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皇帝玄烨为什么要给给外来传教士发绿卡

Posted 2023-01-05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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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皇帝玄烨为什么要给给外来传教士发绿卡

14世纪开始的欧洲宗教改革到16世纪路德和加尔文时期达到顶峰，基督教内部由此发生了巨大震荡，失去了欧洲北部辖区的罗马教皇损失惨重。但一部分知识分子出生的基督徒徒站在了教皇一边，决定以自己的努力挽回颓势，赴东方传教和扩大影响力，将在欧洲的损失从别的地方挽回来，由此建立了不少组织，其中耶稣会是最大的男修会。该会1534年由西班牙贵族罗耀拉在巴黎大学创立，1540年得到教皇保罗三世批准。罗耀拉先后在巴塞罗那阿尔卡拉和萨拉曼加等大学、巴黎大学攻读，创办了罗马学院和德国学院。他的经历决定了其宗教活动具有尊重科学知识的眼光和条件。

经受了宗教改革猛烈冲击的天主教也在反思自己的过失，从内部完善和改革。

比如罗耀拉不满罗马教会僧团的腐朽无能，他按军事组织原则建立自己的僧团。耶稣会不再奉行中世纪宗教生活的许多规矩，如必须苦修和斋戒、穿统一制服、过隐修生活，而可以渗入社会各个阶层，参与各种活动。如开办学校、医院、投资工商业、进行科学研究，等等。还可以出入宫廷，担任忏悔师，以此推进海外传教。到东方的传教士最早的有圣方济各·沙勿略， 1556年圣罗耀拉去世后，其会士已遍布全世界。到中国的传教士中影响最大的有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

不论耶稣会对教皇的愚忠达到了什么程度，但从其可以跟政商学各界往来这一点，就足以说明耶稣会的传教完全可以归为文化交流，而不能以文化侵略一言蔽之。尤其在西方对中国大规模武力活动尚未开始、欧洲教会和王权对立的时代，将其认定为政治军事侵略先锋之类更是妄谈。他们通过独立的文化活动搭建起了东西方文明交通的桥梁。虽然后来由于双方各自的失误，两种文明失去了继续交流的宝贵机会，最终以鸦片和打炮代替和平交流，但留给人们很多思考空间。尤其沙勿略对文化交流的思考，极有参考意义。

1540年，沙勿略作为耶稣会的首批传教士前往印度、日本等地传教。他在印度传教时得出的经验是必须有品德高洁学识渊博的传教士才能完成使命;在日本的经验是要想传教必须学会本地文字;要想在东方增加基督教的魅力，必须利用西方已经发展起来的自然科学为工具。沙勿略46岁因疟疾病故，未能踏上中国大陆。但他的努力激励了耶稣会的后人;他的传教经验通过书信传到欧洲，成为后继者传教的宝贵经验和敲门砖。1582年利玛窦得以成功地将基督教传入古老的中国，从他的行为中足见他对沙勿略经验的利用及作用。比如他本人取中文名字，学汉语并以中文版本传教、穿中国服装、精心传播科学知识，等等。他还将中国文化中敬天的元素用于宗教命名，将基督教翻译为天主教;改革天主教葬礼，比如将全身涂橄榄油改变为额头涂油，以就中国男女礼节和风俗。这些入乡随俗的文化活动极大地减轻了传教阻力。

目的和手段有时会倒置，耶稣会的传教和从事科学活动，一定程度上就发生了如此错位。

利玛窦解释来中国的原因时说：我们是从遥远的西方而来的教士，因为仰慕中国，希望可以留下，至死在这里侍奉天主。但当他以科技活动在中国上层圈子里活动顺利时，不知不觉将主要注意力转移到了这个方面。利玛窦的后继者汤若望、南怀仁、白晋、卫匡国、柏应理，等等，都因为传播科技有功，在中国上层有非常广泛的人脉。传教士还用奎宁治好了康熙皇帝的疟疾，西医也得到康熙皇帝及上层社会的赞誉。南怀仁还是康熙皇帝的科学启蒙老师，精通天文历法、擅长铸炮，是当时国家天文台（钦天监）业务上的最高负责人，官至工部侍郎，正二品。

罗马教廷不可能彻底忘了这批传教士。

当差使将他们在中国承认和容忍教徒拜天祭祖等消息带到西方后，引起了教会和宗教裁判所的愤慨，他们指斥传教士失职，批评中国人拜天祭祖是迷信，要求传教士回西方参加辩论。耶稣会士们写了关于中国信仰和文化的文字预备到欧洲应对答辩，说明中国人的祭祖拜天地都不是迷信，而是礼仪。他们将此文件让康熙皇帝过目。康熙不仅站在他们一边支持，还对文书进行了高度评价：书甚善，谐于天道。敬天事主，法祖尊师，孝父母，乃吾天下臣民习俗。此书固善，无需勘改。钦此！御笔很少如此不吝，康熙的诚恳态度由此可见。

但罗马教会毫不让步，双方的对立不可避免地发生了，这批传教士的教籍与身份甚至人身安全都成了问题，如果他们回去的话。

在这种情况下，康熙皇帝对在华耶稣会教士们说：你们别回去了，就在中国传教，我可以给你们发绿卡（当时是一个红本本）。那批耶稣会士中的不少最后就是死在了中国。北京车公庄的外国传教士墓葬群中，长眠着包括汤若望、南怀仁等人的一批外国传教士，其中就有拿到中国绿卡的。

