济困难时期，在这个艰难的岁月，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粮草”问题，甚至向各部部长“化缘”，要求他们保证西北研究基地的粮食供应。为增加营养，从青海湖里打来一些鱼。叶剑英元帅专门从军队调来一些黄豆给科学家改善生活。

有一件事让周光召记忆犹新，感动至今。由于条件的恶劣和过分的劳累，周光召病倒了。主管研制工作的聂荣臻元帅听说了这个消息，即派人送来一篮水果。这不是聂帅对他一人的关怀，而是对所有科研人员的关怀。关怀与鼓励化为了力量，第二天，周光召便带病返回工作岗位。

他念念不忘的还有一些领导干部吃苦在前的工作精神。当时工厂厂区是在海拔3200米以上，开始建厂时职工宿舍没有建起来，但是工作又不能等，所以有一部分人必须先住帐篷。带队的领导的决定是自己住帐篷，而让科技人员住刚盖起来的宿舍。这样的生活持续了一年多的时间。许多年过去，周光召还在感慨：“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那是在3200米的高原之上，冬天是十分寒冷的。”^[1]

正是在这众志成城中，一个个秘密被揭开，一道道难关被攻克。1962年9月，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方案诞生。

1964年10月15日，在罗布泊高高的铁架上，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已经安装就绪，等待起爆，这个千百万人共同孕育的科学产儿就要问世了。在前两天，周总理让刘柏罗邀请在京的彭桓武、王淦昌、邓稼先、郭永怀等几位核物理学家，乘坐张爱萍总指挥派回的专机飞往罗布泊，观看原子弹爆炸实况。突然，一份急电从罗布泊发到北京，说突然发现了一种材料中的杂质超过了原来的设计要求。刘杰部长匆匆来到理论物理研究所，找到在北京留守的周光召、黄祖洽和秦元勋，迫不及待地说：“场区出现新情况，周总理要求重新计算一下成功的概率，8个小时内给我结果。”

周光召他们接到这项特殊的任务，和同事们连夜紧张地运算，10月16日上午，一份计算报告呈送到周恩来面前：“经计算，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的失败率小于万分之一，建议按时起爆。”^[2]

1964年10月16日15时，罗布泊发出了一声巨响，原子弹爆炸成功! 我们古老而又年轻的祖国，终于在罗布泊荒原上那惊天动地的巨响中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和创造力。

原子弹研制完成后，周光召等科学家没有陶醉于成功的喜悦中，在毛泽东关于“加快氢弹研制步伐”的指示下，研究核武器大部分理论研究人员又紧锣密鼓地进军另一个神秘的领域，探索中国的氢弹之路。1965年2月，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长朱光亚、彭桓武指导制定探索氢弹的理论研究计划。研究人员总结了前一段的研究工作，分析了国外发展氢弹的情况。经过充分论证，确定第一步突破氢弹原理，第二步力争在1968年以前实现首次氢弹试验。

正当周光召等潜心攻关时，一场浩劫却降临了。“九院”理论部薄薄的围墙挡不住那场“史无前例”的台风，周光召没能躲过这场风暴。“文化大革命”刚开始，周光召就受到冲击，成为所在单位受冲击最厉害的一个。俗话说“祸从口出”。他由于1957年就去苏联了，没有经历过国内“反右”斗争的教训，所以说话很直率，容易得罪人，特别是政工干部。因此，一开始就被当作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批判。再加上他家庭出身不好，父亲在国民党时期做过官，岳父母也是做小本生意的，首当其冲。红卫兵就把他的家抄了。周光召先后被抄家三四次之多，甚至在北京帮他带孩子的岳父母也被赶回了乡下。

他望着满地狼藉的书籍和论文手稿，心如刀绞。他认为有错误大家可以批评，何况自己问心无愧，因此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思想很苦闷。周光召一边接受批判，一边工作。尽管心里很委屈，但作为设计组的第一负责人，他对工作丝毫不懈怠，和邓稼先、于敏一起按计划推进工作，没出过一点差错。

