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反腐倡廉历史

Posted 2022-12-24 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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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反腐倡廉历史

1.我党在反腐倡廉方面经历了哪几个历史阶段

一、建国前的反腐败斗争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诞生到1949年成为全国执政的党，经历了长期革命战争和地下斗争时期。

艰苦的斗争环境，一方面造就了一大批忠于党的事业，勤政廉洁的好党员、好干部；另一方面，在每一个历史转折关头，也都有一些革命意志不坚定的人和投机革命的人，在剥削阶级思想影响下走上腐败道路。因此，我们党一贯重视自身队伍的建设，坚决抵制剥削阶级影响，防止和清除党内的腐败现象。

1.大革命时期的重要《通告》 1924年国共两党实行合作，中国共产党的队伍有了迅速发展，党员人数从1923年的400余人猛增到1925年的3万余人。随着党员队伍的扩大，难免混进一些投机分子，他们趁革命高潮之机捞取个人利益。

因此，中共中央于1926年8月4日发出了《关于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通告》指出：“在革命潮流仍在高涨时，许多投机腐败分子均会跑到革命队伍中来，一个革命党若是容留这些不良分子，必定会使党陷于腐化，不仅不能执行革命任务，且将为群众所厌弃。

所以应该坚决地清洗这些不良分子，同他们作坚决的斗争，才能巩固革命营垒，才能树立起党在群众中的威信。”这个《通告》是我党颁布的第一个惩治贪污腐化分子的文件，它表明党在幼年时期就十分警惕剥削阶级思想对党的腐蚀，并郑重表示党对腐败现象是根本不能容忍的。

2.土地革命时期的反腐倡廉斗争 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部队离开井冈山，向赣南进军，迅速开辟了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形成了比井冈山时期更加高涨的革命局面。但是，随着红军战争的胜利发展，在红四军党内、军内以及根据地政权中也逐渐产生了某些消极腐败现象。

有的人不愿意在艰苦的乡村创建根据地，要红军开到中心城市去大吃大喝；还有少数人置军令军纪于不顾，带着钱财，擅自出走，到大城市去享受一番。这些消极腐败现象严重影响红军战争和根据地政权的存在和发展。

因此，1929年12月在福建上杭古田村召开了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了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决议》除对建党建军的基本原则做了明确规定外，还提出了党和军队干部的廉政建设问题。

《决议》分析了红四军党内、军内出现的一些消极腐败现象，如个人主义、小团体主义、享乐主义、平均主义等，指出它的结果将会削弱以至完全毁灭党的战斗力，使党担负不起斗争的责任，由此造成革命的失败。《决议》着重强调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重要性，要求用无产阶级思想来进行军队和党的建设。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于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正式成立。瑞金红色政权的建立，使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代表人民利益、努力为人民服务的廉洁政府，它成为广大人民群众同反动派进行斗争的政治保障。

但是，由于复杂的历史和社会原因，在苏维埃政府中也有少数干部滋生了消极腐败现象。他们乱用公款，挥霍浪费，甚至发生贪污犯罪现象。

当时瑞金县机关一个月内用纸费达200余元（银元），灯油费126元；该县财政部会计科科长唐某侵吞各军政机关交来的余款、粮票等，合银元共2000余元。这不仅破坏了党的优良传统，败坏了人民政府的声誉，而且给革命根据地财政带来很大困难。

因此，1932年2月中央人民委员会发布了《帮助红军战争，实行节俭经济运动》的通令，要求各地政府立即开展反对贪污浪费的斗争，“驱逐各地政府中的贪污分子出苏维埃”。1933年12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又发布《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训令，规定了“贪污公款在500元以上者，处以死刑”等具体惩治条例。

这场斗争历时二年零八个月，到1934年10月红军长征时止。这次反腐败斗争的特点是：①充分依靠群众。

1932年3月中央苏维埃政府成立了检举委员会，提出“把检举运动造成广大的群众运动”，从而把反腐败斗争引向高潮，造成了强大的声势和广泛的群众基础。②把反腐败斗争与廉政建设结合起来。

