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名人物 刘汉东人物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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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人物 刘汉东人物简介

·刘汉东



刘汉东,铁路工程施工技术专家。长期从事铁路抢修、改扩建及新建工程,先后组织领导中长、拉滨、哈长等铁路的抢修、改轨工程。参加抗美援朝铁路抢修工程。参加宝成、兰青、侯西、皖赣、阜淮等铁路的新建,陇海、京广、津浦等复线改扩建工程。参加宝兰、鹰厦、外福等铁路病害整治、改造工程。为支援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和祖国铁路建设,做出重要贡献。

刘汉东,1912年10月24日生于辽宁省海城县。1935年毕业于日本东京铁道教习所专门部土木科。

1935年5月至1945年8月,历任伪满时期哈尔滨铁路局工务员、保线助役及工务监理员等职务。1945年“八·一五”日本投降至1946年4月,先后任中长铁路局工务处桥梁、技术副科长,三分局工务科长等职务。哈尔滨解放后,他先后任中长铁路四分局工务科长,哈尔滨铁路局工务处养路科长,拉滨线工程处副处长,哈长线工程处总工程师等职务。积极参加并领导铁路线路、桥梁的抢修、恢复和改轨工程。主动献计献策,亲临现场,日夜奋战,按期完成了哈长线、拉滨线等的修复工程。

1948年11月至1950年末,他先后任沈阳铁路局工程处副处长兼工程总队总队长,东北铁路工程总队副总队长,继续积极参加和领导铁路抢修、恢复工作、修筑飞机场和灌上线等工程,均提前、质量良好地完成任务。

1951年入朝,3月任中国人民志愿军铁道工程总队总队长,领导万余名职工,担任朝鲜京义、满浦、平北等线707公里的铁路抢修任务。他英勇顽强,不畏艰险,谋略有策,指挥有方,使铁道工程总队成为朝鲜铁路抢修一支劲旅,与敌人的飞机、炸弹斗,与汹涌的洪水、冰排斗,取得了反轰炸、反“绞杀战”、反“两栖登陆”的节节胜利。与兄弟部队一起,为筑成“打不断、炸不烂”的钢铁运输线,保证抗美援朝战争军需物资源源不断地供应,建立了卓越的功绩。

1953年末凯旋归国,1954年任铁道部第六工程局副局长兼总工程师,领导指挥4万余名职工及民工,修筑桥隧相连、艰巨复杂的宝成铁路北段工程,仅两年多时间就质量优、造价低地完成了宝成铁路北段工程。

1958年后,历任铁道部西宁铁路局、西北铁路工程局、福州铁路局、华北铁路工程局、第四铁路工程局等副局长,多次兼任总工程师。领导组织兰青、青藏、刘家峡、侯西、盘西、皖赣、阜淮等铁路干、支线,陇海、京广、津浦等复线,宝鸡、株洲等枢纽的新建、改扩建工程;宝兰、鹰厦、外(洋)福(州)等铁路改造工程,均按期或提前保质保量完成任务。

刘汉东以毕生精力倾注于我国铁路建设,他长期从事铁路施工技术和重要行政、技术领导工作,有较高的技术水平和丰富的铁路养护、战时铁路抢修、铁路新建、改扩建、改造和病害整治等方面的实践经验和管理能力。曾参加过西北高原盐湖和冻土施工技术研究,提出许多重要技术见解。他重视施工技术总结工作,1956年至1959年,曾领导和组织编印宝成铁路北段观音山、青石崖大爆破,秦岭隧道竖井,宝成北段石拱桥,隧道测量,宝兰线既有线改造,兰青铁路路基、桥涵快速施工等多项施工技术总结,有的已由人民铁道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1981年他被国务院科学技术干部局任命为高级工程师,同年安徽省科协授予他“从事50年技术工作奖”。1954年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曾被选为安徽省第四、五届政协委员,安徽省科协常委,中国土木工程学会理事,中国铁道学会理事,安徽省铁道学会理事长、名誉理事长等。

