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新电影的历史文化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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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新电影的历史文化经验

什么叫人文气息

有学者研究指出,新电影之成立有三个方面的理由:一是对形式有着前所未有的自觉,二是新电影改变生产工具,采用非职业演员,三是有着不同以往的戏剧概念,疏离或淡化情节冲突,表演生活化。

(2)这三点确是新电影重要标志,但将其视作前所未有的创新却是言过其实。 新电影前的李行、白景瑞等老一代导演在写实风格叙事手法上都有独到的成就。

新电影之"新",形式是一个方面,而最本质的恐怕还是其内在的人文精神。 新电影创作者成长于战后台湾政治、经济、社会变动最急剧的三十年,与上一代最大的不同在于,他们彻底改变了台湾电影长期以来的泛政治和逃避现实再或是庸俗化倾向,全面吸收台湾现代文学和乡土文学的成果,坚持纯正艺术信念以及关心现实人生的人文视野,为台湾由传统农业社会走向现代化发展过程,作反省性的记录。

新电影中的台湾经验--台湾复杂的历史形成这个地域复杂的文化特征。"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台湾脱离日本统治五十年"、"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大陆易守,国民政府迁台,定临时首都于台北",这是《悲情城市》首尾的两段字幕。

"日本统治五十年""国民政府迁台"是深刻影响到台湾社会深层心理的历史事件,也是新电影作者成长的氛围,而"临时"则是台湾一代移民的特殊心态。《童年往事》里迁台一家人以为台湾只是临时寄居的地方,只买竹制家具、奶奶永远以为走过一个桥就可以到她日夜思念的老家。

《香蕉天堂》里的两个主角因时代因素必须不断更换假名,导致身份错乱,产生自我认同的危机。《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这部描写失败的少年恋情的影片里,小四的母亲因为迁台没带学历证明只能做代课老师,外省人一面要割裂过去的大陆生活,忍受孤独的处境,一面要承担现实的无奈,在政治高压下苦闷地挣扎。

台湾人/外省人、外省人/外省第二代,构成台湾特殊的历史悲情,特殊的历史文化心理。 "台湾经验"是相对于第一代大陆移民导演而言,这一代移民导演在电影中寄予深厚的大陆记忆,在台湾地理背景之上追寻失去的大陆经验,基本上回避了对社会变迁真相的描述和思考,把影像建立在虚构的空间和模糊的地理环境上,对生存的现实社会、对时代的反映近于空白,一方面是由于政治空气,另一方面也是一代人流离生活、没有归属感的体现。

新电影导演第一次把关注的目光投向台湾地域的特定文化经验,这群成长于战后台湾的新生代对上一代反攻大陆的使命缺乏认同,他们冷视五十年代的反共教条,反思六十年代的西化思潮,在现实环境中思索"大陆/台湾","本土/西化"种种政治社会问题,追寻自我身份的界定,正面台湾社会的历史发展轨迹。 新电影与文学--文学内涵是新电影的一个重要方面。

根据卢非易的研究界定,有资格称为新电影的仅有五十八部作品,其中二十八部根据小说改编,主要来自现代主义文学和乡土文学。非改编电影也大都由新小说作家编剧,如侯孝贤、朱天文、杨德昌、吴念真的经典编导组合,完成了新电影多部扛鼎之作。

台湾新电影兴起之初,其精神气质和七十年代的乡土文学最为接近。侯孝贤早期电影深得乡土派神韵,现实人生融入绿色的田野、宁静的村庄和广阔的大自然之间。

乡土派的作品题材,大多是描写五、六十年代,台湾由农业社会向工商社会转变时期的农村和都市生活,表现物质文明发展和传统文化之间的冲突,这也正是新电影反复讲述的题材。 新电影承袭着乡土小说的精神,对现实比较敏感,关心、尊重人民和土地,用心探索环境的问题。

《稻草人》叙述日据时代农村的荒谬处境,以近似黄春明和王祯和的悲悯诙谐态度,为小人物受到的伤害申言。台湾在经济发展上依靠美国、日本资金,社会中普遍存在崇美崇日的心理。

