仕途上的老滑头，大清官场里的“不倒翁”

Posted 2023-01-05 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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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目录

1、仕途上的老滑头，大清官场里的“不倒翁”

2、三朝元老刘晔为何会成为曲意逢迎的老滑头

仕途上的老滑头，大清官场里的“不倒翁”

当现代观众还在为纪晓岚大战大贪官和拍案叫好时，殊不知历史上的那个铁齿铜牙其实是个仕途上的老滑头，否则，他不可能成为明争暗斗甚于历朝的大清官场里的不倒翁。

纪晓岚

皇帝面前的每个大臣，几乎都知道明哲才能保身，也大都想明哲保身免于被逆向淘汰，然而明什么哲才能保身？就未必每个人都有到位的悟性。

就拿被当代历史剧热捧的纪晓岚来说，这个被当代编导誉为智慧化身的大清国家图书馆馆长，一度在皇帝面前摆不正位置，被皇帝大骂一顿后，方才对号入座，找到了哲之所在，遂固宠三十余年，成为朝堂之下的不倒翁。

史书记载：一次纪晓岚为好友向皇帝求情，内容涉及国家大事，乾隆勃然大怒，当即骂道：朕以你文学优长，故使领四库书，实不过以倡优蓄之，尔何妄谈国事！

纪晓岚是乾隆皇帝的陪读（侍读学士）。他仗着皇帝对自己才学的赏识，以为可以参政议政，屡次就国家大事向乾隆进谏，终遭乾隆一顿臭骂。一席话骂得铁齿铜牙幡然猛醒。皇帝并没有把他当成独当一面的重臣，而只是把他当作给皇帝解闷的戏子一样。从此，他找到了自己位置，知道了明什么哲才能保身--像鹦鹉那样去生存。

鹦鹉的生存哲学，核心内容只有一句话：主人养我为学舌。在皇帝眼里，所谓的不倒翁与皇家戏台前的戏子没什么本质的不同。主要功能是为皇帝提供精神上的服务、让皇帝开心，而不是帮皇帝辅政。

无法当家理政、参政议政的文人，便逐渐如纪晓岚一样，接受皇帝对自己的定位，把聪明才智用于拍马上，将兼济天下的理想转化为确保自个儿富贵荣华的实践上。这样一来，富有才气、富有创意、富有生机的拍马便成为中国官场的一大特色，一大亮点。

乾隆皇帝50岁生日时，纪晓岚趁机奉上一联：四万里皇图，伊古以来，从无一朝一统四万里；五十年圣寿，自今而后，尚有九千九百五十年。这样的贺联确实震古烁今，足见纪晓岚的拍马手段已臻化境，神出鬼没。

关于纪晓岚的不倒翁生涯的作为，据史书记载，只有四库全书的编辑工作可圈可点，再者就是在对对联上比别人快一点。纪在政治上毫无作为，仅是偶尔陪乾隆聊天解闷的一个票友式的角色。然而，就是这样的票友加鹦鹉角色，使纪免于淘汰，一直维系到81岁寿终正寝。

倡优的人生轨迹上渗透了血泪辛酸，读之令人断肠。记得侯宝林老先生的《关公战秦琼》，每次聆听，都能感到那含泪的微笑若隐若现。其中京剧演员们的无奈与悲愤，绝非相声大师的杜撰。但倡优没有话语权，他们甩甩衣袖，耍耍身段，卑微的生命于是在满堂喝彩中化作观众的大笑抑或几滴假戏真做的眼泪。倡优用戏曲影射人间悲欢，又在现实的悲欢里老去了红妆，很是轻飘的消散在风里。没有多少人再关注他们的去处，戏里光彩照人的主角是戏外受尽欺凌的玩物。

然而，一些有精神上追求的倡优并不满足于娱人，他们在政治诉求上有正义感，而且要表达出来。

秦朝有个倡优叫优旃，他竟敢在暴君头上动土。秦始皇曾心血来潮，想建造一所动物园，规模大到东至函谷关，西至雍、陈仓。优旃便说：好极了，在动物园里多豢养些珍禽异兽，如果敌人从东方来侵犯，就让麋鹿去抵抗吧！秦始皇遂作罢。

