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一场关乎中国命运的大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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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一场关乎中国命运的大论战
随着中国同盟会的成立和革命浪潮的迅猛发展，革命派同立宪派的矛盾冲突便发展到近于水火的地步。围绕推动中国进步究竟应采用革命手段还是改良方式的问题，革命派和改良派分别以《民报》和《新民丛报》为主要阵地，展开了一场大论战。它在20世纪初年已经开始，到1906年达到高潮。
这场论战的直接导火索，是1906年初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接连发表《开明专制论》《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两篇长文。然后，又把这两篇文章合印成一本小册子，题名为《中国存亡之大问题》。他的主要观点是，“国民太劣”，没有自治能力，不具备共和国民的资格；发生革命必成内乱，招致列强瓜分，中国就将灭亡。“吾以为今后之中国，不容有三年以上之战乱。有之则国必亡矣。”
对此，《民报》很快作出回应。4月28日，以“第三号号外”单独印行的《〈民报〉与〈新民丛报〉辩驳之纲领》，列出了认为必须明辨是非的12个关乎中国存亡之根本的问题。
接着，《民报》发表了一系列论战文章，围绕要不要以革命手段推翻清政府；要不要推翻帝制、实行共和；要不要社会革命等核心问题，对改良派的观点进行了旗帜鲜明的批驳。
作为《民报》台柱的汪精卫、胡汉民都是清末第一流的才士。汪是广州秀才中的“案首”（即“三元及第”中的第一“元”），胡则是举人中“每发必中”的名“枪手”――1902年他帮一对兄弟代考，令二人皆中举，胡获“捉刀费”6000元银洋，这在当时绝对是一笔不得了的巨款。1906年夏季，因“苏报案”在上海坐牢期满的章太炎东渡日本，接编《民报》，更让《民报》身价十倍，畅销一时。此三大才士，“几管毛笔，横扫天下”。而其对手康有为、梁启超也是海内第一流，他们因在戊戌维新运动中的重要贡献而有着巨大影响，许多人最初就是受其影响而接受新思想的。所以，两方笔战，脍炙人口，誉满神州，其光辉灿烂，真照耀古今。据说，那时还是个中学生的胡适，也为之目迷五色、赞叹不已。
这场大论战，延续时间长，参与刊物多，影响甚大。通过这场论战，划清了革命与改良的界限，传播了民主革命思想，促进了革命形势的发展。当时还在内地求学的高一涵回忆说：“我在先总喜欢读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和《中国魂》之类的刊物。看到《民报》后，才认识到国家不强是‘政府恶劣’，而不是‘国民恶劣’，应该建立共和，不应该维持专制，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必须同时进行，种族革命绝不会妨害政治革命。”
因而，有史家断言：“没有这场大论战，就不会有辛亥革命的到来。”
中国历史 科学玄学论争
1923年，中国思想界爆发了一场著名的以人生观为主题的科学与玄学的大论争。论战的一方，以丁文江、胡适、吴稚晖为代表，称科学派; 另一方以张君劢、梁启超、张东荪为代表，称玄学派。双方在《新青年》、《学衡》、《学灯》、《晨报副刊》、《努力周刊》 等报刊上，唇枪舌剑、互相诘责; 你来我往、反复驳难。地质学家丁文江批驳了玄学派反科学的唯心主义观点，指出： “科学的目的是要摒除个人主观的成见”，“以求人生所能共认的真理”，“科学的方法，是辨别事实的真伪”，揭示事物的内在本质和规律。认为人生观和科学不可分家。论战中，科学派占了上风，玄学派处于劣势。科学派的观点在青年学生、知识阶层中赢得了广泛共鸣和支持。因为，科学的、理性的人生观更符合当时人们变革社会、向往未来和追求进步的需要，承认事物发展的规律性和因果律，可以启迪人们反省过去，预想未来。所以科学派关于人生观的论点，很适合当时中国年轻人的口味。1923年12月，科学与玄学的论争接近尾声，瞿秋白在 《自由世界与必然世界》 一文中，对人生观问题作了唯物主义的说明。他说：“科学的因果律不但足以解释人生观，而且足以变更人生观。每一 ‘时代的人生观’ 为当代的科学知识所组成。” 瞿秋白对人生观问题的见解，又明显高于科学派的水平。这场论争不是纯学术问题，也没有脱离大众，实际上是当时选择怎样的人生观的一场争论，直接关系到人生态度、价值观念、理想意志、文化取向等体现精神文明建设走向问题。年底，上海亚东图书馆将论争文章结集出版，书名 《科学与人生观》，由陈独秀、胡适作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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