台湾作家看到唤醒民族意识的重要性,创作出批判美日等外国经济和文化对台湾支配性影响的作品。黄春明的《儿子的大玩偶》、《我爱玛莉》、《莎哟娜拉。

再见》都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作品,这几部小说先后被改编成电影。新电影对现实的批判态度、对底层劳动者的关怀和同情,与乡土文学一脉相承。

"成长历程"是新电影最为热衷的题材,战后台湾社会充满压抑,这种压抑不仅来自政治体系、也来自传统家庭、教育机构、道德信念等,新电影创作者一旦获得自由表达的机会,便将目光投注到过往的成长记忆,从个人经历去追索一整个时代的气息,从而得到一份对现实和历史发展轨迹的清醒认识。 女性问题也是新电影创作者关注的另一大题材,由李昂小说改编的《杀夫》、现代派作家白先勇小说改编的《玉卿嫂》,张毅改编自小说的《我这样过了一生》、《油麻菜籽》等,从女性角度探讨女性的欲望、女人一生的变化、女性与男权体系的关系、女性/家庭/爱情等等,这些电影还称不上女性电影,但关注是一个前提,对女性处境的反省正是新电影现代精神的体现。

长镜头美学-- 台湾新电影的精神内核承续了中国文人传统,而镜头语言则受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及法国新浪潮启示,坚持区别于好莱坞"梦工厂"的写实美学观。表现在镜头语言上,以固定机位长镜头为标志性特征,中远景、深焦镜头、自然。

台湾新电影运动的特征

台湾新电影运动是指1982—1986年, 一些中青年导演互相支持, 拍摄了一批在内容和形式上与当时台湾的主流电影不同的影片, 形成了某种革新的气象, 并一度在影评人和部分观众中受到肯定, 推动了台湾电影在一定范围内逐渐与旧的制作理念、 旧的生产模式、 旧的题材与类型旧的电影语言等分道扬镳, 从而加快了台湾电影的现代化进程的一次革新运动。

一、台湾新电影运动的经过1982年8月,陶德辰、 杨德昌、 柯一正和张毅执导的剧情片《光阴的故事》 在台湾全省联映, 标志着台湾新电影的滥觞。除了张艾嘉,《光阴的故事》 没有起用大明星,是一部低成本电影。

该片的宣传计划 “决定走极端, 用很前卫的海报设计来吸引观众”,并标榜为“中华民国二十年来第一部公开上映之艺术电影”。结果,这样的营销策略奏效了, 《光阴的故事》取得了不俗的票房成绩,在评论界也颇受赞扬。

这令中影公司和不少独立制片公司对年轻导演信心大增,纷纷起用新人来执导影片, 推出了 《小毕的故事》 (1983)和《海滩的一天》 (1983)等片。 《小毕的故事》由朱天文、侯孝贤等编剧,陈坤厚执导,是纯粹的个体成长记忆, 延续了李行电影对于中国式的人伦情感的表现,公映后, 在台北创造了久已未见的高票房, 并获金马奖最佳剧情片和最佳导演奖、 西班牙希洪国际影展最佳影片奖。

1983年, 新电影中还有几部作品颇有影响, 即 《儿子的大玩偶》、 《搭错车》 和 《风柜来的人》。 《儿子的大玩偶》是根据台湾作家黄春明的三个短篇小说改编的三段集锦式故事片,由侯孝贤、 曾壮祥和万仁分别执导一段。

其中万仁执导的《苹果的滋味》 部分, 写贫穷的中国人阿发被美国上校格雷的小轿车撞断了双腿, 格雷给了阿发一大笔美元作为赔偿, 并承诺将资助阿发的女儿去美国读书。 片中,台湾的警察竟说阿发“运气好,撞到格雷上校的车” ;阿发的工头也对阿发羡慕不已, 笑说他是为了得到一大笔美元而故意去撞格雷的小轿车的;阿发在接受赔偿金时, 连声对格雷说: “谢谢!谢谢!对不起!对不起!” 这里, 肇事者与受害人的关系变成了施舍者与受惠者的关系, 令人啼笑皆非, 也让人深思台湾与美国之间的畸形关系。

