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不知兴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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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首语: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本文由小常识网(cha138.com)小编为大家整理,主要介绍了民间不知兴亡相关的知识,希望对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民间不知兴亡

作者:黎 荔 《山坡羊•潼关怀古》张养浩 峰峦如聚, 波涛如怒, 山河表里潼关路。 望西都,意踟蹰, 伤心秦汉经行处, 宫阙万间都作了土。 兴,百姓苦; 亡,百姓苦。 张养浩,字希孟,号云庄。济南(今属山东)人,元代散曲作家。他为官清廉,爱民如子。他晚年隐居后,决意不再涉仕途,但听说重召他是为了赈济陕西饥民,就不顾年事已高,毅然应命。命驾西秦过程中,他亲睹人民的深重灾难,感慨叹喟,愤愤不平、遂散尽家财,尽心尽力去救灾,终因过分操劳而殉职。他死后,「 ”关中之人,哀之如先父母”(《元史•张养浩传》)。 张养浩在陕西赈济饥民时,写了九首怀古曲。其中尤以《潼关怀古》韵味最为沉郁,色彩最为浓重。起句「 ”峰峦如聚,波涛如怒”,气势飞动。作者纵笔酣写山川的壮美,赋于它以强烈的感情。沉郁的声调,产生闷雷滚动般的效果,使人心灵震撼。诗人站在潼关要塞的山道上,眼前是华山群峰,脚下是黄河急流,河水在峡谷中奔腾着,咆哮着,就像暴怒疯狂的兽群。群峰高低参差地簇拥着,攒动着,仿佛集合到这里来接受检阅。「 ”聚”和「 ”怒”写出了山河的动态与灵性,将山的雄伟与水的奔腾之势勾勒出来,有力地烘托了作者吊古伤今的悲愤伤感之情。 「 ”山河表里潼关路”,突出写潼关的险要。这里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多少关系着兴亡的战斗在这里展开。「 ”望西都,意踟蹰”。潼关以西三百里,便是西京长安,从秦汉到隋唐,好几个朝代在那一带建过都。落日苍茫之中,诗人一无所见,却在脑海里浮现出一座座巍峨壮观的古都,一座座富丽堂皇的宫殿,多少帝王将相、英雄豪杰曾在那里龙争虎斗,威震一时,然而如今踪影全消,剩下来的只有黄土一片。西望长安,真叫人彷徨不止啊!「 ”伤心秦汉经行处”,诗人感到,历史在他面前一页页地翻开,无情地宣示王朝更替不可避免的现实。他不是为「 ”宫阙万间都做了土”而伤心,他最伤心的是历代人民。无论秦汉,无论隋唐,尽管改朝换代,人民的苦难却从来没有消除过。这首散曲,从潼关要塞想到古都长安,又从古都长安想到历代兴亡,地域远近数百里,时间上下千余年,思绪驰骋纵横,最后归结为「 ”百姓苦”一句,反复咏叹,兼有山水诗的意境和历史家的眼光。 此曲迥异于其他诗作,在于它不只是一般地抒发兴亡之感,张养浩登临潼关险要地势,感慨历代王朝兴亡,一针见血揭示出兴亡后面的历史真谛:「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这八个字,鞭辟入里,精警异常,恰如黄钟大吕,震聋发聩,使全曲闪烁着耀眼的思想光辉。历史上无论哪一个朝代,它们兴盛也罢,败亡也罢,老百姓总是遭殃受苦。一个朝代兴起了,必定大兴土木,修建豪华的宫殿,从而给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一个朝代灭亡了,在战争中遭殃的也是人民。豪雄的山色面前,抚今追昔,张养浩显得心情沉重,郁勃难舒。 「 ”亡,百姓苦”好理解。王朝灭亡之际战乱频仍,民不聊生。「 ”兴”,怎么也「 ”百姓苦”呢?王朝之「 ”兴”必大兴土木,搜刮民脂民膏,百姓不堪其苦。像秦王朝兴起时,筑长城,开驰道,造官室,劳役繁重,百姓受尽了苦。「 ”兴,百姓苦”一句,发人所未发,深刻而警策。兴则大兴土木,亡则兵祸连结,不论「 ”兴”与「 ”亡”,受苦的都是百姓。如果这首曲子的曲意仅仅停留在 「 ”宫阙万间都做了土”上,那么它仅仅宣扬了佛家「 ”一切皆空的思想”,它与其它怀古诗(与《洛阳怀古》「 ”功,也不久长!名,也不久长!”陈草庵《山坡羊 叹世》「 ”兴,也任他;亡,也任他。”《骊山怀古》「 ”赢,都变做了土;输,都变做了土。”