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龙无首致自相残杀 西安事变后东北军的覆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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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龙无首致自相残杀 西安事变后东北军的覆灭
西安事变当天，王景芳的长官刘多荃担任捉蒋行动总指挥，而身为军官的王景芳则按照命令指挥所在连队包围骊山华清池。他参与了那场改变中国历史走向的“凌晨枪战”，他亲睹了曾经兵强马壮的东北军一夜之间的四分五裂……
只一个钟头蒋介石卫队全被干掉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凌晨4时许，酣睡中的蒋介石突闻枪响，在两名侍卫搀扶下仓惶从华清池五间厅后窗逃跑，藏于半山腰一虎斑石东侧的石峡洞后，后被搜山部队发现扶持下山。
当时，王景芳是上尉副连长，奉命带兵控制华清池外围。虽说“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但接到去抓蒋介石的命令时，王景芳大吃一惊。“我一个上尉副连长只管听命令，但听到去抓蒋介石？我还吓了一大跳呢！我们的校长张学良，胆子也忒大了吧？ ”
直到今天，王景芳想起西安事变那天的枪战场景还后怕，“那天晚上，枪声四起，蒋介石的卫队都是驳壳枪。可我们都是用的捷克式轻机枪和7.9毫米口径中正式步枪。激战近一个钟点，蒋介石的卫队都被我们打死了。 ”
第二天，王景芳和其他人因好奇去蒋介石的住处看看。“墙上、窗子上，尽是枪眼儿呢！按理，事变第二天，骊山、华清池都戒严了，谁都不让靠近的，可是，我们都是东北军的呀，就悄悄地去瞧瞧。 ”
等到了蒋介石房间的门口，把门的不让进，几个军官大骂，把门的一看，这群人气势汹汹，还都是当官的，又是东北军自己人，就敞开大门听之任之了。
“我们这些小军官进去就不老实，有的拿条毛巾，有的拿一条毯子，那上边有枪眼儿呢！留个纪念！是蒋委员长用过的。 ”王景芳回忆道。
2009年12月26日，作家方军在天津采访过一位原东北军的老军官的家属。老军官叫陈维刚，在刘多荃部当上校。西安事变时，陈维刚到蒋介石住过的房间里拿走一条军毯，因为军毯上面有一枪眼儿。新中国成立后，刘多荃当上全国政协委员，还专门去天津看过陈维刚。
“中央军”发十块钱杂牌军只给五块
方军曾向王景芳老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您是否赞成捉蒋介石？”王景芳回答： “我是东北人，眼看着日本人占领东北，当然希望张学良逼蒋抗日。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被迫接受‘停止剿共、一同抗日’的主张，东北军终于要开赴前线抗日了，就冲这点，东北军官兵还是高兴的，打回老家去嘛！ ”
王景芳说，西安事变是被逼出来的，蒋介石不光对东北军另眼看待，对所有地方势力、杂牌军，都认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所以，不仅不拨供给，还想方设法削弱排挤，必欲灭之而后快。