众所周知,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 美国开始每年经济援助台湾2000万美元。 “美援”对台湾经济起到了推动作用,但同时也控制了台湾的经济命脉, 使台湾对美国产生了很强的依赖。

《苹果的滋味》细腻而深刻地展示了当时台湾人的崇美心理。《儿子的大玩偶》拍完后,影评人协会有人匿名发黑函给有关单位, 致使中影公司畏事而自行剪去了 《苹果的滋味》中在美国国旗下躺着的被撞伤的中国人 (阿发) 的特写, 以及阿发吃苹果时的表情等镜头。

此事经记者揭发,在媒体引起轩然大波, 焦雄屏等人纷纷发表文章, 支持 《儿子的大玩偶》,指责当局有关部门和影评人协会。这就是轰动一时的“削苹果事件”。

该事件使一直对国片不太关心的台湾知识分子和大专学生反过来关心和支持国片了结果, 该片卖座超出预期, 同时更吸引了文化界与舆论的一致注目, 并被影评协会选为年度台湾十大名片之首。 长期以来, 由于港片压境、 录像带泛滥以及滥制滥拍所造成的窒闷与堕落的气氛似乎一扫而空。

有评论认为, 该片 “受到肯定,其实也正反映 (台湾) 舆论对过去文人电影的怀(1)念,并肯定新电影企图追溯文人主义传统的企图。”1983年是新电影的一个高潮, 也是新电影在商业上最风光的一年。

一方面, 公营和民营电影公司都大量采用新导演来拍片;另一方面, 《小毕的故事》、 《看海的日子》、搭错车》、 《海滩的一天》和《儿子的大玩偶》全部成为票房的优胜者。 《搭错车》还在金马奖中获11项提名,创下金马奖提名的空前纪录。

1984年,新电影的影响开始辐射到岛外。是年3月,香港艺术中心与香港《电影双周刊》 主办了一个 “台湾新电影选”的活动,展映了7部新电影作品,反响热烈。

欧美影评人和国际影展也开始重视新电影, 纷纷赴台了解新电影的发展情况, 并邀请台湾电影参加国际影展。 在台湾岛内, 新的独立制片公司纷纷成立, 且仍热衷于请新人执导影片。

受新电影的影响, 一些资深导演也尝试着以比较写实的风格来拍片。这使新电影一度有望与主流电影合流。

可惜新电影在1984年卖座惨淡。 侯孝贤的《冬冬的假期》 虽获法国南特三大洲电影节最佳影片奖, 但在台湾票房惨败。

柯一正的《我爱玛莉》也并不卖座。张毅的《玉卿嫂》拍摄过程一波三折,令片商对新导演望而却步。

1985年, 新电影仍有作品问世。 但随着绝大多数新电影票房的惨败,舆论界对新电影支持的热情也逐渐冷却。

1985年8月29日, 《民生报》 发表 《请不要 ‘玩完’ 国片!》一文, 说海外年轻观众认为 《玉卿嫂》 是 “孤芳自赏”, “慢吞吞”、 “闷煞人”, “叫好不叫座”, “要退票”。该文批评新电影远离观众, 导致市场萎缩;进而要求台湾电影界和电影主管当局反省,否则, “岂不是把台湾的电影 ‘玩完’了?” 该文立刻引发了关于新电影的一场论战, 论题主要是 “艺术与商业的矛盾”。

这场论战被称为 “玉。

台湾历史文化

台湾的历史至少可上溯至7000年前。 7000年前起,到大约400年前,南岛语系原住民的祖先先后陆续的漂流到台湾来,成为目前所知台湾最早的居民。 16世纪的大航海时代,西洋人航行到远东地区进行殖民、贸易活动,台湾由于位于东亚陆域与海域交点,同时也是东北亚海域与东南亚海域交会之处,遂成为当时在东亚海域活动的东、西方各势力的交集点。 17世纪前期,荷兰人入侵安平 ( 今台南 ) ,建立据点,开始在台湾进行传教、贸易及各项殖民活动,并招募大陆沿海地区的汉人来台垦殖,开启台湾多族群历史的开端。其后,在短暂的郑氏政权时期及清朝统治的两百多年间,汉人移民逐渐增加,在台湾形成汉人社会。所以台湾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19世纪末在帝国主义向外扩张的浪潮下,台湾成为日本殖民地。1945年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殖民统治结束。

