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史可法的 ”定策”失误,是导致弘光政权瓦解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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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说史可法的 ”定策”失误,是导致弘光政权瓦解的主要原因

什么是定策?所谓「 ”定策”,就是因为古代在尊立天子以后,要把这件重大的事情记录于简策之上,并且还要祭告祖庙。所以把朝廷大臣商议谋立天子之事称为「 ”定策”,也称为「 ”定册”。 明朝是继汉唐以后又一个黄金时期,然而,到崇祯时期,朝廷已是腐朽不堪,各地农民战争频频不断。1644年,李自成攻克了北京,崇祯皇帝在煤山自缢,明朝的历史结束了。 01 皇室 继统人员之选 南京是明朝皇帝朱元璋的开国首都,明朝时期称为「 ”应天府”,后1420年明成祖朱棣迁都至「 ”顺天府(即今北京)”,并将南京定为「 ”留都”。 而南京作为留都也一直保留了六部、都察院等一整套与北京相对应的中央机构,实行「 ”两京制”。 这种两京制度的主要特点就是:皇帝和内阁大学士等许多的决策官员都在北京,北京的公务衙门则是名副其实的中央权力机构。而作为留都的南京,各衙门内设的官职多为虚衔,公务清闲,这些官员通常也被称为「 ”吏隐”。 当然,这些「 ”吏隐”的官员们,地位一般也不会低于北京那些相对应的官职。在当时,留都南京握有实权的职位是「 ”南京参赞机务兵部尚书”、「 ”南京守备太监”、「 ”提督南京军务勋臣”。 当北京的明朝廷全部覆灭以后,作为留都的南京就自然成为了明朝剩下的「 ”半壁江山”的政治权力中心了。 当听到崇祯皇帝自缢,三位皇子也被李自成的大顺军俘获的消息,南京的那些大臣、太监、权贵们以及拥兵自重的将领们,他们认为,当务之急必须马上另立新君,稳定局势。 于是,南京的一应官员,就拥立哪一位藩王的问题上展开了一场勾心斗角的争执。 当时有继选资格的藩王有四位:福王「 ”朱由崧”、惠王「 ”朱常润”、桂王「 ”朱常瀛”、潞王「 ”朱常淓”。 福王朱由崧,是明神宗「 ”朱翊钧”的孙子,福忠王朱常洵的庶长子,崇祯帝的堂兄。 惠王朱常润,是明神宗朱翊钧的第六子,是崇祯帝的叔叔。 桂王朱常瀛,是明神宗朱翊钧的第七子,惠王朱常润的同母兄弟,也是崇祯帝的叔叔。 潞王朱常淓,是神宗朱翊钧的侄儿。 从以上这些人选来看,福王朱由崧继统为最合适的人选。为什么呢?主要有三个原因: 一是,不仅朱由崧的父亲老福王朱常洵,在应选的三位藩王中居长,而且朱由崧又是朱常洵的长子,更何况朱由崧就身在南京附近的淮安。 二是,惠王朱常润、桂王朱常瀛、潞王朱常淓他们的辈分比崇祯帝高了一辈,不适合封建伦序中的「 ”兄终弟及”。 三是,潞王朱常淓与崇祯帝的血缘关系相比已属旁支。 所以,无论是从伦序上还是在地理位置上,福王朱由崧都占据了十分有利的地位。 02 继统问题上的 「 ”定策”之争。 大家都知道明朝的朋党之争是各朝代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这些官员为了达到自己的利益,结党营私,其中有两个最著名的政治派别就是「 ”东林党”和「 ”阉党”。 东林党是指,以那些江南士大夫为主的官僚的政治集团。