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中袁世凯是否向慈禧太后告密

Posted 2023-01-04 光绪

篇首语：君不见长松卧壑困风霜，时来屹立扶明堂。本文由小常识网(cha138.com)小编为大家整理，主要介绍了戊戌变法中袁世凯是否向慈禧太后告密相关的知识，希望对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本文目录

戊戌变法中袁世凯是否向慈禧太后告密

　　一、传统说法留重重疑团

　　戊戌变法中袁世凯的告密是关键情节，传统的说法是：因袁世凯告密而导致慈禧政变。究竟袁世凯怎样告密？至今众说纷纭，留下重重疑团。变法运动，从戊戌年四月二十三日（即1898年6月11日，以下均用旧历）光绪下《明定国是》诏谕开始。接着新政上谕，如雪片飞下，频频颁发，而守旧派推宕拖延，全力阻挠。新政无法实行，诏谕全成空文，两党形同水火，势不两立。七月三十日，光绪帝颁密诏给杨锐，嘱维新派妥筹良策，推进变法。密诏中说：“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

　　光绪帝意识到将有变故，自己处在危险地位，流露出焦急心情，要维新派筹商对策。八月初二日又由林旭带出第二次密诏，令康有为“汝可迅速出外，不可迟延。”康有为、梁启超、林旭、谭嗣同等维新派的核心人物跪诵密诏，痛哭失声，誓死搭救皇帝，不得已铤而走险，决定实行兵变，包围颐和园，迫使慈禧太后交权。八月初三日谭嗣同夜访法华寺，会见袁世凯，说袁举兵杀荣禄，围颐和园，对慈禧太后则或囚或杀。此后事情的发展有不同说法，传统说法是：袁世凯是个两面派，一面假意和维新派周旋，骗得光绪帝封他为侍郎，另一面看到慈禧的势力根深蒂固，决定投靠旧党。他用假话哄走了谭嗣同。八月初五日向皇帝请训，当天乘火车回天津，向荣禄告密，出卖光绪帝和维新派。当夜，荣禄赶回北京告变。八月初六日晨，慈禧临朝训政，囚禁光绪，捕拿维新派，杀六君子，百日维新遂告失败。

　　1.一个谜：政变之初，慈禧为何不捉拿谭嗣同

　　以上传统说法长期流行于史学界，但近几十年来，不少历史学家对此提出疑问，否定了因袁世凯告密导致慈禧政变之说，其理由如下：八月初六日慈禧实行政变时，如果是袁世凯告密导致政变，则政变上谕中必定指名捕拿谭嗣同，因谭是往说袁世凯围园劫持太后的人，属于"逆首"。慈禧太后绝不会放过他。何以上谕中只命捉拿康有为、康广仁兄弟，没有谭嗣同在内？而且上谕中康的罪名是“结党营私，莠言乱政”，罪名较轻。如果有围园劫太后之谋，则是大逆不道，罪在不赦，上谕中，何以轻轻放过？

　　2.又一个谜：荣禄不可能乘火车连夜赶回北京

　　还有，袁世凯在八月初五日上午觐见光绪后，即乘火车回天津，“抵津，日已落”（袁世凯《戊戌日记》），袁赶到荣禄处告密，已在夜间，荣禄得知围园消息后，万难在当夜赶去北京，把消息反馈给太后。因为，当时北京、天津之间的火车，通行不久只有白天行车，没有夜车，也缺乏夜间行车的设备、经验与技术。即使荣禄以直隶总督之尊也不可能下令加开一次夜车。荣禄于八月初五日夜间万万赶不到北京，而慈禧太后实行训政却在初六日上午，可见太后的政变并非由袁世凯告密所引起，政变时还不知道康有为等有围园劫太后之谋。政变是新旧两党长期矛盾积累的结果，守旧大臣杨崇伊等认为维新派乱政妄行，请求慈禧太后出而训政，这是守旧派的一个既定步骤，与袁世凯告密无关。

　　3.疑点重重的袁世凯《戊戌日记》

　　袁世凯在《戊戌日记》中说，谭嗣同深夜来访，再三要求袁世凯举兵杀荣禄，包围颐和园，并说：“不除此老朽（指慈禧太后），国不能保。”袁世凯闻言大惊，推辞敷衍，不肯答应。袁世凯在《戊戌日记》中并未讳言自己告密，并且他告密是积极的、主动的，回天津后立即找了荣禄。袁写此日记时是在清朝统治时期，告密是忠于皇太后、忠于清朝的表现，毋庸讳言。

　　可是《戊戌日记》存在几个疑点。第一，包围颐和园，杀西太后，这是何等重大而紧急的事件，袁世凯告密如果是积极的、主动的，可以在第二天，即初四日在北京告密，守旧党庆王奕、刚毅都是西太后心腹，也是袁世凯的朋友。如果袁决心告密，他可以初四日在北京找到北京的大臣告密，何必一定要回天津向荣禄告密？初三夜，谭嗣同找他密谈，提出围园杀太后之谋，初四日一天何以袁无所动作，没有在北京告密？第二，据袁世凯说，初五日返津见荣禄，即要告密，“略述内情”，忽有客人叶祖入坐，因此欲言又止，只好等明天再说。此是何等大事，谭嗣同已募勇士数十人在京，事态一触即发，慈禧有旦夕之祸，却因为座上有客人，把此事延宕一天，难道袁世凯不能禀明荣禄有要事相告，设法把客人支走？袁世凯是何等精明人，办事却何其拖遝、糊涂？第三，第二天，即八月初六日上午荣禄来访，袁世凯和盘托出围园杀太后之谋，按理荣禄应立即行动，驰京报信，两个人"筹商良久，迄无善策"。商量的是什么？听袁世凯之言，似乎在商量如何保全光绪，当时处在危险中的是慈禧而非光绪，他们不是为处在危险境地的慈禧担忧，却在筹商保护光绪的办法。荣禄同样变成一个糊涂蛋，听到这样紧急的消息，并不马上向北京报告，却在那里瞎操心光绪的安全，白白又耽搁了一整天，这岂不蹊跷？袁世凯在以上所引《戊戌日记》中所谈的告密情形存在疑点，因此，不可相信。

