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北宋滅亡的變局，看宋高宗時期的中樞軍事體制的改革

Posted 2023-01-01 都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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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北宋滅亡的變局，看宋高宗時期的中樞軍事體制的改革

前言

宋高宗趙構在位時正位於兩宋之交這一戰爭頻發的特殊時候，在宋朝歷史上極為重要，這種重要不僅指北宋滅亡、南宋建立，而是腐朽的北宋王朝滅亡、新生的南宋王朝必須進行改革免得“重蹈覆轍”早早再度陷入腐朽。北宋初期建立的一些制度在中期已經出現問題，引起有識之士的重視且進行了幾次掙扎努力的改革，但無論怎麽改革、無論誰改革，黨爭的攻訐始終困擾限制著他們，使其未能成效。北宋末年，政治軍事經濟問題已經達到非常嚴重的地步，如同一塊爛肉必須要割去，可沒等到北宋統治者壯士斷腕忍著痛去改革，金人就大軍南下，強製他們退場。

從根本上看，北宋的滅亡是內部因素導致的，金人入侵不過是加快了其滅亡進程。但凡事有利有弊，有積極的一面有消極的一面，兩宋之交的戰爭的確對當時的社會生產力造成極大的破壞，同時也引起相關制度的瓦解，對社會發展起到了推動作用。尤其戰爭對軍事上的影響，北宋末年的大宋貫君早就腐朽破落、不堪一擊，南宋新軍隊在鐵與血的戰爭快速發展壯大，與之對應的軍事制度和軍事思想也重新建立，雖說沒有徹底消除舊軍隊的影響（重文輕武，強乾弱枝），但也讓其變得更加實用，軍事體制運轉更加有效率，統兵將領們的自主權也擴大了許多。下面我們將以南宋高宗時期對中樞軍事體制的改革成果作為典型，去了解兩宋變局下的中樞軍事體制的改革。

中樞軍事機構的草創異變

宋高宗趙構時期的軍政建設雖說是南宋軍事體制的初創，卻也是塑造了在其之後的軍政框架。南宋軍隊和北宋軍隊的建立是不同的，南宋軍隊是建立在北宋滅亡之後的重新整合及因戰爭不斷壯大的，而北宋軍隊來自於並不激烈的兵變，它由原後周軍隊直接轉變過來，不是推翻重建，只是簡單地淘汰選拔將領和組織結構改造，使其直接成為新王朝的軍隊。北宋末年徽宗趙佶在位時，國之根本的中央禁軍因頻繁的對外戰爭減員嚴重，內部的貪汙腐敗更造成其缺額嚴重，導致北宋軍隊在金人南下戰爭中一敗塗地。由此教訓，宋高宗的軍隊建設自然得另起爐灶，雖說在制度結構和管制設置有著北宋軍隊的影子，但實質性的東西，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靖康元年十一月，康王趙構在相州得宋欽宗詔書開大元帥府，史書記曰：“命上為大元帥，汪伯彥、宗澤副元帥，速領兵入衛。”也就是說相州時，趙構開始領兵，作為北宋勤王大軍的最高統帥。雖說是建立在北宋軍政體系和宋欽宗詔書下，然而這支部隊事實上與北宋軍隊關係不大，已是南宋軍隊的源頭。趙構開大元帥府，招攬潰軍義兵和地方勤王部隊，將其分為五軍，由武顯大夫陳萃充兵馬大元帥府都統製五軍兵馬。都統製統領全軍，下設五個統製，分領各軍，實行五軍製。這是趙構進行的軍隊建設的初次改革嘗試。

隨著金人的追殺和依附將士的越來越多，這種簡單的統軍機制出現許多問題。靖康二年正月，大元帥府中樞發生了一系列的變法：“上（即趙構）以便宜除汪伯彥顯謨閣待製，充元帥，而黃潛善為副元帥。”原先的副元帥宗澤因不在趙構身邊，不再是軍事中樞的成員，這一時期的軍隊成分十分複雜（賊寇、義軍、潰軍、地方軍等），派系林立，相互沒有關係不統屬，各自領軍不聽號令，名義上說是歸於大元帥府的領導，實際上獨立性特別強。

