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人、浙江人，究竟有啥不同

Posted 2023-01-03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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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人、浙江人，究竟有啥不同

吴与越，都曾是历史悠久的古国，文化积淀同样深厚，不仅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构成，在华夏文明史和东亚文化圈中也有独特地位。人们习惯把长江以南苏浙地区的大片土地统称“吴越”，把这里的文化称“吴越文化”，自有其道理。因为两地文化颇有共性，不过若细审之，却并非全然一致。

到汉代已不分彼此

越文化的基底是7000年前的河姆渡文化和5000年前的良渚文化。其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先越文化阶段（旧石器时代末——新石器时代）以会稽（绍兴）为中心的历史文化，并沿海岸向南北延展，着长江向西南、西北发展；中越文化阶段，以4000多年前大禹在会稽召会诸侯、择先越最优部落为基础建立“夏后之国”为标志；后越文化阶段，即春秋时期的越文化。

吴文化则是江南土著文明与中原文明交融的产物。河姆渡文化发祥后直到良渚文化时期才传播至太湖流域。3000多年中，环太湖地区一直以渔猎为主、农耕为辅。泰伯带来中原农耕文明，“化荆蛮之方，与华夏同风”，才使吴地后来居上。在吴越争霸中，吴也具有更多文化战略上的优势，但终因夫差的错误而改变了这一格局。不过，吴越虽然政治军事对立，文化早已相互渗透、相互作用，并共同成为江南文化的基底。

到汉代，“吴越”已不分彼此。三国时东吴割据江东，与魏蜀成鼎足之势，越地是其稳定后方。五代十国时期，以钱镠为国王的吴越国建立，进一步实现了吴越政治、经济、文化的一体化。东晋至南宋的三次大规模北民南迁，为吴越文化输入资金技术的同时，也融入了北方的文化。宋韩淲《涧泉集》有诗曰：“太湖渺渺侵苏台，云白天青万里开。莫道吴中非乐土，南人多是北人来。”南宋时，吴越文化彻底摒弃了“尚武”传统，转而崇文重教。宋元时期吴越文化优越性已十分明显，在文学、艺术、科学、制造等方面皆远超北方。明中叶后与海外交流渐多，吴越地区得风气之先，资本主义在中国的萌芽几乎同时在两地发生。明清时江南经济繁荣，文化鼎盛，康熙“东南财富地，江左人文薮”的诗句正是对江南的真实写照。

近代以来，吴、越文化在上海发生深层交汇，北承京津，南通港粤，兼收东洋、欧美新思潮，文化内涵不断丰富，在兼容并蓄中走向现代。随着上海为龙头、苏浙为两翼的长三角迅速崛起，吴越文化也被最大限度激活，重焕青春。

吴越共有“水文化”

吴、越文化的共性，源于地理环境、气候以及生活习性的相似。这种相似性表现在衣食住行、道德伦理、宗教信仰、民风民俗等多方面。吴越人皆爱临水枕河而居，以稻米为主食，同样擅长蚕桑纺织，善用舟楫，民性相近。“吴钩越剑”自古天下名重，精妙绝伦。精良的青铜铸造术，发达的造船业，多彩的陶瓷手工艺，以及后来发达的纺织工艺等，都是吴越所共有。早期，吴越同尊龙与鸟，后来也有同样的宗教信仰。甚至自成一体的语言体系，虽有所殊异，但交流并无妨碍，助力了文化的区域内融合。

吴越地区多水，水网密布，通江近海，交通便利，百姓善用舟楫，有丰富水上生活劳作经验，吴越文化也共有“水文化”之特质。这种文化灵动智慧、敏察善纳、开放通达、兼容并蓄，善于审时度势，敢于探索，敏于转向，具有鲜明“智者文化”特点。总之，水的许多特征，早已融入吴越人的血脉，化作群体性的个性与禀赋。

吴越之地江河湖海的水环境，也孕育了锐意进取、敢于开拓的文化精神。吴国的开凿运河、强兵利器，四面拓疆，越国的卧薪尝胆、隐忍图强、同仇敌忾，都显示了进取图强的精神特质。江河湖海，也成就了吴越文化的开放性，兼收并蓄、海纳百川，善于吸收和融汇异质文化元素，能够包容一切富于生机的文化因子，并不断更新和自我扬弃。晋唐以来，这种开放善纳精神有增无减,在文化重心南移和引领经济发展进程中,发挥了无可取代的作用。