核武器研制理论必须要联系实际，当时多数人是在北京攻关，需要派驻一个小组去试验基地。九院的前任院长亲自当队长，率领十来个同志长期战斗在基地。

聂荣臻元帅对他一如既往的关心。1966年12月，周光召等要做一个原理性的实验，来证明设计氢弹的原理是否正确。他和于敏去现场，聂荣臻元帅也在。此时戈壁滩很冷，冷得滴水成冰，受批判的周光召住在干打垒的房子里。周光召和于敏前去向聂荣臻汇报，一见面，聂帅和蔼的目光凝视着周光召的脸，关切地说：“我知道，光召的哮喘病还未好，经受了那许多折腾。你们跟我住在一块，就这么定了。”^[1]

周光召心中热浪翻涌，领导的关怀之情，对事业的坚定信念，此时完全融合在一处。因此，他抛开心中的烦恼，一心扑在工作上。从基地回到北京，又带了一个小组去上海。

许多年过去，周光召对此仍一片深情。他说：“后来聂帅每次见到我，都会询问我的身体状况。他负责我国的国防工业和国防科研，当时参与核武器研制的各方人马有10万之众，聂帅还能记住一名科研人员患病这样具体的事，不能不让人从内心感动。中国知识分子本来就有士为知己者死的文化传统。当时我就想，我只有更加努力地去工作，才能回报党和国家对科技工作者的关怀与爱护!”^[1]

同事的情谊也一直温暖着他。他一点也没想到，有些他平常关心得并不多的同志，在他受批判时怕他出事，找到他，安慰他，劝他正确地看待发生的这些事情。

在危急的时刻，聂荣臻元帅紧急下令，派兵把守研究所宿舍区大院，任何外人不得进入。周恩来总理指示，一些从事机密工作的专家，名字不许上大字报。

氢弹设计完了，实验成功了，周光召就“靠边”了。后来由于实验工作需要他参加，周光召才又回到核武器理论研究所。

在隐姓埋名的19年里，周光召对核武器理论各个领域的研究工作都表现出很高的造诣和很强的指导能力。他参与并领导开展了爆炸物理、辐射流体力学、高温高压物理、二维流体力学、中子物理等多个领域的研究工作，取得了许多具有实际价值的重要成果。这些成果为弄清核武器产品内部的运动规律，为核武器的理论奠定了基础。

周光召回忆说：“这个历史的重任交给我们，我们能够参与，而且完成，那是人生中做得无愧于国家，也无愧于自己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一直强调这个事情并不仅仅是一个集体的事业，它的最可贵之处是，训练出来一个很好的集体，能够团结一致，能够为了一个共同目标去奋斗。我觉得这也是我一生中看到的这样的集体，恐怕是唯一的集体。这种感受和一个人的某项成功感受是不一样的，和你发表了一篇很好的文章，人家表示赞扬，或者得一个什么奖，不一样，这不是那种感受。这是一种真正代表国家，能够参与这样一个伟大的事业，作为其中一员才有的感受，一种自豪，是大家共同的一种高兴。”^[2]

1999年9月18日，在隆重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前夕，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对当年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予以表彰。在掌声和鲜花中，周光召一如往常一样平静、温和，对前来采访的记者娓娓道来的、如数家珍的是“集体协作”。他说：大协作和科学精神是“两弹一星”成功的关键，“两弹一星”是全国大协作的成果。我们知道，要奋斗就会有牺牲，在战争年代如此，在经济建设的发展过程中也需要有人挺身而出，牺牲个人的利益，为民族大业默默奉献。当时研制“两弹一星”必须将全国各个领域的优秀科学家集中起来，对这些单位来说科研要受到影响，会造成一定损失，因为当时各单位人才都是稀缺的；对个人来说，也会影响到自己的科研进度，影响到出成果，因为当时这些科学家都在进行自己的实验，有的人可能还会有重大的突破。但是他们都义无反顾地去了科研基地，而将单位的或自己的科研课题停下来。不仅中国科学院的许多研究所参加了“两弹一星”的研制，全国的许多大学和科研单位也都参加了这项工作。

核武器基地主要是武器设计、定型、生产、试验，但是许多部件都是在全国其他的企业完成后组装起来。比如铀矿的勘探、开采和极为困难的铀的浓缩，以及常规炸药的爆炸过程，也都是研究的重点课题。爆炸是一个快速的过程，需要有每秒能拍百万张照片的相机，这样的照相机我们就没有，西安光机所承担了研制的任务。还有，真的去做核试验的时候问题就更多了。比如试验场地谁去准备？试验过程中要测量很多的数据，包括试验有多大的威力，它产生了些什么现象，它的破坏力怎样，都要有大队伍去做。所以“两弹一星”的实现，实际上是全国大协作的结果。

