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和贞观之治历史论文,关于唐太宗的历史小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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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和贞观之治历史论文,关于唐太宗的历史小论文

关于唐太宗的历史小论文

唐太宗,即李世民是唐朝第二位皇帝。他开创了历史上的“贞观之治”,通过主动消灭各地割据势力,并虚心纳谏、在国内厉行节约、容许百姓休养生息,使得社会出现了国泰民安的局面。此举为后来的开元盛世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将中国封建社会推向鼎盛时期。下面我来介绍一下他的主要功绩。

唐太宗在政治方面,首先是知人善任,虚怀纳谏。为了实现唐朝的长治久安,他用人不避仇怨,不拘门第、民族,兼收并用。因此,贞观一朝,人才济济,而且他还合并州县,革除民少吏多的弊政。 在经济方面,第一是轻徭薄赋,劝课农桑。我们知道,隋炀帝曾无休止地征发徭役,导致人民怨声载道,从而引发农民起义。唐朝统治者吸取了隋亡的教训,多次减免租税,兴修水利,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第二是戒奢从简。唐太宗力倡节俭,不准修建台榭,还禁止地方官进贡珍奇宝物。 在思想文化方面,兴科举,以儒为师,唐朝的文化政策基本沿袭前代。兴科举是继承隋制,以儒为师是继承汉制。大大扩充了国学规模,扩建学社,增加学员。 贞观年间,社会经济出现繁荣景象。那时候,政治比较清明,经济发展较快,国力逐步加强,历史上称当时的统治为“贞观之治”

唐太宗论文1500字左右

唐太宗李世民是我国历史上少有的杰出政治家、军事家,开创了史称“贞观之治”的辉煌业绩。他又是一位文学家,诗、赋及其文学主张都有极高成就,产生重要影响。他早年开设文学馆,交结“秦府十八学士”,一直是文学史中的美谈;成为皇帝之后,“听览之暇,留情文史,叙事言怀,时有构属,天才宏丽,兴托玄远” (《旧唐书·邓世隆传》) 。他自己说:“朕虽以武功定天下,终当以文德绥海内。文武之道,各随其时。” (《旧唐书·音乐志》) 太宗在戎马生涯和日理朝政之际,诗文著述颇丰,现存《全唐诗》收入103首,断句3联,还有与大臣联句《两仪殿赋柏梁体》;《全唐文》录有5篇赋:《威凤赋》、《临层台赋》、《感旧赋》、《小山赋》、《小池赋》;著有《文集》40卷,《帝范》4卷,《凌烟阁功臣赞》1卷。

宋计有功《唐诗纪事》云:“帝尝作宫体诗,使虞世南赓和,世南曰:‘圣作诚工,然体非雅正。上有所好,下必有盛焉,恐此诗一传,天下风靡,不敢奉诏。’”《新唐书·虞世南传》、《全唐诗话》、《历代诗话》都对这一故事有所记载,成为说明太宗喜爱宫体诗、提倡宫体诗,进而批评太宗的一个重要证据。在《闻一多全集·官体诗的自赎》中,闻一多先生说:“文艺的唐太宗,出人意料之外,比炀帝还要热忱(宫体诗)。”刘大杰先生在其《中国文学发展史》中说:“就是唐太宗和他的臣僚,同样也沉溺在这种宫体的诗风里。”游国恩先生等在其《中国文学史》中也说:“唐太宗本人对齐梁文风也很爱好,他自己就带头写淫靡浮艳的宫体诗。”即使是新近出版的论著,仍然认为他 (指太宗,笔者注) 偏嗜华靡的审美趣味。其诗亦多有缛丽之作,并曾作宫体诗要臣下赓和,因虞世南谏阻而止 (乔惟德、尚永亮《唐代诗学》) 。尽管唐代卢照邻、明代胡震亨以及《全唐诗》 (卷一) 等有过不同看法,甚至在近年袁行霈先生、罗宗强先生的著述中有过客观评价,但长期以来对太宗文学成就的评价执否定的倾向没有重大的改变。 其实,笔者认为,除去太宗诗文中确有部分江左遗风(应当指出,这也是文学发展过程中的正常现象)之外,《唐诗纪事》中所云之事对历代评论家的认识起到了不客观的影响。即使依据《唐诗纪事》而论,许多引述者也难免断章取义,因为太宗在这里接下来还有话,他说:“朕试卿尔。”太宗的话如果属实,说明他并非真的想写宫体诗,不过是个戏言;太宗的话如果言不由衷,也不足以印证他就热衷于宫体诗甚至到了“偏嗜”的程度。遗憾的是,对太宗在这方面的贬斥竟然延续了一千三百多年。那么,对太宗的评价怎样才更恰当些呢?这应当联系太宗的文学思想和创作实践及影响一并考察。 考察唐太宗的文学思想,突出表现在他主张文学必须有益于政教,同时又重视文学的艺术特点,反对淫靡文风,注重文学的艺术特殊性,强调文质并重的文学观。