唐代以来，吴越之地，社会稳定，望族群集，天下财赋，大多出于江南。中唐韩愈就曾说“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全唐书》的描述是“机杼耕稼，提封七州，其间茧税鱼盐，衣食半天下”；“三吴之会，有盐井铜山，有豪门大贾，利之所聚。”

经济的繁荣孕育了崇文重教的民风，吴越之地古来文人雅士多，吴越地区书院多，藏书楼多，明代时藏书大家多出于苏浙，苏浙书画家也多。《四库全书》修书时，江苏浙江的供书数，亦居全国一二。

明清时期，吴越文化成熟圆润，反哺中原。苏杭地位极高，才子俊彦汇聚，文化艺术繁荣。江南子弟一直是科场主角，明清时期更占绝对优势。在一千多年的科举史上，共诞生596名文状元，苏浙状元数占总数的35%以上；清朝的114名状元，江苏49人，浙江19名。至2016年末，新中国1629名两院院士中，籍贯为苏浙沪的院士909人，占比56%。

由粗转精，刚柔相济

春秋时期，吴越争霸，吴王沉湎美色、纵欲轻敌而致亡国；勾践卧薪尝胆，隐忍图强，反败为胜，这些早期传奇似乎早为吴越文化烙印了不同的历史胎记。楚灭越后，楚地东扩。因春申君封吴，“治吴凡十四年”，楚文化对吴地经济、文化影响皆多于越。

吴地气候环境条件优渥，百姓生活较为安逸，民众喜食新鲜鱼虾，口味清淡；而越地靠海，渔汛来了大批海产登岸，故善制腌腊。越人捕渔不比浅水太湖而需要冒险，所以性格更趋大胆、粗粝；艺术上亦如此，吴地艺术相对古雅柔婉、精致藻丽，如昆曲评弹；而越地艺术则一定程度保留了古远朴拙、刚劲苍凉的气息，如绍兴高腔，吼起来有西北秦腔味道。

南宋时，就有士人提出抗金复国要“以越事为法”，绍兴二十七年进士王十朋的《会稽风俗赋》，将越文化特征概括为“慷慨以复仇，隐忍以成事”。“隐忍成事”乃古越人报仇雪耻、发愤图强的方式，其源头可追溯至越王勾践的卧薪尝胆。隐忍成事，强调沉着内敛、隐忍坚韧，其实在今天浙江籍企业家的创业中、尤其是温州人的抱团打拼中仍可见一斑。

越地原点文化中的“卧薪尝胆”、“慷慨以复仇，隐忍以成事”的性格，在历代越人、特别是“有骨气的文人”中尤其突出。秋瑾、徐锡麟、邹容、鲁迅等人，作为近现代越地“士人”的代表，既有文人的一面，更有“斗士”的一面。毛泽东曾有诗云：“鉴湖越台名士乡，忧忡为国痛断肠。剑南歌接秋风吟，一例氤氲入诗囊。”

造成吴与越文化差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吴越两地除了环境差异外，从历史源头看二者原生文化就不同，吴统治者乃周室血统，受中原文化影响较大，越统治者则具有鲜明的土著特色，即所谓“文野之别”。古吴国自寿梦起，与周晋鲁等中原诸侯交往频繁，在接受外来文明上得天独厚。越地偏于一隅，多山靠海，与中原联系不多，受外来文化影响较小。越与吴楚相邻，曾是两国的属国，为维持自身独立性不得不采取封闭策略，因而更多保留了古老朴拙、刚劲豪放，并带有野性的文化特质。

从风俗看，越文化也具有更多原始性，先秦典籍载越地民俗“断发文身，凿齿锥髻，踞萁而坐”，“喜生食、善野音”，重巫鬼信仰等，明显有别于中原的峨冠博带礼乐文明。“越人断发纹身，以避蛟龙之害”的原始习俗也折射出越人的生存艰险。古吴文化虽然也有古越人烙印，但在中原文化影响下起了变化。

