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名人物宋家树人物简介

Posted 2022-04-03 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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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人物宋家树人物简介

·宋家树

宋家树，金属物理学家，材料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从事高温合金及金属强度研究并获得成果。在特种核材料应用研究领域中进行了长期的开创性研究，参加过第一颗原子弹、第一颗氢弹的关键部件技术攻关，为发展我国的核武器技术作出了重要贡献。

宋家树，1932年3月21日出生于旧中国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祖籍安徽舒城县。宋家是当地一门望族，其祖父宋竹荪曾求学于日本军政学校，并在日本成为孙中山先生发起的最早的同盟会员之一。宋竹荪深谙受教育对于人一生发展所起的作用，力主将儿女全部送出读书，由于自己无暇打理家政，致使家道中落。至宋家树父亲成人时，仅能就读于国内的高级中学，并且在毕业后随即找工作糊口，以致父子、祖孙皆难得谋面，直至1947年，宋家树才第一次在安庆见到了祖父。

宋家树的少年时代是在颠沛流离中度过的，由于抗日战争时期时局动荡不安，他随父母在湖南、湖北、重庆、河南、上海、江苏等省市不停地迁徒，小学、中学很难在一个地方完整地读完，直到1949年南京解放才安定下来，并以高中二年级同等学历考取了南京大学心理学系。由于受当时国内形势和舆论引导，向往??解放区，并想更直接地投身于祖国建设，他于1950年考取了大连工学院。1952年全国大学院系调整，物理系并入位于吉林长春的东北人民大学 (现吉林大学)，后随理论物理教授吴式枢进行铁磁性理论研究，在学风上深受影响。1954年毕业后留校任教。1956年，宋家树被选为苏联专家莫洛佐夫的研究生。1958年研究生毕业，仍留校任教，后成为物理系金属物理教研室主任，组织教研室开展材料强度、耐热性、高温合金和摩擦磨损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较好的成果，在国内材料物理界受到一定的重视。

1960年初，宋家树被中央组织部调至第二机械工业部北京第九研究所，参加我国核武器研制攻关工作。1964年初，调至青海基地国营221厂，担任生产部车间副主任，负责原子弹及氢弹核心——核材料部件的研制。他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与广大科技人员和工人共同努力，解决了许多极其复杂的实验与工艺问题，最终研制生产出合格产品，对于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氢弹按计划爆炸，发挥了重要的保障作用。“文化大革命” 期间，宋家树受到迫害被迫中断工作达3年之久。1973年9月，被调往903厂，历任副总工程师、总工程师兼副厂长，从厂的筹建到全面负责厂里的技术、研究和生产任务，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并参加了1982—1988年间的一系列核武器试验任务，突破了与新型核武器研制有关的关键技术。

1985年12月宋家树调任核工业部军用工业局总工程师，参与核工业部军用工业的技术领导与管理工作。同时他开始步入“军备控制”研究领域，并成为我国该项研究工作的领导者之一。

勇于革新的教研室主任

物理学研究包含着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两大永恒的主题，宋家树在读研究生期间，有幸遇到了一位卫国战争期间从事军工生产多年的苏联专家 (宋的导师莫洛佐夫教授)，并深受其工作作风的影响。莫洛佐夫用大量时间带着自己的学生深入到大型工业企业，了解生产中的技术难题，并以探求解决办法为目的开出??些课题进行研究。在当时形势的影响下，他与教研室的一群青年教师把有明显界限的物理学两类研究 (基础和应用研究) 融为??体，偏重于实用问题的解决。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他在合金耐热性能、高速钢及合金物理性质研究等方面取得了很好的进展，并创建了放射性同位素实验室。特别是在他担任了物理系金属物理教研室主任之后，负责组织金属物理教研室在高温合金方面的研究，取得了多项研究成果，在国内材料物理界受到了一定的重视。他们的独特研究方式，即金属物理与材料应用研究结合，并服务于生产建设的研究方式，被科学院称赞为 “这种集中力量、分头工作来解决一个问题的方法是很好的”^①。

