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条约中国历史上都签订了哪些不平等条约?

Posted 2022-02-10 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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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条约中国历史上都签订了哪些不平等条约?

一

1840年发生的鸦片战争，既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也是近代中国与外部世界发生大规模联系的肇始。但这不等于说在此之前中国与外国没有接触和交往，恰恰相反，中外交往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很远的古代。周代的“箕子朝鲜”;穆王西巡;秦代的徐福东渡;汉代的张骞、班超出使西域;隋、唐时期的玄奘取经、鉴真东渡、日本遣唐使来华;宋、元时期的马可·波罗来华;明代的郑和下西洋，等等，都是古代中外关系史上的佳话。从交往形式上看，也多种多样：政治性的报聘通好，经济性的贡舶贸易，文化性的习艺留学，当然也有战争——这也是交往的一种形式。就古代中外关系来说，虽然其间不乏政治纠纷和军事冲突，但主流仍是中外之间和平的经济与文化的交流。通过这种交流，中国古代文明的许多成果传入其它国家，促进了这些国家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在交流中，中国同样吸收了其它国家的优秀东西，丰富了自己的文明。但是，到十六世纪以后，中外关系的这种性质却逐渐发生了变化。随着欧洲资本主义的兴起，欧洲一些海盗式的殖民者、商人开始来到中国。最早是葡萄牙人(1516年)，继之是西班牙人(1575年)，然后是荷兰人(1601年)、英国人(1637年)、法国人(1660年)、美国人(1784年)。俄国人从海路到达中国的时间虽晚，但在陆路却不落后，早在1643年就已侵入中国的黑龙江地区。这些欧洲人不仅从事掠夺和欺诈性的贸易，而且有着强烈的殖民侵略倾向。葡萄牙人来到中国后，杀人抢船，剽劫行旅，强设通商据点，并在1553年以欺骗和贿赂手段窃据了澳门。西班牙人曾两度进攻台湾，并残酷屠杀过菲律宾等地的华侨。荷兰人占据台湾达三十八年之久。英国人首次到达广州便炮击虎门炮台。至于俄国，在黑龙江地区的烧杀劫掠更是达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欧洲殖民者的这些侵略活动遭到了中国的坚决抵抗。明末政府虽然腐朽，但还有一定的防御能力，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和荷兰人的海盗行径都受到了明政府的打击。台湾也于1662年被民族英雄郑成功收复。清王朝建立后，于1685、1686两年出兵抗击俄国对中国北部疆土的侵略，并于1689年迫使俄国签订了《尼布楚条约》，在平等的基础上划分了中俄东段边界。1727年清政府又与俄国签订了《布连斯奇界约》和《阿巴哈依图界约》，对中俄中段边界及两国的商务关系作了规定，使俄国的侵略活动受到阻遏。以上说明，自十六世纪后，与西方殖民主义国家的关系逐渐成为中外关系的主干，西方国家的对华侵略与中国的反侵略斗争成了中外关系的基本内容。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明末的中国政府开始出现闭关倾向，对外商贸易的地点进行限制。清统治建立后，由于明将郑成功据守台湾进行抗清斗争，清政府担心大陆人民对其支援，又采取了严格的海禁措施。1683年清政府统一台湾后，曾一度解除海禁，然而不久又故态复萌。清政府把渐次出现的反清起义看作是中外“勾结”的结果，又重新颁布了限制中国商船进行远洋贸易等措施。对外国商人、传教士的活动也严加限制。1757年，清政府正式宣布对外商只开广州一口。次年又颁布实施了《防范外夷条规》。至此，“闭关”政策正式形成。按照清政府的规定，外商只能在广州一口与指定的“公行”贸易，只能在五月至十月间留居广州，而且必须住在公行设立的商馆内，由行商稽察管束。外商的行止活动也有种种限制，除规定的时日外，不得离馆入城游散，不得携“夷妇”入城，不得乘轿，严禁雇用通事(翻译)、买办以外的华人。对出口的货物品种、数量也有许多限制，铜、铁、粮食、火药、硝磺等都不准出口，丝、茶的出口也有限量，对可能导致中外接触的活动或事物则竭力排斥，甚至严禁。限制中国人制造大型海船，规定不得进行远洋贸易，不准租用他国船只，亦不得在外国造船驶回本国。曾一度禁止出国者回国，后来虽有所松动，但对出国华人、华侨始终歧视、迫害。清政府企图以闭关来将可恶的“夷人”拒之门外，但“夷人”仍是步步进逼，十八世纪后，英国成了西方资本主义的霸主。它在经历了十八世纪中叶的产业革命之后，已发展为强大的资本主义工业国。“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①英国资产阶级更是急先锋。在对中国贸易扩张中，它不仅有最大的份额，而且有最大的野心。但是，英国资产阶级对两个问题甚不满意：一是中国对外商贸易的种种限制，它认为这是开辟市场的极大障碍。虽然英国商人实际上并不把这些禁令放在眼中，经常公然违反，但也免不了带来麻烦，清政府经常用“封舱”(停止贸易)来惩治。二是对华贸易的逆差。英国的拿手货毛织品和棉织品在中国销路不佳，对中国丝、茶的需求却不断增大。为解决第一个问题，英国曾于1792年、1816年两次派出正式使节到中国交涉，但都遭到拒绝;但对第二个问题，英国却找到了一个成功的办法，即向中国走私鸦片。对鸦片贸易，清政府是严令禁止的。但是政治的腐败昏暗，使禁烟法令形同具文，贪官污吏反而把禁烟变成了生财的途径，结果是屡禁不止，越禁越盛。于是一系列的社会危机出现了：白银外流、银价飞涨、经济萎缩、吸食者日众，民族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不少清政府的兵丁也成为吞云吐雾的瘾君子。鸦片给中国民族身心造成的毒害，清统治者是不会在意的。但白银外流与兵丁吸食却不能不注意，因为兵与财是封建统治的两根支柱。1838年底，清政府终于决定派林则徐到广东查禁鸦片。中国的灾难自然是英国资产阶级的利薮。鸦片贩子大发横财，英国政府及整个资产阶级也获利甚丰。1823年至1834年，就有五千二百二十万银元流入了英国资产阶级的钱袋。但是，英国资产阶级追求的不仅仅是利润，它们还企图以此来迫使中国打开大门。这一点，一名殖民分子在1833年曾作了坦白：“促使中国最后屈服，愿以合理的条件对待外国人，或许没有比吸收其流通手段而使这个国家持续不断地贫困化更为简便的了。”①这两方面的作用使鸦片贸易对英国来说举足轻重，不肯放弃。这样，禁烟与输毒就成为中英之间的主要矛盾，实质是侵略与反侵略、掠夺与反掠夺的斗争。林则徐是位坚定的爱国者，在广州禁烟中，他毫不妥协，雷厉果敢，迫使鸦片贩子交出二百三十余万斤鸦片，在虎门滩当众销毁。这是中国人民在初次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交锋取得的一大胜利，也是侵略者未曾料到的一次沉重打击。英国当然不会甘心，1840年2月，英国政府即作出了发动侵略战争的决定。6月英军到达广州海面，鸦片战争爆发。战争完全是英国蓄意挑起的，目的是继续维护罪恶的鸦片贸易，打开中国的大门。