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根本就没有“四大名砚”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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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根本就没有“四大名砚”之说
综合各家所论,其说“四大名砚”在历史上的形成,有唐代说、宋代说、明代说三种。其说“四大名砚”的砚种和排列顺序大致有红丝砚、端砚、歙砚、澄泥砚和端砚、歙砚、洮河砚、澄泥砚二种。其说红丝砚在宋代以后退出“四大名砚”后,则又有洮河砚补入说和澄泥砚补入说二种。也有对“四大名砚”说渊源存疑,但仍承认有“四大名砚”者,如傅绍祥《中国名砚・红丝砚》称:“实际上,‘四大名砚’之说,其渊源难以考证。……笔者贸然推断,可能是唐人因对当朝前后相继出现的歙砚、端砚、红丝砚、洮河砚喜爱而自然而然成习惯之说,遂流传于后世”。吴笠谷《名砚辨》称:“‘四大名砚’称法的始作俑者,一时难考”,但又认为“客观而论,‘四大名砚’之因缘际会不同,影响各有消长,但皆属砚史上公认的著名砚种,排名前四也属实至名归”。
当然,也有不谈所谓“四大名砚”,比较客观地叙说砚史者,如民国年间赵汝珍所撰《古董辨疑・古砚辨》称:“书史所载之砚石,不下百余种……惟砚之可贵,除本体外,尚有因作工之佳者,刻面之妙者,或名人所遗者,或掌故所关者,原因甚多”。又如广陵书社为再版《阅微草堂砚谱》《归云楼砚谱》等写的出版说明称:“隋唐以后,由于造墨技术的发展,对砚质要求高,相继发现名砚石,并有了端砚、歙砚、红丝砚、洮河石砚、澄泥砚等名砚”。
从总体上看,“四大名砚”的说法,似乎在历史上已经形成,但事实上,历史上根本就没有“四大名砚”之说。各种所谓的“四大名砚”说法纯属子虚乌有。检索历史文献,我们发现,历史上对各种砚台或名砚的排序与品评大致有如下几种情况。
第一,相关砚史、砚谱从总体上对砚台进行论说,在论述中有先后的排序,但并非名砚的排名。
北宋米芾所撰《砚史》是现存最早的专门化的砚史著作,《四库全书总目》称,该书“备列晋砚、唐砚,以迄宋代形制之不同,中记诸砚,自玉砚至蔡州白砚,凡二十六种。而于端、歙二石,辨之尤详”。书中所记25种砚台、砚石(实际上只有25种,青州青石砚重复二次论述,未加辨别),其论述依次为玉砚、葛仙公岩石、华严尼寺岩石、端砚、歙砚……“自谓皆曾目击经用者,非此则不录。其用意殊为矜慎”。可见其既不是当时所有的砚石品种,也没有名砚排名的意旨。
南宋高似孙所撰《砚笺》第一卷记述端砚,第二卷记述歙砚,第三卷记述其他各砚65种。他对端砚、歙砚各用一卷的篇幅记述,说明了对此二种砚台的重视,其他则看不出对某种砚台的特别钟爱或已经形成了排名。
乾隆年间官方编纂的《西清砚谱》,凡二十五卷,“其序先以陶之属,上自汉瓦,下逮明制,凡六卷。次为石之属,则自晋王Q璧水砚,以至国朝朱彝尊井田砚,凡十五卷。共为砚二百”。分析《西清砚谱》的文本,我们注意到:其卷一至卷六的“陶之属”,分别记述汉未央宫东阁瓦砚、汉未央宫北温室殿瓦砚、八棱澄泥砚等,并没有将“澄泥砚”放在特别重要的地位。卷七至卷二十一的“石之属”,是对石质砚台的著录。其中,卷七至卷十五分别按历史年代记述,卷十六至卷二十一是无法判明纪年而按石种记录,这种按石种的记录,或许能够体味出编纂者对名砚的排序。最先著录的48方砚台均为端砚,接下来记述的是红丝砚、龙尾石砚、歙溪石砚、洮河石砚、o村石砚。但这也只能看出一种倾向,同样不存在“四大名砚”的排序。
第二,相关论述曾对历史上某一个时期的名砚有过排名,但并非所谓的“四大名砚”。
最早论述名砚的是柳公权,《旧唐书・柳公权传》称:“(公权)常评砚,以青州石末为第一,研墨易冷,绛州黑砚次之”。宋代以后,有关评论渐多。宋人罗愿《新安志》10《叙杂说・研》称:“苏易简《文房四谱》中载研四十余品,以青州红丝石第一,端州斧柯山第二,龙尾石第三,余皆在中下。”(按:现存苏易简《文房四谱》没有这样的记载,当有脱文)如是,共列出了红丝砚、端砚、龙尾砚(歙砚)三种。《新安志》引蔡君谟《文房四谱》称,端砚、歙砚之外,“余不足道也”。如是,则只有端砚、歙砚两种名砚。