　　二、两名亲信泄露真情

　　袁世凯告密的真相如何？事属机密，缺乏真实可信的记载，但可以从其他史料中窥测到一些痕迹。

　　1.袁世凯的亲信张一麐的记述

　　张一麐在《心太平室集》卷八所记。袁初五日返津，隔一天后，杨崇伊来天津，向荣禄报告训政的消息，但所记袁告密时，杨崇伊已在荣禄处，荣禄已知政变消息。且“令卫兵夹道罗列”，这三点很值得注意。由于袁世凯刚从北京回津，受光绪帝封为侍郎，荣禄也心存疑虑，故而见袁时“已令卫兵夹道罗列”。袁世凯从杨崇伊那里得知太后训政，捉拿康有为、康广仁的消息，一定吓坏了，害怕康有为供出初三夜谭嗣同访袁于法华寺，密谈兵变围园之谋。遂将当时守旧派尚不知道的围颐和园、杀西太后的密谋，和盘托出，故有“袁乃跪求荣为作主”的举动。这样看来，袁世凯的告密并非积极、主动，而是在他已听到西太后训政消息之后，怕受连累被惩罚，被动告密。如果袁是积极主动告密，那就不会有“卫兵夹道罗列”，不会有“杨崇伊在座”，也不会有“袁乃跪求荣为作主”。因此，不是袁世凯的告密，导致西太后政变，而是西太后政变导致袁世凯告密。张一颇有作证的资格。他1903年入袁世凯幕府，长期随袁工作，为袁亲信，所说必在北洋幕中所闻，或是袁世凯亲口所说。但所记告密真相与袁世凯《戊戌日记》不同，《戊戌日记》实为袁世凯后来所记，当有所讳饰。

　　2.荣禄的亲信陈夔龙的记述

　　陈夔龙在《梦蕉亭杂记》中所记与张一麐有几点符合：一是袁世凯告密在杨崇伊到天津之后，荣禄已知太后训政，但“佯作不知”；二是袁世凯当时受到很大压力，虽未记“卫兵夹道罗列”，但荣禄对袁世凯已怀疑；三是张一麐记“袁乃跪求荣为作主”，而陈夔龙记“袁知事不谐，乃大哭失声，长跪不起”。陈夔龙亦有作证资格，戊戌政变后不久，即调到荣禄幕府，是荣禄的亲信，官至湖广总督、直隶总督。他和袁世凯不睦，消息来源应是从荣禄处来而不像张一麐从袁世凯和北洋幕府中来。但两人所记袁的告密情形却很相似。从张、陈二人所记，袁世凯本来没有告密的念头，是在初六晚听到杨崇伊带来太后训政捉拿二康的消息，怕受到牵连，故而告密，这是他的保命之计。这告密消息又由杨崇伊带回北京，守旧派才知道兵变围园的密谋。八月初九日遂有旨：“张荫桓、徐致靖、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均着先行革职，交步军统领衙门，拿解刑部治罪”（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九日上谕）。由于袁世凯告密，事态扩大，继续搜捕，并不经审讯于八月十三日处决六君子，八月十四日宣示罪状，有“包藏祸心，潜图不轨，前日竟有纠约乱党，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及朕躬之事，幸经觉察，立破奸谋”。这道谕旨说明袁世凯的告密已反馈到了北京。

　　袁世凯虽非主动告密，但把围园密谋和盘托出，总算将功补过，不但被旧党宽容，而且受到重用。荣禄进京，袁世凯奉命护理直隶总督，其新建陆军得赏银四千两。以六君子的鲜血染红了自己的顶子，但守旧派对他并不完全信任，慈禧太后因袁参与围园密谋，并未主动出首，欲加重惩。荣禄却看中了袁的才能，为袁力保。慈禧太后起始时，认为袁世凯是维新一党，由于荣禄力保，袁才能够保全官位。如果袁世凯是主动告密，慈禧怎么会认为袁世凯“存心叵测，欲置之重典”呢？

