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顺治“罪己诏”―自我批评的皇帝

Posted 2023-01-05 皇帝

篇首语：水滴集多成大海，读书集多成学问。本文由小常识网(cha138.com)小编为大家整理，主要介绍了三、顺治“罪己诏”―自我批评的皇帝相关的知识，希望对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本文目录

三、顺治“罪己诏”―自我批评的皇帝

　　皇帝是满清入关后的第一位皇帝，他以皇帝之尊，极其刻苦地学习汉族文化，天未亮就起床读书，汲取了大量的文化知识，不断完善他的统治方法和手段。当时的福临，只有十几岁，以我们今天的实际情况来看，他不过是个孩子，但那时的他就能有这般见识，这般作为，实属难能可贵了。结合顺治帝生前一系列表现，与遗诏中所体现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 > 　　1.临终之事> > 　　顺治18年（1661年）正月初三，福临染上天花，卧病不起，四天后，病死于养心殿。在他躺在床上的四天里，他做了两件事。第一，在立帝人选上，他派人征求自己最敬重的西洋传教士汤若望的意见。汤若望认为玄烨出过天花，已具有免疫力，因此应立玄烨。身染天花的福临就立了玄烨为太子，即皇帝位，是为。第二，辞世前一天，他召礼部侍郎兼翰林院掌院学士王熙入养心殿面谕遗诏。> > 　　顺治皇帝是满清入关后的第一位皇帝，六岁登基，十四岁亲政，二十四岁去世，打理朝政、主持军国大事十年，政绩颇多。他以皇帝之尊，极其刻苦地学习汉族文化，天未亮就起床读书，为了背诵一些名篇名著，彻夜不睡。在每日处理大量的军务政务的同> > 　　顺治帝福临，是清朝入关后的第一位皇帝。他是的第九子，生于崇德三年（1638年），崇德8年8月26日在沈阳即位，改元顺治，在位十八年，卒于顺治18年（1661年），终二十四岁。> > 　　时，汲取了大量的文化知识，不断完善他的统治方法和手段。在军事上，面对全国蜂起的战乱，他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制定了重抚轻剿的策略，大胆放手地任用汉族降官，不断取得军事上的胜利，稳定了国内局势。在政治上，他整顿吏治、严惩贪官，力求建立廉洁、高效的行政机构。当时的福临，只有十几岁，以我们今天的实际情况来看，他不过是个孩子，但那时的他就能有这般见识，这般作为，实属难能可贵了。> > 　　2.遗诏之解> > 　　下面就是他的遗诏，这份遗诏是顺治帝临终前最后一次自责自切，也是他自我批评精神的最后体现。> >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 > 　　朕以凉德承嗣丕基，十八年于兹矣。自亲政以来，纪纲法度、用人行政，不能仰法太祖、太宗谟烈，因循悠乎，苟安目前，且渐习汉俗，於淳朴旧制日有更张，以致国治未臻，民生未遂，是朕之罪一也。> > 　　（这一条，顺治检讨说，自己并无高厚的德行，却继承了祖宗大业，但却没有治理好国家，没有致福于百姓，这是自己的一条罪过。）> > 　　朕自弱龄即遇皇考太宗皇帝上宾，教训抚养，惟圣母皇太后慈育是依，大恩罔极，高厚莫酬，惟朝夕趋承，冀尽孝养，今不幸子道不终，诚悃未遂，是朕之罪一也。> > 　　（这一条，说自己先母亲去世，不能孝养母亲，是自己的罪过。）> > 　　皇考宾天时，朕止六岁，不能衰经行三年丧，终天抱恨，帷事奉皇太后，顺志承颜，且冀万年之后，庶尽子职，少抒前憾，今永违膝下，反上廑圣母哀痛，是朕之罪一也。> > 　　（这一条，再强调父亲去世时，自己因尚年幼，未尽孝仪，本应在母亲去世时给予弥补，但今不能承欢母后，反给母亲带来痛苦，是自己的罪过。）> > 　　宗皇诸王贝勒等，皆系太祖、太宗子孙，为国藩翰，理应优遇，以示展亲。朕于诸王贝勒等，晋接既正东，恩惠复鲜，以致情谊暌隔，友爱之道未周，是朕之罪一也。> > 　　（这一条说，对宗室诸王贝勒等满洲亲贵未能照应周全，是自己的罪过。）> > 　　满洲诸臣，或历世竭忠，或累年效力，宣加倚托，尽厥猷为，朕不能信任，有才莫展。且明季失国，多由偏用文臣，朕不以为戒，反委任汉官，即部院印信，间亦令汉官掌管，以致满臣无心任事，精力懈弛，是朕之罪一也。> > 　　（这一条说，在施政之中偏向任用汉族大臣，疏远了满洲官员，是自己的罪过。）> > 　　朕夙性好高，不能虚己延纳，於用人之际，务求其德于己相侔，未能随材器使，以致每叹乏人。若舍短录长，则人有微技，亦获见用，岂遂至于举世无材，是朕之罪一也。> > 　　（这一条说，自己用人所持标准过高，没能很好地发现人才、使用人才，是自己的罪过。）> > 　　设官分职，惟德是用，进退黜陟不可忽视，朕于廷臣中，有明知其不肖，刀不即行罢斥，仍复优容姑息，如刘正宗者，偏私躁忌，朕已洞悉于心，乃容其久任政地，诚可谓见贤而不能举，见不肖而不能退，是朕之罪一也。> > 　　（这一条说，自己对不称职的官员未能及时撤换，是自己的罪过。）> > 　　国用浩繁，兵饷不足，然金花钱粮，尽给宫中之费，未常节省发施，及度支告匮，每令会议，即诸王大臣会议，岂能别有奇策，只得议及裁减俸禄，以赡军需，厚己薄人，益上损下，是朕之罪一也。> > 　　（这一条说，自己在宫中花费过多，影响了官员的俸禄，是自己的罪过。）> > 　　经营殿宇，造作器具，务极精工，求为前代后人所不及，无益之地，靡费甚多，乃不自省察，罔体民艰，是朕之罪一也。> > 　　（这一条说，自己在宫殿建造和器具使用上花钱太多，未能体谅百姓生活的艰辛，是自己的罪过。）> > 　　端敬皇后於皇太后恪尽孝道，辅佐朕躬，内政聿修，朕仰奉慈纶，追念贤淑，丧祭典礼概从优厚，然不能以礼止情，诸事太过，岂滥不经，是朕之罪一也。> > 　　（这一条说，自己宠爱的董鄂妃去世时，自己不能控制自己的感情，丧葬之礼违反定制，过于铺张，是自己的罪过。）> > 　　朕性闲静，常图安逸，燕处深宫，御朝绝少，以致与廷臣接见稀疏，上下情谊否塞，是朕之罪一也。> > 　　（这一条说，自己图清闲，很少上朝，致使与大臣们缺少联系，是自己的罪过。）> > 　　人之们事，孰能无过，在朕日御万儿，自然多有违错，惟肯听言纳谏，则有过必知。朕每自恃聪明，不能听言纳谏。古云，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朕于斯言，大相违背，以致臣士缄然，不肯进言，是朕之罪一也。> > 　　（这一条说，自己自以为聪明，听不得不同意见，以致大臣们不肯进言，是自己的罪过。）> > 　　朕既知过，每自责生悔，乃徒尚虚文，未能者改，以致过端日积，愆戾逾多，是朕之罪一也。