1984年离休,1991年逝世。

参加东北铁路恢复等工程建设 多次立功



1946年4月28日,哈尔滨获得解放。为了阻止云集东北的国民党军队利用铁路运兵,进攻解放区,必须将哈尔滨至长春段铁路破坏掉。铁路局军代表将这项“破路”任务交由时任中长铁路四分局工务科长的刘汉东完成。在刘汉东的建议下,采取边拆边运,10天120公里铁路轨料全部运到后方。战争形势发展很快,国民党军队被解放军击溃,节节败退。解放军要向南进军,又要赶修铁路。时任哈尔滨工程处处长彭敏又将这项铁路恢复工程交处总工程师刘汉东限23天完成。刘立即要了100辆马车,将原来拆除运走的轨料全部运回,发动全体筑路职工和部分民工共同作战,他忍着在松花江大桥被桥上坠落的大锤砸断肩上锁骨的剧烈伤痛,坚持在现场指挥,终于提前恢复了哈长线,使解放大军及军需物资顺利南下,刘汉东为此首建奇功。

刘汉东在担任拉滨(拉法一哈尔滨)线工程处副处长时,先后领导指挥被国民党破坏严重的拉滨线恢复工程和940公里(满洲里一哈尔滨)的宽轨改标准轨距的任务。由于他制定了有效的施工方案和技术措施,上述工程分别以20天和7天时间,顺利地完成。

由于他在各项工程中,贡献突出,在哈尔滨铁路局荣立特等功一次,一、二等功各两次。

1948年沈阳解放后,刘汉东在担任沈阳铁路局工程处和东北铁路工程总队技术领导工作时,先后组织和领导多项与抗美援朝有关的国防战备工程。如修复鞍(山)—长(春)、沈(阳)—安(东)复线。修建11处共95公里铁路专用线,赶建安东、辽阳等10处飞机场和长75.6公里的灌(水)—上(河口)铁路,抢建上河口鸭绿江铁路便桥等。由于他精心组织施工,技术措施得力,不辞辛劳,深入一线督战,各项工程均按期或提前完成。1950年11月,美国侵朝战火蔓延到中朝边境,多次派飞机轰炸安东鸭绿江大桥。他调派所属部分施工队伍与兄弟单位一起投入抢修。刘汉东亲自督战,针对敌机炸后江桥破坏具体情况,采取各种技术上的应急措施,与全体参战职工一道,不畏艰险,随炸随修,使大桥及时修复通车,保证了沈安线与朝鲜京义线运输畅通。由于他领导和指挥上述工程技精业勤、成绩卓著,1948年获东北铁路总局特等奖、一等劳动模范称号、1950年被授予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荣誉称号。

参加指挥朝鲜铁路抢修 建立功勋



1951年1月,刘汉东与政委田志周等奉令率东北铁路工程总队整编后的3个大队5千余人(后全国铁路援朝职工增至万余人)由安东等处过江入朝。3月该总队改编为中国人民志愿军铁道工程总队,刘汉东任总队长,担任朝鲜与中国接壤的主要军运通道京义、满浦、平北等铁路707公里(占当时朝鲜主要铁路运输干线长度的51.7%)及两座特大桥(长1 198米的清川江桥、944.9米的大宁江桥)和几十座高大桥梁的抢修任务。管段长,任务重,军运急,敌机轰炸疯狂,抢修工作危险大,困难多。刘汉东有胆有识,不怕困难,敢挑重担。在重大技术决策和抢修方案方面深入细致,反复调查研究,如对称之为“生命桥”的清川江桥,多次与田政委及工程技术人员,冒着敌机空袭危险,到该桥区反复调查,经过研究讨论,确定“旧桥不垮,新桥建成”的战略决策。即积极加固现有岌岌可危、勉强通车的一便桥,尽快修建较为牢固的二便桥,以确保江桥运输畅通。从技术上确定修筑工程简易、施工快的就地爬铁路便线和低矮便桥的方案。根据清川江、大宁江近海,由于海水潮汐涨落,低矮便桥具有白天涨潮桥面被淹没,敌机飞临上空不见桥影,晚上退潮桥面露出,火车可以通行的优点。这种“水下便桥”是战时朝鲜铁路防轰炸的一项重大技术创举,在世界桥梁抢修史及各种教科书上亦无此先例。同时还确定“一江数线数桥”、“多修绕站、绕桥迂回线”等抢修策略。如清川江、大宁江、獐岛川、东濑江等重点桥区,均有3至4处便线便桥。定州、顺川等车站,化京川三、四号桥,五、六号桥,秃鲁江三、四号桥等均在靠山隐蔽处修筑迂回线,绕过车站或江桥。1951年8月抢修清川江正桥时,他提出将排架立于坠落江中的钢梁上,以减少水中基础作业。在施工中及架梁前,他亲自上桥检查,提出对钢梁底部及排架墩的加固方案,以提高基础的稳固性和排架墩的整体性。对重点江桥的便桥桥位、桥高、桥梁结构,绕站、绕桥迂回线的走向、坡率、平面等设计方案,多数均经他与工程技术人员反复研究或实地调查后做出决定。在具体抢修技术上,通过实践,涌现了大量的快速、简易、就地取材、实效显著的抢修措施,共总结和推广的线路、桥梁等抢修方法107种,是以刘汉东为主的总队指挥员、广大工程技术人员和基层指战员们用智慧、汗水、心血凝结的成果,有的甚至是用生命和鲜血换取来的宝贵经验。在铁道工程总队3年的抢修历程中,对确保朝鲜钢铁运输线畅通无阻发挥了重大作用,取得了显著成效。

