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夏朝存在吗

Posted 2023-01-03 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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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夏朝存在吗

中国古史辨派对夏朝的态度

夏朝是否真实存在，一直是学术界争论不休的话题。在中国最早成体系质疑夏朝是否存在的学派，是受西学东进影响后的“古史辨派”，其代表人物有：胡适、顾颉刚、钱玄同等等。这一派的观点一开始认为：周朝以前无信史，直到王国维从甲骨文中梳理出商朝存在的证据后，他们才肯定了商朝。

对于商朝之前的历史，这一派依旧保持怀疑态度。他的学术态度让往后的中国人对夏朝考据变得小心翼翼，提出“有条件的不可知论”，就是说：没有足够考古发现，则不能证明夏朝的政治属性问题。

日本学者对夏朝的态度

然而日本学者看待中国夏朝的问题，则要大胆得多。以学者宫本一夫为代表的大批学者，在二里头遗址挖掘以后，普遍承认中国“夏”的存在，他们探讨的问题是“夏”能否算是一个王朝。

他们认为：二里头文化足以证明“夏”的存在，与“二里头遗址”相对的是“二里岗遗址”，虽然只是一字之差，年代却相差很久远。“二里岗遗址”在“殷墟”之前，“二里头遗址”之后，“二里岗遗址”的发掘，直接证明了“商朝”的强盛与发达。

“二里头遗址”位于河南洛阳偃师二里头，遗址共分为四期。在初期，文化中心位于颖河、汝河流域；二期之后发展到了伊河、洛河流域；三期开始出土大量的青铜器和陶器，同时文明的发展以及跨国黄河。日本学者认为:“二里头遗址”三期已经有了称得上国家的条件。

文明的辨别

那么一个遗址是否能够到达“文明”水平，要怎么辨别呢？

第一、文字；第二、非农业人口生活证据；第三、宗教礼仪。这是德国学者雅斯贝尔提出来的，所以也被称为“雅斯贝尔文明三要素”，这“三要素”里面至少要满足一个，才能算得上“文明”和“国家雏形”。

我们拿商朝来举例：文字有甲骨文；“殷墟遗址”有明显的等级与分工迹象；宗教礼仪也没有问题，出土的大量青铜器算得上是世界顶级水平，青铜器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用于国家祭祀和宗教祈祷使用；所以商朝是“高度发达”国家的论断没有问题。

“二里头遗址”能证明夏朝的存在吗？

那么“二里头遗址”怎么样呢？

首先是文字：在很多陶器上出现了一些符号。不过这些符号是否能算作是文字，还不能确定，有待解读；文字是一个用于交流的系统，如果单独出现符号并不能算是文字。

第二、非农业人口的生活痕迹，最直接的判断是有没有王墓。遗憾的是在整个二里头挖掘过程中并没有发掘出所谓的王墓，但是有很多墓室，在这些墓室里也没有棺椁的发掘，所以这里存在等级和阶级的证据是明显不足的。

第三、宗教礼仪。这应该是“文明”标准中最重要的一环，在《左传》中就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就是宗教、首领、巫师对神秘力量的祈祷；戎，是有规模、有组织、有具体目标的战争，这两件事情构成了国家最重要的事情。

反过来说，一个“文明”越发达，他们的“宗教礼仪”也就越发达。日本学者宫本一夫在谈论商朝的时候，说道：“以祭祀仪礼和礼制为基础，诞生了维持社会秩序和群体组织的祭仪国家”，意思就说，商朝的宗教礼仪已经非常发达和完备了。

但是在“二里头遗址”中并没有发现人牲，就是将人作为殉葬品祭祀老天的仪式，这虽然很残忍，但是在史学角度上，一个“遗址”如果出现人牲，同样是一个“文明”拥有王权和扩张意识的证明。

在“二里头遗址”对面的“二里岗遗址”就发现了大量商朝中叶的人殉坑和牛殉坑，说明当时的祭祀十分盛行，国家的扩张意图也很明显。在“二里头遗址”里，并没有发现牺牲与祭祀的殉坑。

不过另外一点可以证明其“宗教礼仪”证据的是青铜器的发掘，出土的青铜器有：刀、锛、凿、锥、鱼钩、戈、戚、镞，可以说涵盖了当时人的生产工具与武器，另外还出土了一些礼器和乐器。从这一点来看“二里头遗址”虽然不满足“雅斯贝尔文明三要素”，但是也具备了一个“文明”初期的形态。

也由此可以证明在“商朝”之前，中国存在着一个更古老的“文明”，这个“文明”就是传说中的“夏”，只是“夏”与“夏王朝”之间的过渡形态依旧有待考证。

好了，关于“夏朝是否存在”的问题就讨论到这里吧，今天的内容您只需记住两点：第一、“二里头遗址”证明了在商之前中国存在一个文明，只是这个文明的状况依旧有待考证；第二、判断文明的标准叫做“雅斯贝尔文明三要素”，分别是：文字、非农业人口、宗教礼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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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朝(8)夏朝(10)遗址(9)

夏朝有文字吗？中国古代夏朝的文字存在证据

文字作为文化传播的重要工具，是否在夏朝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从目前的考古发掘看，尚未明确证实发现有关夏代的文字资料。但种种迹象表明，夏朝的文字是存在的。一起来看看夏朝的文字是以怎样的形式存在的。有什么证据能证明夏朝有文字存在？

国内学者马贺山认为夏朝传世的官方文字是夏篆。这些文字主要以甲骨文的形式存在。商代的甲骨文已是一种相当完备的文字，传统文字学所谓的“六书”在甲骨文中大多具备，是其文字发展进入成熟阶段的重要标志。文字的发展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商代甲骨文的出现决不会是从天而降的，在它之前应有其发生演变的过程。因此，在先商时代，文明程度高于商族的夏族统治者，也应有文字的发明与使用，这才符合文字发生与演变的规律。

夏朝的文字存在证据

考古学上的龙山时代已发现的一些陶器符号，具有明显的文字特征，有的还被释读。而龙山时代从年代学上看正处在夏朝之前，那么与其紧相连接的夏朝亦应有其文字使用，且应比龙山时代的陶符文字更为发展和进步。其三，在夏代的考古材料中，如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陶器上，亦发现过许多“刻画符号”。“在商代的甲骨文中均可找到相同或相似的字”。这些情况表明，夏朝有文字使用，当不是凿空之谈。

史书记载

关于夏朝文字的记载呢，请看如下史书：最早提及仓颉者，是战国时期的荀卿。其后是《吕氏春秋》和《韩非子》，在荀子“故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一也”的基础上，又有所引申，其主要观点是“仓颉作书”汉代后，在《淮南子》和《论衡》中，都提到了“仓颉造字”。

尤其是汉代的纬书，也记载了仓颉“生而能书，又受河图录书，于是穷天地之变，仰视奎星圜曲之势，俯察鱼文鸟羽，山川指掌，而创文字”(《春秋元命苞》)。《吕氏春秋·审分览·君守》称：“奚仲作车，苍颉作书，后稷作稼，皋陶作刑，昆吾作陶，夏鲧作城，此六人者，所作当矣。”

西汉《淮南子·修务训》记载：“史皇产而能书。”高诱注：“史皇仓颉，生而见鸟迹，知著书，故曰史皇，或曰颉皇。”许慎《说文解字·叙》也称：“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工以乂，万品以察。”

在《春秋元命苞》一书中，记载仓颉“龙颜侈侈，四目灵光，实有睿德，生而能书。于是穷天地之变，仰观奎星圆曲之势，俯察龟文鸟羽山川，指掌而创文字，天为雨粟，鬼为夜哭，龙乃潜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