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才女潘柳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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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才女潘柳黛
谁是潘柳黛?潘柳黛也是一位颇有才华的女作家,她原名柳思琼,出生于北京的旗人家庭,受过良好的教育。十八岁时,潘柳黛只身南下到南京的报馆去求职,由于她的才华出众,很快就由誊稿员做到了记者。
后来,潘柳黛又到上海发展,以“南宫夫人”等笔名发表了一些直抒胸臆的散文和小说,崛起于上海文坛。她与张爱玲、苏青、关露并称为当时文坛的“四大才女”。
上海沦陷时期,潘柳黛曾任《华文大阪每日》、《文友》杂志的记者和编辑。她一枝独秀,拥有了一段分外风光的日子。张爱玲横空出世后,在文坛上红得发紫,令潘柳黛失色。
起初,张爱玲视潘柳黛为座上宾。潘柳黛是有才气作底蕴的,有比较讨人喜欢的一面。对潘柳黛,张爱玲曾有掏心窝的体己话――算是泛闺密吧。到家中吃茶,是张爱玲客人享受的最高礼遇。张爱玲曾盛装招待潘柳黛和苏青吃茶。
后来,张爱玲和潘柳黛却形同陌路。潘柳黛也有心直口快、为人率真的一面,说话虽然幽默,却尖酸刻薄,动辄令人“伤筋动骨”,堪称“辣妹”。因此,她得罪了不少人,包括张爱玲。
张爱玲和潘柳黛之间的矛盾,是因为胡兰成的一篇文章。张爱玲在上海文坛崭露头角后,胡兰成狂热地追求张爱玲,并挥笔写了一篇吹捧张爱玲的文章《论张爱玲》
胡兰成原是汪伪政府的宣传部次长,有些文才,他把张爱玲的文章形容成“横看成岭侧成峰”,而且,对张爱玲的“贵族血液”更是大肆吹嘘了一番。
潘柳黛对张爱玲的文笔很是赞赏,但对张爱玲喜欢大肆渲染自己的贵族出身却有点看不惯。看见胡兰成极其肉麻地对张爱玲所谓“贵族血液”的吹嘘,潘柳黛立刻作出了回应。
她以戏谑的口吻发表了《论胡兰成论张爱玲》的文章,把胡兰成大大调侃了一番,更是把张爱玲所谓的“贵族血液”损了一番。
因为张爱玲是李鸿章的重外孙女,因而胡兰成说张爱玲有“贵族血液”。潘柳黛说这种关系就好像太平洋里淹死一只老母鸡,上海人吃黄浦江的自来水自称是喝到鸡汤的距离一样,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关系。
如果以之证明身世高贵,根本没有什么道理。若是如此,不久,“贵族”二字必可不胫而走,连餐馆里都不免会有贵族豆腐、贵族排骨面之类出现。正巧陈蝶衣主持的大中华咖啡馆改组卖上海点心,真以潘柳黛笔下的“贵族排骨面”上市贴出海报。
潘柳黛的文章一发表,好评如潮。但也惹来很多麻烦。不断有电话打到报社威胁要她小心,对她进行谩骂。事隔半个多世纪,潘柳黛在回顾这段往事的时候,仍对自己的机智、胆略感到骄傲:
对方在电话里问她“你是潘柳黛女士吗?”她回说“是呀”。对方又说“你是不是潘金莲的潘呀?”潘柳黛回敬说,“不错,我是潘金莲的潘,我知道你姓王,王八蛋的王!”然后用力把电话一挂。
但张爱玲从此就不再搭理潘柳黛了。后来,张爱玲到香港,有人告诉她,说潘柳黛也在香港,张爱玲竟然这样回答道“谁是潘柳黛,我不认识。”
民国才女
民国历史 民国十大才女
民国十大才女
民国的舞台上,活跃着一群美丽聪慧的精灵,她们或是社交场上的明星,或是倡导女权的教育家,或是舞台上耀眼的明星,或是杰出的诗人、画家……她们有的如清泉般纯洁,有的如烈火般激情,她们就是那个时代最受瞩目的十大才女。
张爱玲
一、张爱玲——旷世才情
张爱玲,原名张煐。生于上海。童年在北京、天津度过,1929年迁回上海。1930改名张爱玲。中学毕业后到香港读书。1942年香港沦陷,未毕业即回上海,给英文《泰晤士报》写剧评、影评,也替德国人办的英文杂志《二十世纪》写“中国的生活与服装”一类的文章。