1952年2月,总队基层连队出现了郭金升拆卸定时弹的英雄业绩,刘汉东极为重视和支持。为了进一步总结卸定时弹经验,从理论上提高卸弹的技术,他搜集了各种定时弹的大量信息,与总队工程处的工程师们共同研究,通过拆卸和反复琢磨。最后对各种定时弹的拆卸方法、步骤、工具、注意事项,总结出一套较系统的经验,绘成图纸,编印成小册,开办训练班,在总队及各兄弟部队推广传播,使掌握卸弹技术的人愈来愈多,卸弹技术也日益熟练。自1952年春起全总队共拆卸各类定时弹1 322枚。减少了抢修的威胁和危险,加快了抢修速度。

刘汉东十分重视和摸索敌机活动规律。他要求调度建立台账,绘制敌机活动规律图。对敌机重点轰炸地段、敌机机型、投弹次数、出动架次、轰炸时间、投弹数量、命中率、破坏情况等,均做出详细记录,他亲自参与分析研究,做到心中有数,作为指挥决策的依据。事后验证,他的分析多数是正确的。

紧密结合抢修工作实际需要和不断变化的敌情,铁道工程总队采取许多相适应的重大战略决策和卓有实效的举措。如兵力部署,既确保重点,又注意照顾全面;各大队既有管段划分,明确分工,又机动灵活调动兵力,互相支援,采取“重点重兵解开咽喉封锁”的策略。如入朝初期,1951年2月至5月,确保清川江桥是重中之重;1951年6月至1952年6月,京义线北段是敌人实施“绞杀战”重点轰炸目标;1952年7月至1953年1月,敌人对大宁江桥实行疯狂性3次大轰炸。总队分别调集近70%、91%、60%兵力,并得到铁兵兄弟部队的配合,终于打开了清川江桥、京义线北段及大宁江桥的封锁局面。根据敌机轰炸规律经常变化,总队及时组织机动队、机动班,分段负责,昼夜巡逻。并采取预设计抢修方案,分段分点预散布抢修机具材料,重点桥区、路段预部署兵力,以应付敌机的突发轰炸事故,及时出击,快速抢通线路。并主动与运输、防空(高炮、雷达、空军)部队联系,互通情报,密切配合,使重点江桥、路段,在防空部队配合保护下,迅速抢通,运输部门及时抢运。上述抢修策略、举措的制定和督促其实施过程中,作为总队长的刘汉东,深思熟虑,足智多谋,沉着勇敢,坚毅果断,且善于融铸集体智慧,虚心听取和采纳群众建议,因而使铁道工程总队取得节节胜利,成为朝鲜铁路抢修战场上一支攻坚克难、骁勇善战的劲旅。刘汉东以身作则,为指战员们做出表率。经常是哪里敌机轰炸最疯狂,破坏最严重,抢修战斗最激烈,他就出现在哪里。多次经历了冒着敌机轰炸扫射,不顾个人安危,与指战员们共同投入抢救伤员和抢修战斗,惊心动魄的场面,显示了一个指挥员英勇顽强、不怕牺牲、身先士卒的革命英雄气概和无私无畏的精神,对激励全体指战员的士气,鼓舞斗志,产生巨大的影响和起到无声命令的作用。