现在的台湾,拥有优质的公共建设、便利的运输系统及完善的通讯服务,为亚太地区首屈一指的先进地区。

初到台湾的你,一定会为这眼前的一切感到惊艳不已,因为丰富多元的历史背景,造就了多彩多姿的台湾文化。台湾发展的过程中包括了原住民、早期中国大陆闽南、 客家移民、荷兰人、西班牙人、日本人和近期的中国大陆移民,而此地人民甚为注重传统文化的保存,也逐渐发展出新的文化,同时,在台湾你可以看到原住民、本土以及中国文化,也可以看到荷兰、日本殖民者所留下的历史遗迹。

中华文化

台湾是中国传统文化与艺术的中心之一,除了台北故宫博物院完整保存了中国历代文物之外,也可以从以下各个面向窥探:

寺庙与建筑

台湾的传统建筑,是民间艺术的总汇,装饰特别精美,举凡彩画、书法、木雕、石雕、泥塑、陶瓷、剪黏等都是构成建筑的要素,从中能深刻的洞悉丰富内涵的台湾文化。此外,除了可在台湾看到由早期中国大陆闽南、客家移民所承袭的中国传统建筑外 ( 如:板桥林家花园 ) ,中国的庙宇建筑也是随处可见,其中鹿港的龙山寺、天后宫以及北港朝天宫等,都是台湾最知名且历史悠久的寺庙,具有崇高的艺术价值。

民俗文化与艺术

台湾重要的岁时节令包括春节、元宵节、端午节、七夕、中元节……等;而松柏岭玄天上帝祭典、大甲妈祖进香、北港妈祖出巡、台北迎城隍、东港王船祭、二结王公过火及原住民祭典……等也是台湾本土重要的民俗活动。另外,台湾除了传承中国传统的戏曲艺术之外,也发展出属于台湾本土特有的歌仔戏与布袋戏,歌仔戏是结合台湾各种地方戏曲小调、音乐为一体的表演艺术;布袋戏近来更结合声光特效,广受年轻人喜爱。

台湾的电影与表演团体,近年来也逐渐在国际舞台上崭露头角,再次展现出中国传统与台湾本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原住民文化

丰年祭、祖灵祭、狩猎祭、图腾、蛇纹…,台湾原住民神秘的文化色彩,为台湾文化加注了不同的生命力。台湾的原住民族属于南岛语系,是南岛语族分布的最北端, 在人种上属马来人。台湾原住民目前多定居于山区,计有:赛夏族、泰雅族、阿美族、布农族、卑南族、鲁凯族、排湾族、雅美族、曹族、邵族 、噶玛兰、太鲁阁族 12 族 ,有各自的语 言、风俗习惯和部落结构,不过目前正面临同化与文化保存的问题。其中,台湾外岛兰屿的雅美族,由于地理上的隔绝,是最晚与汉人接触的一支,因而保存了最完整的原住民文化。

殖民影响

你可以在台湾的许多角落,看到过去殖民时代的影子。淡水的红毛城,是荷兰人与葡萄牙人占领台湾的遗址;台北人声鼎沸的迪化街、桃园大溪、台南新化等地,可见日据时代所遗留下来的巴洛克建筑,现在台北的许多日据时代的重要建筑,例如:台北西区的总统府、行政院、旧台大医院…等,都加了夜间照明以展现其古典婉约,成了点缀台北夜空的装饰,让台湾少了历史悲情,多了份艺术人文的浪漫风情。

这就是台湾,一场文化飨宴。浪漫、传奇、庄严、趣味……你都可以在这里找到。

求推荐和台湾历史,文化相关的电影,可以当作论文题材写的

电影也称映画。

是由活动照相术和幻灯放映术结合发展起来的一种现代科技与艺术。是一门可以容纳文学戏剧、摄影、绘画、音乐、舞蹈、文字、雕塑、形像、建筑等多种艺术的综合艺术,但它又具有独自的艺术特征。

