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百科马克思恩格斯对拉萨尔主义的批判

Posted 2022-03-21 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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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百科马克思恩格斯对拉萨尔主义的批判

马克思恩格斯对拉萨尔主义的批判

拉萨尔是德国工人运动史上著名的活动家。他早年曾参加德国1848年革命。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德国工人建立自己的政治组织时，他曾起过积极作用。但是，他的机会主义思想对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起了不良的影响。

马克思、恩格斯同拉萨尔主义进行了长期复杂的斗争。在批判拉萨尔主义的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深刻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的纲领、路线和策略，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为各国工人阶级建立自己的独立政党指明了道路。

拉萨尔主义的性质和社会根源

拉萨尔主义是德国工人运动中一种机会主义思潮。它的主要特征是用改良主义代替科学社会主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拉萨尔主义的思想体系可以概括如下：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的贫困是由所谓的“铁的工资规律”①造成的; 要废除这个规律，就必须建立生产合作社，使工人成为自己企业的企业主，获得全部劳动所得;要建立生产合作社，就必须依靠国家帮助;要取得国家帮助，就必须争取普选权;要争取普选权，就必须建立全德工人联合会来进行和平和合法的宣传鼓动。这个体系包含了拉萨尔在哲学、经济和社会政治方面的全部观点。它的核心思想是争取普选权和国家帮助合作社。拉萨尔自己说，他的著作的每一页上所宣传的都是“通过立法的干预解决工人问题，为此目的，通过实施普遍的、直接的选举权获得立法权力”。拉萨尔认为，这是他的“整个鼓动的精髓”。

拉萨尔主义实质上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拉萨尔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性质是由当时德国工人阶级的状况决定的。十九世纪中叶，当英国工业革命已经完成，法国工业革命基本完成的时候，德国工业革命才开始起步。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德国的发展具有完全的小资产阶级的性质①。

在六十年代初的德国，产业工人虽然在工人阶级中占有相当的比重，但是在德国绝大多数地方，手工业者的人数毕竟超过工厂工人，而农业劳动者则超过它们两者的总和。在普鲁士，大工业中的工人只有75万人，手工业工人则在100万以上，而农业中的独立劳动者共有350万人。加上萨克森、黑森选帝侯国、巴伐利亚、维尔腾堡和巴登这几个邦的工厂工人，人数也不足150万，而普鲁士和这些邦的手工业工人则在200万以上。

在全德国，2/3以上的人口是具有宗法思想的农民。这些小资产者在资本主义的冲击下濒于破产，行将落入无产者的行列。他们的地位接近无产阶级，思想倾向于社会主义。拉萨尔有时发表一些揭露和批判资产阶级的激烈言论，提出一些温和社会主义要求，就是反映了小资产者的情绪。小资产者有少量资本，生活条件接近资产阶级，并且向往资产阶级，总想挤进大资产者的行列。拉萨尔提出把工人变成自己企业的企业主和希望有产阶级人士来解放工人的主张，就带有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色彩。

小资产者软弱涣散，眼光狭小，无力自己解放自己，总希望有个好皇帝和救世主来拯救众生，解除自己的困苦。拉萨尔想把普鲁士封建王国变为社会王国，希望国王、宰相和红衣主教来实行社会主义和解放工人，就是小资产者这种思想的反映。因此，拉萨尔主义又带有明显的封建社会主义因素。总之，拉萨尔主义反映了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德国小资产者的思想、愿望和幻想。

除了工人阶级的构成状况，统治阶级的工人政策对拉萨尔主义的形成也起了促进作用。拉萨尔主义产生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当时德国阶级矛盾激化。在1848年革命中遭到失败的德国资产阶级，这时在经济上强大起来了，它要求享有与自己的经济实力相等的政治地位，更多地参预政权，并分掌国家金库的钥匙。掌握国家权柄的封建地主阶级，只想让资产阶级多纳捐税少管国事。于是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之间发生了权力再分配的斗争。

在这场以权力再分配形式出现的普鲁士两大统治阶级的斗争中，双方都想利用工人阶级来制服对方。恩格斯说：“衰亡的社会的封建和官僚代表号召工人同他们一起向工人的唯一敌人资本家吸血鬼进攻; 而资产者向工人指出，他们共同代表着新的社会时代，因此在对待衰亡的旧社会形式的关系上，他们的利益无论如何是一致的。”①

为了把工人争取到自己一边，资产阶级的代表舒尔采-德里奇①提出让工人节约储蓄，用自助的办法建立生产合作社，使自己摆脱穷困。资产阶级没有从1848年革命失败中吸取教训，它仍象过去一样，想让工人在同封建制度的斗争中为它充当火中取栗的角色，而不愿对工人作出应有的让步，不赞成工人提出的实行普选权的要求。

