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于于它的基础薄弱 隋朝灭亡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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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目录

1、源于于它的基础薄弱 隋朝灭亡原因

2、清朝的四大统治基础是什么?大清灭亡跟四大统治基础有关!

源于于它的基础薄弱 隋朝灭亡原因

581年,隋文帝杨坚代周称帝,建立隋朝;589年,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建立了继秦汉以后又一个统一王朝。一些人认为隋朝是中国封建社会中一个富庶、强盛的王朝,出现了与汉代“文景之治”和唐代“贞观之治”相提并论的“开皇之治”。604年,隋炀帝杨广继位,但好景不长,618年隋朝被农民起义推翻。繁荣富足的隋王朝为何二世而亡?

隋朝灭亡的原因备受后人关注,长期以来,人们对这个问题做了深入探讨。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对隋朝短祚而亡的原因,有多种说法,而且至今不见意见趋同的迹象。

隋朝断送于炀帝的暴政,这是唐代君臣与史学家一致的看法,如唐太宗就常将隋炀帝的暴政作为一个反面例子,不断举一反三地教育大臣。

这种炀帝暴政说也得到了后世许多学者的认同,是最为普遍的一种说法。许多人认为炀帝杨广是历史上有名的暴君,他凭借其父文帝积累下来的大量民力和财富,得以无限制地施行暴政,任意挥霍,过着极其奢侈的生活。他在位仅短短14年,却主持完成了东都洛阳的修建,大运河的开凿,还三征高丽,三巡江都。沉重的摇役、兵役压得人民喘不过气来,他的奢侈生活和残虐政治愈来愈凶狠地逼迫民众陷入死地,最终导致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忍无可忍的农民向炀帝发动了大规模的反击,消灭了这个可耻的浪子和暴君。

作为这种观点的一部分,有人更着重突出炀帝用兵高丽致亡的作用。这种观点认为隋炀帝三次用兵高丽,使全国骚动,民怨沸腾,农民起义遍及京畿及关西、河北、山东、长江流域、岭南各地。这是炀帝最大的失策,也是隋王朝灭亡最主要最直接的原因。

另一种说法认为,隋文帝杨坚虽然建立隋朝,统一中国,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有功之人,但他的独裁统治对隋朝的速亡负有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史书载文帝“天性沉猜……不达大体……唯妇言是用……喜怒不常,过于杀戮”。正是他的这些弱点,使隋帝国走向灭亡。

杨坚初任周朝相国之时,为了收买人心,施行了比较宽大的法律,在建隋之初,制定并实施了著名的《开皇律》,不仅减轻了刑罚,还使刑网简要。但文帝生性猜忌,经常会法外施刑,甚至在殿廷之上滥施刑罚,朝廷大臣在殿廷之上因一语之失而被当众廷杖致死的不计其数。文帝还经常在《开皇律》外,颁布一些严酷的刑罚。如偷粮一升以上,要被处斩,家属全部没入朝廷充当奴隶。三个人合伙偷一个西瓜,会被就地处死,连审讯都免了。到文帝晚年,更是动辄杀人,草菅人命,毫无约束。如武官衣服、佩剑没有穿戴整齐,就会被处死。可见,文帝的行为已不亚于暴君所为。

而文帝在用人方面也有致命的弱点,“猜忌苛察,信受谗言”,因此对于帮助过他开国建隋的旧臣,曾经患难与共的元老宿将,他都严加提防,并一一铲除,甚至是自己的长子都信不过,直至废长立幼,坏乱家法。他听信妇人谗言,贬斥忠臣高颖,重用小人杨素。杨素做事只为自身着想,而高颖则以大局为重,以治天下为己任。如果文帝能多采纳高颖的意见,那么隋朝可能不会如此迅速地走向灭亡。

因此,众多研究者认为文帝的独裁统治才是隋朝速灭的真正原因,炀帝的所作所为,只不过是在其父这条路上走得更远罢了。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杨坚家庭关系,特别是杨坚与其妻子及与子女间的协调程度,影响了整个隋朝的命运。一开始,杨坚与其妻独孤氏的关系十分融洽。与独孤氏的结合,使他在宦海生涯中得到了强有力的支持。在独孤氏的帮助下,杨坚夺取了政权,并出现了“开皇之治”的良好局面。夫妻俩感情很深。史载“高祖(杨坚)与后相得,誓无异生之子”,就是说文帝只与独孤氏生子,不与别的女子生孩子,专宠皇后一人。但是,随着统治的稳固,杨坚奢侈、荒淫的本质逐渐暴露,“誓无异生之子”的誓言使他感到了莫大的束缚。而独孤皇后又生性嫉妒,容不得杨坚宠幸其他女人,想独占杨坚枕席之欢。杨坚私幸尉迟迥的孙女,皇后知道后妒火中烧,借杨坚上朝之机,将尉迟氏杀掉,引得杨坚大怒。他半夜独自骑马在山谷中飞纵二十余里,仰天大叹自己虽贵为天子却没有一点自由。此后,帝后关系便逐渐从志同道合到貌合神离。

