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名人物戴文赛人物简介

Posted 2022-04-03 太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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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人物戴文赛人物简介

·戴文赛

戴文赛，天文学家，天文教育家，我国天文学教育事业的奠基人。所提出的 “太阳系起源新星云说” 是我国科学家提出的第一个说明太阳系主要特征由来和各类天体起源的学说，成功地预言了天王星周围应有环带，在国内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提出了重要的 “宇观” 概念，成为天文学哲学的主要创始人。建立和完善了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天文学教育体系，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优秀的天文学家。一贯重视天文科普工作，为弘扬现代科学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戴文赛，曾用笔名戴卓生，倚凡。1911年12月19日生于福建省龙溪县 (今漳州市) 天宝镇洪坑村的一个清贫的农家。父亲戴群英虽不善农事，但有木匠手艺，也有一定文化，曾在当地小学执教，也做过基督教传教士。母亲高信德贤淑善良，勤俭持家，戴文赛是9个子女中最小的，贫困与疾病使他的3个哥哥、2个姐姐都早年夭折。在戴文赛3岁时，迫于生计，全家迁入漳州城内，借居于东坂后的外祖父家。

亲友的岐视，世态的炎凉，使戴文赛从小就发奋读书，努力上进，因而各门功课的成绩常常都是名列前茅，深得老师的喜爱。1924年进入中学后，在一些爱国教师的薰陶下，他曾走上街头，宣传抗日。聪明的天赋，优异的成绩使他只用了4年时间就从中学毕业，并于1928年考入了福州协和大学数理系。为减轻家庭的负担，他利用课余时间去学校图书馆工作自助，在校期间，他同样怀着 “科学救国” 的信念而努力学习，同时还参与了抵制日货、办壁报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罪行等活动。1933年毕业后留校任助教并兼读研究生，1935年应广州岭南大学征聘，为该校物理学系助教兼研究生，翌年入北平 (现北京) 燕京大学数学系读研究生，并兼任物理系助教。为了实现科学救国的理想，他报名参加了中英庚款公费赴英留学考试并获通过，1937年8月，他从上海登船赴英，入剑桥大学天文学系攻读博士学位。在著名天文学家爱丁顿 (A.S.Eddington) 教授与斯特莱顿(Stratton) 教授的指导下，戴文赛从实际观测获取原始资料入手，深入研究那些特殊变星与新星，由此发表的几篇论文使他深得爱丁顿的赏识，卓越的才华使他顺利地加入了英国皇家天文学家，1938年还破例被邀作列席代表，参加了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的国际天文学联合会 (IAU) 第六届大会，1939年则获得了剑桥大学天文学奖学金。1940年他撰写的毕业论文《特殊恒星光谱的分光光度研究》 (Spectrophometry of Abnormal Stellar Spectra) 为恒星光谱的分类提出了新的依据，是近代恒星物理学中一项具有开创性工作，戴文赛因而顺利地取得了博士学位。同年6月，在中国天文学会十六届年会上被选为 “评议会委员”(相当于现在的理事)。

1941年，学业有成的戴文赛急于报效祖国，于是，他不顾战火纷飞，路途有遭德军轰炸之虞，毅然乘船从北美绕道，经过了3个多月的颠簸，终于在同年9月到达昆明，在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任研究员。但时值艰难抗战，加上眼疾的原因，戴文赛很难投入天文学的研究中去，他只得先把精力投向教育事业，同时尽一切可能进行天文学的普及工作。

经过再三斟酌，1946年他接受燕京大学的聘请，到数学系任教授，从中他结识了许多进步学生，并常给他们各种支持和帮助。在北平解放前夕去留的大是大非问题上，他不愿随新婚不久的妻子去香港，而要与进步学生一起迎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到来，于是二人分道扬镳，婚姻破裂。后来他结识了西语系的刘圣梅女士，两人于1952年结为伉俩。