荣禄和袁世凯的关系，袁世凯为什么要出卖维新派

袁世凯为什么要出卖维新派？？

戊戌变法中袁世凯的告密是关键情节，传统的说法是：因袁世凯告密而导致慈禧政变。究竟袁世凯怎样告密？至今众说纷纭，留下重重疑团

　　传统说法疑点重重　　慈禧为何不捉拿谭嗣同变法运动，从戊戌年四月二十三日(即1898年6月11日，以下均用旧历)光绪下《明定国是》诏谕开始。　　接着新政上谕，如雪片飞下，频频颁发，而守旧派推宕拖延，全力阻挠。新政无法实行，诏谕全成空文，两党形同水火，势不两立。　　七月三十日，光绪帝颁密诏给杨锐，嘱维新派妥筹良策，推进变法。　　密诏中说:“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光绪帝意识到将有变故，自己处在危险地位，流露出焦急心情，要维新派筹商对策。八月初二又由林旭带出第二道密诏，令康有为“汝可迅速出外，不可迟延”。康有为、梁启超、林旭、谭嗣同等维新派的核心人物跪诵密诏，痛哭失声，誓死搭救皇帝，不得已铤而走险，决定实行兵变，包围颐和园，迫使慈禧太后交权。　　八月初三谭嗣同夜访法华寺，会见袁世凯，说袁举兵杀荣禄，围颐和园，对慈禧太后则或囚或杀。此后事情的发展有不同说法，传统说法是:袁世凯是个两面派，一面假意和维新派周旋，骗得光绪帝封他为侍郎，另一面看到慈禧的势力根深蒂固，决定投靠旧党。他用假话哄走了谭嗣同。八月初五向皇帝请训，当天乘火车回天津，向荣禄告密，出卖光绪帝和维新派。当夜，荣禄赶回北京告变。八月初六晨，慈禧临朝训政，囚禁光绪，捕拿维新派，杀六君子，百日维新遂告失败。　　以上传统说法长期流行于史学界，但近几十年来，不少历史学家对此提出疑问，否定了因袁世凯告密导致慈禧政变之说，其理由如下:八月初六慈禧实行政变，如果是袁世凯告密导致，则政变上谕中必定指名捕拿谭嗣同，因谭是前往说袁世凯围园劫持太后的人，属于“逆首”。慈禧太后绝不会放过他。何以上谕中只命捉拿康有为、康广仁兄弟，没有谭嗣同在内？而且上谕中康的罪名是“结党营私，莠言乱政”，罪名较轻。如果有围园劫太后之谋，则是大逆不道，罪在不赦，上谕中，何以轻轻放过？　　荣禄不可能乘火车连夜赶回北京还有，袁世凯在八月初五上午觐见光绪后，即乘火车回天津，“抵津，日已落”(袁世凯《戊戌日记》)，袁赶到荣禄处告密，已在夜间，荣禄得知围园消息后，万难在当夜赶去北京，把消息反馈给太后。因为，当时北京、天津之间的火车通行不久，只有白天行车，没有夜车，也缺乏夜间行车的设备、经验与技术。即使荣禄以直隶总督之尊也不可能下令加开一次夜车。荣禄于八月初五夜间万万赶不到北京，而慈禧太后实行训政却在初六上午，可见太后的政变并非由袁世凯告密所引起，政变时还不知道康有为等有围园劫太后之谋。政变是新旧两党长期矛盾积累的结果，守旧大臣杨崇伊等认为维新派乱政妄行，请求慈禧太后出而训政，这是守旧派的一个既定步骤，与袁世凯告密无关。　　疑点重重的袁世凯《戊戌日记》　　袁世凯在《戊戌日记》中说，谭嗣同深夜来访，再三要求袁世凯举兵杀荣禄，包围颐和园，并说:“不除此老朽(指慈禧太后)，国不能保。”袁世凯闻言大惊，推辞敷衍，不肯答应。　　袁世凯在《戊戌日记》中并未讳言自己告密，并且他告密是积极的、主动的，回天津后立即找了荣禄。袁写此日记时是在清朝统治时期，告密是忠于皇太后、忠于清朝的表现，毋庸讳言。　　可是《戊戌日记》存在几个疑点。第一，包围颐和园，杀西太后，这是何等重大而紧急的事件，袁世凯告密如果是积极的、主动的，可以在第二天，即初四在北京告密，守旧党庆王奕、刚毅都是西太后心腹，也是袁世凯的朋友。如果袁决心告密，他可以初四在北京找到北京的大臣告密，何必一定要回天津向荣禄告密？初三夜，谭嗣同找他密谈，提出围园杀太后之谋，初四一天何以袁无所动作，没有在北京告密？　　第二，据袁世凯说，初五返津见荣禄，即要告密， “略述内情”，忽有客人叶祖入座，因此欲言又止，只好等明天再说。此是何等大事，谭嗣同已募勇士数十人在京，事态一触即发，慈禧有旦夕之祸，却因为座上有客人，把此事延宕一天，难道袁世凯不能禀明荣禄有要事相告，设法把客人支走？袁世凯是何等精明人，办事却何其拖沓、糊涂？　　第三，第二天，即八月初六上午荣禄来访，袁世凯和盘托出围园杀太后之谋，按理荣禄应立即行动，驰京报信，两个人“筹商良久，迄无善策”。商量的是什么？听袁世凯之言，似乎在商量如何保全光绪，当时处在危险中的是慈禧而非光绪，他们不是为处在危险境地的慈禧担忧，却在筹商保护光绪的办法。荣禄同样变成一个“糊涂蛋”，听到这样紧急的消息，并不马上向北京报告，却在那里瞎操心光绪的安全，白白又耽搁了一整天，这岂不蹊跷？袁世凯在以上所引《戊戌日记》中所谈的告密情形存在疑点，因此，不可相信。　　两名亲信泄露真情袁世凯告密的真相如何？事属机密，缺乏真实可信的记载，但可以从其他史料中窥测到一些痕迹。　　袁世凯的亲信张一麟的记述　　张一麟在《心太平室集》卷八所记:袁初五返津，隔一天后，杨崇伊来天津，向荣禄报告训政的消息。但所记袁告密时，杨崇伊已在荣禄处，荣禄已知政变消息。且“令卫兵夹道罗列”，这三点很值得注意。　　由于袁世凯刚从北京回津，受光绪帝封为侍郎，荣禄也心存疑虑，故而见袁时“已令卫兵夹道罗列”。袁世凯从杨崇伊那里得知太后训政，捉拿康有为、康广仁的消息，一定吓坏了，害怕康有为供出初三夜谭嗣同访袁于法华寺，密谈兵变围园之谋。遂将当时守旧派尚不知道的围颐和园、杀西太后的密谋，和盘托出，故有“袁乃跪求荣为作主”的举动。这样看来，袁世凯的告密并非积极、主动，而是在他已听到西太后训政消息之后，怕受连累被惩罚，被动告密。如果袁是积极主动告密，那就不会有“卫兵夹道罗列”，不会有“杨崇伊在座”，也不会有“袁乃跪求荣为作主”。　　因此，不是袁世凯的告密导致西太后政变，而是西太后政变导致袁世凯告密。张一麟颇有作证的资格。他1903年入袁世凯幕府，长期随袁工作，为袁亲信，所说必在北洋幕中所闻，或是袁世凯亲口所说。但所记告密真相与袁世凯《戊戌日记》不同，《戊戌日记》实为袁世凯后来所记，当有所讳饰。　　荣禄的亲信陈夔龙的记述　　陈夔(kui，音魁)龙在《梦蕉亭杂记》中所记与张　有几点符合:一是袁世凯告密在杨崇伊到天津之后，荣禄已知太后训政，但“佯作不知”；二是袁世凯当时受到很大压力，虽未记“卫兵夹道罗列”，但荣禄对袁世凯已怀疑；三是张　记“袁乃跪求荣为作主”，而陈夔龙记“袁知事不谐，乃大哭失声，长跪不起”。　　陈夔龙亦有作证资格，戊戌政变后不久，即调到荣禄幕府，是荣禄的亲信，官至湖广总督、直隶总督。他和袁世凯不睦，消息来源应是从荣禄处来而不像张　从袁世凯和北洋幕府中来。但两人所记袁的告密情形却很相似。从张、陈二人所记，袁世凯本来没有告密的念头，是在初六晚听到杨崇伊带来太后训政捉拿二康的消息，怕受到牵连，故而告密，这是他的保命之计。这告密消息又由杨崇伊带回北京，守旧派才知道兵变围园的密谋。八月初九遂有旨:“张荫桓、徐致靖、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均著先行革职，交步军统领衙门，拿解刑部治罪。”(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九日上谕)由于袁世凯告密，事态扩大，继续搜捕，并不经审讯于八月十三日处决六君子，八月十四日宣示罪状，有“包藏祸心，潜图不轨，前日竟有纠约乱党，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及朕躬之事，幸经觉察，立破奸谋”。这道谕旨说明袁世凯的告密已反馈到了北京。　　袁世凯虽非主动告密，但把围园密谋和盘托出，总算将功补过，不但被旧党宽容，而且受到重用。荣禄进京，袁世凯奉命护理直隶总督，其新建陆军得赏银四千两。以六君子的鲜血染红了自己的顶子，但守旧派对他并不完全信任，慈禧太后因袁参与围园密谋、并未主动出首，欲加重惩。荣禄却看中了袁的才能，为袁力保。慈禧太后起始时认为袁世凯是维新一党，由于荣禄力保，袁才能够保全官位。如果袁世凯是主动告密，慈禧怎么会认为袁世凯“存心叵测，欲置之重典”呢？

戊戌变法中，袁世凯为什么要告密

为了利益。

历史上，真正导致戊戌变法失败的告密者是谁不可知，据考证并不是袁世凯。他是在变法失败后，怕牵连到自己，才告发这个事的。这导致本来康有为等人只是被撤职，结果这次有人要掉脑袋了。他通过告密，不但没有牵连到自己，反而获得了慈禧的信任，地位提高很多。

