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日览三十万字公文 汉武帝日阅读量不足七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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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首语:志不强者智不达,言不信者行不果。本文由小常识网(cha138.com)小编为大家整理,主要介绍了秦始皇日览三十万字公文 汉武帝日阅读量不足七千相关的知识,希望对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本文目录

1、秦始皇日览三十万字公文 汉武帝日阅读量不足七千

2、戳破陈庆之七千人破北魏五十万的北伐神话

秦始皇日览三十万字公文 汉武帝日阅读量不足七千

秦始皇忙于公务日览三十万字

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有这样的文字:“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说秦始皇专权独断,行政事务无论大事小事都亲自裁决,甚至用“衡石”计算处理的文书,每天有明确的定额,不完成定额不得休息。

按照“秤取一石”理解,“石,百二十斤”。秦权一斤的单位量值在250克左右,确实可以说是“秦一斤合今半市斤”。计量史家依据对有自重刻铭的秦权实物的实测数据,得知平均为257克,“百二十斤”则为30.8公斤。参照邢义田先生对于书写《史记》竹简重量几种推算的平均数51.015公斤,如果秦始皇批阅的文书用同样的每简38字的形式书写,则“石,百二十斤”的篇幅可以书写31.79万字。

秦始皇“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每天必须处理的“书”,竟然超过30万字。这真是惊人的阅读量!

张松:过目能诵一目十行

曹操会见刘璋的使节张松,未予礼遇。曹操属下高级文官杨修却深心器重张松的才华。杨修将曹操撰写的兵书向张松展示,“松晏饮之间一看便暗诵。”这个故事,《太平御览》、《艺文类聚》这样的类书,都作为“强记”也就是记忆力奇好的典型。宋人周密《癸辛杂识》续集卷下据此称张松为“世俗命强记者”。然而宴饮之间就能读完一部兵书,首先表现出的是阅读速度的优异。《三国演义》第六十回《张永年反难杨修,庞士元议取西蜀》又予以文学渲染。罗贯中笔下,张松和杨修有这样的对话:“修曰:‘公居边隅,安知丞相大才乎?吾试令公观之。’呼左右于箧中取书一卷,以示张松。松观其题曰《孟德新书》。从头至尾,看了一遍,共十三篇,皆用兵之要法。松看毕,问曰:‘公以此为何书耶?’修曰:‘此是丞相酌古准今,仿《孙子》十三篇而作。公欺丞相无才,此堪以传后世否?’松大笑曰:‘此书吾蜀中三尺小童,亦能暗诵,何为《新书》?此是战国时无名氏所作,曹丞相盗窃以为己能,止好瞒足下耳!’修曰:‘丞相秘藏之书,虽已成帙,未传于世。公言蜀中小儿暗诵如流,何相欺乎?’松曰:‘公如不信,吾试诵之。’遂将《孟德新书》,从头至尾,朗诵一遍,并无一字差错。修大惊曰:‘公过目不忘,真天下奇才也!’后人有诗赞曰:古怪形容异,清高体貌疏。语倾三峡水,目视十行书。……”后来曹操得知此事,说:“莫非古人与我暗合否?”于是“令扯碎其书烧之。”《三国演义》淡化了“晏饮之间”的情节,也消弱了张松才能的感染力。不过,赞诗中所谓“目视十行书”,却是直接肯定了张松的阅读速度的。试想一顿饭的工夫能够将一部“十三篇”的军事学著作“从头至尾,看了一遍”,阅读速度确实非同一般。

汉武帝:每天阅读量不足七千余字

《史记・滑稽列传》写道:“朔初入长安,至公车上书,凡用三千奏牍。公车令两人共持举其书,仅然能胜之。人主从上方读之,止,辄乙其处,读之二月乃尽。”汉武帝连续多日阅读这“两人共持举其书,仅然能胜之”,即两个人才能勉强抬得动的“奏牍”,每天中止之处,都认真作了记号,随后再从标识记号的地方接着读,一直读了“二月”方才结束。东方朔上书“用三千奏牍”,邢义田先生分析说,“如果东方朔不用牍而用简,三千简大约重9491.825公克,或9.5公斤左右。”“如果东方朔是用较简为宽的木牍,三千牍的重量更要多上好几倍。”假设东方朔上书用简,重9.5公斤,依然参照邢义田先生测算书写《史记》竹简重量51.015公斤这一平均数,东方朔上书字数应大略为《史记》的18.62%,也就是9.8万字左右。汉武帝读这些文字用了两个月的时间,每天平均的阅读量不足1.7千字。这自然与这位“雄才大略”的帝王政务繁忙与兴趣广泛有关。看来,仅仅就东方朔上书“读之二月乃尽”的故事,是不可以讨论汉武帝的阅读速度的。

