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祖制与从未松动过的海禁政策

Posted 2022-12-30 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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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祖制与从未松动过的海禁政策

本账号系新闻&网易号「 ”各有态度”签约账号 16-17世纪，欧洲的全球航海扩张不断走向兴盛。当时的明朝也因此与他们产生了许许多多的交集，既有武装冲突也有畸形贸易。但其开国之初就奠定的海禁政策，也不可避免的面临着内外冲击。以至于在某些地方以，似乎出现过一定程度的松动。然而，大明朝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的海洋放开政策。因为朝廷从来就没有完全否定过海禁，无论对内还是对外的海洋活动都受到极大抑制。明朝的海禁政策当然要从朱元璋时代算起 1381年，明太祖朱元璋正式颁布海禁政策。根据《明实录》的说法，他认为海外的夷人都很不可信任。至于那些沿海的居民经常私自出洋贸易，也容易诱使蛮夷来一起作乱。因此，皇帝要求当时的礼部负责海禁政策，一旦有敢私下去做外贸的人必须绳之以重法。于是，海外来的货物被绝对禁止进行私下的交易，更也不准私人贩卖。如主要靠海外进口的香木，就受到过重点关注。以至于两广出产的香木都不能在本地以外出售，为的防止外国香木混进民间市场。整个明太祖在位时期，连沿海百姓下海捕鱼谋生都被强行禁止。他的儿子朱棣篡位后也延续了这一做法，并且对某些措施的实行力度还有所加强。例如他刚登基一年多。便下令将所有的海船改成不适合远洋航行的平底船。其诛杀沿海贸易经济的设想暴露无遗。朱棣篡位后对海禁的执行更为严格直到帝国中期的弘治皇帝当政，朝廷还对私人下海贸易进行强有力的官方打击行动。不过，也是在这个阶段，大明的律例条文有所松动。新的政策不再一刀切地针对所有下海行为，而将民间赖以谋生的捕鱼打柴等活动作为例外处理，要求官府不得继续骚扰。事实上，大明并非不了解贸易的好处，但还是想把这块肥肉始终攥在自己手里。朝廷在福建、浙江和广东三地设置了市舶司，专门负责管理朝贡贸易。那些得到官方认可的国家，能够通过朝贡途径来中国贸易，定期数年或十年不等。贡使团的货物除了向朝廷进贡的外，还有由朝廷直接购买的部分，以及向民间交易的部分。然而，所有使团与民间的交易也被限制很紧，必须在抽税收之后才由官府控制的牙行主持。也就是说，绝对不可以任凭私人直接对上外夷。有限的市舶司主要为朝廷抽取商业税欧洲船只的抵达预示着朝贡体系衰败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海禁的种种防御措施还是渐渐衰落。这段历史进程的终点，就是被很多人所吹捧的隆庆开关。然而，如此有限的政策松动，既非朝廷的高瞻远瞩，更不是对海禁祖制的变相否定。 16世纪前期的正德与嘉靖年间，旧的朝贡贸易彻底走向衰败，许多打着朝贡幌子的私商贸易方兴未艾。欧洲殖民者的探险船也开始在沿海频繁出现，为走私贸易的发展推波助澜。两位大明皇帝也没能何顺应时势，做出任何的积极反应。嘉靖皇帝反到更是进一步推行海禁，打击愈演愈烈的走私获得。在其治下，大明官方力量捣毁了不少大的沿海走私窝点，也加强了禁止民间从事私人海贸的措施。从而引发的倭寇泛滥，让朝廷不得不花更多钱去募集专业军队。海禁的结果就是需要花更多钱募集军队面对海洋的诸多问题，大明地方官府反而更加务实。例如在对外联系最密切的广州，形成了所谓的「 ”广中事例”来引导贸易。即外国商船不再需要靠朝贡的名义来访，只要在海面经过官府抽取税，便可以与私人进行正常贸易。另外，当澳门租借给葡萄牙人后，也成为另一个重要的贸易连接点。当然，这种情况仍旧是会受到极大限制。