封建容克贵族的代表俾斯麦看出了资产阶级害怕工人的致命弱点。为了拉拢工人，他针对资产阶级让难以糊口的工人节约自助办合作社的主张，提出了由国家资助工人办合作社的建议;针对资产阶级不愿实行普选权的思想，提出实施普选权的计划。俾斯麦的这两项主张表达了普鲁士政府工人政策的核心思想，是它推行的假社会主义的主要内容。早在1863年3月，拉萨尔公开提出把争取普选权和国家帮助合作社作为他的鼓动方针之前，俾斯麦政府就让自己的雇用特务艾希勒向工人宣传过这两项主张。

艾希勒是个油漆工人，柏林工人委员会成员。1862年9月俾斯麦上台以后，把艾希勒收买为普鲁士政府的密探。他在工人中宣传俾斯麦的工人政策。1862年10月，艾希勒代表柏林工人同莱比锡工人代表商谈召开德国工人代表大会时曾鼓吹说，刚刚成立的俾斯麦内阁可以争取来实行普选权，俾斯麦愿意拿出6万到8万塔勒来为工人建立生产合作社。工人揭露了俾斯麦的代理人艾希勒，把他清除出工人运动。拉萨尔把这两项主张加以改头换面又推销给工人，并把它说成是自己“整个鼓动的精髓”。实际上，他不过是充当了普鲁士王国政府社会主义的推销员。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拉萨尔主义是普鲁士王国政府的社会主义。

批判拉萨尔的波拿巴主义倾向

拉萨尔推行普鲁士王国的社会主义绝非偶然，而是他的波拿巴主义倾向发展的必然结果。

波拿巴主义是封建统治阶级为巩固自己的统治而采取的一种随机应变、拉拢收买工人的政策，这种政策常常用同情革命、反对压迫、国家帮助工人解放等假社会主义来欺骗工人，制造从属于政府的无产阶级。俾斯麦的工人政策就是一种典型的波拿巴主义政策。恩格斯指出：“如果说国家政权，即俾斯麦，企图组织一个自己御用的无产阶级，借以钳制资产阶级的政治活动，那么这岂不就是一种必要的人所共知的波拿巴主义手段吗?这个手段对于工人没有任何义务，只是对他们说一些善意的空话，顶多也只是象路易·波拿巴那样给予建筑公司一些最小限度的国家帮助罢了。”①

拉萨尔很欣赏路易·波拿巴的社会政策。1852年，路易·波拿巴进行反革命政变并利用普选权欺骗人民。当时拉萨尔就认为路易·波拿巴实行普选权是在法国恢复了民主，并希望路易·波拿巴利用国家政权废除资产阶级所有制，实现社会主义。1859年，路易·波拿巴打着帮助意大利人民从奥地利压迫下解放的旗号，发动了意大利战争。马克思认为这次王朝战争将在法国巩固波拿巴主义制度，削弱欧洲的工人运动，并在德国掀起民族主义狂热，它在各个方面都将起反革命作用。拉萨尔从支持普鲁士王朝自上而下统一德国的立场出发，认为路易·波拿巴发动意大利战争，是“法国把意大利的事业，也就是把一桩伟大而正义的事业、文

明而高度民主的、与各国人民休戚相关的事业承担起来了”，说波拿巴实质上是在完成德国的任务，他正通过瓦解奥地利来排除在实现德国统一方面的困难。马克思谴责拉萨尔在意大利战争问题上是“支持自由派市侩们的……令人恶心的反革命幻想”①。

同一年，在福格特事件上，拉萨尔再次表现出他的严重波拿巴主义倾向。福格特是德国庸俗民主主义者、路易·波拿巴收买的特务。马克思揭露了福格特的反动面貌，福格特在报纸上疯狂攻击和诬蔑马克思。马克思说： “福格特对我的攻击……应该说是资产阶级庸俗民主派以及俄国一波拿巴主义恶棍对全党的坚决打击。因此也应该给以坚决的回击。”②马克思认为，揭露福格特“对于党在历史上的声誉和它在德国未来的地位具有决定性意义”③。

拉萨尔和福格特都有波拿巴主义思想，所以同病相怜。他为福格特辩护说：“福格特的声誉毫无根据和毫无理由地受到了严重损害。他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所以如果他对别人也不公正，那是可以理解的”，还说福格特攻击马克思的文章中有许多真理，是出于自卫。他不仅反对马克思揭露福格特，而且要求马克思公开向这个波拿巴的特务赔礼道歉。马克思对这个不肖的学生非常气愤，认为拉萨尔“实际上是同福格特一个鼻孔出气”④，阻挠揭露福格特是拉萨尔同福格特合搞的一个密谋。

