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犬养毅死亡真相死前仍试图以理服人

Posted 2023-01-07 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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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目录

1、揭秘犬养毅死亡真相死前仍试图以理服人

2、包括犬养毅等多名日本人

揭秘犬养毅死亡真相死前仍试图以理服人

　　犬养毅：犬养毅是怎么死的？ 1932年5月15日是星期日，天气晴好。犬养毅独自在首相官邸休息，一名大夫来为他治疗鼻子。

　　此时，夫人、秘书、护卫均已外出。体检时，身体未检出任何异常。犬养毅对医生说，“全身查遍了也没有异常，兴许能再活个100年吧”。

　　傍晚5时半左右，十余名海军青年将校和陆军士官见习生强行冲入官邸。犬养毅毫不慌张，将诸人请至接待室。不久便听见接待室内传出“开枪！”的叫喊声，然后是手枪射击的声音。

　　侍女们赶到时看到犬养毅鼻子流着血，但意识尚清醒，说道，“把刚才开枪打我的人带走。好好问问，听他怎么讲”。可见到最后时刻犬养毅仍决心以言论来说服对手。

　　后据传，在凶手射击前，犬养毅曾说“有话好好讲”，但杀手则冷冷地说“多说无益，射击！”，然后便开枪。

　　晚10时左右开始大量吐血，但还在鼓励周围的人，说，“这是积在胃里的血。不要担心”。但之后逐渐衰弱，最终于晚11时26分死亡。犬养毅时年77岁。

　　此一事件后被称作五一五事件。事件发生后，关于森恪可能是事件操纵者的谣言不绝于耳。

　　据古岛一雄的法庭证词，当时赶到首相官邸的森恪的样子十分古怪。而且，森对犬养毅持批判态度，时常监视其行动并通报给军部也是事实。

　　但由于到最后也没弄清楚杀手是如何知道犬养毅的住所的，森恪的共谋说始终未能被证实。但也有人认为，一来没有确凿的证据，二来森和犬养毅从年轻时就比较亲近，不应是其所为。

　　5月19日于官邸大厅举行了隆重的葬礼。

　　参加仪式者众多，其中还包括当时正在日本访问的英国著名喜剧电影演员查理·卓别林。

　　遗骨后犬养毅葬于位于东京港区的青山墓地。

包括犬养毅等多名日本人

　　在兴中会最早见诸名单的129名会员中，就包括犬养毅、宫崎寅藏兄弟、山田良政、萱野长知等多名日本人。并且实际参与者远远不止这个数目。

　　1898年，日本首相大隈重信提出「大隈主义」，他在一篇被大量引用的文章中号召中日密切合作、中日联合，他坚决认为西方列强侵略的根源是种族性的，是白种人对黄种人的鄙视，日本除了援助中国外别无选择？：「中国人民的生存决不只是事关他人的福利，它涉及日本人自身的根本利益。」为此，日本人必须研究中国，到中国旅行，与中国人交往。中国和中国人，一时间成了日本的热门话题。在当时日本的通俗读物中，充斥着「到北京去」这类流行口号。「大隈主义」很复杂，不是一个肯定或否定可以概括的。一方面，不能说它是「骗局」，「大隈主义」的提出有深厚的历史、现实背景，当时日强中弱，中国不可能对中国形成威胁，在某种程度上真诚地「扶植」中国有利于日本的国际处境的提升;另一方面，它当然不是希望中国强大，作为日本人，大隈重信没有这个义务，作为日本首相，不可能把支持中国作为自己的施政目标，除非他有精神分裂症。

