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遭批斗 被指竟敢写《红楼梦》反对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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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遭批斗 被指竟敢写《红楼梦》反对毛主席
导读：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很多学者遭批斗，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学习，一些年老体弱的也不例外。有一次，几个村民在路上截拦住俞先生问他说：“《红楼梦》是你写的吗？为什么要写书反对毛主席？”俞先生忙说：“不敢不敢，《红楼梦》不是我写的，我写不出来。”
俞平伯先生
“钱半开”和“陈全开”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中国社会科学院各个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大多数都下放到河南息县的五七干校劳动学习，一些年老体弱的也不例外。
在息县，各个所都改成了连队，一个所就是一个连队，从生活学习到其他各个方面，都由连队统一领导和管理。各个连队有各自使用的房屋、食堂、养殖场、土地、池塘等。食堂下面有锅炉房，供应本连队所需的开水。文学所最先派去烧锅炉的就是钱锺书先生。
锅炉大约有一丈多高，三个成人的手臂才能围住，炉火整天不灭，只有深夜时分才将炉火封住，凌晨时刻捅开再烧。当时钱先生年过花甲，虽然身体尚好，热情也高，但毕竟是一介书生，一生很少劳动，慢慢地，他在伙头军任上就力不从心，难以为继了。锅炉的进煤口离地约一米高，每次铲煤五六铁锨才能将火炉填满。铁锨本身至少就有十来斤重，每天燃烧不熄，试想要铲多少次煤才能维持火力？这样，逐渐开水供应不上了。锅炉上挂着一块小木牌，一面写着“开水”，一面写着“未开”，早上何其芳总是跑到锅炉房去问：“钱老，今天水开了没有？”钱老总是手里抱着一本牛津英文大辞典，忙应道：“开了！开了！”后来无论小木牌显示哪一面，水总是不大热。连钱老自己都糊涂了，搞不清楚是水开了以后放凉的，还是本来就没有烧开？这样有人就给钱老取了个雅号，叫“钱半开”。后来，钱老被照顾去做比较轻便的工作了。大家都说早该如此。
钱老离任后，接班人就是“陈全开”，本名陈毓罴，大家都叫他老罴，据说因为“毓罴”两字一些有南方口音的同事叫起来很像“肉皮”，有点不雅，所以去“毓”存“罴”，并尊之以“公”，罴公就这样叫开了。
罴老时年虽未达半百，应是强壮之年，但他自幼体弱―肠胃、气管、血压等多处有病。况且他不爱活动，每日静坐读书，没做过家务，不会烧开水。上任伙头军后，兴奋地表示一定能胜任此事，结果果真如此，使人跌破眼镜。最初，虽有一个力不从心的阶段，两三周之后，渐入佳境，得心应手，不仅及时供应，并保证货真无假，是百分之百的开水。这样获得大家的好评，连部也表扬了他。有时，有人开玩笑说，不如叫他“全开”吧！这就是这个雅号的由来。
钱老是大学问家，他在学术方面的渊博广深少有人及。陈先生是他的晚辈，两人亦师亦友，关系良好。陈先生常向钱老请教学问，钱老也不吝赐教，并时加指点鼓励。1980年6月，大陆文史学界第一次派出代表到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参加由周策纵教授主办的国际《红楼梦》研讨会，陈毓罴先生是与周汝昌、冯其庸同行的三个大陆代表之一，这也得力于钱老的推荐。后来，钱老又推荐罴公担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议委员，可见这“半开”对“全开”还是青睐有加的。有一次陈先生到办公室去看钱老，钱老从抽屉中拿出一封信给陈先生看，说道：“仔细看看，今日学界诸公有谁能写出这样高水平的信来？”这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余英时教授写给他的一封普通的问候信，中间稍有涉及儒学的一些见解和观点，但确实言简意赅，十分精辟。语不在多，贵在点中要害，达到这种境界真不知要用去多少工夫啊！