虽然太宗没有全面系统的文学思想论著,但从与他有关的一些诗文中还是可以很鲜明地看到这一点的。他的文学思想比较集中地体现在《帝京篇·序》中。序曰: 予以万机之暇,游息艺文。观列代之皇王,考当时之行事,轩、昊、舜、禹之上,信无间然矣!至于秦皇、周穆,汉武、魏明,峻宇雕墙,穷侈极丽,征税殚于宇宙,辙迹遍于天下,九州无以称其求,江海不能赡其欲,覆亡颠沛,不亦宜乎。予追踪百王之末,驰心千载之下,慷慨怀古,想彼哲人。庶以尧舜之风,荡秦汉之弊;用咸英之曲,变烂熳之音;求之人情,不为难矣!故观文教于六经,阅武功于七德,台榭取其避燥湿,金石尚其谐人神,皆节之于中和,不系于淫放。……释实求华,以人从欲,乱于大道,君子耻之。故述帝京篇,以明雅志云尔。 序中真诚地表现出他考虑文学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他的结论是:“释实求华,以人从欲,乱于大道,君子耻之。”主张“节之于中和,不系于淫放”,目的是反对纵欲。为什么要反对纵欲呢?他联想到“秦皇、周穆,汉武、魏明,峻宇雕墙,穷侈极丽”,再联系梁、陈及隋的灭亡教训,以史为鉴,必须“以尧舜之风,荡秦汉之弊;用咸英之曲,变烂熳之音”。他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防止国家的败亡。总结历史经验,考虑政治得失,务求有益教化。所谓“咸英之曲”,指三代古朴的政教和文化;而“烂熳之音“,则指秦汉以来滋生的侈丽淫放的文风。为了达到巩固政权的目的,他主张复古,其标准就是“节之于中和,不系于淫放”,就是追求雅正。《贞观政要·文史第二十八》中记载,他对房玄龄说:“比见前后汉史载录扬雄《甘泉》、《羽猎》,司马相如《子虚》、《上林》,班固《两都》等赋,此皆文体浮华,无益劝诫,何假书之史策?其有上书论事,词理切直,可裨于政理者,朕从与不从,皆须备载。”他之所以在这里否定扬雄的《甘泉》等赋,完全由于它们无益于政教,无益于劝诫,根本不是从文学角度来考虑问题,作为政治家他始终把国家兴亡放在第一位。但这里又流露出他主张“词理切直”的要求,也很有意义。 《贞观政要·文史第二十八》还记载,贞观十一年,邓世隆要求为太宗的文章编辑文集,太宗拒绝了,他说:“朕若制事出令,有益于人者,史则书之,足为不朽。若事不师古,乱政害物,虽有词藻,终贻后代笑,非所须也。只如梁武帝父子,及陈后主、隋炀帝,亦大有文 集,而所为多不法,宗社皆须臾倾覆。凡人主惟在德行,何必要事文章耶!”太宗每提文章,就联系到国家的兴亡。他对梁武帝父子、陈后主、隋炀帝的批评,集中在“师古”的问题上。“师”什么“古”,无非是“古”之道德、“古”之文风,他既批评这几位前朝帝王的道德不“古”,也批评他们的文风不“古”,因为他们在文学上的共同特点是把文学作为纵欲消遣的典型。而太宗在这里首先考虑的不是词藻如何,而是“制事出令,有益于人,史则书之,足为不朽”。可见,太宗对待文学问题,首先考虑的不是文学本身的发展问题,而是社稷的安危,是文学的政教作用。 太宗不主张作艳诗,而且也不主张群臣们作艳诗,他的出发点仍然是考虑社稷江山。同样是前文所说《唐诗纪事》中记载的那段故事,在《唐会要》卷六五中也有记载: (贞观)七年九月二十三日,上谓侍臣曰:“朕因暇日,每与秘书监虞世南商量今古。朕一言之善,虞世南未尝不悦;有一言之失,未尝不怅恨。尝戏作艳诗,世南进表谏曰:圣作虽工,体制非雅。上之所好,下必随之。此文一出,恐致风靡。轻薄成俗,非为国之利。赐令继和,辄申狂简。而今之后,更有斯人,继之以死,请不奉诏旨。群臣皆若世南,天下何忧不治!”因顾谓世南曰:“朕更有此诗,卿能死否?”世南曰:“臣闻诗者,动天地,感鬼神,上以风化下,下以俗承上。故季札听诗而知国之兴废。盛衰之道,实基于兹。臣虽愚诚,愿不奉诏。” (陶敏、傅璇琮《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初盛唐卷》) 这段记载清楚地表明:1.太宗不主张作艳诗。不主张作艳诗并非没有作艳诗,他作艳诗是“戏作”,而且是“尝”戏作,也并非经常“戏作”;2.太宗不主张群臣作艳诗。要求群臣们“皆若世南”。要知道,太宗的要求就是帝王的意志,就是国家的文艺政策;3.太宗这样做的出发点是考虑国家的兴亡和长治久安。“群臣皆若世南,天下何忧不治!”目的是统治天下的需要。 太宗又不是一般意义上反对绮丽文风,他恰恰又十分重视从文采的角度来考察作品。他亲自撰写《晋书·陆机传论》,称陆机“文藻宏丽,独步当时;言论慷慨,冠乎终古。