揭秘历史上第一个被记录在案的敢于“罪己”的皇帝

一般有担当有修为的人一旦犯了错误就会写一份检讨书，作自我批评，以便检讨过去，修正未来。其实，一般人有了错误要写检讨书，而古代皇帝的检讨书不叫检讨书，而叫做“罪己诏”。当然，在古代帝制社会，皇帝贵为天子，富有四海，乃九五至尊，天下主宰，天下臣民每睹尊容，必三呼“万岁”。像这样的高端人物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是不会低头认错的。但纵观二千多年的中国帝制史，也曾出现过一些写“罪己诏”检讨自己错误的皇帝，而第一个检讨自己错误、敢于自我批评的中国皇帝就是汉武帝刘彻。这位大汉王朝的一代雄主的自我检讨和自我批评使他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被正式记录在案的敢于“罪己”的皇帝。

汉武帝刘彻是汉景帝刘启的第十个儿子，其母皇后王娡。他四岁时被册立为胶东王，七岁时被册立为太子，十六岁登基，在位五十四年，创建了大汉王朝最辉煌的业绩。刘彻生于中国历史上的“文景之治”时代。当时大汉王朝经历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国家面貌发生巨大变化，“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而不可食”。刘彻从小就尽情地享受着盛世的红利，大概还在上幼儿园年龄，他就当着自己的小表妹陈阿娇夸口说：“若得阿娇，当以金屋储之。”小小年纪，就有如此大的口气，让人叹为观止。就这样，刘彻的一句话便留下了“金屋藏娇”的千古佳话。现代的许多人都是最早从这个典故中知道汉武帝刘彻的。