如今，钱老和陈先生均已仙逝。在世界的彼岸，两位先生不知是否还重操旧业，为众多的仙逝者服务？
两个猪倌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在河南息县五七干校的时候，出了两位出众的猪倌：何其芳先生和陈毓罴先生，他们因为养猪出色，受到好评，还得到院部的表扬和奖励。最初连队派两人去养猪的时候，并不被大家看好，有的人还担心地说：“这下过年打牙祭、吃猪头肉怕是泡汤了！”确实，这两位先生，望之不似猪倌。何先生是著名的诗人、文学史专家、文艺理论家，陈先生也是这些方面的后进。他们过去何曾打过猪草、煮过猪食，何曾挑着木桶内的猪食摇摇晃晃地去喂食，或者卷起裤腿去打扫猪圈内的粪土？现在在决心改造的坚定意志下，用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指示为指南，逐渐地去克服困难。
两位养猪的时间半年有余，先后喂养了四五只乌克兰种大白猪。这个品种的猪生长快，生活有规律，而且爱干净―这是事先所不曾想到的。听陈先生说起过，实际上猪是很聪明的，能解人意，虽然不如狗灵，但无论进食、排便、放风、睡觉，都能逐渐地和猪倌相默契，配合进行，养成习惯。
两位猪倌所养的猪，长膘神速，前来观看者，见猪圈清洁，猪的生活规律有序，无不称赞。不久，过年了，每到重大节假日，连队照例要宰猪改善生活。乌克兰大白猪一头可养至三五百斤，其肉鲜嫩且无腥臊之气味，诚是猪中之佳品。每到宰猪之日，连队同仁皆大欢喜，何、陈两位也是喜笑颜开，群众的肯定是他们辛苦劳动最好的回报。只是眼见村中屠夫将猪赶往屠场时，不免心酸难舍。
后来，何、陈两先生因养猪出色，受到院部表扬，其他连队同志不断前往取经。何先生虽是四川人，但不善言谈，他讲话一板一眼，绝无马谡之遗风。而陈先生生性木讷，紧张时还会出现口吃。据陈先生说，口吃的原因是思维的活动比表达快速，以至表达缓慢出现停顿所致。我听了笑了起来，不知是陈先生聊以解嘲的自慰，还是医学上真有此结论？面对前来取经的采访者，何、陈二先生都很谦虚，回答问题如出一辙，即：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两字，什么事情只要认真去做，就一定会成功，做学问如此，养猪也是如此。
俞平伯先生
在中国诸多的学术权威中，俞平伯先生的名字家喻户晓，是有着极高知名度的学者。因为除了俞先生高超深湛的学术造诣，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批判胡适的思想运动中，他的红学研究也罗致其中，成为运动的一个重点。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中国社会科学院各个研究所的工作人员，绝大多数都到河南息县的五七干校改造去了。文学所的俞平伯、钱锺书等老先生也都携眷前往，在当地农舍安家，实行知识分子改造任务。在农村很多学者遭批斗。
在息县农村，很多村民都听说过俞先生的名字，有的说：“知道，知道，就是那个写《红楼梦》反毛主席的老家伙。”有一次，几个村民在路上截拦住俞先生问他说：“《红楼梦》是你写的吗？为什么要写书反对毛主席？”俞先生忙说：“不敢不敢，《红楼梦》不是我写的，我写不出来。”几个村民大声嚷道：“大家快来，报上都说了就是他写的，他死不承认，什么不敢不敢，我看你狗胆包天，有什么不敢的！”这时，一个知识分子模样的年轻人上前来推开众人说道：“这个问题很严重，留在以后再批斗。现在先让他交代是怎样勾搭上大反动派美帝走狗胡适的。”大概这位青年文化较高，知道《红楼梦》真正的作者，绝不可能是俞平伯，出来掩饰一下，事情就过去了。后来，文学所的几位同志，好说歹说把俞先生领回干校了。关于俞先生的谣传层出不穷。有人说他去买虾问道：“多少钱一只？”买虾的说：“论斤不论只。”俞先生搞不清斤两就走了。又有一次，遇见卖芦草秆的，又误以为是甘蔗……不过老乡对他愈来愈有好感，觉得这老头很和蔼可亲、实诚心善。