对兄弟部队的支援,也体现刘汉东敢挑重担、敢冒风险、顾大局、识整体的团结协作精神。1951年冬,朝鲜运输咽喉的“三角地区”(京义、满浦、新价三线交叉点)万城至新安州段,原系铁兵二师管区,敌人实施“绞杀战”后敌机肆无忌惮地狂轰烂炸,线路弹坑密布,轨道被炸得支离破碎。炸毁的破损车辆遍布站场区间,40余天不通车。前方运输司令部召开紧急会议,要求铁道工程总队予以支援。刘汉东知道这是块难啃的硬骨头,但为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大局,为了志愿军前线的胜利,他勇敢地接受了这项任务,迅速调派以一大队为主及各大队部分精兵强将,于1951年11月中旬接管了万城至新安州段的抢修任务。他亲自督战,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迅速清理好被破坏的车辆,发动群众摸敌机规律,利用敌机空袭间隙,开辟白天抢修阵地。指战员们英勇顽强,日夜奋战,在高炮和空军部队的支援掩护下,终于打破了敌机对该地段的封锁,12月即恢复了通车。刘汉东指挥所属部队出色地完成了对兄弟部队支援的任务,受到了上级领导的赞扬。为此,他获得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授予的二级国旗勋章和二级自由独立勋章各一枚。

攻坚克难 修筑铁路



铁道工程总队1953年底从朝鲜归国,1954年与铁道部第八工程局合并组成铁道部第六工程局,刘汉东任副局长兼总工程师。第一个任务就是负责修建中国史无前例、工程十分艰巨复杂的宝成铁路北段(宝鸡至凤州)。该段杨家湾至秦岭隧道南口直线距离仅12公里,高差达600米,线路以横“8”字形、双马蹄形在丛山群岭中爬升。坡陡(30‰)弯急(最小曲线半径300米),桥隧相连,桥隧长占线路总长65%。特殊结构物多,隧道长(800米以上长隧8座,最长秦岭隧道长2 364米)、高架石拱桥多(20米以上大跨石拱桥20座,其中38米跨、50米高松树坡石拱桥是我国当时跨度最大最高石拱桥),深堑(最高边坡达100米)高堤多。还有三线隧道(青石崖车站)、三线不等长石拱桥(观音山车站)等。工期紧,任务重,技术复杂,工地狭窄,材料机具匮乏,施工干扰大,困难多。刘汉东与工程师们深入现场调查研究,制定正确的施工方案和切实的技术措施,精心组织施工。宝成北段工程自1954年春开始,逐步形成施工高潮,高峰时民工达4.7万人。他特别重视采用先进技术,支持设计改善和合理化建议、推广先进经验。如对秦岭隧道采用精密三角网测量,确保导坑贯通误差符合施工规范。松树坡石拱桥采用曲线正外距延长一倍长50.77米基线,准确定位墩台。实现了一批重大的设计改善,如工程师梁武韬提出的竹沟、大关沟改线建议,减少大量桥、隧、土石方工作量,节约投资108万元。一段副段长王骏烈提出杨家湾车站合理调配土石方建议,节约投资36.5万元。1955年至1956年共采纳职工合理化建议929件,节约投资362万元。他大力倡导推广各种新技术和新的施工经验,如各类大、中、小型先进爆破法,片石挤浆法,简易架空索道等;开办大爆破培训班,由前苏联专家契契金授课;采纳前苏联专家建议,在观音山、青石崖采用大爆破(分别用炸药144吨、334吨),通过大爆破从悬崖峭壁中开凿出两个车站的雏形。宝成北段推广各种先进施工方法共10类67项,节约费用152万元。