高词迥映,如朗月之悬光;叠意回舒,若重岩之积秀。千条析理,则电坼霜开;一绪连文,则珠流璧合。其词深而雅,其义博而显,故足远超枚、马,高蹑王、刘,百代文宗,一人而已”。对陆机文采褒奖之情溢于字里行间。太宗还十分重视作品的艺术形式美。上官仪深受太宗赏识,太宗的诗文常令上官仪订正。而上官仪却是非常注重探索诗歌的形式美的诗人,在形式美表现方式上受齐梁影响很大,并提出“六对”、“八对”之说。这也说明太宗并非一般意义上反对追求艺术形式的完美。而且,太宗认为汉赋“文体浮华”,但他又写有多篇赋。这些看似矛盾的做法,实际上很好理解,它表现出太宗尚质而不轻视文饰的文学思想,即文质并重。当联系到江山社稷时,他作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当然首先要考虑文学的政教作用,当从一位对文学(其实对音乐、书法他也颇多建树)无论理论还是实践都颇有造诣的诗人角度考察文学作品时,他又是那么内行、那么投入地关注文学的艺术特点。太宗所高度重视的魏征,在其《隋书·文学传序》中也集中地将他所追崇的帝王的文学思想表达出来: “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若能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斌斌,尽善尽美矣。” 作为长年在太宗左右的魏征,应当深刻了解和掌握太宗的文学思想,并努力身体力行。魏征对南、北文学不同艺术风格的把握及“各去所短,合其两长”的态度,正是太宗南方“清绮”与北方“贞刚”相融合的美学理想的自然流露和集中反映。 太宗的文学思想,概括地讲,就是文质并重。他主张“师古”,力求以古变今;主张“劝诫”,强调政教作用;主张“雅志”,以求矫正俗情;主张“切直”,反对文体浮华;主张“词深而雅”,关注作品的艺术性。他的这些文学思想是联系的,不是孤立地厚此薄彼。从根本上说,太宗的文学主张受儒家崇古尚质的诗教说影响较大,对南朝齐、梁文风持批评态度,但却并没有一般意义地反对文学的艺术美学追求,这为唐代文学在艺术上的发展和新变留下了广阔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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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唐太宗的历史论文1万字

唐太宗的后宫四妃包括生前册封与死后追赠的共有如下几位:韦贵妃、杨贵妃、阴妃、燕德妃、郑贤妃、杨妃、徐惠。但史书对这几位妃嫔除了因为生子而记载了一笔外,再无更多着墨。不过除了史书,我们还可以通过昭陵现今已发掘的墓葬以及出土的墓志铭,以辅助对唐太宗四妃的了解。

唐因隋制,正一品四夫人的封号以贵淑德贤为序,先看韦贵妃,根据出土墓志的记载,韦氏名珪,字泽,于武德年间以良家入选秦王府,贞观元年四月一日册拜贵妃。不过墓志铭上虽然称韦珪是以良家的身份入选秦王府,然而事实上韦珪并不是首嫁,她的第一任丈夫是隋代大将军、户部尚书李子雄之子李珉。 隋朝末年李子雄随杨玄感起兵谋反,兵败后父子均被杀,而韦氏因是罪犯家属,按律被充入宫中为宫婢。李渊在长安即位后李世民进封秦王,韦氏作为宫婢被分配到秦王府侍奉是顺理成章的事。何况李渊登基后虽然曾大赦天下,但大赦赦免的是罪犯,与释放掖庭宫人是两回事,韦氏根本不可能在武德年间被放出宫回到家中,所以墓志上说韦氏是以良家受选,很明显就是粉饰之语。至于某些网文里广为流传的,秦王李世民在路边对韦氏一见钟情的这种毫无史实根据的说法,则根本就是无稽之谈。 更有一些不靠谱的网文信口开河,认为在长孙皇后过世后,唐太宗的后宫是由韦贵妃一手掌管的。然而事实上是,即使身为贵妃,若没有皇帝的授意同样没有权利掌管后宫。例如唐高祖的万贵妃,《旧唐书·李智云列传》中有明确记载:“母曰万贵妃,性恭顺,特蒙高祖亲礼。宫中之事,皆谘禀之,诸王妃主,莫不推敬。”表明万贵妃能够对后宫诸事有“谘禀”的资格,是“特蒙高祖亲礼”的,若没有唐高祖的特许,万氏即使身为贵妃也没有权利掌管后宫。再看唐宪宗的郭贵妃,“群臣三请立郭贵妃为皇后,唐宪宗以岁子午忌,又是时后廷多嬖艳,恐后得尊位,钳掣不得肆,故章报闻罢。”郭氏虽然只封了个贵妃,但却是唐宪宗未登基前娶的结发妻子,只因唐宪宗怕自己的风流猎艳被限制,从而不肯将其立为皇后。若身为贵妃便能理所应当地掌管后宫,那唐宪宗又何必再多此一举。 何况能够执掌后宫对于宫妃来说是莫大的荣誉,即使是多位嫔妃共同管理后宫,史书也同样会记载下来。