作为汉武帝的刘彻一生重视人才的选拔和培养，不仅爱才，而且惜才。在任人唯亲和论资排辈的封建专制时代，汉武帝一不会因言废人，只要有才华，即便持不同政见，汉武帝照样求贤若渴，如重用政见不同、狂傲不羁的主父偃;二是敢于破格提拔：因为有能力，就是草芥家奴出身，汉武帝依然破格提拔，如提拔家奴出身的卫青为大将军。不仅如此，汉武帝甚至摈弃正统，容纳异类，慧眼发现东方朔，以至于对东方朔的诤言击节赞叹，言听计从。初读《子虚赋》，汉武帝即大为倾慕;得见作者司马相如，如获至宝，让他享受与自己同等的写作待遇。能识人、能容人、能用人，汉武帝千古无二。秦始皇、汉高祖视文人为腐儒，唐太宗、清高宗或能知人，终究雅量阙如。但是，汉武帝恰恰在人才的重用上犯下了一个天大的错误，他阉割了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史学家司马迁。也正因为这个错误使汉武帝站到了被告席上，备受指责、争议和批判。

纵观汉武帝的一生，不难看出，他虽然是深知自己历史责任的一代有为皇帝，但他又是一个任性杀伐的暴君，他既立下南征北战的盖世之功，又给天下苍生带来巨大灾难;他宠爱他喜欢的女人，他也可以为了江山，杀掉自己宠幸的女人;他绝顶聪明，又异常糊涂，为了得到一匹汗血宝马，居然不惜牺牲数万人的生命。

毫无疑问，作为汉武帝的刘彻不仅继承了“文景之治”时代的一切红利，而且也有更高的政治追求，他对内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加强封建统治;对外废除和亲，反击匈奴，一洗中原王朝几代人的耻辱。完全可以说，汉武帝的文治武功改变了华夏民族的历史进程，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但可惜的是，他最终没能跳出历史的局限而走向了反面。他推行“推恩令”，任用酷吏，甚至以“腹非”之名定罪，最终把强化统治变成了专制暴虐;他率性用兵，杀人灭国，最终把反击侵略变成了穷兵黩武。他穷奢极欲，大建宫室别馆。他花心好色，后宫美女无数。他梦想成仙，崇信妖人。他热衷封禅，遍祀诸神……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正是因为汉武帝如此地张扬挥霍，不恤民力，激化了各种社会矛盾，国家的经济状况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匈奴人袭边的事件时有发生，老百姓揭竿而起的义举此起彼伏，宫廷内部的争斗不断，特别是他亲自逼死了太子刘据以后，大汉王朝日渐衰落的局面令这位步入暮年的老皇帝不能不清醒起来。征和四年，即公元前89年，当有大臣建议在轮台，即今天的新疆轮台屯兵时，年近七旬的汉武帝立即召集群臣，颁布了被历史学家称之为“仁圣之所悔”的《轮台罪己诏》。

在《轮台罪己诏》诏书里，他对平生功业没有用“两分法”，也没有用三七开或四六开，而是“深陈既往之悔”，毫不掩饰地承认自己执政的失误，大胆公开地作自我批评，他说：“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他决心改正错误，他说：“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同时，对自己迷信神仙的事也作了深刻反省，他说：“向时愚惑，为方士所欺。天下岂有仙人？尽妖妄耳！”敢于罪己，置自己过失于天下舆论中心，汉武帝无疑是第一人！至此，后代皇帝犯了大错，也会下“罪己诏”，公开认错，展示明君姿态。但是，《轮台罪己诏》无疑中国历史上第一份皇帝的检讨书，汉武帝是中国皇帝敢于检讨自己错误、敢于自我批评的典范。

后元二年，即公元前87年，汉武帝一病不起，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执拗地把年仅八岁的小儿子刘弗陵立为太子，却残忍地逼令其母亲钩弋夫人自杀，为的是避免重蹈汉初吕后干政的覆辙。接着又任命霍光、桑弘羊、上官桀等人为辅政大臣。不久，汉武帝就在五柞宫去世了。新皇帝在五位辅政大臣的辅佐之下，较好地遵循汉武帝的“轮台罪己诏”精神，轻徭薄赋，发展农耕，改进刑狱，整饬吏治，使国家走上了正规，一度危机四伏的西汉政权终于出现了“昭宣中兴”的局面。由此可见，汉武帝的“罪己诏”并非白纸一张，他的自我批评也并非只是走过场，它不仅是后世皇帝处理朝政的前车之鉴，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有价值的典范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