二十九军在卢沟桥一带英勇抗击日军，大刀队杀得日军鬼哭狼嚎，但就因为是西北军，处处遭到蒋介石打压。宋哲元部孤军奋战，弹尽粮绝，几乎整营整团打光。最需要援助的时候，只有蒋介石的“口头嘉奖”，却得不到“中央军”的一点实际支持。实在顶不住了，宋哲元被迫率残部南撤，面对的竟是自己人黑洞洞的枪口！里外夹击下，宋哲元只得沿黄河西撤，到山西后，又备受阎锡山的排挤。这位在喜峰口、卢沟桥和北平抗击日寇侵略的爱国将领，终于被蒋介石逼得精神失常了。
1940年4月，宋哲元在四川绵阳病逝后，八路军朱德总司令和彭德怀副总司令在给他的挽联上写道：一战一和，当年变生瞬间，能大白于天下;再接再厉，后起大有人在，可无忧于九泉。这些“后起之人”，指的是出自二十九军的张自忠、何基沣等爱国将领。
“七·七”事变爆发后，二十九军一七九师师长何基沣因寡不敌众在泊镇突围，率部撤到大名府。日军的追击部队尾随而至，一七九师的将士们视死如归，与敌血战三天两夜，大名府终因一七九师弹尽援绝而失守。何基沣悲愤已极，仰天长叹：“敌人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抵抗政策！ ”他痛感报国无门，拔枪自戕，不惜一死以谢天下。但自杀未成只打伤了左肺，被送进医院抢救脱险。
二十九军老兵王世江回忆说：“我们突出重围后，汇合了部队向南撤退。我是个伤兵，到黄河南岸总该可以了吧？他们竟连伤兵也不许过去治疗。蒋介石排斥异己的做法，在二十九军将士中引起极大的愤慨！蒋介石派特务乘坐铁甲车，打着冯玉祥的名义，说是到前方督战，在连镇车站停着。我和被打瞎左眼的一班杨世亨被连里士兵强行抬上铁甲车。特务们怕发生兵变，不得不把我们几个重伤员带到济南。到处是河北逃难来的难民，他们无依无靠，行乞度日，伤兵杂在难民中根本无人过问。而国民党军要员只顾自己逃命要紧，谁来管我们几个叫花子似的伤兵！我们托人情，苦苦哀求，才能在济南市协和医院挂上号。一个医生一打开我臂上缠的裹脚带，臭气四溢，伤口里的烂肉脓血中已经生蛆，蛆虫四处乱爬。医生掩着鼻子皱着眉，十分武断地说：‘必须把胳膊锯掉！ ’抗日战士怎么能没有胳膊？不得已，我们含恨离开济南。 ”
王世江等人逃离济南之后，打听到兖州有个第三医院。杨世亨架着他上了火车到了兖州，住进第三医院。在医院里，看到蒋介石嫡系部队的病号住在整齐干净的房间里，而东北军、西北军这些从抗战前线下来的重伤员却拥挤在铺着麦草的地铺上。嫡系部队的病号每天吃大米白面，而“杂牌军”伤员却连粗粮都不管饱。嫡系部队病号要什么药有什么药，杂牌军从前线回来的士兵每天只能用消毒水和盐水洗伤口。最令人难忘的是那年的“双十节”，慰问伤病员时，给嫡系部队的病号每人发十元钱，给“杂牌军队”的伤员每人发五元钱，扣了一半！
由于“杂牌军”在医院受到排斥，激怒了伤员，东北军和西北军的伤员联合起来，砸了医院，打了院长。大家就是要争这个理，凭什么都为抗战流血牺牲，都是保家卫国，却人分三六九等？难道杂牌军官兵就不是人？之后，凡能行动的伤兵大部分都离开了医院。王世江因为参加了这次活动，虽然伤未痊愈，也实在难继续住院治疗，便随之自动出院归队。
蒋介石不发动人民群众起来抗日，害怕人民群众起来危及他的独裁政权，认为群众不过是一帮乌合之众。但实际上，人民群众在抗战中表现出来的觉悟之高令世人感佩赞叹。老战士沈甸之回忆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二十九军伤亡惨重，大量伤兵被运往后方。一天下午，他们队里的四个同学护送两车伤员进城，行经板壁店时，把在马路上跑来跑去的一个小男孩轧死了。车子停下来，群众马上围上来，堵住了前进的道路。孩子的父亲闻讯从家里跑出来，一看车上拉的都是伤员时，把右臂一挥，大声喊道：“你们快走！ ”当这四位同学回来讲述这件事情的原委时，大家都情不自禁地流下感动的热泪。