文帝与独孤皇后一共有五个儿子。长子杨勇在杨坚夺位之初给予他很多帮助,为杨坚顺利取得帝位提供了一定的军事上的保障,是杨坚政治上的得力助手,被封为太子。其余四子分别被封为晋王、秦王、越王和汉王。随着统一的完成,太子和诸王势力的扩大,文帝渐感不安,总是利用一切机会抑制他们的势力。终于闹到废太子杨勇,立次子杨广,他的另两个儿子也没有好结果。三子因奢侈被免官,忧郁而死。四子受杨广诬陷,被文帝废为庶人囚禁。文帝还将两个儿子的部众一并铲除。此时,在杨坚家庭关系中,夫妻离心,父子反目,家已不能称之为家了。

也有学者认为,隋速灭的原因是因为隋政权不是建立在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之后。这是将隋速亡放在历史上短祚王朝的共性问题进行研究。有人认为“汉、唐、明、清都因在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之后,故运作长久;而秦、晋、五代时期的梁、唐、晋、汉、周等,都因没有经过农民起义,所以短命”。没有经过农民起义之后而建立的王朝带有先天的不足。因为统治阶级没有受过沉重的打击,也就不会有惨痛深刻的教训,他们走上腐朽的道路也会比其他皇朝更快更容易。而且土地关系也因没有大规模的起义得不到调整和缓和,地主与农民的关系更容易激化爆发。

有人指出,隋代国家权利与私家权利的矛盾是隋朝灭亡的原因。部分研究者认为隋代国家权利与私家权利斗争的焦点是对户口的争夺。隋朝推行的政策使大量私家荫户成为国家编户,触及了世家大族的根本利益,因此激化了中央政府与世家大族的矛盾,成为隋亡的深层原因。

有人认为隋朝速亡是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加剧造成的。持这种观点者指出,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十分剧烈,削弱了统治阶级的力量,促进了阶级矛盾的发展。庶族地主与士族地主之间势力的消长,以隋中央政权为首的关陇地区地主集团与齐、陈旧境失势士族地主之间矛盾的日益尖锐,以及炀帝即位后加剧了阶级矛盾和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都是造成隋朝短祚的原因。一些人认为由于隋朝是通过宫廷政变的形式夺取政权的,所以确认隋为正统的思想观念并未成为社会群众的一般心理,尤其在地主阶级内部,不少人认为隋朝是篡周而立的,当他们的利益不能得到满足时,就相互勾结,反对隋政权。而隋炀帝改变关中本位政策,重用南人,引起北方权贵的不满和反抗,在统治集团内部形成南北朝臣的对立和斗争,这也加速了隋朝的灭亡。

有人认为隋朝灭亡的原因在国富。从文帝开始隋朝经济政策的核心是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为此实行了重征赋役、积粮于官、检括户口、输籍定样等措施,这些措施全然不顾封建经济运动的客观规律,使当时的各种社会矛盾迅速尖锐化,其中尤以封建统治集团和农民阶级、中央政府和地方豪强的矛盾更为突出。在这两大矛盾的夹击下,隋王朝的灭亡是必然的结局。因此隋代经济政策既是致富之因,又是乱亡之源。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隋二世而亡,与文、炀二帝的军事改革密切相关。由于军事改革中暴露出的弊端以及在改革中出现的许多矛盾和冲突,为政权的巩固埋下了隐患,最终导致隋朝的灭亡。

也有人指出,隋朝速灭是多种原因的结合,各种原因之间本身就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隋朝的灭亡说到底是水到渠成。

一个统一的王朝,顷刻之间倒塌了,探讨其原因是十分必要的。但谁知却引出了这么多不同的意见,仁者知者所见各不相同,实在是耐人寻味。看来这个历史之谜仍有探讨的必要.

清朝的四大统治基础是什么?大清灭亡跟四大统治基础有关!