1953年戴文赛参加了第三届赴朝慰问团，中朝人民的英勇壮举使他的内心受到极大的震动，要为发展祖国天文事业贡献力量的使命感使他坚定了要南下的决心，因为当时全国的天文中心在南京。1954年夏，他如愿以偿举家来到南京大学天文学系。从此他与中国的天文教育、天文学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并为此贡献出毕生的精力。他历任数学天文学系副主任、天文学系主任、校学术委员会常委、中国天文学会第一、二、三届副理事长，1956年被评为南京市、江苏省及全国三级 “群英会” 代表，出席了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同时在全国科学规划会上，为制订我国1956～1967年基础学科规划出谋献策。

在 “文化大革命”期间，戴文赛蒙受了许多不白之冤，被抄了家，在关押时的一次劳动中摔断了左踝骨，由于未能得到良好的治疗，以致很久未能痊愈，他的夫人刘圣梅同样也受到牵连……然而这一切并不能动摇戴文赛对祖国、对党、对天文事业的赤胆忠心，他曾深情地告诉家人： “到过了外国，你就会更加热受自己的祖国。” 所以，1972年他刚被 “解放”，从农村回来就迫不及待地开展了被中断已久的研究工作，并以大无畏的精神，把本系和紫金山天文台的一些中青年召集、团结在一起，组成了 “天体演化讨论班”，开展了一系列的学术活动。1973年7月这个 “演化小组” 终于公开 “亮相”，在学术研究几乎完全停顿的时候举行了一个 “天体物理讨论会”。这支严冬中的 “报春花”在全国引起了巨大的回响，上海、北京、合肥的有关人员奔走相告，纷纷赶来参加了活动。1975年 “小组” 变成了 “南片”、“北片” 两个人数众多的 “讨论班”。从而使整个天文界的学术活动及早地走上了轨道，备受严重摧残的天文事业迅速得到恢复，逐步跟上了国际发展的步伐。

早在20世纪50年代，戴文赛就开始注意到天体演化尤其是太阳系起源与演化的研究，到他晚年时已是瓜熟蒂落，逐渐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有自己特色、能说明太阳系各种主要特征由来的“太阳系起源新星云说”。1978年3月，他被选为江苏省和全国科技大会的代表，但此时他已沉疴在身，只能递交了书面发言《太阳系起源新学说》，此项目也在首届全国科学大会上获奖，他的一系列有关论文也获得了 “江苏省科技进步三等奖”。由于他几十年来对于天文科普方面的重大贡献，1978年中国科协把他与华罗庚、茅以升、高士其等4人提名为国际 “卡林加科普奖”的评奖候选人。

不幸的是，长期超负荷的过度劳累，使他患了不治之症，1977年7月他被送到上海瑞金医院接受治疗。即使在此期间，他仍然常常忘我地工作，他给在黄山召开的 “天体物理规划会议”连续写了几封长信，并调侃说自己不能来参与会议，就要当好一名 “通讯院士”; 他在医院内接待了首批来华的美国天文代表团，为后来的国际学术交流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78年他抱病参加了中国天文学会第三届代表大会，担任了《中国大百科全书·天文学》的副主编，完成了《太阳系演化学 (上册)》的书稿。1978年12月，他终于实现了毕生夙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79年4月30日，戴文赛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中国天文教育的拓荒者

1941年他从英国回到昆明，当时国内没有大型天文仪器，加上他有眼疾，难以进行实际的天文观测，权衡再三后，他决定投身于教育界。在北京燕大及后来北大时期，他虽然主要从事数学教学，但还是设法开出了一些天文学的课程，并以极大的热诚投入天文知识的普及工作。1950年他帮助清华大学几个天文爱好者成立了 “清华天文学习会”，1953年为北京大学的天文爱好者成立了 “北京大学天体演化学习会”，热情地为他们上了一堂堂生动有趣的天体物理课。此外，在戴文赛的积极扶持下，还在一些中学里组织了 “大众天文社”，此外他又常利用星期天举办天文讲演，所有的活动都开展得有声有色。在戴文赛循循善诱的指导下，这些组织中的有些人后来走上了天文岗位，并成为新中国天文事业中的骨干力量。

1952年刚刚突击自学了俄语的戴文赛，得知全国院系调整后新建立的南京大学天文学系缺少教材，就把带头翻译的前苏联的《普通天文学教程》及时寄了去，他在附信中说： “这也表示我对新中国天文教育事业支持的一点心意”。