蒋介石的倒行逆施，使东北军、西北军的广大爱国官兵看清了国民党政权的腐朽本质，于是纷纷踏上革命的道路。王世江出院后，眼见部队减员严重，蒋介石又不给补充，比较之下见真伪，王世江觉得，只有跟共产党走，参加八路军才是光明的前途。而和他想法一致的二十九军官兵，当时大有人在。 1938年11月1日，王世江秘密参加了共产党，邱晓亭是他的入党介绍人。
1939年，一七九师师长何基沣也秘密加入共产党，和王世江在一个支部，何基沣和王世江当时都是我党的秘密党员。后来在淮海战役中，何基沣率部起义，使得国民党军的运河防线裂开一大缺口，为解放军的三个纵队迅速渡过运河，切断黄百韬兵团与徐州的联系，赢得了宝贵的时间。而黄百韬兵团的覆灭，吹响了我军淮海战役的胜利号角！
前有东北军的西安事变，后有西北军的临战起义，与其说东北军、西北军与蒋介石心怀二心，还不如说是被蒋介石给逼反的！
群龙无首东北军兄弟相残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护送蒋介石回南京，蒋介石背弃承诺不放张学良回西安，东北军内部四分五裂，自相残杀。王景芳感叹道：“张学良和蒋介石走了！这下可是乱套了，群龙无首了！ ”
张学良被软禁后，东北军内部立刻分裂为“主战派”与“妥协派”两大阵营。孙铭九是张学良的副官，是“主战派”的核心人物。孙铭九扬言：“如果不放张学良，我带手下30万人投靠共产党！”而作为“妥协派”的王以哲，则坚持认为，东北军必须与蒋介石合作，才有出路。
1937年2月2日，孙铭九、苗剑秋、应德田等人召开会议，决定除去东北军上层的妥协派，彻底改造东北军领导核心。王景芳说，孙铭九视王以哲为叛徒，和王以哲同坐一辆车时，在车里将王以哲打死了。随后，孙铭九等人指挥的特务团在西安城内四处搜寻追杀东北军的所谓妥协派。不仅王以哲遇害，就连对军政决策并不起重要作用的原西北剿总参谋处处长徐方、交通处长蒋斌和副处长宋学礼等亦相继被杀。何柱国等最主要的主和首领，因事先得到消息躲入杨虎城的公寓，才幸免于难。
回首这段凄惨往事，王景芳感叹说：“1937年的‘二·二’事件极大地分化了东北军，蒋介石迅速利用这一时机，将东北军这个“中央军”之外的中国最大的军事集团消融于无形，曾经威风八面的东北军自此滑入了覆灭的轨道！ ”
1937年2月3日，驻蒲城的东北军骑10师首先叛变，将杨虎城在蒲城的民团全部缴械。几乎与此同时，驻周至、眉县的东北军106师也宣布效命南京，脱离西安。接着，过去深为张学良所信任的东北军105师刘多荃部也转而与潼关“中央军”接头，逮捕和枪杀曾经积极协助张学良联共的高福源等少壮军官，反过来向西安方面警戒……先是“主战派”打杀“妥协派”，随即，在蒋介石的买通串联、封官许愿与军事威慑下，“妥协派”又转守为攻，扭转被动局势反占上风，东北军就这样被分化瓦解，西北“三位一体”的局面已难以维持。
几天之后，蒋介石就作出决定，所有宣布忠于中央的东北军部队仍留原防不动，其余东北军则被东调豫皖，接受整编。1937年2月8日，“中央军”开入西安。次日，顾祝同率西安行营人员正式进驻西安。随后，红军与东北军、十七路军分别开始与顾祝同谈判，“三位一体”事实上已趋于瓦解。至1937年3月初，东北军正式开始东调。不久，十七路军总指挥部也被撤销，杨虎城被逼出国。
国难当头，东北军还在自相残杀。想起这事，王景芳到今天心里还觉得难受，“西安事变后，近20万东北军群龙无首，并在主战主和问题上发生严重分歧，最后竟发展到内部残杀。真是亲者痛、仇者快！蒋介石也不是胜利者，最终渔翁得利的，是日本人！ ”