是谁谋杀了康熙大帝

由于孝庄皇太后和德国传教士汤若望的努力，顺治帝崩后，年仅8岁的玄烨顺利登位，建立了康熙朝，并成为功绩赫赫的一代英主。

康熙六年，玄烨14岁，开始亲政。如果说康熙皇帝在亲政前无所作为，他的治国天才是由于自己的年幼和四大臣的牵制掣肘而无法发挥，那么在亲政后，玄烨的旷世奇才便迅速显示和爆发出来。他先是用计铲除了顾命四大臣之一的鳌拜集团，夺回朝中大权，然后平定“三藩”，统一西南。接着派靖海将军施琅出兵台湾，收降郑克，统一台湾地区。再接下来，于康熙二十八年，在击败沙俄侵略军的基础上，同俄国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划定了中俄东段边界。康熙三十五年至三十六年，三次亲征噶尔丹，统一漠北及新疆东部地区。五十九年，进兵安藏，驱逐策妄阿拉布坦的叛乱势力，并派驻藏大臣，册封达赖喇嘛为西藏的宗教领袖。六十一年，进军乌鲁木齐，为后代最后勘定新疆奠定了基础……整个康熙朝，大清帝国的版图已是东起库页岛，西跨葱岭，北连西伯利亚，南达南沙群岛的连绵疆域。康熙在位期间，为清王朝的全盛奠定了牢固的基础，开创了大清王朝统治下延及于整个十八世纪的所谓“康乾盛世”。康熙由此以一个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的杰出才能和辉煌伟业，被后人冠以“一代英主”和“康熙大帝”的敬畏称号。

清代历史上，康熙除了文治武功堪称最杰出的皇帝外，还有三个之最。这便是后宫的女人最多，其中有名号的后妃就有55位，其他侍奉的无名号的女人则不计其数。其次是子女最多，一生共有子35人，女20人，共计55人。再一个是在位最长。从顺治十八年（1661年）即位，至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驾崩，共在位61年。

按照中国人的风俗和生活准则，多子、长寿被视为人生难得的福气，但在康熙朝却变成了一种灾难。康熙生前已成年的儿子就有近20个，而每个儿子都渴望自己能接过父皇的宝座过几天皇帝瘾，并且每人都有这种希望和可能。但康熙帝却在宝座上居然61年不下来，这就不能不让儿子们心焦和气愤甚至对他产生了仇恨。而这时的康熙又偏偏在立太子的问题上，立了废，废了立，反复无常，狡黠多变，又使儿子们在希望与绝望，绝望与希望中加深了矛盾并引发了一场混战。当这种父子之间、兄弟之间的矛盾与混战交织而来时，一代英主康熙大帝也无可奈何，只有倒地恸哭的招数了。

就在康熙在废立太子的问题上反复无常，父子、兄弟间的矛盾与仇恨近似一锅粥地错乱交织了半个多世纪后的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本朝历史终于出现了一个明朗的兆头和缓解矛盾的可能。这个兆头，就是皇十四子允被任命为抚远大将军。

自康熙即位以来，蒙古族准噶尔部落的势力发展迅速，并逐渐走上了与清王朝为敌的道路。到康熙五十年以后，这个部落已控制了今内蒙古西部、青海、新疆、西藏一线极为广大的地域，并威胁到陕西、甘肃、四川、云南一带地区。平定准噶尔之叛，保持清王朝的领土完整和尊严，已成为当时最为首要和重大的政治、军事任务。就清王朝而言，由于这一任务的非同小可和情况复杂，必须委派一个在政治、军事上都较为成熟的人在前线镇守，以便掌握全局。而在当时尚未立太子的情况下，任何一位皇子担当这一重任，都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这个意义不仅仅表现出对一个皇子能力的信任，更重要的是，满族是以马上得天下的民族，一向对战功极为推崇，如果此时哪位皇子能挂帅出征，无疑是一次建立功业的绝好机会，从而可以借此树起服众压雄的威望。在这种无人可及的威望中，继承大统，荣登皇位，自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这个肩负国家重任与个人前途命运的担子，极幸运地落在了时年30岁的皇十四子允的肩上。

早在允挂帅出征的前一年年底，康熙就对混战中的众皇子和参与皇子之间夺位阴谋的臣僚颁布了一道分量极重的诏书，表示自己已经对悬而未决的立太子问题有所考虑，并言词咄咄地声称：“我一定选择一个坚固可靠之人为你们做主，并让你们倾心悦服。”事隔不久的次年，他便委派允以抚远大将军的名号率队出征。这两件事连在一起，无疑是做了更加明确的暗示。不仅如此，允在出征前，康熙亲自为他举行了十分隆重、规模宏大的送行仪式，封允为“大将军王”称号，并特许使用王所用的旗帜。从满清立国开始，所有的皇子，分为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四个不同的等级，以亲王最高，贝子最低。而此时在诸皇子中年岁较小的允，其爵位仅是一个最低的贝子。出征前的一番任命和恩准，无疑是康熙向众人宣布，尚是贝子的允已经享受了王的待遇，若一旦将来真要立为太子，可不必一级级地晋升爵位，一切都顺理成章地操作了。康熙的这一连串动作，使所有的人都心照不宣，暗自领悟。允以及暗中拥戴允的臣僚更是心中有数，喜不自禁。允带着一个辉煌的梦想出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