1954年8月，他如愿以偿，举家来到了南京，第二年就担任了天文学系的主任。

当时，天文学系真是百废待举，多数课程没有合适的教材，高年级的专业课只能依赖物理系的教授或紫金山天文台的研究员，更没有人知道应当怎样办好中国的天文教育之类的大问题了。戴文赛知难而上，对欧美尤其是前苏联天文教育的历史、现状、发展趋势进行了认真的调查研究与分析，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扬长避短，逐步建立并慢慢发展、完善了中国的天文教育，明确了培养目标，确定了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的框架及大纲，实习应占的比重等。同时，他又狠抓教材建设，陆续组织编写、翻译了几套急需的专用教材，他亲自撰写或翻译的就有100余万字。

戴文赛还十分重视青年教师的培养工作，他及时地为青年教师制订进修提高计划，帮他们选择研究的课题，指导他们查阅文献资料，为他们举办专业讲座，同时又适时地把他们推上讲台，从实践中提高他们的教学水平与能力。

尤其难得的是，在繁忙的行政事务之外，他总是身先士卒，深入教育第一线，先后开出了 “普通天文”、“普通天体物理”、“理论天体物理”、“高等理论天体物理”、“数据处理”、“恒星天文”、“恒星物理”、“术阳系起源” 等专业课和研究生课。到20世纪50年代末，南大天文学系已经初具规模，并走上了正轨，但他仍然是全系上课最多的教师，从专业基础课到研究生课，从观测实习到带毕业论文，甚至是每届新生入学的座谈会，每年除夕迎元旦的联欢会，他都会兴味盎然地与学生在一起，或发表一些令人鼓舞的讲话，或唱一首自己谱写的歌曲，拳拳之心，殷殷之情，让学生们终生不忘。

戴文赛对于自己的学生有着深厚真擎的感情，20世纪60年代，系内已为他配备了专门的辅导老师，可他课后仍然一如既往，常常到学生的宿舍去答疑，讲学生作业中的问题，征求他们对教学的意见与建议，即使是冬夜认识星空，他也会亲到操场，冒着严冬的朔风指点星星。正因为爱之深，也就要求严，尤其是对于那些基础扎实、肯钻研的学生，戴文赛会不时提出更高的要求，有时则把他们请回家中，为他们 “开小灶”，引导他们去思考新问题，教他们阅读文献资料。

戴文赛不仅对在校学生关怀备至，就是对已经毕业分配到外地工作的学生，他同样十分关心，对他们的成长也常挂心间。见到他们发表了论文，他总会喜形于色，情不自禁地连说： “出成果了，出成果了。”对于即将分配的毕业生，他会告诉他们，在你将去的单位有某届学生在，可以与他一起攻关……。“文化大革命”初，“造反派” 发现他有一个笔记本，上面尽是人名及通讯地址，喝问这本子何用时，戴文赛坦然相告： “这是天文系历届毕业生的地址，记它是为了随时给他们帮助。” 事实也的确这样，尤其是对于那些 “文化大革命” 中被分配的 “用非所学” 的学生，他更是经常给他们寄天文资料，帮他们修改论文，为他们的 “专业归队” 四处奔波，在他的不懈努力下，一批研究生及本科生后来陆续重返了天文岗位。

中国的第一个 “太阳系起源星云说”

早在英国剑桥大学，戴文赛就在恒星光谱研究方面显露出卓越的才华，在英国《皇家天文学会月报》 (M.N) 上连续发表的《The Variable Spectrum of a² CVn》(猎犬座a²星的变光谱) 等4篇论文与他的博士论文《Spectrophotometry of Abnormal Stellar Spectra》(特殊恒星光谱的分光光度研究) 奠定了他在恒星光谱研究方面的地位。可是过度的劳累使他患上了眼疾，影响了他以后的天文观测。归国后，国内没有大望远镜的客观条件，迫使他后来转向理论研究，并逐渐摸索出一条利用国外资料进行理论研究的新途径。