电影在艺术表现力上不但具有其它各种艺术的特征,又因可以运用蒙太奇这种艺术性极强的电影组接技巧,具有超越其它一切艺术的表现手段,而且可以大量复制放映,也可以通过电影传播一些社会娱论,一些社会不良现象。也可以让我们学习知识,学习历史文化。

电影也是一种信息传播方式,通过观赏电影,可以了解相关历史、风土人情或者有关知识。

台湾的文化特点

台湾文化由于台湾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多种族群组成以及不同时代背景而有多面向的呈现,以汉文化为主,同时兼具有最早的南岛文化,以及后来的日本、欧美文化等的特色。

依族群来台时间,可大致分为:原住民文化、河洛文化、客家文化、外省族群文化、南洋移民文化。 依时代背景,可大致分为:史前文化、荷西殖民文化、明清闽南移民文化、日本殖民文化、大陆移民(1949年移民)文化等等。

史前文化 旧石器时代:台湾东部与恒春半岛的长滨文化与西海岸中北部的网形文化。 新石器时代: 早期:大坌坑文化 中期: 北部:圆山文化、芝山岩文化、讯塘埔文化 中部:牛骂头文化 南部:牛稠子文化 东部:绳纹红陶文化 晚期: 北部:植物园文化 中部:营埔文化 南部:大湖文化、凤鼻头文化 东部:卑南文化、麒麟文化、花冈山文化 金属器时代: 北部:十三行文化 中部:番仔园文化、崁顶文化、大丘园文化 南部:茑松文化、龟山文化 东部:北叶文化、静浦文化 原住民文化 主条目:台湾原住民 台湾的原住民族属于南岛民族,目前约四十多万人。

依据人类学者的研究分析,原住民的屋架建筑、火垦、吃槟榔、纹面、皮衣制作、轮舞等文化习俗,都与传统的南岛文化相近。过去大多数的原住民都是以传统游耕及狩猎为主要的生产方式,近年来靠近平地的原住民则与汉人的生活方式接近,但是部落组织的维系仍然保留着。

布农族具有父系氏族制度;阿美族则属于母系制度,部落的头目拥有重要的权威与责任;鲁凯族与排湾族则有贵族制度、双系制度等。 原住民重视祖灵信仰,相信祖灵居住在山上,并且会保护族人收获丰盛。

几乎各个原住民族都有丰年祭,各族也有自己独特的祭典,例如布农族的射耳祭(以箭射兽耳祷求猎获丰收)与小米祭;赛夏族每二年举办一次矮灵祭,达悟族的飞鱼祭,排湾族人的五年祭。此外,卑南族重要的祭仪有海祭、男性的猴祭及女性的锄草祭等。

南邹族相信祖灵依附在收藏的贝珠中,因而有子贝祭;邹族则有战祭、收获祭。 另外原住民的音乐和工艺也具有相当特色。

鲁凯族的陶壶及琉璃珠制作、雕刻艺术,布农族的皮衣制作技巧、邹族的揉皮技术。布农族的多音部合唱、阿美族的无半音五声音阶则是其音乐特色。

客家文化 主条目:客家 客家族群强调的文化,是以刻苦耐劳、坚韧刚强、开拓创业、团结奋进的“硬颈”精神而著称的。客家族群从中原迁徙往南发展并保持了强大凝聚力,在语言、风俗、习惯、文学艺术等方面,都留存著丰富的中原古风,守礼重义、好学问、讲伦理的风气,是客家民系的特质。

客家人自迁台之后,形成的客家庄,是强而有力的家庭组织,在昔时农业社会中,维持了稳定的生活方式,不但谋求经济上的自给自足,也是对外共同抵御及扶养老弱孤寡的依据。 在建筑上,台湾客家有“宗祠”、“公厅”等客家特殊建筑类型。