环境的相对恶劣，造就了越文化英勇果敢、刚健朴拙，但在后来的吴越融合、原住民外迁和北人南移的历史背景下，随着文化传承主体的改变，越文化也随之而变。越文化形成于诸侯争霸历史情境中，但后来越地不仅远离逐鹿中原的战场，反而成为中原难民的避乱之地，大量豪族士绅、文人墨客的涌入，使越文化的内涵不断发生嬗变，文风日盛，终成名士荟萃、人才辈出之地。生活环境的逐渐改善、生活水准的不断提高，也促使文化由“俗”向“雅”、由“粗”向“精”转变。

吴越文化的差异只是相对而言，在历史的演进中二河交汇，早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早期吴人的“尚武”“轻死易发”并不代表缺少智慧，越人的刚勇坚韧也并不排斥精细雅致，吴越文化是古朴绮丽的融合，是雅俗交融、刚柔相济的产物，正如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的象牙雕“鸟日同体”，良渚文化时期的玉雕，吴越争霸时期精美无比的“吴钩越剑”，还有后来绚丽飘逸的丝绸，都是文化多元性最具说服力的佐证。

栏目主编：孔令君文字编辑：陈抒怡题图来源：IC photo 图片编辑：笪曦

文化(14)中原(12)江南(3)