天体的起源与演化，是当代自然科学中的三大“基本理论问题” 之一，最早的假设可以追溯到牛顿 (I.Newton) 和法国的笛卡尔 (R.Descartes)。1755年及1796年德国哲学家康德(I.Kant) 和法国力学家、数学家拉普拉斯 (P.S.Laplace) 分别独立地提出了大同小异的 “太阳系起源星云说” (后人合称为“康德—拉普拉斯学说”)，它曾风靡一时，但后来因遇到了巨大的困难而被众多的 “灾变说”所取代。到20世纪40年代，由于现代科学的进展，星云说东山再起，各国科学家先后提出了多达几十种 “星云说”，虽说它们都各有可取之处，但也都有着自身的缺陷与不足。

戴文赛对于我国在这方面一直是一片空白的现状十分不安，早在20世纪50年代，他就开始广泛地调查研究国外太阳系起源的研究状况，同时密切关注着恒星、星系演化的进展。他很快抓住了问题的关键所在，于60年代初小试牛刀，在《天文学报》上先后发表了《太阳系的角动量分布》、《论星协恒星自转的起源》。

“文化大革命”把他赶出了书斋，剥夺了他工作的权利，还因 “历史问题” 把他关进了 “牛棚”。但是肉体可以被 “隔离”，他的思想仍然在考虑着天体演化问题。在溧阳农村时，他还关心着天上的彗星，作了力所能及的观测与记录。1972年春，刚获“解放” 的戴文赛终于回到了学校，跨进几年未回的家门，他最先想到的是尽快地恢复被耽搁了多年的研究和教育工作。他很快译出了《雷达天文》，编写了《理论天体物理》与《非热致辐射理论》等教学资料，并写出了《太阳演化的研究进展》、《太阳系起源问题研究现况》、《天体演化研究进展》等一系列重要的调研报告。1973年团结了南大与紫台的一些中青年科研人员，并组成了 “演化小组”，“小组” 虽小，但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时期，却对全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们进行的研究，很快出了一大批成果，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天文学研究复苏的步伐。

戴文赛更是加倍努力，他充分运用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结合现代科学的新理论、新知识、新资料、新观点，把有关太阳系起源的研究工作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从1975年起他先后写出了《天体的演化》《太阳系演化学 (上册)》，并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如1975年的《提丢斯一波得定则的说明》，肯定了这个历来颇有争议的定则有着深远的物理意义和演化意义——它表示了当初九大行星在形成时的 “势力范围”; 1976年发表的《太阳系角动量分布的说明》则通过严密和科学的论证，否定了美国天文学家柯伊伯 (G.P.Kuiper) 的 “原行星说”，指出行星通过 “星子”集聚而成，更对太阳系角动量的异常分布作出了科学的、合理的解释——占据了太阳系质量99.865%的太阳，其所带有的角动量却还不到0.6%，当年 “康德—拉普拉斯星云说” 就是在这个问题上遇到了无法克服的困难，后来才被 “灾变说”所取代; 1977年的《木星、土星、天王星及其规则卫星的形成》指出了这3颗大行星的卫星系统可能有各自不同的形成途径。戴文赛还据此作了科学预言： “天王星周围的气盘足够快的冷却，凝聚出足够多的尘粒和小冰块来集聚成卫星和环带。” 几个月后，美国、印度、中国及澳大利亚等国的天文学家，都从观测中证实了天王星确有环带相绕，而这个发现促成了后来发现木星环，从而使得原先只有土星有光环的特殊现象成为一些大行星的普遍规律; 1979年戴文赛虽已病入膏肓，但他仍奋力拼搏，发表了《论小行星的起源》和《从冥王星卫星的发现得出的一些演化结论》两篇文章，前者第一次用定量计算否定了它是由一颗行星爆炸而成的 “爆炸说”，证明了由于外面 “木星胎” 的巨大引力的影响，使得小行星区域内的 “原材料” 都被它 “巧取豪夺” 掠走，正是“巧妇难为无米炊”，小行星终于只能停留在“发育不良” 的 “半成品” 阶段; 后者除了得出了冥王星的质量准确值外 (以前都被夸大了许多倍)，还推出了其大小与平均密度，对于冥王星的归属提出了新的观点，从中推翻了过去一度几成定论的 “里特顿 (R.A.Lyttleton) 假说” (认为冥王星过去只是海王星的一颗卫星)。

