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名人物 邓稼先人物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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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人物 邓稼先人物简介

·邓稼先



邓稼先,核物理学家、核武器物理专家。我国核武器理论研究工作的奠基者和开拓者之一,研制和发展核武器在技术上的主要组织者之一。领导完成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设计方案,领导突破氢弹原理,为实现核武器实战化、突破小型化原理及关键技术做出了重要贡献。对我国核武器和高技术发展规划提出过极其重要的意见。

邓稼先,1924年6月25日出生于安徽省怀宁县城外20多里白麟阪的乡间祖居铁砚山房中。他是清代著名书法家和篆刻家邓石如的6世孙。其父邓以蛰是著名的美学家和美术史家。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积极提倡新文艺,后又长期潜心研究中国美术史和中国书画美学理论,先后任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邓稼先出生后不久,全家迁往北平。邓稼先在清华成长,与同在清华园的杨振宁是亲密好友。七七事变后,清华、北大撤向南方,邓稼先的父亲因身患肺病,咳血不止,全家滞留北平。日本侵略中国,国家恨民族仇结在邓稼先心头。有一次,日本侵略军强迫学生举旗“庆祝”,邓稼先气愤地把小旗踩在脚下。为避迫害,16岁的邓稼先跟随大姐邓仲先匆忙离开北平,经海防来到昆明。后在四川江津国立九中念完高中。1941年至1945年邓稼先在名教授云集的西南联大物理系学习,他学习努力,看书做笔记非常仔细。例如他曾极其认真地整理了王竹溪教授的讲课笔记,细心收藏,视为珍宝。郑华炽教授是邓稼先的姐夫,他治学严谨,一丝不苟。邓稼先在西南联大期间,一直受郑华炽的照顾,他的治学精神给邓稼先的科研态度和风格以非常重要的影响。抗战胜利后,北大于1946年迁返北平,邓稼先应聘在北大物理系任助教,积极参加北大理学院“讲助会”的进步活动,热情投入民主学生运动。

1948年夏,邓稼先怀着“今后国家建设需要人才”的目的考取了美国印第安那州的普渡大学物理系研究生。在美国学习期间,他积极参加进步留学生团体“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普渡大学分会的活动,被推选为分会干事之一。1950年6月,“留美科协”总会在芝加哥以北的邓肯湖畔举行年会,与会代表畅谈对新中国的认识,他被选入总会干事会,新中国的诞生促使他决心尽早回国。

1950年8月,邓稼先完成他的博士论文“氘核的光致蜕变”,并通过答辩。8月20日参加了颁发博士证书仪式。取得学位后的第九天,他就与一百多名中国留学生和学者毅然冲破重重险阻,登上了威尔逊总统号轮船启程回国。

1950年10月,邓稼先在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担任助理研究员,在彭桓武教授指导下,从事原子核理论研究。1952年提升为副研究员。

1953年,邓稼先与许鹿希女士结婚,许鹿希是五四运动学生领袖后任北大政治系教授的许德珩之长女。邓稼先夫妇生有一子一女。

1954年至1958年,邓稼先任中国科学院数理化学部副学术秘书,协助学部主任吴有训副院长和学术秘书钱三强工作。

1958年8月,邓稼先调到第二机械工业部,在新筹建的核武器研究所任理论部主任,负责领导核武器的理论设计。后任研究院副所长、所长,核工业部第九研究设计院副院长、院长,核工科技委副主任,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

他于1951年加入九三学社,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共第12届中央委员会委员。1980年增补为中国科学院物理学数学学部委员(院士)。邓稼先作为主要完成者之一,曾获得1982年的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986年的两项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984年被评为国家级中青年有突出贡献专家,1986年7月获全国劳动模范光荣称号,国务院国家“七五”期间第一枚全国劳动模范的奖章授予他。

1986年7月29日因病卒于北京。

开展原子核理论研究组织领导“两弹”制造工作



50年代初,原子核理论在我国还是一块空白,邓稼先在彭桓武领导下,从事原子核理论研究,分别与何祚庥、徐建铭、于敏等合作,在1956~1957年的《物理学报》上相继发表了“β衰变的角关联”,“辐射损失对加速器中自由振动的影响”,“轻原子核的变形”等论文,为我国核理论研究做了开拓性的工作。

