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与路易十四开启中法交流，未谋面互生好感

Posted 2023-01-04 康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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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与路易十四开启中法交流，未谋面互生好感

1678年，一封来自中华帝国的书信在欧洲引起了轰动。这封信是当时正为康熙皇帝效力的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写给欧洲耶稣会士们的，他在信中说，中国皇帝强烈希望了解世界，并且尤其喜欢学习西方的科学知识，因此他呼吁欧洲各国能派遣更多的传教士来华。令人鼓舞的是，没过几年，在欧洲正如日中天的太阳王路易十四便派出了好几位博学的耶稣会士前往中国，从而在两位帝王之间发生了一次特殊的接触。

近代欧洲开始与中国发生直接联系，要从16世纪传教士的活动说起。当时，耶稣会士把自己的亲身感受写成报告带回欧洲。当欧洲的知识界接触到这些报告和著作后，很快就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强烈的兴趣，进而导致了后来长达百年的中国热。而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皇帝康熙无疑发挥了重大作用。

1654年即位的康熙是清王朝历史上非常开明的一位皇帝。他在与汤若望、南怀仁等欧洲传教士的接触中，对西方的天文、数学、物理等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特别是在亲眼目睹了汤若望在历法较量中击败中国保守派官员后，康熙就开始努力学习西方科学。由于研究历法就必须要从数学始，康熙便任命传教士南怀仁为自己的第一位数学老师，主要教授皇帝欧几里得几何学。正是受这一情形的鼓舞，1683年，南怀仁以耶稣会中国教区区长的身份上书罗马教廷，请求速遣传教士来华，并极力宣传中国皇帝的开明与慷慨。

尽管欧洲曾有许多传教士渴望前往中国，但由于种种原因，很少有政府对该项事业进行资助，而能做到这一点的，唯有当时的欧洲第一强国——法国。1643年即位的路易十四，在许多方面与康熙都有相似之处。两人都是幼年登基，都迅速带领自己的国家从动荡走向了强盛，并且都偏好文化艺术。

就在欧洲中国热刚兴起时，法国的宫廷贵族们已热衷于收藏中国瓷器，而路易十四本人更是习惯使用按中国式样制造的家具。1670年，当路易十四为他的情妇蒙特斯潘夫人建造特里亚农宫时，就模仿了中国建筑风格。在1667年凡尔赛宫举行的一次舞会上，路易十四甚至将自己打扮得像一个中国人。

南怀仁的那封信在欧洲开始流传后，路易十四决定派遣传教士前往中国访问。听说康熙十分喜爱西方科学，路易十四给中国皇帝准备了丰厚的礼物，包括当时欧洲最先进的天文仪器，如带测高望远镜的四分象限仪、水平仪、天文钟，还有一些数学仪器，装满了大大小小30个箱子。

1685年3月3日，路易十四的6名使节以洪若翰为首从法国出发，经过漫长的行程，最终于1687年7月23日抵达浙江宁波。由于其中一位传教士在途经泰国时为国王所挽留，因此最后到达中国的实为5人，即洪若翰、李明、白晋、张诚和刘应。1688年2月7日，这5人终于抵达目的地北京，准备觐见康熙皇帝。

对于法国使节的到来，康熙皇帝喜出望外。当他们呈上所携带的科学仪器后，皇帝不但慷慨地准许他们在中国自由传教，还挑选使节中的张诚和白晋留在宫廷中担任自己的科学顾问。几个月后，已学会满语的白晋、张诚便开始向康熙讲解天文仪器如何使用，同时还讲解一些天文现象。1691年，应康熙的要求，白晋和张诚还曾讲授人体解剖学。1693年，当康熙身染疟疾而御医们束手无策时，正是法国传教士洪若翰和刘应献上金鸡纳霜，才治好了皇帝的病。1708年，在曾参与中俄边境谈判的张诚等人建议下，康熙开始采用经纬度法重新绘制全国地图。10年后，经过法国传教士与中国官员的共同努力，终于绘制完成了当时亚洲水平最高的《皇舆全图》。在中国期间，白晋和张诚与康熙相处融洽，这也使得康熙对欧洲平添了几分好感。同时，康熙的勤奋好学也使白晋等人极为钦佩。在给路易十四的奏折中，白晋将康熙说成是在法国之外连做梦也未曾见过的伟大人物，是自古以来统治天下的帝王中最呈明的君主。

有趣的是，1693年，康熙又任命白晋为自己的特使，要求他动身回法国招募更多的传教士来华。康熙还让白晋带了300多卷中文书，作为赠送给路易十四的礼物。当时在法国总共只有23册汉文书籍，因此这些精装汉文书籍令路易十四十分高兴。1697年，白晋返回法国后，将康熙皇帝的礼品和自己所撰写的《康熙帝传》一并献给路易十四。在自己的著作中，白晋对他与康熙大帝的密切接触进行了回顾，他说，皇上亲自向我们垂询有关西洋科学、西欧各国的风俗和传闻以及其他各种问题。我们最愿意对皇上谈起关于路易大王宏伟业绩的话题;同样，可以说康熙皇帝最喜欢听的也是这个话题。总之，白晋将康熙皇帝描绘为另一位太阳王，也是希望以此博得路易十四对康熙的好感，从而获取其对传教事业财政和人力的支持。果然，路易十四慷慨地答应了这一请求，同时授权白晋花1万法郎为康熙皇帝准备礼物。1699年，白晋率领15名耶稣会士再度返回中国。值得一提的是，后来路易十四还曾给康熙写了一封亲笔信，遗憾的是这封信并没有发出，而是被永远地保存在了宫廷档案中。