《文献通考》卷229《经籍考》称:“宋朝唐询撰砚之故事及其优劣,以红丝石为第一,端石次之。”如是,列出了红丝砚、端砚两种名砚。又引唐询《砚录》云:“自红丝石以下,可为砚者共十五品,而石之品十有一:青州红丝石一,端州斧柯石二,歙州婺源石三,归州大沱石四,淄州金雀山石五,淄州青金石六,万州悬金崖石七,戎泸试金石八,青州紫金石九,吉州永福县石十,登州驼基(砣矶)岛石十一”。可视为对十一种石质名砚进行了排名。
明人濂《遵生八笺》卷15《论研》认为:“古人以端砚为首,端溪有新旧坑之分。……歙石出龙尾溪者,其石坚劲发墨,故前人多用之。以金星为贵,石理微粗。……洮河绿石,色绿微蓝,其润如玉,发墨不减端溪下岩,出陕西,河深甚难得也……”在濂看来,最好的是端砚、歙砚、洮河砚,即便如此,在论述洮河砚之前,他仍谈了湖广沅州石砚和黎溪石砚,其他排名更为混乱,或者说没有明确的排名。明人曹昭《格古要论》卷中《古砚论》依次论及端砚、歙砚、万州金星石砚、洮河砚、铜雀台瓦砚、未央宫瓦砚六种名砚。明人丰坊《书诀》(该书只有一卷,《四库全书》提要称,“《书诀》一卷,不著撰人姓氏”,认为是“嘉靖间鄞人丰坊所作”)则把石质名砚分为“神品”“妙品”二种:“石砚神品,曰葛仙翁岩石,出唐州方城县,温州华严石……妙品者,曰端溪中岩旧坑紫石,龙尾e湖眉石、金丝罗纹石……”与一般人的评价又不相同。
清人倪涛《六艺之一录》卷308《历代书论・砚谱》首先论青州红丝石,其次论端州石,其三论歙州婺源县龙尾石,其后依次论述淄州淄川县金雀山石、青金石等等。在倪涛看来,主要的名砚是红丝砚、端砚和歙砚。高凤翰的看法大致相同,其《砚史》“摹本第三十七”称:“青州红丝石砚,旧入砚谱,列上品,当在端、歙之右。”清人吴景旭《历代诗话》卷50《庚集中》称:“青州红丝石一,洮河石二,端溪石三,歙州石四,o(村)石五,皆石也。有玉,有金,有磁,有漆,其类不一。”如是,则可视为排出了红丝砚、洮河砚、端砚、歙砚、o村砚五种名砚。
由上述例子可以看出,不管是何种排名法,或二种,或三种,或五种,或六种,或十余种,恰恰没有四大名砚的排法。
第三,即便是名砚,不同时期,不同人士的品评也存在差异。
如青州石末砚,柳公权评为第一,欧阳修则指出,虢州澄泥砚才是唐人认为的第一名砚,而“青州、潍州石末砚,皆瓦砚也。其善发墨,非石砚之比,然稍粗者损笔锋”(《文忠集》卷72,《外集二十二・砚谱》)。又如青州紫金石砚,米芾的评价最高,他“老年方得琅琊紫金石”,认为“人间第一品也,端、歙皆出其下”(《宝晋英光集》卷8,《杂著》)。同为宋人,对此一种意见大致赞同,另一种意见反对。大致赞同者曾V说:“青州紫金石,状类端州西坑石,发墨过之”(《类说》卷59,《文房四谱・砚谱》)。似孙说:“紫金出临朐,色紫,润泽,发墨如端歙,姿殊下”(《砚笺》卷3,《诸品砚》)。反对者胡仔说:“青州紫金石,文理粗,亦不发墨”(《渔隐丛话后集》卷29,《东坡四》)。欧阳修说:“青州紫金石,文理粗,亦不发墨,惟京东人用之”(《文忠集》卷72,《外集二十二・砚谱》)。乾隆《西清砚谱》卷23《附录》则认为紫金石砚大致和端砚、歙砚差不多:“考宋似孙《砚笺》称,紫金石缌匐裕色紫润泽,发墨如端、歙……当由端、歙既盛行,采取者少,故甚少流传耳。是砚质理既佳,琢制亦精,堪备砚林一格”。
一度被称为名砚第一的红丝砚,也曾被许多名家否定。米芾对红丝砚最不看好,他在《砚史・用品》中认为,“红丝石作器甚佳”,但作为砚台,“大抵色白而纹红者,慢发墨,亦渍墨,不可洗,必磨治之。……慢者经⒃蛏损,冻则裂,干则不可磨墨,浸经日,方可用,一用又可涤,非品之善”。欧阳修认为,红丝砚制作精美,可为案头陈设的佳品,“若谓胜端石,则恐过论”(《文忠集》148,《书简五》)。蔡襄的看法与欧阳修大致相同:“唐彦猷作红丝石砚,自第为天下第一,黜端岩而下之,论者深爱端岩,莫肯从其说。”(《端明集》卷34,《杂著》)同为宋人的胡仔综合各家所说:“余今折衷此三说,东坡之说与彦猷合,而永叔之说太过。余尝见此石,亦润泽而不枯燥,但坚滑不甚发墨……”(《渔隐丛话后集》卷29,《东坡四》)
至于端、歙二砚,有人认为歙砚居上,端砚次之。如欧阳修说:“端石出端溪,色理莹润,本以子石为上。……端石非独重于流俗,官司岁以为贡,亦在他砚上。然十无一二发墨者,但充玩好而已。歙石出于龙尾溪,其石坚劲,大W多发墨,故前世多用之,以金星为贵。……端溪以北岩为上,龙尾以深溪为上,较其优劣,龙尾远出端溪上”(《文忠集》卷72,《外集二十二・砚谱》)。有人认为端砚居上,歙砚次之。如明代著名学者方以智认为,“今以端石为上”,“自今论之,(与红丝砚相比),细润发墨,总不如端,而歙次之”(《通雅》卷32,《器用》)。