當時北宋已滅亡的差不多了，大元帥府是實際上的軍事機構中樞，作為最高軍事機構中樞，由於趙構初期地位不高和緊張的戰爭局勢，大元帥府組織機構不夠嚴密，權威不高，領導能力差，但也為嶽飛、宗澤、張俊等將領打退金人、為趙構贏得民心聲望和建國相對安全的外在環境提供了巨大的便利幫助，不用再像那些前輩一樣幹什麽事都束手束腳，連戰連敗。

新生的禦營司機制

建炎元年五月，趙構於南京應天府登基稱帝，重新建立宋朝，改元建炎，史稱“南宋”。具有臨時軍政機構性質的大元帥府也隨之退出舞台。當時趙構身邊圍繞的純正文人、資歷老和有才能的大臣沒幾個，只能從矮子裡面挑高個：以黃潛善為中書侍郎，汪伯彥同知樞密院事。這意味著新生政權南宋的中樞軍事機構樞密院得以重建，之後的首要大事就是進行具體的軍政建設：“以李綱為尚書右仆射兼中書侍郎，趣赴行在；楊惟忠為建武軍節度使，主管殿前司公事。罷諸盜及民兵之為統製者，簡其士馬隸五軍。乙未，以兵部尚書呂好問為尚書右丞。命中軍統製馬忠、後軍統製張換率兵萬人，趣河間府追襲金人。丙申，以呂好問兼門下侍郎。丁酉，以黃潛善兼禦營使，汪伯彥副之，真定府路副總管王淵為都統製，鄜延路副總管劉光世提舉一行事物。”

禦營司在此時新設立，黃潛善擔任禦營使，成形式上的最高軍事長官；因而當時黃潛善既是軍事中樞的最高長官，也是握有實際軍事實權，李綱在軍事中樞多是象徵意義，沒有實權，但會提出一些戰略思想和意見。禦營使司的建立非同尋常，直接改變了南宋軍事中樞機構，而其建立原因不是拍腦袋決定的，而是現實原因引發的：“靖康末，衛士僅三萬人，及城破，所存無幾。至是，殿前司以左言權領，而侍衛二司猶在東京，禁衛寡弱。諸將楊惟忠、王淵、韓世忠以河北兵，劉光世以陝西兵，張俊、苗傅等以帥府及降盜兵，皆在行朝，不相統一。於是始置禦營司，以總齊軍中之政令。”

禁衛二司仍在東京汴梁，新式軍隊派別雜亂互不統屬，為了更好統一軍令，這才迫不得已建立禦營司，表明這也屬於臨時性質的，宋高宗等君臣沒有時間、資本和能力重建昔日相對完善的樞密院和禁軍三衙。禦營司的建立解決了當時軍事上的不足，但宋高宗設立這一機構也是想暫時借用、臨時領兵，待到穩定下來再裁撤。但是局勢的焦灼僵持，其存在了較長一段時間，對之後的南宋軍事統領體制產生了深遠影響。禦營使是禦營司的最高長官，不是專人專任，一般由宰相兼任，建炎年間共有六人擔任：潛善、李綱、朱勝非、呂頤浩、杜充、范宗尹。不過作為最高軍事長官的他們，手裡直接掌握的軍隊不過數千人，“潛善、伯彥別置親兵各千人，優其廩賜，議者非之”。

禦營司名義上統領南宋所有軍隊，但由於一些原因根本建立不起對全國軍隊的有效控制，那些禦營使的親軍往往被當作宋高宗趙構的護衛部隊使用。而且禦營司並不純粹，是軍政合一的性質，其中一些官職不過是榮譽頭銜。

禦營司與三衙、樞密院之間的同存矛盾

殿前都指揮、侍衛馬軍都指揮使、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分別率領禁軍，合稱“三衙”，互不統屬，將領分別聽命於皇帝本人。樞密院掌軍國機務、兵防、邊備、戎馬之政令，出納密命，以佐邦治。樞密使有調兵權，但手中沒有兵；三衙有兵，但無調兵權。“三司天下之兵柄皆在，其權雖重，而軍政號令則在樞密院。”發兵權和掌兵權是分開的並且相互製約。過去北宋，樞密院和三衙的任職者是不能互相兼任的，就算皇帝同意，大臣們也堅決不同意，理由是：“承旨為樞密屬官，權任管軍，是本兵之地又得握兵，合二為一，非祖宗之製。”而禦營司恰好是樞密院和三衙的合體，其很多職權與三衙樞密院重疊。

