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名人物刘元人物简介

Posted 2022-04-13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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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人物刘元人物简介

·刘元

刘元，机械工程与航天地面设备专家，我国航天地面设备技术的主要开拓者之一。他长期从事兵工技术及其管理工作，为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和我国兵工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主持筹建了我国第一个航天地面设备研究所，曾任远程弹道导弹、某地空导弹的副总设计师，主持了多种型号地面设备的研制，兢兢业业、埋头苦干，带领科技人员攻克多项技术关键，适时研制成功多种地面设备，为航天型号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刘元，原名谢大元，1919年6月22日生于贵州省鳛水县，祖籍江西省吉水县。父亲谢曙村识字达理，能写会算，曾经营木材等山货生意，性格刚直。家境虽不宽绰，但尽力让子女读书。他3岁时随家迁居湖北宜昌，1924年至1930年先后就读于宜昌博爱小学和宜昌县立第二小学。其兄姐于1927年投入宜昌的群众运动，并参加了共青团，二姐还带他去监狱探望被捕的共产党员，并为其送饭，不久即发生越狱行动，这些都对他幼小的心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其逐步懂得了革命的道理，也明白了“要革命就得斗争”。

1930年至1933年，在宜昌湖北省立第四中学读初中，他年龄最小，毕业时成绩名列第一。1933年夏，初试考取上海同济中学高中部，因健康原因复试未被录取，返回家中养病。1934年初，考取汉口江汉中学高一下插班，一年后转学到汉口市立第一中学，在校期间，他积极参加了“一二·九”学生运动。

1936年高中毕业，同时考取清华大学和武汉大学，他进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在校期间积极参加了“一二·一六”运动，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他从北京随校迁至湖南长沙，后又迁往在昆明成立的西南联合大学，1940年毕业。

大学毕业后，经学校介绍到四川壁山交通部汽车高级技术人员训练班学习，由于患病和不满交通部的官僚作风而离开。又经介绍进重庆民生机器厂任助理技术员。1941年冬进资源委员会綦江电化治炼厂任工务员(技术员)。1943年秋到重庆中央工业学校任教员。1944年初至1945年初，在重庆永利源字号任协理。1945年上半年在重庆亚洲机器厂任工务主任、工程师。

1930年至1945年的十多年中，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大动荡、大变革的年代，马列主义、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红军的影响逐步扩大，特别是日本侵略军的入侵和蒋介石政府的卖国投降路线更激起了中国广大民众反帝、反封建、反压迫的爱国热情。他正读中学、大学和刚参加工作，富有正义感，在兄姐革命思想的影响下，不断地接触革命的进步书刊、歌曲和文艺小说，如《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唯物辩证法》、《国际歌》以及郭沫若、鲁迅、高尔基、巴比塞、罗曼·罗兰的文艺作品等，正是在这些进步思想的熏陶下，使这位风华正茂、聪颖好学的青年逐步悟出了革命的道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在清华大学学习时，暗中读了斯诺的《西行漫记》，又读了鲁迅的一些作品。在随清华大学经广州、香港、海防赴昆明时，在广州买到了《国家与革命》，到昆明又买到了《资本论》，他爱不释手，经常在晚自习时研读，正是这些书籍使他向往革命的思想逐步发展。1938年至1940年，他在昆明西南联大加入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并积极参加了民先组织的活动。1945年至1946年在重庆经介绍参加中国经济事业协进会和政协促进会。1945年，毛泽东主席到重庆谈判时，他与其胞兄以“一家庭的两兄弟”名义写信慰问毛主席，在8月30日的新华日报第2版以“一家庭的两个人”的署名刊出，当时颇有影响。这时，他赴革命圣地延安的愿望日益急迫，几经辗转周折，终于在重庆曾家岩周公馆见到了欧阳山尊和李强(时任延安兵工局局长)，在恳请下并经李强同意，他于1946年5月5日搬进红岩办事处，随后启程奔赴延安，途径咸阳车站时被扣留10余天，6月初到达延安。自此，他以一个崭新的刘元开始了革命的生涯。

