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方急于求和，军统是否会借机玩弄日方
Posted 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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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方急于求和，军统是否会借机玩弄日方
在全面审视日中两方留下的资料后，现在可以作结论了： （一）日军攻占武汉、广州等中国广大地区以后，兵力枯竭，财政困难，已达势穷力蹙境地，急于与中国方面“停战”，用战争以外的形式巩固其侵华成果。日方上至天皇、内阁、军部，下至板垣征四郎等中国派遣军官员，普遍重视“桐工作”，其原因在此。为了等待“桐工作”的成果，日方不惜推延汪伪政权的成立时间；在汪伪政权成立后，又不惜推延对其“外交承认”的时间，幻想出现“蒋汪合作”的局面。日方谈判代表铃木卓尔之所以不惜卑词谦态，巧言相，乃是为了诱引蒋介石或重庆要人坐到谈判桌前来。它既反映出铃木个人的“要功心切”，更多反映的却是日方“求和”的急迫性。 板垣征四郎 日本昭和天皇 （二）日方所谓“桐工作”，就中国方面说来，不过是军统在香港的几个小特务对日方的玩弄，目的在于刺取情报。谈判中出现的“宋子良”以及重庆行营参谋处副处长陈超霖、最高国防会议秘书主任章友三等人都是假货，所出示的蒋介石“亲笔”委任状、备忘录等文件都是赝品，所转达的蒋介石意见都是假“圣旨”。 （三）谈判初起时，汪精卫正依靠日本的支持在南京筹组伪国民政府，因此蒋介石以“先行解决汪逆”为谈判条件。其后，汪伪政府成立，蒋介石自感上当，认为日方求和乃是“欺诱”行为，主张严拒。但是，为了阻挠日本对汪伪政权的承认，中方并没有马上关闭谈判之门。“桐工作”在1940年9月底结束后，重庆方面也还通过几条线索，虚与委蛇地继续维持着和日方的秘密关系。 汪精卫 战争中，既有战场上的“角力”，也有谈判桌上的“斗智”。铃木卓尔、今井武夫与“宋子良”、张治平之间的谈判是一种“斗智”行为，不能要求双方“忠诚老实”，他们在谈判中说假话，提供假材料、假情况是必然的，也是可以理解的。历史学家的任务就在于谨慎地辨别真假，而不能以假作真，视为信史。遗憾的是，已经出现过这样的情况，而且似乎还不是个别的。 （杨天石：《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2）》）相关参考
“宋子良”竟是冒牌货，张治平等中方人员是如何哄骗日方进行密谈的
在一系列问题上，张治平等中方人员哄骗了日方。首先是宋子良参与谈判问题。尽管张治平在被军统审查过程中一再坚决否认，但是，日方谈判时曾从钥匙孔内偷拍了“宋”的照片，并且也曾交给在南京的周佛海等人核对，可见
西原借款尽管一直被后世指摘为卖国，但实际上，和民国时期历届“革命”抑或“反动”政府所借外债相比，这笔借款可以说是中国近代条件最优厚的外债。那么，日方为何会提出如此优厚的借款呢？实际上，日方
汪精卫被国民党中央开除党籍后，很沮丧，陈璧君等则很愤怒。1939年1月4日，刚刚发表对华第三次声明的近卫文麿于1月4日辞职，平沼骐一郎继任首相，另组新阁。一时间，汪精卫与日方断了联系，计划到欧洲或其他
铃木等日方谈判人员也哄骗了中方。1940年2月3日，铃木在与“宋子良”第三次会见时曾表示：“处理汪精卫对重庆政府的关系，纯属中国的内政问题，我方似无干涉的必要，可由中国政府妥善处理。”所谓日方同意“去
关于日军可动用之侵华兵力，“计划”中预测，由于苏美等国在远东的军事力量牵制，即使中日两国发生战争，日军除防俄留守本土等等而外，其可动用侵华的陆军兵力“以十二至十四个师团为最高额”。但若在日苏、日美开战
1945年9月9日，是值得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永远纪念的日子。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暨中国战区中国军队受降仪式在南京举行。仪式地点确定在南京国民政府中央军校大礼堂内。美国、英国、法国、苏联等国的军事代
日本女兵嫁给中国军人，战后27年才回去探亲，婉拒日方所有待遇
“我来中国是为了赎罪，为了替日本人还债，日本人欠你们的太多了。”伊藤郁子，1925年10月出生在日本岩手县一个普通家庭，1945年从护士学校毕业后，被强征入伍来到中国，是原日军驻东北第一陆军医院护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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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阿波丸」號上有太多的秘密。從1977年至1980年，我國組織了長達4年的大規模專業打撈，撈出的物品如下：3000噸錫、5.661噸雲母、1285.5公斤鈮鉭、11公斤黃蠟，以及大批橡膠。當然，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