马克思写信批评拉萨尔的错误立场，指出他完全受福格特思想的支配，蓄意包庇波拿巴分子福格特。拉萨尔向马克思提出抗议，说为了他的“头脑和心灵的声誉”，“要全力以赴地加以痛击”。1860年，马克思在《福格特先生》一书中不点名地批评了拉萨尔，并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福格特是被波拿巴收买的特务。在这之后，拉萨尔不得不向马克思承认错误， “我必须向你承认，我现在认为你关于福格特被波拿巴收买的信念是完全公正和正当的。”他还说，他早就认为福格特领波拿巴的钱。根据拉萨尔在福格特事件上的表现，马克思得出结论：拉萨尔“多么卑鄙”， “现在对拉萨尔先生我是已经看透了”①。

1862年，拉萨尔在伦敦会见马克思时，燕妮当面指出，拉萨尔是个“开明的波拿巴主义者”。拉萨尔当时暴跳如雷。可是回国后不久，他的波拿巴主义倾向就暴露出来。他公开吹嘘普鲁士国王、宰相和红衣主教都赞成他的鼓动工作，并认为他们可以帮助工人解放。俾斯麦则多方鼓励和支持拉萨尔的波拿巴主义鼓动。恩格斯看到拉萨尔的这类言论后说： “拉萨尔尽管有各种优点，他却具有犹太人那种看重瞬息间的成就的特点; 因此他不能不对路易·波拿巴深感尊敬，不能不象他所做的那样露骨地说出波拿巴主义的原则。”②

由此可见，波拿巴主义倾向是拉萨尔投靠普鲁士王朝，走向普鲁士王国政府的社会主义的桥梁。

批判拉萨尔的机会主义鼓动

拉萨尔在意大利战争和福格特事件上的波拿巴主义立场，完全反映了普鲁士统治阶级的利益。对此马克思非常气愤。尽管如此，马克思还没有同拉萨尔决裂，而是继续帮助他。

1862年7月，拉萨尔去伦敦时向马克思提出，他想和马克思一起领导重新兴起的德国工人运动，并向马克思介绍了他准备在工人中进行宣传鼓动的计划。为了帮助拉萨尔改正错误，马克思做了最后的努力。马克思当面向拉萨尔提出，他的鼓动计划的中心点，即由国家帮助建立合作社和实行普选权来解放工人，是完全错误的。马克思对拉萨尔说，幻想由反动的普鲁士国家解放工人，必然要向普鲁士君主制和反动派屈服，使工人接受反动派的监督，把工人变成反动派的工具。至于把英国宪章派的普选权口号当作救世良方搬到封建专制的、忠君臣民占多数的普鲁士，更是错误的。马克思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拉萨尔忽略了德国和英国的不同条件，忽略了拿破仑第三利用普选权欺骗人民的教训。后来恩格斯也指出，在农业工人两倍于工业工人的德国，直接的普选权对无产阶级来说不是武器，而是陷阱。

在这次会面时，马克思还向拉萨尔指出，他的鼓动带有宗教的、宗派的性质。他陷入了蒲鲁东的错误之中，他不是从阶级运动的实际因素中去寻找自己的鼓动的现实基础，而是想根据某种教条式的处方来规定这一运动的进程。拉萨尔拒不接受马克思的意见和忠告，反而指责马克思太抽象，不懂政治。通过伦敦会见，马克思深信，拉萨尔已不可救药，他同拉萨尔在政治上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拉萨尔回到德国后便单独进行他的机会主义鼓动。他到处发表演说，抨击资产阶级进步党人舒尔采-德里奇提出的工人自助办合作社的作法，宣传由普鲁士国家帮助工人建立合作社来解放工人的主张。

1865年2月19日，马克思在一次讲话中分析批判了自助和国家帮助这两种主张。他说：“在有关自助和国家帮助的争论问题上两派人都是错误的。在资产阶级社会里，一切生活资料和一切劳动资料都属于资本家，因此自助是荒诞的。另一方面，不言而喻，在俾斯麦内阁统治下，根本谈不上什么国家帮助——工人不能把自己出卖给俾斯麦内阁。国家帮助只能来自无产阶级实现最高统治权的国家。鼓吹普鲁士君主国内部的劳动解放等于激起杯水风浪。劳动解放的条件是德国的解放，而德国解放的前提又是恢复波兰和推翻普鲁士君主制。”①

马克思的这篇讲话非常清楚地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同拉萨尔主义的根本区别。马克思主义主张，德国工人只有通过革命，推翻普鲁士封建专制制度，掌握国家政权，才能获得解放。拉萨尔寄希望于普鲁士封建专制国家，让工人把压迫自己的政治工具当作解放的工具来使用，这纯粹是一种骗人的幻想。其实拉萨尔自己对他宣传的东西也不大相信。他心里想的根本不是工人的彻底解放，而是制止无产阶级革命。拉萨尔1863年5月19日的演说可以证明这一点。他说： “如果在德国正是有产者在社会问题上表现出主动精神，如果这种主动精神的出现是科学和爱的成果，而不是仇恨的粗暴的长裤汉②的狂怒的爆发，那么这将是文化上一个最卓越的事实，是德意志的名声和德意志民族的一个最伟大的胜利!”“如果未来的科学人士被吓得不敢表现出这样的主动精神，那么其后果只能是我们将在几十年内陷于野蛮的无产阶级革命之中，我们将要亲身体验六月战斗的可怕景象! 但是，这种事情是不容许也不应该发生的。正因为如此，所以需要及时地打开阀门来扑灭爆炸。这就是我认为必须在全面和平时期举起这面鼓动的旗帜的原因。”