唐朝时的 ”天下第一楼”——花萼相辉楼，究竟有啥大用处

嗨呀！相信不少喜爱唐朝影视作品的朋友，都听说过一座名楼，正是：花萼相辉楼。《妖猫传》里有它，那叫一个碧瓦朱檐，惊才绝艳，尤其是唐玄宗携手杨贵妃，登上花萼相辉楼，享受百姓欢呼的那一刻，整部电影达到了一个小高潮，也象征着盛唐之下的繁荣昌盛。《妖猫传》花萼相辉楼概念设计图《长安十二时辰》里也有它，从开头第一集就说，「 ”圣人登花萼相辉楼赏灯宴”，然而直到最新一集，这座被无数人提及的唐朝名楼，仍然没有在剧中露出神秘面纱。所以今天咱们就来聊聊，传说中的「 ”花萼相辉楼”，究竟是个啥楼？竟然能得到唐玄宗如此的重视，但凡举行盛大活动，就都有它？花萼相辉楼复原建模要想弄明白这个问题，那就得说说花萼相辉楼的建造背景。（以下简称花萼楼）此楼始建于唐玄宗开元八年，即公元720年，这一时期，正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 ”开元盛世”，被认为是唐朝的全盛时期，无论各方面均达到封建社会的巅峰，置于其中的花萼楼，也被看作是全盛之下的象征符号。而花萼楼就建在兴庆宫的西面，与南面的「 ”勤政务本之楼”遥相呼应。《新唐书•列传第六·三宗诸子》：天子于宫西、南置楼，其西署曰「 ”花萼相辉之楼”，南曰「 ”勤政务本之楼”。花萼楼位置示意图此楼不仅富丽堂皇，更充满文艺气息，同时也是当时举行国宴的重要场所，比如我们熟知的上元节那天，唐玄宗便会等此楼赏灯，与百官同宴。兴庆宫平面图，红框自上到下分别为：兴庆殿——花萼相辉楼（左）——勤政务本之楼（右）而说起楼名，则颇具诗意，正是取自《诗经·棠棣》：棠棣之华，鄂不韡韡。（韡wěi：光明美丽）大意为：花复萼，萼成花，互相辉映。而古人将棠棣花萼，比作兄弟之情。连枝而生的「 ”棠棣花” 所以花萼相辉楼最初的寓意，正是唐玄宗为表达与兄弟的手足情深所建之楼。但这座楼并非只有象征意义，除了上文中所说的举行国宴外，反而还具备多种功能，既然确定了建造背景与立意，那我们就来说说该楼的具体用处。作为唐玄宗时期长安城内最大的宴请场所与文化艺术中心，花萼楼所具备的功能十分独特。画家涂志伟所绘《霓裳羽衣舞》但依照史料所载，花萼楼的功能出现过明显的变化，这一变化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开元八年至开元十四年。（720年——726年）这一时期的花萼楼，用处只有一个，是唐玄宗为了与亲生兄弟联络感情所建，如分封在外地的藩王回京，唐玄宗便会在此设宴，与兄弟欢畅，庆祝回归。若有事召回兄弟，也在此处宴饮。《新唐书•列传第六·三宗诸子》：天子于宫西、南置楼，其西署曰「 ”花萼相辉之楼”，南曰「 ”勤政务本之楼”，帝时时登之，闻诸王作乐，必亟召升楼，与同榻坐，或就幸第，赋诗燕嬉，赐金帛侑欢。诸王日朝侧门，既归，即具乐纵饮，击球、斗鸡、驰鹰犬为乐，如是岁月不绝，所至辄中使劳赐相踵，世谓天子友悌，古无有者。这一段大意是说，花萼相辉楼建在兴庆宫的西面，南面则是勤政务本之楼，帝，也就是唐玄宗，经常登楼与诸王作乐，或欣赏歌舞曲艺，或吟诗作对，最后还要赐给自己的兄弟金帛。《妖猫传》剧照·花萼相辉楼内景（参考）再通过最后一句：世谓天子友悌，古无有者。便可看出唐玄宗这个人，其实是非常在乎手足情谊的，即使登基以后，也不忘经常与亲兄弟们同玩同睡，一年到头总会抽出几天时间和兄弟们联络感情，足以看出唐玄宗对亲情的眷念。说到亲情，我忍不住要额外说一个人，此人正是睿宗时期的太子，也就是唐玄宗李隆基的哥哥——李宪。（原名李成器）唐·「 ”让帝”李宪·惠陵墓道壁画（左）古代能甘愿将太子之位让于他人的，如果我没记错，一双手都能数得上来，而李宪正是那个主动将太子之位让给李隆基的人。而且他并非是害怕李隆基的权势，反而是真心觉得自己这个弟弟，未来能当大任，更能建立不朽之功。《旧唐书·列传卷四十五》：时将建储贰，以成器嫡长，而玄宗有讨平韦氏之功，意久不定。成器辞曰：「 ”储副者，天下之公器，时平则先嫡长，国难则归有功。若失其宜，海内失望，非社稷之福。臣今敢以死请。”累日涕泣固让，言甚切至。