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方急于求和,军统是否会借机玩弄日方

Posted 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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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方急于求和,军统是否会借机玩弄日方

在全面审视日中两方留下的资料后,现在可以作结论了:   (一)日军攻占武汉、广州等中国广大地区以后,兵力枯竭,财政困难,已达势穷力蹙境地,急于与中国方面“停战”,用战争以外的形式巩固其侵华成果。日方上至天皇、内阁、军部,下至板垣征四郎等中国派遣军官员,普遍重视“桐工作”,其原因在此。为了等待“桐工作”的成果,日方不惜推延汪伪政权的成立时间;在汪伪政权成立后,又不惜推延对其“外交承认”的时间,幻想出现“蒋汪合作”的局面。日方谈判代表铃木卓尔之所以不惜卑词谦态,巧言相,乃是为了诱引蒋介石或重庆要人坐到谈判桌前来。它既反映出铃木个人的“要功心切”,更多反映的却是日方“求和”的急迫性。       板垣征四郎       日本昭和天皇   (二)日方所谓“桐工作”,就中国方面说来,不过是军统在香港的几个小特务对日方的玩弄,目的在于刺取情报。谈判中出现的“宋子良”以及重庆行营参谋处副处长陈超霖、最高国防会议秘书主任章友三等人都是假货,所出示的蒋介石“亲笔”委任状、备忘录等文件都是赝品,所转达的蒋介石意见都是假“圣旨”。   (三)谈判初起时,汪精卫正依靠日本的支持在南京筹组伪国民政府,因此蒋介石以“先行解决汪逆”为谈判条件。其后,汪伪政府成立,蒋介石自感上当,认为日方求和乃是“欺诱”行为,主张严拒。但是,为了阻挠日本对汪伪政权的承认,中方并没有马上关闭谈判之门。“桐工作”在1940年9月底结束后,重庆方面也还通过几条线索,虚与委蛇地继续维持着和日方的秘密关系。       汪精卫   战争中,既有战场上的“角力”,也有谈判桌上的“斗智”。铃木卓尔、今井武夫与“宋子良”、张治平之间的谈判是一种“斗智”行为,不能要求双方“忠诚老实”,他们在谈判中说假话,提供假材料、假情况是必然的,也是可以理解的。历史学家的任务就在于谨慎地辨别真假,而不能以假作真,视为信史。遗憾的是,已经出现过这样的情况,而且似乎还不是个别的。   (杨天石:《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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