但英国却把战争的原因说成是英国商人受到了暴行与虐待，发动战争是为了取得赔偿和得到“平等”的待遇。这完全是一种强盗逻辑。在此后的对华侵略中，这种颠倒黑白、指鹿为马的手段被英国一再运用。鸦片战争失败的结果，是近代第一批不平等条约的签订。1842年8月，清政府与英国签订了《南京条约》，1843年又签订了《中英五口通商章程》与《虎门条约》，作为《南京条约》的补充。美国与法国也趁清政府余悸未消派代表来趁火打劫，分别于1844年与清政府订立了《厦望条约》、《黄埔条约》，除了没有割地、赔款外，将英国所得到的特权包揽无遗，而且还有扩大与增加。例如法国就得到了传教权，逼迫清政府承认天主教在中国合法。俄国利用鸦片战争的机会加紧对中国东北、西北地区扩张，1851年也与清政府订立了不平等条约——《中俄伊宁条约》，取得了同英、法相类似的特权。通过这些不平等条约，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取得了一系列特权，其中以下几点尤为重要：一、五口通商权。《南京条约》规定英商可在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贸易通商，允许英国在这五口设立领事，并取消了公行，这表明清政府闭关政策中的通商制度已经破产，闭关政策也已经根基动摇。自此，五口便成了西方列强在华扩张的基地。不仅如此，西方列强还利用《虎门条约》中规定的租地建屋权擅自划定“居留地”，又通过1845年的《上海地皮章程》与1854年的《上海英法美租界租地章程》在上海，继而又在其它口岸建立了租界，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半殖民城市。二、协定关税权。《南京条约》中规定，对进出口货物的关税税例要“秉公议定”。在《望厦条约》中进一步规定，如果中国变更税则，要与美国领事“议允”。这样，中国的关税主权就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海关也因之失去了保护本国民族经济的作用，使得中国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市场与原料产地。三、领事裁判权。《中英五口通商章程》规定，中英民人词讼纠纷，英国人方面由英国领事按英国法律“科罪”。《望厦条约》又扩大为不仅中美民人纠纷，即美国人与别国贸易之人发生纠纷，“中国官员均不得过问”。从而使所有在华外人都不受中国法律的约束，中国的司法主权也被破坏。四、片面最惠国待遇。《虎门条约》中规定，中国将来如给予其它国家任何权利，英国都要“一体均沾”，自然享有。在《望厦条约》、《黄埔条约》中，都列入了这一条款。这就为西方列强在侵略中国过程中互相援引，攫夺权益开了先例。由于这一规定，一国侵略中国得逞，即是他国的成功，在无形之中，西方列强已结成了侵华的联合阵线，共同掠夺中国。以上几点，确定了近代中外关系的不平等性质，即侵略与被侵略、奴役与被奴役的关系，清政府的外交也开始改变为半殖民地性质的外交。

二

19世纪40至50年代，正是西方新的工业高涨时期，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都有了长足的发展。英国号称“世界工厂”，贸易额已占世界贸易总额的五分之一以上。法国在1848年革命后，工业跃居世界第二位。美国的发展也很迅速。原有的世界市场已不适应。沙俄的发展虽然落后，但在对外扩张上却从不甘人后，并以此来弥补其经济发展的不足。1853年至1856年，英法与沙俄之间发生了争夺“东方遗产”的克里米亚战争，沙俄败北，通过黑海南下的计划受阻，开始谋求在东方打开门户。这一时期，沙俄的大批人口已逐渐移民到中国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积极准备以武力向清政府统治薄弱的北方扩张。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西方侵略者曾为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而兴高采烈。但是，对中国的商品输出却未出现象他们设想的那样一种迅速发展的局面。1842年至1845年间曾有过一段“繁荣”，而此后则一直不太景气。如棉织品，1842至1845年从47万镑猛增到163万镑，但1846年则下降了三分之一，此后十年一直是停滞状态。所以如此，一方面是中国自然经济对商品有着顽强的抵抗力，内地的关税增加了洋货输入的困难;一方面是西方产业革命尚未完成，开辟市场的能力还不是无限的;同时，鸦片战争后鸦片输入的继续增加，吸去了中国社会有限的白银，换句话说，中国不能又买鸦片，又买洋货，只能是此长彼消。但是，西方侵略者却认为这是中国还不够开放的结果，它们要求加强向中国内地扩张，开辟更多的口岸，取消内地关税，进一步控制中国经济。政治上，他们不满意于只能同两广总督或五口通商大臣打交道，要求派公使驻京，直接向清政府施加压力与影响。为了实现这些图谋，在法、美两国的支持下，英国于1854年率先向清政府提出“修约”问题。《南京条约》本来是一个政治条约，其中没有任何允许日后可以修订的规定。但英国公使包令却以“利益均沾”为词，援引中美《望厦条约》中“所有贸易及海面各款恐不无稍有变通之处，应俟十二年后，两国派员公平酌办”一款，提出了一个广泛的“修约”要求，包括增开口岸、长江自由通航、外人自由进入内地、废除转口税、公使驻京等。这不仅不是“稍有变通”，也不是一般的“修约”，而是重新签订一个不平等条约。这种无理要求，当然被清政府拒绝。1856年，英、法、美又一次提出，也毫无结果。清政府拒绝西方列强的“修约”要求，有几方面的原因。咸丰初年，清政府在外交上渐趋强硬。道光皇帝在《南京条约》签订后，一直对此耿耿于怀，感到自己做了一件愧对列祖列宗的事情，所以他在临死前留下遗诏，宣布他死后，不要为他树立“神圣功德”碑，也不要行“郊配之礼”。这对继位的咸丰是个重大的刺激。咸丰虽无雄才大略，但也颇想作为一番，改变道光末年外交上过份软弱的局面。咸丰执政后不久，就以“抑民奉夷”的罪名处分了鸦片战争中的妥协派穆彰阿、耆英，起用了坚持反侵略立场的林则徐，采取了“坚持定约、杜绝妄求”的对外政策，支持广州等地的反进城斗争与反租地斗争。这是清政府拒绝“修约”的根本原因。同时，清政府对外国侵略者还有较大的疑忌。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英、法、美等国表示“中立”，三国公使都曾到天京访问，这使清政府异常恐慌。恰好清政府派出的镇压上海小刀会起义的清军又与租界的外国人发生冲突，遂使咸丰认为英、美等国“心怀叵测，已属显然”。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接受英、法、美提出的开放长江等要求，洋人有可能与太平军勾结起来，使清政府腹背受敌。此外，传统的文化中心观念与“天朝上国”的陈腐思想，也对清政府形成一定的牵制。对英、美等国提出的“公使驻京”及公使在觐见中国皇帝时用欧洲通行礼节，不三拜九叩的要求，清政府认为体制攸关，“尤为狂妄”，担心一旦实现，会损害最高统治者的形象与权威，动摇“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封建信条，表示要“正言驳斥，杜其妄念”。清政府对修约要求虽然拒绝，但是，对英、法等西方列强的侵略图谋，并没有坚定的抵抗信心，更没有充分的准备。