1864年5月，全德工人联合会成立一周年的时候，拉萨尔公然要求工人站到王权一边反对资产阶级。1864年6月27日，拉萨尔在杜塞尔多夫发表演说时宣称，美因兹的大主教凯特勒男爵、内政大臣欧伦堡和普鲁士国王都和他的思想是一致的。

马克思恩格斯当时还不知道拉萨尔同俾斯麦进行过密谈。但是，根据拉萨尔言论中的保皇气息，他们断定拉萨尔在向俾斯麦献媚，“这家伙现在简直是在为俾斯麦效劳”①。恩格斯指出，拉萨尔企图让国王宣布普遍的直接的选举权并同无产阶级结成联盟，“单单这一事实，就足以使我们在拉萨尔活着的时候就不希望同他的整个鼓动有什么共同之处”②。

当拉萨尔在工人中得意地进行鼓动工作时，马克思恩格斯出于策略考虑，暂时没有干涉他的行动，同时和他保持距离，不把自己同他混在一起。鉴于拉萨尔的危害性越来越大，1864年6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商量，准备依靠联合会内以李卜克内西为首的反对派来清算拉萨尔的错误。这个计划还没来得及实现，拉萨尔就于1864年8月在瑞士同一个贵族阔少决斗身亡。

拉萨尔死后德国工人运动的形势变得更加复杂。拉萨尔生前参预建立的全德工人联合会，尽管有浓厚的宗派性质，但终究不失为工人摆脱资产阶级而独自建立的政治组织。拉萨尔虽然有种种重大错误，但马克思不愿看到资产阶级利用拉萨尔的错误来摧毁这个工人组织。出于这种考虑，马克思认为，“如果拉萨尔的死使得象舒尔采这样的家伙有了无耻反对死者的借口，那末唯愿拉萨尔的正式信徒会在必要时出来为他辩护。”③

后来，在福格特事件中出卖过马克思的庸俗民主主义者布林德抓住拉萨尔的错误对死者进行攻击。拉萨尔的女友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一再要求马克思为老朋友拉萨尔说话，以反击布林德。马克思同恩格斯商定了一种灵活的策略：因为拉萨尔已经死了，他本人已不可能再有危害，所以必须在可能的范围内，即以不损害自己的声誉为限，为拉萨尔辩护以反对这些小资产阶级无赖。根据这个原则，马克思写了《致斯图加特<观察家报>编辑》一文，揭露了“可耻的说谎者”布林德。文章末尾说： “我不打算向这个除了自己的影子以外一无所有的荒唐的小丑说明拉萨尔这样一个人的作用，以及他的鼓动的真正意图。相反，我深信，卡尔·布林德先生凌辱一只死狮”①。

马克思既对拉萨尔的鼓动持保留态度，又揭露和驳斥了布林德，不失体面地保护了拉萨尔。与此同时，马克思写信给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说明他根本不同意拉萨尔的政治策略。布林德之所以能进行攻击，拉萨尔本人也有责任。马克思还警告伯爵夫人，如果拉萨尔的继承人伯·贝克尔等将来要是反对和危害工人运动，那么在这些先生的头顶上将刮起他们意想不到的风暴。马克思说：“我把这一点一次说清楚，免得以后说我口是心非或残酷无情。”②这样，马克思既摆脱了伯爵夫人的纠缠，又收拾了布林德。此后，为了在德国工人运动中宣传科学社会主义和清除拉萨尔主义的影响，马克思恩格斯不得不同拉萨尔的继承人施韦泽等进行长期的周旋。

谴责拉萨尔的背叛行为

拉萨尔活着的时候，马克思恩格斯根据拉萨尔鼓动的保皇色彩，判定拉萨尔在为俾斯麦效劳，意识到他们关系暖昧。但是，拉萨尔同俾斯麦究竟是什么关系，他们之间是否有肮脏的勾结，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掌握确切的材料，不便妄加评断，只能存疑而已。1864年11月24日，恩格斯提出：“应当弄清楚，他的鼓动只是一时的冲动，还是在它背后隐藏着什么实在的东西。”①在拉萨尔逝世半年以后，这个谜底初步揭开。

1865年1月20日以前，威·李卜克内西写信给马克思说：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曾向他透露，拉萨尔同俾斯麦订有协议，拉萨尔约许由全德工人联合会支持俾斯麦兼并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作为交换条件，俾斯麦答应实施普选权。