赵庆善《长安怀古》「 ”山,空自愁;河,空自流。”与杨慎《临江仙》「 ”是非成败转头空”的主题并无多大区别。在否定历史的同时,也否定了积极有为的人生态度。张养浩这首散曲的可贵之处,在于有深切的人文关怀,有对老百姓疾苦深切同情与关怀。正因为最后两句,使得这首曲的境界大大高出同题材的其它作品。 关于兴亡的话题,后来满清入关,摧残文明世界,天崩地裂之际的一代大学者顾炎武,把国和天下严格分为两个概念,认为国家朝代更替是「 ”亡国”,是其君其臣的责任。而「 ”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而食人,人将相食”就是「 ”亡天下”了,是每个「 ”匹夫”的责任。顾炎武的本意很清楚,「 ”国”指的是政权,政权的兴亡,也就是改朝换代,那是在位的皇帝与大官们的事;「 ”天下”指的是道统,用现在的话来说,是民族精神,社会正义,那是「 ”匹夫”有责的。在顾炎武看到,「 ”亡天下”比「 ”亡国”可怕多了。 顾炎武说这话的时候是明末朱家朝廷将亡之际,有一些士大夫已经纷纷降清,如钱谦益之流。顾对此十分愤慨,认为统治者荒淫无道把政权给折腾完了,我们没有责任,但是「 ”匹夫”应该坚守的是道义原则,不论谁入主中原,这一原则不能变,也就是「 ”士”的气节。其实他所谓的「 ”匹夫”还是指士大夫,只是暂时在野而已,真正的黎民百姓,引车卖浆者流也是无法负起这种道义责任的。 国家兴亡,匹夫无责。原因在于「 ”兴, 百姓苦;亡, 百姓苦。”在专制制度下,「 ”匹夫”对政事既无知情权,又无参与权,如何能负起责任?至于道义上的担当,也就是顾炎武所说的那个「 ”天下”,似乎古今中外的「 ”士”都是引以为己任的。为捍卫自己认定的真理或道义原则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中外史籍都不乏例证。本来民间不管兴与亡,不知从何时起,顾炎武「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句,「 ”天下”被悄然置换成「 ”国家”,估计大约在晚清时期,眼看列强环伺,清政府无力保国,民间仁人志士蜂起,不论是否喊出这一口号,心中都存此意,认为挽救国家已不能靠肉食者谋之,需要民众担起责任。那时的「 ”国家”绝不是清廷,而是中国的疆土,实际上那已是西方的主权、民主、宪政等概念输入之后,这种「 ”匹夫有责”的观念导向通过革命推翻朝廷来救国。 身处民间大地,我辈「 ”匹夫”,如何担当「 ”兴亡”?「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对中国历史经验的总结,鲜有比这句更为精到、准确,更符合中国传统的政治理念:民为贵,社稷次之。这个兴亡律是中原王朝在过去二千年里也未能打开的一个死结。 兴亡之际,百姓有思变之心,也是人之常情。王船山描述的晚唐社会心态是:「 ”民辄疾首以呼、延颈以望,曰:恶得天诛奄至,易吾共主,杀此有司,以舒吾怨也!”可是不变要命,变也要命。等到了丧乱酷烈之时,「 ”屠割如鸡豚,野死如蛙蚓,惊窜如麏鹿,馁瘠如鸠鹄,子视父之剖胸裂肺而不敢哭,夫视妻之强搂去室而不敢顾,千里无一粟之藏,十年无一荐之寝”。王船山所揭示的这种只能在最坏和更坏之间选择的境地,我们不妨称之为「 ”船山困境”。怎么办呢?无条件的稳定成了朝野共同的至上追求。 问题是,选择题只能这样一代一代地做下去吗?为什么中国历史上就没有第三种可能?或者说,像鲁迅所期望的那样,创造出「 ”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任何政权都不能把人不当人。要是没有第三样时代,中国人的命就会始终如一如梦魇一般缠身,跳不出张养浩的中国兴亡律。即使从政权的角度来看,倘若兴也百姓苦,能长治久安下去吗?亡也在不远的前方,当然,那是更大的破坏要到来。 难道老百姓就只能如北岛的一首诗《古寺》中所描绘: 荒草一年一度 生长,那么漠然 不在乎它们屈从的主人 是僧侣的布鞋,还是风 或如金庸封笔之作《鹿鼎记》,鹿鼎之意原来是「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翻阅书中可见,群雄逐鼎中原,未知鹿死谁手,「 ”只不过未知是谁来杀了这头鹿,这头鹿,却是死定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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