这一方面是由于清统治者对西方的坚船利炮心有余悸，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惨败对他们还留有很深的印象，另一方面，也由于太平天国革命正在迅速发展，清政府不想也不敢在两条战线上开战。在内乱与外祸交并时，反动统治者总是把镇压内乱放在首位。所以，在拒绝英、法等国要求的同时，清政府又竭力避免与之冲突，以免引起战争。这种矛盾的态度决定了清政府最终要走向妥协投降。为了迫使清政府就范，在谈判无效后，侵略者决定诉诸武力。1856年底，英国以所谓的“亚罗号”事件为借口，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1857年，法国也以“马神父”事件为口实，派兵参加，与英国一起组成联军。美、俄两国虽未直接出兵，但积极支持英、法的侵略行动，英法联军的重要侵略步骤，都有美、俄公使参与策划。这次战争同鸦片战争一样，也是西方列强企图以武力来扩大他们在华的政治、经济侵略势力，取得更多的特权，可以视为鸦片战争的继续，因此被称为第二次鸦片战争。这次战争的结局也同鸦片战争一样，以中国接受不平等条约而告结束。1858年6月，清政府与俄、美、英、法分别签订了《天津条约》，1860年10月，又与俄、英、法分别签订了《北京条约》。列强的侵略要求几乎全部得到满足，中国的领土主权遭到进一步破坏。英国通过中英《北京条约》割占了九龙司，沙俄通过1858年的《瑷珲条约》、1860年的《北京条约》以及1864年的《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割占了中国东北、西北约144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清政府新增了十一个口岸，西方资本主义侵略势力由原来的东南沿海扩展到了长江流域、华北、东北和台湾。中国的市场也进一步向西方开放，鸦片贸易合法化了，鸦片以外的洋货只须交纳5%的母口税和2.5%的子口税便可行销内地，这为洋货的大量涌入提供了极有利的条件，严重地摧残了中国的民族手工业和社会经济。公使驻京得以实现，西方列强开始在政治上直接控制清政府，虽然英、法等国也表示要中国也派出使臣，驻在巴黎、伦敦和华盛顿，但这显然不是主权国家之间平等的互派使节的关系，而是以武力为后盾，以不平等条约为护符，迫使清政府吞下的一枚酸果。条约还给了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内地自由传教的权利，为西方列强的文化侵略开了绿灯。这一切都表明，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半殖民地化大为加深。第二次鸦片战争也给中外关系和清政府的对外政策带来了新的变化。这种新变化的一个特点是：西方列强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武力侵略，集中力量通过外交讹诈等较温和的方式进行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侵略;在侵略活动中彼此协商，互相合作，即实行所谓的“合作政策”;支持、援助清政府镇压人民革命，维护封建统治。这种变化的另一个特点是：清统治集团中坚持传统的对外政策、幻想退回到闭关锁国时代的顽固集团失势，主张“抚夷”羁縻，维持中外“合好”局面的集团占了上风，清政府较大幅度地调整对外政策，以妥协退让换取西方列强的支持，勾结外国侵略者共同镇压农民起义。半殖民地外交已初具形态。

三

西方列强推行的合作侵华政策与清政府采取的妥协对外方针，曾使列强与清政府之间出现了一段相对稳定的“和好”局面。然而好景不长，到了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合好”局面便烟消云散。西方列强方面，合作政策宣告结束，开始谋求独占性的特殊利益;清政府方面，则是烽火频传，出现了普遍的边疆危机。十九世纪下半叶，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业革命已基本完成，世界资本主义开始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出现了带有垄断特征的企业。资产阶级不满足于一般的自由竞争，而试图对原料产地、商品市场和投资场所进行垄断控制。反映在对外政策上，就是由商业殖民发展为政治殖民，形成了掠夺海外殖民地的新浪潮。这股浪潮使中国的邻国相继殖民地化，并波及到中国的边疆。同时，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性也日益显明，美、德等后起资本主义国家在发展速度和实力上已超过英、法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西方列强各国实力地位发生了变化，矛盾进一步尖锐，争夺日趋激烈。国际形势的这种新发展是导致列强放弃合作侵华政策，中国出现普遍边疆危机的根本原因。由于历史的原因，长期以来，中国与周边的一些邻邦保持着一种特殊的关系，即宗藩关系。这些国家名义上是中国的属国，要对中国称臣纳贡，君主的继位要得到中国的册封。这当然是一种落后的封建的国家关系，但又与西方列强与殖民地、半殖民国家的关系有着根本不同。这些藩属国不仅有自己的君主，而且对内的管理是自主的，并不受中国的干涉，中国在属国中也没有政治、经济的特权。经济上，各国的贡品只是一种象征，而且作为回赠，中国付出的在价值上要高出贡品好多倍，以致成为一种负担，不得不对属国的朝贡时间加以限制，这与西方列强的殖民掠夺有着根本的不同。中国把属国视为自己的屏障，重视的是自己边疆的安全与稳定。但是，在七十年代前后，中国的这道屏障已遭到破坏。西方列强对中国属国的侵略，不仅仅是要变这些国家为殖民地，而且要以这些国家为基地，进一步侵略中国。由于有宗藩关系，在这些国家遭到侵略时，中国有义务提供保护，因此，在朝鲜问题、越南问题上，中国与列强发生了一系列的冲突直至战争。从形式上看，中国的介入似乎是在维护宗主权，但放在这样的背景下来考查，就可以看出，中国的交涉与斗争完全是正义的，具有鲜明的反侵略性质。危机首先从西北开始。1865年，中亚浩罕国的军官阿古柏利用新疆发生反清暴动，清政府失去控制之机侵入新疆，1867年建立“哲德沙尔”汗国伪政权。英、俄两国对阿古柏竞相拉拢，提供军火、订立商约、信使往还，企图借阿古柏将新疆从中国分裂出去。1871年沙俄竟然以“代守”为名，出兵占领了北疆重镇伊犁。紧接着是东南海面，1872年，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不久的日本强封中国属国琉球的国王为日本藩王，1874年又在美国的支持下，以发生在1871年的琉球渔民被台湾高山族人杀害一事为借口，派军侵略台湾。1875年，又有马嘉理案发生。英国为打通自缅甸向中国西南扩张的通道，于1874年派出一支武装勘探队向中国云南进发，英国驻华公馆派翻译马嘉理接应。马嘉理于次年1月在云南腾越与当地群众发生冲突，被打死。英国趁机提出种种侵略要求，并以绝交派舰来华相威胁。与此同时，清王朝的龙兴之地东北也受到了严重的危胁。日本迫使朝鲜签订了不平等条约，确立了在朝鲜的特权地位，以便进一步侵略中国。最严重的危机，则是法国为吞并越南，进而侵略中国西南边疆而于1884年发动的中法战争。对接踵而来的边疆危机，除西北危机外，清政府采取的仍然是妥协退让，委曲求全的老方法。西北危机也只是由于爱国将领左宗棠力主收复并率军西征平叛，收复新疆和担任与俄交涉的使臣曾纪泽据理力争，最后收回伊犁，才未落得十分屈辱性的结局。