戊戌变法时袁世凯是否向荣禄告密？

过去关于戊戌变法时慈禧太后发动政变的原因，普遍的说法是由于袁世凯告密。有一些专家对此提出了质疑，主要理由是：1、袁世凯从北京到天津的时间，到天津时，荣禄已经从天津向北京出发，来不及告密。2、政变发生后，过了3天，才抓捕军机四章京，即：杨锐、林旭、刘光第和谭嗣同。而谭嗣同夜访法华寺，游说袁世凯勤王，如果因袁世凯告密才发动政变，首先抓捕的应该是谭嗣同。3、政变发生后，慈禧太后说袁世凯“首鼠两端”，几乎对袁世凯治罪，并不是奖赏他。我认为，这些说法很有道理。慈禧太后对袁世凯的评价也是很准确的。实际上，公车上书后的两年多中，袁世凯是对变法维新资助最多的满清官僚。戊戌政变两年后发生的义和团运动，与维新派的思想是背道而驰的。当时，袁世凯任山东巡抚，竭力剿灭义和团。袁世凯的思想体系是支持变法维新的。但他审时度势，认为他的7000小站新军无力抗衡清军，于是采取了“首鼠两端”的态度。因袁世凯告密导致戊戌政变的说法，肯定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当时，连光绪皇帝都认为是因为袁世凯告密导致政变，因而十分痛恨袁世凯，光绪皇帝临终留给其弟弟载沣的遗嘱就是“袁世凯处死”。是否袁世凯就没有告密呢？如果袁世凯没有告密，慈禧太后和荣禄就不可能知道谭嗣同夜访法华寺的事。极大的可能是，政变发生后，袁世凯为了自保，而向荣禄告密，导致四章京的被捕。历史的事实应该是，袁世凯告密是确实有的，但这一次告密并不是导致政变的原因。

袁世凯是什么时间（具体的）但当上民国总统的

袁世凯是1913年当上民国总统的。

袁世凯早年发迹于朝鲜，归国后在天津小站训练新军。清末新政期间积极推动近代化改革。辛亥革命期间逼清帝溥仪退位，以和平的方式推翻清朝，成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1913年镇压二次革命，同年当选为首任中华民国大总统，1914年颁布《中华民国约法》，1915年12月宣布自称皇帝，改国号为中华帝国，建元洪宪，史称“洪宪帝制”。

此举遭到各方反对，引发护国运动，袁世凯不得不在做了83天皇帝之后宣布取消帝制。1916年6月6日因尿毒症不治而亡，归葬于河南安阳。

扩展资料：

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方革命党拥护下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而袁世凯则一边胁迫清帝退位，一边要在清帝退位后当临时大总统，之后在北方军阀和列强的支持下，南北双方达成和议。

清帝退位，而孙中山辞职，袁世凯则利用权势把临时参议院搬到北京，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并通过《中华民国约法》建立北洋政府。

1913年10月6日，国会选举袁世凯为第一任正式大总统。四天后，即10月10日民国国庆，袁世凯着大元帅服在天安门城楼举行大阅兵，北洋受阅部队走过天安门广场，齐声高唱《大帅练兵歌》;“……第一立志要把君恩报，第二功课要靠官长教。第三行军莫把民骚扰。我等饷银皆是民脂膏……”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民国第一任正式总统袁世凯　