到达延安后，毛主席等领导亲切地接见了他们，他激动地握着毛主席那双温暖而厚厚的大手，好似一股暖流充满全身，这股暖流一直激励着他勤奋为党工作。

1946年7月，他被分配在延安兵工局技术室任工程师;从延安撤退时，他组织茶坊工厂坚壁设备，组织紫坊沟工厂将硝化棉半成品转运过黄河;撤退行军时，他在一野四纵队13大队队部任秘书，渡河后在晋绥西北兵工部兴县一厂任设计室主任、工程师，并兼任技术训练班主任，后任西北工业部技术处工程师。在此期间，他作为代表出席了1948年12月在河北平山西柏坡召开的解放区第二次全国兵工会议，朱德总司令亲自招待了会议代表，他聆听了朱总司令的教导和寄予的厚望，会议还听取了刘少奇同志的报告。1949年7月至8月，他在北京参加了中央军委后勤部召开的全国兵工规划会议;1949年8月至9月，赴清华大学金相材料试验室实习，后作为西北兵工部学习参观团成员，赴东北的旅大、鞍山、沈阳、抚顺、本溪、哈尔滨等地的工厂参观学习，进一步增加了工业生产方面的知识。1947年7月，他在山西临县经李颉伯等二同志介绍被吸收为中共预备党员，1948年4月按期转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三年国民经济建设恢复时期和第一个国民经济建设五年计划时期，正值解放战争夺取全国最后胜利和抗美援朝战争时期，也是新中国兵工事业发展和壮大之时，刘元以其饱满的革命激情和坚忍不拔的毅力，在发展兵工技术及其组织管理工作方面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先后担任位于重庆的西南工业部技术室秘书主任、西南工业部机械工业管理局计划科科长、西南兵工局计划处副处长、二机部二局西南工作团生产计划处处长，1953年3月调任昆明356厂任第一副厂长兼总工程师。他和他的同事们干得热火朝天，夜以继日地赶制各种武器装备，有力地支援了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

1956年6月调赴北京，任二机部一局技术处处长兼科技处处长;1958年3月，任三机部(后为五机部)第一研究所副所长;1964年7月，任五机部机械科学研究院计划部副部长。他参加领导筹建了三机部第一研究所，并一直主持这一研究所的技术工作，该研究所一直承担着我国的导弹与航天地面设备的设计与研制任务。刘元是这一技术领域的重要开创者之一，不仅为导弹与航天型号的发展提供了地面设备的保障，还为导弹与航天地面设备技术的发展培养和锻炼了科技队伍，现在航天系统各院的地面设备研究所都是从这个所发展和繁衍而来的。

1965年4月，他调任七机部710所(后为七机部一院15所)所长;1978年9月，任七机部地面成套设备局总工程师;1982年3月，任航天地面设备公司总工程师;1985年11月离休。在此期间，他领导并亲自参加了多种航天型号地面设备的研制工作，尤其是在完成我国80年代前期战略导弹与航天技术三项重点任务(向太平洋预定海域发射远程液体弹道导弹、发射试验通信卫星、水下发射固体弹道导弹)中更是贡献突出。他曾作为主要完成者之一获两项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999年9月18日，他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了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科技专家的大会，他是我国发展“两弹一星”事业的一位有功之臣。

为我国兵工事业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与汗水

刘元是延安时期的“老兵工”，在物资极度匮乏、条件艰苦的战争年代，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和“一切为了前线”等口号的鼓舞下，以一个革命知识分子特有的精神和刚毅的品格，随军转战南北，为了战时兵工装备的改进、维修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1947年他在西北兵工部兴县一厂工作期间，设计并制造了皮包打水全套设备，解决了厂区煤矿被水淹及矿坑积水的问题，恢复并保证了煤矿的生产，满足了新建电厂和附近地区用煤的需要。他还组织测量、改进并安装了轻便轨道，改善了运输，降低了煤的成本。在担任兴县一厂设计室主任时，深入生产第一线，经常同工人一起研究解决各种困难问题，如解决手摇发电机齿轮传动系统的加工工具、样板及原材料问题;组织枪榴弹筒的批生产;还对兄弟厂进行了技术支援，为火药厂制造了制药设备。1948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时，他当选为一等人民功臣，获得功臣奖状和物质奖，并在新华广播电台进行了广播表扬，记者纪希晨曾采访报道，载于晋绥日报。1948年秋，他所领导的设计室还集体立功。