不过，由曾纪泽与俄国订立的《中俄伊犁改定条约》仍是一个不平等的条约，中国仍损失了相当的领土主权。至于其它危机，几乎最后都是按照侵略者的愿望来了结的。日本侵台的结局是清政府赔款50万两，承认日本出兵为正当，是由于台湾居民“将日本国属民等妄为加害”(《中日北京专条》)，这实际上等于承认了琉球是日本的领地。马嘉理案的结局是清政府赔款、道歉，并将中英《天津条约》、《北京条约》中规定的特权进一步扩大，而且给予英人在中国西南、西北进行侵略活动的权利(《中英烟台条约》。朝鲜问题交涉的结局是日本取得了同中国一样的出兵朝鲜的权利。中法战争的结局更为典型，在清军取得镇南关大捷，战局胜利在望的时候，清政府却向法国求和，最后签订了《中法和约》。除赔款一点法国未能如愿以偿外，其余各款，如承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中越边境开埠通商，中法会同勘定越滇边界，中国不得派兵入越等，无不是法国发动战争时就想要实现的目的。胜而求和，清政府的这种“大度”连法国人也感到奇怪。清政府在边疆危机特别是中法战争中表现出来的怯懦无能和妥协屈从，决不会消弭危机，而只会助长列强侵略中国的狂妄野心。中法战争后，法国又逼迫清政府签定了一系列有关中越界务、商务的条约，进一步扩大了所取得的侵略权益。英国也不甘落后，为了同法国争夺中国的西南地区，英国公然于1886年初吞并了上缅甸，并以“英国允由缅甸最大之大臣”每届十年派员循例，向中国“呈进方物”的空洞许诺换取了清政府对英国吞并缅甸的认可，签订了《中英缅甸条款》。此后，又与清政府签订了《中英续议滇缅界·商务条约》，实现了据缅入滇的图谋。自此，中国西南地区就处于英、法竞相交逼的险境之中。1888年，英国悍然派兵侵入西藏，清政府百般压制西藏人民的抗英斗争，再次妥协，与英国先后签订了《中英会议藏印条约》、《中英会议藏印条款》，承认锡金为英国的保护国，西藏亚东开辟为商埠。这样，英国侵略势力又伸入西藏地区。这一期间，葡萄牙也来趁火打劫，1887年，葡萄牙以协助防止鸦片走私为诱饵，诱使清政府签订了《中葡北京条约》，使其对澳门的占领合法化。总之，到了中法战争后，中国不仅陷入“虎狼环伺”之中，而且这些虎狼已把它们的蹄爪伸进了中国的边疆地区，而这一切，又是清政府实行妥协对外政策的必然结果。中法战争后，清政府外交活动的主要角色已不是奕訢，而是李鸿章。奕訢由于与慈禧之间存有权力矛盾，在中法战争中被慈禧借故赶下了台。奕訢虽失势，但他的对外政策却被李鸿章全盘继承。李鸿章的对外交涉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以妥协退让来避免绝裂，力保“中外相安。”他认为，中国根本无法与列强对抗，“一时战胜，未必历久不败，一处战胜，未必各口皆守，“①因此绝不能轻言战事，“凡事虑敌之要挟，不如行之于敌未要挟之前，谓其意自我出也，凡事畏敌之次裂，不如先示以我无决裂之心，俾其计无所施也。”②二是“以夷制夷”，即当与某国交涉时，祈求他国从中“调停”，当不得不对一国出让利权时，也将利权出让给他国，以图牵制。李鸿章称此为“以毒攻毒、以敌制敌之策。”③幻想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争夺来维持清统治的苟安局面。这两个特征也是这一时期清政府对外政策的基本特征。清政府惟恐与列强发生战争，但战争还是找上门来了——这就是1894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在战争爆发的前前后后，清政府的这种外交政策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当日本侵略朝鲜的野心越来越明显时，清政府首先采用的是“以夷制夷”政策，授意朝鲜政府同西方列强都订立不平等条约，幻想“将来两国启衅，有约之国皆得起而议其非，日本不致无所忌惮。”④以后，清政府虽采取这一些措施加强自己在朝鲜的地位与影响，但对日本咄咄逼人的侵略气焰仍一味迁延退让，致使日本取得了与中国同等的向朝鲜派兵的权力，形同朝鲜的宗主国。于是，日本在做好了发动战争的准备之后，便借这一权力，利用1894年朝鲜东学党起义的机会出兵朝鲜，与清政府驻朝军队形成对峙。在战争已是一触即发的时候，负责外交与军事的李鸿章在慈禧的支持下，不顾光绪皇帝速筹战守的谕令和主战官员的强烈要求，仍一意孤行，幻想靠退让与列强调停来保持已岌岌可危的和局，结果四处碰壁。战争开始后，清政府战守消极被动，求和却积极活跃，先是请英、俄斡旋，继之又迳向日本乞和。但日本已下定决心，非打到清政府彻底投降不止，清政府的求和活动一无所得。直到1895年2月，清政府的最后一点资本——北洋海军残部在威海卫被全歼后，日本才傲慢地指名要李鸿章为清政府的全权代表，在同意赔款、割地、承认朝鲜“独立”三项先决条件下赴日议和。1895年4月，空前屈辱的《马关条约》签订，甲午战争结束。就近代中外关系史来说，《马关条约》具有划阶段的影响。它表明，资本主义列强的对华侵略已经有了严格意义上的帝国主义性质。对中国设省的大片领土的割占，是帝国主义“争夺世界上尚未分割的最后几块土地或重新分割了的一些土地的疯狂斗争”的反映①，在华设厂制造特权的取得正适应了帝国主义资本输出的迫切需要。它又显示出，在帝国主义阵线中，日本已由一个小帮凶一跃而成为主角。通过甲午战争日本不仅占有了殖民地，用二亿两赔款使其军事与经济力量急速发展，获得了如英、美一样的各种在华特权，而且令西方列强刮目相看，取得了与之平起平坐的地位，成为最野蛮、最凶残的侵华强盗。列宁曾说：“在金融资本时代，在世界上其它地方已经瓜分完毕的时候，争夺这些半独立国的斗争一定会特别尖锐起来。”②资本主义列强自七十年代中期采取的谋求独占性利益的侵华政策，到日本这里取得了一个绝大的成功，不能不令其它列强垂涎欲滴。所以，《马关条约》又是它们进行更大争夺、分割中国的序幕。实际上，这种争夺在《马关条约》签订时就开始了。1895年423日，即《马关条约》签字后六日，俄、法、德三国即联合向日本提出“劝告”，要日本放弃割占辽东。“三国干涉还辽”决不是三国对中国有多少“慈善”，而是这一事件的谋主俄国早已把中国东北看作它盘中的一块肥肉，不允许日本染指。日本由于无力与三国对抗，被迫接受“劝告”，但对中国却一步不肯放松，在这年11月签订的中日《辽南条约》中，规定中国以三千万两白银将辽东赎回。1896年，俄国又利用清政府对“干涉还辽”的感激，诱骗清政府签订了《中俄密约》(即《御敌互相援助条约》)。俄国当然不会相信清政府还有勇气“御敌”，实际的目的是要把中国东北变成它的具有独占权益的地区。1898年，俄国即迫使清政府签订了《旅大租地条约》、《续订旅大租地条约》，这样，东北全境就成了俄国的势力范围。俄国率先动作，其它列强也不甘牛后。1898年德国逼签《胶澳租界条约》，变山东为其势力范围;英国逼签《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和《订租威海卫专条》，宣布长江流域是它的势力范围;1899年法国逼签《广州湾租界条约》，将云南、两广划为势力范围;日本虽忙于经营朝鲜、台湾，一时无暇强占港湾，却逼令清政府允诺不得将福建租让他国，显然是把福建视为它的势力范围。这就是通常所说的“瓜分狂潮”。当然，这一时期帝国主义的侵略不仅是强占港湾和划分势力范围，还包括攫取铁路投资建筑权和矿山投资开采权。甲午后的几年中，重要的路权、矿权几乎完全落到了外国手中。美国由于美西战争的影响，在这场大分脏中跚跚来迟，然而，它丝毫也不打算放弃侵略中国的野心，它采取了更符合自己利益的方式。