袁世凯的事迹

　　袁世凯（1859年9月16日－1916年6月6日）

　　中国皇帝。字慰亭（又作慰庭），号容庵，汉族，河南项城人，是中国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政治家、军事家。　　他担任过中华帝国的皇帝，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北洋军阀的领导人、大清帝国的内阁总理大臣、朝鲜王国总督。　　他是一个功过参半、叱咤风云的一代枭雄。　　1859年9月16日，袁世凯生于河南省项城市王明口镇袁寨一个世代官宦的大家族。父祖多为清朝显贵，权重一方（叔祖袁甲三以督办安徽团练镇压捻军起家，累官至漕运总督。父袁保中系地方豪绅。叔父袁保庆曾在甲三军中带兵，官至江南盐巡道，远祖袁术是三国时期的皇帝）。袁世凯自幼过继保庆为嗣子，少年时随嗣父先后到济南、南京等地读书。保庆死后，复随甲三子、户部侍郎袁保恒至北京就读。　　《走向共和》中的袁世凯1876年（光绪二年）和1879年，袁世凯两次乡试都未考中，遂决计弃文就武。1881年5月，袁世凯至山东登州，投靠保庆的结拜兄弟吴长庆，任“庆军”营务处会办。吴长庆为淮军统领，统率庆军六营驻防登州，督办山东防务。。　　袁家在清道光年间开始兴盛，袁世凯的从叔祖父袁甲三曾署理漕运总督，并参与平定太平天国运动和捻军，为淮军重要将领，为其家族成员如袁世凯等人将来进入仕途打下良好的人脉基础。　　袁世凯于清季投身行伍，襄赞洋务运动及新政，自道员、督抚累升，至入值军机，甚至内阁总理大臣，成为清末头号权臣。中华民国成立，袁世凯当选首任大总统，甚至于1916年称皇帝，但终归失败。　　[编辑本段]总督朝鲜崭露头角　　袁世凯年轻时失意科场，22岁弃文从军，投奔嗣父的至交、淮军将领吴长庆。　　1882年朝鲜发生壬午军乱，朝鲜高宗李熙之父兴宣大院君李是应利用军队哗变，成功夺权；朝鲜“事大党”与大院君有隙，请求清廷出兵平乱，袁世凯乃跟随吴长庆的部队东渡朝鲜。清军将大院君掳至保定问罪，当年23岁的袁世凯则以“通商大臣暨朝鲜总督”身份驻藩属国朝鲜，协助朝鲜训练新军并控制税务。　　1884年金玉均等“开化党”人士发动甲申政变试图推翻为“事大党”及闵妃所把持的政权，驻朝日军亦趁机行动欲挟制王室；国王李熙奔赴清营求助，袁世凯指挥清军击退日军，维系清廷在朝鲜的宗主权及其他特权。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清军海陆皆败，袁世凯随军撤退天津。因袁世凯在朝鲜时期表现突出，有“知兵”之名，大学士李鸿章乃于1895年举荐袁氏负责督练新军。　　1882年8月，朝鲜发生“壬午兵变”。当时朝鲜和中国有宗藩关系，吴长庆受命前往镇压。袁世凯负责前敌营务处，以整顿军纪和镇压兵变有功，为朝鲜国王所看重，并得清政府奖叙五品同知衔。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后，吴长庆回国。由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奏举，袁世凯任驻汉城清军“总理营务处，会办朝鲜防务”。12月，朝鲜开化党在日本驻汉城公使馆支持下发动政变，捕杀事大党多人。袁世凯闻讯率领清军干涉，使事大党重掌政柄。日本政府借此要挟，袁被调回国。次年，复任清政府“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的全权代表，并以道员升用，加三品衔。1893年，升为浙江温处道，仍留在朝鲜。至1894年7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夕，化装逃出汉城，回到天津。战争爆发后，被派赴东北前线，协助前敌营务处周馥，负责筹拨粮饷，联络各军。　　[编辑本段]创立新军平步青云　　袁世凯自1895年开始在天津与塘沽之间的小站练兵起家，渐为清廷所倚重。这股军队后来发展成为北洋六镇(北洋新军)，为清末陆军主力，民国初年的北洋系军阀亦多源自清末新军。　　1898年戊戌政变前，帝党人物曾寄望于袁的新军，谭嗣同即曾面劝袁世凯出兵围攻慈禧太后所居之颐和园。袁却将这一消息告诉忠于慈禧太后的荣禄，结果戊戌变法失败，皇帝失去政权并遭软禁。然而袁世凯当时的决定，对于戊戌维新的成败，是否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至今仍有争议。以往一般认为袁世凯将消息转告荣禄是戊戌政变失败的主因，但近年的研究发现，后党发动政变，实起于袁告密之前。甚且，以袁世凯当时掌握的新军战力，亦不足以对抗听命于荣禄驻扎在北京附近的众多部队。虽然，袁世凯告密并不是导致戊戌政变的根本原因，但是，戊戌变法却是因为袁世凯的告密而导致了毁来性的后果。政变起初，慈禧太后在上谕中只是斥责康有为“莠言乱政”，并未申斥谭嗣同等人，而“莠言乱政”的罪名并不严重，起初对康有为的处分也仅是停职待参，而谭嗣同劝袁世凯出兵围园诛后则属情节严重的谋逆大罪。当时袁世凯听时任直隶按察使杨崇伊说康有为已被革职待参，惧怕谭嗣同劝其出兵围攻慈禧太后一事暴露，牵连自己，遂向荣禄告密，西太后闻之大怒，下令逮捕康、梁诸人下狱，并诛杀六君子。由此可见，戊戌政变虽然不是因袁世凯告密而发生，但是正是袁世凯的告发，才使维新运动导致毁灭性后果。　　1899年冬，因义和团在山东的排外行为引起各国不满，清廷被迫撤换纵容拳民的山东巡抚毓贤，代之以袁世凯。这是袁世凯首次出任方面大员。袁到任后，一改毓贤的处理方针，对拳民大力镇压，令其在山东无法立足，逃往天津、北京一带，慈禧太后以民气可用纵容义和团。翌年爆发了八国联军战祸，山东在袁世凯治下则维持稳定，并且加入东南互保。　　1895年12月，袁世凯由军务处大臣荣禄、李鸿藻等奏派扩练驻天津小站的定武军，更名为“新建陆军”。聘德国军官十余人担任教习，又从天津武备学堂中挑选百余名学生任各级军官，并引用和培植一批私人亲信，以加强对全军的控制。这些人以后大都成为清末民初的军政要人。如徐世昌、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曹锟、张勋等。小站练兵是清末新式军队发展的转折点，也奠定了袁世凯一生事业的基础。从此，声誉鹊起，扶摇直上。1897年，擢直隶（今河北）按察使，仍主持练兵。1898年6月，袁世凯升任工部右侍郎。12月，署理山东巡抚，率领全部新军（时称“武卫右军”）前往济南。时山东境内义和团运动爆发，他认定义和团为“左道邪教”，派兵到各州县残酷镇压。一跃而成为中外所瞩目的实力人物。1901年11月，继李鸿章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次年实授，权势更加显赫。　　《辛丑条约》签订后，清政府迫于内外形势，施行新政。袁世凯表示极力拥护，并借机扩大自己的权力。1902年，兼任政务处参预政务大臣和练兵大臣，在保定编练北洋常备军（简称北洋军）。次年，清政府在北京设立练兵处，庆亲王奕劻为总理大臣，袁世凯任会办大巨，掌握实权。创办各种武备学堂，并聘请大批日本军官担任教习。至1905年北洋六镇编练成军，每镇一万二千五百余人，除第一镇系满族贵族铁良统率的旗兵外，其余五镇都在他的控制之下，重要将领几乎都是小站练兵时期的亲信军官。同时，袁世凯还兼任督办电政大臣、督办铁路大臣及会议商约大臣。在此期间，他在发展北洋工矿企业、修筑铁路、创办巡警、整顿地方政权及开办新式学堂等方面，都颇有成效。通过办理新政，他得以“内结亲贵，外树党援”，处心积虑扩张权势，很快形成了一个以他为首的庞大的北洋军事政治集团。　　养精蓄锐东山再起1901年李鸿章去世后，袁世凯接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成为疆臣首领。1907年调任军机大臣，成为中枢重臣。袁世凯大力襄赞新政，包括废科举、督办新军、建学校、办工业等，第一支中国警察队伍亦于天津成立。　　1908年光绪皇帝及慈禧太后相继去世，溥仪继位，醇亲王载沣摄政。