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 ”生活糜乱”源自上层腐败

Posted 2022-12-29 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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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 ”生活糜乱”源自上层腐败

世人有言：「 ”脏唐乱宋”。「 ”脏唐”，自然是指唐朝无礼人伦道德的空前性开放；「 ”乱宋”，既指两宋时期的社会动荡，又泛指宋代的淫欲横渡。唐朝、五代至两宋时期，无疑是性开放空前的年代，从「 ”红灯区”、「 ”私奔”、「 ”一夜情”、「 ”试婚”、「 ”慰军妇”到家妾待客、僧道蓄妓、尼姑做妾，其开放程度着实令人瞠目结舌。究其根源，唐宋统治者崇尚享乐所导致的「 ”上之所好，下之所趋”，大抵是主要原因。李唐皇室始终秽事不绝。唐太宗李世民登上皇位后，便将亡弟李元吉之妻霸为己有，让弟媳妇成为自己的杨妃。之后，李渊从父兄子、卢江王李瑗谋反，李世民将其诛杀后，又将其妻纳入后宫陪侍左右。唐高中李治则在当太子时便与李世民的才人「 ”武媚”（即武则天）关系暧昧，继大位后便让自己的庶母出任「 ”第一夫人”。唐玄宗李隆基则夺儿媳妇杨玉环为自己的贵妃，宫中礼数实同皇后，可谓「 ”公媳恩爱”。更有武则天、太平公主，韦后、安乐公主，两对母女公然包养男宠、淫乱宫闱。皇室如此丑态百出，就难免上行下效，致使唐代朝野上下狎妓淫乐之风盛行，「 ”犹自笙歌彻晓闻”。唐代是古代妓业的繁荣期，并形成教坊妓制度，宫妓盛行不衰。史载唐太宗之初宫女是三千人，至唐玄宗时却有「 ”先帝侍女八千人”、「 ”后宫佳丽三千人”之说。玄宗时长安内外共容纳在册教坊妓一万一千四百零九人。其中以宜春院的宫妓级别最高，因为她们常为皇帝表演，被称作「 ”内人”。教坊妓虽然原则上献艺不献身，但毕竟是皇家的玩物，免不了供皇帝淫乐。在唐代无论是官府迎来送往、宴宾典礼，还是官员们聚会吟诗、游山玩水，都少不了以妓乐助兴，于是官妓迅速崛起。北宋张瑞义《贵耳集》说：「 ”唐人尚文好狎”。官妓隶属于各级官府，又称「 ”官使妇人”、「 ”官使女子”等，至中唐时已普及到州、府、郡乃至县级衙门。官僚贵族们还普遍蓄养家妓。白居易的「 ”黄金不惜买蛾眉，拣得如花三四枝”，便是对唐代这一世风的真实写照。朝廷还依据官员品级对蓄养家妓规模作过规定。中宗曾令：「 ”三品已上，听有女乐一部；五品已上，女乐不过三人。”唐玄宗则下诏：「 ”五品已上正员清官、诸道节度使及太守等。并听当家畜丝竹，以展欢娱。”如此诏令，便使官吏们可以堂而皇之地蓄妓取乐。唐代的市妓也不甘落后，规模十分可观。当年长安的平康坊，便是著名的「 ”红灯区”。《开元天宝遗事》说：「 ”长安有平康坊，妓女所居之地。京都侠少萃集于此，兼每年进士以红笺名纸游谒其中，时人谓此坊为风流薮泽。” 唐代的官吏、文人、学子大都不拘泥于礼法，经常出没于妓馆青楼，还常用艳诗新词来描绘自己狎妓的风流韵事。连许多大名鼎鼎的文人墨客也是那烟花柳巷之常客。《开元天宝遗事》有载：「 ”长安富家子刘逸、李闲、卫旷，家世巨富，而好接待四方之士……每至伏暑中，各于林亭内植画桂，以锦绮结为凉棚，设坐具，如长安名妓间坐，递相延请，为避暑之会。时人无不爱羨也。” 唐代名妓的这种出局应召服务是适应当时的社会风气而产生的。文献记载，唐代金榜题名的士人有召妓待宴的习惯，一旦金榜题名，他们便纵酒狎妓，奢侈极欲。