在建筑材料运用上都是因地制宜,用泥土、火砖、木、竹,都以在地资源优先考量。在建筑色彩上吸收了闽南“红砖红瓦”的风格而非“白墙乌瓦”。

在空间格局的设计上坚持着公厅的家族性公共空间的规矩,另一方面也因地制宜形成在地化客家建筑风格。例如著名的新竹县北埔天水堂姜屋、屏东县佳冬萧屋、六堆伙房与美浓烟楼等等客家传统建筑,都可以看到台湾客家建筑落地生根的具体轨迹。

在服装上,过去客家人有自己的日常服饰“蓝杉”,但现已成为表演的象征性穿着,近来北部地区也有“客家花布”的服装设计以及新创造的“客家杉”,期待成为新的客家服饰。 随着族群意识的觉醒,台湾在2001年成立客家委员会,并举办“台湾客家文化艺术节”、“客家桐花祭”,创设“客家电视台”,使得台湾客家文化得以充分展现。

节日文化 台湾百年前即有许多大陆闽粤移民,生活方式深受中华文化的影响,节日礼俗也与中国大陆大同小异。春节、端午节、中秋节,是台湾的三大节日,而每逢元宵节、清明节、中元节、七夕(乞巧节) 等中国传统节日,在台湾民间也有相同或带有特色的庆祝礼俗。

此外,尚有多项深具台湾特色的民俗庆典,如迎妈祖、盐水蜂炮、东港烧王船、头城抢孤等等。 日本文化的影响 主条目:台湾日治时期 日本曾经统治台湾五十年,对台湾的治理从初期的镇压逐渐转为同化,战时并经由总督府推动皇民化运动,要求台湾人说日语、穿和服、改日本姓名、废弃民间信仰等等。

这种文化移植强烈的冲击习惯于中国传统的汉人,更使得当时知识份子所组织的文化活动或集会中往往带有反抗的政治色彩。但随着统治时间的推移,不论接受与否,日本文化仍对于台湾仍有影响,除了在当时的硬件建设可以感受到外,许多层次的影响或习惯都是深入庶民文化的。

日治时期所留下的公共建筑多具有日本风格,最具代表性建筑的就是总统府;而台湾的“纵贯铁道”仍延用日式的右驾左行系统;地名方面:高雄、清水、松山也都是日治时代移植自日本本土的一些地名;而在饮食习惯与娱乐生活中所出现的日本语文常常转化为台湾话来使用,例如便当/弁当(饭盒)、刺身(生鱼片)、看板(招牌)、注文(预定)还有气持(音 kimochi,指情绪或心情)等甚至有些已经内。

历史上台湾与大陆文化交流的历史事实

台湾自古即属于中国,中国人最早发现并开发了台湾。在浩繁的中国古代典籍中,台湾被称为夷洲、流求、东鲲等,到明朝时正式的公文便开始出现“台湾”这一名称。大量的史书和文献记载了中国人民早期开发台湾的情景。

公元三世纪,三国时期吴王孙权曾派1万官兵到达“夷洲”即现今的台湾,当时吴人沈莹在《临海水土志》上就留下了世界上对台湾最早的记述。公元七世纪,隋王朝曾三次出师台湾,从那时起大陆居民也开始迁居澎湖地区,其后逐渐向台湾本岛发展。到17世纪末,从大陆来到台湾的居民超过10万之众,他们在当地从事大规模的开发建设并定居。至公元1893年(清光绪十九年)时,自大陆迁徙至台湾的居民总数达到50.7万余户,254万余人,200年间增长了25倍。迁徙台湾的大陆人民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方式,与台湾先住民共同开发台湾,繁衍生息。可以说,台湾的开拓发展,凝聚了包括当地少数民族在内的中国人民的血汗和智慧。至今,台湾社会的发展始终延续着中华文化的传统。