清王朝为何崩溃的那么突然?四大统治基础是怎么瓦解的?下面小编为大家详细介绍一下相关内容。

清朝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它的灭亡方式与其他朝代相比显得很新颖。

纵观中国历史,一个封建王朝要么亡于外族入侵和农民起义,要么死于统治集团内部斗争篡权,但清朝是个例外,它是以中央威权下降、地方各省独立,朝廷大势已去,皇室退位还政的方式灭亡的。

至于辛亥革命,作为一次激进的革命运动,辛亥革命的暴力范围和程度有限,从武昌起义到清帝逊位,只有武汉、上海等地方爆发了战争。清朝身经百战,一般情况下,这种小规模的战争是远不能对它构成致命威胁的,战争没要清朝的命,战争之外的东西却终结了这个王朝。

打个比方,辛亥革命像一阵风,风过后,清朝这座房子倒塌了,但理论上,这个等级风是吹不垮这座房子的,那房子为什么倒塌呢?因为支撑它的四根柱子——满汉合作、地方支持、士绅拥护、军队效忠四大统治基础全部瓦解了。

辛亥革命人物述

清朝是一个由满人主导的、以满蒙汉合作为基础的政权,在其267年的统治中,满汉合作是主流,但是作为征服者与被征服者,满汉之间的民族矛盾也一直存在。从吴三桂反清到洪秀全起义,再到清末革命党人造反,“驱除鞑虏”的民族主义口号经久不衰,也最具煽动性,

这很能说明问题。

一个少数民族驾驭一个庞大的民族,必须随时保持高度紧张的戒备心态,处处设防,才能获得最大的安全感。就像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所说的,满清的那些制度根本算不上制度,只能算法术,这种法术是出于民族私心对付汉人而设置的。

压迫之下,必有反抗,猜忌之下,必有异心,当大家生活都过得下去的时候,彼此可以合作,当民不聊生的时候,民族矛盾就会激化。

梁启超曾说过这么一句话:“满汉两族并栖于一族之下,其互相猜忌者二百余年如一日,一旦有人焉刺激其脑蒂,其排满性之伏于其中者,遂不期而自发。”意思是,满汉两个民族生活在一个民族的统治之下,相互猜忌防范了两百多年,一旦有人刺激大脑,潜伏在脑海中的排满性就会苏醒发作。

清朝影视剧照

太平天国运动以来,随着湘军淮军相继崛起,汉族官僚的势力有所扩大,引起了满清的警惕和戒备,只是国内外形势复杂,清廷需要借助有能力的汉族官僚来维护统治,所以一直隐而不发。

庚子事变后,清廷为应付内外危机,在军事、官制、法律、商业、教育和社会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系统性改革。改革是各方利益的博弈,在这场新政中,满清希望维护既得利益,担心汉人借助改革来削弱满人的权力和地位,而汉人则希望重新分蛋糕,打破固有的利益格局,在国家大事中获得更大的发言权。

在官制改革中,清廷宣称每部设尚书一员,不分满汉,但结果却是满洲亲贵占据了绝大多数名额,连“满汉各一”的旧例都抛弃了。清廷还大肆排挤汉族官僚,瞿鸿禨、尚书岑春煊、林绍年、袁世凯等汉族重臣或被罢官免职,或被调离中枢,张之洞也被明升暗降晾了起来,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载洵、载涛、铁良、良弼、荫昌等满清少壮派纷纷出任要职。

张之洞

不管上面的那些汉官是因为什么原因被处理的(瞿、岑二人因与奕劻、袁世凯斗争失败而罢官),但在一般人眼里,这些汉族官僚是汉人在朝廷的代表,尤其是声望日隆的袁世凯和张之洞,他们的背后站着整个汉人官僚集团。满进汉退的结果是,汉族官僚对此耿耿于怀,对清廷的忠诚度大打折扣。

从希望到失望,从失望到绝望,有个过程。

转眼到了1911年,清廷搞预备立宪,在钦定的13名内阁成员中,9名是满人,其中7名是皇族。消息一出,全国哗然,立宪派(士绅和商人阶层组成的政治势力)极为愤慨地声称:“君主不负担责任,皇族不组织内阁,为君主立宪国唯一之原则。”清廷却呵斥立宪派干预朝政,“议论渐进嚣张”。

此时大家都明白了:大清的江山是满人的,汉人连高级打工仔的资格都混不到。

这样还指望汉人效忠,别逗了。

满洲贵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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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汉人势力扩大相伴随的是地方权力膨胀,这一点也得从太平太国运动说起。

太平运动爆发后,八旗和绿营都不堪一战,清廷只能依靠地方招募勇营作战,比如湘军、淮军等。勇营不属于朝廷正规军,朝廷不给编制和经费,一切都由地方自理,地方也没钱,只能向朝廷要政策搞钱,这个政策就是厘金制度。