1943年她的小说处女作《沉香屑》(第一、二炉香)被周瘦鹃发在《紫罗兰》杂志上。随后接连发表《倾城之恋》、《金锁记》等代表作。她的创作大多取材于上海、香港的上层社会,社会内容不够宽广,却开拓了现代文学的题材领域。这些作品,既以中国古典小说为根柢,又突出运用了西方现代派心理描写技巧,并将两者融合于一体,形成颇具特色的个人风格。
张爱玲的性格中聚集了一大堆矛盾:她是一个善于将艺术生活化,生活艺术化的享乐主义者,又是一个对生活充满悲剧感的人;她是名门之后,贵府小姐,却骄傲的宣称自己是一个自食其力的小市民;她悲天怜人,时时洞见芸芸众生“可笑”背后的“可怜”,但实际生活中却显得冷漠寡情;她通达人情世故,但她自己无论待人穿衣均是我行我素,独标孤高。她在文章里同读者拉家常,但却始终保持着距离,不让外人窥测她的内心;她在四十年代的上海大红大紫,一时无两,然而几十年后,她在美国又深居简出,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以至有人说:“只有张爱玲才可以同时承受灿烂夺目的喧闹与极度的孤寂。”
现代女作家有以机智聪慧见长者,有以抒发情感著称者,但是能将才与情打成一片,在作品中既深深进入又保持超脱的,除张爱玲之外再无第二人。
二。吕碧城——女权教育家
吕碧城(1883年——1943年),安徽旌德人,生于1884年。吕碧城的姐姐吕惠如、吕美荪都以诗文闻名于世,号称“淮南三吕,天下知名。”吕碧城12岁时,诗词书画的造诣已达到很高水平,当时有“才子”美称的樊增祥读了吕碧城的诗词,不禁拍案叫绝。当有人告诉他这只是一位12岁少女的作品时,他惊讶得不能相信。
长大后的吕碧城既是社交场上的明星,又是倡导女权的教育家。
当时,各种聚会上常常会出现吕碧城的丽影芳踪,一时成为京津地区的一道奇特景观,人们对这个有思想的美女加才女刮目相看。当时追求吕碧城的人很多,据说吕碧城的眼光也非常高,只看上了梁启超与汪精卫,但她又嫌梁启超年纪太大(比吕碧城大9岁),汪精卫年纪太小(与吕碧城同岁)。另外,《大公报》主编英敛之十分爱慕吕碧城,甚至引起了英夫人的误会。吕碧城这样谈到她的情感感悟:生平可称心的男人不多,我的目的不在钱多少和门第如何,而在于文学上的地位,因此难得合适的伴侣。
做《大公报》主笔期间,吕碧城借助这一舆论阵地,为倡导妇女解放发表了大量诗文。兴办新式女学成为她的奋斗目标。为了帮助吕碧城兴办女学,英敛之介绍她与社会名流严复等人相识,以求支持。教育家严复早闻吕碧城大名,对她十分赏识,不仅收她为女弟子,还向总督袁世凯鼎力推荐吕碧城,说她是兴办女学的最佳人选。于是袁世凯欣然同意,让她协助筹办女学。1904年11月17日,北洋女子公学正式成立,吕碧城出任总教习(教务长)。两年后,时年23岁的吕碧城升任监督(校长)。这样年轻的女校长,当时全国也是绝无仅有。在这方校园的净土上,吕碧城为推广新式女子教育不遗余力。许多在此学习的女生后来都成为中国杰出的革命家、教育家、艺术家,如邓颖超、刘清扬、许广平等。
三、萧红——命途坎坷的文学洛神
被誉为“30年代的文学洛神”的萧红,是民国四大才女中命运最为悲苦的女性,也是一位传奇性人物,她有着与女词人李清照那样的生活经历,并一直处在极端苦难与坎坷之中,可谓是不幸中的更不幸者。然而她却以柔弱多病的身躯面对整个世俗,在民族的灾难中,经历了反叛、觉醒和抗争的经历和一次次与命运的搏击。她的作品虽没有直接描述她的经历,却使她在女性觉悟的基础上加上一层对人性和社会的深刻理解。她把“人类的愚昧”和“改造国民的灵魂”作为自己的艺术追求,她是在“对传统意识和文化心态的无情解剖中,向着民主精神与个性意识发出深情的呼唤”。
萧红的一生是不向命运低头,在苦难中挣扎、抗争的一生。
1935年月12月,萧红的中篇小说《生死场》以“奴隶丛书”的名义在上海出版,鲁迅为之作序,胡风为其写后记,在文坛上引起巨大的轰动和强烈的反响,萧红也因此一举成名,从而奠定了萧红作为抗日作家的地位。