李承晚一道令为何致朝鲜战场十万军队一夜覆灭
穆乔为了让这位总统留下来，明知南朝鲜军队正在逃命的路上，有的甚至已经全军覆灭，但还是信口开河地说，南朝鲜军队打得很好，没有哪支部队已经溃败。总统要是留在汉城，能够激励部队的斗志。如果总统逃跑，消息传开，“就不会有一个南朝鲜士兵去抵抗北朝鲜的进攻”了，“整个南朝鲜陆军就会不战而垮”。可是李承晚坚持要走。穆乔的厌恶到了极点，他说：“好吧，总统先生，要走你就走，你自己拿主意，反正我不走！”
李承晚被穆乔的强硬态度震慑住了，可怜地表示他今天晚上可以不走。
穆乔一离开，李承晚立即命令交通部长准备专列，点火待命。
总统要逃跑的消息首先传到国民议会的议员们中间。议员们指责李承晚抛弃了朝鲜人民;但也有的议员认为，如果总统被俘虏，那么南朝鲜就不存在了。为此，国民议会在争论几个小时之后进行了表决，大多数议员主张总统留在汉城，“和人民在一起”。
但是，二十七日凌晨，李承晚和他的家眷以及几个贴身幕僚在战争爆发不到五十个小时后，在黑色的夜幕中乘上专列从汉城逃跑了。临走他终于没敢通知穆乔大使。“他离开以后我才知道他已经逃跑了。”穆乔后来说，“他这么做使我在以后的几个月一直处于有利的地位，因为他先于我离开汉城。”
从为杜勒斯送行的东京机场回来，麦克阿瑟看到的是一份紧急电报，内容是华盛顿批准他使用海空军力量支援撤退中的南朝鲜军队。因为美国远东空军司令乔治？斯特梅莱耶中将正在美国本土开会，于是麦克阿瑟向美国远东空军副司令厄尔？帕特里奇下达了一连串的口头命令――帕特里奇的感觉是，麦克阿瑟在下命令的时候“眉飞色舞，得意洋洋”――他命令美国远东空军在三十六小时内出动，“运用一切可供支配的手段，狠狠揍北朝鲜人，让他们尝尝美国空军的厉害”。麦克阿瑟批准了帕特里奇要求从关岛美军基地抽调一个轰炸机大队到日本空军基地的请求。最后，麦克阿瑟提醒了帕特里奇一句，这句话表示出这场战争的微妙之处：“远东空军全面戒备，谨防苏联对日本的进攻。”
黄昏到来之前，远东空军基地处在一片忙乱之中。侦察机出发去战场照相，机场上的地勤人员在给B-26装炸弹，加油车穿梭往返，飞行员聚集在一起研究朝鲜半岛狭长的地域上每一处应该攻击的目标。
六月二十七日，夜幕降临后，当南朝鲜总统李承晚打算逃离汉城时，十架满载炸弹的美军B-26轰炸机升空了。机群穿过笼罩在日本海上空厚厚的云层，向着朝鲜半岛飞去。
美国远东空军只有六年的历史。这支部队的肩章十分特别：除有与美国其他空军部队一样的机翼外，上面还有一个据说是菲律宾的太阳，还有代表南十字星座的五颗星。南十字星座表示远东空军一九四四年诞生在地球的南半球――澳大利亚的布里斯本;而关于菲律宾的太阳，美国人的解释是――一九四一年美国空军被日本人赶出过菲律宾，远东空军将不忘耻辱。这支年轻的部队在太平洋战争中赢得了值得骄傲的荣耀。战后，远东空军司令部设在日本东京市中心的一幢大楼里，空军的参谋们可以透过窗户俯视裕仁天皇的皇家花园，那种感觉就像在俯视整个日本。
可是这一次，远东空军从一开始就遇上了麻烦。先是起飞的轰炸机因为天气的恶劣和夜色太黑，在汉城以北根本寻找不到北朝鲜人民军的坦克纵队，于是载着炸弹穿过日本海上空厚厚的云层又飞了回来。接着，当远东空军的飞机再次起飞飞抵朝鲜时，半岛上空浓云密布，轰炸机第二次无功而返。
麦克阿瑟对空军的表现怒火万丈。他在电话里对帕特里奇说，必须尽快使用空军，不然南朝鲜陆军就完了！麦克阿瑟的参谋长爱德华？阿尔蒙德少将对帕特里奇说得更明确：要不惜一切代价，把美国的炸弹扔在朝鲜，不管准确与否。换句话说，不管炸弹是扔在北朝鲜士兵头上还是南朝鲜士兵头上，只要把炸弹扔下去！