厘金制度是对过往商人和境内的商户收取通过税和交易税,数额很大,远超过地丁银(农业税),是地方财政的主要来源,厘金除少部分上交中央外,大部分都留作地方开支,这意味着地方拥有了财政权。

此外,受战争影响,原来户部实行的解款协款制度(统一征收,统一核销,有结余的省份补充入不敷出的省份)也名存实亡,户部对地方财政控制力度大减,地方财政权愈发独立。

地方拥有了财权和军权,就有了抵制甚至抗衡朝廷的资本。清廷对此一清二楚,也曾尝试改变这种状况,比如裁汰勇营,废除厘金等,但均遭到了地方督抚们不同程度的抵制,最终只得作罢。

此时,清廷还掌控着地方督抚的人事任命权,而地方势力也还不足以正面抗衡朝廷,所以清王朝还维持着统一的局面。但是,地方势力逐渐坐大的趋势已无法逆转。

清朝地方厘金局

庚子事变爆发后,清廷向各省下发宣战诏书,邮政大臣盛宣怀下令各地电信局将诏书扣押,只给各地督抚观看,并电告各地督抚不要服从命令。李鸿章带头抗命,南方各省督抚们公开不理会朝廷宣战诏书,私下与列强达成了“两不相扰”的协议,事后清廷不敢处理参与东南互保的督抚们,反而好言抚慰。

经过这一事件,清廷颜面尽失,中央权威骤然下降,地方势力急剧膨胀。

慈禧活着时候,能够用灵活的手腕和巨大的威望压住阵脚,使中央与地方表面上过得去,慈禧一死,摄政王载沣没经验,没能力,没声望,一顿操作猛如虎,一看就是二百五。

“督抚大权,无过兵、财两政,将事裁抑,此为最先”。载沣上台后,为加强中央集权,决定收回地方督抚们手中的财权、军权。

军事上,清廷下令近畿各省新军均归陆军部统辖,成立军谘府以执掌军事行政,成立海军部以建设海军,设立贵胄学堂,专收满人,培养高级军事人才。

清朝陆军贵胄学堂

财政上,颁布了《清理财政章程》,中央设清理财政处,各省设立清理财政局,由度支部派专任监理官赴各省清理财政,规定各省清理财政局必须按季度详报本省财政收支数字。

经济上,清廷也将手伸到了地方,打算将地方盐政、矿务、铁路等大权尽数收归中央。

下个命令就能把事办成?政治有这么理想化就好了。载沣风风火火发布命令,地方督抚阳奉阴违,中央各部和地方为争夺权力而摩擦不断,甚至有地方官员暗中煽动民众闹事,向清廷施加压力。

当时社会舆论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朝廷“无非是聚集各省之财权,归于政府而已,无非欲收集各省之兵权,属诸政府而已”。

载沣本想中央集权,没想到激起地方的反弹,地方和清廷矛盾日益尖锐,离心离德,最后的表面和平相处都不能维持。

摄政王载沣

士、农、工、商,士是四民之首,包括入仕前的士(有功名的人)、入仕后的官,以及退休后的绅。在传统中国,士绅掌握着社会上的绝大部分政治、经济、文化资源,他们是朝廷的坚定拥护者,能帮助朝廷进行统治,作为回报,朝廷会给予士绅一定的特权和地位,为他们提供上升渠道,二者属相互依存的共生关系。

士绅与朝廷的联系纽带是科举制度。科举制度不是一个单纯的选官制度,它也是清廷掌控士绅阶层的工具,士绅阶层是基层社会的真正控制者,掌控士绅阶层也就掌控了延续统治的核心力量。

但是到了清末,一切都变了。1905年,清廷废除了科举制度。

按照梁启超的说法,停罢科举“使数百万老举人、老秀才,一旦尽失其进登之路,恐未免伤其急激”,意思就是废除科举让几百万老举人、秀才失去当官的门路,未免太急切了。

清朝读书人

毁人前途,如杀人父母。废除科举制度损害了士绅阶层的根本利益,使清廷失去了对士绅阶层的掌控权和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大大消解了士绅阶层对清廷的忠诚度。

科举的路子被封了,但新式学堂的门打开了,兴办实业的春风也吹起来了。于是一部分年轻的士绅走进了新式学堂,接受近代新式教育,另一部分士绅放弃了功名思想,下海创办实业。