那时能达到这样一种大协作的状态与有一个统一的指挥有关系。在那种环境中工作，没有人会太重视个人，因为这是那么多人工作的结果。而且每个人负责一个方面，每一个方面、每一部件都不能出问题。每个人都是兢兢业业、忠于职守，所以你会觉得你就是这些人中的一员。^[1]

谈到这里，周光召十分谦虚地说：“我只是其中的一员，我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2]

在另一个场合，周光召用不同的语言表述方式强调相同思想。他说：“‘两弹’有功人员远远不止几十位，为此抛洒心血甚至献出宝贵生命的是一大批默默无闻的人。我是个很普通的人。如果把制造原子弹比作撰写一篇惊心动魄的文章，这文章是工人、解放军战士、工程和科学技术人员不下10万人谱写出来的，我只不过是10万分之一。”^[3]

“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让周光召对古老的中华民族充满了信心。他坚信拥有社会主义制度、拥有优良传统和聪明勤劳人民的中国，一定能够发达、富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1979年，周光召先后任九院理论研究所的副所长、所长、第二机械工业部九局总工程师。

周光召··重返物理学界

1976年以后，周光召逐渐将他的工作转入粒子物理和统计物理理论的研究。他组织领导了许多中青年科研人员对相互作用统一、CP 破坏、非线性σ 模型、有效拉氏量理论、超对称性破缺、量子场论的大范围拓扑性质及其与反常的联系等方面，做了许多很有意义的研究工作，其中许多结果（例如关于量子场论的大范围拓扑性质及其与反常的联系）引起国内外学者的普遍重视。在凝聚态物理方面，他领导的小组发展了非平衡态统一理论中的数学形式——闭路格林函数方法，并把所发展的方法，尝试用到激光、等离子体、临界力学、随机淬火系统等方面，不仅得到有成效的具体结果，而且显示出这种方法的优越性，发展了前人的思想，处理了物理方面很多理论问题。他的贡献得到肯定：1985年获两项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987年以《量子场论大范围性质的研究》获中国科学院重大科技成果奖一等奖。

由于参加了“两弹一星”的核心研究工作，周光召在长时间里从物理学界消失了。1979年，他任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研究员。1980年春，国际粒子物理会议在广州召开，周光召在隐姓埋名近20年后第一次公开亮相。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钱三强向海外科院学部委员（后改称院士）介绍了周光召。

周光召回到理论研究领域后即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地回到学术前沿，这既反映了他很高的科学素养，也得益于他国外交流的经历。

“文化大革命”后，中国经历沧桑，百废待兴。为了改变中国落后面貌，邓小平在科学大会上特别强调了科学技术的重要性，提出“中国要发展，离不开科技”。中国迫切需要迎头赶上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步伐。同时，科学是开放的，世界性的，它必须站在世界舞台才能够得到很好的发展，所以有机会到国际上去接触当时的科学前沿，是很有必要的。加强与国际的学术交流是捷径。对外开放后，中国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的办法，请进一批人来中国，同时派出了一批研究基础较好的中青年科学工作者去发达国家学习。周光召就是在这个历史契机中接受国外的邀请，迈出了国门，在美国和欧洲各待了一年。他出国的动机就是利用国外便捷的条件与国际同行建立广泛联系，广交朋友，把自己当作小学生，从头学起，广种广收，不仅弥补与世界理论物理学界隔绝十几年带来的科研信息短缺，而且要迅速站到学术前沿。

1980年9月，周光召应邀到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和加州大学担任客座教授，即被美国物理学界视为中国理论物理学界的代表人物。著名高能物理学家、美国物理学会主席马夏克教授为欢迎周光召，专门为他举办了以弱相互作用为题的学术会议。许多国际知名物理学家参加。这样隆重接待一位外国科学家，在美国物理学界是罕见的。会议上，许多科学家在讲话中表达了发展中美科学、友好合作的强烈愿望。