陈后主的张贵妃统摄后宫,隋文帝宣华夫人、容华夫人共同代掌后宫的事情在史书中记载得清清楚楚,刘浚的列传也特意花了一番笔墨记载着其母潘淑妃(刘宋时淑妃仅为正二品九嫔,而非正一品的三夫人)掌管后宫一事。 不仅史书上会记上一笔,就连墓志铭这种没事也要夸两句有事更要夸了再夸的东西上,也绝对会大书特书一番,甚至哪怕韦贵妃并没有代管后宫这么大的权限,只是有些参与权,她的墓志上也不可能只字不提。比如朱元璋的宠妃孙贵妃只不过是辅佐马皇后治理后宫,此事不仅见载于《明太祖实录》,野史《胜朝彤史拾遗记》中亦有记载,宋濂在撰写孙贵妃的墓志时更没有放过这一莫大荣耀:“成穆贵妃孙氏……佐皇后以理,内治宫壼肃雍,上下咸无怨者。”而韦贵妃的墓志早已出土,志文中对她多有浮夸溢美之词,但对所谓的代管后宫一事却绝口不提,可见韦贵妃代掌后宫一事,实属现代人的想当然耳。 韦贵妃不仅本人无宠,就连她的家族和子女所得到的待遇都很寒酸。按照唐制,韦贵妃作为正一品四妃,她的母亲本可以获封正四品郡君,但是其母无论是生前还是身后,都不曾得到过郡君的封号。直到韦贵妃因母亲的逝世而表现得异常悲痛,“哀号荼毒,毁瘠弗已”,唐太宗这才象征性地追赠了韦贵妃之父韦圆成一个徐州都督的官衔,韦贵妃之母仍旧没能得封郡君。而韦圆成生前便已是隋朝的开府仪同三司、陈州等二州刺史、郧国公,唐太宗追封的徐州都督远远比不上韦圆成生前的地位,可见唐太宗的追封不过是敷衍之举而已。 不仅如此,韦贵妃所生育的临川公主与纪王李慎论起待遇,在唐太宗同样庶出的皇子公主中也是比较差的。临川公主直到18岁才被册封为公主,驸马周道务的出身在所有尚庶出公主的驸马中是最差的,而临川公主出嫁后就随着丈夫一同离开了京城远赴边地上任,是目前已知的唯一一位在唐太宗活着时就离开长安的公主。韦贵妃唯一的儿子纪王李慎虽然很有才华,在襄州处理政务的能力也非常出色,甚至得到了当地百姓的称赞,然而唐太宗并没有因此给予李慎格外的关注或奖赏,直到唐高宗李治登基了,这才褒奖了他。 至于韦贵妃与前夫李珉的女儿李氏,与母亲一起籍没进宫,但都20岁左右了,其母韦贵妃仍不能自主安排女儿的婚事。直到贞观四年突厥来降,唐太宗为了安抚众多来降的突厥贵族,这才将仍旧是宫婢身份的李氏封为定襄县主,代替李唐的宗室女,嫁给在贵族眼里堪称婚配最末等的胡人为妻。 虽然有人因此认为李氏得封定襄县主是唐太宗将她认作继女的标志,然而唐太宗若真的将定襄认为继女,那么定襄就应该和文成公主、弘化公主一样,封的是公主而不是县主,墓志上也不会明确记载定襄不过是渤海李氏,“隋户部尚书雄之孙,齐王友珉之女。”而应该像弘化公主那样,只说是“陇西成纪人”“大唐太宗文武圣皇帝之女”。 何况定襄县主嫁给阿史那忠后,阿史那忠便被唐太宗派去出塞,塞外的生活远比中原艰苦,别说定襄一个中原人受不了,就连阿史那忠本人享受过了中原生活都不愿再忍受塞外的寒苦,所以见到使者时是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请求让他回到长安——唐太宗若是宠爱韦贵妃,又何至于让她的女儿去遭这份罪? 当然,也许有人会感到不解:为什么韦珪作为贵妃却无宠到了这般地步,如果唐太宗不喜欢韦珪,为什么还要封她为贵妃?其实这跟人们长期以来一些错误的观念有关。 首先,很多人想当然地以为贵妃就等于宠妃,被皇帝封为高品级的妃子都是宠妃。其实不然,后宫是自古以来的制度,就算没有宠妃,皇帝也不会把四妃之位一直空着不封。历史上身处高位却无宠的嫔妃比比皆是,别的不说,光看唐朝诸位皇帝的贵妃,除了唐玄宗的杨贵妃,唐代宗的独孤贵妃外,其他皇帝的贵妃都不得宠,也找不到什么得宠事迹。 其次,皇后是天然的后宫之主,掌管后宫事务,除非皇后无宠到了极点而皇帝又另有极为宠爱的嫔妃,不然皇帝是不会插手后宫事务的。所以纵观唐朝的后宫,皇后的权利极大,比如唐高宗的王皇后,明明萧淑妃那么得宠,出身好资历老又生育了皇子公主,但却只是个淑妃,另有一个无宠无子的女人压她一头做上了贵妃之位;风流多情的唐宪宗唯恐结发妻子当上皇后后会掣肘自己的猎艳行为,于是坚决不立原配郭氏为皇后——唐朝皇后在后宫的权利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所以唐朝后宫嫔妃的册封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皇后,如果皇帝没有特别的吩咐或要求,那么皇后就会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安排后宫女人的品级。