中国政府最早对台湾实施了有效的统治。在中国人民漫长的开发台湾过程中,中国政府逐渐加强了对台湾的行政管理,并实施了有效管辖。公元12世纪中叶,当时的宋王朝开始将行政管理权扩展至台湾地区,将澎湖划归福建泉州晋江县管辖,并派兵戍守。元、明两代在澎湖设置巡检司,负责巡逻、查缉罪犯,并兼办盐课。1662年,郑成功在台湾设“承天府”。清朝政府在统一中国后,逐步在台湾扩增行政机构,加强对台湾的治理。1684年(清康熙二十三年)设置“分巡台厦兵备道”及“台湾府”,隶属福建省。1714年(清康熙五十三年),清政府派人测绘台湾地图,丈量土地。1721年(清康熙六十年),又增设“巡视台湾监察御史”,改“分巡台厦兵备道”为“分巡台厦道”。1727年(清雍正五年),改“分巡台厦道”为“分巡台湾道”(后改为“分巡台湾兵备道”),定“台湾”为官方统一名称。1885年(清光绪十一年),清政府正式划台湾为单一行省。

1945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政府重新恢复了台湾省的行政管理机构,继续对台湾进行有效管辖。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后,按照国际法上政府继承的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理所当然地继承和行使包括台湾在内的全中国的主权。

海峡两岸中国人为保卫台湾进行了长期不懈的斗争。15世纪后期起,荷兰、西班牙等西方殖民主义者先后入侵台湾。两岸同胞为保卫祖国的宝岛、反对外国殖民者的入侵进行了各种方式的斗争。

1661年(清顺治十八年),郑成功率军进军台湾,并于次年驱逐了荷兰殖民者。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日本发动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次年日本侵略者强迫中国政府签署了《马关条约》,台湾被割让给日本。但是中国人民从来就不承认这一不平等条约。当时在北京会试的18省千余举人发起了著名的“公车上书”,反对割台;协理台湾军务的清军将领刘永福等和台湾同胞一道展开了反抗日军占领的斗争。在日本对台殖民统治初期,台湾同胞组织义军,进行武装游击战前后达7年之久。及至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的50年期间,台湾同胞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群众运动和各种斗争波澜壮阔,席卷全岛南北,60余万台湾同胞为此付出了宝贵生命。

1937年,中国人民开始了全民族的抗日战争,中国政府明确昭示中外废止《马关条约》,宣布将收复台湾、澎湖。1945年中国人民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台湾重新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同年10月25日,中国政府接受日本投降,并宣布:自即日起,台湾及澎湖列岛已正式重入中国版图,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已置于中国主权之下。

1949年以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台湾和祖国大陆处于暂时的分离状态,但这并未改变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事实。所有中国人都认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也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联合国承认的。

台湾的历史和文化(短点)

台湾是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历史上,台湾曾被西班牙、荷兰、日本先后占领过。抗日战争胜利后,台湾重归中国的版图。

1949年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台湾与祖国大陆处于分离的状态。50多年来,台湾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发生了巨大变化。

台湾岛是中国的第一大岛,位于祖国东南沿海的大陆架上。台湾扼西太平洋航道的中心,是中国与太平洋地区各国海上联系的重要交通枢纽。

封建社会兴盛起来后,中原的王朝与台湾之间有着许多来往。中国人发明的造纸术,极大推动了人类文化的传播,当然也记下了中华儿女共同开拓台湾、建设台湾、保卫台湾的辛勤和牺牲,也记下两岸来往的史实。

第一次远征台湾发生在公元230年。三国时期吴国君主孙权派遣将军卫温、诸葛直率水军一万到达被他们称为“夷洲”的台湾,这是历史上有书为证的中国王朝第一次与台湾的联系。

他们的台湾之行历时一年,最后因为疾病流行,水土不服,官兵死伤十之八九,最后则带着数千名台湾居民回到大陆。事实上,这类军事远征并非是杀人越货,而是封建王朝确立和巩固统治范围的常用手段。

带回来的台湾人,介绍了许多台湾的情况。几十年后,吴国临海郡太守沈莹根据从台湾返回的吴国官兵和带来的台湾居民介绍的情况,在公元264至280年间写下《临海水土志》(见《太平御览》第780卷 )一书。

他称这片海上的土地是“夷州在临海东南,去郡二千里,土地无雪霜,草木不死,四面是山,众山夷所居。山顶有越王射的正白,乃是石也。

此夷各号为王,分划土地人民,各自别异。”“土地饶沃,既生五谷,又多鱼肉。”