扼住核材料精灵的翅膀

1960年初，宋家树调入核武器研究院，开始进入了核材料应用研究的崭新领域。在当时的条件下，不要说这方面国内的研究是一片空白，就连核材料的模样他也没有见过。担任组长的宋家树望着不知如何下手的同志们说： “不知道核材料的性能不用怕，我们从头做起，一个数据一个数据地测嘛!” 首先理清工作头绪，借鉴其他材料性质的研究办法，设计出研究方案。没有实验设备就自己造，为了创造冶炼的基本条件，要造出一个精炼炉，有实验室工作经验的宋家树，自己提出设计方案，然后让同志们购材料、操焊枪，一个简易但却实用的钨片炉在大家的手中诞生了。就是在这样一些简陋的设备上，培养出了我国第一批核材料技术骨干。宋家树从物理原理出发对核材料、核部件的性能和工艺进行研究，通过高浓铀及钚的中子本底计算、核材料杂质控制原则的建立，以及精炼、铸造过程动力学分析，为关键部件的制造打下了科学基础。

有一天，朱光亚副院长找到宋家树，根据他曾经搞过金属材料研究的背景，想把特殊核材料部件的研制攻关任务交给他。望着这位在东北人民大学上学时的老师充满期待信任的目光，想到核武器研制中核材料加工的重要性，宋家树庄重地点点头，义无返顾地丢下娇妻幼子，从北京奔赴青海湖畔的金银滩，挑起了221厂102车间副主任的担子。

我国核武器研制最初的主要组织机构，由理论部、实验部、设计部和生产部构成。前3个部形成的工作设想，都要由生产部来实现。当时基地初建，生活条件十分艰苦。在海拔3200米的高原，年平均气温在摄氏零度之下，馒头也蒸不熟，但却挡不住大家高涨的工作热情。这一段工作经历成了宋家树一生中最值得怀念的日子。在这里，他看到了老一辈科学家抛弃了多年从事的专业，投身到全新的领域，指导青年人攻关; 他看到青年科技人员凭着满腔的热情与知识把设想变为 “蓝图”; 他看见从全国各地调来的优秀技术工人运用智慧和双手把图纸变成一个个闪光的工件。

作为主管产品生产的技术负责人，在核部件研制生产这项从未接触过的工作中，以前搞物理研究的经验很多都用不上。首先，他要详尽地了解核材料的物理特性，重点是结构及其变化的机理。其次，他要弄清理论设计原理，弄清核部件在整个体系中要达到的要求和所应发挥的作用。最后，还要从理论要求出发，设计出能够制成合格产品的生产工艺。如果加工达不到设计要求，是改设计方案，还是提高加工工艺? 如果必须提高加工工艺水平，又要从哪几个方面去考虑解决难题的方案? ……千头万绪的问题纠结在一起，涌入他的脑海，究竟从哪里着手呢?

核武器用的核材料生就一副坏脾气，不愿受到任何束缚，就算是在外形上受到控制，也还会发出看不见的射线，破坏人的健康机体，甚至于置人于死地。如果达到临界值，其他条件也碰巧成熟，还会发生剧烈的链式反应，那就无异于生产者在自掘墓场。在对于核材料的性质不够了解的情况下，寻求出一整套核材料成型、加工工艺谈何容易。要做好这项工作，除了要尊重科学，还要富于一种大无畏的牺牲精神。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一系列艰苦的探索工作开始了。在北京工作时，宋家树带领大家进行了浓缩铀的试验，确定了核材料部件成型的工艺路线，取得了大量有关精炼、铸造、坩埚的工艺数据，验证了多种加工方法，这些为兄弟厂以后的生产打下了坚实的技术基础。到221厂后经过几次机制变更，102车间也最终成为原子弹、氢弹用的核部件成型加工及装配车间，并承担核材料研究、中子源制备等重要任务。1964年10月，102车间在攻克了核材料部件一系列技术难关之后，以最快速度把第一颗原子弹 (代号 “596”) 的各种核部件装配完成，化作了中国西部一声震撼寰宇的惊雷。

