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校长胡适为何被斥为“秦二世”

Posted 2023-01-04 胡适

篇首语：笛里谁知壮士心，沙头空照征人骨。本文由小常识网(cha138.com)小编为大家整理，主要介绍了北大校长胡适为何被斥为“秦二世”相关的知识，希望对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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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校长胡适为何被斥为“秦二世”

胡适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在学生集会上演讲。

胡适，原名洪、嗣，字希疆，参加留美考试后改名适，字适之，安徽绩溪人。1891年生于上海。

胡适早年在上海的梅溪学堂、澄衷学堂求学，初步接触了西方的思想文化，受到梁启超、严复思想的较大影响。1906年考入中国公学，信奉进化论，参与编辑《竞生旬报》。1910年考取清华学校第二批“庚子赔款”赴美官费留学生。先入康奈尔大学农学院，后转文学院学哲学。1915年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师从哲学家杜威，接受了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并一生服膺。

1917年胡适获哲学博士学位，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至1948年12月。31年中，胡适先后在北大任教合计18年，其间还曾任上海公学校长及中国驻美大使等职。1962年病逝于台北。

胡适有着浓浓的北大情怀。1929年1月，在第一次离开北大三年后，他曾写了那首题为《三年不见他》的白话诗，这首诗正是胡适先生与北大情愫的真实写照。

终身从事教育事业以救国，是胡适先生早年立下的志向。在1916年他写给友人的信中写道：“适以为今日造（不能亡之）国之道，首在树人；树人之道，端在教育。胡适近来别无奢望，但求归国后能以一张苦口，一支秃笔，从事于社会教育，以为百年树人之计，如是而已。”

正是北大接收了这位立志以树人之道为己任的胡适。促成这件事的是当时正在北大任教的陈独秀先生。早在1917年前，仍在美国读书的胡适先生就多次投稿于陈独秀所办的《新青年》杂志，其中便有其著名文章《文学改良刍议》，文章宣扬了胡适文学革命，主张白话文之思想，使他成为当时在海内外有一定名气的“文学革命”倡导者。其后陈独秀曾致信胡适，邀请他学成回国后就职北大。信中说：“蔡孑民先生已接北京总长之任，力约弟为文科学长，弟荐足下以代，此时无人，弟暂充乏。孑民先生盼足下早日回国，即不愿任学长，校中哲学、文学教授俱乏上选，足下来此亦可担任。”（信中“北京总长”为“北大校长”之误。）

1917年7月，不满26岁的胡适回国，即入北大。胡适在北大的18年中，任北大校长只两年，然而无论是蔡元培先生主校，还是蒋梦麟先生主校，胡适均发挥了不可替代的辅佐作用。因此有人讲，论贡献来说，胡适不当校长比他当校长时对北大的贡献要大得多。

胡适进北大第一年，便担任了中国古代哲学史、西洋哲学史、英文学、英文修辞学诸课和讲授工作。第二年又担任了中国名学、中国小说等诸多课程，并开设了大量的讲座，此类跨学科授课，科目如此繁多、任务如此繁重，令北大同仁们佩服，更是令一些旧派人士张目结舌。胡适很快成为北大独当一面的不可多得的教学主力。

胡适还积极参与到了新文化运动中，他加入了《新青年》编辑部，撰文反对封建主义，宣传个性自由，宣传民主科学，他的诗集《尝试集》是新文学中第一部白话诗集，他很快成为新文化运动中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

此外，他还积极辅佐蔡元培先生对北大进行的管理体制和教学体制的改革，先后担任了哲学研究所主任、英文教授会主任、英文研究所主任、北大组织委员会委员、北大预算委员会聘任委员和出版委员会委员长以及北大教务长、北大评议会评议员等要职，为学校决策出谋划策。

这一时期，胡适先生在学术研究上也给北大留下了宝贵的财富。他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中国古典小说史考证和整理，在学术领域都产生了重大影响。1923年北大国学研究所创办的《国学季刊》又推胡适先生为编辑委员会主任，刊物采用横排版和英文提要，为中国杂志史上之创举。

五四时期，胡适曾与李大钊等展开“问题与主义”辩难；并陪同来华讲学的杜威先生，任杜威的翻译两年多；与张君劢等展开“科玄论战”，是当时“科学派”丁文江的后台。五四运动后，蔡元培先生辞职南下，胡适先生亦站在学生一边。陈独秀被捕后，他还接办了《每周评论》，从舆论上支持学生运动。