在美国的那些岁月里，周光召为中国物理学界做了两件大事。

周光召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促成了中国学者赴美学术交流。在美期间，周光召代表中国物理学会向美国物理学会介绍中国物理学界的情况，以及中国物理学家们渴望国际交流的希望。周光召在美国物理学会有很多老朋友，他取得了他们的支持，达成了一个协议：美国物理学会每年接受一批中国的中年科学工作者到美国进修，时间两年，由美国物理学会替他们选择在美国的导师，经费由美方支出，中方只负责派人和出旅费。这是一个对中方非常有利的协议计划。

后来，美国物理学会非常友好和讲诚信，选择了当时很有名的一些美国科学家做中国科学工作者的导师。这个计划持续了许多年，中国许多优秀的科学家就是通过这个通道与世界科学前沿对接，这对中国物理学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相当好的作用。他们中的一批人后来成为了中国科学院院士。

第二件事情，是帮助恢复中国物理学会在国际组织中的地位。出国前，他受中国物理学会会长钱三强先生及周培源先生的委托，去美做工作，尽量争取让中国物理学会回归国际组织中。由于历史的原因，那时在国际科联里的国际理论和纯粹物理联合会，中国物理学会不是会员，名列其中的是台湾的“中国物理学会”。这种状况妨碍大陆物理学界与国际的交流。要改变这个局面，就需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要让国际科联接纳中国物理学会，二是如何处理两个中国物理学会的问题，最困难的是这个问题。为解决第一个问题，周光召与美国的物理学会的会长和当时国际理论和应用物理联合会的会长（瑞典的一位科学家）磋商，说明中国物理学会希望进入这个国际大家庭的迫切心情及中方加盟对世界组织的重要性，取得了他们的支持。在两位会长的帮助下，这个问题很快得到了解决。

紧接着要解决的是台湾方面的问题。政治上，大陆和台湾的炎黄子孙都反对“两个中国”，坚持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20世纪70年代，当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时，蒋介石领导的台湾当局自动退出了联合国。国际学会组织是群众团体，中方的想法是最好不要出现在联合国发生的一幕，双方都加入，台湾当局已是会员，不能一个进去一个出来。另一个问题是台湾用什么名称加入。

周光召于是请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李政道先生来做台湾方面的工作。李政道很器重周光召。早在50年代末，周光召在苏联杜布纳从事物理研究时，他的研究成果便引起了李政道的密切关注。1964年在美国举行的国际高能物理年会，首次邀请的两位中国学者之一，是周光召。1980年他第一次重返中国时，最迫切的愿望之一便是希望见一见这位久闻其名而未能谋面的同行。在广州大家一见如故，成了真正的挚友。而台湾物理学界泰斗吴大猷先生是他的老师，老师也很看重这个学生。所以，周光召请他帮忙和台湾当局谈出一个双方都可以接受的条件，并希望和台湾达成一致意见。在当时大陆与台湾彼此隔绝的情形下，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中间人的作用非常关键。事实证明周光召找对人了。当他把这个问题所涉及的各方面的利害关系跟李政道讲明以后，李政道非常热情地穿针引线，去找吴大猷先生说明情况，并把他们的一些要求反馈过来。最后，通过小平同志亲自决策，双方终于达成了一致。

第二年9月，周光召在美国完成教学和科研工作以后，又来到欧洲原子核研究中心担任研究员。这个中心在20世纪60年代就曾经邀请他来此作研究，销声匿迹近20年后，周光召践约来到了这里。他是该中心在60年代以后被邀请的第一位中国物理学家。钟情于学术的周光召，此时在理论物理领域好像又回到了生机勃勃的青年时期，研究工作强烈地吸引着他，并看到了学科前景。他的想法是回去带一批学生，能把这个科学前沿在中国搞上去。

周光召··中国科学院第四任院长

1987年1月22日，周光召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成为继郭沫若、方毅、卢嘉锡之后的第四任中国科学院院长。

20世纪80年代，正当周光召返回国际物理学界，满怀热情地开始新的学术生涯，准备向新的理论高峰冲击时，国家领导人让他负责中国科学院的工作。他回忆说：“那个时候我才真正感觉到又发生了一个人生的大的转折。我当小学生，那样努力学习，花了三四年的时间才学到一个程度，开始可以做一些论文在杂志上发表，现在又遇到这样一个情况。那时候钱三强先生动员我，还有科学院的一些其他领导，我也没办法拒绝，后来就到科学院来了。”^[1]