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从干校返京，有一段时间俞平伯先生居住在社科院永安里宿舍，我们同住一个院，经常见面。俞先生还是老样子，身体好像不错，还挺精神的。春夏的时候，他大概每天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出来散散步，顺便在大门口买一支冰棍。他穿着一双圆口的布鞋、短袜、一条半长不短的裤子，裤脚吊在袜口边，上边是纺绸或布褂子，右手撑着拐杖，左手拿着冰棍，边走边吃，然后回家。他见了人很少说话，但总是微笑着点点头，态度安详，步履稳健，很有风度，也很像一个老寿翁。
那时候我的女儿七八岁左右，刚上小学不久，很喜欢这个老爷爷。她下午放学回来经常就伏在窗口的桌子上，看着俞老先生从他家的单元门口出来，买了冰棍又绕着圈子走回来，一边走一边啜着冰棍……时间长了，女儿画了一张“俞爷爷买冰棍”的素描，冰棍、手杖、布鞋、眼镜一一展现，有点神似，十分有趣。可惜这样一张有纪念意义的图画后来丢失了，找不到了。
斯大林为何被指为杀列宁的嫌凶？列宁死亡之谜
斯大林谋杀了列宁？斯大林为何会被指为谋害列宁的嫌凶？一些学者认为，从他们的种种嫌隙入手，或许能找到头绪。
不过，因为没有直接证据，列宁遭斯大林毒杀的论调，在学术界属于非主流观点，俄罗斯国内对此的质疑尤为强烈。
据美国《纽约时报》消息，5月上旬，在美国马里兰大学的一次病理学研讨会上，列宁的死因再度成为热门话题。与会者各抒己见，多数人赞同将列宁之死归结于家族病史、身心压力甚至中毒，前些年一度盛传的“性病”之说基本被否定。来自俄罗斯的历史学家列夫·卢里更是语惊四座——他声称，斯大林有毒杀列宁的重大嫌疑。
长久以来，坊间一直流传着与卢里相近的观点。斯大林为何会成为谋害自己的导师兼战友的嫌凶？一些学者认为，从他与列宁间的种种嫌隙入手，或许能够找到头绪。
传列宁病退后与斯大林不睦
1922年4月3日，斯大林在苏共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总书记。与后世的情况不同，这个新设的职位主要负责领导书记处处理日常事务，并非党的一把手。与此同时，列宁的健康状况却日益令他的同志们担忧：右肢瘫痪，口齿失灵，甚至丧失语言能力……据说，这些都是他1918年遭受“女特务”芬妮·卡普兰刺杀留下的后遗症。
同年12月13日，列宁再度发病，不得不入院治疗。斯大林借此机会，想方设法扩大自身的发言权。正是在这段时间里，他与列宁在两项重大政策上的矛盾开始表面化。
首先是民族问题。在筹备建立苏联时，斯大林曾主张，自己的老家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先组成外高加索联邦，再加入苏联;而实际上，三地此前均要求单独加入苏联，并得到列宁力挺。斯大林的方案被否后，仍想方设法打击“带头唱反调”的格鲁吉亚共产党代表，引起了列宁的不满，后者指责斯大林“破坏无产阶级团结的利益”。
再就是外贸垄断制问题。1922年10月，苏共中央全会通过决议，放松外贸垄断，斯大林是支持者之一。当时，病榻上的列宁无法列席会议，得知这一决定后，他马上建议中央暂缓执行该决定。在列宁的授意下，托洛茨基于两个月后的中央全会上公开发言，要求捍卫外贸垄断制，斯大林一派被迫妥协，中央全会撤消了发布没多久的放松外贸垄断的决议。
列宁之妻受斯大林斥责
如果说，上述两点分歧均属正常工作范畴，二人均未将个人恩怨掺杂其中的话，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情，一些学者认为就不是那样简单了。
1922年12月21日，列宁就外贸垄断问题继续传达指示，在一封口授信中要求托洛茨基“不要停下，继续进攻……”，向主张放松外贸垄断的斯大林施压。信是由列宁夫人克鲁普茨卡娅记录并转交托洛茨基的。第二天，获知此事的斯大林就给克鲁普茨卡娅打了电话，斥责她“破坏了患病领袖的生活制度”，以“非常粗鲁”的语气对后者严加斥责。