正是因为胡适先生在北大异常活跃，故而也成为校内外守旧势力的攻击对象。林琴南斥之为左右于蔡元培身边的“秦二世”（胡亥），黄侃则讥之为绕着蔡元培的一只“黄蝴蝶”。

1922年12月起，胡适因病告假一年，后又多以养病和自己研究为主。1925年离开北大，1926年任上海中国公学校长。1930年5月，胡适因在《新月》上批评国民党而遭到官方组织的“围剿”，被迫辞去中国公学校长一职，举家迁回北平。11月二进北大。

胡适二进北大时，正值胡适的好友蒋梦麟任代理校长，并于年底任校长，故胡适一回校，便被任命为文学院院长兼教育系主任。他们所面对的是已被军阀政府蹂躏得满目疮痍、生机尽失的北大。于是胡适先生又辅佐蒋梦麟校长，开始了重振北大的艰难跋涉。蒋梦麟曾说：“‘九一八事变’后，北平正在多事之秋，我的参谋就是适之和孟真两位，事无大小，都就商于两位，他们两位代北大请了许多国内著名教授。北大在北伐成功以后之复兴，他们两位的功劳实在太大了。”

蒋梦麟上任后，改文理法三科为三院，由胡适推荐邀请了孟森、钱穆、马叙伦、汤用彤、魏建功、俞平伯、梁实秋、闻一多等文科教授，还请来了丁文江、饶毓泰、吴大猷等理科教授，当时北大教授队伍空前壮大，人才济济。同时在蔡元培先生的帮助下，通过胡适先生等人的积极努力，促成了北大与中华教育基金会在1930年至1935年间的“合作特款”，为北大提供了100多万元的资金。依靠这笔资金，新图书馆、地质楼、学生宿舍楼、实验室等纷纷建成，图书、仪器设备等各种教学科研设施得以大大改善。从此北大走上了一条振兴之路。陶希圣回忆说：“北京大学居北平国立八校之首，蒋梦麟校长之镇定与胡适院长之智慧，二者相并，使北大发挥其领导作用。”

繁忙的教务，并没有使胡适先生放弃教学，这期间他讲授了中国古代思想史、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学史概要、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史专题研究、中国教育问题等课程，还举办了一些大型讲座。

然而正当蒋胡二人为振兴北大而不懈努力之时，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了，北大被迫南迁，而胡适复命出任了中国驻美大使，第二次离开了北大。

胡适第三次回北大是在抗战胜利之后，1946年8月他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此时北大是一座分文理法农工医六院，有近四千人的学科齐全的综合性大学。胡适一上任就任命了各院院长、总务长、教务长，发誓要把北大办成具有国际地位的大学。他积极筹划，欲在北大建全国原子物理研究中心，他还为中国高等教育描绘了一幅宏伟蓝图。

然而此时国内时局已十分动荡，教师们生活十分清苦，学校的经费根本无着落，胡适的许多设想最终变成了空想。“反饥饿反内战”的学生运动此起彼伏，胡适处于两难境地。1948年12月中旬，胡适带着几册正在校勘的《水经注》稿本和他的宝贝十六回残本《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登上了南京派来的飞机。

临行前他给汤用彤和郑天廷留下一张便笺，说：“今早及今午连接政府几个电报要我南去。我就毫无准备地走了。一切的事，只好拜托你们几位同事维持，我虽在远，决不忘掉北大。”这一天离北大建校五十周年也是胡适先生47岁的生日仅差两天。

1962年2月，胡适先生病逝于台北。生前曾立下英文遗嘱交代，将他离开北大时请北大图书馆保管的102箱书籍和文件交付并遗赠给北大，去世时灵柩上覆盖的也是北大的校旗，这一切都表达了胡适先生对北大的眷恋之情。

（本文节选自肖东发、李云、沈弘主编的《风骨：从京师大学堂到老北大》）

历史人物北大校长蔡元培为何吃素十二年后重新破戒吃肉

素食作为一种文化观念，历史悠久，许多中外名人都是素食主义者，如达·芬奇、莎士比亚、牛顿、爱因斯坦和老子、王维、孙中山、蔡元培等。蔡元培缘何奉行素食，本文讲述了如下的故事。

北大校长蔡元培的素食，在他的《自写年谱》中说得很明确：“我那时候也是素食，这是民元前二年莱比锡受李君感化的。”李君，指的是李石曾，他于1902年赴法国留学，1907年成立“远东生物化学学会”，首次用化学方法分析出大豆的营养成分与牛奶相仿，在法国成立第一家“豆腐公司”，开办“中华饭店”，被称为“豆腐博士”。

1909年，与蔡元培一起在德国莱比锡大学留学的齐寿山，应李石曾邀请赴法一游。齐寿山回来后告诉蔡元培说，李石曾素食，并说动物死亡时全身僵直，体内会产生毒素，经常食用会使人中毒。蔡元培听后觉得有理，也回想起在托尔斯泰的作品中“一只精心饲养的粉红色的猪被屠杀”的惨状描写，深受触动，于是萌发素食的念头。