时诸王、公卿亦言楚王有社稷大功，合居储位。睿宗嘉成器之意，乃许之。这段记载，说的正是李宪（原名李成器），也就是李宪在被册立为太子后，「 ”冒死谏言”，称自己难当大任，若因为自己没有才能，只是因为嫡长子的身份而当上皇帝，日后难免会治理不好国家，使天下失望，非社稷之福，所以今天以死请柬，将太子之位让位于三弟李隆基，然后文武大臣们也恳切奏表唐睿宗李旦，说楚王李隆基之前推翻武则天昏政有功，也纷纷力荐李隆基为太子，于是睿宗采纳了众人的建议，并对李宪能甘愿让位而感到欣喜，还因此大大赞扬一番，最后改立李隆基为太子。唐睿宗李旦·像而说起李隆基兄弟几人的情谊，真不是古代帝王家皇子们互相勾心斗角那般刻薄，相反的确十分深厚。尤其是武周时期，圣历元年，皇子出阁，搬出皇宫居住，后来武则天在洛阳城积善坊找了一座宅子，赐给李隆基等五兄弟，因此这宅子便称为「 ”五王宅”。《旧唐书·列传卷四十五》：玄宗兄弟圣历初出阁，列第于东都积善坊，五人分院同居，号「 ”五王宅”。图中红框，为「 ”东都”洛阳积善坊，五王宅便坐落其中五兄弟从此同吃同住，在武周治下的艰难时期，建立起极其深厚的兄弟情谊。此后李隆基又获封兴庆坊一座宅邸，便在兴庆坊久居，等到推翻了武则天，再到李隆基即位，兴庆坊的这座宅子，自然就成了「 ”兴庆宫”，而李隆基即使登基为帝，依然怀念当初在积善方与五兄弟同吃同住的日子，而且在此期间，老大李宪对自己这个三弟，则是照顾有加。《旧唐书·列传卷四十五》：大足元年，从幸西京，赐宅于兴庆坊，亦号「 ”五王宅”。及先天之后，兴庆是龙潜旧邸，因以为宫。《长安十二时辰》中长安舆图，图中红框为「 ”兴庆坊” 所以这五兄弟也算是正儿八经同患难过，虽说也是无比尊贵的皇子身份，可是联想到武则天针对李唐皇族的手段，就能大概想到当时他们的困顿处境。尤其是在身边手足都各种枉死的情况下，李隆基就会更加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兄弟之情，而大哥李宪对于李隆基的了解，自然也是非常之深，同时李宪这个人一生只爱唱歌音律，从不与人纷争，所以在唐睿宗李旦，也就是李宪和李隆基的父亲，虽然按照「 ”立长不立幼”的古法，册立李宪为太子，但李宪此后却多次上表，称自己才能与智慧均不如三弟李隆基，硬是慷慨让位，此举也令李隆基大为感动，所以在登基以后，他总是不厌其烦的赏赐给李宪各种名贵乐器与金银珠宝，竭尽所能感恩李宪当年的让位之举，即使朝中有人谗言说李宪有异心，但李隆基从始至终都对大哥李宪恩信有加，后来其他几个兄弟先后辞世，只剩大哥李宪，每到生日，李隆基都会亲自登门拜访，与大哥共同庆生。《旧唐书·列传卷四十五》：时申王等皆先薨，唯宪独在，上尤加恩贷。每年至宪生日，必幸其宅，移时宴乐。居常无日不赐酒酪及异馔等，尚食总监及四方有所进献，食之稍甘，即皆分以赐之。而这花萼楼，正是李隆基为了能和兄弟们维持手足之情所建，至于为何会选择建在兴庆宫的西面，则是因为李隆基登基以后，赐给李宪一座宅邸，而这藩王宅邸，就在胜业东南角，而胜业东南角旁边，正是兴庆坊，也就是众所周知的兴庆宫，所以在此地建一座花萼楼，为的就是方便与兄弟们叙情饮乐。西安兴庆宫花园，在唐代兴庆宫遗址上重建而成每当站在花萼楼上，唐玄宗李隆基总是能听到大哥李宪的奏乐声，便会邀其登楼一同饮酒作乐，共赏歌舞。《新唐书•列传第六·三宗诸子》：玄宗时登楼，闻诸王音乐之声，咸召登楼同榻宴谑，或便幸其第，赐金分帛，厚其欢赏。于此也能看出，唐玄宗李隆基与李宪等人的手足情深。所以从开元八年到开元十四年，这整整六年时间内，花萼楼的主要功能，就是唐玄宗与兄弟们的欢饮之处，每当思念兄弟，或者有兄弟在外归来，唐玄宗李隆基便会在花萼楼内宴请一番，哥几个聊聊当年，说说现在，最后醉酒微醺，尽兴而归。但随着大唐国力在开元年间的进一步增强，花萼楼的具体功能也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产生了巨大的变化。于是就有了：第二个阶段，开元十四年以后。（726年）这一时期，达到了开元盛世的顶峰，大唐百业昌盛，社会一片铮铮向荣的繁荣气象，针对花萼楼的用处，也发生了明显的转变。