第二天，侦察机飞行员布赖斯？波驾驶RF-8○A侦察机首先起飞，他终于看见朝鲜半岛上空天晴了。于是，远东空军的大批飞机开始升空。这是B-26轰炸机最倒霉的一天。当它们向三八线附近的铁路和公路扔炸弹的时候，北朝鲜军队的地面防空火力出乎意料地猛烈，几乎每一架B-26都被打中。其中的一架迫降在汉城附近的水原机场上，另外一架受损严重的飞机虽然返回了日本基地，但已经彻底报废了。最悲惨的是，一架被打得千疮百孔的B-26在日本芦屋机场迫降时一头栽到地面上，机上所有人员全部丧命。F-8○战斗机的损伤比轰炸机轻一些，但是由于从日本机场到朝鲜战场的距离几乎是这种飞机活动半径的极限，所以飞行员都在提心吊胆地作战，以免稍不留神就回不了家了。他们在汉城以北的公路上发现了长龙般的坦克和卡车队伍，他们真的“不管准确与否”就开始了攻击。“长达八十公里的公路上火光冲天”。遭到南朝鲜第一师师长白善烨咒骂的是B-29轰炸机。这种被称为“空中堡垒”的战略轰炸机本来在纯粹的战术支援行动中不该出动，但在麦克阿瑟的坚持下还是出动了四架。四架巨大的轰炸机上的机组人员采取的是一种极端的方式――只要发现地面上有目标，不管是一堆士兵还是一队坦克，也不管是敌方还是友方，拿他们的话讲：“只要看上去值得轰炸，就扔炸弹。”结果，沿着汉城北边的公路和与公路平行的铁路飞行的B-29轰炸机把携带的绝大部分炸弹扔在了向南撤退的南朝鲜士兵头上。连远东空军的参谋人员都觉得这样使用战略轰炸机“很奇怪”，但无奈“麦克阿瑟将军要求最大限度地显示美国空军的力量”。
就在李承晚逃跑的那天夜里，北朝鲜人民军的一支先锋部队第三师九团已经连同坦克一起突入到汉城的东北角。南朝鲜军依据城市边缘的一个个小山包还在抵抗。北朝鲜人民军的飞机向汉城撒下传单，要求南朝鲜方面立即投降。
一九五零年六月二十七日晚，对于居住在汉城的人们来说是个地狱之夜。
惊慌失措的市民在广播中听见“政府和国会临时迁往水原”的消息后，终于知道大难临头了。汉城市民扛着行李拥向火车站，所有往南开的火车都挤满了逃难的人。挤不上去火车的，动用了自行车、牛车，有的干脆步行，百姓混杂在溃败的军队中间向南逃散。据史料记载，那一天从汉城逃离的难民有四十万之众。
这一天，美国使馆里也乱成一团。穆乔大使本来抱着一线希望，认为“即使共产党占领汉城，也能宣布使馆人员有外交豁免权”，因此决心坚持到最后。但经过向国内请示，国务卿艾奇逊坚决反对，理由是“美国使馆人员很可能会成为共产党的人质”。于是，穆乔决定逃离。枪炮声越来越近，不时有南朝鲜士兵来报告说，北朝鲜军队随时可能冲进汉城市区。使馆人员慌忙把保险柜抬出来，开始在黑夜中烧掉他们认为所有不能落入共产党之手的文件。烧文件的火光看上去好像是整个使馆开始燃烧，这更增加了汉城市民们的恐惧。使馆的安全人员开始炸毁密码机。穆乔大使在与麦克阿瑟通电话，没说几句电话就断了，原来使馆人员用大铁锤把电话交换机给砸了。最后，使馆人员的家眷被送上一艘名为“伦霍尔特”号的临时征用船离开了南朝鲜海岸，而工作人员则登上飞机飞往东京。穆乔又回到大使馆，他开出吉普车，想去寻找现在已不知在何方的南朝鲜政府。当吉普车驶离大使馆时，穆乔回头看了一眼，美国的国徽还挂在使馆上。穆乔想到应该摘下美国国徽，但已经没有时间了。令他想不到的是，北朝鲜军队占领汉城后，竟然对美国的国徽没怎么在意。几个星期后，当穆乔随着美国军队的进攻再次回到汉城时，国徽居然还在那里完好无损地悬挂着。