宝成北段隧道工程多,职工们缺乏隧道施工经验,刘汉东亲自率领各工程段负责人、技术人员到隧道公司负责施工的隧道中参观学习,并要求各段开办隧道培训班,请隧道公司的技术人员、老工人授课,并编制系统的隧道施工讲义或手册,发至现场供施工人员参考。在铁道部、新建铁路工程总局领导的支持下,请前苏联隧道专家到宝成北段作技术指导,出谋献策,提建议。刘汉东积极采纳专家的合理建议并督促其实施。他对专家说:“有机会,我想去苏联学习你们是怎样修铁路、开隧道的”。隧道专家沙尔热维尔杰说:“不用去苏联,我们苏联任何一条铁路的隧道,也没有宝成铁路的多,你修完了宝成铁路,隧道工程专业就毕业了”。专家组长奥夫切洛夫说:“在苏联,要是像你们建成了宝成铁路,可以得斯大林奖章”。刘汉东说:“那可不敢当,要什么奖呢! 只要让现代的人和子孙后代乘坐火车飞越这‘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秦岭,就是给我最大的奖赏”。刘汉东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以他的卓越才能、杰出技术和勤奋工作,指挥这支英雄队伍,在几万民工的配合下,于1956年4月20日铺通全管段,顺利地完成了宝成北段工程。由于他多次为人民做出了优异的业绩,经历了无数次艰巨任务、困难环境的考验,于1956年3月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了他政治生命的新起点。

1957年,第六工程局大部分施工队伍奉令调往西北,负责修建177公里的兰青(兰州至西宁)铁路。后根据铁道部指示,实行“工管合一”,组建西宁铁路局,刘汉东仍然担任副局长兼总工程师。兰青铁路工期紧,任务重,适逢大跃进期间,开展快速施工。刘汉东通过与工程师们深入现场反复调查研究后,从施工组织安排上,多数采用平行作业,全面铺开;从技术组织措施方面,尽量压缩工序,减少工作量。如对有的桥基由沉井改为扩大,大通河大桥钢筋混凝土拱的钢筋分节加工绑扎,半成品安装;拱肋模板整体吊装;拱圈拱肋混凝土一次灌筑成型;积极推广各种小型机具,利用洪期空隙抢筑桥基等。多座大桥工期不足100天,桥长89.46米的沙淘川桥,仅14天22小时建成。各中小桥涵及路基土石方工程工期亦均提前。兰青线以一年零四个月时间全线建成通车,取得了快速施工的丰富经验。1959年1月,铁道部和中共青海省委共同组织召开“兰青铁路桥涵、路基快速施工西宁现场会议”,西宁铁路局在会上总结介绍了快速施工经验。在组织、指挥实施快速施工方面,刘汉东再次立下汗马功劳。

1962年,时任西北铁路工程局副局长兼总工程师的刘汉东奉令率工作组及全局大部分施工力量,赴福建担任鹰厦、外福两线病害整治和改造工程(后成立南平指挥部,归福州铁路局领导,刘汉东调任该局副局长兼南平指挥部主任,负责领导该项工程)。第一个攻坚任务就是全长459米的出洋坪隧道新建工程。他率领工作组驻在离隧道400米的闽江桥头公务车上,与工程师们及基层处段领导,深入现场调查,研究施工方案,日夜进洞督促检查。在职工们的努力下,使该隧道仅4个月就全部建成。

鹰厦、外福两线当时急需整治的路基、桥涵滑塌、冲毁等各种病害,据设计部门调查达1 072项。由于战备形势需要,军运繁忙,该项病害整治工程既紧急,又艰巨。刘汉东勇敢地接受这项任务,他一方面组织督促出洋坪隧道新建工程的攻坚战,一方面与设计、施工技术人员到现场逐线逐点调查。根据病害成因、性质及现状,逐工点落实整治方案和具体整治技术措施;根据病害大小,严重程度,轻重缓急,部署劳力,安排工期和施工顺序。终于以两年半时间,使两线主要病害整治及改造工程基本完成,提高了线路质量和行车速度,保证了军运和正常的客货运输。刘汉东在两线的施工现场,洒下了辛勤的汗水,留下了奔忙的足迹。