马克思恩格斯得到这个消息后非常震惊和愤慨。马克思谴责说，拉萨尔“存心要把工人政党出卖给俾斯麦，以便获得‘无产阶级的黎塞留②’的美名”③。马克思表示他要在《资本论》的序言中十分明确地指出，拉萨尔不过是个抄袭者和剽窃者。1865年2月23日，马克思在给库格曼的信中又指出：“拉萨尔事实上背叛了党”④。恩格斯也严厉谴责了拉萨尔的背叛行为。他说：“高贵的拉萨尔愈来愈暴露出是一个卑鄙透顶的无赖。我们评价一个人从来不是根据他的自我介绍，而是根据他的真实情况，因此我看不出有什么原因要把已死的伊戚希(指拉萨尔——引者)当做例外。主观上他从虚荣心出发认为事情可以这样办，而客观上这却是卑鄙的行为，是为普鲁士人的利益而背叛整个工人运动”。恩格斯表示，总有一天要把这整个事情的经过公之于众，并尽快地抛弃拉萨尔的继承人⑤。

1928年，德国历史学家古·迈耶尔根据在俾斯麦办公室发现的档案，第一次公布了拉萨尔与俾斯麦的秘密通信，才使拉萨尔同俾斯麦勾结的全部真相大白于天下。这些信件证明，马克思恩格斯谴责拉萨尔背叛工人运动是完全正确的。这些历史资料表明，早在全德工人联合会成立以前，拉萨尔就同俾斯麦勾结上了。

全德工人联合会是1863年5月23日成立的，俾斯麦于5月11日召见拉萨尔， 12日进行第一次密谈。根据他们的通信可以看出，拉萨尔同俾斯麦进行过6次密谈。在密谈和通信中，拉萨尔向俾斯麦和国王表示特有的忠心，建议实行社会君主制，希望普鲁士王权变成一个社会的和革命的人民王权，说工人阶级本能地感到自己倾向于独裁，倾向于把国王看作是与资产阶级的利己主义相对立的社会独裁的天然体现者。拉萨尔还为普鲁士王朝出谋划策，要求俾斯麦和国王颁布普选权，以便在道义上征服德国，以避免暴动和起义，否则专制制度就会崩溃，德国就会走上黑暗的道路。他向俾斯麦说，他就是为避免这一点才进行鼓动的。此外，他还向俾斯麦表示，他支持俾斯麦在普鲁士霸权下统一德国的政策，支持俾斯麦反对资产阶级进步党，并要求俾斯麦保护他的鼓动工作等等。

不难想象，如果马克思、恩格斯知道这些密谈，看过这些密信，他们会怎样更加严厉地批判这个叛徒。

争取和教育拉萨尔派

拉萨尔死后一个月，第一个群众性的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组织第一国际成立了。马克思想把国际变为一个能够熔化各种社会主义宗派的大熔炉。为此，他为国际起草了一个充分广泛的纲领，以便“使英国工联，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和西班牙的蒲鲁东派以及德国的拉萨尔派都能接受”①。

拉萨尔和1863年全德工人联合会章程

马克思寄希望于工人阶级的精神发展，希望通过参加各国工人反压迫反剥削的斗争，使各派工人放弃各种宗派学说，接受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因此，马克思希望拉萨尔派全德工人联合会也加入国际。特别是在国际活动的初期，马克思指望在反对其他各种流派的斗争中，全德工人联合会能成为一支可以借助的力量。为此，马克思对拉萨尔派首领施韦泽做了大量工作。

1864年11月，施韦泽为全德工人联合会创办了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施韦泽以主编身份邀请马克思为该报撰稿。他在邀请书中说：“我们认为，如果您，德国工人政党的创始人和它们第一名先进战士能够帮助我们撰稿，那将是一件无比重要的事情。我们希望联合会在严重斗争中遭到巨大损失之后能够得到您的支持，虽然它的产生间接归功于您个人的活动。”马克思、恩格斯考虑到该报纲领中没有拉萨尔的名字和拉萨尔的口号，同意为该报撰稿。在德国当时没有无产阶级报纸的情况下，马克思、恩格斯想借用该报向德国工人讲话，提高他们的觉悟，使他们认识到拉萨尔主义的错误。

1865年初，蒲鲁东逝世的时候，施韦泽请马克思写一篇关于蒲鲁东的文章。马克思利用这个机会在拉萨尔派的报纸上巧妙地批评拉萨尔和拉萨尔主义。马克思写了《论蒲鲁东》一文，交由该报发表。这篇文章批评蒲鲁东向路易·彼拿巴献媚是“适合小资产阶级观点的卑鄙”。马克思指出，小资产阶级思想家的特点是，喜欢发表出人意外的、大吹大擂的、时而丑恶、时而辉煌的怪论，经常把科学上的招摇撞骗和政治上的投机结合起来，对这种小资产阶级思想家来说，“只有一种动力，那就是虚荣心，象一切爱虚荣的人一样，他们所关心的只是眼前的成功、一时的风头。这样，那种例如使卢梭不断避免向现存政权作任何即使是表面上的妥协的简单的道德感，就必然消失了。”①这些话也是对拉萨尔向俾斯麦政府屈膝投降的批判。正如马克思自己所说，这篇文章中的某些十分无情的打击看起来是针对蒲鲁东的，实际上却击中了拉萨尔的要害。