加上他对国外40多种星云说的深入研究，吸取合理部分，扬弃不足之处，戴文赛终于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地提出了他的“太阳系起源新星云说”。这是第一个由中国科学家提出的完整的、有自己特色、能有机地说明太阳系主要特征的太阳系起源学说。他因而也得到了全国科学大会的奖状，在有关的论文《论太阳系起源》发表后，在国内外都引起了广泛的注意，美国天文学家安德斯 (E.Anders) 说，他有80%的观点 “同意戴文赛学说”。当时在荷兰工作的天文学家戈斯 (W.M.Goss) 也很欣赏，曾多次写信与戴文赛切磋有关的问题。此外，英国皇家天文学会的乌尔夫逊 (M.M.Woulfson)、法国的沙兹曼 (E.Schatzman)等，也都认为戴文赛学说中的许多观点甚有价值。

在20世纪70年代，星系的起源与演化多数还只是停留在形态研究上，戴文赛通过研究分析指出，“星系的形态主要取决于角动量”，因此，“星系分类不是演化序列”。他进而得出了一个可能很有意义的关于角动量与质量的关系式，提出了新的星系分类 (按质量分)，提出了 “星系冕的问题”。这也得到了一些美国天文学家的首肯。

天文学哲学的创造性研究

在长期的教学科研中，戴文赛深切地感受到，“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方法……一定能更深入地认识自然界。” “哲学不能代替科学，但正确的哲学观点与方法应当对任何科学研究起指导作用。” 正因为如此，他早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就认真学习，慢慢熟悉、应用，最后用来指导自己的研究工作。从1956年发表了《天文学中的哲学问题》后，先后撰写了17篇有关的论文，从而奠定了天文学哲学的基础，丰富了它的研究内涵，有力地推动了它的发展，这一切，都使他成为当之无愧的天文学哲学的主要创始人。

概括说来，戴文赛在这方面的主要贡献有以下三下方面。

1. 深刻阐明近代自然科学发展的基本特征是辩证综合

乍一看来，自然科学似乎至今还在不断分化，新的分支学科也在不断地产生，但在1961年他与朱耀鑫合作的《近代自然科学发展的基本特征——辩证综合》一文中，他们从五个方面进行了深刻的论证，分化只是表象，实际上是辩证综合后的分化。基于这样的认识，戴文赛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科研活动中的一些弊病，“目前，我们科学工作者中间，具有狭隘的专业观点和习惯于机械割裂的片面性研究方法的人不是没有的，这种观点和习惯，对于我国的科学事业的发展是不利的。” 1973年他组织 “演化小组” 其实就是一次 “辩证综合” 的大胆尝试，而它也的确马到成功，很快 “小组” 扩大到了全国，人数成倍增加，以致后来只能分成“南片” 与 “北片” 两个学术活动中心，由此，大批的成果纷至沓来，大批的人才脱颖而出，其中一些人后来成了我国天文事业的骨干中坚和学科带头人。近代特征是辩证综合的观点发表之后，引起了国外学术界的重视，1962年秋，日本著名物理学家汤川秀树、科学史家汤浅光朝等曾联合召开了 “科学中的分化和综合”专题学术讨论会，就分化和综合的历史展望、两者间的辩证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1979年，中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也发表了强调综合的讲话。

2. 深化了恩格斯关于 “古老两极的对立” 即吸引与排斥矛盾的观点

戴文赛多次强调 “一切天体都是吸引和排斥的统一体”，“在天体演化过程中，主要的矛盾是吸引和排斥之间的矛盾。” 德国的康德在200多年前就曾对此作了大量的研究，他甚至还杜撰了一个与引力相当的 “斥力”，并用这个 “斥力” 来解释行星、卫星的公转和自转。戴文赛断然否定了宇宙中有斥力存在，更重要的是，戴文赛把原先只是把矛盾双方都只看作是作用力的观念作了深化与发展，指出 “吸引和排斥的含义不只局限于机械的接近和分离、收缩和膨胀，吸收和发射、电离和复合等也都是吸引和排斥的矛盾。” 因此后来他把矛盾的双方改为 “吸引因素” 与“排斥因素”，或者说是 “吸引方面” 和 “排斥方面”。显然这样避免了过去的一些因 “找不出力” 而陷于困境的弊病，对研究的深化很有竟义。尤其可贵的是，戴文赛还进一步研究了两者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的问题，在《对立统一规律在天体演化中的体现》中，他指出： “有趣的是，万有引力并不老是属于吸引方面，在天体系统的演化中，它也常是排斥方面的一个重要因素。” 并以司空见惯的潮汐现象作了最恰当的阐明。它本身是一个天体对另一天体的引力，但由于另一天体上不同部位所受的引力不同，而正是这点不同转化成了使两者有了分离的倾向，即变成了排斥因素。