身为贵妃却是个不得宠的女人,原因之所在,也就不难理解了。 再者,唐太宗明确表示过自己对这些后宫女人的态度,那就是韦珪、阴氏这些罪籍出身的女人甚至都没资格给自己生孩子。 《魏郑公谏录》: 太宗谓侍臣曰:“汉代常以八月选洛阳中子女资色端丽者,载还后宫,此不可为法。然即日宫内,甚多配役之口,使其诞乳诸王,是非所宜。据此论选补宫列,理宜依礼。”公对曰:“人多惑嬖色,乃致败乱。周幽惑褒姒,晋献惑骊姬,耽于宠欲,废嫡立庶,幽王因此身死,遂丧西周;献公身虽护没,祸延数代。嫔御之间,所宜深慎。” 唐太宗本就是贵族子弟出身,对这些罪籍出身的女人有着天然的鄙夷歧视之意——虽然这不代表他就要把这些女人当阶级敌人来看。 再加上韦珪阴氏等人是唐太宗当秦王时宫里发配来伺候的宫婢,而身为亲王时的李世民对后院这些小妾的出身没有多少自由挑选的余地。但出于贵族的偏见,唐太宗显然不认为这些女人的血统有多好,更不应当给自己生孩子,不然很可能会稀疏了自己优秀的基因,让后代不够优秀。 只不过孩子是欲望的产物,唐太宗又没有练过什么神功,只能让指定的女人生孩子,而历史上为皇帝生育了子女却照样无宠的嫔妃也比比皆是。所以虽然韦珪、阴氏这些嫔妃虽然给唐太宗生育了孩子,但唐太宗依旧免不了打从心底鄙视出身不好的她们,更遑论还能对她们产生什么感情呢? 杨贵妃,赵王李福生母,墓葬不明,只能据《大唐故赠司空荆州大都督上柱国赵王墓志铭》上记载的“王,杨贵妃之所生也” 推断出这位杨贵妃的封号。但在整个贞观年间,韦贵妃的封号自始至终都没有变过,所以杨氏的贵妃徽号当为死后追赠。不过杨贵妃生前就是正一品的妃位,而且应当早在贞观元年就和韦贵妃、阴妃、燕贤妃等人一起被封为四妃,更有可能便是淑妃这一徽号,这样才能在死后被追赠为贵妃。毕竟杨贵妃既不像充容徐惠那样是主动殉葬而死,又不像皇甫德仪那样唯一的儿子被冤杀,所以不会被随意越级追封为四妃,更不会是贵妃。 贞观十三年,杨贵妃唯一的儿子李福受封为赵王,随即便被唐太宗过继给了隐太子李建成,所以从礼法上来说,李福不再是唐太宗之子,而是隐太子李建成之子。 阴嫔,据推测其封号原本应为淑妃或德妃,因其子谋反而被降为了嫔。 阴妃的父亲阴世师因效忠隋朝而被李渊处死,阴世师之子阴弘智等人由于年幼而免于一死,阴氏则被没入掖庭为婢。也许是因为阴世师与李渊有着相当的仇怨,而阴氏又成了李世民的妃嫔,所以许多人喜欢臆想李世民与阴氏之间有着一段隔着国仇家恨的虐恋深情。然而就史实而言,这样的说法显然是毫无根据的,毕竟后宫中作为罪籍没入的女子不在少数,上官婉儿即因祖父上官仪之事被没入掖庭;而作为宫婢被主子临幸的更不在少数,章敬皇后吴氏便是在没入掖庭后得到了唐肃宗的临幸,从而生下了唐代宗。 而且若是对阴氏这个所谓的仇人之女心存芥蒂的话,李渊就不会在武德八年将阴氏之子李祐册封为宜阳郡王,一向与李世民有嫌隙的李建成等人也会借此机会大肆抨击他。所以李世民与阴氏之间所谓的隔着国仇家恨的爱情,不过纯属后人的YY罢了。更不用说阴氏在史书中只得一句“阴妃生庶人祐”后,便再无只言片语的记载,甚至单就其子李祐谋反一事来看,阴氏在李世民心中能有几分分量也是可以掂量得很清楚。 同样是谋反,李祐的结局是被诛后废为庶人,生母连坐遭降。随后唐太宗又将敢于当面数落李佑罪行并试图杀了李佑的齐州百姓罗石头追赠为亳州刺史,而痛斥李佑的高君状被封为榆社县令,将李佑捉拿归案的杜行敏由兵曹一下子被提拔为了巴州刺史,其他协助杜行敏擒住李佑的众人也一并得到了丰厚的赏赐。而反观李承乾谋反后,唐太宗千方百计想保住他一命,为李承乾说话的来济因此得到了得到唐太宗的看重,官职不断得到升迁,不久就考功员外郎,次年便升迁中书舍人,与令狐德棻等人共同撰写《晋书》。 这样的差距很明显可以看出阴氏与李祐是否得到过李世民的宠爱,若阴氏真的与李世民有过一段所谓的超越国仇家恨的轰轰烈烈的爱情,那么想必李祐绝不会落得个身死的下场。毕竟阴氏只有李祐这么一个儿子,处死了他就相当于毁掉了阴氏下半辈子的依靠,李世民若对其有情,再怎么对李祐处以重罚也好过将其处死。 而阴氏一夜之间失去了唯一的儿子,她本人或是因此被降级为嫔,然后一生孤寂郁郁而死;又或是和儿子一起被废为庶人赐死,最后以嫔礼下葬,都不得而知。但即使阴妃还能留得一条性命,也是从此生不如死。 燕德妃,根据其墓志记载,于武德四年选入秦王府,贞观元年拜册贤妃,贞观十八年迁封德妃。考虑到贞观十七年李祐谋反,生母阴氏遭到连坐,四妃之位有所空缺,燕氏应该是因此晋的位。同样的,这位燕氏也并不是出于什么可歌可泣的爱情才进的宫,“武德四年礼聘入秦王后庭”这一句说得很清楚,不过是唐高祖李渊为自己的儿子选的小妾。 