南宋學者呂中指出：“國朝兵權，隸於三衛，本之樞府，樞府有發兵之權，而無握兵之重，三衙有握兵之重，而無發兵之權，今不複三衙，而別置禦營司，分委之樞府，而置禦營使，其後專掌兵權，樞密不得而豫。”禦營司直接把調兵權和統兵權合二為一，成為最高軍事機關，暫且不論其實際影響力有多大，但在表面形式上禦營司做到了獨攬最高軍權，這嚴重違背了“重文輕武，防範武人專權”的原則。這樣一來的優點是適應了戰爭需要，提高了中央決策的效率；但缺點也同樣很大很明顯，使其成為宰相專權的工具，對後來南宋權相的出現埋下影響隱患。

當然了，那些集權專權說法是名義上，因為軍隊全在嶽飛、宗澤、張俊等將軍手上，禦營司根本管不了，權力最大時也不過是調動皇帝周圍的軍隊，即禦營五軍和護衛高宗的禁軍，越到後面越像個空架子，職權和統軍逐漸縮小減少，逐漸演變成“祖宗法厘正歸三省密院”的還權。這也是沒辦法的事，連禦營五軍都不聽禦營司號令，它還握著那些權力有什麽用，當時的禦營司長官禦營使的杜充向朝廷祈求節製禦營諸將，足見其實際權力多小。

禦營司從最初確立為全國軍隊的最高指揮統轄機關開始，就沒有真正的統軍失敗，之後權力一步步被還回原本的權力機構三衙、樞密院手上。原因總結起來有四點：一是當時的中央統治力不夠；二是諸將軍隊士卒是其自己招募得來，任命也是自己來，與朝廷沒多大關係，相當於這支軍隊是諸將私軍；三是戰事緊張，難以進行很好地整改；四是政治體制混亂，禦營司與三衙、樞密院職能重疊，三者之間存在有職權矛盾。時人曰：“議者以本朝故事，分為兩府，又置禦營使，是政出於三。”

各軍直接指揮機構——都督府

都督府是宋高宗時期出現，是軍政合一的領導機構，一般由宰相兼任，稱權同都督或都督諸路軍馬。關於都督府設置的原因，史料記載：“紹興初，呂元直複相，謀進取，秦會之亦欲奪其權，乃共議令元直以左仆射都督江、淮、浙諸軍事，置司鎮江。”“上諭二相曰：頤浩專治軍旅，秦檜專理庶務。”一是宰相呂元直想獨攬用兵之權；二是宋高宗趙構相權，一人掌軍，一人掌政。而都督府與中樞二府的關係是對等的：都督府主管前線所有軍務，不需要向朝廷上奏。都督府專為戰爭而生，是前線最高軍事指揮機構，服務於戰事，但其在下令時，用的依舊是二府的名稱和行文。

當時的宰相孟庾反應：“應統兵大小將帥並聽節製，自今軍期及錢糧事並先申督撫，毋得妄有申明，庶幾號令齊一。”說明都督府的設立是應複雜多變且危及的戰爭，是對中樞二府的職權和效率補充。

結語

宋高宗時期的中樞軍事體制的改革，完全是為了應對當前局勢需要所實行的，前期是應付緊張危機的戰爭局勢，後期則是為收兵權，將雜亂獨立的軍隊整編成國家正規軍，歸於中央統治之下。其核心所在，還是在戰爭，頻繁的戰爭讓相互製衡的軍事體制不再適應，必須建立起新的軍事體制，從而提高作戰效率、得出高效決策，不至於在戰事失利導致政權覆滅，製衡之道讓步於滅亡危機。

這一系列的中樞軍事改革雖然讓南宋政權平安度過金兵南下的危機，確保了統治的穩定。權力失衡的結果，也帶來了軍權過度集中，相權隨之擴大，導致南宋權相不斷湧現，危及著皇權統治。凡事有利有弊，莫過於此。

參考文獻：《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宋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