事实上,砚台以材质论,有石砚、陶砚、澄泥砚、紫砂砚、瓷砚、瓦砚、砖砚、玉砚、水晶砚、木砚、金属砚等多种。以砚之形制论,有足支形、几何形、仿生形、随意形等多种。以名砚论,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名品,不同人士的心目中也有不同的名品。同为一种砚石,因为坑口的不同、地质层面的不同、开采时代的不同,其品质也有差异。一定要争短长,一定要说“四大名砚”,难免要进入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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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军事 俄媒称中国可能根本就没有战术核武器
导读:俄罗斯之声报道,有关中国战术核武器的问题一直引起许多观察家的关注。对其进行的评估也各种各样——从中国根本没有这种武器到拥有150枚以上的核弹头。中国导弹工业制造越来越多的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它们都有可能被用来携带核弹头。随着中国空军力量的增强,有关中国战术核武器的问题也越来越经常被提及。俄罗斯战略与技术分析中心专家卡申在本文中将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
关于中国现在的核战术武器,人们知之甚少。我们肯定知道,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中国在该领域进行了大量的研制工作。当时制造出了射程不大的几种简单的战术核弹头样品,并在军演中使用过这种武器。在较为紧张的冷战时期,战术核武器还具有存在的价值。中国曾与苏联处于军事冲突状态。中国人曾把苏联坦克部队有可能从蒙古和苏联远东进入中国东北作为冲突的一种版本。
苏军人数相对较少,但却拥有巨大的机动和火力优势,所以中国人对自己能否利用常规武器阻止苏军进攻没有把握。曾试验过各种战术武器,其中一些或许已投入生产。此外,在中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声明中,有一个重要的附加条件:可对入侵者实施核打击。但是,到了80年代下半期苏中关系很快实现了正常化,而苏联解体后又同俄罗斯逐渐建立起了战略伙伴关系。从陆地大规模进攻中国以致迫使后者动用战术核武器的版本,显然已经不再现实。可以推测,此后中国停止或者大大减少了对战术核武器生产的投资。如果冷战时期果真拥有一些战术核武器,那么有可能后来在服役期限过后再没有对其更新。2004年中国外长称中国拥有5个正式核大国中最少量的核弹头,就是这方面的证据。
这意味着,比英国的225枚还少。考虑到当时中国已经部署的DF-5A, DF-31, DF-4, DF-3A, DF-21和唯一一艘092型核潜艇携带的12枚导弹,共有各类战略弹道导弹156枚。中国理论上可能还有不多于69枚的战术核武器,它们有可能是战略导弹(例如,远程航空核弹),或者战术导弹(例如,DF-15或DF-11导弹弹头)。但由于中国没有透露本国潜力的底线,很有可能根本就没有战术核武器。
在对待战略核武器方面,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奉行最小程度的遏制原则,不同其他核大国进行弹头数量竞赛。中国只是力争确保自己能对敌人核进攻进行反击的能力。作为较弱一方,中国显然不愿打核战,如果不是武装占领中国领土。但是这样的威胁在苏联解体后已不再存在。
如果中国战略核武库真能快速增加,它的技术水平真能快速提高,才有可能出现让中国重返战术核武器的前提。而这种增加和提高只有在中国在研制新型洲际弹道导弹和潜基弹道导弹方面取得成功后才有可能变成现实。政治决定一旦做出,中国就有可能重新利用上世纪70-80年代战术核武器的制造经验,相对较快地提升相应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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