1949年上半年，他为西北工业部的炮弹厂解决了利用飞机残骸的铝板做炮弹引信触帽的冲裂问题，当时炮弹等待出厂，任务十分紧迫，他接受任务后，尽力查找资料，以严格的科学态度和方法，分析、评估材料的成分、性能和热处理的温度范围，土洋结合，用高温测量计和耐火锥反复试验，以掌握介质温度，圆满地解决了冲裂问题，产品100%合格。还利用军用钢盔做容器、铅为熔剂，进行铝板的热处理。通过研究试验，发现利用纸片判测炉温简便又易掌握，产品合格率达98%。前后共用了3天时间即解决了问题，重新恢复生产，炮弹按计划装配出厂，有力地支援了解放全中国的战争。在解放区当时诸多困难的情况下，他想方设法利用现有的条件，土洋结合解决问题，充分体现了“小米加步枪”的艰苦奋斗精神。

1953年至1956年，他在担任昆明356厂第一副厂长兼总工程师期间，更是努力钻研技术，虚心向苏联专家学习，千方百计地搞好合作，并根据当时的形势，大力抓好技术安全与保卫工作。主持试制并定型三种轻机枪，带领技术人员和工人解决了多项技术、工艺、设备和生产上的难题。特别是在试制定型过程中，一边大力突破技术关键，进行力所能及的技术改造，一边整顿生产秩序，严格制订每道工序的操作规程，培训工人，组织流水作业，建立在制品转手的流程，制订生产作业计划，保证在产品定型后即能迅速进行大批量生产。例如，1956年上级下达的计划仅3000挺轻机枪，他统筹考虑工厂的全面情况，并留有余地制订了9000挺的计划，最后年终超额完成，生产了10300挺，受到上级的表扬。他们超额为部队提供了新的武器装备，有力地促进了国防实力的增强。更为可贵的是，他非常重视技术改造，有力地保证了试制、定型和批产的进行。当时，他还结合工厂技术改造的实际，撰写了《论老工厂的技术改造》论文，经昆明市委推荐在云南日报上发表。他也十分注重科研生产管理。1953年，面对繁重而艰巨的新产品试制和定型任务，他提出了进度、质量和经费统筹考虑的原则，经他提议并与有关人员共同讨论、归纳，形成了“六试六定，边试边定，先纵后横，交错平行”的产品试制组织管理办法，为工厂全面实行科学管理奠定了基础，并对试制、定型、批产任务的完成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他们总结的这一套组织管理办法曾在西南兵工和全国兵工系统推广应用，对保证兵工产品质量、生产进度、节省经费发挥了重大作用，为满足部队对兵工武器装备的需要作出了贡献。

我国航天地面设备技术的一位重要创业者

20世纪50年代后期，随着我国导弹事业的发展，导弹地面设备的仿制、自行设计等研制工作也提到了议事日程，刘元是承担这些地面设备任务的原三机部(后为五机部)第一研究所的主要筹建者和技术工作的主持者，从1958年3月直至1985年11月近30年的时间里，一直为我国导弹与航天地面设备技术的发展而勤奋地耕耘着。

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初期，我国的导弹事业刚刚起步，地面设备系统同样是一个全新的技术领域，新、难、精、尖技术关键接踵而至，并困扰着我们前进的步伐，刘元和他的同事们在“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精神的鼓舞下，从设计到生产，从材料到工艺，从系统到关键部件，反复消化、研究译制的技术资料，摸透产品的技术底，立足于国内材料进行试制，并进行实物验证，特别是在关键部件的研制、试验中，他都亲临第一线，同科技人员、工人一起研究和解决技术问题。他们本着缩短科研战线，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原则，按期保质地完成了产品的仿制和自行研制，为我国的弹道导弹、地空导弹的研制、发射起到了保证作用。第一研究所也在仿制和自行设计的实践中得以发展壮大，在科研生产队伍建设、科技业务水平以及科研生产管理等方面，都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尤其值得称颂的是刘元和他领导的第一研究所的大力协同精神，当时第一研究所隶属于三机部(后为五机部)，而导弹研制单位则是军队系列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而刘元和一所的广大职工则以大局为重，以事业为重，在技术、计划进度和经费等协调中，都表现出了良好的协作风格。特别是三年经济暂时困难时期，地方比军队更为艰苦，作为专家的刘元，完全和广大技术人员、工人打成一片，非常简朴刻苦，时时处处体现了努力钻研、任劳任怨、默默奉献的忘我精神。时至今日，一所的老人一提起刘元都不约而同地伸出大拇指，异口同声地称赞这位老专家。