载沣因为反对袁世凯的很多新政措施，更因为戊戌政变一事（他认为袁世凯出卖维新派，致使光绪被慈禧太后幽禁至死），对袁世凯非常痛恨，成为摄政王后立即解除袁所有差事；袁知其势不吉，称疾返回河南，最初隐居于辉县，后转至安阳。袁在此期间韬光养晦，暗地里仍关心政事，等待时机复出。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1911年11月1日清廷宣布解散皇族内阁，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11月13日袁世凯抵达北京，16日组织新内阁。其成员是：外务大臣梁敦彦，民政大臣赵秉钧、度支大臣严修、学务大臣唐景崇、陆军大臣王士珍、海军大臣萨镇冰、司法大臣沈家本、农工商大臣张謇、邮传部大臣杨士琦、理藩大臣达寿。并以胡惟德、乌珍、陈锦涛、杨度、田文烈、谭学衡、梁启超、熙彦、梁如浩、荣勋分任各部副臣。　　北洋集团势力的扩张，对掌握中央政柄的满族亲贵集团的世袭地位构成严重威胁，双方权力之争日趋激化。皇室亲贵煽动一些御史上疏屡弹劾袁世凯权高势重，任用私人，甚至预言将步曹操、刘裕后尘。1906年，袁被迫辞去各项兼差，并将北洋军一、三、五、六各镇交陆军部直接管辖。次年，又被调离北洋，到北京任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1908年11月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相继病死，年幼的溥仪继位，改元“宣统”，其父载沣为摄政王。1909年初，袁世凯被载沣罢去一切职务，令回籍“养疴”。但他的许多部属依然位居要津，实权在握，袁世凯时刻准备东山再起。　　附加：　　光绪皇帝死因之谜：　　2003年开始，清西陵文物管理处与中央电视台编导钟里满尝试借由现代法医手法，由光绪所遗留毛发与遗骸中检验出高量砷成份，显示生前有被砒霜毒害的可能性。花了5年时间，反覆验证光绪尸体上的头发、衣物，2008年11月1日，北京市公安局法医检验鉴定中心、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清西陵文物管理处与中央电视台联合召开记者会，发表“清光绪皇帝死因研究报告”，确定光绪是因为砒霜中毒而亡。　　关于是何人为毒死光绪帝的元凶，有关专家分成了两派意见：一说是慈禧太后，二说是袁世凯　　支持袁世凯为毒死光绪帝元凶的理论有：　　慈禧与光绪是政治的争斗，作为一个政治家，她很清楚她死后不可能继续朝着她所既定的策略走下去，而且她也会明白维修变法甚至社会改良是历史必然，在她临死的几年中实际上做了许多，开议会设内阁，改革力度远大于光绪的维新变法，她的夺权更是一种政治野心和保护既得利益的需要，所以，她没必要加害于光绪。就算是她死了，光绪重新掌权，她也照样配享宗庙，动不了她的权威，这是必然的。再一个层面来说，慈禧与光绪毕竟还有一层血缘关系，是她妹妹的儿子，也是她的养子，慈禧再阴毒，也毒不到这个份上。袁世凯就不同了，他是臣子，而且由于他的反变导致光绪帝被软禁长达十年之久，这个仇，作为一个皇帝是肯定要报的，袁世凯有杀人动机，而且当时袁世凯身为军机大臣，主掌北洋是完全有这个条件谋害于皇帝。　　而溥仪的回忆录《我的前半身》中也有类似记载，说慈禧太后临终前一天，本来“上午还好好的光绪皇帝，吃了一剂药便突然坏了事，后来才知道，那一剂药是袁世凯送进来的……” 　　[编辑本段]软硬兼施就任总统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辛亥革命爆发，南方各省纷纷宣布独立。北洋新军成为清室唯一可以抵抗革命的力量，于是再用袁世凯，先任其为湖广总督，旋任其为内阁总理大臣。　　袁世凯一面以武力压迫南方革命，另一方面却暗中与革命党人谈判。而革命党人亦认为袁世凯是能领导中国的政治领袖。12月29日，南方十七省选出孙文担任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在南京宣布民国成立，孙文就任。1月16日，袁世凯回家路上，在东华门丁字街，遭到同盟会京津分会组织的炸弹暗杀，炸死袁卫队长等十人，袁世凯幸免于难。1月25日，袁世凯及各北洋将领通电支持共和。2月12日，隆裕太后接受优待条件，清帝逊位，清朝对中国的统治宣告终止。　　2月15日，南京参议院正式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依据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改总统制为内阁制，大大削减袁世凯的权利，袁却于3月10日于北京就职。袁就职之后，坚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同时积极与列强交涉，维持了中国对蒙古和西藏的主权。　　1913年2月，依据临时约法，举行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国会选举。国民党所得议席最多，按约法精神应由该党理事长宋教仁出任内阁总理。3月20日，宋教仁却在上海遇刺身亡，全国大哗。革命元勋孙文、黄兴等均指袁氏授意暗杀，袁世凯则予否认；当时之证据指向时任国务总理赵秉钧涉嫌教唆杀人，并无袁世凯本人授意之直接证据。7月，孙文组织中华革命党，发动二次革命，武力讨伐袁世凯，但遭到失败。　　10月6日，国会在军警压力下，选举袁世凯为第一任大总统，袁世凯随即于北京故宫太和殿就职。11月4日，袁世凯下令解散中国国民党，并收缴国民党议员证书。国会因人数不足而无法开会。1914年1月，袁世凯下令解散国会。之后袁认为“人民滥用民主自由、人民政治认识尚在幼稚时代”，废止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于5月推出新的《中华民国约法》，改内阁制为总统制。之后再修改总统选举法，使总统可无限期连任，新任总统亦由在任总统指派。　　[编辑本段]洪宪称帝梦断紫禁　　1915年12月袁世凯宣布恢复中国的君主制，建立中华帝国，并改元洪宪。总统府改为新华宫。但是，袁世凯的称帝举措并没有得到广泛支持。不仅孙中山、梁启超等人坚决反对帝制，北洋将领段祺瑞、冯国璋等也深为不满。帝国主义列强亦不断对他提出警告。12月25日，蔡锷、唐继尧等在云南宣布起义，发动护国战争，讨伐袁世凯。贵州、广西相继响应。北洋派内部危机四伏。袁世凯被迫于1916年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恢复“中华民国”年号，起用段祺瑞为国务卿兼陆军总长，企图依靠段团结北洋势力，支持他继续担任大总统。但起义各省不承认他有再做总统的资格。段祺瑞也逼他交出军政实权。广东、浙江、陕西、湖南、四川纷纷通电宣告独立或与袁世凯个人断绝关系。5月下旬忧愤成疾。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因尿毒症不治，卒于举国声讨声中，时年57岁。同年8月24日正式归葬于河南安阳。　　袁氏的登基称帝之举，受到当时大部份国人的反对，包括袁氏心腹将领冯国璋、段祺瑞等，段祺瑞致电袁世凯：“恢复国会，退位自全”，实已无以为继。　　蔡锷秘密逃出北京，联同云南的军人在云南组织护国军，于1915年12月25日起兵讨袁。接着，各省接连宣布独立，随着帝制遭到广泛反对而失败，袁氏尽失人心，只得于1916年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帝号，称帝仅83天。取消帝制帝号之余，袁氏陷入众叛亲离的困境，欲续任大总统亦不可得，在心理的重大打击及家族遗传性糖尿病交煎之下，于6月6日病死。　　袁世凯最后称帝，与其长子袁克定迷恋太子权位是分不开的，其中最严重的是袁克定伪造《顺天时报》，营造日本支持袁世凯称帝的氛围（此事被袁世凯次子袁克文和女儿袁叔桢无意中发现），袁世凯曾责袁克定“欺父误国”。但毕竟袁克定无法逼迫袁世凯称帝，袁世凯自身的帝王思想是其称帝的决定因素。