1899年9月，由国务卿海约翰(John Hag)出面，提出了“门户开放”政策。这一政策的基本内容可以概括为两点：一、在承认各国已取得的势力范围等特权的前提下要求投资的机会均等，贸易的待遇平等;二、列强共同支持清政府维持它作为列强侵华总代理人的地位。美国提出这一政策的目的，决不是要挽救中国被瓜分的命运，而是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使整个中国市场都对美国开放，防止美国利益因瓜分而遭到排斥。它认为，维持一个“共管”下的清政府，更有利于美国在华的侵略扩张。由于列强谁也没有独占中国的力量，也都担心自己有被别人排斥的危险，所以都表示同意“门户开放”政策。帝国主义的瓜分与清政府的屈从，铸成了更为深重的民族灾难，也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义愤。1898年底，一场以农民为主体的自发的反帝爱国运动——义和团运动在中国北半部兴起。义和团以“扶清灭洋”为口号，到处攻打教堂、驱逐外国传教士，很快就遍及山东、直隶、北京等地。列强驻京各国公使照会总理衙门，要求迅速取缔义和团活动，清政府虽然也发布了“从严惩办，勿稍宽纵”的上谕，甚至按列强的旨意撤换了几个镇压不力的地方官，但态度远不如当年剿除太平军、捻军那样积极主动。廷议中，认为义和团是“义民”，主张“抚而用之，因其仇教之心，用作果敢之气”的舆论占了上风。这种情况当然有利于义和团的发展。到1900年春，义和团已遍布京、津地区，并在清政府的默许下，进入北京。帝国主义列强在压迫清政府镇压义和团失效后，便决定直接出兵进行武装干涉。1900年6月，英、美、法、德、俄、日、意、奥等八国组成联军，正式发动了八国联军侵华战争。1901年9月7日，清政府与英、法、美、日、俄、德、意、奥、荷、西、比等11国签订了《辛丑条约》。这一条约将帝国主义列强与清政府之间的主奴关系完全确定下来，列强实现了对清政府政治、经济、军事的全面控制，清政府承担了镇压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义务，成为“洋人的朝廷。”从此，中国的半殖民地国家地位正式形成。

四

八国联军对中国的侵略，使瓜分危机达到了高潮。但是，由于帝国主义列强在侵华过程中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和利益冲突，更由于以义和团为代表的中国人民的坚决反抗，使侵略者不得不承认：“瓜分之说，不啻梦呓也。”①1900年7月，美国向各国发出第二次“门户开放”照会，声称要“保持中国领土及行政之完整，维持一切以条约和国际法所保证的友好国家之权利。”②英国也表示，“中国此后，仍须以华人治华地，”“宜确守保全中国，不使瓜分之策。”③在一番明争暗斗后，列强之间又达成了妥协，决定继续扶持清政府作为其共同统治中国的工具，实行“以华治华”的“保全”政策。帝国主义列强“保全”政策的提出，客观上为清政府与俄国交涉收回东三省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俄国不仅派兵参加，而且还单独出动十余万军队以保护中东路为名侵占了中国东北三省。俄国的侵略活动遭到了英、日等国的反对。它们认为这种图谋不仅会损害其它列强的在华利益，还有打破“均势”的危险。但是它们也深知清政府的“软骨症”，为了防止清政府在俄国的危胁下迅速屈服，列强哄吓兼施，一面表示愿意保证中国领土完整，甚至要帮助中国抵抗俄国的侵略;一面声称，如果清政府同意了俄国的约款，列强也要提出类似的要求。列强的撑腰打气，使清政府有了一点胆量，对俄国的诱骗与威胁作了一定的抵制。同时，担任谈判的驻俄公使杨儒以“中国利益我自应多争一分是一分”的信念据理力争，终于使俄国的阴谋破产。1902年4月，中俄签订《交收东三省条约》，规定俄军在一年内分三期撤出中国东北。列强“保全”下的中国，实际是各国的共管地。瓜分狂潮有所平缓，但暗流涌动，并未止息。共管的基础是帝国主义在华势力的均衡，而均衡一旦变化，瓜分危机就会再现。均衡的打破，往往来自军事侵略性强、经济实力较弱的国家，它们企国以军事侵略来独占一方，排斥其它国家的经济竞争。在帝国主义列强中，俄国最为典型。它虽然与清政府签订了在一年内分三期撤出东北的《交收东三省条约》，但根本不打算真正撤出东北。第一期限内，只不过将俄军由辽河一带调至中东路沿线，第二期限中不但未撤一兵一卒，反而增兵辽南地区，到了第三期限，俄军竟再次占领盛京，并提出讹诈性的七项要求。对俄国这一新的侵略阴谋，清政府迫于国内社会舆论的压力向俄国提出一个有气无力的抗议，乞求俄国继续履行撤军的协定，除此之外便束手无策。倒是美、英、日等国的态度远比清政府“积极”，其中又以日本的反应最为强烈。日本不仅向俄提出抗议，表示“坚决支持”中国，而且决定不惜诉诸武力。原来，日本对中国东北垂涎已久，志在必得。当然不会对俄国独占东北泰然处之。从1903年8月起，日、俄就东北问题多次谈判，双方剑拔弩张，各不相让，形成僵局。美、英两国对日本积极支持，英国为对付它的老对头俄国，早在1902年就与日本签订了《第一次英日同盟条约》，目的是共同保护它们在中国与朝鲜的既得利益。美国则希望通过日本打开被俄国关闭了的中国东北门户。美、英的支持使日本越发胆壮气粗，1904年2月，日本偷袭驻守旅顺的俄国舰队，日俄战争爆发。这场为争夺中国东北并在中国进行的强盗厮杀，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千里赤地，几万人死亡，几十万人流离失所。对这样一场战争，清政府在英、美的劝告下竟然宣布“局外中立”而不采取任何有效的对策。实际上，即便没有列强的劝告，清政府也是要“中立”的，因为在它看来，不仅这场战争是“以夷利夷”的成功，而且交战双方“均系友邦”，是断断开罪不起的。当然，清政府也要顾及一点脸面，于是又宣布：“东三省疆土权利，两国无论胜负，仍归中国自主，两国均不得占据。”各地“城池官衙，人民财产，两国均不得稍有损伤。”①这种允许强盗入室抢劫、却又乞求不要带走脏物的哀告，不啻是一片梦呓。事实也正是如此。1905年8月，日、俄在美国的调停下谈判议和，由于俄国在战争中失利，被迫同意将旅大租借地及长春以南至旅顺口的铁路和其它有关权益无偿转让给日本。尽管清政府在日俄议和前就已声明：“在议和条款内，倘有牵涉中国事件，凡此次未经与中国商订者，一概不能承认”，②但日、俄双方完全置之不理，仍旧于9月签订了分割中国东北的《朴茨茅斯条约》，而清政府也就无可奈何地认可。在同年12月签订的《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中，清政府不仅承认了日本与俄国对东北权益的私相授受，还给了日本不少新的特权。日本终于将侵略魔瓜伸进了东北。日俄战争期间，中国实际上面临的是又一次瓜分危机。1903年8月，英国利用日、俄交恶的机会发动了对中国西藏的侵略，1904年8月占领拉萨，迫使西藏地方当局签订了“拉萨条约”，条约的实质内容是变西藏为英国独占的势力范围，进而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由于英国企图独占的野心过于显露，列强纷纷反对，清政府也不敢承认。日俄战争结束后，英国看到独占西藏的条件已失去，才于1906年与清政府签订了《中英续订藏印条约》，承认西藏为中国的一部分，保证不干涉西藏内政，但仍取得了相当多的特权。1908年，英国又与清政府签订了《修订藏印通商章程》，将这些特权加以巩固和扩大。这一期间，长江流域也险况丛生。