明朝的私人商船不能合法进行远洋贸易，甚至无法在国内的沿海从事长途贩运。至于针对外番的交易，尤其在接触葡萄牙人时也会受到严厉管制。后者来广州参与大明广交会的次数相当有限。而且只能白天进城交易，晚上必须在船上休息，不得逗留陆地。就是来广州的路途，都必须乘坐官府安排的船只，以便朝廷进行监视。近在迟尺的澳门始终处于被严格监视状态广州是较早选择折中对策的地方广中事例与愈演愈烈的私商贸易，很快引发了朝野上下的激烈讨论。毕竟，海洋贸易带来的税收是如此丰厚，同时又能一定程度上解决沿海人民生计问题。所以有许多地方都想促使朝廷开放海洋贸易。明廷和皇帝这才有所醒悟，在风格更为谦和的隆庆皇帝继位后，开始了有限开放的政策。但与许多人臆想的不同，这次开关并非彻底推翻了海禁政策，而只是在总体封闭的基础上开个疏导口子。首先是作为对外口岸的月港规模很小，难以让大量的海船集中。其次是不接待外国商船，只是放福建本地的洋船出去，数量还要严格限制。每年发放的执照不过88张，后来有所增加也不过涨到100多张。商人在拿到执照后，只能按照执照上确定的地方去贸易，不得临时去其他地点晃悠，往返航线的时间自然也是尽在掌握。隆庆开关只是允许部分福建人出海所以，隆庆开关得以实施后，月港模式不但没能向全国的其他港口推行，反而自身面临窘境。到了万历皇帝的执政后期，新的荷兰商船开始抵达东亚沿海。他们请求自由贸易，并希望获得一个类似澳门的基地。由于没有得到朝廷允许，便在沿海肆意劫掠和进行武装走私。明朝水师根本无力阻挡，只能继续祭出海禁的大棒，并将月港这个口岸关闭。直到末代皇帝崇祯当政，官员们还在争论到底要不要重新开启当年的隆庆政策。总而言之，大明朝在对外贸易领域的所谓开放，无非就是在广东洋面有限的接待外国商船来贸易。而且接纳的对象非常有限，晚到的荷兰人与英国人就在第一时间遭到拒绝。至于福建的月港有限开放，更多是为朝廷自己捞取贸易税收。严格控制商船与口岸数量本身，就是以高压控制为最终目的。其指导思想和行为准则，其实与海禁政策没有本质区别。朱元璋留下的祖制始终笼罩在大明上下明朝国内航运也受到海禁政策的严重冲击况且，海洋贸易的不仅仅局限在对外交易，还应当包含本国内部的长途贩运。但除了少量福建商人能从月港出海，以及让广州接待部分外商船只，其他地区还被笼罩在封闭的迷雾下。沿海的商民除了打渔之外，只允许从事短途的米、布或其他生活必需品生意。数量也被做出严格限制。至于福建以北的浙江、江苏、山东、直隶和辽东等地，沿海商民连进行国内的长途贩运都不被允许。唯一的生存法则，就是借助时断时续的官运混口饭吃。直到万历年间，从福建往浙江运送木材都不能直接到位。两省的船只要在在交界处的一个固定地点完成接力，却无法以正常渠道航行到对方地界。这就与后来的清朝形成鲜明对比。虽然满清对外也施行海禁政策，但对国内的航运却没有做出此类限制。不少沿海居民可以用私人船只进行跨省贸易，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对外封闭所造成的经济发展补偿。传教士绘制的坤舆万国全图从未引起明朝的海洋兴趣既然大明始终坚持海禁祖制不可动摇，随之带来的消极后果也就非常明显。朝廷既无力督促地方将所有渠道彻底卡死，又不愿意全线开海运贸易，最后就是拱手将贸易利润让给了各大海商集团。类似王直和郑氏家族这样的大型海盗，都是靠明朝政策喂养出来的杰出代表。讽刺的是，后世还有不少人对明朝怀有怎样浪漫主义想象和解读。硬将野蛮落后视为文明开化，将始终力图闭关自守的家天下，美化为顶天立地的所谓盛世。在可以预见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这种文化扭曲也将继续统治很多人的井底之蛙世界观。欢迎关注网易号：冷炮历史特别声明：本文为网易自媒体平台「 ”网易号”作者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观点。网易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