按照周密制定的汉城防御应急计划，汉城以北的每个重要桥梁和公路都应在危急的时刻被炸毁。但是，在南朝鲜军队一泻千里的溃败中，计划上的任何一个字都没有被执行，防御应急计划等同了一张废纸。只是，有一座大桥的炸毁计划却执行得异常坚决，这就是汉城以南汉江上唯一的大桥，即汉江大桥。这座大桥是汉城通往南方的唯一通路，在大量的难民和溃败的军队向南撤退时，这座大桥等同于生命线。因此，当得知南朝鲜军队要炸毁这座大桥时，美国顾问团参谋长赖特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向南朝鲜作战局长金白一说，在部队、补给、装备等没有撤过汉江大桥的时候，绝对不能炸毁大桥。金白一不听。赖特恼羞成怒地再次解释说，即使南朝鲜军队的撤退，也要完全指望这座大桥。何况还有成千上万的难民正在通过这座大桥。最后，赖特找到南朝鲜陆军参谋长蔡秉德，才商定出一个原则：确认敌人的坦克接近桥畔时，再爆破。
但是，在南朝鲜国防部更高官员的命令下，南朝鲜军还是决定立即炸毁大桥。理由是，重要的不是成千上万的南朝鲜士兵和难民的生命，而是决不能让北朝鲜人民军的坦克渡过汉江。守卫汉城的南朝鲜第二师师长提出抗议，师长说他的部队还在市区，装备也还没有撤出，汉江大桥不能现在就炸毁。在参谋长蔡秉德已经过江的情况下，南朝鲜作战局副局长立即奔向大桥，企图命令暂缓引爆。但是他的军用吉普车在难民的人流中根本走不动，等他好容易到达距离大桥还有一百五十米的地方时，他看见一个巨大的橙色火球从汉江大桥上冲天而起，接着就是一声惊天动地的大爆炸。在骇人的火光中，南朝鲜作战局副局长眼见着汉江大桥上的车辆、难民、士兵，连同桥梁的碎片，一起飞向火红色的夜空。
汉江大桥被炸毁的时间是：二十八日凌晨二时十五分。
这时，南朝鲜的陆军主力第二、第三、第五、第七师和首都师还在汉城的外围阻击，拥挤在汉江北岸等待过桥的军队车辆在公路上排成八列，士兵和难民拥挤在一起“连身体都无法转动”。这一切都随着汉江大桥的炸毁被留给了北朝鲜人民军。
美国《时代》周刊记者弗兰克·吉布尼目睹了汉城的这个地狱般的夜晚。他后来记叙说：我和我的同事坐在一辆吉普车上，用了很长的时间才从被难民和车辆塞满的汉城街道上挣脱出来。然后在公路上和头上顶着包裹的难民艰难地往南走，最后我们的吉普车终于上了大桥。在大桥上，吉普车寸步难行，前边是一队由六轮卡车组成的车队。我下了车，想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走不动，但我发现桥面上被难民挤得水泄不通，根本没有我下脚的地方。我回到车上等候。猛然间，天空被一大片病态似的橘黄色火团照得通亮，前边不远的地方传来一声巨大的爆炸声，我们的吉普车被气浪掀起有十五英尺高。当时，吉布尼的眼镜被炸飞，他满脸都是血，什么也看不见。等他能看到周围的物体时，他看见在断裂的桥面上到处都是尸体。
过早地炸毁汉江大桥，把美国顾问团也扔给了北朝鲜人民军。赖特参谋长好容易找来几条运送难民的木船，但难民根本不理会他们是什么美国人。结果，美国人开枪了，意思是要么给船，要么吃枪子儿。南朝鲜船工在美国人的枪口下把惊恐万状的美军顾问们送过了汉江。
过早地炸毁汉江大桥，给南朝鲜军队带来了“灾难性后果”。往南溃败的南朝鲜士兵有的用木筏、有的干脆游泳向南逃命，不少士兵被江水吞没，所有的武器装备全部丢失。后来的事实证实，炸毁大桥十个小时后，北朝鲜人民军才进入汉城市区，十二个小时后才到达汉江。如果炸桥时间推迟几个小时，南朝鲜军的两个整师和大部分物资都可以过江。据史料统计，战争爆发时，南朝鲜陆军共有九万八千多人。二十八日汉江大桥被炸毁后，逃过汉江的南朝鲜军队仅剩下两万多人。虽然后来南朝鲜军事法庭以“炸桥方式不当”为罪名，枪毙了负责炸毁汉江大桥的工兵处长，但这次事件给南朝鲜军队心理上造成的影响却长时间难以消失。正如《美国陆军史》中所言：“韩国部队从此便以惊人的速度崩溃了。”