还介绍了当地的物产、人民、风情、工具、古迹等,其中的“山顶有越王射的正白,乃是石也”,则证明了在春秋战国时期,台湾为越国的版图。 书中地描述让人们对当时的台湾有了形象的认识:夷州在临海郡东南2000里,当地气候炎热,没有霜雪,草木四季常青,四面是山,土地肥沃,种植五谷,多产鱼肉,纺织细布,冶炼铜铁。

居民为在高炎热气候中保存食物,把鱼肉卤在在大陶罐中,不仅自己当作佳肴,还用来招待客人。男女婚嫁乃由父母决定,女孩子出嫁后都要打掉上面的门牙。

居民分为不同部落,各有自己的土地和首领。首领召集民众时,用木棍敲击中间掏空的木头,声音可传四、五里远,居民听见后纷纷赶来。

打仗时将敌人的头砍下来,挂在院中的大木杵上,几年都不摘下来,以彰显自己的战功。 这是世界上第一次较为完整记载台湾风情的文字,中原人对台湾有了肯定、明确的认识。

到隋代,隋炀帝在大业3年(607年)先后派出羽骑尉朱宽、海师何蛮等人两次前往当时被称为“流求”的台湾,因语言不通,第一次带回一名台湾人,第二次带回一些布甲。大业6年(610年),隋炀帝又派出武贲郎将陈棱及朝请大夫张镇州率兵万余人,从广东义安(潮州)起航,前往台湾,当地人以为这是中原的商船,这说明当时大陆商人经常前往经商,也说明台湾人已经熟悉经商贸易。

只是陈棱与当地酋长谈判不顺利,刀枪相向,并带了数千名当地居民返回大陆。在台湾中部地区的彰化市,有一条街名叫“陈棱街”,它就是为了纪念这位隋朝将领的。

经过三国到隋唐的长时期的演变,闽粤一带向台湾的移民也逐渐增加,到宋代时已经出现较多的往来和经济活动,为便于管理,开始在台澎地区设立管理机构,澎湖已列入福建晋江县版图,这在台湾开发史上是第一次。台澎地区正式纳入宋代版图,尽管在后来的千年中,朝代更迭,皇者变换,但是台湾归属从来没有改变过。

中华少数民族第一次控制中原的是元朝。元朝控制中原地区后,按照惯例需要进军没有到达过的疆土,故于至元28年(1291年)10月,派出海船副万户杨祥为宣抚使,与礼部员外郎吴志斗和兵部员外郎阮鉴率兵6000余人进军台湾。

由于语言不通和航海知识不足,无功而返。到公元1335年,元朝正式在澎湖设立“巡检司”。

巡检司,级别不高,属九品。“职巡逻,专捕获”,捕捉罪犯,兼办盐课,但这是中央政府派驻台澎地区的第一个行政执法机构。

自此以后,中央王朝开始派员管理台澎地区。 元朝有一位旅行家,名叫汪大渊,他到过许多地方游历,在至正年间搭商船到台湾和澎湖,后写出《岛夷志略》。

书中说台湾:“地势盘穹,林木合抱,土润田沃,宜稼穑。气候渐暖,地产沙金,黍子、硫磺、黄腊、鹿豹……海外诸国,盖始于此。”

从人们可以到台湾旅行及两岸商业活动中,可以看出当时台湾和大陆的来往已经很多,已经成为互补性的经济活动和日常性的社会往来。 明朝的海禁政策,导致东南沿海海盗盛行,为保卫沿海地区不受海盗侵扰,明朝朝廷在基隆、淡水二港派驻军队,防止海盗利用台澎地区作为搔扰东南沿海的基地,这是中央政府第一次在岛内驻扎军队,保卫海防。

高雄凤山有特产“三宝姜”,就是明代郑和下西洋到达台湾时留下的,这是中原到达台湾的第一支大规模的商队。为保卫台湾,在以后的岁月中,先后出现了郑成功收复台湾、康熙皇帝统一台湾等重大军事活动。

1683年,清政府统一台湾后,在台湾本土内正式设立台湾府,下辖台湾、凤山、诸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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