燕氏的祖父是隋朝著名的酷吏燕荣,为人贪暴淫纵,被隋文帝赐死。也正因为祖父燕荣为人“虐毒”的缘故,燕氏自幼被母亲杨氏严格教导要学会温恭谦让,以养成身为贵族该有的闺范。 燕氏武德四年成为李世民的小妾,但直到七年后才生下第一个儿子李贞,在生下次子李嚣后便再也没生育过。李嚣早夭,而李贞可以说是唐太宗比较有才干的皇子之一,但唐太宗并没有因此对这个儿子有任何的偏爱之处,既没有到了年纪不让他之藩,也没有因为李贞才华出众而给予特别的关注。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燕妃的母亲与武则天的母亲为堂姐妹,所以武则天成为唐高宗的皇后后,年老体衰的燕氏为了讨好武则天,在患有眼疾行动严重不便的情况下,仍坚持抱病为武后的母亲荣国夫人奔丧,结果不幸病倒在半路上,大半年后病逝在驿站里,武后为此不得不好好封赏了一番。而李贞在武则天时的待遇也很一般,不过是和一群皇叔兄弟一起受到的加封,而且李贞作为唐太宗的第八子只加封为太子太傅,反而比第十子李慎的太子太师级别要低。 甚至武则天在唐高宗驾崩五年后开始对付李唐宗室时,第一个下手的就是这位表姐的儿子。李贞起兵反抗武则天失败后,自杀身亡,但武则天并没有就此放过燕妃的子孙,不仅残忍地下令将李贞父子的首级砍下来,还送到洛阳枭首示众。而李贞的另外三个儿子要么是“坐与父兄连谋伏诛”,要么是“减死流岭南,寻卒”,无一幸免于难。 唐玄宗登基后,也只将李贞的嫡曾孙李温封了个沈国公,李温的儿孙更是爵位降为了郡公,继承嗣越王封号的却是夔国公李琳(许王李素节之子)这样毫不相干的远房旁支。结果李琳也是个不争气的,刚过继为嗣越王,就病死了,越国干脆国除——不知道燕太妃在天之灵,会对她花了半生精力小心翼翼奉承讨好的表妹做何感想。 郑贤妃,虽然名列四妃之位,但因为无子,只见载于《唐会要》的昭陵陪葬名单中:“昭陵陪葬名氏……贤妃郑氏。”因其墓葬不明,所以对于这位贤妃也无法有更多的了解。不过燕氏自贞观元年至十七年一直都是身处贤妃之位,所以这位郑氏应该是十八年燕氏升为德妃后,随之晋位的。 杨妃,吴王李恪蜀王李愔生母,《旧唐书》仅有一句“恪母,隋炀帝女也”,可见杨妃虽然名义上为隋炀帝女,看似出身高贵,然而连生母为谁、排行第几、封号为何都不知晓。杨妃没有公主封号,说明没有受过正式册封——隋炀帝登基后便去了洛阳,即使是册立太子也不过是下诏遣使回长安,更不用说还会特意记得要去册封一个留在长安的公主了。也由此可知杨妃的生母身份较低,且并不得宠,只是一名普通后宫。 而史官在史书中极为同情李恪,尽管完全列举不出李恪究竟有何才干和才华,但仍旧对李恪是各种溢美之词,所以在其传记里特别提到“恪母,隋炀帝女也”这一句,就是为了表彰李恪生母身份与众不同。但即便如此也仍只有隋炀帝女这个头衔,而无更具体的封号,可见杨妃无论是在隋宫还是唐宫地位都不高。 同时根据岑仲勉先生的统计,杨广在位的十四年里,累计下来在长安待的时间只有186天,绝大部分时间不是在巡幸的路上就是在准备巡幸,所以想来杨公主若是受宠的话,理应同其长姐南阳公主一样,陪伴在隋炀帝身侧远离长安才是。可事实却恰恰相反,依据李恪生于武德二年的情况来看,杨公主应当是武德元年便入了宫。换言之,李渊在长安甫一登基,杨公主便就此成了秦王府后院的一员,很显然这位杨公主虽然说起来也是隋炀帝的女儿,却根本得不到父亲的重视和宠爱,所以才会被遗忘在长安,被新建立的李唐王朝顺手接收。 何况李渊与杨广的母亲都是独孤氏,还是亲姐妹,独孤皇后曾对李渊颇为照拂;李渊建立的唐朝至少在名义上是从隋恭帝手上禅让过来的,结果李渊就这样将他表弟遗忘在长安的女儿丢给了自己的儿子做妾。李渊若还算看重这位与自己多少有点血缘关系的前朝公主的话,怎么说也要将其嫁做正妻而不是小妾——无论是嫁给皇子还是大臣。而且就算是做妾,也该塞给太子李建成,而不是塞给秦王李世民。毕竟人家李建成好歹在武德九年前还是太子的身份,若无意外的话,这位杨公主作为李建成的小妾等太子登基后怎么说也能混个五品以上的嫔妃当当,而给亲王做妾,最多也就只是个五品的孺人。 更何况根据杨广死于义宁二年三月(618年),李渊于同年五月登基为帝,李恪却在第二年就出生了的情况来看,杨公主很明显是在重孝期间怀的孕——别说是为亲生父亲守满27个月的孝了,竟然连一年的重孝都没守满,由此可见这位所谓的“隋炀帝女”在李唐王朝的眼中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存在了,更别说还能得到怎样的礼遇。若杨公主的身份还算尊贵,又怎会如此被人随意地打发,甚至连为父亲守个孝的机会都没有。 