《生死场》原名《麦场》,后由胡风改名为《生死场》,是她以萧红为笔名的第一部作品。《生死场》以沦陷前后的东北农村为背景,真实地反映旧社会农民的悲惨遭遇,以血淋淋的现实无情地揭露日伪统治下社会的黑暗。同时也表现了东北农民的觉醒与抗争,赞扬他们誓死不当亡国奴、坚决与侵略者血战到底的民族气节。《生死场》的发表,符合时代的要求,呼唤民族意识的觉醒,对坚定人民抗击日本侵略的斗志起到了很大的鼓舞作用。
《呼兰河传》是萧红后期的代表作,也是萧红一生中最重要得作品。 这是作者在现实生活陷入极度困惑和迷茫时,企图以对童年生活的回忆唤回一缕情感和精神上的希冀与慰藉。所以作者刻意采用一种回忆性的温馨浪漫的语调,童稚化的烂漫天真的视角,展开了故乡呼兰河城充满诗情画意的风土人情。
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从《生死场》到《呼兰河传》孕育并造就了一种萧红式的独特的小说文体。这种小说文体的发展道路就是“中国现代小说的散文化”。其意义在于“从一个方面实现了文学史的衔接、承续,在审美意识上沟通了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学”。更准确地说,是吧传统文学中最高雅的部分——诗和“文”(散文),与现代文学中已经代替了诗而成为主体的部分——小说,实现了新的对接。正是这一“对接”造就了现代文学中最具生命力的内容。
四、石评梅——爱的教育家
石评梅自幼聪颖好学,很受父母喜爱,从三、四岁开始,父亲就教她认字,每晚坚持不断,有时她没有认熟,虽是深夜,也不许去睡,直到念熟为止。
1919年,她从闭塞的娘子关内来到全国思想活跃的中心——北京,这在石评梅是一生中的重要转折。其时正值“五四”爱国运动以后不久,新文化、新思潮方兴未艾。就文学革命而论,鲁迅等已发表了一系列新文学作品,白话文已开始取代文言文。封建旧道德、旧礼教受到强烈冲击,民主与科学已成为思想进步青年心目中的新的旗帜。在新思潮的影响下,石评梅一方面在女高师勤奋学习课业,一方面即开始写诗和散文向各报刊投稿。
1920年在山西同乡会上,石评梅结识了北京大学学生、五四运动健将、山西籍最早的共产党人高君宇。这是石评梅一生中又一重大转折点。在同乡会交谈中,得知他们父辈即有交谊。他乡遇故友,格外亲切,于是二人便建立了友谊,二人经常通信,谈思想,谈抱负。由于思想深交,高君宇认为石评梅是一个才情十分可取的女子,便由友情转成了爱情。石评梅也视高君宇为知己。
同年,石评梅完成学业,走出女高师“红楼”。她接受师大附中聘请担任女子部学级主任和体育教员、国文教员,后来还在春明女校、女一中、若瑟女校、师大等校兼任教员和讲师。北京师大附中从1921年开始男女同校。在封建传统思想依然顽固的当时,敢于冲破旧礼教,实在是一件大事。她的教育管理浸透一个“爱”字。
五、史良——法界女强人
史良,1900年3月27日出生于江苏常州的一个清贫知识分子家庭,1913年开始先后入常州女子师范附小、常州女子师范学校就读。在校阅读进步书刊,受到新文化的启迪,参加五四运动,曾任常州市学生会副会长,领导全市学校的罢课。1923年,考入上海法科大学,攻读法律,积极参加上海工人和学生反帝爱国的五卅运动。1931年开始在上海执行律师职务,前后近20年。在执行律师职务期间,做了不少有利于民主革命的工作,曾冒生命危险,营救一些受国民党政府迫害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
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成立后,史良同志被选为执行委员。为了推动国民党抗日,她曾同沈钧儒、章乃器、沙千里作为救国会的代表,到南京请愿,并积极参加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国民党政府顽固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于11月22日悍然逮捕了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王造时、史良,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之狱。