唐朝有倡优成辅端，为讽政献出生命。唐贞元十九年关中大旱，分明民不聊生，京兆尹李实却欺瞒唐德宗说：今虽大旱，而谷甚好，致使朝廷减免租税的诏令成为一纸空文，官吏横征暴敛如故。倡优成辅端看不过去，把他的恶行编成歌谣予以嘲讽。李实是炙手可热的权臣，顿时怒不可遏，诬赖成辅端诽谤朝政，将他活活杖死。

明朝有个倡优叫阿丑。明宪宗宠信汪直，这个阿丑在给宪宗演戏时扮醉鬼谩骂，旁人喊：皇帝驾到！醉鬼不加理会。复喊：汪太监到！醉鬼乃慌忙躲避云：我不知有天子，但知有汪太监也！这是冒着生命危险的政治讥笑。

就精神品质而言，纪晓岚不如倡优，因为皇帝面前的戏子还有关心国家兴亡的，而在纪晓岚的事迹中，只留下了与乾隆皇帝插科打诨的对联佳话，竟无一篇政治上的策议与行动。对于巨贪和，他不仅不敢弹劾，反而极尽巴结之能事，如此不倒翁，于己有利，于民无助。

三朝元老刘晔为何会成为曲意逢迎的老滑头

在《三国演义》里，刘晔可以说是一个很不引人注意的角色，如果不是铁杆儿的“三国迷”，大概没有几个人会记得他的名字。事实上，在号称“谋臣如云”的曹魏集团中，他也的确没有起到多大的实质性作用，而在郭嘉、程昱、荀彧、荀攸、贾诩等人的光环之下，他确实也显得有点儿不那么出类拔萃。然而，这并不能说明刘晔的才智就真的在这些人之下，事实上，自出道那一天起，刘晔始终都是曹魏集团中重要的谋臣，他曾经长期跟随在曹操身边，出过不少奇谋妙计，其后又辅佐曹丕、曹睿，是名副其实的“三朝元老”。

刘晔初到曹操手下，便充分显示了他与众不同的独特的才华。当时，同时被征召的有“(刘)晔及蒋济、胡质等五人，皆扬州名士。”而就在曹操向他们问起“扬州先贤、贼之形势”时，其他四个人都是“争对，待次而言”，只有刘晔始终不发一言，等到曹操停下不再提问时，才“设远言以动太祖”，而且话又并不多说，“太祖适知便止。若是者三。其旨趣以为远言宜征精神，独见以尽其机，不宜猥坐说也。”可见，在这五个人当中，刘晔才是真正的高手中的高手。面对曹操这样的人，还要你去夸夸其谈地去细说什么吗？只要点到也就是了，因为曹操的理解和判断的能力远比我们想像的要强得多。刘晔初露锋芒，就以他卓越的才华得到了曹操的认可，其结果是“太祖已探见其心矣，坐罢，寻以四人为令，而授晔以心腹之任;每有疑事，辄以函问晔，至一夜十至耳。”如此看来，他是真的博得了曹操的信赖，大概可以从此风云际会、大显身手了。

然而事实却根本不像我们想像的那么简单，在以后的日子里，刘晔一次又一次为曹氏集团献出奇谋妙计，可是却一次又一次地被拒绝采纳——而恰恰就是这些计谋，事后竟然无一不验，一切都在刘晔的预料之中。

就在曹操平定了汉中张鲁之后，刘晔就向曹操提出：“今举汉中，蜀人望风，破胆失守，推此而前，蜀可传檄而定。刘备，人杰也，有度而迟，得蜀日浅，蜀人未恃也。今破汉中，蜀人震恐，其势自倾。以公之神明，因其倾而压之，无不克也。若小缓之，诸葛亮明於治而为相，关羽、张飞勇冠三军而为将，蜀民既定，据险要，则不可犯矣。今不取，必为后忧。”以当时的形势看，这实在是一个上上之策，如果曹操依言行事，也许三国的历史就要改写，可是其结果却是“太祖不从”。

事实证明，刘晔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就在七天之后，有蜀国的降者说：刘备初入蜀时，“蜀中一日数十惊，备虽斩之而不能安也。”可以想像，在那种情况下，如果曹操率大军杀过去，将会是怎样的后果。而后来，刘备羽翼丰满之后，确实成了曹魏集团的心腹大患，他们不但最终失了汉中，还丢了大将夏侯渊的性命。