出于维护革命导师健康的考虑，委屈的克鲁普茨卡娅并没有向丈夫诉苦，而是于当月23日向列宁“最亲密的朋友”加密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写信求助。直到两个多月后即1923年3月5日，克鲁普茨卡娅才把事情的前因后果告诉了列宁。有史料显示，列宁听后十分气恼，立即致信斯大林：“尊敬的斯大林同志……我认为反对我妻子的言行也就是反对我的言行。因此，请您斟酌，您是同意收回您的话并且道歉，还是宁愿断绝我们之间的关系？”
已经大权在握的斯大林不肯轻易服软，他告诉列宁的秘书：“这不是列宁的话，这是他的病在作怪。我不是医生，我是政治家……如果我的妻子做了错事，受了处分，我认为我没有权力去干预。”不过，他还是就自己的无礼作了检讨：“既然您认为为了保持‘关系’我应当‘收回’那些话，我可以收回，但我弄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我错在哪里，到底要我怎样？”至于列宁是否看到了这封检讨信，目前难以考证。但随后发生的事实是，列宁未能出席1923年的苏共十二大，他向逐渐露头的官僚主义展开猛攻的计划也落了空。
未能兑现的“政治遗嘱”
斯大林斥责克鲁普茨卡娅，只是他与列宁个人关系的插曲。很多证据显示，列宁对斯大林的脾性非常了解，即便没有这次言语交锋，二者的关系也不会更和睦。如1920年初，老布尔什维克玛·瓦·福法诺娃曾就是否到斯大林手下任职咨询列宁，后者回答：“你不了解这个人，他对任何与自己不同的意见都容忍不了……斯大林是个爱报复的家伙。”
1921年俄共十大期间，列宁又在季诺维也夫面前批评斯大林，称“这个格鲁吉亚厨师只会做辣菜”，意指斯大林的性格过分粗暴。
因此，列宁在“政治遗嘱”中建议将斯大林从总书记的位子上“拿下”，也就不足为怪。
所谓“政治遗嘱”是列宁患病期间，从1922年12月至1923年3月，陆续口授的《论合作制》等5篇论文和《给代表大会的信》等信函，对托洛茨基、布哈林、皮达可夫、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等6位高级干部做了点评，其中只对斯大林提出了组织处理建议：
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任命另一个人来接替他……
列宁本人并未打算把上述文章与信件当成“遗嘱”，而是准备将其提交给苏共十二大，在会上解决自己提出的问题。但在大会召开前夕，列宁病情恶化，不能言语，提交材料一事也就被耽搁了。直到1924年5月苏共十三大前夕，克鲁普茨卡娅才把它们呈交中央委员会，彼时，列宁已逝世数月。由于这些文字只传达到与会各代表团团长一级而非原先设想的全部代表，斯大林面临的压力因此减轻很多，擅长权谋的他遂将竞争者各个击破，最终大权独揽。
难忍病痛列宁曾欲自尽
正是因为两人之间嫌隙众多，“斯大林毒杀列宁”的猜测才不胫而走。1922年列宁健康恶化后，斯大林对此格外留心。列宁第一次中风后，斯大林就向医生打听了这种病，并查阅相关医学图书，得出的结论是列宁“病得很重”，“是无法治愈的”，列宁“完蛋了”。
事实上，饱受病魔摧残的列宁确实曾经向斯大林索要过毒药，意欲结束自己的生命。斯大林在1923年在写给苏共政治局的一封密信中透露了此事，称自己虽然当面答应了列宁，但没有勇气执行这一要求。
尽管如此，列夫·卢里为首的部分研究者依然主张，斯大林的谋杀嫌疑无法轻易洗脱，因为他相信，病榻上的列宁正计划发动“政治清算”。美国加州大学教授哈里·温特斯就此给出的旁证是，列宁死后，苏共最高当局下令，不得对他的身体组织做毒物学研究。另外，列宁的动脉硬化程度虽然严重，在生命的最后几天，他有过几次严重的病情发作，“这种情况对中风患者来说，仍旧是十分不同寻常的……反而是某些有毒物质可能引发类似症状”。
当然，因为没有直接证据，列宁遭斯大林毒杀的论调，在学术界属于非主流观点，俄罗斯国内对此的质疑尤为强烈。在接受俄新社采访时，俄医学科学院院士尤里·洛普欣表示，列宁遭毒杀“纯属臆想”。“我查看了档案，又观看了相片和组织切片，不存在任何迹象，什么都没有……”洛普欣说，“列宁的死因只有一个，他负担过重，工作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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