史良是“七君子”中唯一的女同志,她在狱中拒绝敌人的诱降阴谋,坚持爱国无罪的正义立场,直到七七抗战开始后,在全国人民的声援和中共中央的敦促下才被宋庆龄、何香凝、胡愈之等营救出狱。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史良被任命为司法部长和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通过法律来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为人民服务,是史良的毕生志愿。她在任职司法部长的8年内,兢兢业业,勤奋工作,为奠定我国人民民主的法制基础,作出了重要的贡献。1985年9月6日,史良因病逝世,身后没有给亲属留下任何遗产。
六、林徽因——惊世才貌
在今天,一代才女林徽因依然拥有众多的追随者。不同于张爱玲的以文字立身,对林徽因来说,则是以身世个性传奇。她身世氛围,更多地折射着那个时代的文化风尚,流逝的时光之水也冲洗不掉她的传世风华,反而更加迷人,令人追寻。
林徽因秀外慧中、多才多艺。她曾旅英留美,深得东西方艺术之真谛,英文水平极佳。她兼具中西之美,既秉有大家闺秀的风度,又具备中国传统女性所缺乏的独立精神和现代气质。
在北京的文化圈里,她一直以才貌双全而闻名。由于徐志摩的文学引领,她写得一手音韵极美的新诗,是才华横溢的女作家。以她为中心,聚集了一大批当时中国的第一流文化学者,而她就是一个高级文化沙龙的女主人。
她是建筑史研究中卓有建树的学者,卷起袖子就可以赶图设计新房舍。她骡子骑得,鸡毛小店住得,上世纪三十年代以来,她不顾重病在身,经常颠簸在穷乡僻壤、荒山野岭,在荒寺古庙、危梁陡拱中考查研究中国古建筑。
她还是三个著名的爱情故事的女主角:一个是与徐志摩共同出演的青春感伤片,浪漫诗人对她痴狂,并开中国现代离婚之先河;一个是和梁思成这个名字并置在一起的婚恋正剧,建筑学家丈夫视她为不可或缺的事业伴侣和灵感的源泉;另外,还是一个悲情故事的女主角,她中途退场,逻辑学家金岳霖因她不婚,用大半生的时间“逐林而居”,将单恋与怀念持续终生。
七、凌淑华——才华震英伦
凌叔华(1900——1990),女小说家、画家。原名瑞棠。笔名叔华、素心,广东番禺人。1922年就读于燕京大学,并开始在《现代评论》发表小说。1924年5月,印度大诗人泰戈尔访问中国,这在京城文学界引起的骚动不亚于台风登陆。一帮负责担任接待泰戈尔的文化人胫骨商讨后决定,为大诗人搞个不落俗套的茶话会。5月6日下午,凌叔华得以女主人的身份主持这场世纪大聚会,她穿梭于名流之间,谈吐珠玑,风华绝代,倾倒了在场所有男人,其中就包括陈西滢,凌叔华日后的丈夫。
1946年冬,陈西滢成为国民党政府驻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常驻英国的代表;1947年,47岁的凌叔华便带着女儿小滢途经美国而抵英,与丈夫陈西滢一同在英国伦敦定居,住在亚当森街14号,开始了她客居异国他乡的生活。
在大洋彼岸的英伦,凌叔华无法用自己的母语写作,所以,除了完成并出版她的英文自传体小说《古韵》之外,便主要将精力与才情倾注于绘画艺术与讲学之中。1956年到1960年,凌叔华应新加坡新创办的南洋大学之聘,担任该校中文系中国近代文学和新文学研究教授,课余时间还热心辅导文学青年进行创作。
之后的几年,凌叔华先后在伦敦以及欧洲其它国家和美国等地举办了多次画展,并在英国多所大学进行了中国书画、中国近现代文学方面的专题讲座。其中,轰动法国巴黎以及欧洲的一件盛事,是1962年在巴黎东方博物馆举办的凌叔华个人绘画,及她收藏的元明清三代画家如董其昌、倪瓒、陈老莲、石涛、郑板桥等人的作品与文物古玩展览。
八、冰心——爱的哲学
冰心享年99岁,籍贯福建福州长乐横岭村人,原名为谢婉莹,笔名为冰心 。取“一片冰心在玉壶”为意。被称为“世纪老人”。