3.戴文赛于20世纪60年代初提出的 “宇观” 概念，可能也是他对于天文学哲学的最大贡献

1962年他在《宇观的物质过程》中明确提出： “根据现代天文学的许多研究结果，看来有必要引出 ‘宇观’ 这个概念来表征宇宙规模的物质过程。” 两年后，他再次强调 “有必要在 ‘微观’和 ‘宏观’ 之外建立 ‘宇观’ 这个概念。” 并进一步列出了相应的科学依据与哲学依据，分析了宇观过程的主要特征，阐明了它的理论意义与实际意义。为此他还精心构思了相应的英语词汇—— “Cosmoscopy” (宇观) 和 “Cosmoscopic” (宇观的)，以便更好地进行国际交流。事实证明，以后的科学发展为宇观概念提供了更加丰富翔实的科学依据，我国不少科学家和哲学家也进一步充实和丰富了这个可能会对整个科学界产生重大影响的重要概念。在1982年召开的 “全国首届天文学·哲学学术问题讨论会” 上，与会的天文学家、物理学家和哲学家共同交流了他们的研究成果，一致认为戴文赛的这些开创性工作奠定了他作为天文学哲学创始人的基础。

出色的科普作家

戴文赛是我国德高望重的天文学家，学术造诣很高。但同时他又是出色的科普大家。早在20世纪40年代从剑桥学成回国后，在当时的特殊环境和条件下，他觉得应当破除迷信，让天文学从 “象牙塔” 中走出来，因此他在人民群众中大力普及天文学的知识，他明确告诉大家，“天文知识是可以自学的” (后来他还以此为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在这方面他也做了大量的工作，经常到大学、“昆明青年会” 等地方作天文的科普报告，并先后在《宇宙》、《文讯》、《西风》、《观察》、《科学大众》等杂志上发表了许多脍炙人口的科普佳作。据不完全的统计，戴文赛从1939年在《宇宙》第9卷10期上为向国人介绍，撰写了《国际天文协会第六届大会杂记》长文后，他为报纸、杂志写的科普文章有90多篇，还出版了诸如《星空巡礼》、《天象漫谈》等好几本有影响的科普著作。几十年来，戴文赛对普及天文知识真是做到了 “鞠躬尽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他的假日、星期天常常是被人请去作演讲，而他也总是乐此不疲。

戴文赛经常会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天文爱好者的来信，对于这些信件，戴文赛从来十分重视，都会抽出一定时间亲自给予答复。甚至在他重病缠身也竭尽全力，亲自写了几封回信。平时他家中还会有些 “不速之客” 登门，戴文赛也总是来者不拒。

戴文赛始终坚持认为，作为 “一个科学工作者，既要做好科研工作，又要做好科学普及工作，这两者都是人民的需要，都是很重要的工作。” “我们科学工作者，应该拿起笔来，勤奋写作，共同努力，使我们中华民族以一个高度科学文化水平的民族出现在世界上。” 在1978年8月中国天文学会第三届会员代表大会上，戴文赛语重心长地说： “天文学是最需要普及的科学部门……每个天文工作者应把普及天文知识当成你自己的光荣任务，是更直接地为人民服务，是为了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做出贡献。我们千百个天文教研人员，每人每年在科普上做一两件事——写篇科普文章，做个报告……加起来力量就很大了。”