蔡元培亦在《自写年谱》中写道：“适莱比锡有素食馆数处，往试食，并得到几本提倡素食之书，其所言有三益：一、卫生，如李君所言;二、戒杀，不肉食则屠杀渔猎等业皆取消，能因不忍心杀动物之心，而增进不忍心杀人之心，战争可免;三、节省，一方牧场，能以所畜牛羊等供一人一岁之食者，若改艺蔬谷，可供给十人之上。”他把这“素食三义”——卫生、戒杀、节用，专门函告其国内朋友寿孝天，并说自己的素食主要偏重于“戒杀”这条，因为人都有好生恶死之心;至于“卫生”，最重要的是要忌烟酒，而自己做不到;至于“节用”，在外国饭庄，肉食者有长票可购，改为素食而特饪，未见便宜。

不久，寿孝天回信引用杜亚泉的话说：“植物未尝无生命，戒杀义不能成立。”蔡元培在1910年4月回信说，“世界实行之事，大抵动于情感，而非动于理论”，“戒杀”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感情问题。人类进化是个渐进过程，越早期就越是牺牲自己身体来获取所得，如人吃人、肩挑手拉、踏人力车，后来改用马车、牛车，现在则用电、用油了。在技术发达的同时，人的感情在进步，恻隐之心在传播，开明的人会视禽兽为异种之人。素食主义者也非绝对不杀动物，一叶之蔬、一勺之水，里面也有许多小生命生活其间，只是人眼看不到，因而感情上没有产生恻隐之心。现在人的感情及于动物，故不食动物。他日，若感情及于植物，则自然不食植物。他还说，自己素食之后，“觉于吾之口及胃，均无甚不适，而于吾心则甚惬，遂立意久持之。”

蔡元培原本就瘦，夫人担心素食对健康有影响，便借故劝说他：“先生早年曾密造炸弹，试图谋杀慈禧，那时连人都想杀，现在怎么连禽兽的生命都痛惜起来了?”蔡元培回答“人有该杀之罪，杀之非为过也。动物何罪之有?故杀之无道也!”

1913年10月，蔡元培参与孙中山“二次革命”后，携家人来到法国游学，暂时住在李石曾创办的位于巴黎近郊科隆布镇的豆腐公司。蔡元培素食就受李石曾影响，如今住在他的豆腐公司里，“午、晚餐包与豆腐公司”，自然是餐餐素食，吃得最多的是豆腐、豆浆、豆面、豆粉、豆皮等。有人后来回忆说，“元培同他都力行素食，这一特殊的生活习性使两人相处颇为契合”。

在法国期间，蔡元培一家先后住在圣多耐、都鲁士和罗埃等地。在罗埃，蔡元培跟李石曾的朋友欧思东住在一起，向他学习法语。欧思东是比利时人，“长于音乐，常素食”。相同的情趣与习性，使他们相处十分融洽，更使蔡元培保持着素食这个习惯。

据语言学家何容晚年在《对“卯”字号前辈的一些回忆》一文记述，“五四”时期，天津学生联合会邀请蔡元培去讲演，地点安排在维斯礼堂。联合会派代表到车站去迎接，但没有接到蔡元培。原来，蔡元培独自先跑到天津大胡同著名的真素楼吃素菜去了。

蔡元培不仅自己素食，还在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在师生中倡导素食。

1917年底的一天，《北京大学日刊》的一位校刊编辑跑来请示说，有一位叫林明侯的学生，来函建议校方提倡素食，还要求公开发表自己的主见，不知校长尊意如何?蔡元培当即作了批复：“右提议鄙人甚所赞成。同学中有赞成斯举者，可速赴斋务处报名，以便议定办法。”该批复意见与林明侯的《请于校内增设餐堂另订素食章程书》一起在1917年11月15日的《北京大学日刊》发表后，北大校内一度兴起素食的热潮，许多老师和学生都开始素食。

蔡元培还在北大倡导发起组织北大“进德会”，1918年1月19日《北京大学日刊》刊登的《北大进德会旨趣书》中，把“不食肉”作为“正心修德”的一条重要标准，指出会员修身的最高等级是“八不”：不嫖、不赌、不纳妾、不作官吏、不作议员、不吸烟、不饮酒、不食肉。

1921年，北大校长蔡元培因腿病不能行走，医生觉得病时素食不易调理，劝他恢复肉食。蔡元培在《自写年谱》中云：“(我)素食十二年，至民元(国)十年，在北京，因足疾，被医生劝告而又食肉，深愧不如李君(即李石曾)的坚定”。

北大校长胡适为何被斥为“秦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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