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先后制定并实施了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制度，一切重大的财政经济问题都要经过代表会议讨论，并受代表会议监督，真正体现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调动了人民群众参加斗争的积极性。中央苏区还颁布了统一的税收条例和细则，建立了预决算制度和会议制度等，便于群众监督。

③注重干部的思想教育。1934年1月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上作报告说：“财政的支出，应该根据节省的方针。

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反对贪污和浪费的斗争，过去有了些成绩，以后还应用力。

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为着我们的经济建设，是我们的会计制度的原则”。[1] 中央苏区的反腐败斗争是我党在民主革命时期探索廉政建设的一次重要尝试，为后来取得全国执政地位后的廉政建设积累了重要经验。

3.抗日时期的反腐败斗争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我党领导人民在敌后和边区建立了大片抗日根据地，成立了“三三制”的民主政府。

抗战时期的国共合作情况极为复杂。国民党坚持“溶共、限共、反共”的方针。

在经济上，根据地承认地主。

2.中国历史上的廉政

反腐倡廉的政治智慧历史是在辩证中发展前进的。

有腐败，必然有反腐败的思想与制度。我们的祖先在创造政治文明的同时，从很早开始就着手反腐倡廉的制度建设，也积累了丰富的思想经验；历代政治家、思想家等统治阶级中有识之士的思考总结，人民群众对腐败的嫉恶及其所表现出来的爆发力，是我国历史上反腐倡廉政治智慧赖以产生的源泉。

正因为此，历代涌现出许多品德高尚、勤政爱民的廉吏。他们的事迹，与腐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们的行为，是中华优秀廉政文化的组成部分。

（一）反腐倡廉的思想。自古及今，人们都深刻认识到腐败的危害性。

早在先秦时期，我国思想家就将“廉”放在“政之本”的位置上来看待，同时也认为，廉不仅仅是个人的品德，还应包括多方面的为政能力。为政必须“以廉为本”，这就是《周礼》一书及其注家提出的“六廉”说，突出反映了我国历史上关于官僚队伍廉洁从政的整体要求。

如何做到廉洁为政，思想家们从理论思想、道德修养、制度建设诸多层面都作了深入思考。廉洁政治的本质目的是为了服务人民、造福人民。

因此，民本思想是我国传统政治思想中的珍贵遗产，也是我国历史上统治阶级宣扬反腐倡廉的一种手段。统治阶级重视民本思想的本质当然是为了维护剥削制度的长治久安，论证其统治的合法性。

但民本思想中所强调的国以民为本、施行仁政、顺应民心，主张轻徭薄赋、节俭慎刑、勤政爱民等等内容，也因儒家主流意识形态地位的确立而渗透到政治文化与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成为历代廉政政策、行为产生的重要理论基础。尽管历史上的统治阶级不可能真正做到以民为本，但民本思想所蕴含的忧患意识、重民意识，塑造出许多受人民尊敬传颂的清官廉吏，也巩固了统治政权的基石。

拒绝腐败，廉洁从政必须要树立高尚的道德情操，具备为政的能力。我国历史上反腐倡廉思想中有许多关于正身律己、公私分明、勤俭节约的内容，是传统优秀廉政文化价值观的集中体现。

正身律己是典范。孔子多次说过“政”与“正”的关系，“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为政者应当有“自省”、“见贤思齐”的精神，用自身的表率和楷模作用引导廉洁政风的形成。公私分明是原则。

一个公私不分的人绝对谈不上廉洁为政。我国历史上的公私观很复杂，这里不作讨论，但在个人、家庭之私与国家、社会之公的关系上有严格区分。

这种区分认为，无论君主还是普通官吏，都应当“任公而不任私”、“居官无私”。“公廉”一词，自秦汉以后逐渐形成。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蜀国丞相诸葛亮，就是这样一位公私分明、公廉的典范。勤俭节约是美德。

我国历史上的思想家将“俭”视为德的普遍表现形式，强调“成由勤俭败由奢”、“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朴素真理。为官者仅有俭是远远不够的，还要勤和能。