在中国，个人的命运始终与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高屋建瓴，提出要“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要走中国式的道路，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中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依靠的是干部。1980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了干部队伍要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针。科技战线尤其是中国科学院领导班子建设尤为重要，必须选拔在科学上有很高的成就，品德高尚，并能从战略高度确立发展方向、有远见的科学家来担当重任。年富力强、德才兼备的周光召进入中央领导的视野。

198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夕，周光召正在欧洲潜心做研究工作，合同期还未满，忽然来了一个急电要他回国。用他的话说，是国内用十二道金牌的召法来召，一定要回去，而且动员了当地的大使馆来做工作。起初他还以课题研究尚未结束为由，希望延期。刚到德国，大使馆的参赞就找上门来，动员他早日回去。周光召很纳闷，但对于这一代科学家而言，国家的召唤是绝对的命令，国家的需要高于一切，他再一次服从祖国召唤。

1982年9月，周光召回国。这时，他才知道自己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并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后选为中央委员。在党的十三、十四、十五大，他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

同年，周光召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所长。1984年4月，他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1985年底，他被聘兼任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

自1983年以后，周光召承担了较繁重的社会工作，先后被选为中国物理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国际交流协会副会长、中日友好二十一世纪委员会中方委员、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副会长、中国国际科技促进会副会长、国际粒子和场学会委员、太平洋科学协会主席兼理事会主席、国际物理学联合会副主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顾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副主任、海峡两岸人才交流协会名誉主席。同时，他还兼任《中国科学》、《科学通报》杂志主编。

周光召也获得了众多荣誉。1993年，意大利政府授予他“意大利共和国爵士勋章”。1994年，香港求是科技基金会授予他“中国杰出科学家奖”。1996年，经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审议通过，将国际编号为3462号的小行星命名为“周光召星”。他还被美国纽约市立大学、加拿大麦吉尔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6所世界知名大学授予科学博士。还荣膺美国科学院、俄罗斯科学院、欧洲科学院等11个国家和地区的科学院院士，是目前中国担任外籍院士头衔最多的著名科学家。

在30多年里，周光召先后发表研究论文104篇。

中国科学院是代表中国最高水平的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它由一批代表中国科技水平的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和促进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基地和一个集中全国最高水平科学家的学部组成。周光召认为，在中科院院长这个岗位上要推进工作，关键要认识科学技术发展的规律。科学的发展主要依靠科学家的创新思维，领导的任务就是要营造一个良好的学术氛围，让创新的思维得以发挥。因此，他把治院方针概括为：“奉行开拓精神，形成民主、团结、融洽、活泼的学术氛围，为科学家们创造一个身心舒畅的工作环境。”他强调“学术民主和自由争鸣是繁荣科学的唯一途径”，在中国科学院“决不允许用行政手段干涉学术自由”，“科学研究中不存在先验的‘框框’，真理的获得只有通过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才能达到”，^[1] 这些思想的贯彻，为中科院形成浓厚的学术氛围，促进出成果、出人才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在中国科学院，在那个风云激荡的改革年代，周光召作为中国科学院当家人，采取的具有战略意义的大举措，就是进行科技体制改革。他背负着一个巨大的家业，在体制的转型中探索。到科学院后，他调查研究，发现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科学家在历史上受过很多冲击，其中除了政治方面的冲击之外，在业务方向上也有很多次反复。比如说一会儿提出要联系实际，所有的人要下工厂，到实际中找问题。一会儿又觉得这个不对，又回来搞基础理论，这样已经反复几次，让科学家无所适从。他们希望能够有一段稳定的时间做基础研究，不太愿意去做一些比较实际的事情。而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的发展需要科学技术，中央提出的新方针，就是科学技术要面向国民经济，国民经济要依靠科学技术。为此，科学院内部就爆发了一场争论，其中许多年老一些的科技人员在讨论中不赞成中央的这个方针。另一批人则认为应该在新的形势下发展科技，不能够让科学院回到完全搞基础研究的状态上面。周光召回眸科学院的历史，发现凡是在为国家服务得好的时候科学院就兴旺发达。比如“两弹一星”时期，它专门组建一个新的机构，为解决这“两弹一星”的基础问题去攻克难关，而且科学院有很多研究所也是为了当时这些国防任务建立的。如果提倡所有人都去写论文，搞基础研究的所能行，而搞应用的研究所，本来是做任务的，现在也要靠发表文章来评职称，这会产生很多的问题。

