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形成的台前幕后

Posted 2022-12-30 毛泽东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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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形成的台前幕后

37年前的今天，1981年6月27日至29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一致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

　　先搞一个简单的文件进行尝试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如何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成为全党和全国关注的一件最大的事情。如何评价毛泽东晚年仍然坚持的“文化大革命”，又成为评价毛泽东的焦点。中央决定先搞一个简单的文件进行尝试。

　　1979年6月，中央决定，在10月建国30周年国庆时，由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作一个讲话，对建国以来30年的历史，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作一个总结性的评价。时间紧迫，起草任务落在了“党内一支笔”胡乔木肩上。

　　邓小平对起草国庆讲话给予了极大的重视，先后四次找负责人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谈话。9月4日，他对胡耀邦等指出：现在的稿子，对毛主席的地位、作用、贡献讲得太弱了。无论如何不能叫人看了以后认为中国共产党已经否定了毛泽东。

　　9月29日，叶剑英代表中央在国庆30周年大会上发表了这个讲话，得到了全党全国的初步认同。同时，由于时间紧迫和党内尚未形成比较一致的意见，这个讲话又只是一个过渡、一个尝试和准备。讲话肯定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的错误没有任何直接点名批评，而是采取了省略主语的办法。讲话虽然通过批判林彪、“四人帮”实际上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实践，但还没有在性质和理论上明确否定。

　　10月30日，胡乔木、邓力群在北京西城区前毛家湾1号的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召集有关人员会议传达了邓小平同胡耀邦、姚依林、邓力群的谈话：起草建国以来党的历史问题决议，现在就着手，明年底六中全会讨论通过。决议的起草工作在中央常委领导下进行，邓小平主持，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组织实施。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抓住“最核心”的问题

　　1980年2月，起草小组拿出了第一份提纲。提纲分五个部分，其中第三部分“文化大革命”和第四部分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是重点。邓小平看了提纲，找胡耀邦、胡乔木等人说：我看了起草小组的提纲，感到铺得太宽了。要避免叙述性的写法，要写得集中一些。对重要问题要加以论断，论断性的语言要多些。当然要准确。

　　4月1日，邓小平再次找胡耀邦等人谈话，补充指出两条：“总起来说，1957年以前，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正确的;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

　　6月27日，邓小平看了第一稿后，一针见血地指出：“《决议》草稿看了一遍。不行，要重新来。”他强调说，重点放在毛泽东思想是什么、毛泽东正确的东西是什么这方面。晚年错误要讲，但是要概括一点，要恰当。他还说，单单讲毛泽东的错误不能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

　　第三稿提交4000名高级干部讨论

　　9月10日，起草小组写出了第二稿，采取主要讲正确方面的写法，大大加强了正确评价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分量，起点有很大提高。印发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会议讨论再次修改后，10月作为第三稿提交党内4000名高级干部讨论。讨论从10月中旬到11月下旬，进行了一个多月。随时集中反映有代表性的意见，写出各期简报上报中央，简报共写了1000多期。

　　邓小平看了部分简报，敏锐地发现了讨论中的偏向。他严肃、尖锐地指出：“关于毛泽东同志功过的评价和毛泽东思想，写不写、怎么写，的确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

　　“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要看到这个全局。”

　　这是邓小平13次谈话中分量最重的一次。他着重讲评价毛泽东的重大利害关系，要从党的大局出发，不能导致否定党的旗帜和历史。因为中国共产党不比苏联共产党，否定了斯大林，还有列宁作为旗帜。邓小平现身说法地指出，不能光以个人恩怨，把错误都归结到毛泽东个人品质上。

　　《决议》前后修改9稿

　　4000人讨论的后期，胡乔木总结了讨论中的18条意见并进行说明，同时，安排改写第四稿。

　　由于受讨论中少数言论的影响，起草小组11月22日写出的第四稿仍然加重了写毛泽东错误的分量;删去了肯定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主观上还认为是在拯救、保护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等动机的话;增加了“有他个人政治品质和思想作风方面的原因”等话;又提出一个犯错误的“毛泽东晚期思想”，与毛泽东思想的概念互相牵扯不清;对建国以来的成就也讲得不够，有“国民经济被拖到崩溃的边缘”内容。调子比较低沉。

　　1981年2月，起草小组写出第五稿。调子有所提高，删去了“国民经济被拖到崩溃的边缘”，毛泽东“制定和推行了一条左倾路线”等说法。

　　邓小平看了后，感到仍然没有解决问题，3月9日在谈话中再次重申：现在稿子的调门不对头，和原先设想的方针不对头，好像错误都是老人家(毛泽东)一个人的，别人都对。总的说来，我们犯错误还是没有经验，大家都有责任。他尖锐地指出：千万注意，不要把30多年的历史写成黑历史。3月18日，他再次坚定地指出：这个问题写不好，决议宁肯不写。

　　胡乔木在第六稿基础上按照陈云的意见组织修改。1981年3月底，拿出了第七稿。最大的变化，是增加了建国前28年党的历史部分。1981年4月初，第七稿送彭真、徐向前、邓颖超等几十位老同志审阅，大家普遍肯定了对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评价，认为比较恰当。但是，仍有个别同志坚持自己在4000人讨论时提的不正确意见。胡乔木抱病修改了十天，又因为胆囊炎再次病倒住院。他忍着剧痛坚持对稿子又修改了一遍。

　　邓小平看过后，又提了些意见，要求尽快改好。从6月中旬开始，第九稿提交出席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预备会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讨论，同时也向4000人讨论中的1000人及民主党派征求了意见。6月27日至29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召开，一致通过了《决议》。(摘自《党史博览》陈东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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