刘晔不仅能够对天下形势、敌我情形做准确的判断，而且更能深入地深入分析敌人心理，并且提出正确的意见。

蜀国有一个有着“容止才观”的人物孟达，曾经率众来降，深受曹丕的器重，封他为“新城太守，加散骑常侍”。人们也都对其十分常识，可是刘晔却坚持认为“(孟)达有苟得之心，而恃才好术，必不能感恩怀义。新城与吴、蜀接连，若有变态，为国生患。”后来果然不幸为其所言中，孟达趁诸葛亮北伐之时发动了叛乱，如果不是司马懿智勇兼备，采取奇袭将其剿灭，后果实在不堪设想。

而在关羽被杀之后，(曹丕)“诏问群臣令料刘备当为关羽出报吴不”，大家一致以为“蜀，小国耳，名将唯羽。羽死军破，国内忧惧，无缘复出。”只有刘晔认为：“蜀虽狭弱，而备之谋欲以威武自强，势必用众以示其有馀。且关羽与备，义为君臣，恩犹父子;羽死不能为兴军报敌，於终始之分不足。”后来刘备果然亲自带兵击吴。

就在吴国对抗蜀国的时候，孙权突然打发使臣向魏称臣，于是“朝臣皆贺”，也只有刘晔提出不同的意见：“吴绝在江、汉之表，无内臣之心久矣。陛下虽齐德有虞，然丑虏之性，未有所感。因难求臣，必难信也。彼必外迫内困，然后发此使耳，可因其穷，袭而取之。夫一日纵敌，数世之患，不可不察也。”可是“帝不听，遂受吴降，即拜权为吴王。”结果一如刘晔所料，“备军败退，吴礼敬转废”，完全都在他的预料之中。

在刘晔的一生中，献过的奇谋妙计绝对不仅仅是这些，仅在《三国志·刘晔传》中的记载就尚有多条。而且，刘晔不仅思维敏捷、才华出众，还有着过人的胆识和勇气，十三岁时就曾经按母亲的遗命，斩杀了父亲宠信的侍者;二十多岁时又借曹操的威名击杀了地方豪强郑宝，并且招降了他的部下。

在整个《三国志·刘晔传》中，我们几乎找不到他的一点儿缺点，他竟是以一个近乎“完人”的形象定格在历史之中的。在各种历史著作中，刘晔也得到了人们一致的高度评价。许劭就认为：“晔有佐世之才。”傅玄则认为：“晔有胆智，言之皆有形。”而陈寿则评价说：“程昱、郭嘉、董昭、刘晔、蒋济才策谋略，世之奇士。”是将刘晔和程昱郭嘉等人并称的，至少认为不在众人之下。甚至连主席也说“此传可一阅”，认为刘晔“放长线钓大鱼”的计谋是值得学习的。

可悲的是，以刘晔这样一个有勇有谋的“完人”，做为曹魏集团智囊中重要的一员，先后服侍了曹操祖孙三代，终其一生，献计无数，可是他的计谋却真正被采纳的却少之又少。在《三国志》本传的记载中，也只有在曹操讨伐山贼陈策时才听了他一次，而在“至则克策，果如所料”的情况下曹操还大笑着说了一句“卿言近之”，算是在语言上对他最高的褒奖了。除此之外，在针对吴蜀两国的政治军事问题的重大决策上，刘晔的正确建议竟没有一次得到执行，甚至也没有一次得到重视。

为什么会这样呢？只因为刘晔姓刘——是汉室的后人。而且他这个出身和刘备不大一样，刘备的“皇叔”身份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后世，都常常被人怀疑，可是刘晔“汉室宗亲”的身份却是实实在在的，史载“刘晔，字子扬，淮南成惪人，汉光武子阜陵王延后也。”这个身份从来就没有人提出过异议，应该是真实无误的。也许正因为如此，尽管曹氏祖孙三代都对刘晔礼遇有嘉，在骨子里却从来就没有真正地信任过他。可以想像，如果刘晔不姓刘，而是姓曹，或者姓夏侯，哪怕是姓刘姓之外的什么赵钱孙李也都不要紧，只有这个姓氏，只有这个“汉室宗亲”的特殊身份，多多少少总会叫他们有些顾虑。