而杨妃会被如此对待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自古成王败寇,亡国之君的地位都摆在那儿了,更别说亡国公主了。想想秦灭六国后,六国“妃嫔媵嫱,王子皇孙,辞楼下殿,辇来于秦”的凄惨模样;想想陈朝灭亡后陈后主的几个亲妹妹,乐昌公主被赏给杨素做妾,宣华夫人、弘政夫人按例没入掖庭,还有几个被赏给朝中大臣和皇子做姬妾;再想想宋徽宗的女儿柔福帝姬也是公主,在金朝过的却是什么日子,便可知这些亡国公主在新王朝眼里不过是战利品一样的存在。 再看她在后宫中的封号。唐朝贞观年间的四夫人封号以贵淑德贤为序,韦贵妃的封号是非常明确的。另有一位生育了十三皇子李福的杨贵妃,贵妃的封号是死后追封,可见其生前也是正一品的妃位,很有可能封号便是淑妃。而燕德妃是由贤妃升为德妃的,原因是阴妃之子李祐谋反被诛,阴妃也由此被降为了嫔。还有一位郑贤妃,在燕贤妃升为德妃后随之晋位的。所以杨妃生前很有可能并无妃位,不过是死后才被追封为“妃”,提升了品级。 杨妃于武德二年生吴王李恪,武德八年之后生蜀王李愔——武德年间的皇子皇孙都是按例一岁时册封,而武德八年时,李世民的儿子中只有第五子李祐受封,所以第六子李愔最早也是武德八年之后才出生。杨妃没有女儿,因为唐太宗21位公主中只要生母身份较高的,史书或墓志铭都有记载,其余15位公主的生母因出身低微而不见载。 而杨妃的两子吴王李恪与蜀王李愔,虽然一直以来由于电视剧的宣传,很多人误以为李恪是唐太宗最喜欢的儿子,但就史实而言,论起唐太宗所有儿子中谁的待遇最差,李恪称第二,没人能比他更差。 李恪一生中不仅毫无得宠事迹,而且不过是犯了踩庄稼和赌博这样的小错,就连续多次被削去都督的头衔,先后削去实封共600户,只剩下200户的实封。李恪还因此遭到唐太宗的好一顿痛骂,甚至被比作了燕王刘旦(汉武帝之子,因为不能安分守己遭到汉武帝的厌恶)。而李恪犯的这些错误与受到的惩罚无论是在史书上还是李恪本人的墓志上,均有记载,互相印证。 贞观二年五月李恪与李泰同时受封,李恪受封益州都督,封地只有8州,李泰却是扬州大都督兼越州都督,封地多达22州。而且李恪受封的不过是都督,李泰却是大都督(根据《唐会要》记载,就在李恪受封前的三个月,唐太宗将益州的大都督府去“大”字,降级为都督府),所以李恪与李泰虽然同时受封,但李恪不仅都督府的规模远不及李泰的大都督府,封地更是比李泰少了近三分之二。 贞观7年李恪前往自己的封地时,唐太宗对他说:“父子之情,岂不欲常相见耶?但家国事殊,须出作藩屏。”由此可见让诸王之藩是因为“家国事殊”,更是为了绝诸皇子的“觊觎之心”,但这一番冠冕堂皇的话,实际上更适合身为太子同母弟的李泰而不是庶出的李恪,毕竟作为太子同母弟,李泰对储位的威胁才是最大的。然而唐太宗在“家国事殊”面前却出于私心,不仅不让李泰之藩,甚至还想让他搬进武德殿居住;同样是嫡出的李治就更不用说了,唐太宗一直将这个儿子亲自带在身边抚养,绝口不提之藩的事,贞观16年甚至干脆直接让他上朝参政了,却偏偏将没什么威胁的李恪打发到封地上去。 唐太宗曾给李恪写了一封信,其中有“汝方违膝下,凄恋何已,欲遗汝珍玩,恐益骄奢”这样一句话,然而就在唐太对李恪说“欲遗汝珍玩,恐益骄奢”——以避免李恪变得骄奢为由而不肯多给他财物时,却在一转身面对李承乾与李泰时,又是截然相反的态度。唐太宗赏赐李泰时不仅“赐泰物万段”,每个月给李泰的东西甚至“有逾于皇太子”,对李承乾更是干脆直接取消了他出用库物的限制。 而史官称李恪有文武才,但善骑射不过是身为关陇军事贵族最基本的素养,在唐朝这个连后宫才人都能陪帝王骑射的朝代里,李恪虽然善骑射,却没有丝毫的军功或突出的事迹可以证明。李恪的文才同样毫无记载,别的皇子具体到擅长哪种书法有多少部作品都有记录,唯独李恪的“文才”连李唐皇室成员中最常见的书法特长都不见踪影,而同样因为谋反被诛的汉王李元昌,却能够以书法、绘画、射猎著称于各部史书。 《册府元龟》:“唐汉王元昌,高帝子,性警悟,有勇力,工骑射,颇涉文史,兼能隶书。” 《唐朝名画录》:“汉王元昌善画马,笔踪妙绝,后无人见。画鹰鹘、雉兔见在人间,佳手降叹矣。” 《法书要录》:“汉王童年,自得书意。夙承羲、献,守法不二。” 《历代名画记》:“天人之姿,博综伎艺,颇得风韵。自然超举,碣馆深崇,遗迹罕见。在上品二阎之上。” 一位专研经典名著,擅长音乐,绘画精妙,射猎如神的多才多艺的俊美皇子便栩栩如生地在后人心目挺拔起来,相比之下,李恪的才华无论是在各类史书还是墓志铭上,都没有分毫体现。 而唐太宗虽然一度有过改立李恪为太子的想法,但这件事不仅是在立了李治为太子后又过了7个多月的时间才提出来的,而且唐太宗只对最不可能赞同的长孙无忌一个人说过,被反驳后不但再也不曾提及此事,甚至对提名未果的李恪也毫无保护措施。 