鹰扬河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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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目录

1、鹰扬河朔

2、河朔之地对唐朝意味着什么

鹰扬河朔

  东汉社会,世家大族实力雄厚,他们不但掌控了中央政权、操纵了地方政治,同时还把握了整个王朝的经济命脉。他们的影响力已经渗透到东汉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他们是东汉王朝数百年间中国社会的核心。> >    东汉末年,这些世家大族凭借自己数百年积累下来的实力,在早期诸侯纷争之中迅速脱颖而出,袁绍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一度成为了汉末最为强大的割据势力, 也是最有希望和能力称霸中原的一股政治、军事力量。然而,他的结局却和其他的割据势力一样折戟沉沙,没有逃脱失败的命运。其中的过程和原因耐人寻味。> >   坐作声价> >    袁绍(?—202年),汝南汝阳人,童年被过继给了叔叔袁成,其生父是袁逢,位至司空。袁绍和袁术本为同父异母的兄弟,只不过袁术是嫡子,而袁绍为庶 子。这种出身背景的差异也给了日后袁绍的政治对手指责袁绍的口实。弟弟袁术就蔑称他为“吾家奴”,而公孙瓒更是指责袁绍“母亲为傅婢,地实微贱”。或许是 由于这种家族地位差距所带来的社会认同的差异,袁绍的做法与袁术有着本质的区别。> >   早年的袁绍凭借家族的巨大影响力,很快便步入仕途。先是担任郎官,弱冠之时就已经是濮阳县长。母亲病故之后,袁绍辞官回家服丧三年,接着又补服父丧三年。服丧结束之后,袁绍拒绝征辟,隐居在洛阳。直到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袁绍才重新迈入官场,担任侍御史。> >   在担任郎官及后来为侍御史之间的数年中,袁绍所表现出来的行为,可以用“爱士养名、坐作声价”来概括。> >    据《后汉书·许劭传》载:“同郡袁绍,公族豪侠,去濮阳令归,车徒甚盛,将入郡界,乃谢遣宾客,曰:‘吾舆服岂可使许子将见。’遂单车归家。”这说明在 步入仕途的初期,袁绍就已经非常注重自己的形象并在逐步建立名声。这与袁术的“好奢淫,骑盛车马,以气高人”是截然不同的。> >   在隐居洛 阳的这段时间里,袁绍的声望就已经达到了顶点。《后汉书·袁绍传》中说:“既累世台司,宾客所归,加倾心折节,莫不争赴其庭,士无贵贱,与之抗礼,辎柴 毂,填接街陌。内官皆恶之。中常侍赵忠言于省内曰:‘袁本初坐作声价,好养死士,不知此儿终欲何作。’叔父太傅隗闻而呼绍,以忠言责之,绍终不改。”> >    袁绍的行为会引起“内官皆恶之”,是有着当时复杂的社会背景的。东汉末年宦官专权,引起社会各阶层的强烈不满,士大夫与宦官之间的矛盾也越发激烈,并因 此引发了两次“党锢之祸”。作为汉末首屈一指的世家大族,袁绍则是站在宦官的对立面的。《三国志·袁绍传》中说:“(袁绍)能折节下士,士多附之。”而在 《英雄记》中有个更加详细的记载:“隐居洛阳,不妄通宾客,非海内知名,不得相见。又好游侠,与张孟卓、何伯求、吴子卿、许子远、伍德瑜等皆为奔走之 友。”这说明袁绍除了“坐作声价”的表象之外,内含强烈的政治目的:即依靠家族雄厚的背景和政治影响力,迅速团结了一大批反对宦官专政的士人。