事实上，以刘晔的聪明程度，当然不可能看不到这一点，所以，在天性多疑而又残暴的曹氏祖孙面前，他为人低调、经常夹起尾巴做人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三国志·刘晔传》载“(刘)晔在朝，略不交接时人。或问其故，晔答曰：‘魏室即阼尚新，智者知命，俗或未咸。仆在汉为支叶，于魏备腹心，寡偶少徒，于宜未失也。’”能够做到这一点真的很不容易，我们想一想都会觉得很累，但刘晔却一直做得十分出色。尽管他的计谋很少被采纳，却自始至终都是曹魏的重要谋臣，并且做到了太中大夫，“晋爵东亭侯，食邑三百户”，可以说是成功者的典范了。

晚年的刘晔更加谨小慎微，虽然尚没有达到“多磕头，少说话”的地步，却也逐渐把自己锻炼成了一个左右逢源的两面派。就在魏明帝曹睿和群臣讨论要讨伐西蜀的时候，“朝臣内外皆曰不可”，可是刘晔却“入与帝议，因曰“可伐”;出与朝言，因曰“不可伐”。”分明成了一棵随风倒的墙头草。可惜，这棵墙头草并没做多久就露了馅儿。因为有一位“持不可伐之议最坚”的中领军杨暨，也是明帝的亲臣，同时他又十分看重刘晔，“每从内出，辄过晔”，刘晔就和他讲开了不该征伐的意见。结果有一次，杨暨又说起伐蜀的事，把明帝惹急了，说了一句“卿书生，焉知兵事！”，杨暨就搬出了刘晔做为自己的挡箭牌：“臣言诚不足采，侍中刘晔先帝谋臣，常曰蜀不可伐。”结果召来刘晔对质，他却以“终不言”的态度玩起了沉默。事后，在单独见面时，他又对明帝及杨暨分别提出了看似义正严辞的批评。对明帝说的是：“伐国，大谋也，臣得与闻大谋，常恐脒梦漏泄以益臣罪，焉敢向人言之？夫兵，诡道也，军事未发，不厌其密也。陛下显然露之，臣恐敌国已闻之矣。”而对杨暨说的则是：“夫钓者中大鱼，则纵而随之，须可制而后牵，则无不得也。人主之威，岂徒大鱼而已！子诚直臣，然计不足采，不可不精思也。”结果是“帝谢之”，“暨亦谢之”——他在两面都捞了好。而且，他这种两面讨好两面都不得罪的伎俩还不是偶然一用，史载“(刘)晔能应变持两端如此”，正可见这种事儿他是常干的。

可是他说的都是真心话吗？偶一为之还没有什么，时间一长，就有人对他的做派提出了质疑，并且在曹睿跟前打起了小报告，认为“晔不尽忠，善伺上意所趋而合之。陛下试与晔言，皆反意而问之，若皆与所问反者，是晔常与圣意合也。复每问皆同者，晔之情必无所逃矣。”曹睿照样子一试，刘晔果然中计，结果是明帝曹睿“果得其情”，于是从此疏远了他。最后，刘晔只能落得个“遂发狂……以忧死”的下场，只留下满腹的遗憾。

对此，《三国志·裴松之注》引《傅子》的评论是“谚曰：‘巧诈不如拙诚’，信矣。以晔之明智权计，若居之以德义，行之以忠言，古之上贤，何以加诸？独任才智，不与世士相经纬，内不推心事上，外困于俗，卒不能自安于天下，岂不惜哉！”是将刘晔看作了一个“巧诈”之人。其实，傅玄的观点还是略嫌“正统”了些，今天看来还是多少有些偏颇。试想，以刘晔的“明智权计”，他何尝不愿意“居之以德义，行之以忠言”，可是事实上又如何能够做到呢？多少年来，他周旋在曹家祖孙三代周围，非但没有获罪，而且还在“出身有问题”的背景下将自己的身份地位一次次提高，成为曹很集团中的“红人”，又岂是那么容易做到的？也许正是他多年来奉行的谨小慎微、瞻前顾后的做人原则，所以才使这一性格在他晚年时候达到了极致，并且使他终于没能善始善终，真真叫人为之扼腕叹息。

只不过因为一个“出身问题”，以刘晔那样的绝顶聪明，又在曹操“任人唯贤”的政策之下，尚且遭遇如此的命运，更何况非其人，非其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