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封建只做了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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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封建只做了一半
共产党人应树立正确的“错误观”。勇于修正错误、坚持真理,是正确的“错误观”的重要内容。在这方面,我党历史上很多革命领导人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一些曾经犯过错误的领导人,特别是一些犯过“左”倾错误的领导人,如瞿秋白、李立三、张闻天(洛甫)、李维汉(罗迈)等,一旦他们认识了自己的错误之后,经过痛苦的思想认识,在后来的革命历程中随时勇于修正错误,并且敢于坚持真理,他们身上表现出的正确的“错误观”,值得今人思考。
data-filtered="filtered" 李维汉与邓小平
近代中国积贫积弱,许多仁人志士在寻找救国真理的过程中,有的出国领略了异邦的“精彩”,这种中外的巨大反差使他们自然迸发出一种激进的革命激情,如瞿秋白对于新生俄国“饿乡”的憧憬,李立三等对苏俄“新世界”的企盼,等等。这种兴奋的激情,加之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具体国情的有限认识、粗率理解,在那个涌动着青春和朝气的时代,不免要受到为之颠踬的代价。
data-filtered="filtered" 瞿秋白
瞿秋白
瞿秋白主张过不合实际的“一次革命论”,这位具有诗人和作家气质的领导人,在大革命失败后的惨烈氛围中,简单把中国革命等同于“十月革命”式的“围城”,从而导致革命的损失。但此后他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他曾说过的:“‘立三路线’不过是我‘六大’以前错误观点的发扬光大,‘立三路线’也可以叫‘秋白路线’。”最后,他因为被又一次的党内“左”倾错误所排斥,未能随队参加长征,进而英勇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之下。
data-filtered="filtered" 李立三
李立三
李立三较之瞿秋白有更多和更大的深刻教训和反省。他曾是中国革命中工人运动和武装暴动的一位主将,他的“左”倾错误是急躁的“盲动主义”,那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之初的一个败笔。为此,他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被当作了反面教员。
李立三被免职之后被派往苏联受审和学习。在苏联长达十数年的时间里,他遭受到各种批斗和打击,他对自己的错误也负疚不已,难得的是他坚持党性。1946年,李立三回到国内,并按组织的要求化名工作,当时有些单位请他去讲党史,他坦诚地讲述“立三路线”的错误,并分析其形成的原因和领导人的责任。期间,有人提问:“您怎么会知道犯错误的人心里想什么?”他回答说:“我就是李立三呀。”一时全场肃然,接着是雷鸣般的掌声。
新中国成立在即,李立三被安排领导工会工作,他明确区分了党、政、工的关系,提出“把工会办成真正的工人群众组织”的思想。然而,他的这种正确意见和主张却受到了批判,最后竟被免职,“文革”中更因此遭受到迫害而殉难。李立三此前因“左”倾错误被免职处分,此后却因坚持真理而被免职处分,历史在这里显示出它的沉重。
张闻天
张闻天曾被称为是党内“左”倾领导中起来反对“左”倾错误的第一人。在临时中央时期,以他为代表,在文艺、宣传等领域已经逐渐开始对“左”倾错误有所认识,开始承认中间力量的存在和其作用,开始在某些局部问题上质疑并否定共产国际、斯大林及临时中央侧重于打击中间力量的策略。
在长征途中,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组成反对李德、博古错误领导的“三人团”,这“给遵义会议的伟大胜利放下了物质基础”。
张闻天还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深刻地检讨自己的错误,成为全党自觉开展自我批评的榜样。经过整风,他自觉地从事调查研究,深入基层,又以“让贤”的姿态使党的领导实现了平稳过渡。
由于自己曾经有过“左”倾错误,并且对之有过沉痛和深刻的反省,因而对于相似的错误,他有着敏感的觉察。1959年7月的庐山会议,张闻天发言批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左”倾错误。张闻天在发言中所表现出来的科学理性精神和无私无畏的革命气概,为共产党员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树立了一个榜样。遗憾的是,在当时的条件下它未能产生相应的作用和影响,反而使张闻天蒙受了不公正的对待。
这段铩羽的经历,依然不能阻止张闻天坚持真理的决心。在“文革”的“流放”途中,张闻天又写下了著名的“肇庆文稿”,仍是以批判“左”倾错误为核心的,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丰碑。张闻天的经历,典型反映了党内那些勇于修正错误和坚持真理的领导人的风范。
data-filtered="filtered" 李维汉
李维汉
李维汉年轻时曾是毛泽东和蔡和森等的挚友,后赴法国留学,参与中国共产党欧洲支部的筹建,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1927年“八七”会议之后,他当选为政治局常委,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成为“左”倾错误的领导人之一。
晚年李维汉对此深有体会,他揭示了党史上“左”倾的起源,之所以会发生种种的“过火行为”,主要是思想路线上“误读”马克思主义以及盲目照搬苏联经验,以及“唯我独左”、放任群众的心态。以至于在农村暴动中实施所谓“杀尽土豪劣绅”的“烧杀政策”,并将之引入城市,对自己也造成了极大的损失。特别是盛行的“唯成份论”把“一般手工业者、商人、学生、店员及城市贫民”统统视为所谓“小资产阶级”,将之驱赶到革命阵营之外,对知识分子更是严重不信任。以后这种纠结的心态不仅没有随着革命形势的好转而消失,反而逐渐弥漫开来,教训不可谓不深刻。
晚年李维汉还撰写了《回忆与研究》一书,总结了党史和共和国历史上的许多经验和教训。在他看来,错误的发生和严重化,不能局限于领导人个人的原因,这里体制的健全尤为重要。
1980年,邓小平发表了《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的讲话,对于这一极其重要的讲话,当时胡乔木曾做说明,他说:“个人权力过分集中这个问题,与党内存在封建残余的影响有关。这个问题在党内长期没有解决过,陈独秀时期没有解决,毛泽东同志时期也没有解决,以致造成严重的后果,现在需要解决了。这个问题是李维汉同志提出的。李维汉同志同小平同志谈话提出这个问题,他非常赞成,觉得是很重要的问题。”
当时李维汉提出:“我们的民主革命是要反帝反封建。反对帝国主义做得比较彻底,而反封建却只做了一半……封建主义,包括它的思想体系、风俗习惯,在我们国家、我们党里,反映相当严重。过去由于老是打仗,来不及清算,把它带到了社会主义时代。”
李维汉以为,所谓“封建残余”不外是家长制、一言堂、任人唯亲、个人崇拜等,如“搞家长制,对人家的一点不同意见都不能容忍”,最后就不免发展成悲剧。李维汉这么说,自己也不断反省,当年他在延安中央研究院主持整风,曾经错误批判了王实味,到他晚年,在他的坚持下,终于为王实味实现了平反。(摘自《北京日报》有删减,作者:散木 浙江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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