不仅如此, 在他们遭到宦官的残酷镇压之时,袁绍也是倾尽全力,对遭到迫害的士人予以协助。《后汉书·何传》说:“及陈蕃、李膺之败,以与蕃、膺善,遂为宦官所 陷,乃变姓名,亡匿汝南间。所至皆亲其豪杰,有声荆、豫之域。袁绍慕之,私与往来,结为奔走之友。是时党事起,天下多离其难,常私入洛阳,从绍计议。其 穷困闭厄者,为求援救,以济其患;有被掩捕者,则广设权计,使得逃隐,全免者甚众。”> >   可见,袁绍“爱士养名、坐作声价”的背后,真正的目的就是在士大夫阶层遭到宦官严厉打击而受到严重削弱之后,成为士大夫阶层新的代言人,并形成一个新兴的反对宦官专权的政治团体。这一点,不仅宦官有所察觉,连外戚何进也注意到了。> >   因此何进在担任大将军之后,立即把此时已经俨然成为士大夫代表的袁绍纳入幕府之中。其目的就是为了利用袁绍巨大的政治影响力以稳固自己的地位。> >    袁绍这几年的“爱士养名、坐作声价”,成效是非常巨大的。正如《后汉书·何进传》所说:“袁氏累世宠贵,海内所归,而绍素善养士,能得豪杰用,其从弟虎 贲中郎将术亦尚气侠,故并厚待之。因复博征智谋之士逄纪、何、荀攸等,与同腹心。”在汉末政治环境下,袁绍已经成为何进最为仰仗的重要政治力量。> >    应该说,袁绍在这个阶段的做法是相当高明的。要想出人头地,并尽快成为实力派人物,单单依靠家族的影响力是不够的,必须在提高自身政治影响力上花大力 气。所谓“乱世出英雄”,而英雄本身是需要社会认同的,通过数年的“爱士养名、坐作声价”,袁绍已经成为了汉末社会反对宦官专权的一面旗帜。而他所代表的 这股新兴的政治力量也成为了自己日后反对董卓专权的关东联盟的政治基础。这也反映出袁绍出色的政治头脑。> >   谋诛宦官> >   外戚与宦官争权,一直是东汉中叶之后的社会主旋律,而双方争斗的结果,往往以宦官的胜利而告终。到汉末,宦官已经把持了朝政,加剧了社会混乱和腐败,同时也激起了士大夫阶层与宦官的激烈矛盾和冲突。> >   在这场矛盾和冲突之中,外戚自然选择和士大夫阶层站在同一阵线。窦武如此,何进也是如此。所不同的是,何进不像窦武那样具有强大的家族势力,他仅仅是南阳的屠家子,身份卑微,自身毫无背景,因此他与士大夫阶层的同盟就变成了理所当然。> >   可是,何进成为外戚又与宦官的支持密不可分,何进的妹妹能成为皇后,也得益于宦官的协助,因此,这种千丝万缕的联系使得汉末的政治形势变得十分复杂。宦官、外戚、士大夫三者之间的合作、冲突交织在一起,构成一种政治平衡,成为汉末社会一种独特的现象。> >   而袁绍作为新兴政治力量代表的加入,成为打破这种政治平衡的重要力量,在这场复杂的政治较量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    前面说过,何进之妹成为皇后得到了宦官集团的大力支持。《后汉书·何进传》中张让就曾经提到:“先帝尝与太后不快,几至成败,我曹涕泣救解,各出家财千 万为礼,和悦上意,但欲托卿门户耳。”而何进的另外一个妹妹也成为了大宦官张让的儿媳妇。正是由于宦官集团的支持,不仅何进之妹能够成为太后,何进的命运 也在数年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何进一路由郎中、虎贲中郎将、颍川太守等职务一路飙升至侍中、将作大匠、河南尹。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黄巾之乱 爆发的时候更是荣任大将军一职,何进的弟弟何苗也被任命为车骑将军,何进这一外戚的势力也因此达到鼎盛期。这一切都与何进家族和宦官的密切关系息息相关。

