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台说史•“罗一笑事件”人们因何而愤怒

Posted 2022-12-27 乞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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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台说史•“罗一笑事件”人们因何而愤怒

近来浮嚣于中文网络的“罗一笑事件”，经过一段时间的发酵，来龙去脉想必大家都已了然，是非曲直诸位议者也自有判断。女儿生病是实情，虽然有多套房产，但房子是留给儿子的，做父亲的想两全，有什么不对？或许在罗尔眼里，自己真得很委屈，而公共舆论未免太不善解人意、太不成人之美了。问题来了，皆大欢喜难道不好吗？捐助者用数额不等的钞票，廉价消费了自己的同情心，受捐助者便宜占尽，各得其所，岂不美哉。但，人们到底因何而愤怒？网络骗捐行为对民族整体道德水平造成了极大伤害 “求捐”要按基本法 笔者认为，求捐这种事，虽然不比乞讨，但毕竟算不得多么有尊严。人们之所以认可求捐是“合法的”，可被接受的，乃在于为这种行为预设了几个前提：第一，求捐并不光彩，有伤自尊；第二，生存的本能和挽救生命要高于自尊、脸面等需求；第三，求捐的行为，也只有在事关生存和生命，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能施行，超过这个限度，便是“非法的”，就不再为人所认可。 “罗一笑”事件中当事人的境况，显然够不上“求捐”的资格，自然不会被公共舆论所接受，招致普遍的愤怒，也是极应该的。可与“求捐”相比较的就是乞讨了。比起“求捐”，乞讨就更尊严扫地。但任你把身世说得再惨，把四肢整得再残，很多现代都市人也还是熟视无睹，匆匆而过，这倒不一定是人情冷漠，而是对所谓“职业乞丐”的天然反感--“职业乞讨”，本质上是一种经济行为，而当乞讨的动机已不再是活命，而是发家致富，自然不能为大众接受。这和完全有能力承担罗一笑治疗费用的罗尔大赚捐款的行为都是利用了普通人的同情心--这就是不能被接受的本质。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利用他人的同情心骗取钱财的事情古已有之，最典型的就是职业乞讨者。对这种行为的鄙薄也是史不绝书，但数量之多，分布之广，被记载之详，近代以来似大有你自鄙薄你的，好处我自独享之势。是怎样的情况，造就了某些人这种安然自得骗取他人同情心的行为，却是值得深思的。近代战乱诱发的大规模流民潮和城市进程造就了近现代职业乞丐 职业骗取同情心始于近代流民 近代中国，各种天灾人祸不断，流民数量极为庞大。水旱灾害稍有发生，影响到年成，往往就会将大批流民无情抛向社会。“天大地大，吃饭最大”，他们为图生存，只好逃荒，而逃荒差不多就是乞讨的同义词了。1930年“陕甘重灾”，出现了大面积逃荒，流落全国各地的乞丐有“二十万”之多。1931年江淮大水，绵延数省，有学者统计，这次大灾造成的流民竟达一千多万之多，十分惊人。这些流民，大多成为了乞丐，而其乞讨的地域半径，也是惊人的，不但遍布全国，更有甚者，已经跨出国门，沿着西伯利亚铁路，远赴欧洲，完成了横跨徒步横跨欧亚大陆的壮举。光绪年间，朝廷屯垦奏请屯垦实边，数万湖北兴国贫民前往，因为政府准备工作不充分，导致大量人口无粮可食，无地可种，而不得不远赴俄国逃荒。清朝末年，有中国留学生甚至在巴黎遇到了沿街卖艺乞讨的兴国同胞，被法人所笑，引为奇耻大辱。如此之多的乞丐，时间一长，内部自然出现了分化。乞丐不需要复杂的职业培训，只要放得下尊严，伸手乞讨，即可得钱生存，相较于出力苦耕，实在是省事省心。这是这个“便利”，让一部分丐中“精英”，走上了职业化的道路。 职业化骗取同情之路 近代以来，上海、广州等沿海城市得到了快速发展，自然也成为了各路放下自尊，以他人同情心为安身立命资源者的首选目的地。