马克思还一再写信告诫《社会民主党人报》要迅速清除报纸上对拉萨尔的偶象崇拜，敦促报纸对俾斯麦反动政府采取坚决态度。但是，施韦泽拒绝了马克思的劝告。甚至在知道了拉萨尔同俾斯麦勾结的事实以后，报纸对拉萨尔的个人崇拜仍然有增无已，并继续向普鲁士政府献媚。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恩格斯考虑同该报断绝关系。马克思给恩格斯写信说：“我们既然列上了名，那也就可以要求他们，在现在已经了解了拉萨尔策划的背叛的时候，不要利用我们的名字去蒙蔽工人，或者使自己成为任何愚蠢言行的工具。”①

为了帮助施韦泽认识错误，马克思给施韦泽写信说，工人政党必须连向普鲁士反动政府献媚和妥协的影子也要避免。马克思还向施韦泽剖析了拉萨尔对普鲁士政府的幻想。马克思指出：普鲁士政府对合作社的帮助，作为经济措施，完全等于零，同时这种帮助将扩大政府对工人的监护，收买工人阶级中的一部分人，并使运动受到阉割。马克思批判了拉萨尔的幻想：“工人政党如果幻想在俾斯麦时代或任何其他普鲁士时代金苹果会因国王的恩典而落到自己嘴里，那就要出更大的丑。毫无疑问，拉萨尔关于普鲁士政府会实行‘社会主义’干涉的不幸幻想将使人大失所望。事物的逻辑必然如此。但是，工人政党的荣誉要求它自己甚至在幻想被经验驳倒以前，就抛弃这种空中楼阁。工人阶级要不是革命的，就什么也不是。”②

施韦泽不仅不接受马克思的批评意见，反而要求马克思在一切实际问题上都服从他的策略，并特意发表了吹捧俾斯麦铁血政策的文章，作为对马克思批评的答复。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恩格斯于1865年2月25日发表声明，同《社会民主党人报》断绝关系。从此，马克思暂时打消了吸收全德工人联合会参加国际的想法，而致力于在广大德国工人群众中发展会员和建立国际支部的工作，同时耐心等待受拉萨尔主义影响的工人的觉悟。

1865至1868年，国际在德国获得了迅速发展。国际的组织遍及德国各主要地区。倍倍尔、李卜克内西领导的全德工人协会联合会接受了国际的纲领，并着手在德国建立中央工会组织，以便把全德国工人联合起来。与此同时，拉萨尔派全德工人联合会中的先进工人的思想认识有了提高，开始批判地对待拉萨尔反对组织工会和罢工的思想，酝酿抛弃拉萨尔的教条。拉萨尔派危机四伏。施韦泽看到单靠拉萨尔的教条混不下去了，也考虑建立工会。为了抢旗帜，压倒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的纽伦堡派①，把德国工人运动置于自己控制之下，施韦泽于1868年9月26日单方面召开了全德工人代表大会。会前施韦泽给马克思写了一封充满谀词的信，其中说：“我把您看作是欧洲工人运动的首脑。因此，您可以相信，我将永远尽可能地遵照您的意见去办……迄今为止，当我觉得您有些不对的时候，经过再三考虑，我总是发现错误是在我这方面。但是，我同您的追随者，即他们中的个别人是不能友好的。”

马克思立即看出了施韦泽的用意。马克思说，施韦泽写此信的目的，是要“立我为异教国家中的教皇，为的是要我封他为德国的工人皇帝”②;施韦泽单独召开全德工人代表大会是指望用这种简单的方法把他对全德工人联合会的独裁换成对全德工人阶级的独裁。

施韦泽此时此地写这种信当然是居心叵测。但是，在马克思同他断绝来往几年之后，他能一再主动给马克思写信，表示尊重马克思和承认错误，而且在罢工和工会等问题上放弃了拉萨尔的一些教条，还承认《资本论》对工人阶级作了不可估量的贡献。这样，马克思就不能简单地对他置之不理。为了启发和教育施韦泽并争取拉萨尔派，马克思给施韦泽写了一封长信，对拉萨尔唤醒德国工人运动的功绩做了肯定，同时批评了拉萨尔的严重错误，对拉萨尔主义作了详细的分析批判，并着重批评了施韦泽的宗派主义。马克思向施韦泽指出：“宗派运动和阶级运动是对立的。宗派认为，它存在的权利和它的名誉不在于它自己和阶级运动有共同之处，而在于把它和阶级运动区别开来的特殊的护符。”①