为集思广益，周光召组织一批同志对这个问题进行研讨，然后向老院长汇报，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认为50年代，中国科学院是当时中国在发展高新科技和基础科学方面的一支唯一力量，它承担了国家在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中最重要的任务，是无可置疑的“国家队”。但是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全国的科技界有了新变化。其中一个重要的变化是，高科技部门和国防的科技力量有了很大增长，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不再需要中科院的力量。而且十年动乱，对科学研究造成了极大破坏，“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科技界重新强调基础研究是必要的。但从目前整个社会发展的阶段和迫切需要看，认为科学院的任务只是把基础研究搞好就行了，是认识不足。当时社会上有个说法：要是把钱扔在水里还有个响声，把钱扔在中科院，连个泡都不起。由此可见问题的尖锐。而从世界发达国家科技发展模式来看，科技人员兴办的科技产业是朝阳产业。他在欧美国家两年即深深感到美国经济之所以强大，是因为它的高技术产业远远超过了其他国家，而且它的高技术产业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是科研人员出来创办的。如从集成电路到英特尔这些芯片，到计算机、软件，许多有名的企业，它的原创者都是科技人员。中国必须要发展高技术产业，科学院必须改革，借此重建中国科学院的光辉形象。卢嘉锡和严东生两位领导非常支持周光召的想法，同意科学院责成周光召负责这项工作。

因此，与国家改革同步，周光召在中国科学院推行科技体制改革，作出了若干项重大决策。第一，在科研与生产的结合方面，他坚持“科学技术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的办院方向，并进一步提出了“把主要科技力量动员和组织到为国民经济服务的主战场，同时保持一支精干力量进行基础研究和高技术创造”的方针。根据这个方针和中科院的实际情况，组织制定了对科技力量的科学配置和对基础、应用、开发三大类工作按不同的激励机制分类管理的实施办法。这样，使中科院围绕国家攻关任务，组成了许多与企业紧密联合的研究与发展中心或基地，在中科院形成了若干支能合作、善攻坚的队伍，使科技的发展与国民经济的发展紧密地结合起来，为形成科技与经济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建立了新的机制。当时中国科学院针对资源、环境、农业问题组织了几个战役，如黄淮海战役，把山东、河南、安徽的粮食产量大幅度地提高。另外，还组织了一个黄金战役。当时中国的黄金储备比较低，为了保持金融的稳定，需要更多的黄金。针对这个情况，科学院动员相当多的地质科学家帮忙去找黄金矿，动员一些科学家来帮助进行冶炼。这些战役，对促进当时的国民经济都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第二，在科研成果如何转化为生产力的问题上，1987年，他创造性地提出“一院两种运行机制”的方针。旨在既拥有一批引入“开放、流动、联合”的竞争机制的、具有国际水平的研究所；还要形成一批在国际上有影响的，其产品有国际竞争能力的技术密集型的外向型企业和公司。

周光召定下了一个办院方针以后，首先是稳定科学院的基础研究的队伍。1988年召开了基础研究的会议，把这部分同志稳下来。同时强调基础研究要开放，科学院不是编制在科学院之内的人的科学院，科学院必须成为中国的科学院，成为中国科学家的科学院，所以必须对学校、对其他方面开放，很多实验室要吸引大家来参与。根据周光召“开放、竞争、流动、联合”的新思路，制定了第一批开放实验室的计划。

其次，周光召强调科学院从事应用研究的这批研究所，必须要为国民经济服务，做出有影响的重大的成绩来。他借鉴硅谷经验，鼓励科学家在中关村创业。从1984年开始他组织、动员一部分科学家出来办高技术企业，从小到大来发展高技术产业。他一再强调去办产业的这部分同志，有他们的长处和价值，不能用同一个价值标准来衡量这两部分人，尤其是做研究这批人不要轻视搞产业的这批人。为了使他们互相不牵制，即用制度来规范。“一院两制”的方针就是用不同的运营机制、不同的管理办法来区别对待办产业和从事科研的人员，因为他们对社会的贡献也不一样，对他们的评价也不应该一样。从1987年开始，科学院每年拿出3000万元来支持科技人员创办高新技术产业。他认为如果能够走出一条路来，将来前途是非常光明的。