“诛荣禄如杀一狗耳”，袁世凯的上司荣禄与慈禧到底是什么关系？

二人是老情人，荣禄也是慈禧的心腹，朝廷重臣。

当时的清王朝已经开始走下坡路线，慈禧也想把国家大事交付光绪皇帝，光绪皇帝也想挽救大清，于是就开始寻求变法，其中就开始任用谭嗣同和康有为，但是这时候被慈禧太后发现，光绪皇帝的变法，是要宰了自己，当时慈禧心都碎了，我拿你当儿子，你居然要杀我，于是就开始阻碍变法，甚至软禁光绪皇帝。

本来这个变法是可以成功的，当时谭嗣同方面特意联络袁世凯派遣军队协助，但是这个袁世凯是个反骨仔，一溜烟儿的就跑去告诉荣禄，当时的荣禄可是慈禧太后的心腹，荣禄知道了那就代表着慈禧太后知道了，于是才导致这场诛杀慈禧计划失败，往前面算一算，慈禧太后没进宫之前，就跟荣禄有过媒妁之言。

自从慈祥的皇帝老公去世以后，就开始提拔荣禄，当年义和团闹得厉害，慈禧想用这股力量，去攻打洋人们，最后作战失败就连慈禧都开始跑路，但是京城这边不能没人，于是她就选择荣禄留在京城，荣禄特意安排李鸿章大人跟洋人谈判，并且跟李鸿章说，只要保全太后，其他啥条件都可以答应。

也正是因为这样，签订了不平等条约，慈禧那边才可以顺顺利利再次回到京城，立了这么大的功，肯定被太后加官进爵，这两人如果没点私交谁会相信，后来做皇帝的溥仪都跟荣禄有点血缘关系。

对袁世凯的评价

后世评价

　　负面评价　　袁世凯身后的评价长期以来以负面评价为主流，这主要是受到政治因素和意识形态的影响。正如历史学家唐德刚在其著作《袁氏当国》中所说：“自民国有史以来，吾尚未见一本、一篇甚或一页对袁有正面评价之书。” 在袁世凯去世后不久，就有黄毅《袁氏盗国记》、胡思敬《大盗窃国记》等丑化袁世凯的书籍刊行于世，著名思想家梁启超亦给予袁世凯“东方式之怪魔的人物”、“国中极恶之极恶”、“最糟糕之统治者”等恶评。　　继北洋军阀而执政的国共两党均对袁世凯持否定评价，中国国民党领袖孙中山原本认为袁世凯是“民国之友”，四万万人“殊堪嘉佩” ，但在宋教仁案以后孙中山一改对袁世凯的评价，将其定性为“独夫民贼” ，并谴责袁世凯“改毁约法，解除国会，停罢自治，裁并司法，生杀由己，于夺唯私；侦谍密布于交衢，盗匪纵横于邑都；头会箕敛，欲壑靡穷，朋坐族诛，淫刑以逞；矿产鬻而国财空，民党戮而元气尽。军府艰难缔造之共和，以是坏灭无余，而贼恶盈矣！”蒋介石亦谓“袁世凯是我们中国势力最大的军阀，爪牙遍布于全国。他凭借着国家元首的地位，私心自用，帝制自为，自以为可以成功。而结果为总理所领导的中华革命党所打倒，袁世凯竟以恐惧而死。”中国共产党创始人李大钊称袁世凯为“一世怪杰”，并说他“以附和民意而再起者，卒以伪造民意而亡”。而影响最大的当属中共领袖毛泽东的秘书陈伯达在1946年所撰写的小册子《窃国大盗袁世凯》，将其印发全党，该书称袁世凯为“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一种政治结晶，一个集中的黑暗影”“是各帝国主义在华的总工具”。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袁世凯作为“窃国大盗”的形象被广泛出现于各种历史教育和政治宣传的场合，深入人心，因此有学者认为丑化袁世凯的根源即在于《窃国大盗袁世凯》这本书。 1949年后国民党退守台湾，以后台湾史学界对袁世凯一生的评价亦基本上是否定的；而20世纪80年代前的大陆史学界亦根据马克思主义史观，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几乎对袁世凯全盘否定，论定袁世凯为“专制暴君”、“卖国贼”、“大地主大买办阶级代表人物”等。　　正面评价　　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史学界对袁世凯的评价不再是全盘否定，而是逐渐趋于多元化。对袁世凯的正面评价逐渐多了起来。其首先表现在于对袁世凯的主要污点如戊戌告密、窃取辛亥革命果实、刺杀宋教仁、签订二十一条等事实真相进行澄清，其次是肯定了袁世凯在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各方面的近代化过程中的积极作用，以及他维护国家主权所作的贡献，最后发展为对袁世凯的肯定评价。一些人认为，以往对袁世凯的评价，存在着全盘否定、苛求古人的错误，对此，他们提出了一些具有颠覆性的评价和看法。祝曙光认为，袁世凯复辟的行为，“并不完全出于他的个人主观愿望，而是有现实基础”，“不能过高地估计袁世凯称帝的危害性” ；季云飞认为，袁世凯　　安阳袁林　　是“窃国大盗”的论断“违背基本历史事实”，这种“一刀切”式的史学研究方法“必须摒弃” ；郭剑林认为，“正是由于袁氏北洋政府政治上的宽松政策，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一代新文化大师脱颖而出；蔡元培成功地改造了北京大学；邵飘萍、黄远庸两大新闻巨擘一则则“独家新闻”、一篇篇时论文章众口交传；革命的报刊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言论、出版、结社自由；甚至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北洋时代的成长，也和袁世凯北洋政府宽松的文化政策、社会改革不无关系”。更有学者高度盛赞袁世凯为“真正的改革家”。有学者将其称为“扬袁抑孙”现象，并认为这些观点有矫枉过正之嫌。　　客观评价　　事实上，许多知名人士和历史学家通过对袁世凯的了解和研究，对袁世凯冷静分析、客观评价，采取了有褒有贬的评价方式。这些评价的共同点是：袁世凯本质上是擅长权术的旧派人物，同时也是爱国者和民族主义者，对中国的近代化做出重要贡献，而他最大的败笔在于称帝。　　袁世凯的英文秘书、著名外交家顾维钧旅居美国时所撰回忆录如是评价袁世凯：“袁世凯是军人出身，曾任驻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务衙门总办，僚属中也有像唐绍仪先生那样受过新式教育的秘书和顾问，但他完全属于旧派。和顽固的保守派相比，他似乎相当维新，甚至有些自由主义的思想，但对事物的看法则是旧派人物的那一套。他以创练新军和任直隶总督知名，是个实干家、卓越的行政官吏、领袖人物。但不知为何他却不喜欢旅行，从未到过长江以南。他为人精明，长于应付各种人物，但从未想过把才能应用在治理国家、使之走上民主化道路这一方面。”此外顾维钧通过自己在外交谈判中的亲身经历以及对袁世凯的观察，指出袁世凯“是一个爱国者，即他在处理对外关系中，特别是对日关系中，唯恐丧失中国的主权。” 　　加拿大华人历史学家陈志让认为“袁世凯公开的目标就是要创建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如果这意味着无视共和国的民主原则的话，那么，他正是准备往此方向发展。袁世凯设想把中国建设成一个由他统一的强国的愿望，是他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本质的反映”，同时又说：“如果他在1911年结束其政治生涯，也许我们对他的评价还不至于那么苛刻。然而，就史实而言，他既不能作为一个政治家、也不能作为一个诚实正直的人而受到我们的尊敬。甚至袁世凯为其自身的利益所作的努力亦遭失败，这就是一个铁腕人物的结局。” 　　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民国史》评价袁世凯说，“虽然袁有个人野心，也热望贯彻他自己在中国政体应该如何组织这个问题上所持的观点，但他还不是极端利己主义者，不要求别人屈从和谄媚。他冷酷无情，为了政治目的杀人如草菅。而他个人的种种工作联系却是亲切、随和的。他重视下属在政治上对他的忠诚，但并不鼓励对他个人的广泛崇拜。作为总统，他的种种过分行为，与其说是由于自我夸大引起的，还不如说是由于严格的官僚政治的观点引起的。” 至于袁世凯为何迟迟不能认识到决定称帝是一件无益的事，这“既可以归咎于受到野心的蒙蔽，也可以归咎于顽固坚持对中国国情的独特分析，两者都一样恰当。” 　　美籍华人历史学家唐德刚认为袁世凯是一个“‘治世能臣，乱世奸雄’的曹操型的人物” ，评价他是“第一流的行政管理人才。大小政务一把抓。事必躬亲。其为人也，虽乏远大的政治理想，然亦雄才大略，知人善任，不治私产。虽妻妾众多，然并不沉湎于酒色。对诗词歌赋，他也颇能哼两句，但不搔首弄姿，以咏吟自傲；更无玩物丧志的恶习，收藏甚么骨董字画，品箫吹笛，风流自赏。平生所好，唯抓权秉政；纵横捭阖，他确是个不折不扣的政治动物，对政敌的斗争，也你死我活，初不稍让。”唐德刚写道：“袁世凯晚年之做皇帝，和汪精卫晚年之做汉奸，异曲同工，都是一失足成千古恨。流芳百世，和遗臭万年，契机只在一念之间。悲夫！”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如何评价袁世凯