周公“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刘晏“质明视事，至夜分止，虽休沐不废。事无闲剧，即日剖决无留”，司马光“欲以身殉社稷，躬亲庶政，不舍昼夜”，他们都以勤奋的精神和杰出的才能为国家作出了贡献。

我国历代的官箴家训中，除去其落后腐朽的部分，也保留着很多为官勤政的内容。 “国家之败，由官邪也。”

廉洁政治的推行离不开用人和管理。我国历史上的“尚贤”与“循名质实”思想，与反腐倡廉有着内在的紧密联系。

尚贤就不能任人唯亲，贤能之才犹如珍宝，要把他们辨识出来。围绕如何选拔贤能之人，思想家们提出了德、才与功、能的标准，总结出倾听民众舆论与在实践中考察的方法，提出了知人善任、用人所长与不拘一格的建议。

当然，无论何时，为官者都不可能全是贤能之人。循名质实就是要对选拔出来的官吏进行管理，严格考核，反对图慕虚名、名实不符。

根据考核结果，依据能力大小分配权力与责任。（二）反腐倡廉的制度建设。

我国历史上反腐倡廉思想主要形成于先秦时期，秦汉以后这些思想逐渐丰富，并随着中央集权官僚制度的建立而向制度层面转化，构成制度设计的深层次文化背景。将廉政道德诉求由思想文化向制度的转化，是反腐倡廉的历史性进步。

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在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与人民群众的共同作用下，构建出颇具特色，而又较为严密、系统的我国历史上反腐倡廉体制机制。自秦及清，虽然有一朝一姓的兴亡变革，但这种体制的基本精神没有变化。

从官吏选拔任用上看，以察举、九品中正、科举为代表的选拔制度确立并完善，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用人中的散漫与唯亲；用人必须德才并重，以德为先的历史经验，被贯彻到实际选拔制度中；基层经历在任职中受到重视，舆论评价也影响到被选拔者的政治命运；选人不再是个人的随意好恶，选举不实要承担法律连带责任。选拔与任用的分离，显示出用人上的慎重；任用中的避籍、避亲、避近原则，一定程度上防止了亲属、同乡、同僚对政务的干扰。

从官吏管理上看，秦汉以后，部门考课、中央对地方考课制度化。专门的考课机构和条例形成。

考课的具体细密是历代显著特点。考核的结果与官吏的奖惩有直接关系。

加强考课是我国历史上整顿吏治的有效方式之一。道德考课与。

3.看中国古代如何反腐败

编排上更加注重历史延续性。本书将腐败与反腐败作为政治历史发展过程中相伴随的一种政治现象，探讨其产生的根源、政府的对策以及历代名家对腐败与反腐败问题的深刻思考。全书各篇分别从时代特点、腐败表现形式、监察与法律制度、反腐败思想、廉政文化建设等几个方面对每个朝代的相关问题作了深入研究。因此，本书对于我们今天借鉴历史上的反腐败经验有积极意义——反腐败是关系到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问题。

在历朝历代廉政文化上浓墨重彩。书中除了论述我国历史上各个王朝腐败的表现和原因，导致王朝灭亡与腐败间的关系，还探讨了古代的廉政文化。法家代表人物管子认为：“国有四维，即礼、义、廉、耻。”他还说：“欲民之有廉，则小廉不可不修也。小廉不修于国，而求百姓之行大廉，不可得也。”反腐败不仅是我国历史上统治者谋求长治久安的需要，也是广大人民群众对丑恶的腐败现象深恶痛绝的必然要求。