1904年春，德国向清政府提出租借洞庭湖、鄱阳湖沿岸土地，并不待清政府同意即将炮舰驶入鄱阳湖。英国视长江流域为其禁脔，当然不允许德国插足，它一面威胁清政府，如果允诺德国的要求，英国要占据舟山群岛作为“补偿”，一面也派军舰驶入长江与德对抗。美、法也要求清政府同意它们的军舰进入长江，以图趁火打劫。只是由于日俄战争结束，“均势”再度恢复，紧张局面才有所缓和。日俄战争后，帝国主义在中国争斗的格局有了重要的变化。战前，在中国争霸的主要是英国与俄国，日本是英国的盟友，法国是俄国的帮凶。日本在打败俄国后，国际地位上升，并通过1905年的《第二次英日同盟条约》，进一步巩固了与英国的关系。俄国由于战败，认识到在远东已无法完全排斥日本，同时俄国在欧洲与德国争夺巴尔干地区的斗争日趋激化，因此决定在远东采取缓进政策，与日本勾结，共同侵华。法国也由于要集中力量对付德国在欧洲的挑战，担心日本进一步觊觎越南，愿意与日本达成妥协。这样，日法首先接近，于1907年6月签订了日法协定，然后由法国居间牵线，日俄之间也于是年7月签订了协定。8月，由日本从中撮合，英俄也签订了协定。这些协定都以“保证清帝国的独立与领土完整”与“列强在华的工商业机会均等”标榜，并附有相互承认在中国某些地区有特殊利益的秘密条款。这表明，帝国主义列强又再度承认了“保全”政策，即互相勾结，共同吞食中国的政策。这样，以日俄战争为中心的瓜分危机暂时告一段落。如果做一点比较的话，就会发现，1901年之前与之后每次由瓜分到保全的过程，情形并不完全相同。如果说第一次瓜分得保全，列强主要是通过外交活动来达成的话，那么这一次则主要是凭借军事实力乃至兵戎相见来实现的。在第一次的过程中，列强对中国权益的侵夺，形式上还要与清政府交涉，但在这一次，则根本不把清政府放在眼中，甚至置之不理，予取予夺。这表明，在“保全”政策下，中国的民族危机不是在减轻，而是在加重，帝国主义的争夺不是在和缓，而是在加剧。在帝国主义列强新的争夺中，美、日的矛盾尖锐起来。日俄战争中美国卖力地支持日本，又积极充当日、俄的调停人，目的是在战后将它的势力打入东北。但结果却大失所望。日俄战争结束时，日本曾允诺把即将夺得的南满铁路卖给美国。但合同甫定，日本即变卦反悔，使美国的计划受挫。《第一次日俄协定及密约》签订后，日本一面与宿敌俄国联手抵制美国资本进入东北;一面在南满大肆扩张，谋求垄断性权益。通过《东三省交涉五案条款》等条约，日本先后取得了五条重要路权及南满路沿线矿产的“联合”开采权。日本的“关门”政策，深为美国所不满，加之此时美国国内出现反对日本移民的风波，两国关系骤形紧张。为了缓和这种紧张关系，日、美于1908年11月以换文的形式达成了《罗脱——高平协定》。这个协定虽然也声称对中国“保全”，维持“机会均等主义”，但由于各怀鬼胎，协定签订后，美日关系一仍其旧。此后，美国又苦心制定了打入东北的种种方案，也都在日本的抵制和反对下一一碰壁。这样，日美之间的矛盾日形激烈，并成为影响中国政局发展的重要因素。《辛丑条约》后清政府施行的投靠媚外的对外政策，在清末最后几年中达到了顶点，由被迫出卖利权发展为主动拍卖利权。这是因为，除了瓜分的危险仍时隐时现，需要用拍卖利权来维持列强共管的均势状态外，更大的一种危险——反清民主革命——也日益逼近。为了免除灭顶之灾，也只有求助于帝国主义，用拍卖利权来把自己更紧地绑在主子的车上。这种方法，被清统治者称为“招徕”。日俄分割东北后，为了防止东北为日、俄独占，清政府即指示东北地方官，要“广辟商埠，俾外人麇集，隐杜垄断之谋;厚集洋债，俾外款内输，阴作牵制之计。”①这是“招徕”的第一妙用：拍卖利权来维持均势。1911年5月，清政府宣布将已归商办的奥汉、川汉铁路收归国有，然后又以一千万镑的价钱将路权出卖给美、英、法、德四国银行团。这是“招徕”的第二妙用：拍卖利权来取得帝国主义支持和镇压革命的军费。然而，清政府没有料到，这次拍卖的代价太沉重了，不仅卖掉了路权，也卖掉了政权——五个月后，推翻清统治的辛亥革命便在武昌爆发了。

五

1911年的辛亥革命取得了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的伟大胜利，但革命的果实却被封建阶级的另一代表袁世凯窃取。革命的流产，有几方面的原因，但重要的一点则是革命党人对帝国主义妥协、软弱又抱有幻想。武昌起义后建立的湖北军政府在发给驻汉口各国领事的外交照会中表示，承认清政府与各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保护各国在华利益与特权，“照旧担任”清政府的外债与赔款，要求列强不得再支持清政府。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发布的《宣告友邦书》中又重申了上述内容。不难看出，革命党人实行的是谋求与帝国主义列强妥协的对外政策。他们对帝国主义列强有一种强烈的恐惧，惟恐各国再一次与清政府携手，象镇压太平天国那样将革命绞杀;同时他们又天真地幻想，只要接受了清政府的这些可耻遗产，就能换取帝国主义对革命政权的承认和支持。有了这样的倾向，革命党人的一再退让，最后将政权拱手予人就是很自然的了。“辛亥革命是革帝国主义的命”，①不能不引起帝国主义的恐惧与仇视。武昌起义爆发后，列强一度有过直接出兵干涉，以武力援助清政府镇压革命的谋划。这方面它们有着充分的经验。但是它们很快发现，情形与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或义和团时期有了重大的不同。这样，直接干涉的计划便落了空。当然，帝国主义不会允许中国出现一个真正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政权，为了维持中国半殖民地的统治秩序，保障它们在中国取得的侵略权益，列强又策划了新的阴谋，即扶植新的代理人，在“中立”的旗号下通过外交讹诈诱使革命党人交出政权。这个新代理人就是袁世凯。他之所以得到帝国主义列强的赏识，不仅在于他曾残酷地镇压过义和团、参与过“东南互保”，对列强表现得特别驯服，还在于他握有北洋陆军这支重兵。作为代理人，不仅要具备敢于卖国的特性，还要有对内镇压的能力，袁世凯正是二者兼备。在北京公使团的压力下，清政府被迫起用袁世凯，先是委任其为湖广总督，继而又任命其为内阁总理大臣，掌握了清政府的军政大权。当这一番安排停当后，帝国主义开始亲自出马，诱使革命党人将政权交给袁世凯。最初由英国驻汉口领事出面“建议”南北双方停战议和，当南北议和正式开场后，又由各国驻沪公使同时向双方提出“劝告”，声称战事如继续下去，就会使“外人的物质利益与安全受到严重危险”。潜台词就是如果革命党人不对袁世凯妥协，列强就要干涉。与此同时，帝国主义列强对南京临时政府施加各种压力，军事上恫吓，政治上孤立，财政上封锁，终于迫使革命党人同意，在清帝退位、宣布共和的前提下，将政权交给袁世凯。1912年2月12日，清帝宣告退位，次日，孙中山向南京临时参议院辞职。14日，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4月1日，临时政府迁往北京。被革命冲得七零八落的中外反动势力又重新集结起来，稳住了阵脚。帝国主义毫不掩饰它们的兴高彩烈。各国公使纷纷向袁世凯祝贺，银行团表示要帮助袁世凯解决财政困难，接洽贷款，美国国会还通过了一项庆祝中国“共和政体告成”的决议。袁世凯当然明了列强扶植他的真意所在，于是也信誓旦旦地表示要“以开诚布公巩固邦交为重，凡从前缔结之条约当切实遵守，其已缔约而未办之事迅速举办。”①事实证明，在这一点上，袁世凯确实是言行如一，没有令他的主子失望。辛亥革命前后，英、俄帝国主义乘机在中国边疆策动了武装叛乱。