袁世凯在维新运动中的表现，史学界向来评价极低，斥之为投机钻营。苏全有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袁世凯与维新运动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袁世凯作为洋务派后起之秀，其思想动向渐趋维新派阵营，处于二者之间；二是袁世凯向翁同和所提建议，同康有为相比更加切实可行；三是袁世凯之所以告密，是因其认为康有为的“杀禄围园”计划根本行不通，转而厕身后党。袁世凯在维新运动中的活动不应一概理解成投机行为。(苏全有《袁世凯与维新运动关系再认识》，《许昌师专学报》2002年第3期)

　　周建林认为，袁世凯的势力在清末新政中从军事、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得以急剧扩张，其权势已远远超过当年的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利用新政时期急剧扩张的军事政治实力，一方面逼迫清帝退位，一方面使革命派将辛亥革命的成果拱手相让。(周建林《清末新政时期袁世凯势力的扩张》，《社会科学研究》1998年第4期) 　　农伟雄通过对辛亥武昌首义后国内出现的全面停火和南北议和时期袁世凯个人经历的考察，认为袁世凯“出山”是中国政坛的众望所归。此时袁已不属于封建朝廷的旧官僚，而进入“自由资产阶级政治家”行列，是刚刚从自由君主派变成自由共和派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农伟雄《袁世凯与南北议和新论》，《江汉论坛》2002年第2期)袁世凯在辛亥革命后对和谈停火积极追求，并在革命党人压力下采取措施迫使清帝退位。这一阶段，袁世凯倾向共和，成为第一任总统。(农伟雄《由“君宪”到共和的袁世凯》，《安阳师专学报》2000年第1期)杨波分析了孙中山让位袁世凯的原因。认为：孙中山让位的客观原因在于，一是辛亥革命后呼唤一个强有力的人物来收拾局面，此人非袁世凯莫属。二是袁世凯在清末新政中政绩卓著，得到资产阶级的信任；三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各阶层“拥袁弃孙”的一致倾向。主观原因在于，一是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尚不具备掌握政权的思想准备，产生功成身退思想；二是随着中华民国成立，革命党人认为满清已经推翻，民国已经建立，只剩建设问题；三是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尚不具备管理国家的政治经验和才能。(杨波《孙中山让位给袁世凯的原因探析》，《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6年第2期)邓亦武认为，辛亥革命爆发后，列强态度对中国政局的发展至关重要。以英国为首的列强为使其中国利益不受损害，表面上主张对中国革命实行保持中立的不干涉政策，实际上却竭力扶持袁世凯上台主政。袁世凯上台得到了列强在舆论、和谈、财政和外交四个方面的支持。(邓亦武《刍议列强对袁世凯上台的支持》，《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何大进认为，革命派流露出的民族主义情绪及其缺乏稳定政局的能力,使西方传教士感到其利益受到了一定威胁,态度逐渐发生变化并最终选择了袁世凯。(何大进《辛亥革命时期西方传教士对袁世凯的选择》，《江西社会科学》1998年第8期) 　　关于洪宪复辟，纪能文认为，尽管袁世凯负有明显的历史责任。但也应看到，在清末民初的社会转型和过渡中，袁世凯在社会失序状态下建立政权，面临着既要恢复社会秩序，又要摆脱经济窘境；既要促进社会进步，又要对外抵制侵略的复杂课题。这一时期政治局势的失控、文化传统的失落和社会心理的混乱都对袁世凯的政治心理和政洽行为有着重大影响。洪宪帝制是当时复杂历史背景下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综合结果。(纪能文《从共和总统到洪宪皇帝——袁世凯洪宪复辟的历史透视》，《天津师大学报》1996年第4期) 　　何善川认为，袁世凯内阁在国家政体近代化方面迈出了一大步。袁世凯内阁从政治体制上看改变了中国传统的政权结构，其组织形式上一定程度地体现了资本主义国家三权分立的原则，是对至高无上的皇权的一种抨击，对封建专制政体的一种否定。在推动清末国家政体近代化方面无疑起了一定的进步作用。(何善川《论袁世凯内阁与清末国家政体近代化》，《徐州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张步先、苏全有认为，发展工业是袁世凯经济思想中的核心内容。袁对中国经济近代化所起的作用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对外理性抗争，进行利权回收；二是倡国货、拒洋货；三是引进外资；四是引进、推广机器，发展工业，扶持民族资本工业。民国初年，袁世凯致力近代化实业使民族资本步入黄金期。过去一般论著总认为民初民族资本黄金期的形成是由“一战”造成，其实如果没有袁世凯的近代化意识及其全力投入开发，“黄金期”不可能形成。(张步先、苏全有《袁世凯与清末民初的工业发展》，《山西师大学报》2002年第3期)苏全有考察了袁世凯的对外开放思想，认为其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自开通商“特区”，扩大开放范围；二是大胆引进外资,促进经济腾飞。此外，他还注重侨资。(苏全有《论袁世凯的对外开放思想》，《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刘宏考察了袁世凯兴办军事学堂的原因，认为：一是基于甲午、庚子战败反思；二是出于北洋军队现代化需要；三是出于北洋军队迅速扩充需要。(刘宏《袁世凯兴办军事学堂原因探析》，《历史档案》2000年第1期) 　　郭剑林认为，作为清末民初特定时期的历史人物，袁世凯在某些方面确实起了消极作用，如复辟帝制等，但不应以“窃国大盗”来盖棺论定。(郭剑林《关于袁世凯评价的几个问题》，《河北学刊》1994年第6期) 袁世凯(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