当罗布泊卷起的蘑菇状烟尘还没有在戈壁滩上落定，宋家树的一口气还没有喘匀时，核工业部副部长刘西尧的一句 “给你??年时间，把热核材料部件搞出来”，又使他还未松弛的神经再次紧张起来。

热核材料和裂变材料不同，其中的一种重要成分是氢的同位素氘或氚，常温下它是气态，用什么方法才能将其加工成有形的热核部件呢?氚是一种放射性气体，有很强的放射性，一般实验室使用的放射性同位素强度都在毫居里级，而1克氚的放射性接近一万居里。这就意味着时刻要与一个看不见却又能摄人魂魄的魔鬼打交道，安全问题上升到了一个特别重要的地位。在紧迫的时间里，要完成这样一项艰巨的任务，这真是一个战略上和战术上的难题。

攻关小组经过缜密论证，认为可能有3种方法解决热核材料加工中的成型问题。是一种方法一种方法试验，还是3种作法同时操作呢? 两种方案在攻关组中争执不下，时间紧任务重，宋家树提出3种方法同时推进的方案最终被采纳，结果证明，当初讨论中认为最难的途径，却成为最切合实际的方法，无论是加工工艺还是加工质量都最为理想，为热核材料的加工赢得了宝贵的时间。随后，热核材料机械加工中的安全与质量问题突现出来，在多次燃烧、爆炸实验和往手套箱中加注不同气体对手套箱进行改进之后，难题得以解决。为了解决氢材料不易加工的特性，又巧妙地为热核材料穿上了一层 “衣服”，一整套与加工和装配环节相关的质量保障措施也不断完善并出台，热核部件成型工艺、机械加工、防潮涂层等一个个技术难关被攻破……就这样，经过??年的努力，合格的热核材料部件终于生产出来，1966年12月，大漠深处第一次热核试验成功，标志着我国已实现了氢弹原理的突破。

原子弹、氢弹爆炸成功，说明我们已掌握了引发核裂变、核聚变的技术，但是要把这种技术应用到实际的装置上，却还有漫长的道路要走。

导弹试验成功了，成为运载原子弹、氢弹的理想翅膀，而这翅膀能承载多大的重量，飞行多少里程，静止状态的爆炸和飞行中的爆炸是否有区别，在飞行过程中和备战状态下其安全可靠性能如何，这些都是原子弹、氢弹武器化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问题，而首当其冲的就是核武器部件的研制与加工。

在武器化设计方案出来之后，人们的视点又聚焦在核材料的研制与加工之上。宋家树心里更清楚，再完美的设计最终都将取决于新材料性能的验证和工艺加工能否满足设计要求。他感到肩上的担子陡然又加重了许多。在协作单位按设计要求提供出新材料之后，以前为核材料穿上的 “衣服” 已不合体，必须从原料到“样式”进行重新 “剪裁”，由于新材料的特殊性能，又使研制碰上了许多前所未遇的问题，工艺上也面临着许多新技术的应用，逼着他带领大家对工艺进行重大的改进。这一阶段，是他与理论设计部门 “争吵” 最多的一个时期。出于一个正直科学家的秉性，以及他在多年工作实践中形成的那种 “对一切未知的东西都感兴趣，对一切权威的东西都不盲从” 的风格，对于设计者提出的方案，特别是在使用的核材料 (有时哪怕是形状) 发生改变时，他总是要彻底 “讨教” 清楚，力主用成熟的材料和技术以提高试验的可靠性，但当他真正了解到某种新材料的不可替代性时，又会马上缄默无声，回过头带领部下们 “拚着命也要拿出来”。

作为新一代核武器攻关的技术负责人之一，他完成了新型核材料及关键热核部件的攻关任务，并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主要完成人之一，1987); 国防科工委重大科技成果三等奖(1980); 国家发明奖三等奖 (第一发明人) 两项 (1987，1988)。

为了和平参与军控科学技术研究

跨入20世纪80年代，国际上以环保、军控和裁军为背景的和平组织把全球的环境问题和裁军问题炒得很热，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大事故对欧洲造成的危害，使在核能的利用问题上出现一股空前的反核浪潮，并且和由来已久的核领域的军控谈判问题交织在一起。