而阉党则一般是指明朝依附于宦官权势的官僚所结成的政治派别。 天启五年(1625年),魏忠贤利用权势狠狠地打击了东林党人士,名震天下的东林党迅速瓦解。两年后,天启皇帝去世,因崇祯帝历来对阉党深恶痛绝,所以继位以后,立即将阉党定为「 ”逆案”,并下令恢复了东林党人士的名誉,重修了东林书院。 于是,明末清初时期,江浙地区的许多读书人,又将十几个社团合并组成了「 ”复社”,其政治主张跟东林党高度一致,复社成员都视东林党人为前辈,所以,复社又被称为「 ”小东林”。而此时的籍礼部侍郎「 ”钱谦益”,则在当时被视为东林党魁。 对于迎立新君,当时大多数的有识之士都主张由福王朱由崧来继统大业,然而,处于江南的一部分东林党人却从私利出发,强烈反对由福王继统。 其理由是:朱由崧的祖母郑贵妃曾经是明神宗最为宠爱的妃子,当年为了让朱由崧的父亲朱常洵当上皇帝,发起了明末三大案「 ”梃击案”、「 ”红丸案”、「 ”移宫案”。后因为东林党人的据理力争,才使郑贵妃的图谋化为泡影。 因此,此时的东林党复社人士,担心朱由崧一旦登上帝位就会重翻旧案,从而影响他们的仕途。于是,以钱谦益为首的东林党人士大力游说,拥立潞王朱常淓。 而此时在南京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首席大臣、南京兵部尚书「 ”史可法”,他是东林党人士「 ”左光斗”的得意门生,所以,作为实权派人物的史可法有点左右为难。 史可法的内心里是倾向于东林党人士的,但心里又认为应该要按伦序纲常来迎立神宗的子孙朱由崧。 经过反复考虑,史可法偷偷与凤阳总督「 ”马士英”在浦口(今南京西北部)约见,最终两人商议的结果为「 ”以亲以贤,惟桂乃可”。 至于惠王朱常润,则没有任何人提出议立,是因为他迷信佛教,整日只知道参禅礼佛,不懂世间事理。 03 史可法的「 ”定策”失误。 史可法与马士英在浦口两人经过密议以后,第二天,史可法便亲自写信给南京的一些高级官员,说明了定策的意见: 「 ”迎桂者何?以福、惠之有遗议也,乃舍而立桂也。其潞藩则仿古兵马元帅之制暂借统兵马。” 南京的官员收到信以后,对这个方案十分满意。于是,由南京的礼部开始着手准备皇帝的「 ”乘舆法驾”,前往广西迎接桂王。 然而,就在马士英与史可法在浦口分手以后,马士英刚回到凤阳总督府,便接到消息说,守备的凤阳太监「 ”卢九德”勾结了总兵高杰、黄得功、刘良佐等决定拥立福王朱由崧。 卢九德是明朝末年的宦官,以太监的身份在安徽凤阳督察军队。他曾在老福王朱常洵手下做过事。 马士英眼看着手下大将已全部投靠福王,如果自己再坚持与史可法的协议,那么,自己的兵权只会被手下驾空。所以,想到这里,马士英也顾不上什么信义道德了,他抓住机会向福王朱由崧表明了愿意追随的忠心。 而此时的史可法还被蒙在鼓里,继续写信给马士英,申诉着福王朱由崧「 ”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读书、干预有司”七不可立的理由。这封信,也成为了日后马士英要挟史可法的一把利剑。 马士英随即也以凤阳总督和三镇的名义,正式致书给南京守备。太监「 ”韩赞周”宣布拥立福王,并邀请南京各官员到家中传阅马士英的信件。虽然很多人都感到不服和震惊,但由于他们没有兵权,也只能让立桂、立潞的方案胎死腹中,违心地同意了迎立福王。 以钱谦益为首的东林党魁们,当他们得知福王有高杰、黄得功、刘良佐三镇的兵力支持,便也见风使舵,加入了拥立福王的行列。 至此,迎立福王朱由崧继统已成定局! 