很明显，靠南朝鲜军队来挽救朝鲜战争的局势是绝对不可能了。
当南朝鲜军队唯恐落后地往南逃命的时候，在朝鲜半岛之外，却有一个人要佩带一把手枪迎着北朝鲜军队的进攻北上，这个人就是七十岁的麦克阿瑟。
麦克阿瑟决定的事没有人能够更改。
朝鲜战争爆发以来，麦克阿瑟就对美国政府甚至是联合国产生了强烈的不满。汉江大桥被炸毁的那个晚上，他给华盛顿打电报，用强硬的口气说：美国的行动太迟缓，南朝鲜已经危在旦夕。半夜，他又在给华盛顿的电传中说：除非给南朝鲜部队注入一针兴奋剂，否则用不了几个小时战争就结束了。麦克阿瑟让美国迅速行动的意思很明显，那就是直接派出地面部队参战。
从联合国宪章上讲，杜鲁门批准美国空军飞到朝鲜去轰炸，已经是一种违宪行为了，这一点杜鲁门很清楚。美国政府现在需要的是：联合国通过一个认可武装干涉朝鲜战争的提案。在美国的操纵下，同时也是在苏联代表缺席的情况下，一九五0年六月二十七日下午十五时，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会议，激烈的辩论长达几个小时，中间宣布休会几个小时，直到半夜，一个以联合国名义公然干涉一个国家内战的提案通过了：“联合国成员国向大韩民国提供此类必要的援助，以制止武装进攻，恢复该地区的和平和安全。”现在，美国已经开始的军事行动不但合法了，而且还有了进一步升级的权力。
当麦克阿瑟把要去朝鲜的命令告诉他的座机驾驶员安东尼·斯托里中校时，中校认为这个老头儿只是在开个玩笑。麦克阿瑟把四名记者叫到他的办公室宣布他的决定，并说可以带他们一同前往，只要他们不怕死。麦克阿瑟故意把这次行动说得恐怖而刺激：“这架飞机没有武装，同时没有战斗机护航，也没有把握说出它能在哪里降落。如果明天出发前见不到你们，我会认为你们去执行别的任务去了。”记者们被这几乎像冒险电影一样的气氛迷住了，表示他们都想去。其实，这是麦克阿瑟的又一次表演。别说这是飞往战场，就是麦克阿瑟乘机出去游玩，远东空军也不可能让最高司令官的专机单独飞行。
麦克阿瑟的座机叫“巴丹”号。巴丹是菲律宾吕宋岛中部一个省的名字。二战时，麦克阿瑟的部队在这里战败，七万名美军向日军投降，战俘中后来被日军虐待而死的达一万人。“巴丹”号在日本羽田机场即将起飞的时候，天气极其恶劣。斯托里中校得知的天气预报是风暴、有雨和低云。当他向麦克阿瑟主张推迟一天起程时，麦克阿瑟正在刮脸。斯托里中校听到的是一句阴沉的回答：“立即起飞！”在四架战斗机的护航下，“巴丹”号载着麦克阿瑟、他的五名参谋，还有四名记者向朝鲜半岛飞去。在飞机到达巡航高度时，麦克阿瑟开始抽他的烟斗。美国《生活》杂志随行记者戴维·道格拉斯后来写道：“麦克阿瑟精神抖擞，两眼闪闪发光，就像我看见过的高烧病人的面孔。”
当着记者的面，麦克阿瑟口述了一份给远东空军副司令帕特里奇的电报，内容是：立即除掉北朝鲜机场。不做宣传报道。麦克阿瑟批准。这个电报意味着：美军飞机可以越过三八线进行攻击。记者们知道，美军的攻击范围被严格控制在三八线以南，这是华盛顿从来特别强调的，原因是担心苏联介入朝鲜战事。公开违背华盛顿的命令，对麦克阿瑟来讲是个乐趣。这是朝鲜战争爆发以来，麦克阿瑟第一次在重大问题上越过总统权限自作主张。如此的狂妄是导致他日后悲剧命运的诸多因素之一。
麦克阿瑟的专机降落在水原机场，这是位于汉城以南的一个美军机场。在“巴丹”号还没有起飞的时候，水原机场就遭到北朝鲜人民军的攻击，跑道顶端的一架C-54型飞机着火了。跑道本来就很短，起火的飞机又使跑道缩短了二十米。更为严重的是，当“巴丹”号向水原机场的跑道下滑的时候，不知从哪儿钻出一架人民军的雅克式飞机，飞机直冲“巴丹”号而来。机舱内所有的人都惊叫起来，只有麦克阿瑟兴奋地说：“看，我们会把它好好收拾一顿的！”靠着斯托里灵巧的规避动作，“巴丹”号安全地降落在水原机场。这时，跑道顶端的那架C-54飞机还冒着浓烟。