300多年前，身居凡尔赛宫的太阳王路易十四与紫禁城中的康熙皇帝，二人虽然从未谋面，但他们对异域文明的强烈兴趣却开启了中法两国交流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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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乾时期，东西方的交流与碰撞为何都体现在教会层面

作者：金满楼康熙年间，为了澄清与教廷相关的「 ”礼仪之争”问题，法国传教士艾若瑟受康熙皇帝委托再度赴罗马，而当时受命随同前往的，则有中国教士樊守义。樊守义，1682年出生于山西平阳，其与艾若瑟于1707年（康熙四十六年）赴欧时，正值25岁。之后，两人从澳门启航，先后经南洋诸国，过印度洋，后抵达葡萄牙里斯本，并获得葡萄牙国王若昂五世的召见。在里斯本停留数月后，艾若瑟与樊守义经直布罗陀海峡前往意大利。1709年春，两人抵达罗马晋见教皇克勉十一世。在此过程中，艾若瑟和樊守义将康熙皇帝关于多罗来华、中国礼节问题及西洋教务问题的旨意一一向教皇呈述。之后，樊守义在意大利呆了9年，其先后在都灵、罗马学习，并遍游意大利各地名城。 1718年，罗马教皇在收到康熙皇帝朱笔文书后召见艾若瑟、樊守义，并令其回国，称「 ”将另遣使臣前往，向中国皇帝逐条陈奏”。随后，樊守义随艾若瑟东返，途中经过葡萄牙时再次获得国王接见，并获赐黄金百两。不幸的是，艾若瑟在经过好望角前往印度途中病故，当时有水手提议按传统将其遗体海葬，但此举遭到樊守义的坚决反对。之后，樊守义一路护送老师的遗体运回中国，在圣土上接受基督徒的葬礼。当年六月十三日，樊守义抵达广州，九月十一日奉诏到热河，向康熙皇帝报告相关事宜。也就在樊守义在京报告期间，前文提到的法国传教士傅圣泽被允许返回欧洲。事后，樊守义著有《身见录》，记述了这段赴欧的经历。乾隆十八年（1735），樊守义去世，年53岁。巧合的是，最早前往天竺取经的唐代和尚法显也是山西平阳人，后者著有《佛国记》，可谓与樊守义的《身见录》相映成趣，并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爱约瑟、樊守义之后，法国传教士卜日生也于1751年（时为乾隆年间）带领两位北京青年杨德望、高类思和一位陈姓的青年前往欧洲。此前，在法国耶稣会士蒋友仁的指导下，杨、高两人已经学习了四年的拉丁文与基督教义。 1752 年7月，在历经一年的行程后，一行人抵达法国后开始了系统的学习。在此期间，他们先用三年时间学习法文，之后进入一所由耶稣会创办的初级学校，修业期满后又进入巴黎遣使会创办的神学院深造。 1763年，学成毕业的杨德望、高类思两人均被祝圣为司铎。杨德望、高类思在巴黎学习期间，前来拜访者络绎不绝，其中多数是探讨中国问题的。如法国汉学家德经和奥特雷曾专门就这类问题与他们进行了讨论。此外，法国重农学派代表人物杜尔阁也与之交往甚密，二人即将回国时，杜尔阁向他们提出52个具体问题，请他们回国调查研究后给以答复。这 52个问题大体可分为四类：一是关于财富、土地分配、耕作等方面问题的共 30条；第二是关于技术如造纸、印刷、织物等方面问题的共15条；三是关于博物如地质、陶土、纸、墨、茶叶方面的问题共4 条；四是关于历史方面的问题共3条。此外，杜尔阁还特别赠送给他们一批书籍，其中就包括法国生物学家布封的《自然史》等科学名著。此外，法国内阁大臣贝尔坦也派人送给高类思、杨德望一封长达 22页的信，希望他们能提供有关中国的以下信息：一是「 ”公法”方面，包括历史、宗教、政治等，二是「 ”私法”方面，主要关于中国法律与社会等；三是关于各种制造工艺和技术等方面的问题。为便于比较，贝尔坦给他们随带了三份材料，以分别介绍欧洲对这些问题的见解。 1765 年 1月，高类思、杨德望启程回国，临行法国政府赠送了望远镜、显微镜等礼品及旅费若干。次年1月，高、杨二人抵达京城。对于以上问题，高类思、杨德望陆续寄出许多信件及实物，而杜尔阁则将二人的答复分别以《向两位中国人提出的有关中国的问题》和《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为题发表，成为法国重农学派的重要著作。值得一提的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有很多观点即来自杜尔阁及重农学派，而从间接意义上说，这也包含了高类思、杨德望解答的功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