　　很碰巧，由于中国的贫弱，孙中山等革命党人也希望联合亚洲国家抵御西方列强，包括尼赫鲁在内的亚洲精神当时都有这种类似的想法。

　　在宫崎寅藏、平山周之后，更多的日本政坛重量级人物开始与孙中山接触，孙中山成为他们眼中的「有用之材」——犬养毅、大隈重信、头山满、尾崎行雄、副岛种臣、久原房之助、山田良政、萱野长知等人。这些人基本上都是清政府的死敌，但是在革命的逻辑里，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所谓「大隈主义」、「亚洲主义」有点复杂，简单说不清楚，至于日本人接纳孙中山流亡该国的动机，倒是一清二楚，这一点在后任首相犬养致陆实（时任《日本新闻》主编）的信（1898年2月3日）中说得很清楚：「拜启：持呈函之平山周氏现与孙逸仙氏同寓一处。最近，尚有王陈（指王质甫、陈少白）二人来此。彼等亦广东革命党员。弟刻下卧病中，诸事不能兼顾。与神鞭君磋商结果，务请吾兄代为照顾彼等一切。至于生活费用，由平冈浩太郎氏按月送上，他日当面谢平冈也。愿吾兄将彼等掌握住，以备他日之用。但目下不一定即时可用也。彼等虽是一批无价值之物，但现在愿以重金购置之。自去岁以来，弟即暗中着手作此计画矣。书不尽意。」信中写得很明白，孙中山、陈少白等人虽然在当时「是一批无价值之物」，但今天「重金购置」，日后会有大用。

　　而像宫崎寅藏这样支持孙中山的日本浪人，不可否认，在他的身上有某种侠肝义胆的风范，他们也被孙中山身上的某些精神所深深折服，但是他们所有的考虑，都不可能违背日本的利益，而单方面考虑革命党人的利益，宫崎寅藏在1898年12月12日指出：「今后日本对中国的方策不外乎下列三案：第一，援助现今的爱新觉罗政权，以改善中国。第二，拥护皇上，号令天下，以组织新政府。第三，团结民间的革命党，推行大革命，以重新整理中国大陆。」「此君臣既不足以用，究竟应以何来挽救中国时局？舍革命莫属。目前，南方革命党的领袖孙逸仙正在隐身日本，用不用他是日本的自由。」简而言之一句话，日本人用不用孙中山这样的政治潜力股，完全取决于日本自己的利益。

　　此外，黄兴身边的萱野长知，宋教仁身边的北一辉，他们所持有所谓的「亚洲主义」精神，是一枚硬币的两个面，这种所谓的「友好」，很容易滑向侵略主义的魔界，甚至从一开始就不怀好意，而北一辉则是日本有名的军国主义教师爷。在兴中会最早见诸名单的129名会员中，就包括犬养毅、宫崎寅藏兄弟、山田良政、萱野长知等多名日本人。并且实际参与者远远不止这个数目。据萱野长知古籍，跟随革命党积极活动的日本人，大约有300人。仅广州惠州一役，参加「中国革命」的日本人便有平山周、山田良政、尾崎行昌、岛田径一、宫崎寅藏等人，其中山田良政在逃跑的路上被清政府军逮捕杀掉。

　　兴中会成立初期，革命党人中非常缺乏富有文彩的人，所使用宣传的材料，仅仅有《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以及选录明朝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内的《原君》《原臣》。与此同时，康、梁保皇改良派所出版的杂志、报纸却是风行于海内外。只是在戊戌变法前，上海就有《时务报》、澳门有《知新报》;戊戌年之后，有横滨的《清议报》《新民丛报》、神户的《亚东报》、新加坡的《天南新报》、檀香山的《新中国报》、旧金山的《文兴报》、纽约的《维新报》、澳洲的《东华新报》等等。与此相比，革命党人的宣传阵地相形见绌。即便是被称为兴中会地盘的横滨、檀香山两地，保皇改良派的势力也是占绝对优势。1899秋天，孙中山派陈少白到香港组织创办《中国日报》，当年十二月份出版，这份报纸是革命派报纸的滥觞。但是因为操笔论政者，对于欧美新思想非常匮乏，并不被当时的社会所重视。1900年以后，东京留学生逐渐受自由平等学说熏陶，接受革命排满学说的人也逐渐增多，《译书汇编》《开智录》《国民报》等缤纷并起，《湖北学生界》《浙江潮》《新湖南》《江苏》等月刊继起，这样一个契机，留学日本的有志之士与兴中会领袖们的政见逐渐熔为一炉。革命出版物，由是开始呈风起云涌之势，在1903年上海《苏报》案发前后，革命党人的书报进入全盛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