戴文赛的一生是爱国的一生，追求真理、追求真善美的一生，他常说： “去过了外国，你就会更热爱自己的祖国，那就要使自己的工作达到或超过世界先进水平。” 所以他总是以 “对祖国天文事业的发展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来自勉，生命不息，工作不止。尤其是在晚年时，他的 “日历” 中只有 “星期七” 而没有星期天。1977年连续两次大手术后，他身体极度虚弱，但他反复告诉护士和家属，他 “最大的痛苦是不能工作”。其实，在他生命最后的1年又9个月中，他还是以极大的毅力，坚强的意志，完成了许多重要的工作，为生命的最后一页谱写了最美的篇章——参加了首批美国天文代表团来访的接待，用生命最后的火花为今后的国际学术交流牵线搭桥; 为 “天体物理学术会议”制订 “1978～1988年八年天文发展规划” 当了尽职的 “通讯院士”，不顾病痛连续写了4封长信，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设想，其情其心，令人动容; 抱病参加了中国天文学会第三届代表大会的主持工作，做了多次长篇发言：积极担任《中国大百科全书·天文学》 (大百科的首卷) 的副主编并亲自撰写了部分条目; 发起、组织了《天体物理学丛书》的编纂工作; 完成了《太阳系演化学 (上册)》及《天体的演化》第二版修订的最后审定; 指导学生及同事的几篇学术论文，写了10余万字的手稿，还千方百计回复了一些天文爱好者的来信。甚至晚上做梦，还是在与中外学者讨论着学术问题，惟独没有考虑自己的身后之事。直到他最后肝昏迷前，他对妻子女儿只留下了一句： “要坚强些……”

简历

1911年12月19日出生于福建省漳州府 (现漳州市) 龙溪县天宝镇洪坑村。

1925～1928年在漳州寻源中学学习。

1928～1932年在福州协和大学学习 (其中1932年去苏州东吴大学学习半年)。

1933～1935年留协和大学做助教并兼读研究生。

1936～1937年入燕京大学数学系读研究生，并兼职物理学系助教。

1937～1941年通过庚款公费留学考试，进入剑桥大学天文系攻读博士学位。

1941～1946年回国后，先后任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副、正研究员，中国天文学会评议会委员。

1945～1954年任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数学系教授。

1954～1979年任南京大学天文学系主任、数学天文学系副主任及天文学系教授，中国天文学会第一、二、三届副理事长，《天文学报》副主编，国家科委天文学科组副组长等。

1979年4月30日病逝于南京。

主要论著

1 戴文赛主编. 天文学教程 (上、下册).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61

2 戴文赛. 恒星天文学. 科学出版社，1965

3 戴文赛. 太阳系演化学 (上册).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79

4 戴文赛. 天体的演化. 科学出版社，1977

5 戴文赛. 戴文赛文集. 南京大学出版社，1980

6 戴文赛. 戴文赛科料创作选集. 科学普及出版社;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0

7 戴文赛. 太阳系的角动量分布. 天文学报. 1960，6： 1～18

8 戴文赛.论星协恒星自转的起源. 天文学报，1962，10： 112～118

9 戴文赛. 天体演化研究的进展. 科学通报，1973，18： 145～152

10 戴文赛. 提丢斯—波得定则的说明. 天文学报， 1979， 16"123～130

11 戴文赛，陈道汉. 太阳系起源各种学说的评价. 天文学报，1976，17：93～105

12 戴文赛. 太阳系角动量分布的说明. 天文学报，1976，17： 165～175

13 戴文赛. 木星、土星、天王星及其规则卫星的形成. 天文学报，1977.18： 192～202

14 戴文赛. 论小行星的起源. 天文学报，1979，20： 33～42

15 戴文赛，胡中为. 从冥王星卫星的发现得出的一些演化结论. 科学通报，1979，24： 215～216

16 戴文赛，胡中为. 论太阳系的起源. 中国科学，1980，3： 254～265

17 戴文赛，等. 星系的质量和角动量的分析. 天文学报，1978，19： 24～40

18 戴文赛，朱耀鑫. 近代自然科学发展的基本特征——辩证综合. 新华日报，1961年8月23日

19 戴文赛. 宇观的物质过程. 哲学研究，1962，4： 42～44

20 戴文赛. 宇观过程的特征. 南京大学学报，1964，8： 24～42

21 戴文赛，等. 微观、宏观、宇观. 物理. 1978，6： 44～48

知名人物 戴文赛人物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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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文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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