根据我国导弹与航天事业发展的需要，1965年3月，刘元带领一所从事导弹地面设备研制工作的449人，同七机部一院有关的人员组建了七机部一院地面设备研究所，代号为710所，以后又在这个所的基础上，发展为七机部一院15所、二院206所、三院8359所，分别承担着各类航天型号地面设备的研制任务。

在1965年至1978年的20多年时间里，刘元一直担任地面设备研究所所长，尽管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无端受到冲击而耽误了他的宝贵工作时间，他还是竭尽全力致力于我国导弹与航天地面设备技术的发展。他曾担任远程弹道导弹和某地空导弹的副总设计师，分管地面设备的设计、试制、试验和生产工作，在关键技术解决中，他凭藉扎实的理论基础和长期深入科研生产第一线而积累的实践经验，发表了一系列中肯而有见地的意见，对技术关键的解决起到了指导作用。

刘元作为一名技术指挥员和老专家，他总是身先士卒，多次亲临大型外场试验和发射基地的合练、飞行试验的现场，解决和协调各种技术问题。如1978年5至6月，他作为地面设备的技术负责人，参加领导了液体远程弹道导弹的合练试验，他不辞辛苦，对所有的地面设备进行了细致的检查，并进行了大量的协调，如导弹头部与公路车、铁路车的协调;公路车在装弹、路况较差情况下进行振动与煞车试验;气浮支架改进设计以及电源稳定性问题等。为我国向太平洋预定海域发射远程导弹的全程飞行试验奠定了基础。

他在领导地面设备的研制生产中，始终坚持“质量第一”的原则，时时、事事贯彻落实周恩来总理生前提出的“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16字指示，反复提醒有关的科技人员、试验和生产人员，在质量问题上，要把地面设备当成上天产品，不能有一丝的疏忽。他曾多次深入到生产厂，对设计质量进行调查，并检查生产质量，系统地总结了设计质量中存在的问题和生产中难以保证质量的设计问题，及时而全面地向设计人员通报，对提高地面设备的质量和按期完成研制生产任务发挥了重要作用。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十分重视航天地面设备专业的发展规划与提高科技管理水平的工作。他曾多次主持制订和讨论专业发展规划，特别是在1978年全国第一次科学大会以后，他主持重新制订了航天地面设备专业规划，并上报七机部，成为七机部整个规划的组成部分。1978年，七机部为加强对航天地面设备研制工作的领导，成立了地面成套设备局，他被任命为总工程师。不负领导重托，到职后，为打开地面设备专业化、通用化、系列化的局面，他绞尽脑汁、冥思苦想，并奔走于部队使用单位、有关的研究院所和生产厂，进行反复协商和切磋，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与意见，有力地推进了航天地面设备专业化的进程。在此期间，担任局总工程师的刘元还主持解决了多项技术难题和产品定型等，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为保证地球同步轨道通信卫星的按期发射，当时的液氢铁路运输槽车的制造厂由大连改为西安，第一次试制高真空低温容器，在技术、质量与进度保证上都存在许多问题和矛盾，尤其是协作关系复杂，进度难以保证。液氢生产厂也存在质量标准确定和进度协调问题，如不及时协调解决，势必影响整个工程的进度。他以工程任务的大局为重，多次亲赴铁道部，向有关领导汇报并进行协商，他不顾年高体弱，深入到各有关单位进行调查研究，下车间与车间领导、技术人员、行政管理人员、检验人员及军代表等进行交谈，反复说明工程任务的急迫和形势要求，力劝以大局为重，互相谅解，集中力量解决槽罐的高真空绝热问题，确保质量和进度。他只身搭乘大车来往于陕西兴平和兰州之间，请兰州真空低温技术研究所帮助兴平液氢生产厂、西安容器制造厂从技术上解决产品出厂检验标准问题，并协调各方的进度及计划安排，使液氢铁路运输槽车按时保质地出厂，安全绕道至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满足了通信卫星发射的需要。对此，刘元功不可没。槽车制造厂的车间领导与工人深知他的贡献，在工厂为槽车圆满完成发放奖金时，特意给这位老专家留了珍贵的一份。