为了保卫世界和平,反对核战争,粉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核讹诈政策,为了增强国防力量以确保自身的安全,中国政府决定发展有限而有必要的核武器。1958年7月,第二机械工业部决定成立北京核武器研究所。邓稼先是被选中来所工作的第一位高级研究人员。他领导一批刚从大学毕业的青年人,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学习爆轰物理、流体力学、状态方程、中子输运等基础理论,亲自授课组织讨论,并立题进行研究。前苏联毁约停援后,中国决定自己研制核武器,邓稼先立即组织理论队伍对原子弹的物理过程进行大量的模拟计算和分析,迈开了中国自力更生研制核武器的第一步。开始时,所里还没有电子计算机,邓稼先和稍后来所工作的专家一起领导年轻人利用所里仅有的几台电动计算机和手摇计算机,用特征线方法计算内爆型原子弹的物理过程,考察了各种物理因素和参数对计算结果的影响,先后共进行九次,历时将近一年。通过这些计算,不仅获得了正确的物理图像和计算结果,而且积累了丰富的数值计算经验,推动并深化了有关专业学科的研究,培训了一批既有一定理论基础又有数值计算实践经验并有分析能力的青年科技骨干。1962年底,邓稼先领导起草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方案。与此同时,为了使理论工作能更好地配合试验,理论部筹建并派出由青年研究人员组成的工作组,前往西北核武器研究基地,在实验现场参加并共同解决试验中遇到的理论问题,随时与理论部沟通情况。邓稼先本人也以理论部主任的身份,参加了以王淦昌教授为主任的冷试验委员会,参与指导核试验前的各种模拟爆轰试验。他经常深入实验现场,与实验人员研讨实验方案和测试结果,指导理论部工作组人员做好实验预估和结果分析。1964年秋天,他去新疆罗布泊参加我国第一次核试验,尽管经过千百次的计算,众多专家和科研人员的反复论证,各种模拟爆轰试验的实测结果都表明原子弹理论方案的正确性和把握性已不容置疑,但核试验毕竟是最直接、最权威的实验。因此,作为理论部主任,作为主持制定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理论方案的总负责人,在核试验之前仍不时紧张地思索着方案是否还有什么隐患和疏漏。直至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30分,从铁塔顶处发出耀眼的闪光、火球,大地震动和隆隆巨声,宣告原子弹爆炸成功,原子弹的理论设计方案受到圆满检验,他才摆脱紧张心情,脸上露出胜利的喜悦。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他一方面组织人力研究原子弹的小型化,另一方面又率领理论部主力发起突破氢弹原理的战斗。理论部科研人员群策群力,在他和其他几位副主任的带领下,兵分几路,探索氢弹原理。1965年9月,于敏副主任带领一个科研组奔赴上海计算,经过大家一段时间的工作,逐步地明确了突破氢弹原理的可能途径。邓稼先得知后,马上亲赴上海,与大家通宵达旦地分析计算结果,讨论技术问题。回到北京后,他又组织大家反复分析技术难点,寻求解决的途径,自己经常守在计算机旁,甚至睡在计算机房的地板上,有时通宵地工作。在邓稼先和各位副主任领导下,终于形成了一套经过充分论证的工作方案,为上级领导正确决策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正当形成工作方案,需要集中力量攻关之时,“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邓稼先以自己的一片赤诚之心,把日益分裂进行派别斗争的科研人员组织在一起,在“抢在法国人之前搞出氢弹”口号激励下,争分夺秒地投入研制氢弹的最后战斗,终于在1966年底,进行了突破氢弹原理的核试验,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空爆成功。

随后,邓稼先领导理论部科研人员致力于核武器的实战化,提高核武器性能,突破核武器小型化原理及关键技术。其中许多关键技术和设计都是在他亲自参与下提出和解决的。1972年以后,他先后担任九院副院长、院长,全面领导核武器的改进和发展工作,从理论设计、加工组装、实验测试到定型生产,总是尽力深入第一线考察了解情况,遇到重大问题,无不亲临现场指挥、处理。在研究院院长这一重要岗位上,邓稼先显示了高超的组织领导艺术、准确地把握科学方向的能力和科学的预见性,多次正确作出了重大的指挥决策。80年代,我国核武器有几次新原理的突破,都渗透着他的智慧和心血。1984年冬天进行“六五”期间最后一次关键性的核试验时,癌症已开始侵袭他的身躯,他仍亲临西北核试验现场,坐在指挥车里等待测试结果。那次试验取得了圆满成功。这是一次对核武器发展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核试验,也是邓稼先最后一次亲临参加的核试验。1985年7月,他在北京开会期间,抽空去医院作了一次检查,医生诊断为直肠癌,立即住院手术。他在患病期间,还经常和有关人员讨论工作上的问题,仍念念不忘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经过与几位同志半年左右的酝酿,他和于敏一起联名向中共中央写信,就我国核武器事业和高技术的发展提出了宝贵的意见。信件经过反复推敲,多次修改,又征求了有关方面意见才最后定稿。有几次他是在病床上,强忍化疗之后的痛苦,亲笔写下意见。这是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为我国核事业作出的重要贡献。

由于保密原因,不能一一列出邓稼先亲自参加的各个核装置或产品型号的名称,也不便列出他在九院的全部科研成果目录,只能摘要列举几例。他和周光召合写的《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理论研究总结》,是一部核武器理论设计开创性的基础巨著,它总结了上百位科学家多年辛勤的成果,既阐述了流体力学,爆轰物理,状态方程,中子输运等有关基本理论,又详细描述了原子弹物理过程的各个发展阶段的图像,并对其中的物理规律作了深入的探讨,诸如球面爆轰波理论,冲击波与金属的相互作用,冲击波的聚焦和不稳定性,核材料压缩度的粗估方法,裂变系统深燃耗的解析表达式等等。这部著作不仅对以后的理论设计起到指导作用,而且还是培养科研人员入门的教科书。