1965年,刘汉东调任华北铁路工程局副局长兼总工程师,继续指挥和领导京广线蒲(圻)衡(阳)段改扩建工程、盘西线新建工程等。“文化大革命”期间他被错误地批斗,进“五七”干校,但他仍以革命乐观主义对待。1974年他恢复工作,担任铁四局皖赣铁路指挥部指挥长。62岁的老人,仍然满腔热情,精力充沛,兴致勃勃,不顾疲劳,与处段干部及技术人员一起,跋山涉水,从芜湖一直步行到景德镇,行程407公里进行施工调查。调查后立即与调查组人员共同研究全线及重点工程施工方案、管段划分、劳力部署等情况。皖赣线开工不久,因国家压缩基建规模,被迫停缓建,他奉令率部分施工队伍负责指挥津浦复线周李庄至德州段改扩建工程。他和指挥部的职工们一起住帐篷,深入现场调查,认真研究各种施工方案,尤其是大站和重点区段施工过渡、线路换边、起落道施工步骤和措施。重点车站、路段的过渡、拨接、开通等关键工程,他均亲临现场,督促检查指导施工,协调各方关系,解决各种问题。津浦复线周德段改扩建工程以两年半时间完成,对此刘汉东也浸透了智慧和汗水,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后来在他担任铁道部第四工程局副局长时,又指挥和领导阜淮、皖赣、大沙、淮南复线、济南枢纽、芜裕枢纽等新建、改扩建工程。自1954年从朝鲜归国后,30多年来,在他的领导和指挥下,共完成20多项铁路干线、复线、支线、枢纽等新建、改扩建工程。他为祖国的铁路建设事业,披肝沥胆,殚精竭虑,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技术人员的楷模 领导干部的表率



刘汉东在几十年的铁路施工、抢修工作中,敢打敢拼,作风泼辣,不怕困难,不畏艰险,勇挑重担,深入实际,刻苦钻研施工技术,多次献计献策,提出或采取重大技术措施和决策。如在东北铁路哈长线,提出将拆除轨料运往后方,后来该线恢复时均用上。在朝鲜铁路抢修中,提出多项重大的、卓有成效的技术决策。20世纪50年代初在宝成北段施工中,提出集中优势兵力猛攻高桥、长隧、深堑,合理安排桥隧相连处工程施工顺序,大力推行先进技术,编制施工组织设计和技术措施。在宝天、天兰等行车线改造中,他与技术人员一起,创造和总结出一系列的桥梁换梁,隧道扩拱,线路换边、起落道等施工经验。在京广、津浦线改扩建中,又总结推广了框构顶进、控制爆破、大站分步过渡等先进施工技术或经验。在外福线改造中,对新建出洋坪隧道,提出增设横洞,多开工作面的建议。在青藏线4 005米长的关角隧道,经与技术人员共同研究,从4个方案中筛选出进口设2座斜井,出口设1座长1 760米平导的正确施工方案。上述建议和技术措施、决策,对当时加快施工(抢修)进度,均起到重要或决定性作用,也为后来的铁路改造、新建及抢修,提供了宝贵的技术借鉴。

刘汉东特别重视深入现场调查研究,他认为施工、抢修现场天天都在变化,不到现场就不能了解它的变化情况和施工现状,不能掌握第一手资料,也就无法制定切实有效的施工方案和技术措施。现场存在的施工技术、材料、机械问题得不到解决,就影响施工(抢修)进度。因此他养成了经常下现场的习惯,常常是哪里施工(抢修)最紧张、最繁忙,他就出现在哪里。他在检查工程的同时,也注意检查材料、机械数量、品质和使用情况。他不仅向基层干部、工程技术人员了解,并向工人们询问,与他们促膝谈心,所以不仅广大工程技术人员对他很熟悉,不少基层干部、工人也和他有一定交情。