这一方针的推行，使中科院在打破僵化的自我封闭的旧体制方面，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这既增强了科技发展自身的活力，又有效地实行了科研成果向生产力的迅速转化。

第三，在科研与教学结合方面，周光召积极倡导科研机构与高校之间的联合，避免由于科研与教学脱节、部门所有制造成的研究课题重复以及人、财、物的浪费。在他的倡导下，中科院与北大、清华逐步建立了若干个联合实验室，为加速改变科研机构与高校分离的体制做出了创造性的工作。

对这段经历，周光召后来回忆说，“当时最困难的是观念的转变。因为要改变原来的这个体制，这个观念的改变是非常之困难的。再有就是要跟企业相结合，但是当时跟国有企业相结合相当的困难。他们不需要，也没有积极性。所以只好我们组织了一批科学家从小到大来发展高技术产业，那时候国外已经有了很多的经验，像硅谷，所以在中关村地区和全国各个地区都有一批科学家站起来。但这个时候就产生了很多观念上的冲突。比如说做比较基础的或者是比较正规的研究的这批人，对出来办产业的这批人是瞧不起的，觉得他们是因为搞研究不行才去办产业。所以有的研究所就让一些他们认为不行的人去搞产业……

“另外，搞技术产业，开始是非常之困难的。他们几乎要从做买卖开始，因为没有资金。像联想现在每年能够投入几个亿来做开发，那个时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那个时候他们总共就有50万块钱，要自己扛东西到外头去卖。没有经验，还上当受骗。院里头当时每年投入3000万，所以10年的时间一共投了3个亿，这10年我不知道挨了多少骂了。”^[1]

周光召给了创业者一份特别的关怀。他看到这些做企业的人非常辛苦，而且又被人看不起，经常给他们打气，鼓励他们的事业心：不是为了个人赚点钱，而是要在中国高新技术发展历史上写下一笔，要从这样一种高度来看待自己从事的事情。要学会怎样来办产业。办产业远远不只是限于科技本身，它的管理，它的市场，它的综合素质的要求，远远高于一个普通的科技人员，所以他不断给他们鼓励。

20世纪80年代中期担任中科院副院长的胡启桓院士，对周院长当时的难处深有感触，对他处事的魄力予以很高的赞扬。说到让一些科研人员下海创办实体这件事，她很动感情。她说：当时很多人都瞧不起这些下海的人，这些下海的人手拉肩扛，在艰难困苦中创办起一个个科技公司，“周院长对他们真是爱护呀，他对科技产业充满了爱”。^[1]

90年代中期，随着世纪之交的临近，一向注重从最新科学思想高度上观察问题的周光召，围绕着如何脱离计划经济时代的运行模式，积极稳妥的向现代科研与开发体制过渡，以新的整体优势完成国家和民族对中科院的重托，更重视从当时的科技与社会经济发展新趋势的背景来进一步思考和部署中国科学院更深层次的改革与发展。

在开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他更加强调中国科技发展战略及科技与经济的关系。他认为，科研单位的人必然要参与世界范围的竞争，一个没有活力的科研单位会被淘汰。同时，科学的事业是集体的事业。虽有活力但各行其是、各自为战的单位，力量因分散或彼此抵消而得不到加强，也会被淘汰。只有根据所情、院情、国情制订正确的发展战略，组织好自己的队伍，把力量放到最重要和发展迅速的科学前沿，以及对国民经济有重大影响的项目上，形成整体的力量和优势，打几个对科技发展有重大影响的大战役，才能得到更大的发展机会。

在90年代，周光召为中国科学院在世纪之交确定的发展模式是：一个从全国最优秀科学家中选出的院士组成的学部；一批具有国际水平与全社会保持密切联系的科学研究中心、研究所和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其周围有一批科学院控股或参股的，在人才、信息、成果、资金等方面与院保持密切联系的现代高技术企业（集团）。发展目标是成为“三大基地”，即“在国际科学前沿拼搏、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基地；成为培养高级科技人才的基地；成为促进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形成和发展的基地。”^[2]

知名人物 周光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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