邓稼先对高温高压状态方程的研究也作出了重要贡献。当时由于保密原因,国外不发表核材料的状态方程,国内还不具备实验条件。在这种情况下,邓稼先指导科研人员从已经发表的其它金属材料的状态方程,推出了低压区铀的状态方程。同时,他又对托马斯—费米(Thomas-Fermi)理论作出修正,求出极高压下的核材料状态方程,并且巧妙地与低压区状态方程连接,给出了相当大区域之内完整的状态方程,满足了理论设计的需要。为了培养年轻的科研人员,他还写了电动力学,等离子体物理,球面聚心爆轰波理论等许多讲义,即使在担任院长重任以后,他还在工作之余着手编写“量子场论”和“群论”,但终因工作任务过于繁忙,再加上癌症过早夺去了他的生命,只写了开头几章就辍笔,未能全部完成。

默默奉献的无名英雄



邓稼先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为了祖国的强盛,为了国防科研事业的发展,长期以来忘我工作,不为名,不为利,甘当无名英雄,默默无闻地奋斗了数十年。为了国家的需要,他甘愿放弃在国外优厚的生活条件,冲破阻力毅然决然回国参加建设;为了国家的需要,他甘愿中止已有相当成就的原子核理论的研究,隐姓埋名投身于核武器的研究事业。他常常在关键时刻,不顾个人安危,出现在最危险的岗位上,充分体现了他崇高无私的奉献精神。在突破氢弹原理的紧张阶段,他的家庭受到极大冲击,但他没有被个人家庭的不幸遭遇所压倒,忍受着精神上的巨大打击,仍然夜以继日地紧张工作,为早日突破氢弹而四处奔波。1971年,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某些人利用连续三次冷试验没有得到预期结果的技术问题,把矛头指向理论部,组织不明真相的工人群众进行批判围攻。在那种恐怖环境里,谁坚持实事求是讲出真相,谁就有可能被打成反革命、反动学术权威。作为理论部主任的邓稼先清楚地知道,如果他在技术上说一句违心的话,他本人也许会暂时得到解脱,但很多无辜同志就将问罪,技术问题可能被歪曲,被掩盖,这会给核事业带来重大损失。他不顾个人安危,顶住了种种压力,坚持事实求是的科学精神,做了大量耐心细致的解释工作,既使实验能按技术本身所存在的问题得以解决,又保护了一大批科技骨干,避免了一场重大损失。

邓稼先身处领导岗位,但他谦虚真诚,能把大家团结起来,充分发挥学术民主,博取众长。建所伊始,他是所里惟一的高级研究员,可他既当老师,又当学生,虚心向比他年轻的大学生请教,从不摆领导架子,人们亲热地称呼他为“老邓”。在九次计算期间,专家云集,众说纷纭。在他的领导下,建立了一种可使刚刚毕业的大学生能与专家在学术上平等对话的民主气氛。这种风气留传至今,对于核武器理论的迅速发展和几次重要突破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邓稼先匆匆走完了他的一生,他的挚友、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杨振宁教授在写给许鹿希的慰问信中写道:“是的,如果稼先再次选择他的途径的话,他仍会走他已走过的道路。这是他的性格与品质。能这样估价自己一生的人不多,我们应为稼先庆幸!”他说:“多从长远的历史角度去看稼先和他的一生,只有真正永恒的才是有价值的。”

国务委员、国防部长、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张爱萍在邓稼先的追悼会上说:“邓稼先的名字虽然鲜为人知,但他对祖国的贡献将永载史册。他不愧是中华民族的好儿子,不愧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不愧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

简 历



1924年6月25日 出生于安徽省怀宁县。

1941~1945年 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学习,毕业。

1945~1946年 在昆明培文中学、文中中学任教。

1946~1948年 在北京大学物理系任助教。

1948~1950年 在美国普渡大学物理系读研究生,获博士学位。

1950~1952年 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原子能研究所)助研,1952年晋升为副研究员。

1954~1958年 兼任中国科学院数理化学部副学术秘书。

1958年 调任二机部九院理论部主任。

1971年 任国防科委九院901所副所长。

1972年 任国防科委九院副院长

1980年 任二机部九院院长。

1981年 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委员。

1982年 当选为四川省物理学会副理事长,晋升为九院研究员,任核工业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

1986年 兼任国防科工委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

1986年7月29日 在北京逝世。

主要论著



1 邓稼先.关于氘核之光致蜕变·中国物理学报,1951,8(2):170~175

2 邓稼先,何祚庥.β衰变的角关联.物理学报,1956,12(2):96~126

3 邓稼先,徐建铭 .辐射损失对加速器中自由振动的影响 .物理学报,1957,13(2):115~129

4 邓稼先,于敏,周孝谦,李扬国.轻原子核的变形.物理学报,1958,14(6):449~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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