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同样“雄才大略”,同样日理万机的秦始皇,每天处理公文的数量定额竟然超过30万字。

进行这样的比较,其实应当注意到如下事实:秦始皇“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正是履行军政管理的常规性的工作。而汉武帝的日常生活,也会有这样的办公内容的。他阅读东方朔“奏牍”,其实可以理解为“业余”在读“闲书”。此外,汉武帝对于东方朔上书,看来是在一字一句仔细地读,“读之,止,辄乙其处”。而秦始皇处理公务,一定是有主与次、重与轻、详与略的区别的。作为最高执政者,即使“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也不可能对所有的上奏文牍一一详尽研读。另外,人们还会想到,司马迁的记录,是不是能够完全确信呢?

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这番话,是出自反对派方士之口。司马迁是这样记述的:“侯生、卢生相与谋曰:‘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起诸侯,并天下,意得欲从,以为自古莫及己。专任狱吏,狱吏得亲幸。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辨于上。上乐以刑杀为威,天下畏罪持禄,莫敢尽忠。上不闻过而日骄,下慑伏谩欺以取容。秦法,不得兼方不验,辄死。然候星气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讳谀,不敢端言其过。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贪于权势至如此,未可为求仙药。’于是乃亡去。”涉及秦始皇公文阅读速度的关于这位帝王工作作风的评论,是和对暴政酷刑的批评一同发表的。随后侯生、卢生逃亡。方士的背叛激起秦始皇暴怒。他说:“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言以乱黔首。”随后竟然引起了坑儒这一文化史上的著名事件,“于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

戳破陈庆之七千人破北魏五十万的北伐神话

《百家讲坛》(蓝版)2009年第一期刊登的郭灿金先生的《陈庆之:棋枰里走出来的无敌将军》一文(以下简称郭文),余窃以为该文作者过于照搬《资治通鉴》的说法,没有深入考评,致使一些谬误没有纠正过来,反而逾传愈广。

陈庆之护送元颢,千里挺进,直至攻占了洛阳城,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在此我需要指出的仅仅是陈庆之所面对的对手军队数量的问题。从《资治通鉴》上的记载来看,陈庆之这一路走来,手头仅仅七千人马,而他所先后面对的敌军军队总数合计多达五十万以上,不可思议的是他则通通加以击败,甚至出现如该文作者所说“以3000人将20万敌军打得人仰马翻”的神话战绩--这乍一看简直是骇人听闻,其实细究一下,谎言不戳自破。

首先为什么陈庆之能够这么轻易千里杀入洛阳城呢?跟北魏朝廷的轻敌有关。

当时北魏国内可谓烽烟遍地,各类起义事件层出不穷,就在陈庆之护送着外逃的北魏宗室元颢杀回夺权的同时,山东一带也崛起了一支以邢杲为首人数“逾十万”的起义军。

要先对付哪个呢?经过廷议之后,北魏朝臣们一致认为元颢(陈庆之)这边“孤弱不足虑(因为才七千人)”,而邢杲那边“众强盛,宜以为先”,只有一个人提出过不同意见,但很快被其他人的声音湮没,结果,北魏朝廷作出决定:先定齐地(即先打邢杲),还师击(元)颢。

这便是陈庆之得以畅通无阻千里直杀洛阳城的最大原因,魏军主力倾巢而出,朝廷一号人物尔朱荣征讨流民未归(等他回来后便将陈庆之杀回南梁了),二号人物元天穆又出征东边的邢杲,于是主要的精兵猛将全部调出,一路空虚,才给了南边的陈庆之机会,所以在《魏书.元天穆传》里面也记载,元颢(陈庆之)其实是“乘虚陷荥阳”。

因此,陈庆之北伐奇迹的产生,是建立在对手实力空虚的基础上的。

但是既然是对手实力空虚,如何出现动辄达到三十万的军队去跟陈庆之交手呢--这源于南朝史书的虚假浮夸。

我们知道,南北朝是一段特殊的历史,二十四史中光是涉及这段历史的就占了十史之多,总文字容量约占四分之一强。因为存在南北对立,两边写史的人各自站在己方的立场上,自然要拼命贬低对方而抬高自己了。

在《梁书》等南朝史书中,浮夸风现象十分严重,即便是郭文中“‘棋’开得胜”一节里陈庆之以2000战胜对手2万的首战,《资治通鉴》采用的正是《梁书》里的数字,但这个数字到了《南史》里面就更加夸张了,并没有记载陈庆之有多少人马,对手那边的兵力居然上升到了十万。而在对头《魏书》里面,人家干脆连提都没提有过这样一次战斗。

而最夸张的那一仗即是北伐路上荥阳城外围以“三千破三十几万”的神话战绩(郭文里不知何故写成3000对20万),这个三十几万的数字同样来自《梁书》,到了《南史》里面更可怕,又升级到“三千对四十余万”了,真是: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牛皮随便吹,管他不要脸!