古人云:「 ”当断不断,反受其乱。”由于具有决策权的史可法关键时刻优柔寡断,态度游离,没有立即决定拥立福王,导致了福王朱由崧只能求助于三镇的将领。 而此时南京的最高文臣史可法也知道自己上了大当,他攻击福王的书信也落入了马士英的手里,他除了带着无限的悔恨,默默地拥立福王继统,已别无其他选择了。 04 四镇的形成致使天子受制于武将 1644年四月二十九日,福王朱由崧在史可法的陪同下,乘舟抵达了南京城外的燕子矶。 五月十五日,朱由崧正式登基为皇帝,改年号为「 ”弘光”。后来把由明朝宗室在南方建立的几个政权,称为「 ”南明”。 随即马 士英进入内阁主持政务兼任兵部尚书。史可法知道当初自己指斥福王的书信,被捏在了马士英的手里当作了把柄,所以,也只好自请为「 ”淮扬督师”,让出了自己的首辅之位。 尽管在整个弘光时期,史可法的官衔都略高于马士英,但却在朱由崧监国仅半个月以后,就被马士英挤出了权力之外。 由于史可法在定策问题上的失误,导致朱由崧依附于武将登上了皇位,建立了弘光朝廷。而高杰、黄得功、刘良佐、刘泽清等曾经的败军之将,则坐收了「 ”定策”之功,从此,军阀操纵朝廷的局面又开始了。 史可法知道这个结局已经无法挽回,于是,又向弘光皇上递上呈辞,建议设立四镇,作好守江、守淮的部署,用以加强南明政权的疆域巩固。 同时,史可法、姜曰广等人为了弥补自己在拥立问题上的失误,建议高杰等人统管四镇,加以笼络四镇来换取他们的好感。弘光朝廷下旨: 封高杰为「 ”兴平伯”,镇守徐州、泗州; 封刘良佐为「 ”广昌伯”,镇守凤阳、寿州地区; 封刘泽清为「 ”东平伯”,镇守淮安、扬州地区; 加封「 ”靖南伯”黄得功为侯爵,镇守滁州、和州地区。 四镇中只有高杰、黄得功兵力较强,他们本不是因为对朝廷有什么特别的贡献而分封四镇,他们只是凭借兵力帮助朱由崧登上了皇位,成为了定策的功臣。 对于弘光和马士英来说,他们的兵力可以震慑江南的官绅们,而这些四镇也自恃定策有功,「 ”天子乃我辈所立”,从此便骄横不可一世,一味地只争夺自己有利的地盘,要挟朝廷。史可法虽为督师,其实根本指挥不了「 ”四镇”,一直在四镇之间奔走调停,如奉骄子,一筹莫展。 督师大学士史可法在与四镇讲话时,时常会引用「 ”圣旨”,高杰却不以为然,当面顶撞:「 ”旨、旨,何旨也!尔曾见皇极殿中有人走马耶!” 黄得功有一次在跪听使者宣读圣旨时,觉得圣旨的意思不合他的意思,于是不等使者读完圣旨,便爬起来大声说:「 ”去!速去!吾不知是何诏也!” 四镇的气焰如此嚣张,可是朝廷却对他们也无可奈何,就连马士英定策成功位居首辅,也同样受制于四镇,毫无任何办法。 纵观南明的几个朝廷,他们大多依附于武将得以重建,所以这是南明政权致命的弱点。这样就导致了武将视皇帝为傀儡,朝廷也徒有虚名。皇帝没有所谓的「 ”皇权至上”的权力,就根本谈不上操纵朝廷军国重务了。 所以,正是因为清廉正直的史可法政治上的定策失误,使原本没有任何功勋的武将一个个都以定策元勋自居;史可法在掌握拥立大权之时没有抓住这个机会,让定策之功落入了军阀之手,造成了弘光朝廷武将嚣张跋扈的局面。 致使后来,无论史可法是在内阁辅政,还是在外督师,都已经改变不了武将胁制弘光朝廷的事实。弘光朝廷后来的毫无作为和迅速的土崩瓦解,其主要原因也正是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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