走进学堂的人,成了具有新思想的知识分子,下海创业的人,成了民族资产阶级,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新的知识分子和民族资产阶级力量逐渐壮大,对现状越来越不满,他们组织了各种学会、商会等团体,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和政治主张,于是,一股新的政治势力——立宪派形成了。

立宪派是从传统士绅阶层中分化而来的,他们主张发展新式教育、创办近代企业,倡导君主立宪和地方自治,其著名代表有张謇、汤寿潜、汤化龙、谭延闿等。凭借强大的经济基础和广泛的影响力,立宪派逐渐在地方经济和政治事务中发挥了主导地位,在清末各种政治力量中居于中坚地位。

张謇

立宪派的政治主张是:改良专制政体,实行君主立宪,分享政治权力,发展资本主义。但这些政治主张与清廷维护满洲权贵利益的目的完全相悖,围绕立宪问题,双方冲突不断升级。

从1910年起,张謇倡导江苏咨议局(省级民意机构,多为立宪派掌握),带头发起了三次全国范围的进京请愿速开国会运动,雪片般的请愿书,蜂拥至京的请愿代表,数百万的民众签名,声势浩大,地方督抚也受其感染,联名上奏,请求立即组织责任内阁,召开国会,以免人心沸腾。

在强大的压力下,清廷承诺五年立宪,然而第二年清廷却搞出了“皇族内阁”,立宪派觉得自己被耍了,认为清廷已经无药可救,纷纷站到了清廷的对立面。

武昌首义后,立宪派领袖、湖北咨议局议长汤化龙发表通电,号召各省响应,之后全国有十几个省以咨议局为中心宣布独立,由此可见立宪派的实力。

1909年10月广东咨议局开幕纪念照

继八旗、绿营、防军、练军、勇营相继堕落后,清廷在新政中开始大规模编练新军,其中以袁世凯的北洋军和张之洞的湖北自强军最为成功,其他各省新军规模都不大。

新军,即新式军队,士兵、军官、思想、武器、制度都是新的,新事物与旧统治有着根本性矛盾,指望新军死忠维护旧朝廷,有点天真了。

新军士兵的选拔标准比较严格,入伍者都是十几岁到二十几岁的青年,家庭成分多是破产农家子弟、手工业者以及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有因科举被废转而投笔从戎的秀才、生员等。

相比之前的旧军队,新军士兵的文化程度整体更高,知识越多想法越多,这些有文化的青年士兵,本身是很容易被革命思想感染,加之社会地位低下和家庭经济情况不好,对社会现状多有不满,一旦被革命者渗透宣传,立马上道。

清末新军

以湖北新军为例,武昌起义前夕,湖北新军大部分已经革命化了,官兵们组织了很多社团,宣传革命思想,发展革命官兵。据统计,当时湖北新军一万五千官兵中,纯革命党人将近两千人,同情革命的有四千人,反对革命的只有一千余人,剩下的是中间派。

士兵如此,军官亦然。清朝末年有一股留学日本的风潮,其中有不少人是学习军事的,这些人到了日本后,见了世面,开阔了眼界,对比日本的兴盛和清国的衰败,正常人都会对清廷感到失望,萌生救国救民的担当精神。

日本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主要活动地之一,孙中山、黄兴等人就长期在日本领导革命工作,而富有激情的留学生自然是革命派重点发展的对象,尤其是军事专业的留学生,更是革命的火种。

军官学校毕业的留学生回国后,正值各省编练、扩大新军之时,清廷希望借助他们争夺督抚们的军权,地方督抚也希望利用他们组建自己的势力,双方争相拉拢他们,所以这批人很容易地走上了新军的领导岗位,如协统(旅长)、标统(团长)、管带(营长),督练公所(编练新军的机构)督办、总教习,讲武堂和陆军小学的教官等。

年轻时期的阎锡山

北洋的吴禄贞、湖北的蓝天蔚、江西的李烈钧、山西的阎锡山、云南的唐继尧等,是其中典型的代表。辛亥革命中,这些新军领袖发挥的巨大作用,有的甚至直接主导了一省的独立。

以上说的都是普通新军,至于北洋新军,都唯袁世凯马首是瞻,而袁世凯被载沣一撸到底,差点被这些满洲权贵搞死,双方早已势同水火,指望袁世凯和北洋新军效忠清朝,无异于痴人说梦。

辛亥革命(剧照)

一个政权的存在,必须获得若干势力集团的支持,清朝末年的情况是汉人不合作,地方离心离德,士绅阶层反目,军队倒戈相向,清廷把不该得罪的势力全得罪了,统治基也全部瓦解,大清帝国也就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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