英国在武昌起义后，煽动西藏上层集团中的亲英分子宣布“独立”，妄图将西藏分裂出中国;俄国也于1911年10月在外蒙策动一批反动王公僧侣，成立“大蒙古国”，并于次年11月与外蒙当局非法签订了《俄蒙协约》。在中英交涉中，袁世凯先是屈从于英国的无理要求，停止川军入藏平叛，继之又在英国的压力下派员参加所谓的“中、英、藏三方会议”。只是由于英国分裂中国西藏的野心太露骨和国内舆论的强大压力，袁世凯政府才未敢在英国提出的“约稿”上正式签押，并否认了英国与西藏地方当局擅订的“西姆拉条约”。中俄交涉时，袁世凯政府也一再妥协退让，曲意迁就，在1913年的《中俄声明文件》及1915年的《中俄蒙协约》中承认了外蒙古的“自治”和俄国对外蒙古的实际控制。此外，日本提出的中朝边界通商减税、建造满蒙五路，美国提出的导淮贷款等要求，也都在袁世凯这里一一得到满足。当然，帝国主义列强对袁世凯并非没有“回报”。1913年4月，当袁世凯暗杀了国民党人宋教仁，并准备派兵南下时，帝国主义银行团及时地与袁世凯签订了《善后借款合同》，为袁世凯提供了瓦解国民党、发动反革命内战的经费。当袁世凯打垮了国民党人发动的“二次革命”后，列强终于对这个新代理人的能力表示认可——从外交上正式承认了袁记中华民国。袁世凯在镇压了二次革命后，又开始了新的独裁步骤。他以流氓手段迫使国会选他为正式大总统，又一脚踢开国会，组织一个御用机构修改约法，将他的权力扩大到如同专制君主。但袁世凯仍不满足，还要做货真价实的皇帝。袁世凯帝制自然而然地要得到列强的旨准。这一时期，帝国主义在华势力的对比有了一些变化。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列强纷纷卷入。美国初期虽置身局外，却心系欧洲。这样，日本的地位便大为突出。日本先以对德宣战为名，派兵登陆山东，夺取了德国在山东的侵略地位，继而又决定以支持袁世凯帝制活动为交换，诱使袁世凯出卖更多的权益，于是便有1915年1月“二十一条”的提出。为了能使袁世凯无条件地接受，日本一面居心叵测地宣称“若开诚交涉，则日本希望贵大总统再高升一步”;一面又要挟说，如果拒绝日本的要求，日本将支持流亡在日本的革命党人。对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英、美除对第5号表示异议(英国认为有损它在长江流域的利益，美国认为有悖“门户开放”原则)外，对其余内容均表赞成，充当了日本的帮凶。实际上，两国公使也确实在中日谈判的过程中帮助日本做了不少劝告、说服袁世凯的工作。对接受灭亡中国有余的二十一条，袁世凯并不是毫不踌躇的。但他知道，在欧洲列强已卷入战争的情况下，日本在中国越发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虽然美、英、德都曾或明或暗地赞成他称帝，然而，不取得日本的同意，还是难定“九五之尊”。于是他还是派出外交总长和次长与日本谈判。谈判中也有些讨价还价，但在日本“最后通牒”的威胁下，终于在1915年5月9日接受了除第5号以外的全部要求。而这第5号，日本因英美的反对已改为日后另行协商。 5月25日，袁世凯政府即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民四条约》。袁世凯以为，向日本献上了这份厚礼，就等于领到了帝制的批准书，于是帝制活动便紧锣密鼓，加紧进行。先是“筹安会”大造舆论，继之是各省公民请愿，然后是国民代表大会表决国体，最后是参政院推戴劝进。但是他万万没有料到，日本此时对华实行的是两面政策。即一面支持袁世凯的帝制以换取袁世凯出卖更多的权益;一面与中国各种反袁力量联络，准备在必要时换马。日本所以确定如此政策，是因为它认为袁世凯的统治并不稳固，“大多数中国人对于那摇摇欲坠的袁世凯已完全失去信心，”①这是旁观者清;同时它还因袁世凯与英、美有较深的渊源而担心袁世凯最后还会倒向英、美。这是当事者迷，其实是多虑。日本在从袁世凯手中敲榨到一系列权益后，便开始静观待变。英国虽然对帝制表示赞同，但前提是不能引起混乱，因为它难以从欧抽身，便特别担心因混乱而使日本得以扩张。只有美国对袁世凯的帝制持积极的态度，它企图以此来增强对北京政府的影响，同日本抗衡，但也不打算给袁世凯以多大的实际援助。这样的外交形势对袁世凯来说决非吉兆。果然，在反袁护国斗争趋向高涨后，日本便开始向袁世凯发难。它邀集英、俄、法、意等国几次向袁世凯质问：实行帝制能否保证秩序。由于有美国的外交支持，更主要的是利令智昏，袁世凯拒绝了各国缓行帝制的“劝告”。云南独立后，日本政府不仅向袁世凯再次提出措词严厉的警告，而且秘密支援西南独立各省的反袁斗争。这时袁世凯才觉察到事态的严重。为了求得日本的支持，他企图再次出卖利权来与日本重修旧好，拟派特使赴日洽谈。但事机不密，引起了英、美等数国的不满，向日本提出质问。日本政府一怒之下，不仅拒绝来使，而且责备袁世凯“断行帝制，无视友邦劝告”，表示不予承认。日本及英、俄等列强态度的变化，对袁世凯是一个沉重打击，使袁世凯彻底陷入众叛亲离、四面楚歌之中，被迫于1916年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 6月6日，这位被主子抛弃了的奴才在全国人民的讨伐声中病死。袁世凯死后，中国形成了军阀割据混战的局面。这一局面的出现，固然是中国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为军阀割据提供了社会条件，但根本原因还在于帝国主义实行的划分势力范围、分裂剥削的对华政策。在统治中国的共同工具失去后，帝国主义都竭力扶植自己的得力走狗。这一时期主要的军阀有：以日本为后台的皖系(段祺瑞)、奉系(张作霖)，以美、英为靠山的直系(冯国璋)、西南军阀(唐继尧、陆荣廷)。各帝国主义通过支持与操纵不同派系的军阀来进行争夺、扩大在华侵略势力，是这一时期中外关系的一个显着特点。1917年围绕对德参战问题展开的“府院之争”是这种争夺的一个典型。亲日的国务总理段祺瑞在日本的唆使下积极主张对德绝交宣战，亲英、美的总统黎元洪以美国为奥援表示反对。其实，双方所争不在是否参战，而在于谁来主持参战，以便得到帝国主义的借款，扩充自己的实力。对于美、日来说谁的工具主持参战，谁就可以趁机加强对中国政治、经济、军事的控制。这次斗争最初是黎元洪占了上风，在美国公使的支持下，黎元洪将段祺瑞免职。但段祺瑞跑到天津策动皖系的各省督军“独立”，准备武力倒黎。黎元洪手中无兵，惊慌失措，就请另一军阀张勋入京调停，于是有了一场清室复辟的闹剧。段祺瑞趁机“讨逆”，赶跑了张勋，重新控制了北京政府。黎元洪下台，代之以直系的头目冯国璋。段祺瑞的胜利，也是日本的胜利。对德宣战更不成为问题。这时美国已不再反对中国参战，因为它已经卷入了战争，并且，由于战争的牵制，难以顾及远东，它还进一步谋求与日本在中国问题上达成暂时的妥协。1917年11月，美国国务卿蓝辛与日本外相石井签订了《蓝辛——石井协定》，美国以承认日本在中国有“特殊利益”换取了日本对“门户开放”政策的重新确认。这一协定为日本独占中国提供了极有利的条件。为了更好地利用这个机会，日本也调整了对华方针，改行以经济渗透为主、强横外交与军事讹诈为辅的“亲善”政策，全力扶植段祺瑞政权，通过财政援助与贷款诱使段祺瑞出卖利权，以实现最后独占中国的图谋。日本新的对华政策与段祺瑞一拍即合。段祺瑞重新上台后，积极推行武力统一，而日本的贷款正是他进行反革命内战所需经费的来源。于是，对日投靠就成为段祺瑞政府对外政策的中心内容。1917——1918年，段祺瑞政府以参战为名，公开或秘密地向日本借款达三亿八千多万日元。