主要一大原因，通过翻找史书，我个人认为应是由于申王李捴等兄弟的相继离世，导致唐玄宗再没心情从花萼楼宴饮作乐。顺着这个思路，我们来看看李隆基其余兄弟的离世时间：李捴（zǒng，又名李㧑wéi），即唐睿宗第二子，也就是唐玄宗李隆基的二哥，公元724年，即开元十二年的十二月十五日去世。《旧唐书·卷八十六·列传第三十六》：（开元）十二年，病薨，册赠惠庄太子，陪葬桥陵。元·任仁发《五王醉归图》中的岐王李捴（红衣）李范，即唐睿宗第四子，也就是唐玄宗李隆基的四弟，公元726年，即开元十四年四月十九日去世。《新唐书•列传第六·三宗诸子》：惠文太子范，始名（李）隆范。玄宗立，与薛王隆业避帝讳去二名……从玄宗诛太平公主，以功赐封……【开元十四年薨】……帝哭之恸，彻常膳至累旬，群臣勉请乃复。（其实从「 ”帝哭之恸”能看出，唐玄宗对李范的死很伤心。）（注：薨hōng，古时代指藩王或大臣死。）元·任仁发《五王醉归图》中的岐王李范李业，即唐睿宗第五子，也就是唐玄宗的五弟，虽然他并未在开元十四年辞世，然而在开元十三年，却因为王妃的弟弟韦宾与殿中监皇甫恂「 ”私议（玄宗）休咎”而获罪，韦宾事发之后，被玄宗下令杖杀，既然是王妃的弟弟，身为韦宾姐夫的李业，自然也受到牵连，因此不敢再入宫，所以这个时期的李业，实际上与李隆基之间产生了隔阂，兄弟情分受到一定影响。《新唐书•列传第六·三宗诸子》：帝尝不豫，业妃弟内直郎韦宾与殿中监皇甫恂妄言休咎事，宾坐死，恂贬锦州刺史。妃恐，降服待罪，业亦不敢入谒，帝闻，遽召之，业伏殿下请罪，帝趋就执其手曰："吾所猜于兄弟者，天地共咎之！" 元·任仁发《五王醉归图》中的岐王李业这段史料说的再清楚不过了，「 ”业妃弟”，说的就是李业王妃的弟弟，也就是李业的小舅子韦宾与皇甫恂妄言私议，然后连坐而死，王妃自然是害怕了，李业也不敢入宫谒见。另外，李隆基等兄弟，其实早年间还有个隋王李隆悌，这是唐睿宗李旦最小的儿子，但年仅十岁便早夭了，因此不算在内。（隋王李隆悌：692——702）所以我相信到此事情就很明朗了，开元十四年，对于李隆基来说，其实是非常伤心，乃至非常痛苦的一年。元·任仁发《五王醉归图卷》首先是自己的二哥李捴（开元十二年十二月十五日）去世。然而一年以后，也就是开元十三年，五弟李业的王妃弟弟，也就是李业的小舅子韦宾，又搞出来「 ”私议玄宗休咎”的丑闻，导致李业和李隆基的关系又闹僵。又过一年，四弟李范（开元十四年四月十九日）去世。此时五兄弟已去其二，仅剩大哥李宪与五弟李业，还有唐玄宗李隆基，可是上文也说了，此时李业已经不入宫了，远走外地，避开李隆基的问责，虽然李隆基从始至终没有责罚他，可毕竟这事儿出在自己的王妃身上，李业即使想回宫，也不敢回，因此实际上二人已经日渐疏远。所以到了开元十四年，原本手足情深的五兄弟，能陪在身边，还能说上真心话的，就只剩下大哥李宪了。这也是我认为，李隆基为何在开元十四年以后，不再从花萼楼宴请兄弟的主要原因。花萼相辉楼复原建筑因为兄弟们离世的离世，离宫的离宫，可以说这时候的李隆基，肯定非常思念曾经兄弟几人荣辱与共的美好时光，所谓睹物思人，李隆基登上花萼楼想起以前五兄弟如何如何美好，肯定心里会非常难受，因为这是人的共情，根本无法避免，索性就不再从花萼楼上宴请大哥李宪。那么开元十四年以后的花萼相辉楼，又主要用于哪些方面呢？答案正是宴请文武百官，唐玄宗本人过生日，以及每逢佳节例行举办庆祝活动。其余的时间，若有国外使团来访，也在此楼设宴欢请。《旧唐书·本纪第八·玄宗上》：（开元）十七年……八月癸亥，上以降诞日，宴百僚于花萼楼下。百僚表请以每年八月五日为千秋节，王公已下献镜及承露囊，天下诸州咸令宴乐，休暇三日，仍编为令，从之。《册府元龟•卷二·帝王部·诞圣》：二十三年八月五日千秋节御花萼楼宴群臣。《万国来朝》图中的「 ”花萼相辉楼” 但若说花萼楼的用途出现如此之大的转变，只是归结于玄宗其余兄弟的相继离世，我仍旧感到有些不严谨，在思考过后，认为还应结合当时的时局变化，于此另外总结出四点宏观层面的原因：第一，大唐国力臻于巅峰，无论经济还是文化，均达到唐朝历史最顶点，因此在「 ”开元盛世”的影响下，致使大量外国使臣与游牧民族的首领慕名前来，所以为了招待并宴请这些外国宾客，满足对外交流的政治需要，总归要有一处合适的场所，富丽堂皇的花萼相辉楼，自然就成为了首选之处。