对监察制度的历史发展进行了详尽的阐释与评价。这一部分也是本书最为出彩之处。通览全书，各章所考察论证的问题范围广泛、内容丰富，除了各时期腐败产生的时代特点、腐败现象的主要表现之外，比较突出的内容就在于对历代朝廷防治腐败的措施，即选官制度与监察制度的论述。我国历史上的官吏选拔自战国后大致经历了察举制、九品中正制、科举制等方式。从反腐倡廉角度看，中国历史积累了丰富的政治制度经验。诸如，先秦时期运用法制惩治腐败以及监察制度的萌芽，秦汉时期制度建设中包括对官吏的法律监督、官吏违法的惩处制度等；隋唐时期法律观念下反腐败的法规与法律体系、监察体系，以及相关制度包括日常行政监督、专职监察机构、御史台、巡察制等；明清时期惩治腐败的律法准绳包括律例对腐败的威慑、监察法规与职官考绩，以及遏制腐败的监察机制等。

而监察制度与我国国家政权的不断集中统一形成相伴随。秦汉初期最高行政长官之一的御史大夫为副丞相，有牵制丞相、监察百官的职责。其属官御史中丞、侍御史为监察官。地方行政机构中有与行政官并列的监察官。自汉武帝开始，朝廷设立司隶校尉监察中央机构，设御史中丞统领刺史，分十三个部监察郡，郡设督邮监察县，县设廷掾监察乡，形成了立体监察机制。曹魏时期出现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监察法规《六条察吏》。魏晋南北朝时期，御史台是唯一的国家监察机构。这一时期的监察特点是既察为政政绩，又察官吏品行道德，奖惩并重。明清两代以都察院和六科为中央监察机构，统称“科道”，地方上以省为道派出监察御史和按察使，“大事奏裁，小事立断”。

4.十八大以来我国反腐取得哪些成就

成就一：高层亲自推动。

成就二：密集出拳①查办②约谈③巡视④清退会员卡⑤网络举报监督专区。十八大以来，中纪委频频出手，打出一套查办、约谈、巡视、清退会员卡等环环相扣的密集组合拳，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成就三：群众参与，形成反腐的人民战争。网络反腐成效显著。

情妇反腐成为利器。实名举报不断涌现。

中国新闻网拓展资料：反腐倡廉，亦称“惩腐倡廉”。即反对腐败，倡导廉政。

政治伦理学术语，属政治道德范畴。廉政建设的基本内容。

思想道德建设的集中体现。要廉政就必须反腐，而反腐才能廉政，古今中西概莫能外。

中国共产党历来坚持“反腐倡廉”，尤其在经济体制转换的改革开放的时期，更是把“反腐倡廉”作为党风廉政建设的行动纲领。 2014年12月19日，由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商务印书馆等主办的“汉语盘点2014”年度字词今揭晓， “反腐”列年度国内词。

5.有关于“廉洁”的历史故事吗

1，《后汉书》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春秋时期，有位贤人，名曰子罕。

他官至辅政，却异常清廉。国中有人得了一块硕大而明亮的美玉献于他，他却拒而不收。

献者曰：“此乃珍品，价值连城啊！”子罕答曰：“你以玉为宝，我以不贪为宝，我们还是各安其宝，否则我们两人的宝都失去了！”“不贪为宝”，这是多么精辟而又令人深思的话语！ 2，公仪休嗜鱼公仪休喜欢吃鱼，有人就送鱼给他，他拒而不受。送鱼的人说："听说你喜欢吃鱼，为什么不肯接受我送的鱼呢？"公仪休说："正因为我喜欢吃鱼，所以更不能接受你的鱼！我现在做宰相，买得起鱼，自己可以买来吃，如果我因为接受了你送的鱼而被免去宰相之职，我自己从此就买不起鱼了，你难道还会再给我送鱼吗？这样一来，我还能再吃得到鱼吗？因此，我是决不能接受你送的鱼的。

6.清正廉洁故事,急

毛泽东清正廉洁的故事腐败，既是革命的死敌，更是社会主义的死敌。

毛泽东生前，高度重视反腐倡廉，取得了许多可歌可泣、彪炳史册的成功经验。清正廉洁率先垂范打铁先须自身硬。

只有自身清正廉洁者，才能自觉而坚决地反腐败。大量事实说明，在清正廉洁与反腐败斗争上，毛泽东有超人之勇气，真乃古今之罕见，全党之表率！在旧社会，当官者，一般都是为了个人发财，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过着骄奢淫逸之腐朽生活。