马克思批评施韦泽排除倍倍尔、李卜克内西的纽伦堡派而单独召开全德国工人代表大会是错误的。他指出，施韦泽不应当要求阶级运动服从自己特殊的宗派运动，而应当把宗派运动融合于阶级运动和消除一切宗派主义。马克思还提醒施韦泽，把工会建成集中制组织是错误的和行不通的。马克思希望，拉萨尔组织所犯的错误能够通过合理的实践或多或少地克服掉。马克思表示，他作为国际的德国书记，愿意充当倍倍尔、李卜克内西的纽伦堡派和施韦泽的拉萨尔派之间的调解人，并保证在任何情况下都将是公正的，在合理的基础上进行调解。同时，马克思向施韦泽声明：“我不能向您担保，我不会在某一天——在我认为是工人运动的利益所绝对需要的时候——以个人名义公开批判拉萨尔派的偏见，就象当时我对待蒲鲁东派的偏见那样。”②

批判哥达纲领

全德工人联合会在施韦泽的宗派主义方针指导下走下坡路。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领导的全德工人协会联合会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帮助下蓬勃发展。1869年9月，以倍倍尔为首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在爱森纳赫举行代表大会，成立了德国社会民主工党，通称爱森纳赫派。从此以后，德国工人反对拉萨尔主义的斗争便在两个德国工人政党之间进行。爱森纳赫派主张自下而上地通过革命的道路统一德国; 拉萨尔派则赞成在普鲁士王朝领导下自上而下地统一德国。1871年，德国实现了统一，两派关于德国统一道路问题的争论已不复存在。经过支援巴黎公社的斗争，拉萨尔派也有所进步。两派工人都受到德国反动派的压迫，两派在帝国国会中的议员尽管观点不一致，但都在进行斗争。两派工人都强烈要求合并。1875年5月，两派在哥达城举行统一的代表大会，建立了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 1890年以后改名为德国社会民主党。

马克思、恩格斯原则上不反对合并。但是，他们认为，在爱森纳赫派蒸蒸日上，拉萨尔派日趋衰败的情况下，合并的首要条件应当是拉萨尔派不再做宗派主义者，不再做拉萨尔派，即他们应当放弃国家帮助这类救世良方。可是，李卜克内西认为，只要合并就是拉萨尔主义的灭亡，所以不惜任何代价追求合并，甚至不惜拿原则做交易，同拉萨尔派首领一起起草了一个充满拉萨尔主义精神的合并纲领草案。

马克思抱病写了《对德国工人党纲领的几点意见》即著名的《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坚决反对拿原则做交易，认为制定一个原则性的纲领就是在全世界面前树立起一些可供人们用以判定党的运动水平的界碑。在这个伟大文献中，马克思对拉萨尔主义的主要组成部分作了深刻的批判：

一、批判了拉萨尔的铁的工资规律、工人获得全部劳动所得等错误理论，认为这是庸俗社会主义的分配决定论。它实质上是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那里搬来的错误观点。它把分配看成和解释成一种不依赖于生产方式的东西，从而把社会主义描写成主要是在分配问题上兜圈子。马克思指出，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为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社会主义社会是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的，它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还带有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在这里通行的仍然是调节商品交换的一般原则，在分配方面只能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因而各个社会成员的收入多少和富裕程度也不一样。马克思认为，在社会主义阶段，即在经过长久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出来的社会形态中，这些弊病是不可避免的。只有在共产主义高级阶段上，当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出来之后，才能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二、批判了拉萨尔的策略思想。哥达纲领草案按照拉萨尔的观点，不提反对德国封建地主阶级的剥削和统治，而把工人阶级以外的资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相提并论，把它们统统说成是“反动的一帮”，模糊了德国革命的对象，混淆了阶级阵线。马克思批评说：拉萨尔粗暴地歪曲《共产党宣言》，鼓吹“反动的一帮”，不过是为了粉饰他同专制主义者和封建主义者这些敌人结成的反资产阶级联盟。

三、批判了拉萨尔的“国家帮助”的谬论。马克思指出，靠地主资产阶级的国家贷款来建设一个新社会，是拉萨尔的幻想。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只有起来革命，变革现有的生产条件，才能获得解放，社会主义只能从社会的革命转变过程中产生出来。

四、批判了拉萨尔的超阶级国家观点。在科学社会主义早已阐明了国家的阶级实质的情况下，纲领草案把拉萨尔宣传的超阶级的“自由国家”作为德国工人党追求的目标，是一个大倒退。马克思指出，整个纲领彻头彻尾感染了拉萨尔对国家的忠顺信仰。马克思指出： “使国家变成 ‘自由的’，这决不是已经摆脱了狭隘的奴才思想的工人的目的。在德意志帝国， ‘国家’差不多是和在俄国一样地‘自由’。自由就在于把国家由一个站在社会之上的机关变成完全服从这个社会的机关”①。马克思在批判拉萨尔的自由国家观点时发展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明确提出： “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②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第一次明确而坚定地表明了他对拉萨尔的鼓动工作、经济学原则和策略思想的态度。这部伟大著作为批判各种机会主义思想树立了榜样。