还有人试图将李恪当不上皇帝的原因归结为是具有前朝血统的缘故,不过这种说法完全是无稽之谈,毕竟李恪的两朝血统不是什么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之事,历史上两朝一脉的皇位继承人比比皆是。比如后赵石虎的太子石世,生母就是前赵的安定公主;比如北周闵帝宇文觉的生母就是北魏冯翊公主;就连隋炀帝杨广的太子杨昭也是两朝一脉——杨昭的生母萧皇后,即西梁孝明帝萧岿的女儿。 再说如果前朝血统真的是问题,是忌讳,那么唐太宗为何在明知李恪具有隋朝血统的情况下还想立其为太子?长孙无忌又为什么不用这样的理由来反对唐太宗立李恪?所以李恪与储位无缘,和他的生母杨妃是隋炀帝的女儿根本没有任何的关系,而是因为李恪与杨妃均不得宠于唐太宗的缘故。 至于杨妃的次子李愔,虽然贞观十年就之藩了,但是直到贞观十三年,李愔才得到了亲王应有的800户食邑,比其他皇子整整迟了3年。又因为李愔在封地上屡屡胡作非为,唐太宗曾十分厌恶地说:“就算是禽兽,只要好好驯服还能让其听命于人;就算是铁石,只要好好炼制也能做成可用之物,只有像李愔这样的人,连禽兽和铁石都不如!”当即便削去了李愔一半的封地食邑和蜀王府中的官员,又将他贬为虢州刺史,刚刚上任没几个月的蜀王师盖文达也因此被免官。 所以唐太宗贞观年间别的皇子都是都督,唯独李恪、李愔两人是刺史;别的皇子都是实封800户,唯独李恪与李愔一个被削户600一个被削户400。想来杨妃要是得宠的话,如何会在史书上仅留下7个字的记载,而她的两个儿子又如何会在李世民诸子中待遇如此之差? 徐惠,生前为二品九嫔中的倒数第二级充容。相对于其他嫔妃在太宗一朝最多只因为生育皇子而被记载了一笔,徐惠能够凭借其出众的文采在《旧唐书》中留下更多的事迹,可见徐惠的才华即便是与同时代的文人士子相比也是毫不逊色的。而徐惠也因为自幼才华出众,同左棻、宋氏姐妹一般名声远扬,甚至为皇帝所知,于是被诏进了后宫中。 根据史书的记载,徐惠进宫后因“挥翰立成,词华绮赡”,于是由正五品的才人晋升为正三品的婕妤,最后位列正二品九嫔中的第八级充容,可见文学造诣极高的徐惠还是很得唐太宗赏识的。其父徐孝德也因为女儿的才华横溢升了一级官,由从六品下的将作监丞被擢为了从六品上的礼部员外郎。 就史书中所记录的事迹而言,徐惠知书善文纵论古今的才华颇得唐太宗的赏识,《谏太宗息兵罢役疏》更是直谏朝政——这也是继晋武帝的左贵嫔献诔赋颂、宋孝武帝时韩兰英献《中兴赋》、陈后主的沈皇后“数上疏谏争”后,有唐以来的后宫第一人,但如果说徐惠对唐太宗的贞观之治影响很大,那就言过其实了。毕竟徐惠的这篇上疏虽然甚得唐太宗的赞赏,并因此得到了丰厚的赏赐,但无论是上疏中所谏止的征辽之举,还是营造玉华宫之事,唐太宗都没有因为徐惠的进谏而在政策上做出任何的调整或改变。 唐太宗逝世后充容徐惠作为无子无女的嫔妃,按例送进崇圣宫出家为尼,一年多后留下了一生中最为谦卑的愿望:“在祭祀所用的狗马之前侍奉于陛下的陵庙,这是我唯一的心愿。”病逝在这座守陵的宫殿里。 尽管此时距离唐太宗的驾崩已经过去了一年多的时间,而徐惠也并没有选择在唐太宗死后立即绝食的方式,而是渐渐等到生了重病后这才不喝药,但唐高宗李治依然对徐充容此举大加赞赏,不仅将其追赠为四妃之一的贤妃,还允许她陪葬昭陵石室。 徐氏一族也因此飞黄腾达起来,其父徐孝德更是迎来了人生中最大的一次越级提拔,一下子便由从五品上的水部郎中被唐高宗擢为正四品上的果州刺史,连越6级,卒于任上时,唐高宗还“优敕令官造灵举,别加赙物,具给傅乘,资送还京”。而徐惠的弟弟徐齐聃也被任命为沛王李贤的侍读,徐惠的妹妹徐氏也因为“亦有文藻”“世以拟汉班氏”,遂被唐高宗召进宫中册为婕妤。

我眼中的唐太宗,历史论文,一两百字左右,不要太长,给好评

如果说要评价历史上最杰出的帝王,在我的脑海中只浮现了一个名号。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无数的帝王为了显示自己或者亲人的功绩给自己和亲人加封了无数的封号,据说有的光谥号便已超过了25个字,而我想起的却只有三个字“天可汗”。

PS:回帖主,咱实在是看腻了很多史书和记录的各种自吹自擂,所以像帖主推荐了这种写法。不知当否。 太宗(51)小论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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