相关参考
西安事变解决后民众庆祝游行本文摘自《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杨奎松著，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西安事变后，张学良护送蒋介石回南京后被扣。蒋介石决定全面控制陕西及贯穿陕甘两省的主要交通线，中央
东北军是民国时期举足轻重的一只部队，部队装备精良，曾经人们一提到东北军的时候，首先就会想到无可抵挡、兵强马壮。中原大战最关键的时刻，少帅张学良挥师入关，冯玉祥、阎锡山顿时灰飞烟灭，东北军势力遍及整个北
日本在东北实施鸦片战略可上溯至日俄战争之后。自1905年日本占领旅大地区（日本称为“关东州”）和攫取“南满铁路”起，这些地区就成为日本向中国内地走私毒品的基地。“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曾仿效英国殖民主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于1937年1月2日乘飞机回溪口老家，除了养伤以外，主要处理西安事变的「”善后”问题。1月13日，张学良被送到溪口软禁，杨虎城的代表李志刚和东北军的代表米春霖、鲍文樾及随员于
1851年1月11日，38岁生日这天，洪秀全在广西金田村振臂一呼，建立太平天国，掀起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之农民革命运动。1851年9月，太平军攻占永安，而后分封建制，初步建立政权。1852年10月
张学良（前排左）和蒋介石（前排右）1936年12月12日，国民党东北军张学良和十七路军杨虎城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毅然联合发动“兵谏”扣留了蒋介石，随即通电全国，提出八项救国主张。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
示意图九一八后，东北军五个地方旅，在齐齐哈尔嫩江桥一带，重创日军第二师团。打响抗日战争第一仗，打醒了中国人，打怕了日本人。一时中外震惊。1.5万/3万，东北军以少战多，从容撤出。寡不敌众，总指挥马占山
九一八事变1931年（昭和六年）9月18日晚上，一部分关东军自导自演了南满洲铁路的爆炸事件，并栽赃于中方，以此为借口开始攻打张学良的东北军，企图吞并被称为满洲的中国东北地区。当时驻扎中国东北的关东军兵
抗日名将被俘后全家就义 伪军连开三枪残杀独子 头颅送往各地示众
王凤阁，1895年出生于吉林通化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他的父亲以教书为生，从小便教育王凤阁要通晓大义，长大后王凤阁也立志要建功立业，报效国家。9.18事变以后，王凤阁看到山河破碎，国土沦丧，大好河山遭日
诸葛亮病逝于五丈原时，蜀军因为群龙无首，随即撤退。同时，蜀军还发生内讧，杨仪和魏延闹了起来，魏延逃走，杨仪派马岱追杀魏延。可以说，当时的蜀军，处在十分危险的境地。这时候，如果司马懿乘势追击，发动大军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