肃清拉萨尔主义的流毒

哥达纲领草案的起草人不顾马克思、恩格斯的反对，对草案只作了一些不大的修改就通过了。德国工人运动以后为这种丧失原则的合并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党的队伍一时得到了壮大，但是党的思想水平降低了，党的原则遭到了阉割。德国社会民主党在以后的发展中的许多消极现象都与这次合并时思想上的妥协密切相关。

在两派合并的同一年，杜林向科学社会主义进攻，并得到了一些社会民主党人的同情和支持。恩格斯指出，党在精神上和理智上的衰退是从合并时开始的。如果当时表现得稍微慎重一些和理智一些，这种衰退本来是可以避免的。马克思也指出： “同拉萨尔分子的妥协已经导致同其他不彻底分子的妥协：在柏林(通过莫斯特)同杜林及其‘崇拜者’妥协，此外，也同一帮不成熟的大学生和过分聪明的博士妥协，这些人想使社会主义有一个‘更高的、理想的’转变，就是说，想用关于正义、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女神的现代神话来代替它的唯物主义的基础……《未来》杂志的出版人赫希柏格博士先生是这种倾向的一个代表者”①。

1879年，赫希柏格、施拉姆和伯恩施坦(即著名的三人团)合写了《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一文，大肆宣传拉萨尔主义，阉割党的无产阶级性质。他们主张，社会民主党不应当是片面的工人党，而应当象拉萨尔所主张的那样，是“一切富有仁爱精神的人”的全面的党。他们认为粗鲁的工人阶级不能自己解放自己，而应当由有教养、有风度的资产者来帮助工人解放;他们要求工人不要恐吓资产阶级，不要增加资产阶级的怨恨等等。马克思恩格斯给德国党的领导人写了一封《通告信》，对重新泛起的拉萨尔主义进行了严肃的批判，捍卫党的阶级斗争学说。他们向党的领导人声明：“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所以，我们不能和那些公开说什么工人太缺少教育，不能自己解放自己，因而应当由仁爱的大小资产者从上面来解放的人们一道走。”②

这个《通告信》同《哥达纲领批判》一样，是写给德国党的领导传阅的，当时没有公开发表。在俾斯麦实施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期间(1878—1890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受到反动政府的迫害，为团结对敌、避免分裂，不可能公开批判拉萨尔主义。1890年，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废除，德国党准备制定新的纲领。恩格斯做了艰苦的努力和斗争，在《新时代》杂志上公开发表了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这个科学社会主义文献的发表为广大党员和工人群众提供了认识和批判拉萨尔主义的锐利武器。由于马克思的批判发挥了作用和恩格斯的努力，德国社会民主党在1891年通过的爱尔福特纲领中肃清了拉萨尔主义。

当然，党纲中清除了拉萨尔主义的词句，并不等于彻底清除了拉萨尔主义思想影响。拉萨尔主义作为一种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变种，是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的。它一有机会就会冒出来表现自己。此外， “那些涂上社会主义色彩的资产者也企图制造关于拉萨尔的神话，用拉萨尔同马克思相抗衡”①。因此，反对拉萨尔主义成为德国工人阶级的一个经常性的任务。

注释

① 拉萨尔所说的“铁的工资规律”是: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 工人平均工资始终停留在本国人民为维持生存和繁殖后代按照习惯所要求的必要的生活水平上。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12页。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76页。

① 舒尔采-德里奇,弗兰茨-海尔曼(1808—1883年)——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政治活动家。1848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六十年代是资产阶级进步党领袖之一。他宣传用工人自己节约的钱创办储蓄贷款银行、消费合作社和生产合作社;鼓吹资本家和工人利益协调一致,断言通过建立工人自助合作社就可以在资本主义范围内改善工人阶级状况,并且可以使小手工业者免于破产。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 第521页。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1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23页。

③ 同上书,第449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494页。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3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429页。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656页。

② 长裤汉又译无套裤汉。十八世纪,法国贵族和资产者穿丝绒短套裤, 平民和劳苦大众穿粗布长裤。最初贵族用长裤汉这个绰号讥讽平民,后来长裤汉成为革命者和共和主义者的代号。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35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430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23页。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2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441页。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430页。

② 黎塞留——法国专制政体时期最著名的国务活动家、公爵、红衣主教,擅长搞阴谋。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50页。

④ 同上书,第455页。

⑤ 同上书,第48—49页。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35页。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48页。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5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51页。

① 倍倍尔领导的德国工人协会联合会, 1868年9月5至7日在纽伦堡召开代表大会, 通过了赞成国际的章程和加入国际的决议。后来, 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的拥护者被称为纽伦堡派。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 第555页。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71页。

② 同上书,第373页。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9—20页。

② 同上书,第21页。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17—41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74页。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 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第235页。

历史百科 马克思恩格斯对拉萨尔主义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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