在总工程师的岗位上，他尽职尽责，带领有关科技人员就导弹的发射方式问题进行了专题调研和分析论证，旨在寻求提高导弹生存能力的办法，亲自撰写了《利用多点及多种发射方式以提高导弹武器系统生存能力》的研究报告，对提高导弹武器系统作战性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已送有关领导及部门。

投身革命，恪守信念，献身事业

刘元1940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按当时的个人条件和家庭经济情况，他可以求职一份收入尚可的工作，也可以出国留学，还可以自办工厂。但这位富有正义感并深受革命思想影响的热血青年，几经辗转和不懈努力，终于怀着革命的理想与信念，于1946年6月到达朝思暮想的革命圣地延安，立志将自己知识、智慧，甚至是生命贡献给人类解放的伟大事业。

50多年来，无论是在战争的艰苦环境下，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无论是从事兵工技术及其领导工作，还是从事航天地面设备技术及其领导工作，他始终崇奉革命的理想和延安精神，保持着旺盛而饱满的热情和严谨认真、勤奋刻苦的精神，献身事业，敬重科学。尤其令人钦佩的是，他一直恪守共产党员的道德操守，保持艰苦朴素、平易近人的优良作风。1956年，他被评定为四级工程师，1957年，他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从党员技术干部的角度，主动要求减为五级工程师。他淡泊名利的实际行动和带头表率作用赢得了群众的赞誉。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较大冲击之时，他对党、对共产主义的信念毫不动摇，一直用到达延安时的雀跃心情激励自己斗志，做好本职工作。1980年，他在《干部考评鉴定表》上留下了他的肺腑之言：“……尽己有生之年，在自己本职工作中，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脚踏实地地认真学习研究事物的内在客观规律，努力为我国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尽一份力量。”1985年，他在党员登记表上语重心长地写到：“党风问题是关系到执政党生死存亡的问题，党的一举一动都关系到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命运，越是搞活经济、搞活企业，就越要注意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越要注意克服以权谋私的腐败现象……自己一定严格遵守。”刘元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几十年如一日，始终保持一位老共产党员和科技专家的道德品格，刻苦钻研、兢兢业业、敬业奉献。

现在他已步入耄耋之年，且体弱多病，其夫人也是重病缠身，当组织问起他有什么困难时，他总是毫不犹豫地回答，组织给我的太多了。最近他学习江泽民总书记“三个代表”的思想，他激动地谈到，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着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我们党的性质、任务和宗旨所决定的，“三个代表”是密切相关、辩证统一的整体，这是我们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保证。这一席话道出了他这位始终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老共产党员的心声。他用自己几十年朴实而闪光的足迹铸就了他崇高的道德品格，广受众人的崇敬与爱戴。

简历

1919年6月22日生于贵州省鳛水县。。

1936～1940年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学习，毕业于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机械工程系，获工学士学位。

1940～1945年重庆长生机器厂助理技术员，四川纂江电化冶炼厂设计室工务员，重庆中央工业学校教员，重庆永利源字号协理，重庆亚洲机器厂工程师、工务主任。

1946～1947年延安兵工局技术室工程师。

1947～1949年一野四纵队独立二支队13大队队部秘书，晋绥西北兵工部兴县一厂工程师、设计室主任、技训班主任，西北工业部技术处工程师。

1949～1953年重庆西南工业部技术室秘书主任，重庆西南工业部机械工业管理局计划科科长;西南兵工局计划处副处长，二机部二局西南工作团生产计划处处长。

1953～1956年二机部一局昆明356厂第一副厂长兼总工程师。

1956～1958年北京二机部一局技术处处长兼科技处处长。

1958～1965年北京三机部第一研究所技术副所长，五机部机械科学研究院计划部副部长。

1965～1998年北京七机部710所所长，后改为七机部一院15所所长。

1938～1985年北京七机部地面成套设备局总工程师，1982年改为航天地面设备公司总工程师。

1985年11月离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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