据1934年的一份调查，广州市的乞丐竟达50000人之多。30年代上海的各种调查也显示，全市男女乞丐达到了二万五千人。在这些近代大都市中数目巨大的乞丐中，各种流民乞丐之间产生了分化。大部分乞丐因暂时的生计困难流落城市，但只待家乡灾荒缓解，便回乡重做良民，对他们来说，乞讨只是被迫的，暂时的一段不那么光彩的经历；而另一部分，则在都市扎下根来，靠着自身过硬的心理素质，骗取城里人廉价的同情心，变成了职业乞丐。职业骗取同情心者分工明确细致，各有各的从事，各有各的地盘，至于种类，则千差万别，洋洋大观，其中较为普遍的，经当时学者的调查分析，大致有三种类型。第一类是诡诈型，就是靠欺骗来博取同情。这种人，在当时被称为“文丐”，大多穿着体面，面前铺着一张白纸或白布，上面写着种种苦处，也有的用粉笔直接写在地上。内容则大同小异，有的说自己出身大族，不幸父母双亡，投靠亲友却耗尽盘缠，求给资回乡；有的则说父母、子女有病，无钱医治，求救命钱，如此种种，不一而足。当代时有穿校服装学生或者没了川资继续旅行的背包客，跪地求学费路费者，当是这种乞丐的直系后裔。第二类是化妆型，假装自己缺胳膊断腿，或者用猪血白蜡，贴以膏药，制造出种种创意百出的地狱恐怖情形，效果往往十分逼真，堪称影视特型化妆技术的先驱，在博人眼球、惹人同情上，效果上佳。当然，其中也不排除有不少自幼被拐骗的儿童，被丐头砍断手足，整成残废，变成骗钱工具，过着凄惨的非人生活，求生不得欲死不能。这种行为在职业乞丐里的行话叫“生采折割”，有多丧尽天良，就不再赘述了。第三类是强取型，这种以精装男子为主，当时称为是“武丐”。有的手上盘着条蛇，胁迫过路之人给钱，不然就一直用蛇相威胁；有的则脸皮奇厚，挨家挨户沿门强要，不给则赖着不走；还有的见前面车上坐着穿着整齐的太太小姐，就上前追赶不停，口中念念有词，实在讨不到，大骂一通或啐一口方休。这已经超出骗取同情心的范畴，发展为强取。强取型还有一种半职业化的变体。部分地区的农民，每到秋收完成之后，每家每户留二三人看门，其余则成群结队出动，选出首领，下江南强讨。他们仗着人多势众，每个一庄，便索要口粮、柴薪、钱财，到来年春季才北归，名曰乞讨逃荒，实则打草谷。从性质上来看罗尔的行为相当于第一类和第二类的结合，只是从近代的站在街角铺块白布再把孩子抱着，变成了在互联网上散发孩子的视频和精心制作的文章。自然影响范围不可同日而语了。随着时代的发展，网络职乞丐浮现于世 人有病，天知否 满口谎言，骗取同情，不劳而获，人格萎缩，寄食社会，这些骗取同情致富者的大量出现，实在是近代病态社会的一种表现，对民族整体道德水平造成了极大伤害。对此，当时之人也多有批判，其中不乏痛心疾首之语。如《清稗类钞》一书曾就此评论：“乞丐世界列邦皆有之，而我国独多，以无教养故也，若欧洲之丐，或为路人擦火，或为游客刷靴，或扶掣老人，或以玩物、糖果上之儿童，鲜有徒手索钱者，实由权利义务对待之说深入人心，虽在乞丐，亦于无职业中勉求职业。即此一端，而吾国人之品格，已远逊外人矣。”这简直认为同为讨饭，中国人都不如外国人有人格。近代中国职业乞丐的大量滋生，成为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引起各界的关注。从清末到民国，都广设收容所，然而皆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当时内地民生凋敝，遍地灾荒，失业严重，相较于劳动人民的苦难，上海等大城市的乞丐生活可以算是相当优越的，这种情况下想要解决职业骗取同情致富这个难题，不啻为天方夜谭。改革开放之后，城市街头各种骗取人民同情心的职业乞丐沉渣泛起，重新出现在公众眼前。而类似罗尔这样更上一个档次，利用现代化传媒，更高效率骗取同情，从而达到敛财效果的“职业乞丐PLUS版”，也出现在日常生活中。同样会对民族整体道德水平造成了极大伤害，同时也堵塞了真正需要大家捐款拯救者的获救通道。这当然是众人动怒，人人喊打的根本原因，而这一现象的发酵，也不能不引起更多人的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