借款的名目有银行借款、铁路借款、电讯借款、矿业森林借款、军事借款、政治借款等等，每一个名目都代表着一项被出卖的利权。借款数额之大，涉及范围之广，在近代中外关系史上都是空前绝后的。段祺瑞政府对日本已到了言听计从的程度。1918年，日本提出霸占山东各项权利的要求，段祺瑞政府表示“欣然同意”，秘密签订了《中日山东问题换文》，承认了日本对德国在山东侵略权益的继承。这句话后来在巴黎和会被日本用作口实，诬指中国已确认了日本在山东的地位。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段祺瑞政府对苏维埃政府与中国建立平等友好外交关系的呼吁置之不理，却在日本的煽惑下，与日本先后签订了《共同防敌换文》、《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与日本建立反苏反共的军事同盟，甘愿把自己绑在帝国主义列强干涉俄国革命的战车上，使得日本侵略势力进一步扩张到了北满。日本对通过扶植段祺瑞来独霸中国的进展如此迅速十分得意，段祺瑞也踌躇满志，相信他的武力统一必得成功。但是情况很快显示出，他们都打错了算盘。首先是有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和坚决的斗争，这是阻止日本及其走狗阴谋的主要力量。其次是其它帝国主义不会放弃与日本的争夺，他们反对中国成为日本的独家天下。当第一次世界大战已近尾声后，英、美等国又加强了与日本的争夺。它们加紧扶持直系，又极力培植南方反段的护法阵营中的亲英、美势力，并力促二者勾结，共同对付日本支持的皖系，终于迫使段祺瑞停止了对南方的进攻。武力统一宣告失败。然而，这并不是中国人民的胜利，只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在争夺中的又一次势均力敌。帝国主义不会放弃对中国的侵略，军阀也不会停止卖国。但在这时，另一种力量崛起了。这就是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力量。毛泽东指出：“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与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同时发端，虽然历经挫折、失败，但始终存在、发展，并且越来越壮大。这一时期又增加了新的因素，即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在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鼓舞下，中国人民要求国家民族独立、彻底摆脱列强侵略和奴役的斗争意志更为坚定，成为汹涌的浪潮。这种力量在反对帝国主义通过1919年的巴黎和会任意宰割中国的斗争中显示出了巨大的作用。在这次和会上，中国代表在全国人民的督促下，提出了取消二十一条、废除列强在华特权、收回德国在山东侵占的权益等要求。作为战胜国的一员，中国的要求是完全正当的，但是和会在英、美等国的操纵下，不仅拒绝了中国的要求，反而在最后签订的《凡尔赛和约》中，将德国原在山东的侵略权益转让给日本。消息传来，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义愤。5月4日，北京的学生走上街头，要求“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得到了全国各地的响应。紧接着工人阶级也投入了这场斗争。使运动走向了高潮，形成了澎湃的五四爱国运动。正是这一伟大的运动，迫使中国代表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这在中外关系史上划出了一个新的时代，表明中外反动势力已不能恣意支配中国命运、宰割中国，中国人民开始用自己的斗争与力量影响中国的外交。

六

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不仅仅在于它是一次反帝反封的爱国运动，同时，它也揭开了中外关系史上新的一页。五四运动前夕就已经开始的新文化运动，不仅使民主思想深入人心，而且增强了中国人民强烈要求摆脱帝国主义殖民束缚的民族意识，这种争取民族自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的民族意识在五四运动中突出的表现出来。从五四运动以后，中国人民不畏强暴，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呼声日益高涨，此起彼伏，成为中外交涉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方面;同时，对以后直系军阀、奉系军阀控制的北京政府以及南京国民政府的对外政策也起到一定的制约作用。使其既不敢明目张胆、毫无顾忌的出卖国家主权，又不得不表示要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国家权益。在中国人民日益觉醒，反帝浪潮不断高涨的情况下，帝国主义也不得不改变过去那种傲慢无理、凌驾于中国人民的“太上皇”的姿态，而伪善地表示要“同情”中国人民的合理要求。五四运动以后皖系军阀段祺瑞仍然控制着北京政府，对内专制独裁，对外卖国求荣，不仅遭到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而且，直系军阀为了和皖系争夺对北京政府的控制权，从各方面进行倒皖活动，经广泛联系，从1919年秋冬至1920年初，形成了直、苏、鄂、赣、豫五省和东北三省的八省反皖同盟。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双方在河北涿州、高碑店等地激战，同时奉军出关在东路助直作战，皖军在直奉夹击下全线溃败。段祺瑞通电辞职，直奉联袂入京，共掌北京政权。直奉虽然联合掌握了北京政权，但是，以英美为后台的直系和以日本为后台的奉系，是不能长久共处的。直皖战后，直系取得了大量地盘，而奉系却得到很少，双方矛盾不断加深。1621年在奉系支持下，亲日派梁士治组阁，赦免了安福系战犯，委亲日派以要职，为换取日本的借款，准备与日本举行山东问题的秘密谈判。梁内阁的卖国行径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直系趁机反奉，双方只好诉诸武力。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羽毛日渐丰满的日本趁西方大国忙于欧战，无暇东顾之际，出兵山东，直接依靠武力夺取德国在华权益，并据约向东北派驻军队，妄图独霸中国，排斥他国在华势力。欧战结束后，西方大国，无论战胜国、战败国，均已遍体鳞伤，疲备不堪，英、法无力扩张在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势力，只能最大限度的维护既得利益。只有参战较晚，而且在战争中发了横财的美国，对日本在中国的侵略扩张极为不满，想依靠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在“门户开

世界条约 中国历史上都签订了哪些不平等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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