河朔之地对唐朝意味着什么

在安史之乱结束后,唐廷与河朔藩镇间的矛盾也不断在产生着,甚至发生过「 ”四镇之乱”这样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但是正如人们早已注意到的,唐廷与河朔的冲突其实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小了。 传统的解释常将这一现象归结为,由于唐廷无力取得对河朔战役的实质性胜利,因此被迫逐渐放弃了对河朔地区的控制权,于是只能默认与纵容河朔藩镇的半独立状态。 不过我在这里想强调的却是,唐廷对河朔的「 ”放弃”,也不完全是被动的,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唐廷也是在主动「 ”放弃”河朔。这种「 ”主动”放弃的背后,关涉的是唐廷对河朔的一种政治心态与理念的变化。 安史之乱结束之初的代宗一朝,一向被认为是一个「 ”姑息”河朔藩镇的时代。不过早有学者指出,其实代宗朝政治矛盾的重心,已由唐廷与安史余部的矛盾让位于宫廷斗争,及唐廷与关中军阀以及与西部吐蕃的较量。 不过代宗一朝宽容藩镇的态度,确实坚定了这些藩镇擅地自袭的决心。 向这一联盟发起挑战的德宗。德宗的即位,真正拉开了唐廷在安史之乱后重振权威的序幕,建中二年,德宗乘成德旧帅李宝臣去世之机,决定裁抑两河藩镇。而这一切,要直到不久之后京师长安「 ”泾师兵变”的爆发才有所调头,为了稳住关中牺牲的则是德宗对河北、河南藩镇的全线赦免。 永贞元年(805)即位的宪宗也是在成功打压了京畿周近以及南方的藩镇后,开始与两河藩镇较量。 宪宗的初衷和德宗颇为相似,即不仅想要实现中央对两河藩镇「 ”输税、立官”的义务,而且意欲更革其世袭的积弊。虽然和德宗一样,宪宗在之前也已经取得了制裁其他藩镇诸如西川和浙西的巨大成功,但其制裁河朔成德藩镇的想法却在一开始就受到了无论是宰相还是翰林学士们的质疑,以至于自己对此事是「 ”仪久不决”,以至于最终选择放弃。 对比德、宪二帝对两河藩镇的故事,我们可以发现,宪宗比较早地意识到「 ”欲革河北诸镇世袭之弊”无法一蹴而就,相较于德宗兴师河北时的意气奋发,宪宗对待河北藩镇其实是委婉妥协了。宪宗「 ”元和中兴”的成功,自然也就不是建立在完成这个曾经让德宗孜孜以求的目标基础上。 而对于此后即位的穆宗及其臣下来说,也许正是没有意识到宪宗「 ”元和中兴”的成功,其实恰是以向河北河朔藩镇妥协为代价来实现的,因此当他们再一次试图将河南、河北等同视之,并且以强硬的措施加之于河北三镇时,他们发现,唐廷现在连宪宗时代所取得的对河朔藩镇的主导权都已经丧失了。 随后的文宗一朝可能是确立唐廷与河朔关系新定位的关键时期。表明上看文宗即位不到一年就向于河北的横海镇用兵,显示了唐廷对河北的再度强硬。 但就文宗本人而言,作为安史之乱后首位不以皇太子身份即位的皇子,文宗本是不久前敬宗暴毙后的宫廷轻轧中意外即位为帝的。但就文宗此次意欲讨伐的横海镇来说,作为河北藩镇中影响力最弱的横海,其在宪宗平定淮西后就已经结束了世袭的传统,此后的节帅任命权一直掌握在中央手中,显然这其中自然有其树立政治合法性与权威的意味在内。 但历史显然高估了文宗的政治抱负和能力,因为对资历与实力均不算太强的横海的讨伐,唐廷也进行了三年才「 ”仅能下之”,而且还导致了「 ”朝廷竭力奉之,江、淮为之耗弊”的局面。另外,横海之役的结果也并没有加强唐廷在河北权威的树立,因为就在战役结束前夕,文宗首肯了位于河北西部、此时出于勤王一方的义武军节度使的内部推任,而不是由中央任命。 因此与其说是文宗为大和初年的河朔战役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倒不如说,文宗只是给自己找了一个体面的下脚台阶。 可见,由武宗时代最终确立下来的「 ”河朔传统”,是唐廷与河朔三镇在名实方面妥协的产物。虽然表明上看,它似乎加剧了河朔藩镇的割据状态,但是倒真是帮了日渐孱弱的帝国大忙。 因为在唐末动乱之际,这样一个具有「 ”传统”特权的河朔,却真成了基本没对帝国造成太大威胁,甚至还可以提供给帝国些许援助的地方。比如独自镇守在帝国东北边疆的幽州藩镇,自给自足地扛起抵御契丹入侵的重担。 以唐廷承认藩镇帅位世袭为核心的「 ”河朔传统”,并非安史之乱结束后不久就已奠立的一个传统。他是唐廷与河朔藩镇历经八十年左右的较量后才逐渐形成的。「 ”河朔传统”形成的历史,其实是唐廷为什么会退出河朔。 固然,诚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唐廷在军事、经济、政治等方面存在的严重问题,使得它力图收复河朔控制权的行动无法取得成功。但这些问题并不是从唐廷试图收复河朔伊始就已存在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诸如军事的疲软、财政的拮据、政治的腐败等问题,确实是日益变得严峻了。 唐廷的退出河北河朔,不仅是因为上述问题的日益严峻迫使它「 ”被动”或「 ”无奈”地放弃对河朔的控制权,而是在主观上,唐廷也已经不想再去干涉河朔了。换言之,唐廷的离场,既是一个关涉其政治能力的问题,更关键的,则是一个关涉其政治理念的问题。 这个政治理念的核心就是:河北对帝国的意义究竟在哪里,或者说它对帝国究竟还有没有意义?这背后,暗藏着的其实是一条现实的地缘政治考量逐渐压倒旧有意识形态的逻辑链。 9世纪后的士人逐渐意识到,河朔藩镇至晚在大历末年即已形成的「 ”意在自保,势无他图”的心态,决定了它们实际上已经不构成对帝国的致命威胁。而当时的环境来看,河北的存在与否对帝国的正常运作也没有太大影响。他既不为帝国提供财赋,也不为帝国分担近在咫尺的起义压力。相反,没有河北,帝国到时可以减轻不少经济和边防负担。 如此来看,得失与否天平逐渐偏向「 ”放弃河北”一边或许也就不难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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