即使有清官，也是凤毛麟角、寥若晨星。毛泽东的一生，大部为官。

但他当官，从来不见为了个人发财，而是报国为民、甘作公仆。其清正廉洁，有口皆碑。

早在井冈山时期，身为井冈山最高领导者的毛泽东，就毅然废除中国数千年旧军队官兵不平等的腐败恶习，在红军中带头实行官兵一致。瑞金时期，身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的毛泽东，个儿又高饭量又大，但他的粮食定量只及普通战士的3/4。

长征道上过草地时，辣椒是个宝。警卫员设法为酷爱吃辣子的毛泽东多领了20个红辣椒，被毛泽东严令其如数退回。

警卫员不以为然，毛泽东严肃指出："我们是红军，作为领袖怎么能搞特殊？"警卫员没法，只好照办。新中国诞生后，功高盖世的毛泽东，虽已进入人生暮年，但他依然廉洁如故，艰苦奋斗依旧，不仅吃穿还是那么省俭，而且在工作上，不分什么昼夜。

抗美援朝爆发，毛泽东带头送子参军。不幸老年丧子。

女儿上学，不准用公车接送。礼品一律交公。

对亲友从不循私。警卫人员在外面多吃多占，毛泽东用私款退赔，并就此对警卫人员开展整风，一整就是半月。

正因为毛泽东本人十分注意清正廉洁，为全党树立了表率，所以，在他当政时期，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年代，党风军风政风，都十分纯正和清廉，受到中国人民的称赞。疾恶如仇亲抓大案在反腐倡廉问题上，凡是大案、要案，他都亲自去抓，而且一抓到底。

只要是腐败分子，无论是谁。不问亲疏，他都铁面无私、严惩不贷。

在瑞金时期，毛泽东严惩了于都县一个集团贪污案。将贪污数额最大的县委军事部长等4人，公审之后，执行枪决，余者一律依法严办。

延安时期，边区贸易局副局长肖玉壁，是个劳苦功高、体无完肤、身上有80多处伤疤的老红军。为给其治病，毛泽东在供给上给他以特别关照。

但他出院之后，功高自傲，无视法纪，公然贪污大洋3000多元。案发后，毛泽东执法如山，严令枪决。

肖犯一死，形势大变，陕甘宁边区政风明显好转。红军旅长黄克功，为恋爱而杀人。

为整肃军纪，申张正义，爱将如命的毛泽东也不得不"挥泪斩马谡"。建国后，刘青山、张子善。

都是30年代入党，年轻有为，前途无量的青年领导干部。但他们经不起执政之考验，双双成了大贪污犯。

毛泽东怒不可遏，不顾劝阻，将他们公审后枪决。震动了全国，教育了全党。

建章立制以法反腐为了反腐倡廉，毛泽东还十分注重以法反腐。毛泽东一生领导、主持和亲自制定的律法规有数百件，其中有不少著名的法规，就是专为反腐倡廉而制定的。

早在井冈山时期，革命根据地尚属初创，毛泽东就制定了《井冈山反腐败训令》。在瑞金时期，毛泽东又颁发了《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26号训令。

规定：凡"贪污公款在500元以上者，处以死刑"，以下者，分等判刑。除追回赃款外、还要"没收其本人家产之全部或一部分"。

凡"挪用公款为私人营利者以贪污论罚罪"。与此同时，建立审计制度，审查稽核各级决算和财政收支，加强监督管理，促进廉政建设。

新中国诞生前，为防止共产党执政后腐败，毛泽东在著名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两个务必"的防腐方针，特为党的高级干部作了不做寿、不送礼、少敬酒、少拍掌、不以人名作地名、不把中国同志与马恩列斯并列等6条规定。建国后，为适应新形势下的反腐倡廉需要，毛泽东提议在党内设立纪律检查委员会，在政府内设立行政监察机构，还先后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惩戒违法失职公务员暂行条例》等一系列法规，全面系统地规定了贪污贿赂罪名及量刑标准等。