1926年,冰心获文学硕士学位后回国,执教于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等校。此后冰心著有散文《南归》,小说《冬儿姑娘》等,表现了更为深厚的社会内涵。抗日战争期间在昆明、重庆等地从事创作和文化救亡活动。《寄小读者》《再寄小读者》《三寄小读者》,表现了她对儿童的爱,她希望儿童们能有一个美好的心。她的作品还有诗集《繁星》、《春水》,为无标题的自由体小诗,以“自然”“童真”与“母爱”为主题,以对母爱与童真的歌颂、对自然的赞颂以及对人生的思考和感悟为主要内容,表达了她对母亲的情感、对孩子的喜爱、对自然的赞叹及对人生的理解,被著名作家茅盾称为繁星格与春水体。她的作品被译成多种外文出版。
冰心崇尚“爱的哲学”。“母爱、童真、自然”是其作品的主旋律。她非常爱孩子,把孩子看做“最神圣的人”,认为他们是祖国的花朵,应该好好呵护,深受人民的敬仰。她的作品中充满了对大自然的热爱,以及对母爱与童真的歌颂与赞美。1999年2月28日21时冰心在北京医院逝世,享年99岁。
九、孟小冬——一代名伶
孟小冬(1907——1977),1907年生于上海,著名京剧女老生演员,有老生皇帝(冬皇)之誉。乳名若兰,本名令晖(令辉),艺名小冬。
她5岁学艺,7岁登台,12岁在无锡正式挂牌公演,14岁随仇等在上海、浙江、济南、汉口、福建以及菲律宾等地与粉菊花、露兰春、姚玉兰等同台演出。因童声嗓音高亢,戏路以高嗓老生为主。后经名家建议,孟小冬于1924年北上投师,先至天津,投奔新天津报社刘髯公处。复经刘介绍向天津名票王君直、王庚生、韩慎先、李采繁等学习,潜心研究谭派演唱艺术。3年间,客居新天津报社,苦练基本功。从靠把戏到衰派戏,一字一腔,一板一眼,丝毫不苟。同时并向窦砚峰、李采繁等研习京剧字韵。孟后又进京先后拜陈秀华、余叔岩为师,艺业大进,终成一代名伶。
孟小冬北上深造期间,还曾经向陈彦衡、言菊朋、苏少卿、鲍吉祥、杨宝忠等人请艺,钻研谭派、余派须生艺术并与梅兰芳合演《游龙戏凤》等戏,1927年与梅兰芳结婚,1931年离异。1938年拜余叔岩为师,直到1943年余叔岩病逝。1949年春离沪赴香港定居,1950年与杜月笙结为夫妇,1951年杜病逝后在香港课徒传艺。1967年,移居台北,1977年与世长辞。
十、陆小曼——不可不看的风景
陆小曼(1903年——1965年),近代女画家,江苏武进人。1915年就读法国圣心学堂,她18岁就精通英文和法文。她是个画家,师从刘海栗、陈半丁、贺天健等名家,父亲陆定原是财政部的赋税司司长,1922年和王庚结婚,1925年离婚。1926年与徐志摩结婚,同年参加了中国女子书画会,1941年在上海开个人画展,晚年被吸收为上海中国画院专业画师,上海美术家协会会员,曾参加新中国第一次和第二次全国画展。她擅长戏剧,曾与徐志摩合作创作《卞昆冈》五幕话剧。她谙昆曲,也能演皮黄,写得一手好文章,有深厚的古文功底和扎实的文字修饰能力。
18岁时,陆小曼逐渐名闻北京社交界。她能诗善画,能写一手蝇头小楷,能唱歌能演戏,而且热情、大方、彬彬有礼,更能引人好感的是她那明艳的笑容、轻盈的体态和柔美的声音。陆小曼在三年的外交翻译生涯中,屡屡显出她机警、爱国的一面。因为当时翻译不仅仅把对方的话译出来就算了事,还须随机应变,以对付那些蔑视华人的外国人。她爱自己的祖国,看到外国人有蔑视华人的语言行为,就以牙还牙,巧妙地对付。
五四时代名人对陆小曼的评价:
胡适说:陆小曼是一道不可不看的风景。
郁达夫说:小曼是一位曾振动20世纪20年代中国文艺界的普罗米修斯。
刘海粟说:陆小曼的旧诗清新俏丽;文章蕴藉婉约;绘画颇见宋人院本的常规,是一代才女,旷世佳人。
徐志摩说:她一双眼睛也在说话,睛光里荡起,心泉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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