如「 ”长安进士郑愚、刘参、郭宝衡、王冲、张道隐等十数辈，不拘礼节，旁若无人，每春时，选妖妓三五人，乘小犊车，诣名园曲沼，藉草祼形，去其巾帽，叫笑喧呼，自谓之颠隐。” 五代十国是历史上分裂动乱的时代，但其性开放程度较唐代有过之而无不及。前蜀王建喜在宫中用教坊妓表演队舞，还常从青楼中搜集能歌善舞的妓女参加表演。其子王衍即位后，更是「 ”荒淫酒色，出入无度。” 他自创《折红莲队舞》，用宫妓几百人集体表演歌舞，场面十分壮观。后唐灭前蜀时，不少唐将把王衍的宫妓掳归己有，如后唐名将郭崇韬就曾夺得「 ”王衍爱妓六十人”。后唐宫中，佳丽如云。据《新五代·伶官传》所载，庄宗李存勖幸邺之时，曾「 ”采邺美女千人以充后宫”。他在宫中设立教坊妓，除自己享用外，还经常用妓乐招待宾客。南唐李煜「 ”大展教坊，广开第宅”，终日侈陈游宴。《清异录》说：「 ”李煜在国，微行娼家。遇一僧张席，煜遂为不速之客，垂醉大书右壁，僧妓不知其为谁也。”南平高保勗荒淫无节，召娼妓至府署，挑选强壮的士兵，命其随便调戏淫谑，自己则携姬妾一旁观赏以为娱乐。五代文臣武将蓄养家妓成风。南唐德昌宫使刘承勋极事淫侈，「 ”蓄妓数百人，每置一妓，价盈数十万，教以艺，又费数十万，而服饰珠犀金翠称之。”南唐孙晟宴客时不设几案，使众妓各执一器，环立而侍，号「 ”肉台盘”。类似于日本的「 ”裸体盛”。南唐重臣韩熙载「 ”破其财货，售集妓乐，迨数百人，日与荒乐”，在自己府上营造「 ”天上人间”，每天与一帮朋友，夜宴不断，尽情欢娱。五代时的家妓，不仅供主人淫乐，而且还往往受主人之命陪客侍寝。后周世宗曾派翰林学士陶谷出使南唐，韩熙载便遣家妓侍之。至早上，陶谷以书谢云：「 ”巫山之丽质初临，霞侵乌道，洛浦之妖姿自至，月满鸿沟。”弄得满朝文武不知其何意？韩熙载召家妓讯问，方知「 ”夕忽当浣濯”。「 ”浣濯”即沐浴，原来这陶谷还与家妓洗了「 ”鸳鸯澡”。宋代更是一个淫欲横流的时代。大宋的最高统治者极力鼓吹享乐主义，开国皇帝赵匡胤「 ”杯酒释兵权”后，便公然向文臣武将倡导：「 ”多积金钱，厚自娱乐……多置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以终其天年。”宋仁宗、宋真宗等帝也屡劝百官以声色自娱。于是，宋代官僚士大夫蓄养家妓成为一种时尚，几乎普及化、大众化。时人有言：「 ”两府两制，家中各有歌舞，官职稍如意，往往增置不已。” 南宋王懋《野客丛书》则说：「 ”今贵公子多蓄姬媵。”「 ”姬媵”即侍妾，蓄置家妓或侍妾多为淫乐，或教之歌舞，或使之侑酒，以为宾客之欢。史载，当年苏轼「 ”有歌舞妓数人”，欧阳修有歌妓「 ”八九姝”，杨震「 ”有十姬”，张渊「 ”买佳妾二十人”，韩侂胄有「 ”爱妾十四人”，李允则有「 ”家妓百数十人”……他们置姬妾以娱声色，日日置酒相乐。《清波杂志》有载：「 ”士大夫欲求保富贵，动有禁忌，尤讳言死。独溺于声色，无所顾避。”太医出身、曾任昭庆军承宣使的王继先，家中「 ”屋宇台榭皆高广宏丽，都人谓之‘快乐仙宫’”，生活极度奢侈。他与其子王悦道分别蓄养临安府名妓刘荣奴与金盼盼，日夜淫乐。又专探下户妇女有姿色者，百般作计，必强取之，以为侍妾。全然不顾别人已有婚姻。有的士大夫甚至残年时仍嗜酒色，沉湎失度，每睡须婢歌吹齐鼓，方就一梦。据《马可·波罗游记》所载：南宋末年，皇帝常带着一批宫妓到西湖上寻欢作乐，当她们玩得疲乏时，皇帝便令她们退入湖边的丛林中，脱去衣服，裸体投入湖中游泳，而好色的皇帝却在一旁观赏，大饱眼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