刘汉东生活简朴,淡泊名利,克己奉公,廉洁自律。他从朝鲜归国后就担任副局长兼总工程师,一直到离休。从20世纪50年代初核定为二级工程师的工资300元,他认为自己比局长、政委这些老革命同志工资还高,是不合理的。多次向组织和人事部门提出,要求核减自己的工资,但没有被批准,总感到心中十分内疚。1966年到西南地区,副局长工资变为260元,他反而觉得十分安然。那时,他曾拒收上级发给局级干部的奖金,他从不接受任何人的馈赠,不搞特殊化。工资、职位30多年不变,而他的工作热情,为祖国铁路建设的事业心、责任感,则是有增无减。即使是“文化大革命”遭受到长达五六年之久不公正的对待,恢复工作后,他仍然忠心耿耿、精力充沛、热情旺盛地投入到铁路建设事业中。

刘汉东平易近人,心胸宽阔,有较高的涵养。与群众有深厚的感情和融洽的关系。在朝鲜铁路抢修中,由于他平素不顾个人安危,与大家一起战斗的英勇行为和在患难中建立起密切的干群关系,在他几次遇到敌机轰炸扫射,在生命攸关的危险时刻,指战员都挺身而出,有的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来保护他,使他化险为夷,免遭危难。他对下级极为关怀和照顾,关心群众生活。在朝鲜时,祖国人民和朝鲜地方多次派慰问团到部队驻地慰问演出,刘汉东曾几次替总队工程调度值班,让他们去看慰问演出。20世纪50年代末期,他曾多次在出差时私人给警卫员、汽车司机以伙食补贴。1962年,他率工作组及部分施工队伍赴福建南平负责鹰厦、外福两线病害整治工程,为了顺利开展工作,搞好地方关系,他自己出资宴请当地政府官员(当时会计制度不能报销此种款项)。他下现场时不仅到工地了解工程进度,而且深入伙房、职工宿舍、工棚,与基层干部、工程技术人员、工人们叙谈,了解他们的工作、生活情况和困难。他多次向人劳部门提出增加现场流动津贴和进洞费的建议,并协助解决工程技术人员夫妻分居问题。根据工程单位工作流动性大,老弱病残日益增多等具体情况,他积极向上级反映,筹措资金,亲自参与局、处家属基地和疗养院的规划、勘察、选址和审批等工作。经他参与决策和筹建的局、处家属基地有宝鸡、西安、西宁、咸阳、合肥、信阳、淮南、阜阳等10余处,疗养院有黄山、苏州等处,倾注了大量的精力和心血。所以他受到工程技术人员和广大基层干部、工人的赞誉和敬仰。他是技术人员的楷模,领导干部的表率。

简历



1912年10月24日 生于辽宁省海城县。

1935年 毕业于日本东京铁道教习所专门部土木科。

1935—1945年 伪哈尔滨铁路局工务员、保线助役及工务监理员等职务。

1945—1946年 中长铁路局工务处桥梁副科长、技术副科长、三分局工务科长等。

1946—1948年 中长铁路四分局工务科长、哈尔滨铁路局工务处养路科长、拉滨线工程处副处长、哈长线工程处总工程师。

1948—1951年 沈阳铁路局工程处副处长兼工程总队总队长、东北铁路工程总队副总队长。

1951—1953年 中国人民志愿军铁道工程总队总队长。

1954—1958年 铁道部第六工程局副局长兼总工程师。

1958—1960年 铁道部西宁铁路局副局长兼总工程师。

1961—1963年 铁道部西北铁路工程局副局长兼总工程师。

1963—1965年 铁道部福州铁路局副局长兼南平指挥部主任。

1965—1966年 铁道部华北铁路工程局副局长兼总工程师。

1966—1968年 铁道部第四工程局副局长兼总工程师。

1969—1973年 铁道部第四工程局行政负责人,“文化大革命”时期在“五、七”干校学习。

1974—1976年 交通部第四工程局皖赣指挥部指挥长、津浦复线指挥部指挥长。

1977—1986年 铁道部第四工程局副局长、顾问。

1984年 批准离职休养。

1991年8月5日 因病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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