从而使反腐败斗争经常化、制度化和法规化。教育为本思想反腐腐败有政治腐败、组织腐败、经济腐败、司法腐败、军事腐败、生活腐败、文艺腐败、学术腐败、教育腐败、思想腐败等种种表现形式。

思想乃行动之先导，首先有思想腐败，才会有其它腐败。只有提高人的思想道德素质，在思想道德上，筑起拒腐防变的精神长城，才不会产生其它腐败。

正因为如此，所以毛泽东无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年代，均特别重视思想领域内的反腐倡廉斗争。为了从思想上反腐，毛泽东在实践上做了大量的工作。

1929年。他针对红四军中存在的许多思想，抱病主持召开了红四军第二次党代会。

会上，他不仅严肃批评了红四军中存在的一系列错误思想，而且深刻论述了它们的根源及纠正措施。对旧社会腐朽思想在红军中的影响，进行了一次荡涤污泥浊水式的大扫除，从而使中国工农红军完全变成了一支真正的无产阶级军队，因而对中国革命的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再如，毛泽东一生中领导过多次整党。

7.党风廉政建设的历史由来

中国共产党一贯重视党风建设，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等一整套优良作风。

这些作风鲜明地体现和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建国以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党风建设不仅关系着党的生死存亡，更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和命运。

因此，党风成为党的建设更加重要的问题。早在建国前夕，毛泽东同志就提出：“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由于经济利益、就业形式和生活方式的多样化，价值观念的多元化，特别是市场经济负面效应和各种剥削阶级腐朽思想的影响，党风建设问题成为更加突出的问题，正如陈云指出的那样：“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因此，党风问题必须抓紧搞，永远搞。”

党的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报告都强调要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党的十七大报告再一次指出：“优良的党风是凝聚党心民心的巨大力量。”

要“切实改进党的作风”，“以优良的党风促政风带民风。”。

8.中国最廉政的朝代

宋真宗赵恒。

宋真宗是个有作为的明君。他在位25年，治理有方，北宋的统治日益稳定，国家管理日益完善，社会经济繁荣，国家强盛，史称“咸平之治”。

他统治的时期，画家张择端用流芳百世的《清明上河图》来表达对它的千秋歌颂，法国思想家伏尔泰赞誉：中国是举世最优美、最古老、最广大、人口最多、治理最好的国家。这个伟大的时代，将北宋王朝推向中国封建社会的巅峰。

而它的缔造，得益于宋真宗卓有成效的反腐倡廉的举措。首先，宋真宗有一个传诸后世的良好的廉政理念。

他颁布了告诫百官的《文武七条》：一是清心，要平心待物，不为自己的喜怒爱憎而左右政事。二是奉公，要公平正直，自身廉洁。

三是修德，要以德服人，而不是以势压人。四是务实，不要贪图虚名。

五是明察，要勤于体察民情，不要苛税和刑罚不公正。六是勤课，要勤于政事和农桑之务。

七是革弊，要努力革除各种弊端。这《文武七条》均是廉政之举，是统治者的苦心孤诣的安排，也是老百姓们的热切期望。

其次，宋朝有一整套严谨有效的官员选拔任用制度，官员不得保举曾犯有贪污罪的官员转正。又规定，凡重要职务和接触钱财的职务，一律不允许曾犯贪污罪者担任。

宋朝官员通常定期升级，但曾犯贪污罪的官员升迁则举步维艰。第三，建立了一套监察官员的渎职惩处制度、选拔的标准和职务回避制度。

宋朝对具有纪委职责的监察官员有着严格的规定，甚至监察官违反出巡制度都要遭受处罚。还特别规定了监察官失察、自身贪暴受惩处的制度。

对于失察的监察官，宋真宗实行严厉的处罚。因为这些廉政举措，宋真宗和他的后来者们创造了一个政治清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双丰收的宋王朝。

名传后世的清官包拯就是产生在宋真宗统治的时代，这也从一个侧面表现了宋真宗廉政建设的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