第二，自从李隆基登基以后，此前的兴庆坊，便成为兴庆宫，而在李隆基执政的四十余年里，兴庆宫始终作为整个大唐的政治中心而存在，因此距离兴庆宫最近的花萼相辉楼，自然就成为了对于玄宗而言最为便利，同时也是最为合适的宴请外国友人的场所。第三，玄宗执政中后期，由于设立节度使，使得大唐的军事布局产生变化，而为了犒赏守护边关的节度使，玄宗便邀请有功之臣前往花萼相辉楼，这也可看作是政治需要。第四，玄宗执政期间，尤为重视科举，乃至曾亲自殿试多达八次，登基以后，曾有超过五次殿试，是在花萼楼中举办，这也是对天下文人设立的勉励，以及将考试场所设置为紧挨兴庆宫的花萼楼，足以看出玄宗想要表达对于科举的重视，以及对于人才的鼓励。唐玄宗·李隆基总而言之，花萼相辉楼作为唐玄宗时期极为特殊的宴请场所，在不同时期也承担起不同的政治作用，前期可以看作是唐玄宗宴请兄弟的家宴场所，中后期则承担起更多的政治职能，为欢迎外邦友人，以及勉励科举，起到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然而随着唐末的黄巢之乱，历经上百年风雨，作为大唐盛世独特象征的花萼相辉楼，也被尽数焚毁，就此湮灭于历史长河之中。时至如今，仍有许多文人雅士，将此楼视为魂牵梦萦之地，遥想当年，玄宗牵着杨玉环的手，站在花萼相辉楼上共赏大唐盛景，想来必是独有一番风情。只可惜，历史匆匆而来，又匆匆而去。千百年后，尽付东流。 —————— 关注作者：钱品聚，了解更多历史与文化趣闻，带您发现更大的世界~！ —————— 参考文献：《新唐书•列传第六·三宗诸子》：天子于宫西、南置楼，其西署曰「 ”花萼相辉之楼”，南曰「 ”勤政务本之楼”。《新唐书•列传第六·三宗诸子》：天子于宫西、南置楼，其西署曰「 ”花萼相辉之楼”，南曰「 ”勤政务本之楼”，帝时时登之，闻诸王作乐，必亟召升楼，与同榻坐，或就幸第，赋诗燕嬉，赐金帛侑欢。诸王日朝侧门，既归，即具乐纵饮，击球、斗鸡、驰鹰犬为乐，如是岁月不绝，所至辄中使劳赐相踵，世谓天子友悌，古无有者。《旧唐书·列传卷四十五》：时将建储贰，以成器嫡长，而玄宗有讨平韦氏之功，意久不定。成器辞曰：「 ”储副者，天下之公器，时平则先嫡长，国难则归有功。若失其宜，海内失望，非社稷之福。臣今敢以死请。”累日涕泣固让，言甚切至。时诸王、公卿亦言楚王有社稷大功，合居储位。睿宗嘉成器之意，乃许之。《旧唐书·列传卷四十五》：玄宗兄弟圣历初出阁，列第于东都积善坊，五人分院同居，号「 ”五王宅”。《旧唐书·列传卷四十五》：大足元年，从幸西京，赐宅于兴庆坊，亦号「 ”五王宅”。及先天之后，兴庆是龙潜旧邸，因以为宫。《旧唐书·列传卷四十五》：时申王等皆先薨，唯宪独在，上尤加恩贷。每年至宪生日，必幸其宅，移时宴乐。居常无日不赐酒酪及异馔等，尚食总监及四方有所进献，食之稍甘，即皆分以赐之。《新唐书•列传第六·三宗诸子》：玄宗时登楼，闻诸王音乐之声，咸召登楼同榻宴谑，或便幸其第，赐金分帛，厚其欢赏。《旧唐书·卷八十六·列传第三十六》：（开元）十二年，病薨，册赠惠庄太子，陪葬桥陵。《新唐书•列传第六·三宗诸子》：惠文太子范，始名（李）隆范。玄宗立，与薛王隆业避帝讳去二名……从玄宗诛太平公主，以功赐封……【开元十四年薨】……帝哭之恸，彻常膳至累旬，群臣勉请乃复。《新唐书•列传第六·三宗诸子》：帝尝不豫，业妃弟内直郎韦宾与殿中监皇甫恂妄言休咎事，宾坐死，恂贬锦州刺史。妃恐，降服待罪，业亦不敢入谒，帝闻，遽召之，业伏殿下请罪，帝趋就执其手曰："吾所猜于兄弟者，天地共咎之！" 《旧唐书·本纪第八·玄宗上》：（开元）十七年……八月癸亥，上以降诞日，宴百僚于花萼楼下。百僚表请以每年八月五日为千秋节，王公已下献镜及承露囊，天下诸州咸令宴乐，休暇三日，仍编为令，从之。《册府元龟•卷二·帝王部·诞圣》：二十三年八月五日千秋节御花萼楼宴群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