事实上即便是对付一支人数在二十万以上以流民为主的起义军,逼得北魏一号人物尔朱荣也要亲自出动的战斗,北魏也仅仅派得出七万的军队,何以去对付在他们眼中“孤弱不足虑”的陈庆之军,他们动辄派出三十万的大军去征讨?

如果我们详加考辩,就会发现,南朝史书特别是姚察姚思廉父子所著的《梁书》、《陈书》浮夸和弄虚作假现象最严重,这种现象已为清代考据大家赵翼指出,正所谓“有美必书,有恶必为之讳”,比如梁武帝的弟弟临川王萧宏也曾北伐,他率领一支“器械精新,军容甚盛”被对手称作“百数十年所未之有”的强大军队,但结果是“畏魏兵不敢进,军政不和,遂大溃,弃甲投戈,填满山谷,丧失十之八九,此为梁朝第一败衄之事。(见南史及通鉴)”《廿二史札记.卷九.宋齐梁陈书》,这样一次惨败,在《梁书.萧宏传》里面仅仅记载“征役久,有诏班师,遂退还”,绝无一字言及溃败之迹。其他的地方,“如郗皇后之妒、徐妃之失德、永兴公主之淫逆,一切不载(《廿二史札记》)”

这类情况,在《梁书》中比比皆是,甚至可以说,这类史书的可信度比那个收受人家金子的魏收所著的《魏书》还要低。

《资治通鉴》作为一部编年体的史书,其实也是二道贩子,第一手的资料只能来自《梁书》、《魏书》这类正史,但是麻烦得很,因为同一件事在两部史书里面的记载可能截然相反,这给司马光们造成了极大的麻烦,所以他们只能一些地方采纳《魏书》等北朝史书的说法,一些地方转而采纳《梁书》等南朝史书的说法,如果不详加考辩,难免产生一些谬误。

当然,我们也不应当这样就全部抹杀陈庆之的能力,至少我认为,《资治通鉴》采纳《梁书》的说法,说陈庆之这一路走来,“凡取三十二城;四十七战,所向皆克”,这个战绩是可信的(因为他面前是一路敞开的,自然“所向皆克”),《魏书.元颢传》上也说他护送着元颢“以数千之众,转战辄克,据有都邑……”我仅仅是要强调,他所面对的敌军数量十分可疑而已,这个,正是我们看史书所应当持有的怀疑精神。窃以为,《百家讲坛》上刊登的文章虽然是以大众为主要对象,但仍需要讲究一个“去伪存真”,如此,方为读史的正确态度。

但是你若要问我陈庆之到底歼灭了多少军队,我也无法给你答案,我所能做的仅仅是告诉你:以七千人先后战胜五十万,是《梁书》、《南史》等书的作者放的一颗史前大卫星,除非现代的装甲车部队派到古代去,否则我很难想象如荥阳外围一战那样“三千对30万甚至40万”的胜利。

综合起来说,从陈庆之在之前之后所打的各次战役来看,他完全可以被称之为名将,但也仅仅是武将中的佼佼者而已,绝不是那种能以七千人战胜五十万的神话人物,这个,便是我对于陈庆之的总体评价。

需要指出的是,陈庆之的名声因为日本作家田中芳树的中国题材历史小说《奔流》而更加广为人知,网络上未加详细考证的陈庆之北伐神话说法也越来越离奇,一些历史菜鸟偏听偏信,也不断地加入吹嘘行列,致使陈庆之的北伐神话以讹传讹愈来愈离谱。在百度贴吧的“南北朝吧”里,一些资深的历史爱好者每隔一段时间都要给新来者费一番力气澄清这类传闻,而《陈庆之:棋枰里走出来的无敌将军》一文的作者据文中介绍身份为大学教授,若是如此,就更应以严谨的态度来撰文,详加考证,以免在读者当中形成更广泛的谬误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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