纵观军控发展的历史，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我国核武器发展的几个关键时刻，美苏两国都有针对性地制订含不同内容的军控条约，目的都是想在掌握先进的武器研制技术和手段的前提下，限制包含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发展自己的核武器。如1963年，美苏两国已经掌握了地下核试验技术，而中国的核武器原理尚处于未完成之时，美苏缔结了部分禁核试条约 (LTBT)，以限制中国进行空爆试验; 1974年，当中国开始进行地下核试验探索的时候，美苏又签订了限制地下核试验当量条约(TTBT);1976年，中国核武器进入第二代战略核武器研制进程时，美苏两国签订了和平核爆炸条约 (PNET)，意在限制中国发展氢弹技术。

随着1996年全面禁核试条约 (CTBT) 的签定，军控从意识形态领域转入实际操作，谈判中涉及的科学技术问题越来越多，为科学家的介入提供了一个契机。在我国核武器研制一线工作多年的宋家树，被历史推上了军控的国际舞台。

现代军备几乎集中了所有最新的高技术成果。军控谈判中必然要涉及大量的科学技术问题，因此，掌握和了解军备中应用的科学技术基础，对于研究军控问题至关重要，甚至会成为决定军控谈判成败的重要因素。核武器战略发展的优秀组织者朱光亚院士及时捕捉到了军控研究的这一新动向，率先提出了 “军控科学技术” 这一概念，并开始着手组织这一领域国内的研究工作。

宋家树一生中的攻关经历，使他练就了不仅不惧怕技术难度，甚至于喜欢迎接挑战的性格。如果说他第一次从朱光亚那里接受核武器核心部件研制生产任务时，还具有组织服从的因素，那么这一次则更多的是兴趣与主动。但同时他也感到了更大的压力，因为他明白：这次不仅是又一次改行，有时还要让别人理解一些难以说明的观点，更重要的是要跳出原有的研究领域，从战略的高度重新认识一些问题。和以往一样，他还是从一点一滴做起，在国内潜心研究，在国际会议中与外国同行交流，参与国际上面对面的外交斗争，以及到后来成为军控研究中的两个专家组的组长，参加领导这个方面的研究工作，并提出了要大力开展军控核查技术研究的建议。

1994年，宋家树出任 “中国核裁会科学家军控研究小组(CSGAC)” 主席，组织全国相关10个单位的20余名专家和学者，开展军控及裁军问题的研究，不仅取得了一批具有开拓性的研究成果，还造就出一支老中青相结合的军控科学技术研究骨干队伍。他还应邀出席了多次国际会议，结识了一批同领域的外国专家，中国科学家与美国科学院CISAC委员会更是进行了长达10年的学术交流，促进了中美两国科学家的相互了解。十数年的孜孜以求，使他把握着军控研究国际前沿跳动的脉搏。他积极倡导科学研究与政策研究相结合，不仅使军控研究得以一步步深入，还对国防建设和外交斗争相关问题提供了决策咨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在总结自己的经历时，他深有感慨地说： “想起在核武器攻关的时候，我们信奉的首先是要能保卫国家安全，不受敌人的威胁与侵略，但更长远的目标却是禁止其使用和最终消灭它，维护世界和平。现在来搞核裁军，前后似乎还是一种呼应吧!”

简历

1932年3月21日出生于安徽省舒城县。

1949—1952年先后在南京大学理学院、大连工学院学习。

1952—1956年在东北人民大学学习，毕业后留校任教。

1956—1960年东北人民大学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

1960—1973年在二机部第九研究院，任室副主任、车间副主任。

1973—1985年任二机部903厂副总工程师、总工程师，中国核学会材料分会副理事长。

1986—1991年任中国核工业总公司军用局总工程师。

1991—1996年任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科技委委员，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兼职委员，核材料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原子能机构核材料管制办公室专家委员会成员。

1986年—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高级顾问。

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1997年—任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科技委委员，九所顾问。中国科学院军控研究小组主席; 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 (CSCAP) 中国委员会委员。

注释

① 1965年科学院《十年来中国科学: 物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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